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还听佐藤春夫说过，拉夫卡迪奥·海恩[36]在他的授课笔记中讲过这样的话：“所谓小说，因自古专写男女恋爱关系，使得一般人自然而然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不是恋爱就不能成为文学的题材。但并非如此。不是恋爱，不是人事，也可以充分作为小说的题材，文学的领域本来是很广阔的。”
以上，不论杰罗姆的讽刺也好，海恩的意见也好，在西方，“没有恋爱的文学”或“小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看法似乎是事实。在很早以前，有政治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等，这些多半被当作脱离纯文学范围的“功利性”或“低级”的东西。
现在，情况有些改变，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带有功利意义的作品，因故不再被当成低级的了。但是，以阶级斗争或社会改革为题材的作品，不管何种形式，可以说没有一概不触及恋爱问题的。以恋爱为机缘所引起的种种纠纷——来说明到底是恋爱重要还是阶级任务重要。许多作品都抓住了这样一个主题。
侦探小说也总是把恋爱当作犯罪的原因。而且，如果将范围由“恋爱”扩大到“人事”，西方自古以来所有的小说、所有文学的素材均属于人事。虽然偶尔也有《雄猫穆尔的生活观》[37]、《黑骏马》[38]和《荒野的呼唤》[39]等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小说，但多属于寓言性的作品，从广义上说，仍然不出“人事”的范围。除此之外，也有以自然美为对象的，诗歌里尤不乏这一类，但仔细品吟一下，总感到极少有同人事完全无关的。
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漱石先生著作中有题为《英国诗人对天地山川的观念》这样一篇论文。于是立即在书架上搜索起来，不巧没有找到，很遗憾，这里不能征引先生的意见。反正在他们的艺术中，不是恋爱，就是“人事”占据着大部分领域，这只要看一看他们的文学史和美术史，立即就会弄明白。
日本的茶道中，自古悬在茶席上的挂轴，画面上可以有字有画，只是禁止以“恋爱”为主题。这是因为，“恋爱是违反茶道精神的”。
这种轻视恋爱的风气不仅是茶道，在东方也绝非少见。我们的国家，自古也有好多小说和戏曲，其中虽然不乏描写恋爱的作品，但把这些作品郑重写进文学史，是在开始以西方观点观察事物以后的事。在没有“文学史”的时代，所谓软文学大都被看成是文学的末流、妇女儿童的游戏或士族君子的余技，作者忌讳，读者也忌讳。实际上，虽然有杰出的戏剧家和小说家，他们的作品也有的风靡一时，但表面上仍被看成品位低下之作，不足以成为一个男人终生奋斗的事业。中国自古以“济世经国”为文章之本色。占据中国文学宝座的主流汉文学，皆为经书、史书，再不然就是修身、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著述为主。我少年时代用作汉文教科书的读物是四书五经、《史记》以及《文章轨范》[40]等，总之都同恋爱相距甚远。过去，这些东西似乎被看成是真正的文学、正统的文学。到明治以后，坪内[41]先生的《小说神髓》出现了，近松[42]和沙翁、西鹤[43]和莫泊桑的比较论开始了，戏曲和小说才逐渐成为文学的主流。这种观点实际并不是我们真正的传统。小说和戏曲是“创作”，史学、政治学、哲学不是“创作”，既然不是创作，也就不是文学。这种思想可以说也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假若以我们的传统眼光看待西方文学，也许只有培根等才是正统的，沙翁的东西趁早悄悄收起来为妙。
按照西方人的想法，诗歌较之散文更加纯文学化。然而，即使是诗歌，东方诗中恋爱因子也比较少，这只要看最富代表性的两大诗人——李、杜二位的诗就可以明白了。杜甫的诗时常咏叹离别之苦，寄寓流谪之悲，但大多是“友人”，很少是他的“妻子”，没有一个是“情人”。至于被称作“月和酒的诗人”的李白，对于月光和酒杯的热情，十分之一都用不到“恋爱”上。森槐南[44]曾经在《唐诗选评释》一书中，举《峨嵋山月歌》为例：
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思君不见”，虽然表面上指月亮，但从“峨嵋山月”这句话推测，似乎觉得背后有个恋人存在。槐南翁这个解释，确实是卓见，照李白这种情况，即便有时吟咏恋爱，也是寄情思于月亮，极为淡漠地加以暗示。这就是东方诗人的教养。
故“不是恋爱也能写进小说或文学”，小泉八云这种观点，作为西方人也许很难得，但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奇怪。而“恋爱也能成为高级的文学”，关于这一点，实际上是他们教给我们的。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浮世绘的美是西方人发现、并介绍给全世界的。西方人吵吵闹闹之前，我们日本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这种值得骄傲的艺术的价值。不过我认为，这不是我们的耻辱，也不是西方人的卓见。在这方面，对于承认我们的艺术、并把这种艺术向世界宣传的西方人，我们当然很看重他们的功绩，并深深表示感谢。但是，老实说，在他们那种只有“恋爱”和“人事”才能成为艺术的思维中，浮世绘最容易为他们所理解。而且他们弄不明白，这种优秀的艺术为何在日本同胞之间没有受到相当的尊敬。（1）
