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歌舞伎演员的交流在德川时代便已频繁进行了，但江户文人归化关西的有几个？还是完全没有？对此我不是十分清楚，不过，在我的亲友范围内，从此地移居东京的相当多，相反从东京搬来此地住的却屈指可数。最浅近的例子是，志贺君[98]年轻的时候家住京都的衣笠村，大约关东大地震前一年回到京都，住在栗田口，后来则众所周知。
在奈良购置了新邸[99]；还有，楠山正雄君搬至南山禅畔，已故小山内薰君则搬到了六甲苦乐园和大阪天王寺旁，但都住不长久。特别是震灾之后，我身边的好友们一时间好像纷纷搬到京阪附近，寻求一个安住之地，但仅仅是暂时的避难，关东的余震至今仍未歇止，不知什么时候就已走了一个，走了两个，陆陆续续又都搬离了。如今依旧守在这里的关东人，只剩志贺君与我二人了。即使是志贺君也曾说：“上了年纪，还是会思念东京啊。”想起他以前说的话，心里便甚觉黯寂。
我的好友们渐次舍弃关西之地，主要一个原因应该是不去东京便无法专务于作家生活，而非昔日江户人的那种反感在作怪。不过，出生于关东的人移居到此地，从一开始至气质与本地人完全融合的五年或十年间，却不得不克服类似“感觉不舒服”这样程度的不快，直到今天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就像我自己，直到现在我仍无法忘记，四五年前我向《文艺春秋》投了一篇题为《阪神见闻录》的稿子，露骨地讲述自己对大阪人的反感，为此招致本地人的憎恶。不过以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此地的气候和食物等从一开始就较东京更契合我的体质和口味。我叔父及亲戚当中有人属于顽固的江户人，偶尔来此地游玩，却对白肉鱼难以下箸，感觉汤汤水水炖煮的菜寡淡无味，酱油又觉得太咸，而我在味觉这方面则是天生就更能接受关西的[100]。到今天，我对“人精子[101]本性”非但已感觉不到任何不悦，甚至还觉得很亲切。说老实话，我一家子搬来此地那会儿，是不折不扣的逃难者，本来只打算临时栖身的，等到东京灾后复兴便搬离，但不知为什么却在这片土地上生根了。去年冬天，我卖掉了六甲山麓的冈本山庄，成为租房居住之身，但我仍然没有想到搬离上方，可能的话还想永久居于此地，甚至将父母的遗骨分葬两处，携一半来安放在这里的寺庙中。像我这样纯正的东京人与这片土地竟结下如此难分难解的关系，不得不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因缘。与此同时，对于关西的风土人情，不论其好或坏，我对它的是感情一日甚于一日，越来越深，也是极其自然的。我想申明的是，在此基于从大正十二年[102]以来前后十年的观察，我对上方文化所做的批评不再是当初写《阪神见闻录》时所持的挖苦讽刺，而是出自我将京阪大地当作第二故乡的真挚感情。想必不论到何时，我生就的东京人气质是不会失去的，因此，我的观察终究摆脱不了以一个“从东京移居至此者”的视角来展开，即使仍免不了对京阪人的缺点说上几句辛辣之语，但这也是对长年蒙受关心照顾的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苦口婆心的忠告，敬请关西的诸位读者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往下读。
历来东京人对上方人的反感中，尤以对大阪人的反感最为强烈。厌嫌上方人的左团次、菊五郎便是，虽然也会来京都，但是不会轻易到大阪中心来。对京阪风情懵然不知的东京人偶尔到此地来旅游，有时会想来京都住上一阵子，但对大阪的感觉却是俗不可耐。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虽然自古以来连在一起合称“京大阪”，但正如俗语中“京都是大阪的妾”所说那样，事实上真正能够与东京相颉颃的，除了大阪还没有其他都市具备如此实力，因此不管从哪方面说，大阪对东京而言就像眼中钉一样。京都则是古来的王城之地、日本古典文化的渊薮，由于这层关系，任是再骄慢的江户人对其也心怀几分尊敬和亲切。此外，京都人的性格略显消极，旅游者走马观花的话，不容易注意到他们的缺点和令人讨厌的地方。而大阪自古以来就是商侩和匠人之都，风习便是动辄用钱来说话，民众的性格也甚为活跃、进取，但另一方面也比较张扬、露骨，这些缺点非常明显地映现在别人的眼中。所以，像东京人那样性格淡泊的人，在梅田站一下电车立即就会感觉被一股人精子的臭气所袭，一下子便受不了了。
但全部归结为性格的差异则不免流于诡辩，无法将事情解释清楚。想要了解大阪式令人不快的地方，我以为最便捷的方式就是看看宝塚少女歌剧的女演员们的艺名。在那些明星的艺名中，有天津乙女、红千鹤、草笛美子等等。这些名字可以看出大阪人的癖好，也正是东京人看大阪人总感觉缺少清雅气质的地方。东京的女演员中没有一个人会取这样俗气的艺名——宛似源氏名[103]、千代纸[104]、有职纹样[105]又或者很久以前的新体诗[106]一样，花里胡哨，秀而不实。不管怎样有名的女明星，在东京若是取这样的艺名，人气准定跌去几成。我刚刚搬来此地的时候，听见中学生和年轻的宝塚爱好者们对这样的名字称赞不已，感觉实在是妙不可言，心想：这样肉麻的名字挂在嘴上，居然丝毫也不觉得难为情。
我上面提及的只是针对艺名的批评，当然不涉及取这样名字的诸位女明星本人，不过宝塚的少女歌剧团恰似将这些艺名的俗气拿出来到处夸示一样，这却是不争的事实。自从上演了《我的巴黎》[107]等戏目之后，宝塚的形象渐渐变得娴雅起来，老实说像我这样的人也只要有新的戏目上演便会前往观赏，但我仍期望她们能再加把劲儿，淬磨得更加洗练和高雅，尤其是近来时不时去东京演出，就更有这个必要了。我不知道跟东京那边比如何，但与大阪的松竹乐剧部相比较，宝塚美人多，阵容也强，艺术水准远在其上，服装及舞台布置等也肯花更多钱，可谓绚烂夺目。然而要说矫揉造作，宝塚也愈加突出：原本的男角色也改由女演员饰演，实在是很没道理，怎么看都像是一群演员在排练，抑或像三崎座[108]的演出。偏巧关西女人的声音又非常尖厉，碰到台词特别多的戏目，尖厉到走样的声音直钻入耳，听着真是难受得很。即使演出的是《我的巴黎》《美丽姑娘》[109]这样的戏目，小花脸出来热场的时候，愈是演技超绝者愈是浮喧。何况女演员们虽说被称为“少女”，但年龄都不小了，就更加给人以三崎座的感受。若是东京的观众，一定会感觉快要冒冷汗了，而大阪人却丝毫不觉得惭惶。
没有观赏过原作的我自然不好拿听说的东西来说事，不过据说其创作源起于对时局的讽刺，因此理应糅入几分辛辣味。还处于摇篮时代的观音剧场或日本馆演出的轻歌剧很粗野、幼稚、惨不忍睹，不过毕竟还有些许这样令人感觉痛快的地方，且全无半点有职纹样和三崎座式的矫揉造作。宝塚里也有岸田君那样的传统江户人，无须我指出也应该早就注意到这类缺点了。听说今年春天将上演男女共演的新戏目，那样的话，先前的缺点一定会得到矫治的。无论如何，为了我所热爱的宝塚，那种慵懒、故作高雅的毛病请务必将它矫治掉。
将批评的矛头全都对准宝塚真是有点不好意思，走笔至此，还请容我再写几句。
宝塚歌剧部将在绚烂豪华的舞台上演出的女演员们视若歌剧学校的女学员，而绝不称之为“女演员”，不管是明星还是三流配角，全都一视同仁，都是女学员。乘坐阪急电车，经常可以在站台邂逅二三人或四五成群、装束异样的妇女们，住在沿线的居民都知道，如今已经成为阪急电车沿线风情之一。她们上身穿着平纹粗绸衣裳，下身配以茶青色的裙裤，那裙裤似乎短了两三寸，露出裙边至脚踝的一段。白色的短布袜，大多趿拉着木屐（偶尔也有穿草鞋的，但穿鞋子的一人也没有），两股辫子或者束发，年轻的年龄大约在十六七岁上下，年长的则将近三十岁的样子，你无法辨识出她们究竟是女工、女学生还是富家小姐。这是歌剧部学员外出时的制服。看着这身土气的装束，实在想象不出在它下面掩隐着匀称的四肢、胴体和优美的曲线。尽管如此，这还没有将大阪的特色浓重地展现出来。我猜想，宝塚是希望尽可能将她们培养成少女歌剧的学员那样既可爱又文雅，故此有意将她们装扮得土气。事实上，由于这身质朴的装束，她们没有必要在衣裳和饰物上攀比，加之待遇也相对较好，无疑其品行比其他剧团的演员更加端正。在东京倘使穿上这身一点也不俏皮可爱的装束，首先会影响人气，其次若是个有点任性的明星，肯定会忍受不了。这件事情突出地显现了上方妇女纯朴、老实、文静的性格。本来，她们在舞台上是舞者或歌者，完全可以穿着得更加漂亮、时尚，但她们却止步于舞台上的装束和姿态所包裹的那种感觉，这身毫无摩登感、煞风景的制服，对于她们反而倒显得非常契合。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穿着茶青色裙裤的她们的面孔，大多跟偶人女官十分相像。由于人数众多，其中像克拉拉·鲍那样活泼的圆脸也不是没有，但说起来，颧骨高突、长脸盘、国贞[110]笔下所描绘的不谙世事的公主模样的占大多数。归根结底，在上方地方至今仍旧推崇绘画作品中的古典美人，此事便是明证。看看关西女子运动员中被誉为“第一美人”的网球选手A小姐的面孔就更加一目了然。我与A小姐有过一面之识，确实是位美女，其公主般的性情与其境遇相似。在新旧社会，从时髦穿越至古风，总的来说最多的便是像她那样的美人，即使面孔不属于那种类型，也要装扮得像那样子。因此，包括宝塚学员在内的女演员们，每每登台的时候会特别用心化妆，鼻梁涂上特别扎眼的白粉，脸庞上也抹少许，看上去脸型更显得尖长。若戏目是日本故事倒还不打紧，但演出西洋故事的戏目时也是这般妆容，便成了法兰西偶人的胴体安上日本女官的头颅。我欣赏住野小枝子，就是因为她除了体态妍美，脸庞轮廓也很有特色。可偏偏小枝子也喜欢将鼻梁上涂抹得浓浓的，对此我极不苟同。上方地方也有天生脸型圆润的美人，长着这类脸型的人不妨抛开顾忌，将自己的个性美充分发挥出来。
