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最初不姓王，她本姓金，小名金锁。“锁”，由金、小、贝三个字组成，意为金家的小宝贝，学名金宝琴。童稚时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做孙女，易名为王旭，号映霞。王二南先生系南社社员，琴棋书画俱精，满腹经纶。
王映霞自幼承欢在王二南先生膝下，春雨润物，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她先在外祖父开的蒙馆读《三字经》，后入教会学校弘道女校，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
杭州女师人才辈出，王映霞是她们中的一位佼佼者。王映霞刚开始只知道鲁迅、郭沫若，后来才知道郁达夫，并十分欣赏郁的文才。一次偶然相识，使郁达夫深深迷恋这位青春美丽的才女。经不住他的苦苦追求，1928年2月，两人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才子佳人，名动全城。那一年，她20岁，郁达夫32岁。他们共同生活了12年，最终于1940年正式离婚。从相识相爱，到最终分手，王映霞与郁达夫的这段爱情纠葛曾在文坛上纷纷扬扬掀起过不小的风波。
1942年，在重庆，经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介绍，王映霞与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经理的钟贤道结为连理。1980年，与王映霞过了38年平静婚姻生活后，钟贤道病逝于上海，终年72岁。
2000年，王映霞病逝于杭州，终年92岁。与钟贤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传奇恋情，在民国时期的文人中传为佳话，曾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但不幸以悲剧告终……
1927年1月14日，新年伊始，在上海马当路尚贤坊40号，郁达夫穿着妻子孙荃从北京寄来的新皮袍登门拜访老朋友孙百刚，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明眸如水，一泓秋波”，刚满20岁的王映霞。
初遇王映霞，郁达夫便有一见钟情之感，而王映霞早在学生时代就已醉心于郁达夫的作品，曾经读过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对文中的大胆描写感到很震撼。此次遇见这位心仪已久的大作家，又见他如此殷勤，虽然自己此时已有婚约在身，对方也有家室，仍不免为之怦然心动。
不久，郁达夫约王映霞在上海江南大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进行了一次长谈。王映霞提出了这样的婚嫁条件：必须明媒正娶，组成一个属于他们二人的完整世界。郁达夫满口答应，两人的恋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两人热恋期间，郁达夫曾写给王映霞无数情诗，其中一首常为人传诵：“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1927年6月5日晚，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举行了订婚仪式。6月10日，郁达夫写信把此事告诉了发妻孙荃。孙荃对此无可奈何，只好选择默认。
1927年六七月间，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上海租房安家，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在王映霞的帮助下，郁达夫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寒灰集》。在序言中，郁达夫声称是王映霞“爱的火焰”，复燃了他这堆“已经行将熄灭的寒灰”。
1927年9月，郁达夫将他和王映霞的恋爱过程，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了。读过这本书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郁达夫当时的爱狂热到了何种程度，他真的是不要名誉不要地位，什么也不要了。1928年2月，才子郁达夫抱得美人归，王映霞也终于做了他的“自由女王”，两人在杭州正式结婚。文豪柳亚子赠诗郁达夫，称两人“富春江上神仙侣”，一时传为佳话。
