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别人是不知道的，实际上，我很羡慕猫，经常在想，要是自己也长个尾巴就好了。比如我正坐在书桌前执笔写作，或者正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突然家人闯进来，向我絮絮叨叨说这说那。我要是有尾巴，只要将尾巴尖儿轻轻摇动两三回，其他可以一概不管，照旧写我的文章，或思考我的问题。最痛切地感到尾巴之必要，莫过于有客来访的时候。厌客的我，除了情投意合的同仁或敬爱的久违的朋友之外，我很少主动和人会晤。因为大都是例行公事，除了有要紧事之外，如果是漫无边际的闲扯，不到十或十五分钟我就受不了了。有时我自己只顾听，客人只顾聊，过不多久，我的心就脱离了谈话主题，完全置客人于不顾，一味沉浸在随心所欲的幻想之中。或者飞向刚才自己的文章所创造的世界。虽然不断地“哼”“哈”应付，但头脑渐渐失控，变得迷迷茫茫，白白浪费了时间。有时猛然感到这样太失礼，立刻打起精神来。可这种努力很难持久，过不多会儿，又心猿意马起来。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幻想自己长出了尾巴，于是屁股也跟着痒痒了。有时，我就不再哼哼哈哈的了，只是摇摆着想象中的尾巴，随便敷衍过去。遗憾的是，想象的尾巴和猫的尾巴不同，对方看不见。尽管如此，从自己来说，摇与不摇还是不一样的。即使对方毫无觉察，我依然想靠摇动这根想象的尾巴作出应有的回答。
那么，我究竟打何时起变得这样——甚至羡慕起猫的尾巴来了——懒得和人谈话呢？其原因何在呢？想来想去，连我自己也闹不清楚。辰野隆[89]等老同学都知道，我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绝不像现在这样沉默寡言。辰野是人所共知的座谈会上的雄辩家，我的口才也绝不弱于他。我善于以东京人特有的辩才轻而易举地使听的人如醉如痴，晕头转向。我说话常有警句，幽默诙谐也绝不落人后。我逐渐变得不爱说话是在开始写东西以后，那么是因为寡言而厌客，还是因厌客而寡言呢？我想，多半还是因为厌客吧。——换句话说，不喜欢交际——要问成了作家为什么就讨厌交际，关于这一点是有种种原因的。
我这个生在日本桥商业街投机家的儿子，有着一副特殊的品性，讨厌当时那些所谓文学艺术家们身上的乡巴佬气。虽然在他们之间不乏东京人，但以早稻田派的自然主义一帮子人为首，大多都是农村出身，所以，他们所酿造的空气里总是散发着一种乡下人的土腥味儿。虽然我也多少受到他们的感化，曾经留一头蓬乱的长发，穿一身脏兮兮的衣衫，但不久就感到厌倦。从那以后，就精心打扮起来，不再显文人气。穿西服时，要么上下一身笔挺，要么黑色上衣加上条纹裤子。再不然就穿礼服，戴礼帽。穿和服时，一身结城茧绸或大岛绵绸外加素色大褂，腰带扎得板板正正的，风度翩翩，一看打扮就知道是商家少爷。这件事引起小山内[90]君一些人的反感，也遭到大家的厌弃和憎恶，于是，我越来越远离过去的朋友。我讨厌乡巴佬，自然也讨厌书生气，因为净是一些不足与之谈话的对手，所以很少加入文艺理论的论争。因此我有一个信念，我认为没有必要交文学家朋友，还是尽量孤立一些为好。这个信念至今不变。我之所以敬慕永井荷风[91]氏，就是因为他一贯实行孤立主义，没有一个文人像他那样将这个主义贯彻到底。
当初，我不喜欢交际，但未曾想到会成为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我想，虽然与人接触少，没有机会说话，但想说还是可以尽情地说，以我生来的一副伶牙俐齿的辩才和轻快流畅的江户口音，只要自己高兴，还是随时都能发挥出来的。事实上，起初也是如此。但是随着次数的减少，机能逐渐退化，不知不觉，我几乎不会说话了，即使想像往日那样侃侃而谈也办不到了。这样一来，也就渐渐对说话失去了兴趣。如今我六十三岁了，讨厌交际和沉默的脾气越来越严重，自己也无法改变。在沉默这一点上，吉井勇[92]或许比我还厉害，但不管怎样，吉井他不讨厌交际，虽说话不很多，但总是笑嘻嘻的，一副可爱的样子。而我呢，一有不满就立即表现在脸上，稍感倦怠，哪怕在人前也会打哈欠、伸懒腰。只是一旦醉酒就想说话，但一说话，怎么也不像过去那般滔滔不绝了，只不过比平时多少显得有些饶舌、语调也变高了一些罢了。所以对我来说，日常生活中最苦恼的是有客人来访。苦恼而有意义也还能忍耐，但如上所述，以孤立主义为信条的我，如果是在想会客的时候，又是想会见的人，在我规定的时间里可以见一见，其他人还是不见的好。有这样的想法，照理说来访问我这样一个人是很头疼的事情。谁知，尽管如此，来的人依然络绎不绝。战时疏散到乡村暂时躲过了这种灾难，但在京都安家以后，客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