按照友人长野草风氏的说法，漫步在京都街头，不时能遇见跟旧时绘画作品中的庶民百姓脸庞极为相似的面孔，这可以说明那时的绘画是多么忠于现实的写实作品。即使不是草风氏那样的画家，普通人只要稍加注意地观察都会发现这个事实。东京人和京都人，单个挑出来看，似乎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别，但是踏上关西的土地，放眼一望熙来攘往的市民的风貌，许多在东京看不到的面孔就会映入眼帘。假使脱下他们的外套、披风或西服，让男人穿戴上黑漆帽[111]、布衣[112]、直垂[113]，女人戴上茅编斗笠，或者头发扎成垂髫，宛似伴大纳言[114]或一遍上人绘卷[115]中的街头光景再现，其风貌则更能传达出数百年前的痕影。较之京都，大阪虽没有这样古老，但若将前者比作能面，后者至少也有文乐戏中的偶人那样陈旧。如果说京都人的脸上留存着王朝乃至镰仓时代的气息，则大阪人的脸能令人感受到一种庆长、元和或元禄年代的近代以前的味道。
不知道是否由于这个原因，大阪妇女穿的西式洋服总缺少那么点时髦感。近来走在心斋桥或梅田一带，有时会发现穿着和配饰皆属无懈可击、非常漂亮得体的摩登女性，不过她们大多数似乎是来自东京的旅游者。说到关西地区最为时尚的区域，当数阪急电车沿线的夙川至御影一带，居住在那一带的少妇和小姐们对洋装具有很强的鉴赏眼力，审美观走在时代前沿，金钱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拮据，所以无论穿用毛皮、提包、夹包等照理都不会马虎出错，可就是说不出什么地方欠缺那么点洗练的感觉。这样说，并非因为她们很土气或者看着不上档次，不管怎么说，她们的穿戴品质极佳，这是毋庸置疑的。换句话说，与前面所述宝塚女学员们的问题同出一辙，总是摆脱不掉一丝矫揉造作，结果弄得仿佛公主穿上了一袭洋服而已。即使是和服，在色彩搭配上也是关西比关东来得更加鲜艳，阪神沿线的暖国风景——碧蓝天空、翠绿松林、反射着阳光的白土，与鲜艳的衣裳色彩十分协调这倒是事实，但将其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薄而柔软的绉绸女装[116]上，就很值得斟酌了。或许她们自身并不想这样，只是身处地方的气候风土使她们无意识成为这般模样。反正，以我的感觉来说，阪神一带妇女身穿洋服时总带有一股染着友禅[117]纹样的长袖和服的情调。灿亮、华美是无与类比了，然而过于纤弱、过于华美，毕竟不是和服的绉绸衬衣，将洋服的内在精神忽略了。看看神户一带的混血儿女白领，虽说不过是质地素朴的藏青色哔叽，却真正穿出了洋服的格调。
这不仅由于色彩搭配，毫无疑问，人的体型及动作等都大有关系。关西地区的民风自古以来甚是豪犷，女子也以动作劲捷泼辣为美，其性格与现今社会的摩登女郎比较接近，举止行为和表情等很容易往不良方向发展，而与此相反，关西的民众即使换上不同的服装，体态和举止难道不仍保留着数百年来形成的端庄文静的习惯吗。在我幼小年代，东京的工商地区还绝对看不到妇女洋服之类，那时年轻女性到了夏天便将袖子挽至胳膊，像我的母亲甚至将浴衣的袖子搭在肩头，手里摇着团扇。因为正值芳华之年，就像浮世绘版画中二三十岁的婀娜女子，想必也有夸示其丰满白皙的胳膊的意思，这与现代女性夏天穿着无袖连衣裙，向人炫耀健壮的胳膊毫无二致。这种飒爽英姿的风尚大概是从烟花巷的艺妓中流传开来，正经商户人家的女子也渐次仿效起来，但在京都大阪地方，不要说中产人家的少奶奶、小姐不会，即使艺妓也没人会做出这样不成体统的举动。所以说，即使女子从学生时代便长在穿洋服的环境，由于身处家庭母亲或姐姐们的言谈举止、潜移默化的熏陶下，穿起洋服来这种熏陶依旧会下意识地显现出来。本来，年轻女性穿洋服，务必应使遮于衣服下面的丰艳肉体撑起来，看上去有一种被衣服包裹的“馅料”快然欲出的观感才好。近年来流行的“it”这个词所对应即为此意，可惜关西的上流妇女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腿和脚踝部分不能说不漂亮，几乎看不到萝卜似的大粗腿，但腰部至臀部的线条就感觉过于纤细、薄弱，跨步时腰部关节摇摇晃晃，上身耸动，胸脯则向前游离抛出。倘若从身后观察西方女性的走路姿势，可以看到左右两块臀肉明显地交互扭动，宽大的骨盆有力地架撑着结实的胴体，而臀部位置只看到裙子舞动，几乎没有肉沓沓的感觉。这可能是关西妇女体格相对娇小的缘故，但她们小碎步的走路方式也是一个原因。她们昨日可能穿金线绉绸的会客和服[118]、配毡屦，今天又穿法兰绒的晚礼服，蹬着高跟舞蹈鞋，每天都会变换装束，用心打扮。穿和服时的步态也与穿洋服时的也有所不同，但脚后跟还是会划一道婀娜的曲线，走出外八字步子，造成微妙的停顿，一派日本腔调。总之，她们穿洋服的身姿哪儿都漂亮，雍容华贵，可就是令人觉得浓艳、纤弱、弱不禁风，稍稍轻触即跌倒在地似的。
然而另一方面，女学生穿起洋服时无章法、邋遢的样子又令人诧讶不已。我不知道近年东京女学生的时尚，但仅清一色的藏青色制服，东京的女学生就给人一种洗练、俏皮的感觉，而大阪的女学生，除了两三所特殊的女子学校，看上去基本与农村少女没有什么区别。她们穿洋服，似乎跟大杂院里的主妇穿布拉吉同样概念，只是图个便利和实用，至于女性的仪态等全然不予考虑。学生时代自然无必要讲究穿着打扮，不过可以尽量注意整洁得体些，譬如袜子不要穿成皱皱巴巴地堆在一起吧？至少要熨烫或用刷子刷去落灰，我觉得学校的教育者有必要教给她们，好使她们今后成为新时代的女性。少女时代那样子，毕业之后忽然要穿起规规矩矩的洋服，也确实有些为难人。
大阪人与东京人的性情差异，我感受最强烈的在于其说话声音。较之语词，声音的差异更清晰地显现出了东西的差异。随着将来往来交流愈加频繁，上方方言与东京方言的区别或许会渐次消除，而从喉咙发出的声音差异，恐怕与两地的地质、空气以及温度等都有关系，因此我想是不会轻易消弭的。
在关西久住的我，偶尔去趟东京，首先令我发出感慨“啊，这儿是东京呐”的，是东京人那干枯了似的沙沙说话声。我自己说话可能也是这种东京腔，但毕竟长居于此地，耳朵听惯了大阪人说话，听东京人说话，总有一种宛似当地享有盛名的干风[119]的感受，沙沙的，毛糙的，很是煞风景。男人那样说话也算是口齿清晰，别有一种味道，女性发出那样的声音，感觉语气非常悍戾，令人联想到声音的主人也是个肌肤粗糙、性情强悍的人。
