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随任京奉铁路总稽查的父亲辗转北京、天津、营口、广州等地。1924年，16岁的胡瑞华成为上海中华电影学校的学生，改名胡蝶，开始了她的从影之路。曾主演过《绝代佳人》、《火烧红莲寺》、《歌女红牡丹》等近70部影片，塑造过慈母、女教师、女演员、娼妓、舞女、女工等各阶层的各类女性形象。她雅致脱俗，才华横溢，表演温良敦厚，姣美清丽，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影坛最优秀的顶级巨星。
1933年3月，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电影皇后”，《明星日报》准备为她举行加冕仪式，但被她婉拒，她回信说：“当此国难严重时期，务请取消加冕典礼，诸承厚爱，实不敢当。”1935年春，她作为中国第一个女演员出席了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电影展，并携《姊妹花》和《渔光曲》到伦敦、巴黎、罗马等地交流，撰写了《欧游札记》。1946年迁居香港，1966年息影。1960年她以影片《后门》获得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乐奖”和最佳女主角奖，同年获日本文部大臣特别最佳影片奖。1964年参加亚洲第十一届影展并获台湾电影“金马奖”。她横跨“默片”和“有声片”两个时代，而且使中国早期电影走向了世界。
1975年定居加拿大温哥华，改名潘宝娟，宝娟为父母给她取的乳名，以潘为姓则是对亡夫潘有声的纪念。上世纪80年代后，胡蝶开始撰写回忆录，她在这部书中回顾了自己绚丽多姿的从影经历，也评述了那个令她不快的“九？一八”之夜对她的讹传。对于这桩公案，胡蝶一直心如止水：“马君武激于义愤，一时也未能考证事情的可靠与否，只是将我也牵连进去了……是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她还说，“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未谋面，以后也未见过，真可谓素昧平生。1964年6月，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胡蝶的这一谈话在报上发表后，台湾考试院院长莫德惠有一次去看望张学良，据莫事后对记者说，张曾问他，是否看到胡蝶的那段谈话，然后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1985年王丹凤赴美探亲，曾绕道加拿大专程看望了好友胡蝶，当时77岁的胡蝶向王丹凤表示，如果健康情况允许，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使她成名并留下她青春年华的上海，旧地重游，与影友同人团聚话旧。然而她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1989年4月23日，胡蝶在温哥华因中风并发心脏病去世，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蝴蝶要飞走了……”1986年，定居加拿大的胡蝶在《回忆录》中这样叙述她的诞生：“我1908年出生在上海提篮桥怡和码头附近的一个什么‘坊’，名字记不起了，现在也无处查问。一个‘坊’可以有十来二十幢相连的房子，每幢房子阔气的住上一家，也可以住上好多家。这种式样的‘坊’，据说在今日的上海也还存在……”胡蝶撰写《回忆录》时，由于年事已高，对自己的出生年月和地点没有讲清楚。但是根据一本1933年出版的《电影皇后胡蝶纪念册》，内有一篇题为“和胡蝶女士谈话”的访谈录。胡蝶当年曾详尽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各类问题。她说，她的出生年月是“前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旧历二月二十一日”，地点是“上海提篮桥辅庆里第一弄第三家”。
父亲胡少贡为她起了一个乳名叫宝娟，他希望在动荡的年代里他可爱的小女儿可以过上安逸的生活。
根据胡蝶回忆，她在辅庆里只居住了4年。1912年全家就离开上海，开始跟随父亲“跑铁路”（她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
童年的胡蝶在父母的呵护下精致地长大，由于父亲在铁路工作的缘由，再加上政局多变，一家人在那段日子里经常搬家。胡蝶一家在短短的几年中，先后移居天津、东北、北京和广州。年幼的胡蝶随父亲常年在各地奔波，由此也就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等。俗语说，人上一百，种种色色。那些三教九流的言谈举止，给童年时就善于思考的胡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无疑为她后来在银幕上塑造各种角色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基础。
胡蝶16岁那年，全家又返回上海。他们先是在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德裕里赁屋暂居，不久又搬迁到北四川路余庆坊82号居住，这也是一幢石库门房子。如今，弄口已经看不到“余庆坊”的字样，挂着某酒家的招牌。
