幼年时就成了孤儿，14岁被舅舅卖给了妓院作歌妓，17岁时被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赎出，纳为小妾。热爱艺术的她，于1918年以素描第一名、色彩高分的成绩考进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朱屺瞻、王济远学画。1921年毕业后，又考取安徽省公费津贴留法的资格，成为里昂中法大学的第一批学生，但她到法国一个月后，就投考国立美术专门学校，两年后成为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油画班的插班生，与徐悲鸿同学。1925年她以毕业第一名的成绩获取罗马奖学金，得以到意大利深造，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油画和雕塑。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质奖，打破了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记录。
潘玉良是民初女性接受新美术教育成为画家的极少数例子。她一生作油画、水墨画、版画、雕塑、素描、速写多达4000多件，巴黎市政府收藏有她的作品，其中数件经常陈列于塞努希博物馆。她的作品，以色彩丰富、明亮见长，女性裸体始终是她的创作主题。
蚌是历经沙粒的打磨，才成为圆润的珍珠；优秀的女人则是历经“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难，才愈发显得光彩照人起来。潘玉良也不例外，关于她的出身是这样的：1岁时丧父，2岁时姐姐死了。一下子失去两位至亲，玉良的妈妈无论怎样都难以承受，夜夜哭时时念，到了玉良8岁时唯一与之相依为命的母亲也不幸郁郁离开了人世。失去了生存支柱，孤苦伶仃的她，被舅舅收养。在舅舅家眨眼过了6年，女孩子到了14岁是最招人注目的时候，俗称剖瓜时节。此时的潘玉良明眸皓齿粉面含春，似蓓蕾一朵，令人见了都想注目一番。这时，穷怕了的舅舅起了歹心，偷偷哄着将她卖给了芜湖县城的怡春院，当了雏妓。在妓院3年之中，她因拒绝接客，逃跑10次，毁容上吊过数回，幸亏遇到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多次相救，并且替她赎身，她才跳出火坑。
17岁那年，潘玉良遇到了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男人——潘赞化。经过怡春院3年的技艺调养，潘玉良已成为这里响当当的头牌。海关监督潘赞化来芜湖上任，当地政府及工商各界同仁为减免有关费用而举行盛宴，为新任监督接风洗尘，商会会长特意让潘玉良献上弦歌助兴。第一次给这么大的人物以曲助兴，她还真是有些慌乱，经过深深的吐气之后，才回到状态里。只见她抚好旗袍坐定，纤手轻拨琵琶，朱唇慢启，一曲珠圆玉润的《卜算子》古调就在怡春院的金粉大厅内婉转回荡开来了：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这悲悲切切的曲，一声声，一字字，唱的是南宋天台营妓严蕊也是她自己。弦歌落定，潘赞化即动了恻隐之心。商会会长看得真切，当即附耳说道：“玉良姑娘只卖艺不卖身，现在还是个雏呢。”潘赞化当然明白这话的意思，但是他装作无所谓地只是“哦”了一声。
夜幕四合，潘赞化准备睡下，仆人来报：“大人，有个商会会长送来的漂亮姑娘求见。”漂亮姑娘？会长？潘赞化马上明白了会长的意图，有心见上一面，但是想到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当即回绝道：“我睡了，叫她回去！”话刚出口，又觉得不妥，赶着补充道：“你告诉她，明天上午如有空，请她陪我看芜湖风景。
”此时，潘赞化心里已明白了会长送来的姑娘，一定是白天弹琵琶唱曲的那个文静雅致的姑娘，他心里喜欢，但尚未做非分之想。
这边，潘玉良回到怡春院，就劈头盖脸挨了一顿骂。她关上房门，委屈就和着泪意涌了上来，她在想，如果自己不是商会会长那钓鱼上钩的饵，那该多好。
那一晚，她睡得颇不踏实，第二天，她起了个大早，梳洗打扮停当，奉命陪潘赞化出游了。她像个木头人一样，只知道跟在潘赞化的身后，亦步亦趋，根本不能胜任导游的角色。然而潘赞化没有因此轻看她，也没有把她只当做一个伴游的烟花女子。他是个知识渊博的人，对芜湖的风景名胜并不陌生，反而耐心地给她讲述风景名胜的历史和典故。潘赞化讲故事的时候，声音平缓，那一刻，玉良听得真切，几乎忘了自己身份的低微，更忘了世人的冷眼和歧视，她感到潘赞化有学识，平易近人，遂产生了爱慕之心。待夜幕降临时，潘赞化吩咐车夫：“送张姑娘回去！”潘玉良突然双膝跪地恳求道：“大人，求求您，留下我吧！”泪水盈盈，全身微颤，死死跪着不起，潘赞化遂弯腰牵了玉良的双手，玉良执著不起，紧紧握着潘赞化的手，还就势把脸乖巧地趴在他手上。潘赞化问她为什么要这样？
玉良鼓足勇气说：“他们把我当鱼食，想钓你潘大人上钩，一旦你喜欢上我，就找你讨价还价，给他们货物过关行方便，否则就以你狎妓不务关务，败坏你的名声！你若赶我回去，他们就说我无能，找流氓来糟蹋我，我知道大人是正派人，留下我对你不利，但我无奈啊！”潘赞化急问：“他们是谁？”玉良答道：“商会马会长和干妈他们……”潘赞化的心疼了，烟柳巷里难得有女出污泥而不染。