诚然，德川时代浮世绘画师的社会地位，正好相当于滑稽和幽默文学的作家。恐怕当时有教养的士大夫，一看到浮世绘或滑稽文学作品，总认为和看春宫画和淫秽小说相去不远吧？所以，他们不会将大雅堂[45]、竹田[46]、光琳[47]、宗达[48]等人和师宣[49]、歌麿[50]、春信[51]、广重[52]等人同等对待；在文学方面，也不会有人将白石[53]、徂徕[54]、山阳[55]之徒和近松、西鹤、三马[56]、春水[57]之辈等而视之。正因为如此，《关八州系马》某些部分获得后水尾院的青睐，《曾根崎情死》等描写男女私奔的文章受到徂徕的极力称赞，这些逸闻佚事特别引起人们的惊异而传为佳话。马琴[58]在世的当时，比其他戏作文学家显示了更高一级的矜持，世人皆以一种尊敬的目光看待他，这是因为他以劝善惩恶为宗旨，倡导人伦五常之道的缘故。由此可知，一般戏作文学家的地位究竟如何了。
看来，我们的传统并非不承认恋爱的艺术——虽然内心非常感动，暗暗享受这样的作品，这也是事实——但表面上尽量装出毫无所知的样子。这是我们的谨慎，是谁也没有说出来的社会礼仪。因此，抬出歌麿和丰国[59]的西方人，不能不说是他们打破了我们这种沉默的礼仪。
然而，也许有人反问——“这么说，恋爱文学极兴旺的平安朝怎样呢？我们的文学史不是也有那样的时代吗？德川时代的戏作文学作家也许受到轻视，但业平[60]与和泉式部[61]等歌人如何？《源氏物语》等众多恋爱小说的作者如何？他们及其作品受到的待遇怎么样呢？”
关于《源氏》，自古有种种说法。儒学家当作淫荡之作时时加以攻击，与此相反，国学家却将此看作《圣经》一般神圣，说什么这部书的内容彻底充满道德的说教，还有些人牵强附会地硬把作者紫式部看成“贞女的镜子”。然而，且不管什么牵强附会——就是说，表面上不否定此书是“淫荡之书”——而且，也不硬说是“道德”和“教训”读物的话——则《源氏》的文学地位已不复存在。这种思维的背后依然有一种“礼仪”，反映东方人特有的“维护体面”的思想。
那么，再回到我最初的问题上，看一看平安朝的恋爱文学吧。
古代有个叫刑部卿敦兼的公卿，是世上罕见的丑男，然而他的妻子却是一位绝代佳人。她一直悲叹自己有个丑陋的丈夫。有一次，到宫中观赏五节舞[62]，看到满朝文武官员，衣饰华美，仪表堂堂，没有一个像她丈夫那样其貌不扬。看看别的男人一个个神采奕奕，便愈加讨厌自己的丈夫，回家后背过身子，一言不发，后来竟然闷在屋里不露面了。丈夫敦兼虽然心中疑惑，但开始时不知什么原因，一天从宫中很晚才回家，看到门口既没有张灯，也不见侍女出迎，更没有人前来帮助宽衣卸装。他无可奈何，推开阶下妻子的房门一看，妻子一人正闷闷不乐。此时夜已渐深，月光当头，凉风侵身，妻子的薄情实在令人怅恨难平。他满腹郁闷无处排遣，蓦地静下心来，取出筚篥，作歌一首，反复唱道：
墙根生白菊，颜色无光艳？
我打门前过，花枯人亦变。
妻子于深闺中听到歌声，心中顿起怜爱之情，急忙出来迎接敦兼，从此以后，夫妻感情非常亲密。
这个故事出自人人皆知的《古今著闻集·好色卷》，但也可能是镰仓时代王朝末期的传说。不论如何，因为表现了当时京都贵族生活和平安朝时代的许多风俗习惯，所以看作平安朝具有代表性的恋爱情景也未尝不可。
不过，我感到奇怪的是此种场合的男女的地位，正如《古今著闻集》的作者所说：“琴瑟调和尤可贵，全凭妻子温柔心。”既不是谴责这位妻子的不贞不忠，亦无意嘲弄敦兼的怯懦无能，而可以说是作为一则夫妻美谈流传下来了。看来这是平安朝公卿之间理所当然的常识。
明知丑男，从而嫁之，这个妻子有何理由疏远其夫？丈夫对于这个妻子又爱又恨，站在妻子房门之外，以歌声倾诉哀怨之情。妻子听到后深受感动，接受了丈夫，被称为是个“心地温柔”的女子。这并不是西方的爱情剧，而是日本王朝时代的事情。这么说，敦兼既然“取出筚篥”作歌而和之，可见那时候的公卿是随身携带这种乐器的。我每当读《著闻集》这则故事，就会想起戏剧《壶坂》[63]开幕的场面。盲人泽市独自一人，一边弹奏三味线，一边唱着民歌《菊花露》：
鸟鸣钟声上心头，忆往事，无语泪先流。点点滴滴化流水，星河迢迢暗欲渡。谁曾料，鹊桥断绝，人世无情恨悠悠。勿思量，相逢又别离，此生不堪回首。惟羡庭中小菊名，朝朝暮暮，夜阑浥芳露。叹薄命，如今正似菊花露，怎耐得，秋风妒？
剧中的泽市只唱了歌的前半首，也就是主调的部分，而且在这里同敦兼一样寄情于菊花，遂成奇缘。古代的大阪，一唱这首歌就要分手，所以不受人欢迎。据说这出净瑠璃为团平夫人所作，所以具有女性的温馨感。但泽市本为受人怜悯的残废之人，这和敦兼大不一样。何况，阿里和敦兼的妻子也有天壤区别。可以说，只有阿里这样的女子才称得上是“心地温柔”，这才真正是一则“夫妻美谈”。细思之，到了后世，从普遍实行武门政治与教育的时代来看，且不论敦兼的妻子如何可憎，单说敦兼这样的丈夫，实在算不上一个男子汉，所以被斥责为“丢了男人的脸面”。这是不难想象的。
大凡这种时候，假若是镰仓以后的武士，就会一怒之下同那女子斩断情缘，即使不能立断情缘，也要一头闯进屋里，狠狠将她惩罚一番。女人也大多喜欢这样的男子，像敦兼那样忸忸怩怩，只能令人感到厌恶。这是我们普遍的心理。德川时代，恋爱文学流行，这一点虽说和平安时代相反，但今天考察一下近松以后的戏曲，找不出一个像敦兼这样没有骨气的男子。即使情形相似，也是使用滑稽的表现手法，恐怕不会作为美谈流传下来。人们常说，元禄时代世相淫靡怠惰；而实际上，当时的浪荡公子飞扬跋扈，打家劫舍，铤而走险，《博多小女郎》[64]的宗七，《杀女油地狱》[65]里的与兵卫不用说了，情死剧中出现的美少年也经常刀枪伤人，都不像王朝公卿那样胆小如鼠。到了化政期以后的江户，就连女子也重豪侠，所以“男人必须有男子汉气”自不必说，提起江户戏剧中的好色之徒，就有很多大口屋晓雨[66]式的侠客、片冈直次郎[67]式的不良少年。
