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当工人的父亲早逝，孩童时代就随母为人帮佣。母亲节衣缩食，让她上学读书，1926年，为自立谋生，奉养母亲，考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主演处女作《挂名夫妻》，从此踏入影坛。
之后，相继在“明星”、“大中华百合”公司主演近20部影片，所扮演的都是在爱情、婚姻方面屡遭不幸的少女或娇媚泼辣的风流女子。1930年进联华影业公司，主演该公司创业作《故都春梦》，在其中扮演妓女燕燕，获得成功，奠定了她在影坛的地位。
此后，在《野草闲花》、《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城市之夜》、《人生》、《归来》、《再会吧，上海》、《香雪海》、《神女》、《新女性》、《国风》等一系列影片中担任主角，在这批暴露社会黑暗，表现下层劳苦群众生活的影片中，成功塑造了各种饱受苦难的中国妇女形象。这些形象中，有女工、村妇、教员、舞女、妓女、艺人、作家等。人物大多身世悲惨，经历坎坷，屡遭磨难而一直奋斗不息，虽然最终都是以自杀、出家、入狱、惨死为结局，但都能保持善良正直的天性和纯洁美好的心灵。其中，《神女》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她以精湛的演技，把一个品格崇高的母亲与一个地位卑微的妓女奇迹般地融合为一体，出神入化，令人心灵为之震动。
阮玲玉端庄大方，清丽脱俗。对待表演艺术，她勤奋刻苦，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不懈追求。表演中，她能够准确地体味人物的情感，捕捉到人物感觉，并用适当的眼神、表情、动作准确地表现出来。这种准确的内心感应力和形体表现力结合得又非常自然，显示出她卓越的才华和非凡的功力。
《神女》导演吴永刚曾用“感光最快的胶片”作比喻，给予她高度赞誉。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影坛，她以重拍次数最少而成为导演们乐于与之合作的演员；又以使观众“每片必看”而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她的表演才华横溢，光芒四射，达到了中国无声电影时期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赢得广大观众由衷的倾慕。
然而，她的婚姻生活十分不幸。1935年，由于与张达民的婚姻诉讼案，她与唐季珊的感情破裂，这使她心力交瘁，留下遗言后，服药自尽，时年仅25岁。
1910年4月26日，阮玲玉出生在上海朱家木桥祥安里的一间阴暗狭窄的小屋里。阮玲玉的父亲阮用荣，号帝朝，祖辈务农。由于当时农村凋敝，无以为生，遂离开香山县到上海谋事，当上了当时上海浦东亚细亚火油栈机器部的工人。阮玲玉的母亲姓何，也是广东人香山人，21岁的时候嫁给了同乡阮用荣。
在她小的时候，每当父亲有些零钱，便会买张靠舞台边的便宜歌剧票，带她去看戏。舞台上的五光十色，演员的唱做动作，都在她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幸的是，1915年，年仅44岁的阮用荣，因积劳成疾而去世。
阮玲玉8岁上学念书，起初进的是私塾，第二年，转入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崇德女子学校。
在校期间，由于视野开阔，阮玲玉有了更多的机会思考人生，她那与生俱来的忧虑气质似乎更浓了。她的一个同学，在回忆阮玲玉在崇德女校读书的情况时说：“她既不漂亮，又不摩登，不过脸上几点细麻麻得很俏，态度也生得风骚一些，尤其是那一双眼珠，滑溜溜的真摄人魂魄。”然而上学，对这对寡母孤女来说，实在是难上加难的事，费用的重担自不用说，而且，母女俩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母女俩得苦苦求情于心肠较好的主人家，让她们有一个栖身之处。
阮玲玉没有住校时，放学后，她还要扮演丫头的角色，常常忙到主人们睡了才能学习，常常要熬到深夜，天色微明就得起床，偷偷温习了功课又得干活。但她不觉得苦累，一心要念书识字，成为“自立的女子”。