东京的演艺界人士中，菊五郎的才艺（除了舞蹈）是最不被京阪人接受的。难以接受的原因主要在于他纯正的江户腔发声法。在东京人气并不高的宗十郎，到了上方地区情形却相反，恐怕也是因为其发声。他那种黏性、口齿略含混的声音被东京人厌嫌，但上方人肯定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幸四郎、吉右卫门、猿之助等人也是东京人[120]，但发声带点夸张，各有特色。左团次的声线甚宽，音色粗犷，这也是其特色所在，唯独菊五郎在市井戏中的念白声音，完全是老江户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声音，听上去就感觉毫无色彩，使人难以接受。羽左卫门的声音虽然同样粗糙生硬，但不至于像菊五郎那样难接受。菊五郎的声音听上去似乎缺少了点技巧，但实际上，他的声音中凝集了非凡的技巧，一般人是无法企及的，恐怕大阪人无法轻易体味到个中醍醐吧。他的声音听上去似嫌冷淡，却自有一种淡泊之妙。大阪人往往发声过于用力，东京人听来便会产生某种不悦，心情也会变差。不记得什么时候曾在杂志上读过坪内先生批评曾我迺家五郎的艺术风格的文章，我情不自禁对其主旨大表赞同。五郎的戏在东京被认为极为糟糕，我以为一半原因即在于其发声用力过猛，含混、孑裂、低沉、黏稠，令人联想到电影旁白者或浪花调[121]说唱人。不妨将其发声与新派的喜多村等人的发声作个比较，后者声音脆爽、利落、清澈，反之，前者则有种喀喀的粗鄙声，听上去就仿佛地动时的鸣噪声在耳朵深处不停地嗡嗡作响。有一阵子，五郎与已故的十郎同台共演，由于十郎声音相对清脆，念白吐说十分轻妙洒脱，故此五郎的窳劣尤显突出，看上去确实像个不讨观众喜欢的演员。除此以外，落语演员春团治同样会发出地动般讨厌的鸣噪声。文乐演员大抵掌握掩饰这种声音的技巧，听上去就不会令人感觉受不了。不过普通的大阪人却个个都如此发声，平时说话的时候十人十色，每遇激辩或争吵，吐字情不自禁加大劲力，此时便不可思议地发出这种声音来。肤色白皙的年轻男演员像女人似的不停用尖厉的声音说着话，忽然变成那种声音总感觉非常不协调。事实上，不仅男演员如此，令人惊讶的是女演员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我时常因为听到妙龄女性从那娇弱的喉咙发出毫无色泽的粗野声音而大吃一惊。
说起来，在大阪天生有着一副好像粗杆三味线演员般嗓门的女性并不稀少。光看面孔，如花似玉，总以为声音也会娇美无比，然而一开口说话，却发出鹅鸭般的声音，令人不由地感到惋惜。事实上我就认识两三个这样的女性。倘若在东京仔细注意一下，不是找不出这样的人，但一时还真想不出来谁是如此，由此看来确实属于极少数。
此外，人们往往以为发声时卷舌是江户方言的一大特色，其实并非如此。虽然没有听说过京都人也如此，但大阪人经常这样发声。况且，江户人卷舌滔滔不绝说话时显得颇有气势，但并无恶意，而大阪人说“好好干唷！”的时候，舌头卷起来说很奇怪，声音好似趴到地上一样，仿佛有条蛇朝你缠上来——我总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
前面列举了许多大阪人说话的缺点，不消说，优点也不少。总体来说，我仍感觉大阪人的声音较之东京人的声音更美。公平起见，男人就算五五开吧，如果仅限于女性，我是站在大阪这一边的。
女性中像前面所述鹅鸭一样声音的、浪花调式粗拙声音的确实令人头痛，但并不是所有大阪女性都这样，可以说，十人中少说也有七人的声音是很美的。除了在剧场欣赏演员的念白，我之前很少关注日语的发音，常居大阪以后，耳朵听到的尽是妇女的日常会话，方始深切地感受到日语之美。很早便听说，京都妇女遣词造句很优美，不过我觉得大阪的女性比京都的更胜一筹。京都人的发音虽较东京人来得圆润有光泽，但不似大阪这样富有黏性，因此虽无前述用力过度令人不悦的毛病，但同时也缺乏魅力。要我说，声音最美的女性应该是大阪至播州一带的女性。再往西、往南方向去，声音中又会夹杂许多古怪的乡音和浊音，听上去一点也不纯美。最近十年间，先后有几名姑娘来我家做女佣，来自大阪至九州之间的各个地方，我依照听她们说话的经验得出了这样的看法。说到此我想起一件事，之前有位籍贯冈本但生于摄州今津的姑娘，和一位出生于东京附近的姑娘，二人在一起的话，关东那位姑娘的声音利落、冷漠、毫无感情，听起来不只是令人不悦，到最后，我竟没有任何缘由地厌嫌起她来了。
东西两地女性的声音差异，用三味线的音色来举例说明最合适不过了[122]。我以为，像长调三味线等音色清冽的器乐之所以能在东京得以成熟，绝不是偶然。东京女性的声音，且不论好还是坏，正类似长调三味线的音色，事实上两者非常和谐。说它美确实很美，不过声音缺少宽度，缺少厚度，缺少润泽，最要紧的是缺少黏性。正因为如此，东京人的会话精密，简洁明了，语法严谨，然而没有余韵也不够含蓄。大阪女性的声音则好似净琉璃乃至上方歌的三味线，无论曲调多么高亢，声音背后必定饱含洇润，富有光泽，有一种温情。若用乐器来比喻，东京像曼陀铃[123]，有的甚至是大正琴[124]，大阪则像吉他。高谈阔论的话与东京女性一起富有情趣，而说枕头边的私房话则大阪女性更富情义，这是我的一贯观点。换句话说，抛开性的享受而言，以和男人对阵的感觉进行唇枪舌剑，东京女性大胆、一针见血、幽默、善于抓住对方话柄，因此富有对抗性和挑战性，而从“女人”的角度看，大阪女性更具风情，更加有魅力。所以，我以为东京女性缺少一点女人味。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大阪的女性淫荡或粗野。东京女性率直、不遮遮掩掩、泼辣、轻浮，并且多少精于世故，反倒给人猥琐低俗的感觉。住在高台地区至今仍保持着古都遗风的堂上华族阶层什么情形我不得而知，但东京的其他阶层包括上流社会在内，近年来也有意使用起平民化的语言，使得原本的优雅和格尚日渐凋颓。
话题从声音转到了言语，这里就顺便说一说。我对东京女性过于客套的敬语[125]非常讨厌，敬语适可而止就好，非要在每个动词后面都加上“あそばせ”。这种拐弯抹角啰里啰唆的表达方式，性情急起来再以很快的语速一口气说出来，简直让人受不了。可以说，这种表面上郑重其事、故作姿态、看似优雅的做派，其实离优雅却愈加远了，没有比这个更荒谬的。相比之下，大阪的“船场语[126]”和祗园“廓词[127]”倒是别有韵味，颇具风雅。想来昔日的“あそばせ语”应该也是不那么伪善，不那么令人讨厌的吧。它之所以堕落成今日的模样，恐怕是某些女性教育家的罪过。在大阪让人心情愉快的是，不论跻身上流阶层还是普通人中，几乎都听不到这种语言。偶尔使用这种语言的不是东京移居而来的，便是热衷于东京腔调的学校老师之流。
上方地区妇女说话声音好听，听她们演唱长歌[128]就能明白。我住在东京的时候，以为长歌这种东西很单调、枯燥无味，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那是东京的女性演唱的。其声音本来适于演唱都都逸[129]或端歌[130]之类，与传统乐器的音色配合才相得益彰，唱长歌显然不协调，这是毋庸多言的了。但若是由大阪的妇女来唱，却于单调中显出一种人声与弦音的微妙谐适，仿佛伴着恬淡的音乐嗅飨香熏一般，情趣油然而生。特别是欣赏声音娇好的美人演唱，更令人想象起昔日公主掩在玉帘后面低吟浅唱，身穿长袍的贵妇衣香鬓影暗暗浮动的景象。从音质来说，还是大阪妇女体内流淌着浓厚的传统之血。
举自己的例子来说明似乎有点荒唐，说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声音还是很值得自豪的，在客人面前唱起之前听过的端歌或长歌也颇受好评。然而近来试着学唱上方歌，却发觉无论如何都无法随心所欲地发声，唱到高音处往往就破音，唱低音时则莫名其妙地用力过度。我心想，大概是上了年龄的关系吧。可是，唱起江户歌[131]来却依旧能自由自在地发声。这令我深切地体会到江户歌与上方歌的发声方法截然不同，安来调[132]、串本调[133]等稍稍往西一点的地方的民谣，东京人唱起来即使曲调完全正确，听上去也感觉缺少点味道，声音干枯，好像在扒拉泡饭一样。倘若不是上方地区特有的那种舌头好像卷缠、含混、黏在一起的声音，根本就没办法唱好那类民谣。大阪艺人演唱江户净琉璃和歌泽调[134]也有同样问题，虽然不能指责说曲调唱错了，但总有发音吐字不清晰、对歌曲演绎不够到位的感觉，总之听上去不是江户的味道。作为东京人且被公认为将继承竹本津太夫衣钵的古靭太夫是唯一的例外[135]，但即使是他，在有些人听来或许仍略嫌不足，何况才艺稍逊的艺人，要想达到摄津或越路那样的境界，想必非常不容易吧。
我之所以说这些并无他意，只是想说明近年来江户音乐风靡关西，而学习生田流琴曲、上方歌等本地艺术的人则日渐减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我家附近，也时常可以听到长歌、清元调等三味线音乐，但古琴或粗弦三味线的声音却几乎不闻于耳。长歌由于其发声方式简朴倒也罢了，最近甚至连小曲[136]也流行起来了。小曲是江户音乐中最富江户特色的，也是感觉最没落、最颓废的，即使是一般东京人，它也并不适合演唱。假令长歌是和歌，那么小曲就是俳句。像这类东西，大阪人是不可能准确体味和把握其中情调，并出色演唱的。舞蹈也一样，山村流和井上流的舞蹈背时了，藤间流和花柳流的舞蹈大行其道，着实令人为之叹息。我并不想冒昧地搬出乡土艺术这个烦琐的话题，我只是觉得，关西人和关东人在生理和体质上有着难以克服的差异，所以才特别想劳烦大阪的诸位细细考虑。