从影
16岁时，胡蝶考进了中华电影学校。
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浮华掠影的上海滩，没有声音的黑白电影将整个大上海装点得流光溢彩，热闹非凡。由电影引起的诸如偶像崇拜、明星绯闻、影片轰动等问题，与当今社会相比较，无丝毫逊色之处。16岁的胡蝶就在此时，怀揣着一个电影的梦想踏出了她从影生涯的第一步。
出落得亭亭玉立的胡蝶，聪慧美丽，父母盼望她能求学深造，她却受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事业吸引，投考了由顾肯夫等创办的我国第一家电影学校——上海中华电影学校，成为首届训练班学员。
那时，报考的女孩子达2000多名，竞争十分激烈。在等待面试的日子里，胡蝶在家想了很久，她觉得应该起个响亮的艺名好让人记住。直到面试那天她还没想好，正在踌躇之时，看见在花丛中自由翩飞的蝴蝶，才灵感突现把“胡蝶”这个名字填在报名表格上。后来，这个名字成为旧上海的标志词之一。这是天真无邪的胡蝶所没料到的。次年，大中华影片公司吸收她为演员，取艺名胡蝶。
胡蝶的银屏处女作是由徐欣夫导演，张组云、王元龙主演的《战功》（1925年），她仅是个次要配角。不久，徐琴芳介绍她到“友联”，担任《秋扇怨》主角。接着她去“天一”主演《夫妻的秘密》、《白蛇传》、《梁祝哀史》等，但都未受到重视，也未引起观众注意。
直到1928年，因张石川在新片《白云塔》里需要一位美丽端庄、仪态大方的女演员，在他的心中，蝴蝶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这部影片是胡蝶与阮玲玉这两位后来成为中国影坛巨星的演员初次合作，也是唯一的一次合作。影片完成后，胡蝶受到千万观众的称赞。
继《白云塔》之后，胡蝶在5年内主演了武侠片《火烧红莲寺》、《离婚》、《黄陆之恋》、《爸爸爱妈妈》、《桃花湖》、《碎琴楼》、《红泪影》、《自由之花》、《落霞孤鹜》、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以及《啼笑因缘》（六集）等共20部影片，大多是郑正秋和张石川编导。郑正秋对她十分赏识，电影圈也公认她为当代红星。
胡蝶加盟“明星”后，主演了18集《火烧红莲寺》。这是根据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的系列片，它为明星公司赢得了可观的票房收入。尽管由此引起影坛武打片的泛滥，从而受到舆论的指责，但这也使胡蝶的名字家喻户晓。1930年，明星公司开拍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由胡蝶担纲主演。
这部影片于1931年3月15日在上海新光大戏院首映。因为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片，不仅在上海以及全国各地轰动一时，而且引来南洋片商竞购拷贝。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胡蝶全家从虹口北四川路的余庆坊，搬迁到西区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光华里13号居住，这是一幢双开间的西式里弄洋房。虽然门牌号码在西方人看来是个不祥的数字，但胡蝶迁入此居后，却是频交好运，度过了生平最辉煌的时期。
在这其间，发生好几件事对于胡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影片《自由之花》获奖。胡蝶在片中扮演小凤仙，她本人认为这是“从影以来拍摄的比较有意义的一部电影”。1933年，该片被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评为优秀影片；同年，又被送往意大利万国电影赛会参赛获奖。
1935年，胡蝶应邀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国际电影展览会。后又赴德、法、英、意等国考察。欧洲之行使她欣赏到世界电影艺术，也让世界认识到中国电影和她的表演艺术。胡蝶是中国参展4部影片中《姊妹花》和《空谷兰》的女主角，由此成为代表团中唯一的演员代表。《姊妹花》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展映时得到了好评。回国后，她应良友出版公司之约，撰写了一本《欧游杂记》。
不过在那段时间里，让她最为开心的事情还是“当选影后”。
1933年选举电影皇后的活动，是上海《明星日报》发起的，宗旨是：“鼓励诸女明星之进取心，促成电影之发展。”选举自1933年1月1日（即《明星日报》创刊之日）开始。由于这件事在中国是首次尝试，起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参加投票的观众不多。半个月以后，《明星日报》逐日将选票数字刊登在报上，将选举期限定为一个月，到1月31日为止，并准备在“电影皇后”诞生后，举行一次盛大的加冕典礼。后来因天气太冷，选举期限延长一个月。
选举过程中，三位著名的电影女明星胡蝶的时尚照（明星公司的胡蝶、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天一公司的陈玉梅）票数非常接近，竞争非常激烈。投票一直持续到2月28日晚上10时。当天晚上，《明星日报》社揭晓选举结果。到会的有上海名流、电影界代表和著名律师等40余人。先由选举活动的主持人将选举经过和加冕典礼的筹备情况向来宾简单介绍，然后在律师监督下验票。结果胡蝶得21334票，陈玉梅得10028票，阮玲玉得7290票，胡蝶以绝对的优势当选为电影皇后。