阮玲玉在母亲帮佣的张家认识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命里注定带给她的是躲不过也逃不掉的孽缘。
这个男人叫张达民，生于1904年，比阮玲玉大6岁，是张家的小儿子。张老爷与张太太对这个小儿子格外宠爱，凡事皆依着他，使他从小就成了一个娇生惯养的纨绔子弟。他自脱离学校后，说是踏入社会服务，实际上根本没有真正的职业，与阮玲玉相识之初，他自我介绍说：在五马路茂盛洋行内供职。
但张达民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富家浪荡公子，他是一个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青年人，所以他对保姆的女儿并没有歧视之意。
当时阮玲玉和母亲靠当保姆和丫头过活，生活自然拮据。于是，张达民就经常拿自己的钱去接济母女两人。慢慢地，张达民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阮玲玉了，于是就说：“我们结婚好吗？”当时阮玲玉在思想上对此并没有准备，但是她的妈妈却觉得这很好，因为一个佣人的女儿能够嫁一个东家的少爷，这在当时是许多穷人子女梦寐以求的事。
但张达民的母亲对自己的儿子和保姆的女儿有这样一层“门不当户不对”的关系表示坚决反对，决心要拆散他们。
而此时的张达民正疯狂地爱着阮玲玉，他对阮玲玉说：“好，我们去和我的父母谈判。”在自己的儿子面前，张太太的态度依旧强硬，她说：只要我活着，这件事谈都不要谈。无奈之下，张达民向阮玲玉提出：“要不我们同居吧？”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阮玲玉和张达民同居了，同居的那一年，阮玲玉只有16岁。
这是阮玲玉短促的一生中第一个占有了她的男人。生活的磨难，使阮玲玉比普通少女更早地懂事了、成熟了；生活的磨难，又使阮玲玉过早地将自己的命运和一名玩世不恭的少爷联结在一起。从16岁起，近10年的时间里，她为他付出了青春和用血汗换来的金钱，而他则愈来愈像魔影似的追随着她，笼罩着她，直至将她送给了死神。
从影
1926年3月，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做导演的卜万苍正准备筹拍一部新片《挂名夫妻》，为此，他向公司总经理张石川提出一个建议：在上海广销全国的大报上登广告，用公开招考的办法选女主角。张石川欣然同意。这则刊登在《新闻报》上的广告燃起了阮玲玉的希望。阮玲玉一直爱好表演艺术，当她还是崇德女校的学生时，就曾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在舞台上一显身手，也曾幻想着成为殷明珠、王汉伦一样的明星。但她对自己成为演员毫无信心。有一天，张达民的大哥张慧冲突然兴冲冲地走进她的屋里说：“弟妹，想不想拍电影？”这意外的询问，使刚过上几天家居生活的阮玲玉大吃一惊，一时竟呆在了那里。张慧冲看她呆呆地发怔，怕她还不明白自己的意思，便告诉她：“上海有家明星影片公司，是家老牌的电影公司。现今，明星公司正在招考电影演员，要是你愿意试试，我可以介绍你去。”他还怕她要面子，又补了两句：“考不取也没关系，反正是试试嘛。”事情就这样很简单地决定了，张达民和其家人也没提出什么反对意见。1926年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张慧冲携同阮玲玉和阮母来到明星公司，让她参加《挂名夫妻》这部默片女主角的应试。张慧冲在电影界的时间比较长，对电影界的人也较为熟悉。到达明星公司后，他和门卫打了个招呼，就领着阮玲玉和阮母直接去找电影导演卜万苍了。不巧的是，卜万苍刚巧不在，只见到了公司里的一名姓林的广东人。他很买张慧冲的面子，又见阮玲玉面容秀美，神态动人，答允向已颇有名声的卜导演推荐。这之前，明星公司招收演员的报名处，已经接受了好几位女士的报名，但始终与导演心中的女主角有差距。隔天，卜万苍已经从林某的介绍里预先有了印象，立即答应让她参加《挂名夫妻》女主角的试戏。
试戏时，卜导演和蔼地向阮玲玉讲解了剧中的人物要求，以及怎样演好这名可怜的女子。当时试演的是《挂名夫妻》中新婚那一幕，剧情是这样的：黄君甫扮演的方少琏躺在床上呼呼大睡，阮玲玉扮演的史妙文静坐在一旁，表现出又羞又恼的样子，几次想要过去推醒黄君甫，但是终于没有那个勇气；阮玲玉站起身来转了一下念头，重复坐了下来。后来黄君甫醒后嚷嚷着要找姆妈，要喝茶，阮玲玉起先置之不理，但黄君甫从床上爬起来见到阮玲玉这么一个陌生女子在旁，吓得又重新缩进了床上，哭喊着：姆妈，房间里有老虎。此时的阮玲玉见到自己竟然嫁了这样的傻瓜丈夫，不由得心里一酸，失声痛哭起来。