郁达夫和王映霞确实有过一段神仙眷侣般的婚姻生活，日子过得甜蜜丰裕。王映霞在自传中曾提到：“当时，我们家庭每月的开支为银洋二百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一百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一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六十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1929年11月间，王映霞生下了长子郁飞。一年半后，又生了第二个男孩郁云。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开支随之剧增；此时已隐居于富阳的孙荃母子的生活开支，也要靠郁达夫寄钱去接济，经济日渐拮据。
1934年4月，在王映霞的提议下，郁达夫和她回杭州居住。郁达夫花1700元买下了玉皇山后30亩山地，开始修建自己的新家。据王映霞回忆，新家在“1935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到1936年的春天完工……足足花掉了一万五六千元”。建成后，还“涂上了朱漆，嵌上了水泥”，充满了东方建筑的古典神韵，郁达夫特意给它取了一个极富情调的名字：风雨茅庐。
1936年，郁达夫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南下福州，担任省政府参议兼宣传室主任。但就在这之后，郁、王两人的感情急转直下，这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有直接关系。1937年底，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浙江军政机构纷纷南迁，省教育厅迁到浙南的丽水。为躲避战乱，王映霞携老母及孩子先到富阳避难，后来到丽水，与许绍棣比邻而居，两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耍。此时许绍棣的妻子刚病逝不久，他独自带着3个女儿生活。许绍棣对王映霞倾慕已久，平时对她关怀备至，多有照顾，引起了许多风言风语。王映霞还积极牵线搭桥，把与徐悲鸿有过恋情的孙多慈介绍给许绍棣，促成许孙二人结为秦晋之好。
郁达夫在福州听到王映霞与第三者关系不正常的流言，心里非常愤怒。1938年3月，郁达夫应郭沫若的邀请离开福建到武汉工作，就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并兼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不久，王映霞也来到武汉。
一天，郁达夫回到家中，不见王映霞，却意外发现了许绍棣给王映霞的几封信，便断定王映霞仿效卓文君与她的“司马相如”私奔了。郁达夫性格冲动，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在《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郁达夫谨。”实际上，王映霞只是到她的朋友曹秉哲家里去了。翌日，当王映霞在《大公报》上看到郁达夫的“寻人启事”时，不禁勃然大怒。郁达夫得到曹秉哲的通知赶往曹家请她回去时，王映霞说：“如果要我回去，你必须在大公报上刊登道歉的启事。”经过朋友的从中调解，郁达夫和王映霞捐弃“前嫌”，决定和解。郁达夫不得不又在报上刊登了王映霞拟就的“道歉启事”：“达夫前以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王映霞女士，并在登报寻找启事中，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1938年，郁达夫应《星洲日报》的邀请，带着王映霞和儿子郁飞一同来到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远离祖国，并没有让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姻状况有所改变。王映霞因为不堪夫妻关系愈来愈恶化，一度只身远赴印尼廖内岛的一所学校担任教员。因不习惯岛上的艰苦生活，一学期后又返回新加坡。然而，郁达夫不久后做的一件事，终于把他们的婚姻推向了坟墓。
1939年，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著名的《毁家诗纪》，包括有详细注释的19首诗和1首词。郁达夫公开披露了他与王映霞之间的情感恩怨，并且痛心疾首地指出王映霞在情感上对他的背叛是导致毁家的重要原因。