当晚，玉良留下来了。潘赞化把床让给她，自己打了个地铺睡。
一个正直而有怜悯心的男人总是让女人敬慕的，况且他重情重义，不鄙视一个青楼女子，所以，潘玉良当即在心里认定了这个男人，哪怕做牛做马，哪怕吃糠咽菜。次日，潘赞化一早就出门了，玉良多少有点失望，那感觉像是一个新嫁娘盼郎归。她在房间里一个人低声唱曲：溪中春水清，岸上春花明。潘赞化是赞着“好好好”进来的，窘得玉良羞红了脸，起身说了声“大人你回来了？”以掩饰自己的表情。潘赞化坐下，拿了一套新编高级小学课本给玉良。从此，他认真教，她努力学，知识的力量，让玉良心底的艺术之梦复苏了。
看她如此好学，潘赞化决定给她赎身回老家苏州，但是玉良的反应是“大人，你让我回苏州，那不等于让我从火海里往火坑里跳吗？舅舅还能容我吗？我宁愿守在大人身边，无怨无悔伺候你一辈子。”潘赞化不是不喜欢玉良，只是因为家中还有妻室。玉良再三表态不计名分，潘赞化也就无话可说了，就这样，潘玉良做了潘赞化的小妾。
婚后，二人去了上海，过着相知相爱并相惜的生活。有一天，潘玉良在自己的作品《荷花》中具名张玉良的上面工整的加了一个“潘”字，赞化说：“你怎么把姓改了？我是尊重女权和民主的，还是姓张吧。
”玉良回首一笑，撒着娇：“我应该姓潘，我是属于你的，没有你就没有我！”很多年以后，潘玉良被尊为“一代画魂”。但当她还叫张玉良的时候，她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这位命运多舛的女画家幼时父母双亡，14岁被舅舅卖入青楼。后来，她被潘赞化赎身并纳为小妾，改名潘玉良，才“把脂粉化成油彩，重新涂抹了自己的生命”。
在丈夫潘赞化的鼓励下，潘玉良报考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据说考试成绩相当好，榜单上却没有她的名字。爱才心切的校长刘海粟顶着社会压力，提笔在榜上添上她的名字——就这样，潘玉良成为上海图画美术院的第一个女学生。等到要毕业的时候，潘玉良展出了她的所有习作，其中就有她在浴室里的人体素描和自画像。民国初年，女性画者限于社会环境等因素，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成就事业。何况，潘玉良始终背负着妓妾的身份。人们把她习画的历程当做艳闻传递。一名女同学甚至要求退学，“誓不与妓女同校”。校长刘海粟在敬佩潘玉良之余，建议她去欧洲留学。因为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在当时的道德环境里，潘玉良的绘画才能会被扼杀掉。
在丈夫的支持下，潘玉良踏上了追寻艺术的苦旅。她于1921年到法国，先后在里昂中法大学、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油画和雕塑。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奖，打破了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得该奖的纪录。
1929年，潘玉良回国，受导师刘海粟之聘，到上海美专任教，之后亦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聘为教授，后来还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其中最著名的一幅《人力壮士》，描绘的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正努力地搬开一块巨岩，岩石下脆弱的小花才得以绽露笑脸。其时，日本人已经入侵东三省，这幅极具象征意味、表达中国人抗日决心的画作，被当时的一政府官员以1000块大洋的天价订购。
不料在收展时，有人蓄意破坏了潘玉良的所有作品，《人力壮士》那幅画也被写上“妓女对嫖客的颂歌”。潘玉良所面对的不仅是世俗的偏见。在上海美专时的文人曾当面嘲讽她是“凤凰死光光，野鸡称霸王”。潘玉良一句话没有说，一记耳光就打上去了。
潘玉良下定决心与这个不能见容于她的社会彻底决裂。她又一次求学法国。随着后来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和潘赞化的去世，再也不曾回国。她自称“三不女人”：不谈恋爱，不加入外国籍，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潘玉良客居海外40年，终日在卧室作画，靠友人接济度日。
临终前，潘玉良只委托友人将两件遗物送回国内，那是结婚时潘赞化送她的项链和怀表。
爱上了绘画的潘玉良独自在上海的生活变得充满乐趣了。潘赞化每到休息的时候都会去上海看望潘玉良，他发现，爱上绘画以后的潘玉良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每当谈起绘画，潘玉良整个人就仿佛闪烁着奇妙的光芒一般，和当初他看到的那个悲悲戚戚的小姑娘已经判若两人，对此，潘赞化感到十分开心。
有一天，潘玉良对着潘赞化欲言又止，最后在潘赞化的一再追问下，潘玉良才鼓起勇气告诉潘赞化，她想要去投考上海图画潘玉良作品美术院。那个时候，艺术在中国并未得到多大的重视，尤其是美术专业，因为需要人体模特，在外界一些卫道士看来，这是有伤风化的。但是潘玉良对于绘画的热爱，让她的心中开始向往着那个地方，向往着通往艺术天堂的大门。好在潘赞化并不像那些食古不化的人，稍微犹豫了一下，便表示支持潘玉良的决定。