选举揭晓后，原本准备举行一次盛大的电影皇后加冕典礼，因胡蝶本人一再谦辞，因此就将加冕典礼取消，决定将这一庆祝活动和“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结合在一起进行。
大会于3月28日下午2点在静安寺路大沪跳舞场举行。由于事关救国，大沪的经理免费出借会场并免费供应茶点。会场门口悬挂着“庆贺胡蝶女士当选电影皇后，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的横幅，场内摆满了各界赠送的大小花篮200多只。还不到2点钟，门外车水马龙，门内人如潮涌，于是工部局派来了多名巡捕在会场门口维持秩序，救火会出动救火车一辆预防意外。各个名牌商店也纷纷送来礼物，一则表示祝贺，二则进行广告宣传。例如，福昌香烟公司将新出品的胡蝶牌香烟分赠来宾，中西大药房将明星花露水奉送大家，总统公司送来了“乖乖果”，冠生园食品店献上了巧克力糖……
当新诞生的电影皇后终于在场上出现时，会场上立即出现了高潮。
几位社会名流致贺词之后，大会即将“电影皇后证书”当场授予胡蝶。“电影皇后证书”全文如下：
盖闻彩凤衔来，云里颁蕊珠之榜；丹虬献出，河中呈镂玉之图。胜事既成，良辰斯遇，不有佳证，何伸雅怀？电影选举，久畅行于列邦；此次提倡，实中国之嚆矢。而女士名标螭首，身占鳌头，倏如上界之仙，合受人间之颂，声华熠尔，舆诵翕然，足征殊艺冠群，有水到渠成之妙，灵心绝世，是花开见佛之才。今日者裙展联翩，香云馥郁，莫不欢从掌起，喜共眉舒。盖无皇后不能树银幕之先声，非女士不克居金屏之独座也。且秦暴方强，鲁难未已，飞机救国，日相喧呼，积款乘时，借资号召。蒙女士现毫端之艳彩，色相示人，舒口角之春风，歌音餍众。玲珑肝胆，与朱家郭解相期；旖旎光辉，岂小玉双成可比。红尘推戴，岂徒然哉！绣闼尊荣，从兹始矣。允垂嘉话，播世界于三千；竞仰芳姿，抚栏干兮十二。缅想昭阳昼永，日影方中；顿教合浦名高，花枝常好。此呈首届电影皇后胡蝶女士。
长久以来，演艺圈一直是是非之地，置身其中的人，稍有不慎，就可能为自己惹上麻烦。
胡蝶很会做人，也懂得做人应谦虚的道理。1928年，胡蝶与阮玲玉这两位后来成为中国影坛巨星的女明星在影片《白云塔》中初次合作。影片上映后，胡蝶受到了千万观众的称赞，很快就在中国影坛走红了。她在莫斯科时，上海发生阮玲玉自杀事件。有友人闻讯去告诉胡蝶。胡蝶先是怀疑谣诼，说道：“怎么会有这等事，又是小报造谣吧？”友人出示《申报》、《新闻报》的报道和照片，她长叹了一声，潸然泪下，喃喃自语：“我原以为不可能的。玲玉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多么好的演员，我比不过她。她见着人总是高高兴兴的，一脸和颜悦色，会自杀？真是的！”阮玲玉遇人不淑，内心十分痛苦，但她从不形之于色，表面看来总是笑嘻嘻的。她在最悲伤的时候，不是紧锁双眉、哭哭啼啼，而是笑盈盈的模样。
胡蝶与宣景琳都是早期影坛的著名影星，她们曾有过一段“小摩擦”。
20世纪20年代中期，宣景琳是明星公司“四大名旦”之一（另三位是王汉伦、杨耐、张织云），红极一时；而胡蝶也由于拍摄了不少民间故事片而成为天一公司的“台柱”。1928年，“天一”改组，“明星”乘机就将胡蝶“挖”了过来。这样，两位红星碰在一起，难免就会产生一些“小矛盾”。宣景琳当时曾向公司表示：“伊拍一部，我拍一部，大家勿碰头（合作）。”后来，明星公司筹拍《姊妹花》，安排胡蝶一人兼饰姊妹两角，宣景琳扮演母亲。宣景琳起先不肯，后来经编导郑正秋再三劝说，终于答应下来。于是，两位红星在《姊妹花》中“碰头”了。
1933年底，《姊妹花》拍成，在新光大戏院连映60天，轰动一时。胡蝶由于扮演了两个性格各异的角色而深受称赞，宣景琳也由于扮演老太婆角色惟妙惟肖而获得好评（她当时只有26岁），两人之间的隔阂也由于合作从此烟消云散。
50年后，定居加拿大的胡蝶在《回忆录》中曾经这样写道：“宣景琳在《姊妹花》一片中，是驾轻就熟，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有她及郑正秋的通力合作，我自己的演出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1987年5月，宣景琳80寿辰，上海电影界同仁纷纷前往祝寿。在这欢乐的时刻，宣景琳向大家说：“我现在正在思念一个人，她就是胡蝶。我和她两人同年，当大家向我祝寿时，我也想向她祝寿。她现在远在海外，希望她不久能回上海来看看，我们也可以见上一面……”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炮轰沈阳，东北三省相继沦陷，敌寇烧杀抢掠，生灵涂炭。有报道说在事变当晚，作为东北军统帅的张学良不组织抵抗，却在酒店和当红影星胡蝶等人跳舞！此论一出，举国哗然。这些“花边新闻”多出于小报，报道者大都无名；而一首诗的发表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作者不是别人，而是南国诗社著名诗人、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他在1931年11月20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了《哀沈阳？二首》：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诗中开头出现的这三个名字，一是赵四，即赵一荻，人称赵四小姐，后来与张学良结婚；二是朱五，即朱湄筠，其父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代总理，她排行第五，是张学良秘书朱光沐的夫人；第三位便是著名影星胡蝶。诗中虽然没有点出张学良的大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她们是沈阳事变那晚陪张学良跳舞的“佳人”。可是马君武并不知道，正是他这首传遍全国的诗引发了一桩公案。