早年，武林无想庵客居法兰西多年，回国的时候说过一番话：“巴黎人的生活有一定之规，东京市民就没有，东西市民的生活可以说是杂乱无章的。”没错，回过头来看，在我少年时代，东京人的生活确实也是有着某种固定习俗的，如今几乎消失殆尽了。
若问什么是生活习俗？它是一个家庭、一个社会经过长期积淀，自然而然形成的某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譬如每年例行的节日活动：正月在门口装点松枝，三月女儿节陈列偶人，五月竖起鲤鱼旗，春分秋分亲戚之间互赠牡丹饼或胡枝子饼……从家庭来说，小到早晨起床时间，晚上就寝时间，早晚祭奠先祖牌位的时间，三餐用餐时间以及用餐时家庭成员的座次等，大到随四季变换端上餐桌食用的各种鱼类和蔬菜等，每年到了彼时必定依循先例周而复始。除此以外，出席喜庆或凶丧仪式时穿的衣服、寒暄的礼节，祭祀活动时房子的装饰、屏风、座席垫子、幔幕等自然不必说了。在东京的话，春天是去向岛还是飞鸟山，秋天是去团子坂还是泷野川等，观花赏菊登什么山每个家庭也都有固定的场所，甚至从团子坂回家的归途必定于上野“松源”，向岛返回则于仲店“万梅”，晚餐在什么地方吃也定然悉从旧范。在那种时候，父母所穿的总是同一身正式衣裳，因此看到这身衣裳，嗅到其散发出来的香气，先前例行活动的景象便活生生地浮现在眼前。想来，巴黎的市民也一样，不同于外来的旅游者，他们数十年居住在巴黎，勤勉、节俭、恭谨，不肯轻易添置新的衣裳，因此从帽子、外套到皮包，每到季节更替的时候总是翻出同一袭旧衣穿上。平日里每天上下班或散步的马路、途中停下来饮食的咖啡馆与餐馆等，所有一切都固定不变。
我不想品评这种生活方式的好坏。今天的年轻一代或许视其为明治时代的布尔乔亚审美情趣，未必反感，只可惜在东京这些东西如今都已消亡，唯一残存的恐怕只有正月里装点门松之类，不少家庭女儿节也不再陈列偶人了。个中原因之一，是关东的文化较关西更加年轻，加之当地的特殊情由——屡遭地震的破坏，因此某种固定的生活习俗还来不及扎下根。然而，生活习俗并非仅限于明治时代，倘若不喜欢旧式习俗也可以创制出新的习俗[137]。一直以来，东京人对外来思潮和流行时尚比大阪人更加敏感，也吸收了一些西洋习俗，只不过因各个家庭而异，有的是法兰西式，有的是美利坚式，并且往往出于一时兴起，不能一以贯之，时常变换着，以至整个社会非但无法形成一种固定样式，相反变得越来越杂乱，各自适情率意，为所欲为。就说圣诞习俗，非基督教国民却照搬那种玩意儿实在是滑稽。这且不说，它究竟能持续到何时、扩散到何等范围也是说不好的。再说东京人的服装也是乱七八糟，早先文学青年和演艺界中流行过俄式衬衫，后来很多人又穿起中式服装，而现在都已经难觅踪影了。
但在关西，某种可称之为生活习俗的规矩仍被保留了下来。京都或大阪的老城区自然不消说，就连到处是红色砖瓦住房的阪神地区，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生活方式也并不像房子外观所显现的那样摩登。因为那一带的居民，大多是早年从船场或岛之内等老城区的主要街区搬迁来的，或者是土生土长的财主及富农家，一方面住在现代风格的邸宅中，过着与之相适的生活，另一方面却至今不舍得丢弃其世家传统习俗。举个小例子，寄送书信时要将信装入带家徽的信匣，差侍女亲自送上门，这种做派在那一带沿线住家中至今仍十分普遍。并非只有固守陈规陋习的老人才这样做，时常出入舞厅的少妇和小姐，即使使用的是香料熏过的信封，上面还有墨水笔的墨痕，也必定是装在绘有泥金画的漆盒盛器里，才命下人送过去的——我本人就不止一次收到过这样的书信。此外，中元节和正月时的赠答、给佣人的谢礼等，也是礼数周全、一样不落。多年以前，我女儿带着祝贺礼物上小学老师家拜访，没曾想老师反而给了女儿三十文钱的贺仪。在东京，这或许会被认为失礼，但在关西，多少都得给跑腿人一点谢仪，这也是一种习俗。谢仪不能直接给下人，而是将五十钱硬币或一元钱硬币装入谢仪袋，随回信一同放进信匣，送返主人后再由主人交给下人。经过这套烦琐的程式方显对方用心周到。
总体来说，大阪是个工商都市，但不能因此以为武士阶层那一套烦琐的礼节就不发达。作为一个工商业都市，那些具备与大名[138]抗衡的气魄和实力的富豪们，势必像大名一样威风凛凛，主从规矩定得清清楚楚，本家分家的关系也弄得繁复得不行。直至今日，注重门第的风习依旧存在，冠婚葬祭之际便如影随形般冒出来。大阪的老铺子，掌柜效力多少年之后便可以从主人那里获得商号的使用权，自己独立另开一家分号。分号与主人的关系就像分家与本家，主人家世世代代对分号负有照顾的责任，甚至包括负担其婚礼的费用。类似这样的习俗随着现代化的商业组织日益成熟无疑早晚将灭绝，不过在大阪，个人经营的祖传老铺子比东京更多，因此这种习俗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所认识的一户望族就拥有二十间分号，每年正月元旦，这些分号都会一字排开聚集在主人家的大客室，主人端坐上席，接受各分号的新年贺词，随后按顺序向各分号敬酒。正月十五，则是本家的女主人与各分号的女主人之间举行同样的仪式，其时，各分号的女主人都会穿起从本家女主人那里获赠的带家徽的黑色丝锦正装和服，系上黑缎腰带。这户人家最近从大阪市内搬到阪神地区去了，但直到去年，每年都会如此。在这方面，最保守的大概要数藤田男爵家了。据说在藤田家做事的女佣一直到最近都梳着传统的日本垂髫。
阪神地区最有意思的是，一方面作为旧大阪市的延续，这种工商人家的习俗仍被保留了下来，另一方面，不时还可以看到昔日那一带农村传下来的习俗。随着郊外的田园式都市不断膨胀，先前的农田和田埂越来越萎缩，若是走到那里去看看，冷不丁就会看到丢弃在路边的织布机的竹棍，或是茅草屋顶上插着菖蒲枝，令人既感惆怅又倍觉亲切。
演艺界或花柳界，至今仍保留着悠久的传统习俗。我中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受一叶女史[139]《青梅竹马》的影响，对吉原那一带的氛围心生憧憬，于是每有即兴滑稽狂言、赏夜樱、花魁游行等活动，便偷偷溜出家跑去看热闹。东京这一类活动大概早在震灾之前便已消失了。近年仿效京都艺妓舞蹈大会[140]，在新桥搞起了吾妻舞蹈大会，但终究不像京都祗园的那样有人气。毕竟要说它是传统习俗，年代尚不悠久，再者恐怕是因为东京的市民与花柳界的关系不像大阪那样密切。在关西，京都的艺妓舞蹈大会已不仅是花柳界的一大盛事，溜圆的灯笼在各条巷子的街角一挂起，市民便有一种春天来临的感觉，不由地兴奋起来。大阪的芦边舞[141]、浪花舞[142]虽不如京都的艺妓舞蹈大会，但也向市民们预告了春天的到来，让市民怀想起乡土之可亲可爱，故而也别具魅力。此时的市民也感觉自己所居住的街区仿佛一个大家庭，从而更加热爱故土。因此这类活动可以说大大温暖了当地市民的心灵，同时也增进了市民间的感情。
总的来说，之所以有“东京人无故乡”这种说法，归根结底是因为东京街市徒有其广，但整个都市的人情味却十分淡漠。京阪的都市都有一个城市中心，譬如大阪有船场、岛之内——心斋桥至道顿堀一带，譬如京都是从四条京极至石段下附近，而东京则没有。勉强算起来，有银座、新宿、神乐坂、浅草……虽有若干中心，但无法集结成一个中心，剧场、烟花巷等也都散布于四面八方[143]。若说东京城市太大，可如今干线道路四通八达，乘坐计程车从这端至那端，也就二三十分钟吧。一个城市没有中心，恰似家庭里没有全家团聚用的餐厅一样。扩张后的大阪在人口和面积上都已超过东京，城市中心仍一如从前，市民们外出或购物还是涌向那里，每年年节的活动、舞台等主要仍在其附近。烟花巷虽分散在新町、堀江、南地、北新地等处，但以不超过半里地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便全可囊括在内，这样的距离正好适宜散步。因此，演艺人士散步的身影、花柳界各类活动等皆成为都市的风景，小伙计、看家的孩童、姑娘、老板娘等与花柳界并无直接关系的人们，也会以艳羡的目光追逐着她们。
因为这种风习，大阪这样的社会至今每年仍会盛大地举办各色各样的例行活动并与市民的四季娱乐密不可分也就不足为奇了。假使正月九日的“宝惠笼”[144]那样的活动被废止，大阪市民的生活不知会失色多少啊。就我来说，最令我感到怀恋的便是每年年末的捣年糕活动。众多艺人在热热闹闹的三味线伴奏下，一面唱着“十二月”，一面捣年糕。这一场景多么能激惹起人们庆祝一年即将过去，祈祷时和岁丰的感恩之情啊。有着如此佳致习俗的大阪，却少了久保田万太郎[145]那样的文人，实在是太遗憾了。假使哪怕有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居住在大阪，也会诞生出一两部堪与明治大正年间的《青梅竹马》《隅田川》匹敌的优秀作品，但竟至今没有这样的作品诞生，可以说这也是一座大都市的耻辱。附带说一句，所有作家都抛舍乡土一心向往东京，说得严重些，乃是日本文学的损失。