1918年，潘玉良考入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
潘玉良在学校的生活可说是非常美妙的，但是也有着许多的波折。那个时候，要找一个人体模特可说是非常之难，人们对于自己的裸体也不像现在这般，会抱持着一种欣赏的态度，裸露在当时是一件非常罪恶的事情。潘玉良虽然说出身风尘，却一直以来都十分矜持自重，对人的裸体也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认识。于是在人体画上，一直都是弱项，总是没有办法画出真实正常的比例。对此潘玉良一直耿耿于怀。
有一次，潘玉良在一个公共浴室洗澡，看着眼前走过的一具具身体，突然眼前一亮，这不是现成的模特吗！于是情不自禁地拿出了包里的画笔开始画，画得如痴如醉。正在此时，一个女人发现了潘玉良在画画，惊叫了起来，浴室里的人团团围了上来，愤怒地朝潘玉良扑过去。还没等潘玉良反应过来，脸就不知被谁打了一巴掌，她紧紧地把画护在怀里，好不容易才从这堆疯了一般的女人堆里爬出来。
闹出了这么一个风波以后，潘玉良感到十分苦恼，但是她随即想到，不能画别人，我还能画自己呀。于是，她开始做了自己的裸体模特。有了活生生的模特，潘玉良的画技便越来越好了。当然，这绝不能让别人知道，于是潘玉良每次都会刻意地不把自己的头部画上去，避免别人知道这是她。
又到了潘赞化来看望她的时候了，潘玉良十分开心，迫不及待地要和自己的情郎分享自己的成果，当潘赞化看到玉良铺在桌上的一张张裸女图的时候，他仿佛晴空霹雳一般，万万也没想到眼前出现的竟然是这些不堪入目的东西。而玉良并未察觉到这些，而是继续很兴奋地展示着她的作品。潘赞化沉下脸来，十分不高兴地问玉良谁是模特，当玉良十分自豪地道出自己给自己做模特的事情的时候，潘赞化再也忍受不住了，发起飚来。他愤怒地撕毁了桌上的画，第一次开口骂起玉良。潘玉良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得呆住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就在那一瞬间，她终于意识到，自己所追求的艺术之路并不像预期的那般平顺，前方充满了更多更多的挫折与痛苦。但她也更加清楚，这个梦想将是她一生的追求，甚至胜过她的生命。
潘赞化的大夫人是一个裹着小脚的旧式女人，极为陈腐，对于潘玉良这个突然闯入她的生活、与她争夺丈夫的女子，她睚眦必报，寸土必争。大主小卑，是她坚信的原则。稍有不从，她就会给潘玉良难堪，弄得潘赞化又心疼又无助。为了提高画艺，也为了躲避难缠的大夫人，在潘赞化的鼓励下，潘玉良在上海图画美术院毕业后，又考取安徽省公费津贴留法的资格，成为里昂中法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凭着绘画的天分和努力，两年后她又成为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油画班的插班生，与大名鼎鼎的徐悲鸿同学……九年异国他乡的漂泊，潘玉良历尽艰辛，亦饮尽了相思的苦，带着学有所成的喜悦和对潘赞化的刻骨思念，她回国了。船到港口，当潘赞化像捧珍宝一样把她紧紧拥到怀里时，她的泪水涌了上来，心里有个声音在说：我再也不离开你！
但是，潘赞化的大夫人却缠住潘玉良不放，你不惹她，她却惹你，处处与潘玉良作对，这让潘玉良的精神压力很大。
这时，刚巧又发生了在画展上《人力壮士》被人贴上恶毒的纸条一事。这纸条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登时把潘玉良的心击痛。在家庭和事业的双重伤害之下，潘玉良别无选择，又重新开始了孤身旅居巴黎的生活。其实，这时候，她已经感觉到爱的无能为力，但是就像她一直把嵌有同潘赞化合影的项链戴在脖子上一样，她固执地相信真爱不怕距离的遥远。
在法国巴黎蒙巴纳斯公墓第七墓区，静静地躺着潘玉良的墓。而在潘玉良的墓碑上，还刻有一个叫做“王守义”的人的名字和生卒年份，这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不解。
王守义是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学习成绩平平，但是“勤工”成绩很突出，由于能吃苦耐劳，心灵手巧，当汽车修理工时，技术就比其他同学好，钱也挣得比别人多。后来，他在巴黎开了一家中餐馆，取名“东方饭店”，并出任旅法华侨俱乐部主任。虽然他当时并不富有，但时常接济有困难的旅法同胞。
1937年潘玉良再次来法国时，他们相识了。潘玉良性格耿直，又不善经营，很少卖画，生活上一直比较拮据，王守义为她送去了面包黄油，还为她设置画室，举办沙龙，并陪着她到外景地写生。后来，王守义设法筹资，为潘玉良在法国、瑞士、意大利、希腊、比利时等国家举办画展。潘玉良在西欧画坛上的声名与王守义的多方努力密不可分。
潘玉良不仅感激王守义，还把他作为情感倾诉的对象。她有两件最经典最得意的雕塑作品，一件是张大千塑像，另一件便是王守义塑像。王守义塑像完成后，她把它放在自己的卧室，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