我觉得平安朝文学中的男女关系，在这一点上和别的时代有几分不同。要说敦兼那样的男子没有骨气也真算没有骨气，但是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女性崇拜精神。不是把女人看得比自己低下而加以爱抚，而是看得比自己崇高，甘心跪拜在她的面前。西方男子时常梦想自己的恋人具有圣母马利亚的身姿，从而联想到“永恒的女性”的面影。东方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思想。“依赖女性”是和“男子汉气”相对立的。大凡“女性”这一观念，总是处于同“崇高”、“悠久”、“严肃”、“清净”等对峙的位置。而平安朝贵族生活之中，“女人”即使不是君临“男人”之上，至少也和男人同样自由。男人对女人的态度，不像后世那样，是女人的暴君，而是非常郑重与温和，有时甚至把女人塑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美好、最可贵的形象。例如，《竹取物语》中的辉夜姬，最后升天，这是后世的人难以想像到的。但是戏剧或净瑠璃中出现的女子，我们从那一身装扮上不容易联想到升天的情景。小春[68]和梅川尽管温柔可爱，但到头来，她们也只是跪在男人膝边哭得死去活来的女人。
这是由《古今著闻集》想起的，《今昔物语》本朝部第二十九卷，有一则故事名叫《女盗秘话》，是日本极稀有的女人对男人施行性虐待的例子。作为对于宣扬性欲的Flagellation[69]，恐怕这是东方最早的稀有文献之一吧？
……白天，和平时一样，没有一个人影。女人对男人说：“好吧，到这边来。”于是把他带到另一间屋子，用绳子将男人的头发扎起来，捆绑在柱子上，使脊背凸现，两腿蜷曲。女人戴上帽子，穿上裤裙，又修饰打扮一番。然后拿来一根鞭子，照着男人的脊背猛抽八十鞭子。她问那男人：“怎么样，疼吗？”男人答道：“不，没什么。”女人说：“果然有种。”随将锅灶土溶进开水里，给男人喝。又喂他一碗好醋，扫干净地面，叫男人躺下。两小时过后，叫他起来，使身子恢复原样，然后端来可口的饭菜，对他细心加以照料。三天之后，鞭伤痊愈，又带他到原来地方，照例绑在柱子上，用鞭子抽打。每抽一鞭，则血肉横飞。接连又抽了八十鞭子。女人又问：“怎么样，受得住吗？”男人面不改色，答道：“没啥了不起。”
这次，女人比先前更加钦佩，越发悉心照料。过四五天，再打一遍，同样回答：“没什么。”这回再翻转身子，专打肚子，事后还是回答：“不，没啥了不起。”于是，女人更是感佩不尽……
后世的女贼和毒妇中残忍的女子不在少数（2），但这种嗜虐成性的女人，尤其是喜欢鞭笞男人的例子，即使在荒诞不经的通俗故事书里也很少见到。
这些故事虽说稍稍有点儿极端，但不管前面的敦兼也好，这个女贼也好，平安朝的女子动辄对男人显示一种优越感，男人对于女人百依百顺。清少纳言经常在宫廷里出男人的洋相，这从她的《枕草子》里就能知道。阅读那时候的日记、物语、赠答和歌等作品，女人大多受到男人的尊重，有时男人主动哀求她们，绝不是像后世那样被男人任意蹂躏。
《源氏物语》的主人公，因为有众多妇女作为妻妾，形式上看是把女性当作玩物，从制度上应当说是“女人是男人的私有物”，而从男人的心情上可以说是“尊敬女性”的，这两者未必产生矛盾。有的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看得十分宝贵。自家佛坛上的佛像，固然属于自己所有，但人们却对之顶礼膜拜，唯恐因怠惰而受惩罚。我在这里作为问题提出的是，不是从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来看待妇女的地位，而是说在男人的印象中，总觉得女人“在自己之上”或认为女人“更加高尚”。光源氏对于藤壶的憧憬之情，虽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但可以推测是与此种情形极其相近的。
按照西方的骑士之道，武人的忠诚和崇拜的目标在于“女性”。他们被自己所崇拜的妇女赞扬、提拔、激励，从而获得勇气。“男人气概”是和“渴慕女人”一致的。到了现代，此种风习依旧，如汉密尔顿夫人[70]和纳尔逊，穆勒[71]夫人和她丈夫那种关系，可以说在东方是找不到类似的例子的。
为什么在日本，随着武门政治的兴起、武士道的确立而变得轻视和奴隶女性呢？为什么“善待女人”和“武士风格”不相一致而被认为“流于懦弱”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追索起来要花很长时间，在后文中会有机会谈到，现在姑且不论。总之，在此种国情下的日本，高尚的恋爱文学不可能得到发展。故而，虽然西鹤和近松的作品在某些方面比起西方来绝不逊色，但老实说，德川时期的恋爱故事不论是如何天才的作品，但毕竟属于町人文学，正因为如此，其“格调甚低”。这是当然的，轻视女人，贬低恋爱，又怎能创造出气象高迈的恋爱文学呢？在西方，即使但丁的《神曲》，不也是产生于诗人对贝雅特丽齐的初恋之情吗？此外，不论是歌德还是托尔斯泰，这些被推崇为一代师表的人，他们的作品即便描写通奸、描写失恋而自杀这些有悖于道德的情景，其崇高的格调也是我国元禄文学无法与之比肩的。