但这次“首演”并不成功，紧张的阮玲玉把一切搞砸了。卜导望着这个满脸沮丧的女子，轻声地、有点困惑地对她说：“好吧，密司阮，够辛苦的了，你回去吧。”冷静下来后的卜导和编剧郑正秋还是坚持认为阮玲玉从扮相到动作都是一块演悲剧的好料子，尤其是她的一双眼睛很有内容，很会出戏。今天之所以演砸了，主要还是由于怯场、不适应，没有表演经验造成的。于是当母女俩缓缓地走出试拍现场时，卜万苍快步跟了过来，对阮玲玉说：“明早再来试一趟吧。”当阮玲玉由母亲陪同，再次走进明星电影公司大门和试演场时，心不再剧烈地狂跳，神态也从容自如得多了。卜万苍以鼓励的眼神对阮玲玉说：“这没有什么，就像你在生活中照相一样！”当助理导演要她做欢乐表情时，阮玲玉便轻盈地把头一侧，薄唇轻启，嫣然一笑，眼睛笑得更弯，也更妩媚，在唇角边还浮出一个逗人的浅涡。当剧情进行到史妙文为自己命运哭泣时，阮玲玉的脸上立刻现出悲伤表情，原来留在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流丽的眸光顿时蒙上一层水盈盈的泪花，从泪眼中露出哀怨的神情。
阮玲玉此刻已忘了是在试戏，也不去多想“当明星”的事情，一心沉到了人物之中。她的步履、神情，都在刹那间成了少女妙文。她本与青年王定章相恋，而家庭包办了她的婚姻，让她嫁给一名痴呆的富家子弟方少琏，她为此忍受着感情的痛苦。
卜万苍愈看愈喜悦，脸色由肃穆转向赞赏。当试演告一段落时，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告诉阮玲玉她被录用了。这果断而迅速的决定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和惊异。望着阮玲玉远去的倩影，卜导演兴奋地说：“你们看，她像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一定是个有希望的悲剧演员。”卜万苍导演就像一个神奇的魔术师，他对阮玲玉的解读，在阮玲玉9年的银幕生涯中主演的29部电影中得到了印证。阮玲玉从《挂名夫妻》开始，在影片中饰演各类不同角色，塑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其中有农村少女、丫头、女工、女学生、小手工艺者、女作家，以至交际花、歌女、舞女、妓女、尼姑和乞丐，有正派角色也有反派角色；由少女演到老年，从旧社会的殉葬者一直演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先进女性。这些人物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或者被逼成疯，或者病死街头。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银幕形象，也就是旧中国千百万苦难妇女的缩影。她们的不幸遭遇震撼人们的心灵，激起观众无限同情和共鸣。
试演的成功让阮玲玉从心底升起了一股暖流。当她从剧本的情景中完全清醒过来时，终于意识到电影的大门已为她打开了。阮玲玉终于成了《挂名夫妻》这部默片的女主角。阮玲玉进入摄影场后，对卜万苍导演的任何细小指导都始终是谦虚谨慎地尽力去做。与黄君甫配戏时，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见。4个月后，影片《挂名夫妻》的试演，阮玲玉作为一位初次在银幕上出现的演员，因为扮演的史妙文这个悲剧角色比较逼真而给观众留下较好的印象，使她在电影界崭露头角。但是在公司和社会的宣传和海报中，阮玲玉的名字还是排在了已在《玉梨魂》、《空谷兰》等10余部影片中担任角色，并在观众中有一定影响力的黄君甫的后面。
后来，当阮玲玉连续参演了数部电影后，她在观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最终成为一个红遍全国的电影明星。
在阮玲玉短短的艺术生活中，从未忘怀卜万苍的知遇之恩，卜万苍这个艺术界长者也始终关注着阮玲玉的成长。卜万苍曾经著文说：