南京陷落后，潘玉良与潘赞化失去联系，这让她痛苦万分。这时，王守义向她求爱，她抑制着泪水婉拒：“我不讳言，我有痛苦，但也有宽慰，那就是赞化和我真诚相爱，我虽然和他隔着异国他乡，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还要回他的身边。”王守义眼泪夺眶而出，声音颤抖地对玉良说：“好姐姐，你！……原谅我吧！”玉良又说：“都怨我不好，惹你伤心，好兄弟，你恨我吧？”守义，守义，这个名如其人的男人，此后再也没和潘玉良言及婚姻。
1977年潘玉良去世，王守义主持了她的后事，并花重金在蒙巴纳斯公墓买了一块使用期100年的墓地，安葬这位孑然一身客死他乡的女画家。他还在大理石墓碑上亲笔书写了“潘玉良艺术家之墓”几个汉字。
中法建交之后，王守义思乡心切，因为在家乡还有他的结发妻子和离家时才2岁的儿子。当他办好手续准备回国探亲之际，“文化大革命”打碎了王守义的思亲之梦。一直到1978年，王守义才得以成行，回到魂牵梦绕的故国，并将潘玉良的遗物交给了潘赞化的后人。他决定要落叶归根，回国定居。
就在王守义返回巴黎，办理好回国定居的手续，准备回国的前几天，他被查出患上恶性肿瘤。住院仅10多天，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他匆匆去世后，旅法华侨俱乐部及亲朋好友一起商量决定，将王守义的遗体安葬在潘玉良的墓地。这两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好朋友，从此就互相为伴，长相厮守。坟墓上只有一个墓碑。是命运还是缘分，有意或无意地把两个孤独的老人，安葬在异国他乡的同一块土地上，让王守义继续默默地照顾这位漂泊天涯的艺术家。
潘玉良比张大千大4岁。两人在近30年的交往中，一直以“大千弟”、“玉良大姊”相称，彼此结下深厚的友谊。潘玉良的作品中有一幅彩墨《豢猫图》立轴，这幅画的背后，其实还有一段令人无法不为之动容的故事。
那是1956年的5月，57岁的张大千第一次赴巴黎举办画展，他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61岁的“玉良大姊”，这是两人自1937年于南京分别20年后的相逢。画展期间，玉良多次请“大千弟”到家叙旧。一日下午，潘玉良备了一桌好酒菜，陪客的只有常玉和王守义两人。常玉是四川人，旅法著名油画家；王守义是她的蓝颜知己。邀四川同乡陪客，请知己兼高级厨师做菜，如此一顿盛情款款的饭，足见潘玉良的用心。张大千在万里之外的国度，见到久未相见的老友，吃到地道的家乡菜，心中的喜悦自是无法言喻。
夜阑人静，几个人仍在促膝长谈，这时，张大千的视线投向墙上图钉按着的一幅彩墨画，它是潘玉良刚完成的立轴《豢猫图》，画中是两只与真猫一样大小的白猫，相互嬉戏，形象生动。背景是简笔山石，斜出的枝头摆动几片绿叶，笔墨清雅，主题突出。
“能在上面题几个字吗？”潘玉良说着，常玉便取下画，王守义清理案桌，大千略加思索，挥毫写下五行长长的题语：“宋人最重写生，体会物情物理，传神写照，栩栩如生。元明以来，但从纸上讨生活，是以每况愈下，有清三百年更无进者。今观玉良大家写真所豢猫，温婉如生，用笔用墨的为国画正派，尤可佩也。”下面是落款钤印。于是，便有了后来世人在画展上见到的书画合璧的《豢猫图》。
题完字后，张大千赫然发现，潘玉良卧室镜框内的一幅《墨荷画》很面熟，想了半天，才想起那是20年前他绘赠潘玉良的。
原来，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潘玉良在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任教，家住上海，与当时同住沪上的张大千就有交往。1936年，张大千受聘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教授，二人交往更加密切。就在潘玉良决定二次赴法前，张大千特作《墨荷图》惠赠，此后，潘玉良就一直将此图挂于卧室。
据同期留学法国的友人描述：潘玉良性格爽快，敢说敢为。她身材不高，留齐耳儿短发，喜欢喝酒，说话嗓门很大。和她在一起，一般人不会把她当成女人，常常把她当成“哥们儿”一样看待。潘玉良爱唱京戏，犹擅黑头（花脸），友人说她唱黑头不用假嗓，扮相也不用特意化妆，只要往台上一站，活脱脱的就是一个窦尔敦。那时候留学生的生活都比较单调，也只有唱几出京剧，聊表思乡之情。
据潘玉良的同班同学、老画家刘苇(倪贻德夫人)回忆，有一次她们在杭州山上写生，潘玉良到雷峰塔墙圈里方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潘玉良快出来。潘玉良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上世纪40年代，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与潘玉良也有一段交往的经历。当时已经四十五六岁的潘玉良是狮子鼻、厚嘴唇，相貌非但不美，穿着也毫不讲究。但是她“是一个极好的人”，性格热情，为人善良，喜欢和人聊天。周小燕在巴黎登台演唱，潘玉良不但去当听众捧场，还兴高采烈地跑到后台祝贺她演出成功。
潘玉良有两枚最钟爱的印章，一枚是“玉良铁线”，一枚是“总是玉关情”。每当有得意之作，她就用第一枚印章；如果是与中国有关的作品，她就印上第二枚印章。