再说，近来我已经进入高龄，更加有理由奉行长年以来的孤立主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虽然不喜欢交际，但六十多年来，也有相当多的朋友，比起青年时代，现在交际的范围非常广泛。青年时代多交一个朋友，至少可以多见识一些世事，这样做也许很有必要。但就我来说，不知将来能活多少年，活着期间所要做的事大致都能预想得到，估计这些工作量在活着的时候很难做完，所以我将倾尽余生，按照预定的计划，孜孜不倦努力彻底完成。要我再去交友识人世，几乎没有这个必要。对于别人所要求的只是：不要打乱我的预定计划，不要给我添麻烦。当然，我这样说，听起来好像自己是个勤奋之人，只顾埋头工作，不愿浪费一寸光阴，实际上完全相反，我从年轻时候起，笔头就比一般人迟笨，到老后再加上各种生理障碍——如肩膀酸疼、视觉疲劳、神经痛、腕子疼——这种情形越来越严重，往往写上一张稿纸就坚持不住，必须到院子里散散步或在客厅里转悠一圈儿。虽说在工作，但真正执笔的时间很少，而闭目养神的时间尤其多。就是说，一天之间，万事俱备、下笔千言的时候少之又少，一受干扰就损失严重。有人只要求见上三五分钟，但我必须为这个三分或五分而中断文思，之后再回到书斋也无法立即接续下去。这样一来就得白白浪费三十分到四十分钟。有时候甚至根本写不下去了。所以，这和来人打扰的时间长与短没有多大关系。
鉴于此种情况，最近我尽量缩小交际范围，至少不再扩大现有的范围，尽量不再结交新朋友。过去虽说讨厌交际，但美人例外，经美人介绍的来访者也不受限制，现在连这些也都不再看重。这是因为，喜欢美人虽然至今没有改变，但上了年纪之后，对于美人也变得挑剔起来。一般的美人，尤其是今天顶尖儿的美人，在我眼里一点儿都显不出是美人来，只不过引起反感罢了。我心中自有我的佳人标准，但是真正符合这个标准的简直如晨星寥落，故而也不一味奢望出现这样的女子。还不如满足于我目前已有的几位红颜知己，今后继续和她们保持关系，以使我的老后余生枯树开花，大放异彩，不想再寻求更多的刺激了。
拒绝来访者有各种办法，最常用的是假装不在家。对于担当传达的女孩子来说，与其大费口舌，不如说“现在主人不在家”最为简单。但我不喜欢用这种方式，而是告诫家人，可以说：“主人在家，但是没有介绍信不接待。”至少这说法比较诚恳，可使来客彻底断念。我讨厌对客人撒谎——小小的住宅，为了撒谎，不能上厕所，不能打饱嗝，也不能打喷嚏——如果不明确表示在家而不见的道理，还会三番两次地来访，交通不便，会给客人造成许多麻烦。男佣还好办，碰到女佣当班，就会付出一些不必要的同情，甚至说什么“眼下不凑巧正忙着”之类的话。这样反而把问题弄得模棱两可起来。“什么？生气也不怕，再去说清楚些！”但有的客人怒气冲冲一再追问下去，不肯善罢甘休。这时候女人总是不那么果断。但我始终坚持不应，传达的人只好一直受夹板子气了。
东京及其他远地方来的人不忍拒绝，但没有介绍信的不能会见，这是铁则，我是严格奉行到底的。大家都知道我有这个规矩对以后有好处。其中有些来客，举出我的朋友的名字，说和某某先生很有交情；有的人说某某先生答应要给写介绍信的。于是就回应说：那就麻烦你请某某开个介绍信再来吧。一般经这么一说，那人就从此不会来了。真正带介绍信的来客当然要见，不过我的朋友们也都能体谅，很少将那些爱纠缠的客人硬推到我的家里来。
东京怎么样我不知道，住在京都时，经常被招去吃吃喝喝。开座谈会倒也罢了，许多时候光是吃喝一番。要是出席人多的集会，自然一交换名片，就出现了新的相识，仅仅这一点就使人大伤脑筋。再加上老人对食物，就和对美人一样，有各种苛刻的要求，所以，被请吃饭绝不是什么好差事。尤其自战争以来，为了吃一顿过去那样的饭菜，必须由头面人物带领，还要投一笔大钱。此种事情对于我们普通百姓来说很难办到，招待一方大概是打算大施恩惠，或者利用我们出头自己补充营养。所以，近来专门以“补充营养”为目的，各种奇奇怪怪、五花八门的饭菜十分流行。去年到东京时，应邀去一家郊区饭馆吃饭，有金枪鱼生鱼片、牛排、炸虾、炸肉排等品种。又去某家乡下旅馆，晚上吃的是海鳗砂锅，量多得惊人。第二天早餐又是鸡素烧[93]。不光是这种偏远的郊区，京都闹市中心的旅馆（？）等地，也曾有人请吃过这样的饭菜，都是日本菜、中国菜和西餐混在一起，从摆设上似乎把我们当成平素只是吃配给制的人种，逮住这个时机增加营养来了。吃饭的一切礼仪都被忽视，吃那种下贱的饭菜简直是不当人看待。我虽上了年纪，但胃口相当好，做的菜只要不很差，我总是吃个精光。但吃饱以后，就感到将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塞进肚子，实在有些丢人现眼。而且更气人的是，由于当天狼吞虎咽，致使两三天食欲减退，本来家人专门做了自己爱吃的饭菜，可以在自家轻松愉快享用晚餐的，这下子全告吹了。
营养过剩的多脂肪菜肴，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害。比起这些，我喜欢那种使用极富韵味的大酱或酱油做出的合乎自己口味的家常饭菜。实际上，较之近来普通街市上的饭馆，还是自家的材料更让人放心，炸东西非在自家里使用完全纯净的食用油就不随便吃。总之，对我来说，凡是吃喝之类的集会，我想去的只限于有自己所喜欢的人，有可口的菜肴，时间也不会影响自己的工作。不过事实上，就连这样的场合也无法引起我太大的兴趣。
昭和二十三年七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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