总之，西方文学给予我们的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我以为其中最大的影响实际上在于“恋爱的解放”——更深刻地说，是“性欲的解放”。明治中叶繁荣起来的砚友社文学，依然带有很多德川时代戏作文学作家的气质，紧接着兴起的文学界和明星一派的运动，以及自然主义的流行，使我们完全忘掉了我们祖先轻视恋爱和性欲的审慎态度，舍弃了旧社会的礼仪。今天试将红叶[72]的作品和红叶以后的大作家漱石的作品两相比较，便可知道对于女性的看法大不一样。漱石虽然属于罕见的英国文学学者，但绝非一个洋气十足的人，而是一位东方文人型的作家。尽管如此，《三四郎》、《虞美人草》里出现的女性及其描写方法，在红叶的作品之中是很难找到的。此两家之差并非个人之差，而是时势之相违。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有时候又比时代先行一步，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三四郎》和《虞美人草》里的女主人公，并非以柔和、优雅为理想的旧日本女性的子孙，总使人感到有些像西方小说中的人物。尽管当时这种女性实际上并不多见，但社会早晚祈望并梦想着所谓“觉醒的女性”的出现。那时候，和我同时代出生、并和我一起有志于文学的青年，多多少少都抱有这样的理想。
但是，理想和现实并不完全一致。要想把背负着古老传统的日本女性，提升到西方女性的位置，需要在精神和肉体上进行几代人的修炼，绝非仅仅限于我们这一代人。简单地说，首先要具有西方式的姿态美、表情美和步行的方式美。为了使女子获得精神上的优越，当然必须先从肉体做起。想想看，在西方，远的有希腊裸体美之文明，今天欧美城市的所有街道，依然树立神话中女神的雕像。因而，生长在这些国家和城市的妇女们，自然保有匀称而健康的肉体。为了我们的女性真正具有和她们同等的美，我们也必须生活在和他们同等的文化之中，将他们的女神当作我们的女神加以崇拜，并把他们上溯数千年的美术移植到我国来。现在坦白地说，青年时代的我，就是一个描画过这种梦想的人，并为这个不易实现的美梦而感到无限伤心。
我常这样想——正如精神应该有“崇高之精神”一样，肉体也应该有“崇高之肉体”。日本女性具有此种肉体者甚少，即使有，其寿命也非常短暂。据说西方妇女达到女性美之极致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一二岁——即结婚后的几年。而在日本，十八九至二十四五岁的处女之间，虽然也能见到令人惊艳的美人，但多数在结婚的同时，就像幻影一般消泯了。偶尔听说某氏的夫人、或女演员和艺妓是绝色佳人，然而这种女子大多是妇女杂志封面上的美人，实际上仔细一瞧，皮肤松弛，面色青黑，满布着白粉、毛发和雀斑。眉眼之间，浮现着因家事的繁累和房事的过剩所引起的倦怠之色。尤其是保有处女时代白雪一般饱满的酥胸以及丰富的腰部曲线的人，可以说一个也没有。比如年轻时喜欢穿洋装的妇女，一到三十几岁，肩膀的肌肉顿然减削，腰周围也瘦得变了形，走起路来步履蹒跚，空荡荡的洋装再也穿不出去了。结果，她们的美只能依赖和服的装扮与化妆的技巧精心打造，尽管有着微弱的绮丽之感，但是缺乏一种真正的崇高的美感。而此种美感可使男人们跪拜在她们的石榴裙下。
所以，西方可以有“圣洁的淫妇”或“糜烂的贞女”型的女人，而日本不可能有。日本女人淫乱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处女的健康与端丽，红颜衰退，败柳残花，变成一个下贱的淫妇。
记得在一本书上读过，大概是德川家康吧，曾经谕示过妇女要有这样的智慧，大意是：媳妇不要长时间呆在丈夫的被窝里，房事以后尽早回到自己的床上去，这是获得丈夫永恒之爱的秘诀。这真是一种吃透了日本人凡事不喜过分的性格而发出的教诲。像家康这样一位具有无与伦比的体力和精力的人，也说出了这种话来，不能不让人感到有些意外。
我曾经在《中央公论》杂志上介绍室町时代的小说《三个和尚》的故事。读过的人或许还有印象吧？其中有这样一节：足利尊氏的部下一个名叫糟屋的武士，偷偷看到一位无上高贵的公卿家中的女子，立即害了单相思病。可见南北朝时代，武士之间仍然残留王朝时期的优雅之风。不久，这件事情传入尊氏将军的耳眼儿里，将军亲自为糟屋修书一封，派一位姓佐佐木的武士送到那位公卿家里。“……将军说这事不难，便亲自修书一封，差佐佐木送到二条殿……”原著之中，糟屋自己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那边回信说，那位女子是尾上姑娘，因身分不同，不便到武人家里去，所以就请那位官人到这儿来吧。这信送到我的宿舍里来了，将军隆恩，真是永世难报。可我想，即便如此，这世道依然无味。纵然能同尾上姑娘相会，那也只是一夜之契，不如从此遁世而去吧。但又转念一想，要是人家说，那个糟屋恋上二条殿的美女，仗着将军的筹划，即将会面却又要遁世，这不是终生的耻辱吗？那就权作一夜之会，此后不再思量……”糟屋如此将自己当时的心情说得明明白白（3）。
对一个下级武士来说，对方尽管是身分悬殊的贵妇，但听到这位武士相思成疾，鉴于主公的好意，遂应允了这桩露水姻缘。天降大喜，武士称谢不止。“将军隆恩，真是永世难报。”接着又想道：“即便如此，世道亦然无味。纵然能同尾上姑娘相会，那也只是一夜之契。不如从此遁世而去。”此种想法，可谓是一种异常心理。这要是平安朝贵族，就另当别论了。至于尊氏将军的部下，数度驰骋疆场的乱世武士竟有如此感怀，不是很难理解吗？
记得西方有这样一个谚语：“天上飞的数只鸟，不如手里一只鸟。”然而，这位武士本以为高不可攀的岭上之花，意想不到竟成自家之物，此种喜悦尚未实现之际，正沉浸于幸福的欲想之中，“即便如此，世道亦然无味”，却早早抱有遁世之志了。结果，又转念一想：“即将会面又要遁世，将成终生耻辱。”既然已经到手，永远都不撒手，一贯到底，穷极欢乐，他没有这样想。“权作一夜之会，此后不再思量”，他怀着这种心情去会见情人。总之，此种心理仅限于日本人，西方人以及中国人恐怕都不会有吧。