王守义曾邀请潘玉良承做一座格鲁赛（法国历史学家，对成吉思汗与玄奘有较深研究）先生的雕像，报酬6000法郎，要求3个月完成，她答应下来。作品完成后，鉴赏权威那赛夫先生说：“潘夫人，谢谢您！这座格氏雕像，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我是格鲁赛先生生前好友，他的形象我永远忘却不了，我感谢您这灵巧之笔，再现了他庄严的学者风度和永远谦和的品格，真是栩栩如生，好极了！我们博物馆决定收藏它。”随后，那赛夫先生请求欣赏潘玉良其他的作品，欣赏之后，他惊讶而兴奋地说：“这就像藏匿在深谷的一朵意大利黑色郁金香，独具神韵。一旦被识者发现，就要让艺坛惊倒！”徐悲鸿曾样这位评价师妹潘玉良：“夫穷奇履险，以探询造物之至美，乃三百年来作画之士大夫所决不能者也……士大夫无得，而得于巾帼英雄潘玉良夫人。”赛金花：“自古风尘出侠女”赛金花（1872—1936），原名郑彩云。出生在安徽黟县上轴村。清末民初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女子。
14岁，因家道衰败，赛金花沦为苏州花船上的“清倌人”，也就是卖艺不卖身的艺妓。15岁，她以花魁状元身份嫁给状元洪钩，成为状元夫人。16岁，她以公使夫人身份出使德国，与德国皇帝、皇后及首相俾斯麦交好，并结识德国人瓦德西。曾游历巴黎、伦敦、圣彼得堡、日内瓦等欧洲城市，精通德语、英语、法语、俄语。
赛金花21岁时，洪钧去世，她于勾栏林立的上海滩挂牌重新上阵，一时之间门庭若市。很快她移至北京，组建“金家班”，艳帜所指，当者披靡，名头响遍了京师九城，人称赛二爷。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与光绪仓皇西逃，京城陷于混乱。她与德军指挥官瓦德西会面叙旧，从此成为瓦德西的座上宾。趁此良机，她劝告德国军官停止杀戮京城无辜百姓，促成了议和之事。于是“万民争传赛金花”。她从京城一名流落于烟花巷的可怜女子一跃成为救国义士、民族英雄，甚至被老百姓街誉为“九天护国娘娘”。
31岁时，她因手下一妓女的亡命而锒铛入狱，被押解回原籍。后又两度结婚，但两任丈夫都先她去世。随着年老色衰，她的生活也陷入困境，晚景凄凉。64岁时，于困苦中去世，被葬于陶然亭公园（后迁出）。
赛金花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出入豪门，沦落风尘，三次嫁夫，三次孀居，没有后嗣。著名画家张大千曾为她作肖像画，齐白石曾为她题写墓碑。她亲笔题写的“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至今犹存。“自古风尘出侠女”，这是对赛金花一生的真实写照。
赛金花5岁那年，祖母为她起名“彩云”，取“财运”之意。母亲病逝后，随父亲移居到苏州。赛金花天生丽质，从小就常引得过往的行人对她行注目礼。1886年，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引荐下，14岁的赛金花来到了香风细细的花船上，成了一名卖笑不卖身的“清倌人”。没过多久，笑靥如花、柔情似水的赛金花就红遍了苏州。
1887年，赛金花遇到了一位贵人，从此，她的人生发生了令人瞠目的变化。这位贵人就是同治年间的状元郎洪钧。洪钧出生于苏州城内的张家巷，后来担任江西学政，因母亲去世而回到了老家苏州。在偶遇赛金花后，洪钧心里就再也放不下她，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取得了一妻一妾的同意，正式把赛金花娶回家中，成了他的第二房姨太太。洪钧让她改名为洪梦鸾。从此，赛金花由花船妓女一跃而成为“状元夫人”，完成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跨越。
艳若桃李的“花国状元”嫁给了两鬓染霜的真状元，两个状元配一双，倒也不失为一段佳话。赛金花嫁给洪钧以后，虽然丈夫老迈，但因为洪钧的前两位夫人都是善类，性情和顺，与世无争，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1888年，洪钧服丧期满，便带着赛金花进京任职。进京后不久，洪钧就被任命为出使德、奥、俄、荷四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漂洋过海去当一名外交官。按照惯例，大使必须有夫人随行，洪钧的正房王夫人因为惧怕会生吃人肉的老毛子（当时的传说），心里忐忑，并且自己年纪也一把了，经不起折腾，不愿意跟着洪钧去欧洲，便推说要在家打点家务。二夫人是个体弱多病的主儿，更受不了在船上的颠簸。于是赛金花自告奋勇，要去看看西方的花花世界。王夫人便主动让贤，并把自己的一套诰命夫人服饰借给了赛金花。就这样，缠过足的赛金花，居然以公使夫人的名义，步步莲花地走出了国门。
洪钧和赛金花带着一大群随员和男女仆人，从上海搭乘法国“萨克逊号”邮轮，先到了德国，赛金花从此开始在欧洲的社交界做名正言顺的公使夫人，她会晤过许多国家元首，游历过柏林、圣彼得堡、巴黎和伦敦。在她之前，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也带着侍妾梁夫人出使，但其风头如今却完全被赛金花盖过了。
光绪十六年（1890年），洪钧任期已满，带着赛金花回国。
光绪十九年（1893年），洪钧病故，洪府立刻将赛金花逐出了家门。
赛金花嫁给洪钧后没多久，洪钧就被任命为出使欧洲四国的钦差大臣，洪钧便带着没在京城待很久的赛金花动身赴任了。