据当时张学良的机要室主任洪钫、副官何世礼和代表胡若愚证实：“这中间属于误传，马君武据误传而成诗。”但诗中“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似乎又道出了某些具体的情节。那么，在事变当夜，作为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司令蒋介石）到底在干什么呢？
“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患伤寒病初愈，尚在北京协和医院疗养。那一夜，张学良因招待宋哲元等将领，偕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观剧中途，张学良听到侍卫副官谭海前来报告“沈阳发生事变”，即起身返回装有外线电话的协和医院——这大概是马诗“告急军书夜半来”的由来。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话，了解详情；令左右终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并亲自通话，请示如何应变；迅即招来顾问特纳，让他通知欧美各国驻北平新闻记者，夤夜通报日寇攻占沈阳的消息……“是夜，张学良庶几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稍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
”蒋介石也从南昌行营电告张学良：“切请采取不抵抗主义，勿使事态扩大，影响外交解决。”《北平特讯》载，事变第二天，《大公报》记者胡政之赶到协和医院病房采访了张学良，张对记者说：“吾已令我部士兵，对日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此事自应由政府负责交涉……仍望国民冷静隐忍。
”其实张学良的抗日立场还是十分坚决的。事变前夕当他获知情报后曾致电蒋介石：“为国为家，愿身临前敌，虽战死疆场，亦无所悔。”但迫于军令，他不战而退，成为千夫所指，落下“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他为此懊悔不已，曾说：“东北丢了，我张汉卿恨不得碰死，以去耻辱！”日本深知张学良的立场和秉性，对于他的存在还是有所顾忌的。他们的拉拢被严词拒绝后，就想办法搞臭他。熟悉中国历史文化的日本特务们也知道，在中国要使一个名人名誉扫地，最快捷的办法就是从其私生活入手，制造绯闻，暗箭伤人。说来也巧，当时正赶上胡蝶去北京拍摄《自由之花》的外景，这部片子讲的是小凤仙和蔡锷的故事，其中涉及袁世凯与日本无耻勾结的情节，这引起日本人的忌恨，于是便把胡蝶当作了向张学良抹黑的武器。经过精心策划，由日本通讯社煽风点火，散布谣言；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也借题发挥，为蒋介石和日本开脱罪责。于是《庸报》上出现了题为《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北三省之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东北军之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彼时却正与红粉佳人胡蝶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还有的报纸“披露”得越来越具体，说胡蝶与张学良如何由跳舞而相识，进而“过从甚密”，“张赠胡以十万巨款”云云。
这些绯闻不胫而走，不明真相的中国人更加对张学良不满。时在上海办事的马君武也义愤填膺，挥笔写下了《哀沈阳》诗。
从效果来看，马诗的批判锋芒不但没有指向真正不抵抗的蒋介石而是指向了替罪羊张学良，并且还冤枉了胡蝶，这是由于他不了解内情一时激愤所致，但激荡诗间的爱国精神和抗日情怀还是异常强烈的，不久，当他弄清“不抵抗”的真相后，立即发表了《致蒋介石、汪精卫电》：“国事败坏至此……日本已占据三省，介石兄犹唱先统一后对外之说。介石兄对内面狰狞如鬼，对外则胆小如鼠……”公开谴责蒋、汪，既表明他积极的抗日立场，也可以看作是对《哀沈阳》一诗的纠正。他已知道在这件事上“内容失真”，冤枉了张学良和胡蝶。