前面所说的家康的告诫，或许不适合于反常的恋爱以及一时骤然燃起的情欲，但对于那些过着正式婚姻生活的人，至少是非常有益的忠告。实际上，比起妻子，丈夫——只限于日本人——人人都更有痛切的感受。我们经常记得的是，妻子不用说了，即使对于情人，事情过后总想分开一些时候——最短两三分钟，长时一个晚上以上，或一周间，或一个月。回顾一下过去的恋爱生活，能有几个“对方”或那些“场合”令人不产生如此的感觉呢？
这里有着各种原因，总之，日本的男子在这方面较早地产生疲劳，因为疲劳来得快，随之作用于神经，引起自卑感，于是情绪黯淡，态度消极。抑或一种轻视传统的恋爱与色情的思想沁入头脑，由此引起内心郁闷，反过来又影响肉体。不管何种情况，我们于性生活方面，确实属于那种极其淡薄、不堪过度淫乐的人种。听横滨、神户一带等海港开放地的妓女谈论，这的确是事实。依照她们的说法，日本人比起外国人来，那方面的欲望少之又少。
但是，我并不想将此一概归结于我们的体质虚弱。我们今后即使大兴体育（顺便说说，西方人爱好体育，这肯定与他们的性生活有密切关系，这和要吃好东西就得先空肚子是一样道理），即使具有和西方人同样强壮的肉体，果真就能和他们一样酣战疆场吗？这还是个疑问。我们在其他方面，是相当活跃而富于精力的人种，关于这一点，对照过去之历史，观现在之国势，便是明证。我们的性欲之所以不能达于极致，与其说是体力，毋宁说是气候、风土、饮食、住居等条件多方制约的缘故，不是吗？
由此又联想起来，西方人一旦长住日本，就逐渐感到头昏脑涨、浑身懒惰、满心忧郁，终于不能工作下去。所以他们每四年休假一次，回国在故乡住上一年半载再回来。没有假期的人，也要到日本那些和欧美的气候相似的地方去。开发信州的轻井泽，可以说完全出于这个原因。就是说，日本比起欧美来，湿气太盛，即使我们自己，一到入梅季节，就患神经衰弱，感到手足无力。至于那些从空气干燥、没有入梅现象之国来的人，呆在这种地方，或许一年到头都有这种入梅的感觉。当然，世界上也有比日本湿气更盛的地方。我的朋友是某公司职员，长期在印度的孟买工作，他时常回国。他总是说：“哎呀，一年到头酷热难当，黏湿湿的，实在受不了。要是还派我去那里，不如辞职不干的好。”“不是可以经常回国吗？”“四年回来一次，顶什么用？到那个地方长期住住看，不管是谁都会变得头脑迟钝，打骨头里腐烂发臭。所以日本人和西方人都不愿意到那里去。”后来，他果真辞职不干了。所以在外工作的许多外国人，要是被派到日本，肯定也和日本人被派到孟买有着同样的感觉。
过于干燥的土地不知对健康有没有影响，但不单是性欲，吃多脂肪的食物、喝烈性酒等，塞满肚子、尽情欢乐之后，呼吸一下清凉的空气，使得心绪平静，再抬头仰望一碧如洗的蓝天，就能消除肉体的疲劳，使头脑清醒过来。然而，湿气浓重的国家，因为多雨，看到蓝天的机会很少。尤其日本这个岛国，除了远离海岸的高原地带之外，冬季里空气也很潮湿，刮南风的日子，黏糊糊的海风吹来，脸上满是油汗，很少有不头痛的时候。我不是旅行家，所以说得不准确，从全日本来看，雨水较少、土地温暖而干燥，而且交通方便，这样的地方恐怕只有我现在居住的六甲山麓一带，以及沼津至静冈等沿海地区了。有个时期，医生规劝身体虚弱的人迁到海边居住，于是，东京人去湘南地方，京都和大阪人到须磨、明石一带疗养。一时形成风尚。所以，至今还能看到从镰仓等地赶往东京上班的人群。依我的经验，海边的土地，冬季温暖倒是温暖，但有好多日子，刮着黏湿湿、热乎乎的潮风，衣服骤然充满湿气，脑袋立即变得昏昏沉沉。一月二月还好，到了三月四月里，越发厉害起来。至于盛夏酷暑，镰仓一带比东京气温要高得多。何苦到那种地方避暑呢？水又不好，蚊子也多，真是难以理解。我这个人比起别人容易上火，也曾在鹄沼和小田原住过，那阵子很少有不感到头痛的时候。尤其在小田原，患了剧烈的神经衰弱，体重减到怕人的程度。在京、阪的须磨也一样。再向西面的冈山、广岛等地，雨水少了，满眼都是明丽的风物；然而不知怎的，空气还是黏糊糊的。到了樱花开放时节，气候开始燥热起来。夏季傍晚，海上风平浪静，人变得手足无力，没精打采。自己的身体不用说了，即便看看海面，看看绿叶，也像刚刚完成的油画一般，光线刺人，大汗淋漓。
由此看来，日本这个国家，其中枢地区大部分都是这种阴湿的气候，所以欢乐要达到极致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法国，即使是盛夏酷热季节，汗水自然消失，皮肤绝不感到潮腻。只有在这种地方，才可沉溺于不倦的性欲之中，饱享欢爱。呆然不动，头痛阵阵，体汗津津，这种状况，要舍命纵情玩上一把，那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濑户内海地方，要是碰上夏天傍晚呆在那里，喝上一杯咖啡就会浑身发黏，浴衣的领子和袖口油腻腻的，一头躺下，全身骨节松散。这种时候，一切欲望都没有了，什么房事之类，连想一想都觉得心烦。气候如此，再加上食物淡而无味，住所开放，这些都大有影响。贝原益轩[73]劝人白天进行房事，对于日本这样的风土，尤其是一种良好的健康方法。而且，眼望着晴天丽日，泡泡澡，散散步，心情会少一些忧郁，疲劳也能得到尽快恢复。不过，普通老百姓家里，没有密闭的房间，这办法似乎很难实行。
印度和中国南部等潮湿地方的人们，在这些方面本该比我们还要淡薄一些，然而并不是这样。他们和我们不同，一直吃肥腻的食物，住着开间合理、便于生活的房子，看来过着有滋有味的日子。但转念一想，历史上的古代中国王朝也多被北方民族征服。再看印度的现状，也许因此也耗费了他们过多的精力。地大物博之国的人民那样生活倒可以理解，但像日本人这样爱活动、爱急躁、不服输，又生在这样的岛国，到底不能学他们的样子。总之，不论善恶，我们刻苦自励，武人研武，农夫忙于耕作，一年四季，勤勤恳恳，方能立国。假若稍有懈怠，像平安朝的公卿那样过着安逸的生活，立即就会遭到邻近大国的侵略，落得和朝鲜、蒙古和安南一样的命运。这种事情古今不变，况且，我们民族又有一副绝不服输的灵魂。可以说，我们今天身处东方、同时又列入世界一等强国，其原因就在于我们不贪图过分的欢乐。