在出使欧洲的船上还发生了一件趣事。一开始在船上还颇为兴奋的赛金花没几天便开始晕船了，每天吐得七荤八素，洪钧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命厨子做一碗牛肉汤，端给了赛金花，告诉她说，这是鹅肉汤，可以治晕船。平日赛金花是不吃牛肉的，一吃到牛肉就恶心想吐。结果，也许是心理暗示的作用，赛金花喝了汤竟然觉得好了许多。这时洪钧忍不住笑着把真相告诉了她，听到是牛肉，赛金花头一晕，开始剧烈地呕吐，着实吓煞了洪钧。连忙找来船上的医生诊断，非常意外的是，诊断的结果是赛金花怀孕了。这让洪钧十分高兴，同时也非常担忧，这漫长的旅程，不知道她是否能够挺过去。
船在海上航行了四周，终于登陆了，而赛金花也由于舟车劳顿小产了。
匆忙的行程并没有因为这个小插曲而稍作停顿，他们乘坐火车直奔柏林。赛金花在柏林住得最久，而就是在柏林，赛金花遇到了对她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两个人——索菲亚和瓦德西。
洪钧为人保守且古板，不喜欢应酬，总是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做学问。充满活力的赛金花自然是感到非常无聊的，再加上此前小产的影响，心情十分不愉快。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赛金花雇了一名“女陪伴”索菲亚，又雇了几个洋仆女。“女陪伴”就是比仆人要高级，紧跟在身边伺候，同时兼顾导游之职的人。赛金花的德语就是跟索菲亚学习的。索菲亚除了是她的老师，也是她在欧洲最好的朋友。那段日子里，索菲亚给予了她非常大的鼓励和帮助。
当时在柏林，洪钧和德国的一名将军交好，这名将军就是后来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虽然瓦德西常常去见洪钧，但是由于中国人“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赛金花是难得出来迎客的。再加上洪钧为人古板，不爱应酬，但是却不能把所有的应酬都推脱掉，于是，在不得不出席的应酬场合，作为公使夫人的赛金花也只是匆匆打个招呼便离开了。而瓦德西和赛金花的真正接触还要说到一次宴会。
闷了许久终于有活动的赛金花非常重视那次宴会，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在宴会上，洪钧照例随意应酬了一会儿，就自己回到书房编写自己的著作了。会说德语的赛金花用德语和宾客打招呼，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对于这个东方美人，许多人都十分赞叹，这赞叹不仅为她的美貌，更为她一口流利的德语。
就在这时，一名德国军官向赛金花发出了跳舞的邀请。赛金花原本想要拒绝，可是当她看到瓦德西的时候，心里为之一振。瓦德西天蓝色的眼睛，诚恳的目光，深深地打动了她，一丝异样的情感在赛金花心中蔓延。赛金花感到一些慌乱，但是又不想拒绝这双伸出来的手，于是只能告诉自己，要入乡随俗，这只是非常正常的社交活动。
这支舞曲让赛金花终生难忘，但她从没想过，在以后的人生中，竟然还能再次遇到这个让自己心弦颤动的异国男人。
洪钧死后，赛金花移居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在彦丰里高张艳帜，挂起“赵梦鸾”、“赵梦兰”的牌子，重操妓女生涯。车马盈门，生意极其红火。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天，赛金花来到天津，同在上海一样，她以花信年华的状元夫人挂牌作妓，一下子轰动了津沽一带。赛金花又别出心裁，凭经验，招募一批漂亮的女子，正式在江岔胡同组成了南方韵味的“金花班”。赛金花除了自己开张营业外，还当妓女经理。
在天津，赛金花结识的显贵人物，一个是户部尚书书立山，另一个是德晓峰，时任封疆大吏。书立山把赛金花带到京城，天津的“金花班”也很快随她转移到北京城里。此时因赛金花常穿男装，故人称“赛二爷”。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以“实施报复”为借口，在北京城烧杀抢掠，为非作歹。后来，联军统帅瓦德西自己供认说：“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生命和物资遭到极大损失。”此时，赛金花躲在北京南城避难，德国兵破门而入，情急之下赛金花说了几句德语，还拿出在德国与皇室、首相的合影。德国兵不敢造次，引她与八国联军主帅、德国元帅瓦德西相见。瓦德西与赛金花再次相见，自然热情万丈，德国兵见状，更是对这个花枝招展又会说德语的东方女子充满好奇，都围着她转。
瓦德西在与赛金花重逢后，瓦德西便求助于赛金花，希望能帮他置办物资，收买军粮。因为此时北京民众都惧怕洋人，没有人敢与他们做生意。赛金花原本不愿意，但瓦德西再三提及，也不好推辞，并且她也希望用答应这个条件，换得京城百姓的安宁。她于是帮助联军联络了一些大胆的人家。一段时间后，不断地有一些人拿了自己名片来找赛金花，求她做中间人，和洋人做生意或是寻求庇佑。甚至还有好多王公子弟，拜赛金花做干娘。而赛金花又是个豪爽女子，总是有求必应，后来京城里人几乎都知道，有事就找赛二爷。