郁达夫在《毁家诗纪》中对王映霞的报复和责难，震动了文坛。郭沫若曾经谈到：“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上。那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着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说不定还要发挥他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还要暴露自己所爱的人？”郁达夫发表《毁家诗纪》，让王映霞下定决心与他分手。王映霞始终否认郁达夫在《毁家诗纪》里加在她头上的“情感上的背叛”的罪名。她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1940年3月，王映霞与郁达夫在新加坡协议离婚。这对曾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才子佳人，就这样以彼此怨恨的方式分手了。王映霞晚年曾回忆说：“我离开郁达夫，拎了一只小箱子走出了那幢房子。郁达夫也不送我出来，我知道他面子上还是放不下来。我真是一步三回头，当时我虽然怨他和恨他，但对他的感情仍割不断；我多么想出现奇迹：他突然从屋子里奔出来，夺下我的箱子，劝我回去，那就一切都改变了……”1942年日军攻占新加坡前夕，郁达夫渡海逃亡到印尼的苏门答腊。为了掩护身份，也使家中有人照料，经朋友介绍，郁达夫与华侨女孩何丽有结婚。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个星期，1945年8月29日晚，几名日本宪兵突然秘密绑架了郁达夫，并在9月19日将其枪杀……
郁达夫对于王映霞可谓“一见倾心”，几乎达到狂热的地步，究竟有多狂热，从他当年的日记就可窥其一二。
1月15日晚上至杭州同乡孙君处，还以《出家及其弟子》译本一册，复得见王映霞女士。因即邀伊至天韵楼游，人多不得畅玩，遂出至四马路豫丰泰酒馆痛饮。王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每日去看她。王女士生日为旧历之十二月二十二……今天是十二月十二，此后只有十天了，我希望二十二这一天，早一点到来……殊不知我又在为王女士颠倒。
1月27日昨晚上醉了回来，做了许多梦。在酒席上，也曾听到了一些双关的隐语，并且王女士待我特别的殷勤，我想这一回，若再把机会放过，那我半生就永远不再能尝到这一种滋味了，干下去，拿出勇气来干下去吧。……若能得到王女士的爱，恐怕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一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
3月25日午后五点多钟和蒋去看电影。晚饭后又去王女士那里，请她们坐了汽车，再往北京大戏院去看影片。十一时前后看完影片出来到一家小酒馆内请她们喝酒。回家来已经是午前一点多钟了。写了一封给王女士的短信，打算明天去交给她。
……今晚上月亮很大，我一个人在客楼上，终究睡不着。看看千里的月华，想想人生不得意的琐事，又想到王女士离去的那几眼回盼，……啊，这一回的恋爱，又从此告终了，可怜我孤冷的半生，可怜我不得志的一世。
……茫茫来日，大难正多，我老了，但我还不愿意就此而死。要活，要活，要活着奋斗，我且把我的爱情放大，变作了对世界、对人类的博爱吧。
——摘自《达夫日记》热烈中的郁达夫和王映霞虽然经常两地分别，但她们一直保持频繁的书信联络，以下便是郁达夫写给王映霞的几封信，从这几封信中，我们感觉到两人的感情非但没有因为分离而降温，反而愈发的甜蜜。
映霞：
现在大约你总已经到了杭州了吧？你的祖父母亲弟弟妹妹都好么？你或者现在在吃晚饭，但我一个人，却只坐在电灯的前头呆想，想你在家庭里团聚的乐趣。
今天早晨，我本想等火车开后再回来的，但因为怕看见了那载人离别的机器，堂堂的将你搬载了去，怕看见这机器将你从我的身旁分开，送上每天不能相见的地方去时，心里更要不快乐，更是悲哀，所以我硬了心肠一挥手就和你别了。我在洋车上，把你的信拆开来看，看完的时候，几乎放声哭了起来，就马上叫车夫拉我回去，回到南火车站去，再和你握一握手。可是走到了莱路口，又遇着一群军队的通过，把交通都断绝了。所以只好闷闷的回来。回到闸北，约略睡了一会，就有许多事务要办，又只好勉强起来应付着，一直的忙到现在。现在大家在吃晚饭，我因为早上吃得太饱，不想下去吃饭，所以马上就坐下来写这封信。
映霞，你叮嘱我的话，我句句都遵守着，我以后要节戒烟酒，要发奋做我的事业了，这一层请你放心。
今天天气实在好得很，但稍觉凉了一点，所以我在流清水鼻涕，人家都以为我在暗泣。映霞，我若果真在这里暗泣，那么你总也该知道，这眼泪是为谁流的。
映霞，我相信你，我敬服你，我更感激你到了万分，以后只教你能够时时写信给我，那我在寂寞之中，还可以自慰。我只盼望我们的自由的日子到来，到那时候，我们俩可以永远地不至于离开。映霞，从前你住在梅白克路的时候，我们俩虽则不是在一个屋椽之下，但要相见的时候，只要经过一二十分钟就可以相见。那时候即使不和你相见，我心里但想着你是和我同处在上海，同在呼吸一个地方的空气，那心里就平稳许多，但现在你却去得很远了，我一想到你，就要心酸起来。映霞，这一回的小别，你大约总猜不出要使我感到多苦楚。但你的这一次的返里，却是不得已的，并且我们的来日，亦正长得很。映霞，我希望你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说得你母亲心服，好使我们俩的事情，得早一日成功。
你的信里说，今年年内我们总可以达到目的，但以我现在对你的心境讲来，怕就是三四个月也等不得。
总之，映霞，我以后要努力了，要好好儿的做人了，我想把我的事业，重新再来过一番，庶几可以不使你失望，不使人家会笑你爱错了人。
我以后不跑出去了，绝对不跑出去了，就想拼命的著书，拼命的珍摄身体，非但为了我自己，并且是为了你。