“我认识阮玲玉，还是在她未演电影之前，所以我和她的关系是比较深切的。记得那时候的她，天天做着明星的梦，但是总没有去实现的勇气，又没有入门的机会。后来被我发现了，尤其在短时间的谈话中，我很肯定地向她说：密司阮，我看你定能演戏，让我来给你一个机会罢。后来我就请她担任《挂名夫妻》片中的女主角。片成之后，……一时获得不少佳誉。再仗着她的天才和不断的努力，现在已成了中国女星中的最明亮的一个了。她的性格很好，待人接物俱甚和蔼。尤其对我，从她演电影起一直到现在都是忘不了我们的友谊，这是值得赞颂她的。”阮玲玉对卜万苍在艺术上十分敬重，始终事以师礼，对卜之指点，无不唯命是从。后来，即使当她成为举国瞩目的大明星时，依然不改本色。阮玲玉从1929年后与卜万苍先后加入联华公司。在联华公司导演虽多，但卜万苍导演拍片却是最下工夫的一位。过去，他拍了《玉洁冰清》、《挂名夫妻》等影片，加入联华公司后，又执导了《人道》、《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等，都较为成功。作为一位导演，他很了解观众心理，所拍电影都很卖座。联华公司的总经理罗明佑为此也很器重他。可与他的工作相比，卜万苍导演的薪金实在太少了，每月只有300元。因而当联华公司因阮玲玉名气大，要调高她的薪水时，阮玲玉认真地回答说：“卜先生每月拿300元的薪水，我也拿300元，要加我的薪水，请先加他……”上海发达的电影业在造就了阮玲玉的同时，也造就了她的悲剧命运。1932年，正当阮玲玉在电影艺术上有着迅速发展的时候，“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日本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上海，此时，上海很多富商为了安全纷纷躲避到了香港，阮玲玉也带着自己的养女和张达民一起来到香港。在香港，阮玲玉遇到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正是这位中年男子的出现，将阮玲玉推向了死的边缘，这个人就是唐季珊。
唐季珊当时是东南亚地区著名的富商，他是做茶叶生意的。因为他很有钱，所以电影公司都争先恐后地拉他入股，所以他当时就是阮玲玉所在的电影制片厂——联华公司的一个很大的股东。因为大家一起到香港去避难，所以阮玲玉就在一个公开场合上见到了唐季珊。两人初次见面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交流，只停留在场面上的应酬而已，过后阮玲玉也没有把见到唐季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唐季珊见到阮玲玉以后，却产生了一种过目难忘的感觉。
这个时候唐季珊已拥有了一个著名的美女，她就是阮玲玉的前辈，一个在中国默片历史上很著名的女明星——张织云。张织云的气质和阮玲玉极其相似，她俩都给人一种似乎压抑着的悲哀的感觉，当时张织云已经息影，正和唐季珊同居。
唐季珊知道阮玲玉喜欢跳舞，于是他接触她的第一个方式就是邀请阮玲玉去最高级、最豪华的场合跳舞。跳舞是很近距离的接触，于是这样一来一去，阮玲玉渐渐地就和唐季珊有了感情。和张达民比起来，唐季珊显然更加成熟，事业有成，又懂得照顾女人，这让阮玲玉无法拒绝。
当阮玲玉开始和唐季珊交往的时候，张织云写了一封信给阮玲玉，这封信并非是单纯的指责和谩骂，信中，张织云对阮玲玉说：你看到我，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明天……
但在当时，阮玲玉是听不进任何有关唐季珊不是好男人的话的，她只以为张织云是在嫉妒她，是想把她和唐季珊拆开来，所以对于这封信，她没有作出任何正面回应。身为巨富的唐季珊在上海的新闸路买了一栋三层的小洋楼送给阮玲玉，这座小洋楼极其漂亮，可以说唐季珊通过这个小洋楼完全博取了阮玲玉的芳心。
就在阮玲玉和唐季珊开始新的同居生活时，张达民发觉了这一切。那个时候张达民已经潦倒了，正当他失落之时，竟看到和自己同居8年的阮玲玉居然和另外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并且这个男人要比他更有钱，要比他更有实力，他心中那种复杂的感觉是不言而喻的，于是嫉恨之心油然而生。
为了报复，张达民向阮玲玉索要5000元钱。当时的阮玲玉出于息事宁人的心理，想给钱了事。但唐季珊在边上冷言冷语地说：“你要给他钱是可以的，我是不给的，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给下去的话，是没完的，他是一个无赖。”看到唐季珊阴沉的脸色，阮玲玉不得不改变主意：一分钱都不给。