赛金花后来回忆说：“京里人同我感情都很好，有一次，我正骑着马在街上走，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手里拎着个瓶子，里面打的醋。我问他：‘你买醋作什么？’他答：‘吃饺子。’我说：‘回去告诉你妈妈，多包点儿，赛二爷一会儿到你家去吃饺子。’这家果然就包下许多饺子等着我，我不过是闲磕牙罢了，那里好意思的真扰人！”时人有诗云：“九城芳誉腾人口，万民争传赛金花。”据赛金花向刘半农讲述，受瓦德西之托，她带几个小军官到城里采买粮食等军需，百姓惧怕洋人家家闭户，听说赛二爷作中介担保，才敢开门卖粮。赛金花给这些人家都插上德国旗子，免得再受欺扰。洋鬼子在京城肆意奸淫妇女，赛金花索性操持老本行，介绍她的业内姐妹去军营，以此避免良家妇女受洋鬼人期凌。
赛金花能跟洋鬼子说上话已令人刮目相看，还有人称看见她和瓦德西骑马并辔而行，京城王公子弟于是把她视为通天之人，争相讨好，万一洋人来犯也好托她说个情儿。赛金花在街头一旦看见洋兵戕害百姓，常尽力阻拦，解释这是“良民”不是义和团，救下了不少人。
太后皇上扔下百姓逃跑，朝廷高官不得人心，百姓便把一切功劳都归在赛氏头上。“议和大臣赛二爷”“九天护国娘娘”威震京城，越传越神，尤其盛传她和瓦德西同宿龙床，靠吹“枕边风”救国救民。
人们忘不了赛金花的妓女身份，总要加些淫乱的花絮。瓦德西驻军期间，中南海仪鸾殿半夜失火，民间传言当时瓦德西和赛金花正全裸熟睡，顾不上穿衣服就相拥跳窗逃出。一些所谓名士以此为蓝本写就《后彩云曲》、《序彩云曲》等等艳词，充斥着传统文人纠结的“名妓情结”。在他们笔下，赛金花既被拔高成深明大义的李香君、柳如是甚至王昭君，也被扣上红颜祸水的帽子，“害及中外文武大臣”。
周旋
当年义和团运动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慈禧还想着通过义和团来对抗八国联军，而义和团由于不能获得朝廷的竭力支持，便把德国公使克林德杀掉了，这使得联军对太后和皇帝都大为憎恨。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以后，慈禧和光绪皇帝出逃西安，联军找不着太后和皇帝报仇，把满腔怒火都发泄在了北京城老百姓身上，在北京烧杀抢掠，闹得北京城人心惶惶。
远在西安的慈禧太后饱尝冲动的惩罚，命令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诸国列强进行谈判议和。因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其夫人伤心至极，因而议和的先决条件就是：“光绪赔罪，慈禧抵命。”军机大臣李鸿章一筹莫展，只能让赛金花出面去找瓦德西。赛金花首先说服了瓦德西，将一切罪恶都推到义和团的身上，然后通过瓦德西找到了克林德夫人，赛金花说服克林德夫人的过程，在曾朴的描述中是“灵心四照，妙舌如莲，周旋得春风满座”。最终的谈判结果是议和条约中第一个条款就是“德国公使被杀，由中国派亲王专使谢罪，并于公使被害处树立纪念碑”。
1936年12月4日，《大晚报》在报道赛金花逝世的文章中回顾道：“李鸿章和瓦德西的交涉、谈判，十分感到棘手，只要争得西太后一人的体面，情愿答应一切条件，可是德国的克林德夫人是要中国的皇太后向她谢罪的，这交涉就难办了。问题的关键都在瓦德西身上。但有谁能会说项呢？这时胸有成竹的李中堂大人把解决问题的责任完全寄托在赛金花身上。赛金花说服了克林德夫人，答应瓦德西的三大要求（这自然是李鸿章的意见），把交涉办妥了。西太后沾了她的光，才回到北京来。”1901年2月14日，慈禧太后批准《议和大纲》并发布上谕，表示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同年9月7日，清政府与11个国家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其中“庚子赔款”数额为4.5亿两白银（折合12亿德国马克），相当于当时中国人均一两。
1901年9月4日，清政府派遣道歉专使醇亲王载沣远赴德国向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郑重道歉。同年，克林德纪念牌坊于北京东单北大街克林德毙命之处开工建造。
1902年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到北京城。
此时的北京城，四处流传“妓女救驾”，有好事者诗讽刺：
千万雄兵何处去，救驾全凭一名妓；莫笑金花颜太厚，军人大可赛过她。
1903年1月8日克林德纪念牌坊建成后，醇亲王载沣代表清朝前往碑下致祭。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克林德纪念牌坊被迁移到中山公园，改名为“公理战胜牌坊”，以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纪念。在拆迁克林德牌坊仪式上，辜鸿铭曾对应邀参加仪式的赛金花说：“你做过一些义举，于社会有功，上苍总会有眼的。”林语堂在《京华烟云》第五章中写道：“北京总算得救，免除了大规模的杀戮抢劫，秩序逐渐在恢复中，这都有赖于赛金花的福荫。”赛金花在清末民初曾遇到过一次波折。这就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刑部档案1147号卷宗中记录的一个刑事案件。当初赛金花从上海回京时，曾挑选了6名雏妓，在前门外八大胡同陕西巷内的一条小巷——榆树巷，开办了怡香院，生意日见红火。