大阪人这般重视旧式传统，也意味着其对祖上传下来的财产看得非常重。这方面的情形我虽不十分清楚，不过东京的小市民阶层在时代大潮的翻弄下渐渐没落衰败，而大阪历经时代变迁顽强支撑到今天的中产阶级却依旧随处可见。若往船场一带那些古老而狭窄的街市走上一遭，便会看到许多人家仍在坚持个体经营，与大资本主义的滔滔洪流顽抗着。
在东京的工商业区，有不少老人属于“战败的江户人”，我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这类人正直、有洁癖、对名利淡泊、遇事嫌麻烦、十分认生、特别讨厌溜须拍马那一套、拙于世故，因此在生意上遇到做事强硬有魄力的对手时根本不敌，最终的结局无非是将祖上的家财输个精光，到了晚年成为孙辈或亲戚的负担。不过他们自己却并不难过，身无分文反倒让他们觉得愈加轻松，于是便安闲地乐享余生。这类老人大多身形消瘦，腿脚劲健，每天走一两里路一点也不感觉累，给个五十钱或一元零花钱，便揣着它步行至浅草一带看各种演出或站在店头吃份寿司，度过半天愉快的时光；他们喜欢喝酒但不贪嗜，一合[146]渌酒，陶然晚酌，微带醉醺心情大好地闲话几句家常，很快便倒头睡去。旁人弄不懂他们的人生究竟有何乐趣，可他们就像天生的乐天派，既不愤世嫉俗，更不会妒忌别人的幸福。对亲朋好友故世，他们能从容面对，不伤感不悲观，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定命。另一方面，他们远离亲戚间的各种纷争、不和，永远是超然的态度，和任何人都能友好相处，因此在晚辈眼中他们并不讨人嫌。他们也不会主动向晚辈伸手要钱，哪怕酌量给他们一点点就会感到于心不安，情愿替小学或区公所做点勤杂工作，空闲的时候也会与人下下将棋[147]或上围棋会馆练练手。这样的老人在东京旧式家庭中，一门一户至少必有一人，大多是像我父亲那般年纪的。不过最近，辻润[148]似乎也可以归入此列了。说得严重些，他们是生存竞争的落伍者。之所以落伍，与其懒散、缺少谋生能力等自身弱点不无关系，然而换个角度来看，他们身上又有一种堪称市井仙人的散淡气质。逝去的时光姑且翻过，当你同已臻晚境的他们近距离接触，你会产生恍如大彻大悟的禅僧一样光风霁月般的感觉。但我自从搬来大阪居住，却始终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请教了此地的友人，据说这种性格在关西是非常少见的。
大阪地方有个词，叫“贪痴”，这种说法是东京没有的。这即是说，大阪有很多人一门心思只想着赚钱，结果被贪欲蒙蔽了眼睛，不仅心胸变得狭窄，根性也变得龌龊猥劣，这样的人最后总归会遭千人嫌万人弃，成为人生的落伍者。事实上，大阪人对“身无分文”的恐惧程度是东京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东京人自然不愿意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但对前面所说老年人的境地依然能有一分理解，大阪人则似乎全然无法理解。他们唯恐人生落到那种境地，一旦遇见那样的人只会觉得对方是傻子或是疯子，绝不会善待对方。
诸君倘若读过19世纪法兰西现实主义小说，想必知道法兰西人对财产是多么重视。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大作家写的作品都不会忘记交代人物的经济状况，即使是浪漫的爱情故事，介绍主人公或女主人公的时候也不厌其烦地提及其父亲有多少遗产、伯母有多少遗产、每年有多少利息、每个月有多少收入、某某方面花销多少、减去后每月还剩余多少……如此这般着实是细致入微，有时候甚至上溯三四代，详细地说明某某伯爵的几万几千法郎资产死后转赠给某某侯爵几万几千法郎，侯爵死后又传给某某氏，后来又落入某某的手中……对于遗产的历史，仿佛详述祖传宝贝的来历似的加以一一说明。大阪人对于财产的观念恰似这般。分号从本家分得多少财产，以此为资本扩充了多大规模，购置了多少不动产，其子女、哥哥开支多少，弟弟开支多少，女儿出嫁花销多少……中产阶级人家几乎家家户户成天都在琢磨这类事情[149]，因此他们从少年少女的时候起便精于计算，对数字极为敏感，“金钱”这根神经发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而东京的学生在这方面简直可以说是低能。前阵子看到报纸一则来自某百货商店店员的报道，说东京的妇女对购物明细票据看都不看，随手丢弃，大阪的妇女则十有八九是带回家的。这恐怕是事实。
赖山阳的未亡人梨影子在其书信中披露，山阳生前对身后事早有谋虑，担心自己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妻子的生计遭遇困难，故此预先做好充足的准备，妻子对此非常感激。像山阳这样慷慨忧国的诗人，居然会想到积攒金钱。听到这个消息，遽然生出“到底是关西地方的人啊”之类感慨，并情不自禁露出一丝不屑，这便是东京人所谓的“洁癖”。然而虽身为志士文人，也不至于让妻子风餐露宿、走投无路，所以最好的方法其实是预做准备。当下艺术家的清贫和高洁已经不能作为吸引人的招牌，当今的时势是没有人再以此自矜了。由此看来，我们，尤其是像我这样自由散漫的人，实在很有必要学一学大阪人的精明。不管怎么说，大阪很少看到有钱时花起来如流水，没钱时拮据到过了今天顾不上明天地步的人——在艺术家当中也很少见。不论充任什么职务，手腕如何，才能如何——这些全无关系，优秀者和平庸者都精通生财之道。即使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这种特质也不会给其创作活动带来任何不利的影响。在这方面，已故小出楢重[150]君堪称大阪的模范艺术家。故人一如周知的那副模样，为人和蔼亲切，说话滑稽而巧妙，孩童般的质朴态度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而另一方面，他在生活中、作品制作中同样显示出其机悟和勤敏，以至时常听到有人在背后说“小出这个人很狡猾”。然而，单从其生前留下如此多优秀作品来看，难道还不明白在他的“狡猾”和“好感”背后隐藏着一个艺术家的真正面目——对艺术永不消减的热情和永不懈弛的追求吗？我想，故人是土生土长的大阪人，况且出生于大阪工商业区，因此与生俱有那种吾乡吾土特有的处世之才——这不是他的过错。对金钱看得重、看得紧，对人生的安排时刻不敢懈怠，既然这是此地人的生存常识，他拥有这种常识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151]。加之故人深爱故土，一生未离开过大阪，基于社交考量这样做也是必要的。小说家无论居于何处，生意对手不外乎东京的媒体人士，应酬方面自然无须过多考虑，但画家尤其是西洋画家，势必要时时留意同周围的人的相处和应酬。像我这种不拘细节的人完全不能想象，但听精于此道的生意人们在说：“对小出君可大意不得。”由此看来，故人在同生意人打交道的时候亦如其对作品一样机敏、一丝不苟。像他那样将大阪人的特性与艺术家的天赋融合一体的人，大概找不出第二个了吧。这才不愧是这块土地孕育出来的艺术家啊。
大阪人的处世训中，有一条是“娶妻则娶京都女”。看起来，京都女性似乎比大阪人更加会过日子，善于操持家计。不过在我眼里，大阪的女性一点也不比京都女性逊色。