张学良其实根本就不认识胡蝶，后来他有事到沪，曾有人欲介绍胡蝶与他相见，张婉言谢绝：“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见到大批撤下来的军队，知是沈阳失守……我是在事变之后方始到达北平的。”胡蝶后来回忆说，“世间荒唐的事情还真不少，沈阳事件发生的时候，我那时还跟明星公司摄影队一起逗留在天津，没有踏入北平一步……后来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时，已是‘九？一八’事变约一周，未料此行会引起一段莫须有公案。”据当时的北平新闻报道，9月下旬，影星胡蝶随上海明星股份有限公司导演张石川等40余人，来北平拍摄《自由之花》、《落霞孤鹜》和《啼笑姻缘》三部影片的外景。胡蝶一行出车站时，受到热情观众的包围，盛况空前。据称，剧组将在中山公园、北平公园、颐和园等处拍摄外景。
他们在北平忙碌了一个多月。离京前，梅兰芳在家中宴请了洪深、张石川、胡蝶等20余位摄制人员，席间，梅大师曾言：“‘九？一八’那天晚上，张学良在戏院看我的演出。”其意不难详查。
而胡蝶他们对此言并未在意，可能是忙昏了头，对于那几天外界的传言竟一无所知。他们回到上海已是11月下旬了。胡蝶到家时发现气氛不对，母亲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刚哭过，父亲也在生气，她问怎么回事？父亲把一摞报纸摔过来：“你在北平干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呀，你自己看看吧！”胡蝶看到那些报纸上的大字标题是：《红颜祸国》、《不爱江山爱美人》、《东三省就是这样丢掉的》，再看内容，不由大呼：“这根本不是事实，全是造谣！”明星公司的潘有声、张石川、洪深等看到了这些文章也很气愤，到胡蝶家里慰问，说：“绝无此事！”他们想在报纸上澄清，又怕“越描越黑”，等等再说吧。但很快又在《时事新报》上出现了马君武的《哀沈阳》诗，并登有胡蝶的照片，舆论一时纷纷扬扬，对胡蝶的指责不绝于耳。他们感到这无论对胡蝶本人还是对电影公司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不能再沉默了，于是决定立即在报端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就在马君武诗发出的次日，《申报》连续在11月21日、22日刊登《胡蝶辟谣》的启事，张石川、洪深等人的启事也同时登出，为胡蝶作证。同事们亦都为无辜的胡蝶作证，澄清事实。
23岁的胡蝶柔弱的肩上何以承受如此沉重的诬陷？唯一能做到的大概就是辟谣了。她的启事吻合了她胸襟开阔、宽厚待人的一贯性格，尤其可贵的是胡蝶能认识到这是日本的“宣传阴谋”，目的是“侮辱我中华官吏和国民”，“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能看破这一点，就足见她的见识非同一般。
马君武的《哀沈阳》见报后，还有人曾力主胡蝶诉诸法律，与马对簿公堂，然而她依然心态平和，不想在个人事体上纠缠，再为绯闻推波助澜，她说：“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她表现出的冷静的洞察力和宽阔的胸怀令人敬佩。
拍摄《秋扇怨》时，胡蝶和该片的男主演林雪怀由相识而恋爱，遂于1927年3月22日在上海北四川路（离余庆坊不远）上新落成的月宫舞场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此后胡蝶的电影事业不断精进，成为上海滩头号女明星，林雪怀却在影坛日趋没落。胡蝶自筹一笔钱，给林雪怀在四川路上开设了一家胡蝶百货商店，林雪怀经营不善，差不多把资本耗尽，而且行事日益荒唐。
就在这时，一个叫潘有声的男人出现在胡蝶的生活中。
1931年，潘有声在胡蝶堂妹胡珊的家中遇见了胡蝶。初见，胡蝶高贵大气的气质就深深地吸引着潘有声。只是，当时郎有意，而妹无情，胡蝶还困在与林雪怀的情感纠葛当中。刚从婚姻的坟墓中走出来的胡蝶，对感情失去了兴趣，对于身边的追求者她都视而不见。她受的伤害不是写在脸上，而是刻在心上。于是，深知这一点的堂妹就刻意安排了一场她和潘有声的舞会。
舞会结束后，胡珊又叮嘱潘有声送胡蝶回家。就这样，一段情事才得以绵延继续。
潘有声身材伟岸，并带有一股读书人的气质，他身上这种文人的风雅与胡蝶平素接触的人不一样，这让胡蝶颇感意外，加上两人谈得也十分投机，胡蝶开始了这场让当时许多人都摸不着头脑的恋情。这个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男人逐渐成为胡蝶的精神支柱，胡蝶的情感天平渐渐离开未婚夫倾向潘有声。
胡蝶与林雪怀从订婚到解除婚约，可谓满城风雨，还闹上法庭。不久林雪怀与他人结婚，就在胡蝶游欧之际，林雪怀转辗各地就医无效，旋即病故。
就在胡蝶还沉浸在影后的桂冠和欧洲之行的荣誉里时，传来了父亲胡少贡得癌症的消息，母亲对她说：“趁你父亲在世赶快结婚！由他带你进教堂，将你交给有声，他就放心了。”为使对自己疼爱有加的父亲无遗憾地度过人生的最后岁月，胡蝶决定与已热恋了四年的潘有声结婚。经商出身的潘有声闯入胡蝶的情感世界是在“雪蝶解约案”中，那时的胡蝶被林雪怀近乎无赖的行径折磨得心力交瘁，潘有声的宽容、体贴、沉稳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渴望温暖与安全的胡蝶重新撑起了一片晴空。他们清澈如水的爱情，让她感到一份温馨和宁静，四年中她已习惯于将潘有声当做精神生活的支柱，高兴的时候和他在一起分享喜悦，悲伤的时候向他诉说委屈。这份宁谧的恋情受到了胡潘两家的极力赞成。潘有声原有结发之妻，还有女儿，为了胡蝶，他抛妻别女。