1903年，她又花了600两银子买了一个叫凤林的北京姑娘。然而这个凤林却不听赛金花的吩咐，不但不接客，反而经常得罪客人。
一次，清户部尚书鹿传霖的少爷约定在赛寓妓班宴请客人。赛金花又令凤林接客，凤林拒接，赛金花便凶狠地用鸡毛掸子抽打凤林，并将其左肩胛和后背抽伤。凤林遂乘人不备，吞食了鸦片。后终因药量过大，灌救无效，于翌日黎明前死亡。
依大清刑律，赛金花被朝廷监禁。但因赛金花的身份特殊，又有许多达官贵人为她说情，最后，刑部以初犯为名，只收取了三钱七分五厘的赎银，入官册报。将已死的凤林尸棺抬至城隍庙义地埋葬。由于此时正当整顿市面，不便让赛金花在京逗留，遂递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
回到上海后不久，赛金花又经历了她人生中的两段婚姻。第一次是给沪宁铁路的总稽查曹瑞忠做妾。可好景不长，刚三十出头的曹瑞忠在数月后突然暴亡。
这时她的老客户、时任民国政府参议员的魏斯炅，对她伸出援手，把她带到北京，同居在前门外的樱桃斜街。
1917年的夏天，赛金花改用赵灵飞的闺名，随着魏斯炅回到上海举行了隆重的新式婚礼。
1921年，魏斯炅死去，赛金花搬出魏家，住在天桥地区的居仁里16号，门口钉上块牌：江西魏寓，自称魏赵灵飞。这年她已经50多岁，面容憔悴，两鬓斑白，深居简出，信奉了佛教，终日沉默寡言。没有多少人知道她就是名噪一时的赛金花赛二爷。
过了十几年的隐居生活之后。她的积蓄终于耗尽，连每月八角的房租都付不起，只好请一名户籍警为她写了一份请求免费的呈文，然后递交公安局。
在这份呈文里，她详细述说了自己的一生，希望能获得特准免捐。没想到这份呈文被一名嗅觉灵敏的记者全文刊登，并且起了个显眼的题目：《八角大角难倒庚子勋臣赛二爷》。文章一登报，立即激起各界反响。北京人的慈善之心大发，有送钱的，有送水果点心的，还有送煤球、面粉的。
1936年冬，在居仁里住了18年的赛金花在寓所香消玉殒，享年65岁。此地巡警在巡查时听到赛金花的女佣的哭声赶到现场，看到赛金花已经停尸于床，便立即打电话给京城《立言报》。《立言报》立刻停机改版，在当天的报纸上刊发了这一独家新闻。于是各界人士纷纷吊唁、募捐，还组织了“赛金花助葬筹办处”，地点设在和平门顺城街北方中学校内。几位中学老师参与拟订筹办处章程。还组织了魏赵灵飞治丧处，商定治丧办法，将赛金花安葬于陶然亭。
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修整陶然亭时，将赛金花坟墓和墓碑一并迁走。现在的陶然亭公园内，有关赛金花的一切文物及文字等，已荡然无存。
赛金花生前死后，先后有曾朴以她的一生经过，写的一部小说——《孽海花》；名家樊增祥以她在八国联军侵华时与瓦德西的一段恋情为原型写了《彩云曲》；现代文学家刘半农亲访赛金花本人，晤谈十多次，撰成的《赛金花本事》。
1934年10月14日，天津《大公报》有一篇《赛金花访问记》，谈到自己的身世，赛金花回答说：“原籍安徽休宁，生于苏州萧家巷中。”关于《孽海花》的真实性，赛金花的回答是：“不甚可信，因曾氏与洪氏另有一种原因，故曾氏如此说法。”意思是曾朴与赛金花的第一任丈夫洪钧之间存在私人恩怨，所以小说中存在挟私报复的成分。
记者问：“外界对女士与德国瓦德西将军之关系，传说不一，有谓在德先见过，有谓瓦氏来华后始认识，二说究以何项为可信？”赛金花回答说：“先曾在德认识，后拳乱发生，我于7月17日到京，德将军24日始来。”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八国联军是在1900年8月14日即农历庚子年7月20日攻陷北京的。另据王光祈翻译的《瓦德西拳乱笔记》，瓦德西迟至10月17日即农历闰8月24日才从德国抵达北京。
关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自己的相关表现，赛金花与记者之间有如下对话：问：北京当时情形，真是“四十万人齐俯首，北京无一是男儿”之时，女士何以愿出来苦干？答：我想他们无法，只有我来，还有说话余地。问：外人初到时，有否越礼行动？答：先到五天，秩序不好，以后颇守纪律。问：当时外军预备如何？答：要生擒慈禧太后，杀之成肉浆，因德国公使被匪所害，开世界各国未有之恶例，外人心颇不甘也。问：女士向瓦将军如何解释？答：我向联帅说，此乃匪徒之不慎，非由西太后所唆使，太后深居宫中，外事无由深悉，此是皇家实情，初非有意设计。问：庚子之役，瓦帅在宫盘桓多日，临行时携去何物？答：无一物取去（言时态度严正），瓦帅向我说：“您要何物，随便可取。”将取一极美丽之果盘匣子送我。我坚谢之，决不取一物，俾得保全宫中物件，瓦帅又说：“不要紧，将来有事，只推托说我（瓦帅）送给您做纪念品者。
”我说：“将来我的生命能得保全，已算幸事，他非所欲。”因为我妈再三嘱咐不得取宫中一物，他日得留生命足矣。盖我虽一女子，亦知国家大难已临，不能偷生人世，故挺然而出，舍身为国；否则其时我手头尚宽裕，京中男女走完，我何必进京去受危险耶？
问：其后瓦帅如何？
答：回国未及两年，即故。近来彼之孙儿来过中国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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