因为我们的民族轻视露骨地描写恋爱，又对于色欲十分淡泊，所以我国的历史，对于暗暗发挥作用的女性的情况，一向不加以明确的记载。因我个人的职业，时常想写一部以过去的人物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但一直苦恼的是，这个人物周围女性的作用不很清楚。不用说，史上的英雄豪杰背后总有某种形式的恋爱事件，只有对这些方面毫无忌讳地加以描写，才富有人情味。那位太阁送给淀君[74]的情书实在是一份宝贵的资料，但是记载这封书信的东西相当稀少，即使有，历史专家也要费不少时日才能搜集一两种来。甚至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也不知有无正室，虽然有母亲，但不知其出身和姓名，考诸家之系谱，人们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日本自古的系谱图书，上自皇室，下至家族，男子的行动记载比较详密，而一到女子，仅仅写着“女子”或“女”，不写生卒年月和姓名，这是普遍现象。就是说，我们的历史上有着一个个男人，但没有一个个女人。正如系谱上标的，她们永远都是一个“女子”——或者“女”。
《源氏物语》有《末摘花》一卷。有个专为源氏公子物色情人的大辅命妇。她向公子谈起已故常陆宫的长女，怂恿说：“那姑娘深居后宫，心眼儿和长相都不清楚。她一个人过日子，谁也不来往。每当有事的晚上，我总是隔着围屏同她谈话。她这人就喜欢弹琴。”于是约定，在一个秋天的夜晚，下弦月出来时，源氏悄悄去那姑娘避世隐居的茅屋相会。姑娘十分害羞，经命妇好言相劝，她也就不再拒绝：“我只管默默听他说些什么，不加理睬，那就隔着格子门见一面吧。”命妇觉得叫那公子站在格子门外，总有些失礼，遂将他领进一间屋子，隔着隔扇相会。源氏看不见姑娘的面影，心想：“侍女们都反复说了，果然不出所料，坐在对面的这姑娘看来十分文静。她那衣服散发着缕缕浓香，沁人心脾，使得我如醉如痴。”然而，源氏在隔扇这边不管说什么，姑娘都一言不发。
问卿卿不语，忍耐何多时？
倘不中卿意，明言当拒之。
源氏公子这么一嘀咕，隔扇里面的一位侍女，便代替姑娘搭话了：
夜半钟声起，相期一瞬间，
满怀儿女愁，当向何人言？
有了这番对话，源氏推倒隔扇进去，与姑娘结好。但室内一片黑暗，根本看不见对方的品貌。于是，源氏很长时期都是摸黑前往，从未见姑娘一面。一个下雪的早晨，公子打开房门，观赏院中树木上的雪景：“出来看看这美妙的景象吧，整天闷声不响，真叫人受不了啊。”于是，一群老年侍女都一齐劝道：“快点儿出来吧，可不能老呆在屋子里呀。这样下去可不好啊。”姑娘这才打扮一番，来到了外边（4）。
《末摘花》这一卷，到这里源氏公子才看到姬君鼻尖发红，甚感到扫兴。这件事情显得很滑稽。不过，这种滑稽的事情是可能存在的。可见，看不到对方的颜面照样可以交往，这在当时很普遍。第一，正如为源氏公子介绍情人的大辅命妇说的那样：“心眼儿和长相都不清楚……晚上总是隔着围屏同她谈话”，可见她也没见过姑娘的面，只是隔着屏风什么的说说话儿罢了。“欣赏一下她的琴声吧。”这也不过是一句无心话。就是这么一句平常话儿，他也就上钩了，而且没有见到对方究竟长的什么模样，就那么一往情深。照现在看来，男方实在太好事了。我想，要是重视个性的现代男子，一夜之欢倒还可以做到，但这样能够享受真正的爱情，怕是做梦都想不到。不过，前面说了，平安朝贵族之间，这等事实在平常。女人就是名副其实的“深闺佳人”，红闺翠帐，帘幕低垂。再加上那时候房屋里光线黯淡，大白天也是模糊不清。更何况黑灯瞎火的暗夜，即使同在一间屋子里脸儿磕脸儿，也不容易看得分明。这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在那种黑暗的空间，隔着屏风、帘子和重重帷幕，静悄悄生活于其间，女人所能给予男人的感觉，仅仅是彩衣窸窣的一丝微音，香炉上的一缕香烟。即使再进一步，也不过感受一下滑腻的肌肤，抚摸一下如瀑的长发罢了。
这里顺便谈一件事，十多年以前，我曾在现在的北平，当时叫北京住过，感到那里的夜非常黑。最近听说那座城市建成了市内电车，街道也变得明亮和热闹了。不过那时候，世界大战还未结束，除了城郊妓院和戏园子等娱乐地区之外，太阳一落，到处一片黑暗。大街上尽管还算透着几分光亮，一走进小巷子，一团漆黑，豆大的灯光也看不到。有几户人家的地方，都围着高高的院墙，就像小型的城堡，大门严严实实地紧闭着，不留一丝缝隙，大门内还竖立着一道影壁，两三道门都上了锁。院子里看不到一点灯影，听不见一声人语。那阴森森的废墟一般的墙壁在黑暗中一直沉默着。我漫无目的地在墙壁与墙壁之间曲折而狭窄的小路上走着，不管到哪里，都是浓重无边的黑暗。因为太寂静了，不一会儿就感到被一种无名的恐怖追赶着，不由快跑起来。
现代城里人不知道真正的夜是什么，不，即使不是城里人，由于当今的世界就连偏远的乡村城镇最近也安装上了铃兰电灯，黑暗的领域被驱逐，人人都忘记了夜的黑暗意味着什么。我当时走在北京的黑暗中，心想，这才是真正的夜啊，自己已经很久忘掉这夜的黑暗了。我还想起，我在幼年时代，睡在惝恍的灯影里的夜，是多么凄清、寂寥、模糊和可怖！于是我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怀念。