吉期选定在11月23日上午11时，胡蝶与潘有声婚纱照在上海九江路江西路口的圣三一堂（红教堂）结婚，晚上7时在南京路英华街大东酒楼宴客。新郎新娘的结婚礼服是在南京路上最有名的鸿翔服装公司定做的。上午9时整，新郎新娘驱车前往九江路教堂。这时候，等候在教堂门口的宾客以及围观的影迷已达2000人之多。
在欢乐的《婚礼进行曲》中，胡蝶的父亲引领胡蝶缓步走向台前。当牧师庄重地宣布“潘有声和胡蝶从此结为夫妻”时，观礼的来宾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明星公司的同仁们则齐声唱起了新创作的《胡蝶新婚歌》……
当晚喜宴结束时，已是夜深人静，新郎新娘又驱车前往他们的新巢——亨利路（今新乐路）永利村29号，去欢度他们的洞房花烛夜。
婚后的胡蝶面临着家庭和事业的选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渐渐萌生了息影的念头，决定急流勇退，淡出影坛。此后的一年内，胡蝶只拍了两部影片。
1937年，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这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11月，上海失守。不久，明星公司在上海枫林桥的总厂被日军占领，明星公司从此不复存在。此时，潘有声已在香港发展事业，于是胡蝶偕同家人避居香港。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暂时还不存在战争的直接威胁，胡蝶和潘有声度过了一段堪称幸福的时光。当时潘有声在洋行工作，收入颇丰，工作之余喜欢跑马，也喜欢买马。他终日沉溺于马经，乐此不疲。胡蝶有些嫉妒地说：“你爱马胜过爱你的妻子，对马比妻子还好。”潘有声搂住她，笑着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第一位的。”可惜，这种幸福生活没能持续多久。
日军占据香港后，为了达到利用中国名人出面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达到欺骗世界舆论的目的，一方面对香港百姓凶残肆虐，一面又对匿居在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施以怀柔政策。他们派了一些谙熟中国文化的“中国通”出面对知名人士拉拢利诱，企图使他们就范，成为自己的话筒。
一天，胡蝶一家正在整理房间，日军报道部艺能班长和久田幸助登门造访，这位一口广东话说得比胡蝶还纯熟的“中国通”，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向胡蝶提出三个条件：平等合作，尊重自由，接受日军的保护。不知内情的胡蝶既恐惧又厌恶，但又觉得不好得罪他，只好不停地点头敷衍。第二天，“良民证”送来了，“食品配给卡”送来了，同它们一同来的还有不少日军侦探。他们每次来都表现得客客气气，但临走时，总会毫不客气地顺手带走一些值钱的东西。胡蝶整天生活在惊惧中。没过多久，和久田幸助又一次不请自来，说是日本影迷皆欲亲睹“皇后”的风采，特邀胡蝶去日本访问，并拟定由她拍一部电影《胡蝶游东京》，过几天就要启程。直到这时，胡蝶才弄清了日本人对她“友好”的真实目的。
吃惊之中，她忽然想起了前些天曾经去拜访过的仍滞留在香港的梅兰芳先生。那天，她一见梅兰芳便吃了一惊，数年前她去莫斯科参加国际电影节，第一次在轮船上与梅兰芳相遇，那时的他潇洒俊逸，可短短几年，梅先生就变得清癯消瘦，唇上蓄留着浓黑的八字须。“梅先生，听说日本人这几天要逼您到东京去唱《天女散花》，你蓄须明志，果然不假！”梅先生笑道：“如此国难当头之际，我岂能去东京为虎作伥？有个叫和久田幸助的人来过几次，都被我严词拒绝了！只要不打败日本鬼子，我绝不登台唱戏！”胡蝶敬佩地点点头，说：“梅先生打算去重庆吗？”“我哪儿也不去！”梅兰芳坚定地说，“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一分中国人的骨气，谅日本人也奈何我们不得！胡小姐，我现在只担心你！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你一个弱女子能抵挡住他们的威胁利诱吗？请你记住，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保持民族气节！”胡蝶郑重地点点头，说：“我知道，梅先生，请你放心，胡蝶决不当汉奸！”今天，日本人果真来拉拢自己了，胡蝶想起了梅兰芳先生的话，暗暗下了决心。于是她以自己已经息影，而且有了身孕，短期内无法再现银幕为由，拒绝了和久田幸助的邀请。可是胡蝶心里明白，日本人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想到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后果，胡蝶不寒而栗。为免万一，她和丈夫在当地抗日游击队的帮助下，于次年逃离香港。为了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走之前胡蝶把一家人所有的积蓄分装成了30只箱笼，将它托付给“国际难民救济总署”的杨惠敏代为转运。杨惠敏原是淞沪抗战时冒枪林弹雨之险到四行仓库向八百孤军献旗的女童子军，后由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派到香港做接运爱国抗日人士到后方去的工作，与胡蝶夫妇颇有交往。但是，就在他们几经辗转到达桂林，全心全意等待着这几十只箱子到来的时候，忽然传来了它们被劫的消息，胡蝶一下子惊呆了：这可是她前半生所有的积蓄，有些东西是国际知名人士的赠品，都是她积累的无价之宝。