我之前曾雇过两位府立女专毕业的姑娘当秘书。说是秘书，其实我的工作一向毫无规律，所以并不要求她们固定时间上下班，而是像家人一样住在我家里，每月的工作加起来统共大约十天光景，其余时间便无所事事地闲着，因此她们不像普通职业女性那样受到工作的束缚。然而令我惊奇的是，她们竟从不出门瞎逛，不论有事没事都待在家里，因而根本没有机会花销。什么活动、音乐会、逛街、游山等，只要不是我们邀请，她们绝不会自己花钱去的。或许作为良家妇女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我深知东京的文学青年或文学少女的风气，所以还是颇感意外。倘若在东京，在专门学校接触过文学，又住在小说家家里，有充裕的时间，每月多少有些薪水，没有一个女性会如此安静本分的。那个年纪的女性常常都是一有空闲便跑出门去交际，或穿上中意的洋服到处闲逛，总之一刻也不肯清闲。可是我所雇的两位姑娘在这方面却毫无兴趣，简直过于老实善良了。那么是否每天伏案读书呢？并非如此。我家里虽谈不上有多少藏书，但比起一般家庭来自然有不少文学书籍。有什么要请教也是近水楼台，来客多是文坛里的。然而她们自学校毕业后似乎就对文学没有丝毫兴趣，完全不懂得利用这种难得机会。我留意了下，她们或是阅读层次极低的女性杂志，或是帮着我的家人一起干家务活，或是裁缝，简直跟女佣没什么两样。换句话说，她们不论身处何地永远都是家庭型女性，不必担心其因为受过教育而自以为了不起或与家人起争执，有她们在家里绝对太平无事，以至令我觉得在学问艺术方面哪怕有一点点好奇心或理直气壮地同我顶撞几句也好啊。我甚至听她们之中一位说起过，她的同学毕业后得到外地一份教员的工作，启程离开大阪那天，同窗好友们到梅田车站去送行，离开的和送行的都哭声一片。假设是去九州、北海道那样僻远的地方赴职倒也罢了，东京那点距离还要那副样子，真叫人觉得太可怜兮兮了。
但正因为她们如此的性情，作为妻子，不难想象她们生活中一定深情款款、柔顺、善于操持家计，即使出身富家也敢于选择一个月收入仅百日元的工薪族并将家经营得像模像样。她们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和能力。其中个别人若是丈夫早亡或实在无能，她们便会张罗一间店铺，雇几名伙计，堂堂地做起买卖来。即使自己不开店铺，她们也会充分利用亡夫的遗产做本金，靠借贷等一点点积攒财产，供养子女长大成人——我认识的人当中就有两三位这样的母亲。在东京，这样的人会被视作女投机商或女放债人，总之是令人侧目的怪人，即刻成为别人口中议论的对象，但在大阪却向来不会被觉得不可思议。
由于整个社会风尚如此，大阪中产阶级市民家里的光景是东京人所无法想象的：阴暗、空落、冷清。我所认识的一个大阪人嘲弄京都人吝啬时说：“京都即使最冷的天，有客人来了，都不肯拿出生着萤火一样微弱小火的火盆！”然而大阪人的抠门较之京都人也丝毫不差。我平日里交往的人在大阪也都属于白领阶层，换言之大多深受东京的影响，但与东京同阶层的人家比起来，其节俭程度绝不可相提并论。大阪有一种风气：倘使某人生活稍显奢华，便会惹来议论：“那家人家东京派头呐。”进而不愿意与其往来，诚信也会受到影响，故此殷实的人家往往只拿出其实力的几分之一用于生活。说是“东京派头”，其实跟东京完全不同。东京人生活奢华起来，人前人后都是一个样，而大阪人的奢华只是表面的，在背后不为人所关注的地方仍然非常节俭。
京阪人小气吝啬的例子列举起来恐怕没完没了，在此只举一两个我亲眼所见的例子。以前，我去京都一家餐馆吃火锅时，看到一位妇人将吃剩的生鸡蛋塞进袖口带了回去。那位妇人不是普通的商人家妻子，而是某一流茶室的老板娘。所以，我不由地感到诧讶。还有，大阪令人感觉很奇怪的事情是：每到傍晚，只要往阪神或阪急的终点站一站，就能看见路过的白领族从口袋里取出读过的晚报，朝报贩面前一伸，报贩接过去之后拿出另一份晚报递过来，白领立即将报纸又塞进口袋，然后继续赶路。这是怎么回事，东京人可能看不明白。其实，在大阪《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的晚刊读者最众，因此通常很快就售完，而其他晚报则往往拿在手上卖不掉，到了晚上只好三份三钱或五钱贱卖了事。（晚报中《每日新闻》的晚刊比《朝日新闻》的晚刊销路更好。报贩中个别狡猾的在有人上前说“《每日》《朝日》各来一份”时，会将《朝日新闻》或《每日新闻》放在上面，底下夹一份其他报纸。）于是，如果手上有《朝日新闻》或《每日新闻》的晚刊，便迅速翻读一遍（当然须小心轻折不能读得皱巴巴的），然后递给报贩，对方自然很高兴用另一份晚报与之交换，这样便可以《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两种晚刊的价钱读到四种晚报了！事实上，这种光景在上筒井终点站比在大阪站更加常见。从检票口走出来的男人嗖地将报纸递过去，报贩也心领神会将一份报纸嗖地递过来。虽然会令人稍许感觉不悦，但每晚都如此光景，两者好像有着某种约定似的，转瞬之间便完成了交换。
再去家里窥看一下，会发觉大阪人这根吝啬的神经一直延伸到了电灯的亮度和每日三餐上。在东京，一般家庭就饭的菜肴大多备至略有盈余，而大阪则按照吃饭人数稍许少备一些。说到这里忽然想起，那种被称作“长州澡盆”的铁锅式澡盆之所以在关西极为常见，应该也是因为它能节省燃料的缘故。在习惯东京箱式澡盆的人眼里，这个家伙实在丑陋至极。我初来此地的时候也着实困惑过，但从经济角度来说，一切尘芥厨余全都可以当作燃料使用，沸腾又迅速，真正过起日子来便感觉这东西确实十分便利。倘使用的是稍大一点的锅子，就不用担心身体碰到锅沿烫着，现在我已经喜欢上这种原始的澡盆了。
我由澡盆又联想到：大阪的普通人家以前也和东京的一样，不是在家烧水洗澡，大多是去澡堂子洗的。家庭主妇至少五天才去一次澡堂子，所以偶尔去的话必定花上一两钟头，笃悠悠地仔细洗个干净。考虑到这一点，东京人感觉大阪人家里有不洁的味道恐怕也是和经济考量有关的。众所周知，京都民家的厕所中都放置有三角形的塑料桶[152]，大阪普通人家里的厨房、浴室、厕所也一样龌龊不堪，阪神一带西洋式住宅中有冲水设备的人家同样不干净，叫人弄不懂冲水设备派什么用处。老派江户人即使身上破衣褴褛，但兜裆布和草鞋必定洁净如新，这是他们所引以为豪的。以此标准看大阪人的话，其内衣定然是十分污秽的。顺便再说一下，关西人对于鞋子不像东京人那样神经质，他们的鞋子总是松垮垮地趿拉着。这并非关西人粗线条不甚在意，而是出于经济考量：鞋子太合脚就穿不长久了。我也是从京都的艺妓那里听说后方始注意到，这种细节绝非粗疏阔略的东京人所能想到的。
我以前去祗园的茶室游玩，夜半忽觉肚子有点饿，于是环视在座的五六位艺妓问道：“要不要叫点什么吃的？”由于平日就十分熟稔，相互间不用客气，便挨个地问过去：“你要不要？”“你呢？”或许之前在什么地方吃过东西才过来的，所以一个个都摇头答：“不要啦。”问到最后一个最年轻的艺妓，她思索了一会儿才略显难为情地回答说：“已经饱了。”随即露出一丝笑意。在座的人当中恐怕唯有她肚子饿了，不过换作在东京，我想艺妓们这种场合绝不会单单一句“已经饱了”了事的。我近来简直成了乡巴佬，对这种事情越来越愚钝了。不过我感觉，倘若是东京人肯定会前后再加上些理由之类，如果直截了当地说“饱了”则会被人认为实际上是明白无误地表示“那就不客气喽”。嘴上说“已经饱了”，脸上还嘻嘻含笑，这绝对是上方地方特有的语感。不仅是艺妓，关西的妇人也大多这副模样，话语不多，但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与东京的妇人比起来，这样既听上去显得有品调，暗含娇媚风情，再加上前述那种富于黏性和润泽的声音，更平添了几分含蓄和余韵。
如今东京话成了标准语，语法精准，表现严谨又自由，曲尽其妙，使用起来最为便利，然而它却不甚适合作为纯日本风、含蓄雅致的女性用语。概而言之，东京话有点过分饶舌。上方地方说话饶舌的女性也不少，但仍无法与东京人的饶舌相提并论，原因在于说话时的语词不同，譬如，大阪人很少使用“てにをは”（日语助词的统称——译者注），即使使用也不像东京人那样神经质地执着于其区别。举个可能不太贴切的例子：东京话中“あたしは分からないわ”和说“あたしでは分からないわ”是分不同场合区别使用的，而在大阪就没有这种区别，无论用在什么场合只有一个意思：“我不知道。”假如这个例子有误，我愿意订正，但大致上想说的事实并没有错。我在写小说《卍》的时候方始意识到这一点。要说起来，大阪话的确比较粗朴。我起先用东京话写，后来改成大阪话时忽然发现，东京话中有时有两种表达，而大阪话中对应的却仅有一种。（顺便一提，近年小说中出现的东京话许多也省略了“てにをは”，譬如“僕そんなこと知らない”“君あの本読んだことある？”之类的句子比比皆是。这恐怕是受上方语言的影响吧，地道的东京人是绝不会那样说的，至多将“てにをは”等拖成长音，说成“わっしゃあ”或“僕あ”，即使听者感觉听上去似乎有省略，但本人却觉得自己咬字清楚，没有脱漏音节。）此外，引语后面的“と”在大阪话中往往被省略。（例如将“‘何何’と仰っしゃいました”说成“‘何何’いやはりましてん”，“叫‘谷崎’的人”不说“‘谷崎’という人”而说成“‘谷崎’いう人”。）东京话中，根据不同场合分别使用“それなら”“でございますなら”“だといたしますなら”（如果……的话——译者注）等表达，但在大阪用一句“それやったら”大致便可以全对付了。此外，正如上面这个例子所体现的，作为上方地方，大阪话中郑重委婉的说法以及敬语等用法非常少，这很让人意外，但事实就是如此。