至少生在明治十年代的人，一定还记得，那个时候东京夜间的街道和北京完全一样。我记得从茅场町自己家到蛎壳町亲戚家，要渡过铠桥，只有五六百米远。我经常和弟弟一起屏着呼吸急急忙忙地赶路。当然那时候夜里，即使在繁华的商业街，女人家也不能一个人独行。十年前的北京和四十年前的东京是这副样子，那么一千年前的京都的暗夜该是多么宁静啊！我回忆到这里，又联想起“漆黑的夜”、“夜的黑发”等说法，于是对于当时女人身上附着的某种幽婉和神秘之感更加清晰了。
“女人”和“黑夜”从古到今都是如影随形。但是现在的夜，以强于阳光的眩惑和光彩将女人的裸体毫无保留地照射出来。与此相反，古时候的夜，是以黑暗的帐幕把女人垂首顾盼的倩影严实地包裹起来。渡边纲[75]戾桥逢女鬼，赖光[76]遭土蜘蛛妖精袭击，读那些故事，脑子必须想到这样一个可怕的黑夜。
妾在岸边住，江波连江波，
梦中欲见郎，无奈闲人多。[77]
思念心中人，无须入夜梦。
翻穿香绮襦，内里自风情。[78]
古人还有其他各种吟咏黑夜的诗歌，只有联想到“夜的黑暗”才能实际体会诗的意境。看来，古人是把白昼和黑夜当作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诚然，白昼的光明和夜晚的黑暗确实相差甚远。黎明到来，昨夜那个凄清、黑暗的世界立即消泯于千里之外，晴空一碧，日光晶莹。仰望白天的光明，回想昨夜的情景，切实感到夜是一种似有若无、不可思议的虚象，是浮游于人世之外的幻影。和泉式部吟咏道：“春夜曲肱梦无绪。”想起那飘渺而短暂的夜间闺中情话，即便不是和泉式部，也一定会感到“梦无绪”的。
女人总是藏于暗夜的深处，昼间不露姿态，只是如幻影一般出现于“梦无绪”的世界。她们像月光一样青白，像虫声一般幽微，像草叶上的露水一样脆弱。总之，她们是黑暗的自然界诞生的一群凄艳的妖魔。往昔，男女作歌相互赠答，常常把爱情比作月亮或露水，这绝非如我们所想象的一种轻率的比喻。想那一夜柔情，香梦初醒，男人踏着庭前草叶归去，晨露瀼瀼，打湿了襟袖。露水，月光，虫鸣，情爱，彼此关系甚为紧密，有时会觉得互为一体。有人攻击古代《源氏物语》等小说中出现的妇女性格千篇一律，没有关于个性的描写。但是，过去的男人既不喜爱女人的个性，也不会动情于女人的容貌美和肉体美。对于他们来说，正像月亮总是同一个月亮一样，“女人”也永远只是同一个“女人”。他们于黑暗之中，听其微息，嗅其衣香，触其鬓发，亲其肌肤……一旦天亮，这些都消逝得无影无踪。他们认为，这就是女人。
我曾经在小说《食蓼虫》里，借主人公之感想，对文乐剧团的偶人剧作过如下的记述：
……我耐心而仔细地观赏着，到头来已经不再看偶人师了。眼下，小春也不再是抱在文五郎[79]手中的仙女，而是活生生地稳坐在榻榻米上了。但尽管如此，还是感到与俳优扮演的人物不一样。梅幸和福助[80]尽管演技都很精湛，可还是令人觉得这是“梅幸式”、这是“福助式”。然而这个小春就是纯粹的小春，而不是她以外任何一个人。没有俳优，表情固然不足，但我以为，古代的风尘女子也许就像剧中那样，不把喜怒哀乐明显表现出来。生活在元禄时代的小春，抑或就是“偶人般的女子”吧？即使不是这样，但来看净瑠璃的人们，心中的小春形象，并非属于“梅幸式”或“福助式”，而是这个偶人的姿态。往昔人们理想中的美人，不易显现个性，无疑是一种极其缜密的女子，所以用偶人表演最为适当，若发挥更多的特长反而成为一种妨碍。过去，人们也许把小春、梅川、三胜[81]和阿俊都想象成同一种面孔。就是说，唯有这种“偶人小春”，才是存在于日本人传统之中的“永恒女性”的面影……
这种情形，不仅限于偶人戏剧，观赏画卷或浮世绘里出现的美人，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因时代和作者不同，虽然美人的类型会有几分变化，但那著名的《隆能源氏》[82]等画卷里的美女的面容，人人都一样，全都没有个人的特色。大凡平安朝女子，看起来都长着同一张面孔。在浮世绘里，俳优的肖像画除外，仅就女人的面部来说，歌麿有歌麿喜欢画的面孔，春信有春信喜欢画的面孔，但同一位画家，总是不断重复画着同一种面孔。他们作为题材的女子尽管有好多种类型，娼妇、艺妓、商女、侍女等等，不过是在同样的面孔上添加不同的头饰和发型罢了。而且，我们从每位画家作为理想所绘制的众多美女的面孔上，可以想象出个个共通的典型的“美人”。不言而喻，古代浮世绘的大师们，不是没有辨别作为模特儿个人特色的能力，也不是缺乏表现这种特色的技巧，恐怕在他们看来，抹消那种个人色彩，反而更加显得美丽。他们相信，这就是绘画的艺术。
就一般而论，所谓东方式的教育方针，同西方相反，不正在于尽量抹杀个性吗？比如文学艺术，我们的理想不在于独创前人未有的崭新之美，而在于自己也能达到古代诗圣、歌圣已经达到的境界。文艺的极致——美这种东西，亘古唯一不变，历代诗人和歌人反复歌咏同一种东西，务必使之登峰造极。有这样一首和歌：
条条道路通山顶，
一座高峰共赏月。[83]
总之，芭蕉[84]的境界也是西行[85]的境界。时代不同，文体和形式虽然各异，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高峰赏月”。此种情景，较之文学，绘画——尤其看南画[86]就会明白。南画的长处在于，不论山水、竹石，个人技巧虽然各异，但由此而承受的一种神韵——或曰禅味，风韵，烟霞——即达及悟道的崇高的美感时常一致，南画家穷极的目标毕竟在于获得这样一种品格。南画家经常为自己作品题款曰“仿谁谁笔意”，即表明自己所为只是步前人后尘罢了。由此可知，古来中国绘画之所以多赝作，且多有巧于赝作之人，其原因未必有意骗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或许并不在乎个人功名，而是以使自己同古人达于一致为乐。其证据是，虽然作假，但都精心绘制，为了实现神似，作者本人必须具备高超的技能和旺盛的创作热情。一个满心私欲的人是很难做到的。既然着眼于穷尽古人美的境界，目的不在于张扬自我，那么，作者名字是谁也就变得不重要了。