为了寻找那30箱金银细软，几经周折，胡蝶找到了自己的儿时好友林芷茗帮忙。林芷茗的丈夫是曾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当年在上海时，胡蝶就常去杨家，与杨虎很熟悉。单纯的胡蝶却不知此时的杨虎早已不是当初那个热情大方的杨虎了，自从来到重庆后，杨虎在蒋介石面前失宠，一直在家中赋闲。为使自己能重新当上警备司令，他正想尽办法竭力巴结戴笠，希望他能在蒋介石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胡蝶的求助，犹如天赐良机，使杨虎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他一刻也没耽误地将此事告知了军统老板戴笠。早对胡蝶垂涎三尺的戴笠喜出望外。听了杨虎的汇报，他当即表态：“这事包在我身上，一定不能委屈了咱们的大明星。
”顿了顿，他又说：“请你马上转告胡蝶夫妇，入渝的机票我会给她安排好，望她放心休养，中国的电影事业不能少了她啊！”一周后，在军统的安排下，胡蝶一家顺利来到重庆。胡蝶到重庆后，先住在杨虎家里。在杨虎和林芷茗夫妇精心安排的一个盛大的宴会上，胡蝶见到了国民党军统特务首脑戴笠。虽然戴笠对胡蝶的美貌早有耳闻，但是当他的目光落到胡蝶身上的时候，见多识广的戴笠还是情不自禁地睁大了眼睛。她那端庄俏丽的容貌、含情脉脉的眼睛以及两颊若隐若现的梨花酒窝深深地吸引了他。一番客套的寒暄过后，戴笠就迫不及待地邀胡蝶共舞。丢失财产后胡蝶大病了一场，自此后除了箱子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可是眼下又不能拒绝朋友的好意，因此她只好将手递给戴笠，跳起舞来。
戴笠紧紧盯着胡蝶，眼神火辣辣地透着欲望，可是胡蝶却显得心不在焉，神情冷淡。一曲舞跳完之后，胡蝶婉言谢绝了戴笠的第二次邀请，离开戴笠径自在桌前坐下。
心病还须心药医，风月情场老手戴笠明白，要想赢得美人的芳心，当务之急是必须在失踪的箱子上面大做文章。因此他一听说胡蝶在重庆报了案，就决心要大显身手破案，追回失物。尽管捉拿窃贼本是区区小事，派几个警察花点时间就可以破案，但因此事对于他来说事关重大，戴笠决定杀鸡用牛刀。
为了侦破这个案子，戴笠兵分二路：一路是立即将代运人杨惠敏抓起来，一路是去问明胡蝶箱内所装物件。前者是为了查清线索以便破案，后者是为了万一不能破案，他将按胡蝶所列出的丢失物件名称，买来归还失主。在戴笠的特别关照下，胡蝶财物被劫案终于侦破了：原来劫去胡蝶这些箱子的是当时横行广东的东江大盗王虎，杨惠敏是无辜的。但破案时王虎已将一部分贵重物品，如法国的香水、意大利的皮鞋、德国的丝袜等等卖出，无法追回，精明的戴笠便派人去各地买了补齐，送到胡蝶家交差。30箱积蓄的失而复得，使胡蝶对戴笠不由得感激涕零，态度也由冷淡逐渐地变得热情起来。
寄人篱下的感觉及不必要应酬的增多，使胡蝶感到了住杨公馆的不方便，便想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家。于是，几经周折，潘有声同几个朋友一起开办了一家公司，从事茶叶和木材生意。他们只想尽快赚些钱，为全家寻个像样的住处。然而，没过几天，潘有声突然失踪了。询问公司的人方才知道，不知是谁在潘有声的公司里藏了枪，他被警察抓去了。六神无主的胡蝶哪里想到这只不过是戴笠为博取她的好感而采取的手段，为了救出丈夫，她不得不求助于戴笠，当着胡蝶的面，戴笠马上叫人放了潘有声。随后戴笠又邀请胡蝶一家在他的曾家岩公馆暂住。见面的方便使得戴笠几乎每日都来问候，他知道胡蝶爱吃水果，而战时重庆又没有什么好吃的，就不惜代价派人从新疆空运来哈密瓜；看到胡蝶身体不好，就请来名医，细心调理，还举止得体地陪她出去散心。他的这些举动令胡蝶和潘有声都非常感动，夫妇二人对戴笠的戒备之心慢慢地放松了。
胡蝶入住曾家岩公馆后，戴笠总算可以天天看到自己心仪的佳人了，可是佳人却心有所属，另有怀抱。为了达到霸占胡蝶的最终目的，戴笠开始想办法除掉潘有声，想来想去，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调虎离山，将潘有声吸引到重庆以外的什么地方去赚钱。于是，1944年春天，潘有声接到了商人们梦寐以求的专员委任状和滇缅公路的特别通行证。此时，他已经明白了戴笠把他“发配”昆明的真正用意，明知把妻子一人留在重庆，无疑是羊入虎口，可是看着家里两个年幼的孩子和胡蝶白发苍苍的母亲，再想到戴笠冷酷无情的本性，为了一家的生命安全，他只得含泪告别胡蝶，咬着牙外出奔波。潘有声一走，戴笠就撕破脸皮，不顾胡蝶的百般哀求，强行霸占了她。从此在戴笠的威逼利诱下，胡蝶完全成了一只笼中小鸟，度过了一生中她觉得最糟糕透顶的三年生活。
为了避免别人的干扰，同时也为使胡蝶忘记过去，免去对丈夫的负疚感，在戴笠的精心安排下，胡蝶搬进了位于歌乐山的杨家山公馆。为了讨得胡蝶的欢心，戴笠不惜一切代价。胡蝶想吃南国的水果，他立即派出飞机从印度空运；胡蝶说拖鞋不舒服，他一个电话就让人弄来各式各样的鞋子；胡蝶嫌杨家山公馆的窗户狭小，光线不充沛，又嫌楼前的景物不别致，他急忙命人在公馆前方专门为她重新修建了一幢花园洋房。在神仙洞周围，他计划建筑一栋规格、设施、造价远远超过其他公馆的豪华别墅，准备作为他和胡蝶将来的秘密居所。他认为神仙洞除了地名吉利外，还环境清静，风景优美，便于隐居。为显示他的真心，博胡蝶一笑，修这所房子时，他要求汽车可以直达门口而不爬坡。为此，他亲自测好地形，凡车路经过的地方，居民们都得搬走，房子一律拆迁。除此之外，他还亲自设计如何在斜坡上用石块镶成“喜”和“寿”两个大字，如何在空隙处栽上各种奇花异草。为了保密同时也为了防止胡蝶和外界接触，戴笠特地在别墅外围修建了电网、水渠及隔离外界的围墙，外面还设置了岗亭。