今天头昏得很，想早点睡觉，只写到此地为止，此信，当于明天一早，由我自家跑上租界上去寄出。我希望你当没有接到这一封信之先，已经有了寄给我的来书。
映霞，再见，再见！
1927年4月3日晚上写达夫寄自上海创造社闸北虽则交通不便，但信是仍旧可通的，不过迟一点就是。4月4日早付邮映霞：
请你恕我，恕我昨天的一天没有写信给你。我现在才知道你对于我是如何的重要，你的不在我的身旁，又是如何的不能使我安定的。因为昨天的一天，今天的半日，我只在对于你的追怀里过活。昨今两日，天气异常的好，早晨我在床上一睁开眼睛，就在猜想你这时候大约总在那里做什么干什么。想来想去想半天，想得急起来，就马上起来，洗了手脸跑出外面去。跑上什么地方去呢？当然是跑上新闸路你曾经住过的地方去。因为我想，我虽则不能见你的面，至少也可以见见你所曾经住过的屋宇。老在那里看学校面前的牌子等类，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呆呆的在梅白克路立一忽，就又跑上你我曾经去过的地方去一回，上那儿去得不久，便又想跑回来上梅白克路去。像这样的跑来跑去，不知跑了几多次，到后来弄得倦了，才回来休息，所以昨晚上终于没有写信给你，因为身体疲乏了，没有余勇再来执笔写信。
今天早晨，也是这样的跑出去了一次，后来记起了我二哥哥今天要上船往北京去，才跑上四马路去送他上船。当他上船之后，回头来对我说保重身体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前天南火车站上你我两人的分手，就不觉眼圈儿红了起来，而万事不知的我的这位哥哥，还以为我对于他的手足情深，在江头伤别哩。
从船埠头走回闸北来，满身晒着了和暖的春天的太阳，长空渺渺，也青淡得可人，我又想起了西湖，想起了你。“像这样的时候……”我想，“……像这样的时候，假如能够和映霞两个人在湖塍上闲步，那就是叫我去做皇帝，我也不干的，呵，映霞，此刻你在那里做什么事情？”我一边走，一边老是在这样的想着。
吃过午饭，因为想你想得出神，便想上蒋光赤那里去约他同到杭州来看你们。但帽子刚才戴上，光赤却从扶梯上走上来了。今天他系特地上闸北来问杭州的你的住址的。因为陈女士给他的信里，只说有信可以寄你转交，而没有把你的住址写上。我喜欢之至，和他谈到杭州来的事情，然而他却说“火车挤得这一个样儿，杭州如何的去呢？”依他的意思，杭州是不能马上就去的，他教我再静待几时，等时局稍为平稳一点之后，再来看你，我的一腔苦衷，也终于不敢对他吐露，所以就糊里糊涂的答应他了。郭沫若还没有来上海，我对于创造社的事情，现在也还不能撒手丢去，所以在最近的两三礼拜之内，恐怕仍旧是得不到自由的。我现在所最希望的，就是把一切的社会关系，脱离干净，光拿一枝笔几张纸，跑到西湖上来闲住，一边细细的培护着我们俩的爱的鲜芽，一边努力的做一篇不朽的大作。可是这一点小小的希望，怕终没有实现的一天，所以我一想到你，一想到西湖的春日，心里就要起许多烦闷。
今晚上出版部的伙计们全出外去逛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守着，本来很想写一封极长极长的信，但是写到了此地，仿佛有点想睡觉了，映霞，我就此搁笔了吧，希望你这时候也在握笔写信给我。
达夫上映霞：
托光赤转交之信已接到，我读了你的来信，真后悔得很，后悔那一天没有和你多住半天，太匆促的和你分开了。自你去杭州之后，我已经发出了二封信，这是第三封了，中国地界邮政还是通的，你以后有信来，仍请你直接寄给我。
今天火车又不通了，上海却很安稳，我这一封信，不晓得要什么时候才得到你那里。映霞，生在这样的乱世，做人真没有趣味，就是有钱的人，也不能安稳，更何况我们这样的一种穷文士呢。今天是清明节，我很想做一篇长文章来发泄发泄牢骚，可是来看我的人太多，今天终于坐不下来了。待晚上再说吧，文章做好之后，我还要写信给你。上海很平安，请你放心，我也在保养身体，请你自家也千万为我而珍摄。
达夫上四月六日午后三时映霞，亲爱的映霞：
你托光赤转来的信和快信，都已接着了，我一共接到了你两封信，而给你的信，这却是第四封了。你母亲的见解，也不能说她错，因为她没有见过我，不了解我家庭的情形，所以她的怪你太大意，也是应该的。不过映霞，只教你的心坚，我的意决，我们俩人的事情，决不会不成功，我也一定想于今年年内，把这大事解决。我对于你，是死生不变的，要我放弃你，除非叫我先把生命丢掉才可以，映霞，你若也有这样的决心，那么我们还怕什么呢？
现在杭州事未大定，火车也不大通，我决不至于冒失地到杭州来看你，等你把你母亲那里的话讲通了以后，我再听你的命，你要我什么时候来，我就可以来。
我的北京的女人，要她不加你我的干涉，承认我们的结婚，是一定可以办得到的，所怕的就是你母亲要我正式的离婚，那就事实上有点麻烦，要多费一番手续。映霞，我想你母亲若能真正爱你，总不至于这样的顽固罢！
映霞，我们两人精神上早已经是结合了，我想形式上可以不去管它的，我只希望能够早一日和你同居，我就早一日能得到安定。
我现在正在动手翻译书，只教时势一平，我的这本书译得成功，那我们两人组织小家庭的经费就有了。以后的事情，可以交给我们的朋友来代替我们解决，譬如光赤华林诸人，都可以帮我们的忙的，只教你我两人的心不变就好了。今晚我也想早睡，不再写了。
达夫上四月六日午后十一点钟映霞：