孔子以复政于尧舜之古为理想，时常宣扬“先王之道”。虽说这种范古复旧的思想，妨碍了东方人的进步与发展，但不管是坏是好，我们的祖先都铭记于心，从而在伦理道德的修养方面，较之自己扬名于世，更以保持先哲之道为第一要义。特别是女人，应抹杀自己，摒弃私情，埋没个人长处，努力达到一个“贞女”的典范。
日语中有“色气[87]”这个词儿，很难译成西方语言。最近埃莉诺·格林发明的“it”一词，是从美国传过来的[88]，但和“风韵”的涵义不同。电影里看到的克拉拉·鲍，有丰满的“it”，但她却是个和“风韵”相差甚远的女子。
过去，家庭中有公婆的人家，媳妇反而显得别具风情，丈夫也很喜欢她这样。今天的新郎新娘，即便双亲健在，也大都别居，或许不了解这样的心理。媳妇尊敬公婆，背地里又厮磨丈夫，寻求爱抚——矜持的态度里又似乎隐藏些别的什么——许多男子从那副风情里可以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魅力。比起放纵与露骨，压抑于内心里的爱情包也包不住，时时无意识流露于言行之端，更能引得男人心动。所谓“风韵”，实际就是爱情微妙的外现。这种表露如果超出了朦胧与细微而表现积极，反而被认为“没有风韵”。
风韵本来是无意识的，有人天生具有风韵，有人生来就是没有。没有风韵的人硬要装得风情万种，显得很不自然，只会惹人生厌。有人长得漂亮而没有风韵，相反，有人脸面虽然丑陋，但声音、肤色、身段，不知怎的，却颇见风流。观察西方女人，当然也能看出这种区别，但由于她们的装扮以及表达爱的方式，带有过多的技巧性和挑逗性，很多场合反而变得毫无魅力。
天生风流之人自不必说，即使这方面欠缺的女子，将爱情或欲望装在心里，尽量包藏不露，其情感上反而别具一种风韵。从这一点上看，对于女人施行儒教或武士道的教育，亦即培养女子大学式的“贞女”，有一半是在造就最具风韵的女人。
一般说来，东方女子于姿态美、骨骼美方面，虽然逊于西洋女子，但皮肤美、肌理细，远胜于她们。这不仅出于我个人肤浅的体验，很多内行人都是这种看法，还有不少西方人士也抱有同感。实际上我还想进一步说明，即使在触觉的快感上（至少在我们日本人），东方女子也优于西洋女子。西方女子的肉体，论色泽，论匀称，远眺时甚觉妩媚动人，而近观时，肌理粗糙，汗毛蓬蓬，格外叫人扫兴。还有，看上去四肢修长，似乎正是日本人所喜爱的那般坚实，而实际上抓起她们的手脚一看，肌肉稀松，泡泡囊囊，缺少弹性，毫无丰腴、充实之感。
单就男人一方来说，西洋女子似乎不宜于拥抱，而多适于观看；东方女子正好相反。仅就我所知道的来说，皮肤滑嫩、肌理细腻，要以中国女人为第一，而日本人的肌肤比起西洋人来更加温润致密，尽管肤色不很白皙，但有时略带浅黄色反而愈增深邃和含蓄之感。自《源氏物语》产生的古代一直到德川时期，作为习惯，日本男人毕竟没有获得于光明之下、清清楚楚饱览女人整个身姿的机会。他们只能于兰灯幽微的闺阁之内，仅对极少部分肌肤略施爱抚罢了。可想而知，日本人的女人观，就是这种习惯自然发展的结果。
要问克拉拉·鲍之流的“it”和女子大学之流的“色气”哪个更好，则应该随人所好。不过我所担心的是，像今天美国式的暴露狂时代——轻歌剧流行，女人的裸体变得一点都不神秘了，所谓“it”不就渐渐失去魅力了吗？再美的美人，也无法作出较之全裸更加彻底的暴露了，如果大家对于裸体全都钝然不觉，那么，苦心孤诣造就的“it”，到头来就再也不能挑起人们的兴趣了。
《倚松庵随笔》（昭和七年四月刊）头注
（1）介绍奈良古美术、发现芳崖和雅邦的西洋人费诺罗萨自当别论。
（2）《今昔物语》此外还有许多关于女贼的记述，已故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偷盗》，就是受此书的启发而以王朝时代女贼为主人公的作品。
（3）原文接着写道：
想来想去，终于打定了主意，一天夜里草草准备一下，决定马上出发。随即邀集三个青年伙伴，由一人引路，摸黑到二条殿御所。只见豪华的客厅里立着彩绘屏风，四五个年轻女子出出进进，个个长得如花似玉，美艳动人。开始时不知哪个是尾上姑娘，于是回忆一下，尾上姑娘的美丽容颜立即清晰起来。酒过二三巡之后，她们又献茶，又燃香。不一会儿，尾上姑娘手里拿着自己饮罢的酒杯走来，紧紧依偎在我身旁，给我敬酒。我那时喜出望外，简直就像做梦一般。
于是，一夕喁喁情话，绸缪之中，东方欲曙。晨鸟啼鸣，寺钟传响。两情于枕畔共结同心，愿永世相守。分别时，于霜风鬓影之间，看她那一副花颜粉面、翠黛朱唇，直到现在仍历历如在目前。那姑娘走到廊缘，吟了一首歌：
偶遇情郎恣意欢，一朝轻别何时见？
我随口答道：
卿泪盈怀湿我衣，以此留作长相思。
此后，我常常到二条殿去，尾上姑娘也悄悄到我的宿舍来。
云云。由此可见，自从初会之后，已经不是原来的想法，他们的关系继续维持下来了。结果，这位女子不久为盗贼所杀，武士也因厌世而出家了。是一篇恬淡的爱情故事。
（4）原文如下：
好容易熬到天明，源氏公子亲手打开格子门，观赏院子里树木上的白雪。地面上没有人走的脚印。放眼远望，天地空阔，一片荒寒景象。公子甚感寂寥，心想，就这么回去，将那女子一人丢下，实在太可怜了。于是抱怨地说道：“出来看看这早晨美丽的雪景吧，就这么一直闷在屋里，真叫人受不住啊。”周围虽说天还没有大亮，但在雪光的映照下，源氏公子越发显得青春焕发，器宇轩昂。老侍女们都一个个笑逐颜开，也一起喊道：“快出来吧，可不能老呆在屋里呀。这样下去可不好啊。”那姑娘本不想露面，但又不好忤了众人的好意，只得梳洗打扮一番，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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