同居期间，为了讨胡蝶的欢心，戴笠又为胡蝶修建了好几处住所，如罗家湾19号、重庆南岸汪山、嘉陵新村、浮图关李家花园等等。另外在杨家山公馆前面还特地修建了一处很考究的花园，花费了近一万银元购买了各种名贵奇花异卉用以装点花园。他和胡蝶住在这里时，每天早晚都要陪胡蝶去花园散步。胡蝶虽然生活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但由于不能与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又不能从事自己深爱的电影事业，所以她仍然天天闷闷不乐，戴笠对她越好，她越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悲剧。她觉得自己一步步地被毁灭掉了，再也找不回原来那个纯洁、坦率的自己了，一念及此，她就常常泪湿衣襟。
1946年，胡蝶随戴笠回到了她思念了8年之久的上海，令她没有想到的是戴笠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要求。戴笠动情地说：“我今生最大的心愿，是与你正式结为夫妻，你是我的唯一，其他什么事都不能改变我对你的爱。我是真心爱你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与你正式结婚。”为了达到和胡蝶结婚的目的，戴笠再次安排潜伏特务拘押了潘有声，并暗中让人诱劝他解除与胡蝶的夫妻关系，以便他与胡蝶正式结婚。期待着与家人团聚的胡蝶含着眼泪对丈夫说：“有声，虽然我们办了离婚手续，但是我的心是永远属于你的，姓戴的只能霸占我的身体，却霸占不了我的心。”就在戴笠一心准备在1946年3月下旬与胡蝶正式举行婚礼时，他却因飞机失事烧死在南京西郊的戴山上。
戴笠的突然离世，使胡蝶重获自由，她又回到了丈夫和孩子的身边。可是当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上海，准备开始新的生活时，她又犹豫了。经过抗日烽火洗礼的上海，活跃着的是新一代更加年轻有为的女影星，上海电影的未来已经不再是属于她的了；生活上，她与戴笠之间的关系，使她无法从容面对从重庆等地重返上海的左翼影人，尤其是无法逃避一批有“隐私癖”的黄色报刊记者，好友阮玲玉悲愤自杀一事使她对“人言可畏”更增添了一份恐惧。经过一番慎重的讨论，胡蝶和潘有声决定携一双儿女去香港发展。
到香港后，潘有声创办了以生产“蝴蝶牌”系列热水瓶为主的兴华洋行。胡蝶倾注了全力，辅佐潘有声从事经营。这种苦尽甘来，朝夕相处的生活只持续了六年，潘有声就病逝了。她这一生只有两个最爱，一个是潘有声，一个是电影。丈夫先她而去，使她始终无法摆脱孤独和伤感，对电影的思念一日浓似一日。
1959年，在亲友的鼓励下，已年过半百的胡蝶加盟邵氏公司，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电影界。她先后为邵氏公司主演了《街童》、《苦儿流浪记》、《两代女性》、《后门》等片，其中《后门》一片获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禾奖，而她则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
1975年，胡蝶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并改名为潘宝娟。宝娟是她父母为她起的乳名，以潘为姓则表达了她对亡夫潘有声的怀念之情。告别了影坛又身居异地的胡蝶，时常怀念着祖国，关注着中国电影的情况。每当有人去看望她时，她总是不忘叮嘱来人回国后，代她向国内观众，尤其是上海观众问好。上海是她真正的家，每当她心潮澎湃，思绪激荡时，她就恨不得身上长出双翅，立刻飞回到那块生她养她造就她事业的热土。
在她的回忆录里，她深情写道：“据说温哥华的地形像摊开的右手，手的方向是伸向太平洋彼岸的亚洲，伸向中国。我住在这滨海城市的临海大厦，不论是晴朗的白天，或是群星灿烂、灯火闪烁的夜晚，当我站在窗户边向远处眺望时，我的心也像温哥华的地形似的，伸向东方，希望握着祖国——我的母亲的温暖的手。”但是面对祖国朋友和故乡影迷的召唤，她却以身体不济，力不从心为借口一次次的推脱，与戴笠之间那段难于启齿的往事，是横亘在她与故乡之间一堵无形的墙，情感上的难堪使她迈不动回家的步伐。她害怕记者会问起这段封锁在她内心最深处的记忆，甚至于在她自己晚年所写的回忆录里，她也有意地回避了这段让她不堪回首的前尘往事。
1989年4月25日，翩舞人间近百年的胡蝶在温哥华因病与世长辞，应她的要求，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她深爱了一生的亲人旁边。这位中国第一位影后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胡蝶要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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