我一共只接到了你三封信，一封是由蒋转交，一封是快信，现在一封是四月五号发出的挂号信。我到今天为止，一共发出了四封信，这是第五封了。我决定于五天后到杭州来一次，见见你的娘，和她谈一谈。映霞，你切不要为我而担心，亦不可为了我而昼夜不安，我是并没有什么的。可是你我二人之间，要保持着坚忍不拔的精神，要保持着至死不变的态度。我现在是完全为你而活着，你也要为我而保养身体。其余的事情不谈了。
达夫上四月九日午后映霞：
今早我已发出一封快信。午后见到徐逸庭及她的哥哥，知道杭州谣言很甚，其实我在上海并没有什么，请你放心。我一定于一礼拜后到杭州来，一切细事，当面来和你谈。徐君等回杭，我托他们带这一封信给你。请你不要着急，我在上海是万无危险的。
达夫上四月九日映霞，我的最爱的映霞：
今天接到了你的来电，心里真感激得很，我午后发了一个回电，大约你总也接到了罢？我于昨天发出一封快信，在昨天之前，发出四封平信，大约你都没有接到。
昨天我在北四川路遇见了徐逸庭兄妹，我给逸庭女士的哥哥葆炎写了几封介绍信到杭州去，大约他总可以在一中和女中里谋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因为他们俩要回杭州，所以我又托她带上了一封给你的信。
我大约于一礼拜后上杭州来，极迟也必在三月十五。无论如何，三月半的那一天，我总和你在杭州过。
上海平安，我决不会有危险，请你放心。听说杭州谣言很甚，以为上海已经闹得不得了了，其实上海平稳得非常，比你在这里的时候更好了，千万请你放心。
你来的信，我一共接到了三封，一封是由蒋转交，一封是快信，一封是挂号信，最后就是你的电报。映霞，我很感激你，感激你关心于我的安危，因为我的母亲，兄弟，女人，从来都没有像你那么的注意过我。我现在因为创造社事不能脱身，又因爱牟的事情，有点牵累，大约一礼拜后，总可以办妥，我一定到杭州来过月半，请你安心候着。
好久不见了，来一个：Kiss，PassionateKiss，endlessKiss.long.longKiss.你的达夫四月十日晚上
婚变
关于王映霞与郁达夫的婚变，普遍认为许绍棣与此事脱不开的干系。但是时隔数年后，关于此事，又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初，郁达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诗人汪静之撰文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文中说王映霞曾经在武汉为戴笠打过胎。
汪静之与郁达夫在1922年夏参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上一见如故，其妻符竹因又是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师范时的同学，两家因此来往密切相交甚笃。据汪静之回忆，1938年春夏交接之际，由于形势紧张，他与家人到武昌避难，当时达夫一家也在武昌，两家是近邻，所以来往更加频繁。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随政府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有一天王映霞对符竹因说：“我肚里有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请静之陪我到医院去，装做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听了满口应承，吩咐汪静之陪王映霞过江到汉口一家私人开的小医院里做了流产手术。
过了一段时间，汪静之到郁达夫家里看他回来没有，王映霞的母亲说：“没有回来。”汪静之看见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满脸愁容，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孩子说昨夜妈妈没有回来，王映霞的母亲也对汪静之说王映霞昨夜被一辆小轿车接走后就再没有回来。第二天汪静之再去探望，却见王映霞一脸的兴奋和幸福，对汪大谈戴笠的花园洋房是如何富丽堂皇如何漂亮，流露出非常羡慕向往的神情，汪静之马上悟到昨天她夜不归宿的原因了，也联想到她为什么要在郁达夫外出时去打胎。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说：“我当时考虑要不要告诉达夫：照道理不应该隐瞒，应把真相告诉朋友，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声张出去。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人称为杀人魔王。如果达夫声张出去，戴笠决不饶他的命。太危险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就决定不告诉达夫，也不告诉别人。”后来汪静之离开武汉赴广州，不久郁达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静之心底，直到汪静之偶然看到王映霞的两篇回忆文章里对郁达夫有所指责。出于替郁达夫辩护的目的，汪静之才撰文回顾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该文现保存于上海鲁迅博物馆。汪静之与郁达夫夫妇同为好友且从无罅隙，再加上郁达夫生前对戴笠一直抱怀疑的态度，他的回忆的可信度应该比较高。