东京话中从“遊ばせ言葉”开始，根据尊敬程度、职业、阶层以及年龄的复杂情况，都有相应的表达方式，说法十分丰富。譬如，就“する”（做——译者注）这一个词而言，就有好多种不同说法：“します”“なさる”“なさいます”“遊ばす”“遊ばします”“いたします”“するんです”“するのでございます”“しますんです”“いたすのでございます”“するの”“するのよ”“するわ”“するわよ”“するんだわ”“するんだわよ”“してよ”“しやがる”……仅随便想得上来的便有这么多，每种说法包含的语气都有细微差别。大阪话绝对找不出这么多的同义说法。单词前加上表示郑重和尊敬的“御”字，似乎也以东京话更多。我曾问过大阪的女学生，“お友達”（朋友——译者注）这种说法她们几乎不用，通常都只说“友達”。还有“お召し物”“おみ足”等（分别是“衣服”“脚”的意思——译者注），以及表示年龄的“お三つ”“お四つ”“お十一”“お十二”等更是几乎闻所未闻。故此说，由于这种语法习惯，大阪话中词和词之间存在一个空间，让听者必须自己去揣摩和拿捏对方所要表达的含义和情感分寸，不像东京话那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捕捉到话语背后的细微情感。东京话说起来从头至尾滴水不漏，绝无疏脱，而大阪话总是在话中留下几处穴隙。从语言的功能性来说，毫无疑问，东京话更加优秀，想要完整和充分地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情感非得用它不可。然而，仿佛将人的角角落落都兜底翻个遍一样，将所有东西和盘托出，不留一点余白，总令人感觉难登大雅。东京话使用了过多的委婉词语和郑重其事的说法，听上去反倒给人以不雅的感觉，原因就在于此，即过分地追求语言自由自在，结果不是人驱使语言，而是人被语言驱使。从更大的方面讲，在将“无言”视为美德的东方，语言至少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因此一旦背离其理想而任意发展，语言自身所具有的美感便会逐渐消亡。今时今日，我发这样的议论或许不为大众认可，但想到关西女性的语言仍保持着远昔流传至今的日本语中那独特的美感——凡事十分说三分，其余的则若隐若现地隐映于沉默中，还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即使作淫猥之谈，倘是东京话，说起来势必很露骨，良家妇女绝不会说出口，但在上方地方就不一样了，上方地方的女性也深谙如何优雅、委婉道出的方法，普通妇人也可以堂堂地挂在嘴上而无损其形象。非但如此，由普通妇人口中说出来，还别有一种风情呢。涉及金钱方面的话题也可以非常巧妙地免去直言的尴尬。爱慕虚荣的东京人可能会因为扫兴的话无意中招致意想不到的祸害，大阪则由于独特的地方习俗，反映到语言上，最妥便的表达方式就是盘纡曲隐、若隐若现，听上去既不失文雅，又不会激怒对方，同时又能将自己的想法尽情表达出来。这种婉约和顺的表达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得以完善，也是理所当然的。常见有人举例，大阪人走在路上遇见熟人，没有其他招呼语，而是互道：“最近有什么发财的路子啊？”不错，男人和男人相遇或许有这种情形，但女性和女性见面绝不会露骨地这样说的，即使腹中一刻不停地打着小算盘，但任何时候都不会露骨地说出口。此外，譬如拒绝别人向自己借钱、催促别人还钱以及其他有碍情面的话、不客气的话、有失体面的寒碜话、对对方自顾自的想法进行敲打而又不伤及其自尊的讥讽话、表面肯定实则否定的反话、只说出前提而将结论隐于言外的暗示等，就像解谜语一样拐弯抹角，迂回曲折，却是八面周至，不失礼数，说话者体面地或从容防御或主动进攻，从而达到目的，这是非常惊人的。只有对话双方都是大阪人才能进行这样的对话，倘若一方是东京人，由于谜语过于纡曲，会理解出错或被认为故意诈哑佯聋，结果必会惹得一方怒从中来。即便如我这样久居大阪的人，也时常是事后才恍悟“原来如此”，为此心中很不安又或很扫兴。与大阪人打交道的时候，东京人务必要记取的是不论何时何地，涉及金钱方面的事情万万不可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譬如馈送贺仪，即使对方固辞不受也须强硬地塞入他怀中，否则对方真的会不收。对方真的不想收？其实并非如此。只因为像这样接受或让对方接受，乃是此地的常识性做法。（东京近来变得有点学生腔，不流行贺仪袋了，而此地不仅限于贺仪，大凡女性之间的金钱往来即使是一枚一日元的纸币，也要用半纸包起来才交给对方，再亲密的好友也不会将裸币放到对方手上。）
假设一个东京人向大阪人借钱，可恼的是对方始终不肯给出明确答复，东京人只得愤愤地无功而返。然而，大阪人却认为在东聊西扯中自己已经委婉地传达了yes或no的意思。问题在于，这样的委婉表达在大阪人之间算得上明确答复，可东京人的思维习惯直截了当的言辞，因而这种谜语他们是解不开的。并且，东京人总认为大阪人狡诈，这就更加深了这方面的误解。其实并非大阪人狡诈，而是大阪人讲究礼仪。由于东京人性子急动辄发生争吵，故而为了不激惹其动怒，大阪人只能处心积虑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尽量使对方听上去不失礼数。不过，我也想向大阪人提个忠告：当碰到东京人时，有时候也不妨将话说得稍微明了些，否则或许在不知不觉间你就会招致对方的蔑视或憎恶。即使话题不涉及金钱，大阪女性总体而言比较温文尔雅，一般不会当场驳人面子，所以往往是说上一大堆空无一物、令人肉麻的恭维客套话——自然这也是出于善意。东京人煞是怕羞、认生，听到别人对自己花言巧语并不开心，反而会莫名其妙感到难为情。不止如此，他们还会将说话客套的人视为卑劣的家伙，先在心里下了判定。但事实上，倘若多接触这样的妇人，就会发觉她们大多是正直善良的。
“从东京一路而来，真正让人有大都市感觉的只有大阪。”此话是长野草风氏说的[153]。概而言之，京都人的幽默感似乎稍有欠缺，而大阪人就非常善解。从这方面讲，大阪人毕竟是大都市的人，不论男女都拥有机敏和诙谐的神经，一点也不逊于东京人。说起俏皮话，东京人更多一分轻妙洒脱或说讽刺挖苦，大阪人则有所不同，貌似一本正经，却暗含无声胜有声的滑稽气氛。正因为骨子里透着诈痴佯呆的基因，所以即使一本正经说话，东京人也会觉得滑稽可笑。记得我刚搬来此地的时候，听到喜剧电影的解说，明明没什么可笑的但就是感觉有一种滑稽味，忍俊不禁。语言本身所具有的滑稽感之外，大阪人自身的滑稽神经也十分发达，所以说，并非只有地道的江户人才懂得幽默俏皮。这一点，只要将大阪人与中部地区至四国一带的人稍加比较，就会非常清楚地感受到其中差异。
东京人如果想在上方地方购买别墅，任何人首先都会将目光盯在京都嵯峨一带。然而真正住过来，才发现气候也好人气也好都不怎么适于居住。我曾经听左团次君说起过，已故高田实君有一阵子打算移居京都，于是在洛北的衣笠村买了块地，造了房子，可是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实在忍不下去了，只好逃回东京。京都冬天冷得刺骨，夏天又热得让人受不了，虽然春秋两季气候非常舒适，即使能忍得了寒暑，但买了房子住下来又往往因为周遭的商人气息以及邻居的不同性情等，令东京人感觉很不愉快，加上根本没有可以交心的朋友，所以像西园寺公和清浦先生那样的只是特例，普通人是无法长久住下去的。高田先生逃回东京，恐怕也是这些原因。
想起大正十二年震灾的时候，我正在箱根的山里，通往东京方面的山路因为地震崩塌，一时出不了山，直到九月四日才乘上从沼津开往大阪的急行列车。我本想从神户再乘船回横滨，但由于当时规定没有带身份证明的人一律不得乘船，所以便辗转于京都、大阪、神户，羁留了三四天。梅田、三宫、神户等车站前仿佛黑山一样云集了众多市民，都是前来迎接关东罹灾群众的。他们在车站外排成长长的队列，一看到我们便上前来分发慰问品，还在停车场前设立了接待处，让人很是感动，尤其是梅田站外异常热闹。可是令人惊讶的是，京都七条车站前的广场上却是一片闲静，与平时毫无两样，看到眼前的景象我心情很异样。我从未像那时那么清晰地领略到京都人的性情。当时，正有传闻说要迁都至上方地方，据说祗园有间茶室的老板娘说：“要是那样的话，好多大人物都要跑到京都来了，我们可是吃不消啊！”相信这是京都人的真实想法。自己居住的地方重新成为皇城，本来是高兴，可又担忧大批达官贵人一股脑地涌入，不知自己的生活将变成什么样子，因此最好是不来。但对他们只能敬而远之，换句话说，京都人抱着极为消极的态度试图守护自己的家园，因此对远道而来的灾民，不愿主动上前慰问，而是谨小慎微尽力不露富庶奢华的迹象。他们所关注的是自己的举动不要被警察呵斥，更不要被报刊声讨挞伐。结果便是，京都的街市比往常还要缺乏活力，人们被一些无根无据的流言吓到，早早地关门闭户，哪里谈得上慰问救济灾民，只管张罗自警团[154]，然后便仿佛油干灯尽一般毫无生气，一派沉静。然而，就在阪神沿线芦屋一带闲静得只闻留声机的咿呀声时，大阪却是忙着慰问救助，热气腾腾。