张达民没有想到，一向软弱的阮玲玉居然那么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他恼羞成怒，说：“好，你不给我钱，我就把你的身世给揭露出来。”他将一纸状子递到了法院，说阮玲玉当时住在他们家的时候，偷走了他们家的东西，之后又把这些偷来的东西全部送给了唐季珊。这样一来，等于把唐季珊也告进了法庭，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
为了自己的名誉，唐季珊必须要打官司，他也到法院告了一状，说张达民对他是名誉诬陷，他要求阮玲玉出面在报纸上登一篇宣言，说自己没有把张家的东西拿来送给他，两人在经济上是独立的。
本意上，阮玲玉并不愿意这样做，但是为了和唐季珊继续在一起，她也只好答应下来，就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公告，表明自己和唐季珊同居，经济是自立的，以此来证明唐季珊的清白。
恰恰在这个时候，唐季珊在外面又有了新欢，这个新欢叫梁赛珍，当时是上海滩上著名的舞女，舞跳得好，人长得漂亮，也经常去拍电影，等于是和阮玲玉一个圈子里面的人，两人还是朋友。出于女人特有的敏感，阮玲玉跟踪唐季珊并发现了两人不同寻常的关系。此时，阮玲玉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为了脸面，她并没有将这件事公开。
由于张达民的无情和唐季珊的不忠，阮玲玉再次失去了感情的寄托。此时她唯有把心中的悲哀和痛苦融化在所扮演的角色当中。这时，一次偶然的机会，阮玲玉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闯入了她的生活。
当时阮玲玉正在拍摄电影《新女性》。《新女性》是由一位年轻的导演指导的，他就是蔡楚生，后来他的作品《渔光曲》在国际上获奖，这是中国电影人第一次获得国际性大奖，蔡楚生也因此成名。《新女性》的最后一场戏是一场自杀戏，女主角在服药之后又觉得后悔，在临死之前，她对医生说：“救救我，我要活。”这个镜头拍得相当出色，在场所有的人都被阮玲玉的表演所打动，无不潸然泪下。
这个时候，导演蔡楚生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退场，他一个人坐在床边默默地陪着阮玲玉，等到情绪平复下来以后，阮玲玉对蔡导演说：“我多么想成为这样的一个新女性，能够摆脱自己命运的新女性，可惜我太软弱了，我没有她坚强。”蔡楚生和阮玲玉是同乡，可以说他们的感情完全是在片场建立起来的。蔡楚生是学徒出身，他曾经在商店里当学徒，然后到电影厂做杂工，他完全是通过自己的自学，一步一步地成为了一个有才华的著名导演。阮玲玉觉得，蔡楚生和自己一样，出身很卑微，就和他很亲近，就把自己是一个保姆的女儿，怎么样和张达民同居，又怎么样认识唐季珊，又怎么样和唐季珊同居，然后唐季珊又爱上了别的舞女，以及她内心的痛苦全都和蔡楚生说了。……两个人越走越近。当《新女性》拍完后，她和蔡楚生之间已经产生了深深的感情。
就在阮玲玉和三个男人发生感情纠葛时，电影《新女性》又遭到了小报记者的恶意攻击，而且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女主角阮玲玉。
阮玲玉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日子结束自己的生命，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凌晨，阮玲玉以死表明自己的清白，向残酷的现实做最后的抗争。
３月７日晚上11点的时候，阮玲玉尚在联华制片厂与朋友一起畅谈，一起吃宵夜。12点左右，阮玲玉回到住所，其丈夫唐季珊已经入梦，阮没有惊动他，与母亲说了一些话后，以饥饿为由，让侍役煮了一碗面。阮玲玉即以此面就着30片安眠药服下，然后又喝了两壶茶水。之后，她先将事先已经写好的遗书放入抽屉中，然后推醒唐季珊，问他是否真心爱她，唐回答是。阮玲玉看着丈夫，说：“请你给我些安慰（意即指接吻一次），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唐季珊觉得阮的言语有异，急忙起来，一边温存，一边问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阮笑而不答。唐更加疑惑，急唤阮母，阮母入室，发现女儿已不能说话，这才发现桌子上有3个安眠药空瓶，知道女儿已服毒，于是赶紧送她去医院治疗。