郁达夫与戴笠同为浙江老乡，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学堂读书，而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郁达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学堂，由此看来，郁达夫应该可以算作戴笠的学长。当时的交际是极其重视同乡同学关系的，这层关系可能是郁、戴交往的一个契机。据郁达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记记录：“发雨农（戴笠字雨农）戴先生书，谢伊又送贵妃酒来也。”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郁达夫日记中。当时郁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戴笠竟将贵妃酒追踪送到了福州，并且还是“又送”，可见郁、戴在杭州当时的交往就已经非常密切了。据史料记载，抗战爆发前，戴笠曾在杭州举办多期特别训练班，经常在杭州一带活动、停留，估计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戴笠其人，据其朋友称“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见，戴笠与郁达夫很大程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也许就是借机接近王映霞。
郁达夫对戴笠的用意有所觉察。据郁达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后来曾长期担任省主席陈仪秘书的蒋授谦回忆，郁达夫“移家杭州之后，适戴笠来杭养病，常到达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饭，赏赐服务人员特别优厚，而达夫则惮于应酬，因此动南游之兴。其写给陈仪简短的信，大意是说慕陈氏治绩，欲来闽观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赞盛治，深以为幸”。郁达夫初到福州，与蒋授谦同在公报室做事并且来往很多，跟他讲这番话很有可能。戴笠的频频造访，不可能不引起郁达夫的反感和怀疑，而据郁达夫的朋友回忆当时郁家没有女佣，这个被戴笠“赏赐”的“服务人员”只能是王映霞，郁达夫之所以如此佯称，可能是羞于言戴笠厚赠王映霞的缘故。
发现王映霞的“出轨事件”东窗事发后，郁达夫愤怒已极，而王映霞却无所谓，干脆不辞而别，郁达夫长夜不眠。窗外王映霞洗涤晾晒的纱衫还挂在那儿，郁达夫越看越气，又毫无办法，拿笔饱浸浓墨在那纱衫上大写：
“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并成诗一首：
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
碧落有星烂昂宿，残宵无梦到横塘；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
“侯门”当指戴笠的府邸，对它郁达夫只能是“更断肠”。但郁达夫也有办法，他在报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启事，使得王映霞颜面尽失。于是戴笠通过中间人来“做郁达夫的工作”，郁达夫被迫又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王映霞写了一纸“悔过书”，双方于是言归于好。这时武汉局势吃紧，郁达夫答应了新加坡星州日报之聘，带着王映霞远赴南洋。
王映霞到了新加坡后，由于对远方情人的深深思念，脾气变得暴躁，她天天与郁达夫吵架。郁达夫忍无可忍，便将《毁家诗记》寄到香港的《大风旬刊》发表。内容包括两年来郁、王婚姻触礁的点点滴滴。用十九首诗和一阕词，事无巨细全部记录了下来，并加以注释，用词尖刻，不留余地，使得王映霞品格扫地。王映霞气得七窍生烟，一连写了几封信寄到《大风旬刊》，大骂郁达夫是“欺膝世人的无赖文人”、“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于是互揭疮疤、形同分水、冷战分居，最后王映霞演出第二次逃家的好戏。
1940年8月中旬，王映霞只身返国。经香港飞往战时首都重庆，郁、王两人在新加坡、香港、重庆分别刊出离婚启事。王映霞走后，郁达夫冷静下来，对她仍是思念不已，有诗为证：
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