因工作上的关系，似乎是京都较适宜我等居住，其实并非如此。倘若除去工作上的考虑，完全超然地看，大阪更加适宜居住。我虽没有在大阪市中心居住过，但我觉得只要空气优良住在那里也无妨。尽管有人说大阪物欲横流或被金钱玷污了，可毕竟这里本就是商侩之都。商人贪爱钱财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155]？大阪不像京都，大阪人对钱财的贪爱正大光明地展露于外，又有什么不妥呢？我刚搬来大阪的时候，由于同东京的氛围差异甚殊，心中很是不快，及至习惯之后，自然而然便会在这商人气息中发现喜欢的东西：大阪人比东京的那些白面书生更具有男人气概，更加积极奋进，虽然线条粗但感觉更加爽朗。
大约是两三年前，由于讨厌乘坐火车所以一直没有游览过京阪一带的清方[156]画伯，生平第一次开着汽车沿东海道云游京阪。读画伯当时的游记我们得知：画伯途中路经名古屋，被那里的风情打动，觉得非常美。东道主原本觉得领他去那种平淡无奇的城市实在没意思，所以尽力绕开这些地方，没想到偶入眼帘便激惹起画伯极大的兴趣来。读到这里，我深有同感。作为东道主，没想到东京人会对名古屋这样的中等城市产生兴趣，这一点也不奇怪。不过，名古屋如何我不得而知，但走在关西许多城市的街市上，则会情不自禁回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有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今天的东京，往昔平民聚集的街区模样已经完全消失[157]，然而我不经意间却在京都或大阪的老旧街区，通过似曾相识的、四壁涂着泥灰的木屋和装有格子门窗的房子，重新发现了那种往昔的影迹。东京近县自横滨演变现在这等光景，像模像样的都市已荡然无存，能够重温日本旧时街市光景的地方可以说一个也没有了。而京都的室町和大阪的谷町、高津、下寺町一带，若是去到那里便会令人心头发热：“啊，从前的东京也是这样的呢！”仿佛找到了一度被忘却的故乡。事实上，昔日的东京也有许多横宽很窄、纵深幽邃的穿堂式庭院人家，院子一直通到后面的巷子——我家茅场的房子就是这样的。夏天的时候，拿条竹制的长凳放在逼仄的狭弄里，跟附近邻居闲话家常或是下棋，一直到深夜。这种悠闲惰慢的氛围，在大阪这样的大都市依然残留着。此外，繁华街道两旁巷子里骈列着小巧玲珑、漂亮的院子，拉开格子门可以看到六席大的起居室里放置着长火盆，屋内地板和木柱等擦拭得乌亮乌亮，穿着无领短罩衫的男主人正兴致勃勃地欲和女主人支起火锅享用一餐美食。这种巷子深处人家——以前大多是商人或手艺人住在这种地方——的生活场景，如今在船场以及岛之内中心地带还不时可以看到。关西也在向东京看齐，不停地诞生、矗立起高大的水泥建筑，所幸这只是干线道路附近的景象，只要不是一朝繁华变荒墟，这种场景应该仍会存留下去吧。听说先斗町等地遭遇火灾后，最终方针是不容许再建，如此看来，这种场景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消亡，这是令人欣喜的。
在关西住久了，了解了前述各种人情、风俗、习惯，其后又观赏了文乐偶人剧，得出的印象与之前一个东京人眼里看到的完全不同。想来，那偶人剧与现代大阪人的关系，并不同于默阿弥剧与今天的东京人之间的关系。默阿弥剧所展现的旧幕府时代乃至明治初期的世相，在今天的东京人看来，感觉已是一个时代甚至两个时代以前的古典世界。大阪人眼里的偶人剧或许就不一样了，他们从戏中看到了与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情感相近的东西，故而感同身受，一掬同情之泪。至少四五十岁的大阪人观看此类戏剧的时候，会勾起自己少年时代的回忆，沉浸于甜蜜的缅忆之中。净琉璃剧不只限于“梅忠[158]”或“纸治[159]”那样的世俗故事，它从一开始就是以大众为受众而创作的，即使是大型历史故事剧，也必是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题材和场景，从而抒发大众的心声和真情实感。因此，在略显保守的上方地方，净琉璃剧譬如“忠臣藏[160]”中勘平剖腹的场面至今仍拥有感动普通百姓的莫大魅力。东京的歌舞伎中我最讨厌的场面是满脸皱纹、像只梅干似的老太婆从幕布后走向舞台口，这让人感觉几分腌臜，但几乎所有历史狂言剧中必定都有这样的场景。后来我才明白净琉璃剧本作者的用心，因为它甚合此地大众的口味，它就是上方地方乡野人家的真实写照。今天去到山崎一带，依旧能见到掩覆于深深草丛中的农家，与忠臣藏时代几无分别，而仿佛与市兵卫[161]曾经起居过的、孤寒的茅草屋舍到处皆是，走在路上遇见举止口吻温静娴丽的老婆婆、像阿轻[162]一般的年轻女性一点也不稀奇。“梅忠”中的新口村、泽市[163]的壶坂、“千本樱”[164]中鱼生店所在的下市等村墟市廛一如往昔，还能发现面貌神情宛若孙右卫门[165]、泽市、权太一样的人。在这里，你就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说偶人剧是真正的乡土艺术。不只是义太夫调听起来如此，令人惊讶的还有偶人剧的脸：偶人的脸乍看上去似乎很怪异，倘若仔细端详便会猛然发现，原来它跟自己平日经常往来的某个村人竟十分相似。尤其是老年女性的脸，譬如梅忠养母的脸、阿绫的脸等，那种脸型至今市井中依然很多见。此外，像孙右卫门、宗岸那一类的老人，八右卫门型的普通商人，治兵卫型的青年男子，也都可以一一在身边认识的人当中找到。年轻女子也不例外，看似夸张失实，实际上却是准确把握住了那种味道。如梅川、阿杉那样的游女或普通人家的妻子不消多说，即使像若叶的内侍或八重垣姬这样将军家的夫人和小姐，多看上几眼也活脱脱是大阪女子的脸型。居住在阪神沿线的时髦人家的贵妇淑媛的眉眼间，全都隐隐约约有着她们五官的影子。
同样是阿轻或勘平，江户化的清元调[166]《旅路花婿》距离今天的现实生活多么遥远。由这一点可以看出，较之东京的歌舞伎戏剧，此地的偶人剧则是深深扎根于生活。不仅如此，歌舞伎如今几乎只有在东京还残存着，而偶人剧不止限于文乐，像淡路源之丞那样各色各样的剧场遍布大阪以西、淡路四国等地，与当地农民同呼吸共命运。
以上，将自己想说的诸事项大致叙道了一遍，我想就此搁笔吧。关西的食物，之前也不时在杂志上刊文谈及，在大阪料理早已风靡东京的今天似无必要再专门提起。至于气候温暖、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鲜少等，毋庸赘言肯定是关西地方更加突出。小学时读的课本中讲到“日本国气候温暖，风光明媚……”我在东京时非但体会不到，倒是感觉恰好相反，及至搬来此地方始领悟到原来课本中讲的并非自我陶醉，而是真实描述。换句话说，课本中所说的“日本”应该是指自大阪至日本中部地方一带，即本州岛的西半部。从地理角度讲，这一带也是日本的中心，早在远昔便已对外开放，同异邦有了交结，自然也就成为日本的代表。实际上从这一点来看，关西才应该是上国，关东是下国。摄河泉[167]诸国虽然美，但从这里越往西，土地的颜色越浅淡，气候也越来越温暖，鱼鲜越来越肥美[168]，景色愈加明媚。
然而正如前述，我绝不会无条件地赞美关西。无论如何，对已走出校门踏上社会的人或者业已成名遂打算往后过隐居生活的人来说，关西自然不成问题，但它不是一个适宜教育子女的地方。女孩姑且不谈，想要将男孩培育成一名优秀人才就必须选择东京。虽说与我读书的时候已大有不同，但总体而言，大阪学生缺乏积极主动性和冒险精神，就像商店里的掌柜，做起事来谨小慎微。他们大都有些许父母传下来的家财，加上此地气候宜人，各种生活用品价廉物美，以至于都安于小康而少有人胸怀大志。当然大阪还算好的，本州西部地方有不少富庶繁华的中小城市，那里聪明但器量小、好钻牛角尖、缺乏大局意识的年轻人太多了。所以说，自然禀赋得天独厚既有好处也有害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