因抢救过迟，阮玲玉于3月8日下午６点38分气绝身亡，年仅25岁。
阮玲玉的自杀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震动，有不少喜爱她的观众追随其香魂而逝。上海戏剧电影研究所的项福珍女士，听闻噩耗，随即吞服了鸦片自杀；绍兴影迷夏陈氏当天吞服毒药自杀；杭州联华影院女招待员张美英也因痛悼阮玲玉服毒自尽。单是1935年3月8日这天，上海就有5名少女自尽。她们留下的遗书内容大同小异：“阮玲玉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阮玲玉生前名闻天下，死后的哀荣也是极一时之盛。1935年3月14日，她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移往闸北的联义山庄墓地。阮玲玉生前的好友差不多都到齐了，将近300人。下午1时10分，由金焰、孙瑜、费穆、郑君里、吴永刚、蔡楚生、黎民伟等12位影界大腕将灵柩抬上灵车。这天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灵车所经之处，万人空巷，沿途夹道为其送行者多达30万人。美国《纽约时报》驻沪记者见状极为惊奇，特意作了“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哀礼”的报道。文中还配发了一幅插图，送葬行列中有一壮汉，头扎白布，身穿龙袍，其寓意为“倘若中国还有皇帝也会前来参加葬礼。”阮玲玉死的当晚，张达民还在舞场跳舞。一位朋友将阮玲玉的死讯告诉了他，开始他不敢相信，以为是开玩笑，当确信无疑后，他感到心中一阵发虚。
他来到万国殡仪馆，纵身伏在阮玲玉的尸体上号啕大哭。这时，他想起了与16岁便委身于他的阮玲玉相处六七年的恩恩怨怨，又想到自己也许将因阮玲玉自杀而成为万人唾骂之人。为了尽早开脱，他必须争取主动，让人们相信他还是爱着阮玲玉的，唐季珊才是罪魁祸首。
他马上找到几个相熟的记者，对他们说：“余刻下所受之刺激及精神之痛苦，实甚于死者百倍。方寸间，乱不堪言，实无精神，能与君作长谈，唯一言以蔽之，愧自己缺乏金钱，以及交友不慎，以致美满家庭，有如今日之结局。”3月10日他还告诉来访记者，已三赴殡仪馆哀悼阮玲玉。他曾恳求他的兄长资助，想以“张夫人”名义安葬。但张家兄辈们阻止他这样做。
阮玲玉的死讯和遗书发表后，张达民果然受到多方指责。他对记者说：“遗书已见报载，唯详细查其字迹，与阮之笔迹不对，但尚不能确定，但余对于此时，决心追究，绝不使犯法者逍遥法外。”但他还是没敢参加3月14日的葬礼，数日后才来到墓地献上了一束花。
唐季珊在阮玲玉死后，推脱罪责的想法超过“丧妻之痛”。除篡改遗书外，当他发现阮玲玉服毒后，竟舍近求远，不将阮送到离家很近的广仁医院，却送往四川路日本人开设的福民医院，因该医院夜间不留医生，又送到蒲石路中西疗养院，耽误了有效抢救时机。但他还是做了充分的表演，首先在各报纸上刊登告示，曰：“唐季珊夫人（即阮玲玉女士），痛于国历三月八日戌时寿终沪寓，兹择三月十一日申时，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大殓，择日出丧，谨此讣闻。”入殓仪式上，唐季珊大谈他与阮玲玉的“真正爱情”，大骂张达民的诉讼“害死阮玲玉”，似乎阮玲玉的死与他毫无关系。但舆论却对唐季珊多有谴责，他向记者表白道：“余为丈夫，不能预为防范，自然难辞其责。余对玲玉之死，可谓万念俱灰。今生今世，余再不娶妻，愿为鳏夫至死……”可是不久他还是娶了一位新夫人，之后又泡上一个酒吧女郎。
1935年3月17日，阮玲玉逝世第9天，张达民控告阮玲玉和唐季珊一案仍按原计划开庭。张达民在法庭上继续说他和阮玲玉多么相爱，并拿出一张合影来证明他和阮的“夫妻关系”。唐季珊则胸有成竹，称他和阮玲玉同居之时，阮早已与张脱离了关系，并出示了他们签署的脱离同居关系的约据。3月22日法庭判决张达民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宣布唐季珊无罪。唐季珊后来在经营上遭到惨败，被迫卖掉了别墅，自己捧着茶叶沿街叫卖，最终潦倒而死。不过唐季珊还算有点人性，他遵循死者遗言，在困境中赡养了阮玲玉的母亲。1962年阮母病逝于上海。阮玲玉的养女囡囡后改名为唐珍丽，也由唐季珊抚养到中学毕业，后来随丈夫赴泰国定居。