纵无七子为衷社，尚有三春各恋晖；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郁达夫希望以母子之情去打动王映霞，妄想她幡然悔悟，然而一切已无法挽回了。
后来郁达夫在新加坡与广播电台工作的李筱英同居。李筱英是福州人，在上海长大，暨南大学文科毕业。中英文造诣均佳，具有非凡的语言天才，银铃般的声音令人着迷。然而由于郁达夫儿子的坚决反对，两人未能成婚。
不久，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火迫近新加坡。郁达夫辗转逃到印尼，娶了华侨少女何丽有为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郁达夫无缘无故地被人诱出杀害，尸骨无存，终年49岁。后来谣传又起，给郁达夫加上了一条为日本宪兵队任翻译的汉奸罪名。至今郁达夫之死，仍然是个谜，好事者猜测，多半是戴笠的军统趁乱世所为。
结束了与郁达夫十余年的纠葛，王映霞回到重庆后，开始了新的生活。1945年冬，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保育院保育员，次年6月，任军事委员会特检处秘书，随即到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科员。王映霞在重庆的工作和生活，实际上都得益于戴笠的鼎力相助。
在外交部文书科上班的第一天，她刻意打扮了一番，穿上一身凹凸有致的花色旗袍，足登三寸高跟皮鞋，加上她那“荸荠白”的皮肤，确实是艳光四射。她款摆腰肢走进办公室时，四座皆惊。
王映霞清楚地知道，红颜易老，青春不再，她必须有效地把握自己尚存的风韵，而且还要尽快摆脱“郁达夫弃妇”的阴影。于是她努力重塑淑女的形象。除了化妆和衣着外，与在重庆的往日故交反而很少往来，谨言慎行，以免被人重提旧事。不久，经过精心准备，她又重在社交界抛头露面。商会会长王晓籁成了她的干爹。王映霞凭她的家世、学识、美艳、机敏，再加上岁月的磨炼、爱情的波折，已是人情练达，还有人见人怕的戴笠撑腰，真是左右逢源，日子过得顺风顺水。
1942年4月，由曾代理民国国务总理兼外长、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在重庆再披嫁衣。新郎钟贤道是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任职于重庆华中航业局，是王正廷的得意门生。王映霞与钟贤道的婚礼冠盖云集，贺客如云，极为排场，宴宾三日，王莹、胡蝶、金山这些当时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郁达夫的朋友、专栏作家章克标在《文苑草木》中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著名作家施蛰存还专门为王映霞赋诗一首：“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早岁延明真快婿，于今方朔是狂夫。谤书欲玷荆和璧，归妹难为和浦珠。蹀蹀御沟歌决绝，山中无意采蘼芜。”山城重庆为之轰动，有说法称：“钟贤道拐了个大美人！”对于这次隆重的婚礼，王映霞本人也是念念不忘，1983年她在《阔别星洲四十年》（载1983年7月1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一文中回忆说：“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王映霞自知失去靠山，遂辞去外交部的文书工作，急流勇退，过着朴实无华的主妇生活。随丈夫迁至芜湖，生了一子一女。
钟贤道对王映霞非常体贴，婚前他就对王映霞许诺要把她失去的年华找回来，婚后他让王映霞辞去工作专事家政。解放前夕，当时的达官显贵都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却退了预订的机票，坚持留在了大陆。解放后，钟贤道到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工作，生活比较安定。“三反”运动中，钟贤道被怀疑贪污受到审查，经调查为冤案。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起因是她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亏只是口头参加，既无党证也没缴过党费，交代清楚了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放回。王映霞被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回家后，钟贤道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王映霞安心静养，又带她到外地旅游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钟贤道对王映霞极为慷慨大方，对自己却非常节俭，王映霞对此深为感激，感谢命运给了她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港湾。
1980年，与王映霞过了38年平静婚姻生活后，钟贤道病逝于上海，终年72岁。
情忆
对于自己婚姻中的两个男人，王映霞晚年在自传中作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王映霞在自传中对郁达夫和钟贤道都有所提及。只不过，全书一共54章，直接讲到钟贤道的只有5章，绝大部分篇幅还是围绕着郁达夫展开。这个男人曾让她心醉，也让她心碎，还让她到了生命终了也无法与其脱离干系。那个给她尘世幸福的平凡男人钟贤道，只是和她共同经历生活风雨，只是和她相互扶将，只是和她平淡度日，只是拿她当做宝贝宠着爱着，却没有留下更多的故事。
时间来到2000年，92岁高龄的王映霞虽已头发花白，但身板硬朗，双眼明亮，说话富于表情，喜做手势，看上去不像耄耋老人。王映霞的居室非常简朴，屋里除了一张３人沙发外，其余都是上世纪60年代的床、桌和五斗柜，基本上没有现代家电，小屋内甚至还搭有上海的特产——阁楼。
王映霞出身名门，学识渊博，又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深造过，所以国学根底扎实，素喜古今格言，最推崇的一句是“宁静致远”。老太太认为沧海桑田，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人生虽然短暂，但世事苍茫，每人均集苦难与幸福、逆境与顺境于一身，真所谓人世间有无限的烦恼。如果一个人以平静的心态审视人生，以宽阔的胸怀淡泊名利与人世间的恩恩怨怨，那么，他就能“超脱”尘世，有一个光明的去处。这些尤其适宜于老人颐养天年。
而对那些有关郁达夫的伤心事，在“文革”中遭受的磨难，艰苦的往事则不去想。她始终畅游在一条欢跳着金色波浪的记忆长河中，并将这分浓浓的生活情趣，感染给更多她周围的人。
上世纪30年代，王映霞曾一度弱不禁风、疾病丛生，但到了晚年却老当益壮，甚至满口牙齿都没有脱落，说话、走路如同年轻人。这都归功于她喜欢运动，即勤用脑多走动。
1986年，王映霞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这里聚集了大批的文化界精英，每周二是馆员聚会之日，老人把这里看成温暖的家，到时间便去馆里与大哥大姐、小弟小妹们畅叙往昔珍闻，今日盛事。遇到节日或馆里搞活动，她更是积极参加。文史馆设有食堂，离王映霞家仅一箭之遥，她常常去那儿吃饭。
王映霞有两大爱好：一是读书与写作；二是散步、旅游与访友。老人因年轻时与众多名流、高官建立过友谊，故她是一座丰富的“史料库”。迄今为止，王映霞已出版了３本书：《郁达夫书简——致王映霞》、《我与郁达夫》、《王映霞自传》，还为内地以及中国的港澳台地区、新加坡等报刊撰写文史掌故、纪念文章，其中如怀念胡健中（原国民党中常委、《中央日报》社长）、白薇（20世纪30年代著名女作家）、陆小曼（书画家、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太太）等文章写得十分婉约、动情。
王映霞的家离复兴公园很近，周围环境比较安静，她每天早晨５点起床，早餐后就在附近静谧的马路上散步，或去复兴公园锻炼。她每晚７点准时睡觉，睡前也要去绿化地散步，借此欣赏缤纷的夕阳下大都市的万般风情。
每年春秋二季，王映霞都要外出旅游，姑苏城外、西子湖畔，都留下了老太太的足迹。如有台湾的女友来大陆观光，王映霞总是陪她们去杭州，或者逛上海老城隍庙、谒玉佛古寺，直喜得女友们一个劲儿夸她身如矫燕，完全像个年轻人。
王映霞特爱访友，她进入文史馆后常步行几里路，去探望上世纪30年代的旧友，以及新交的文史馆朋友。著名作家许杰、郑逸梅在世时，王映霞常去他们寓所聊天；同时，她除了去看望施蛰存、陆晶清、陆礼华等名流外，还与康有为儿媳、瞿秋白之妹、朱家骅之妹等快快活活地“白头话玄宗”。
也是在2000年，王映霞病逝于杭州，终年92岁。与钟贤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
王映霞擅长作诗，大多数是七绝，感情深挚，清新可颂，读之，使人淡漠世情、俗气尽脱，可惜始终未能集结成册。以下是香港《广角镜》第115期（1982年4月16日出版）发表的王映霞于1938年底寄同学金女士的七绝四首：1937年秋日，余避难浙江富阳，得遇旧日同学金女士，当时水边山上，时有我等之足迹，心胸宽畅，自不待言。谁知两年后时局有变，我移居金华，闻伊已与一王姓者结婚。不料婚后甫三日，该王某即亡故，且留有一女。时余正由湖南经福州而去星洲，每念及曩昔岁月，辄悲难自已。当即书数语，以寄金女士，聊表思念而已。
（一）
犹记年前住富春，澄江如练照风神。别来几度沧桑改，浙水狂涛忆故人。
（二）
容易年华似水流，钱塘别后两经秋。春风沉醉花开夜，深锁琅邪燕子楼。
（三）
盛筵难再事多磨，后果前因问梦婆。莫记春闺三宿恨，且留遗爱抚笼鹅。
（四）
烽火长沙夜入吴，残年风雪过闽都。一帆又渡南溟岛，还国春来似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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