阮玲玉去世后留有遗书，这是世人皆知的。公众向唐季珊要，但唐没有拿出来。直到第三天，即1935年3月11日在万国殡仪馆为阮玲玉举行入殓仪式时，在人们的追问下，唐季珊才拿出一份阮玲玉写的《告社会书》，说是写给张达民的，提到“人言可畏”。一些熟知阮玲玉的电影界同仁认定她另有遗书，一再追问下，唐季珊说是“阮玲玉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我很好，这一天我不愿意拿出来，我不想标榜自己”。
后来人们从1935年4月1日联华公司出版的《联华画报》上，读到这两份遗书的全文。画报在封面上标明“阮玲玉纪念专号”，登有阮玲玉的114幅图片、20多篇纪念文章、年表及报纸评论等。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阮玲玉两封字迹潦草的遗书影印件了。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阮玲玉纪念画册和见诸文字的记录。这两封遗书的内容是：
告社会书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是（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怨）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绝笔（民国）廿四、三月七日季珊：
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的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永远远保护你的。我死之后，请代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那就请你费力罢！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二千零五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注：指《告社会书》），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阮玲玉绝笔（民国）廿四、三月七日午夜但是，遗书刊出后不久，就有人提出疑问。
疑问之一：内容不符合阮玲玉的一贯处境。众所周知，无论是从少女时代就霸占阮玲玉的张达民，还是在占有阮玲玉前后就玩弄过多位女影星的唐季珊，他们都是迫害她的元凶，唐根本不支持阮玲玉的事业，曾把舞女带回家让阮玲玉亲眼所见，还在街头当众殴打她，逼得她几次服毒，在死前怎么能说“我对不起你”、“令你为我受罪”、“如果你真的爱我”这样“深情依依”的话？太假了！
疑问之二：阮玲玉尽管是一位著名影星，但艺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她即使留遗书也只能说些家庭琐事和个人际遇，怎么能写“告社会书”？其实报纸上早就对阮玲玉的绯闻议论不断，她从来就没有畏惧过，怎么到最后“人言可畏”起来？
疑问之三：阮玲玉文化程度并不高，平时忙于拍戏，读的书也并不多，也很少写作，但遗书中逻辑缜密，文辞考究，滴水不漏，一个在悲愤交迫情况下的人，能从容写出这样通达流畅的文字？
这种疑惑延续了几十年。几十年后，又发现了阮玲玉新的、人们从未见过的遗书。这套遗书经多方考证，被认为是真正出于阮玲玉的手笔。
先是暨南大学从事电影理论研究的连文光教授在编著的《中外电影史话》中附有新发现的阮玲玉遗书（1993年3月，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又有上海老作家沈寂向媒体发布的文章《真实遗书揭开阮玲玉死亡真相》。他们共同的依据是来自1935年4月26日出版的《思明商学报》。这张报纸登载了阮玲玉的另外两封遗书：
其一达民：
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误（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其二季珊：
没有你迷恋“×××”（按：指歌舞明星梁赛珍），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过去的织云（按：即张织云，唐季珊玩弄过的女影星），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
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唯有你可以靠了！
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玲玉绝笔《思明商学报》是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张内部发行的机关小报，仅发行1500份，外部公众不大看得到，所以它被淹没是很自然的。然而，这张不起眼的小报却揭开了有关阮玲玉遗书的惊天真相。1935年4月26日的这张报纸在发表阮玲玉遗书的同时，还登载了一篇题为《真相大白唐季珊伪造遗书》的文章，文中披露：“阮玲玉自杀当晚，确写遗书二封，但不是唐季珊拿出来的那两封。发表在《联华画报》上的两封遗书，是唐季珊指使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定的，梁赛珊后为良心所责，说出真情，并将原遗书交出。原遗书极短，文字不甚流畅，而且涂改多处……”梁赛珍是广东人，1926年从影，主演《火烧红莲寺》出名。她和两个妹妹梁赛珊、梁赛瑚皆善舞，被称为“梁家三姐妹”。她们和唐季珊住邻居，梁赛珍是唐追逐和玩弄的对象。阮玲玉自尽后，唐季珊迫于社会压力，指使梁赛珊代笔，伪造了阮玲玉的两封“遗书”，将死因归于“人言可畏”。梁赛珍后来声明，是她将“遗书”交给《联华画报》发表的。而梁赛珊也声明，是她参考了唐季珊交给她的阮玲玉真正的遗书，按唐的意思起草了两封假遗书，说出“人言可畏”等话，以减轻唐的责任。那潦草的字也是自己的模仿；但真遗书并没有交还唐季珊，而是交给了《思明商学报》的记者。阮玲玉死后，梁氏姐妹继续活跃在演艺界，假如《思明商学报》发表的遗书及指名道姓说明真相的文章也有假，那么她们必然作出反应，但事实上这种风波并没有出现。由此可见，这两封遗书才是真实的。
另外，研究者还从唐季珊与阮玲玉的关系上推断，最先发表的遗书是假的。联华电影公司总经理黎民伟1934年1月30日的日记可作印证，他写道：“这晚在杏花楼请客吃饭，唐季珊不知何故，竟当众殴打阮玲玉。”自杀前的晚上，黎为欢送一位美国友人，邀请一些导演、演员赴宴，人们鼓励阮玲玉要勇敢地与张达民斗争，使她增添了信心，散席后她愉快地和唐季珊去扬子舞厅跳舞。回家的路上，汽车司机听到两人议论诉讼的事情，唐季珊责骂阮玲玉“害人害己”，对不起他，并争吵起来。估计回家后他又打了阮玲玉，这就是遗书中说的“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不会这样吧！（指自杀）”。
可以说，唐季珊的动手和辱骂是导致阮玲玉走上绝路的直接动因，而这件事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黑暗势力对弱者的残酷挤压。阮玲玉的遭遇是旧中国广大艺人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缩影。
由于早年电影拷贝使用易燃的硝基胶片拍摄，十分容易损毁，加上经历战乱时期，阮玲玉主演的电影仅有《恋爱与义务》、《桃花泣血记》、《小玩意》、《再会吧，上海》、《神女》、《新女性》、《一翦梅》、《归来》、《国风》9部至今仍存拷贝。其中原已散佚的《恋爱与义务》在上世纪90年代于乌拉圭寻回。
阮玲玉主演的电影作品如下：
1927年《挂名夫妻》、《杨小真》（又名《北京杨贵妃》）、《血泪碑》；1928年《蔡状元建造洛阳桥》、《白云塔》；1929年《珍珠冠》、《情欲宝鉴》、《劫后孤鸿》；1929年《大破九龙山》、《火烧九龙山》、《银幕之花》；1930年《故都春梦》、《自杀合同》、《野草闲花》；1931年《恋爱与义务》、《一翦梅》、《桃花泣血记》、《玉堂春》；1932年《续故都春梦》；1933年《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小玩意》；1934年《人生》、《归来》、《再会吧，上海》、《香雪海》、《神女》；1935年《新女性》、《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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