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从佐藤春夫[31]处听说，小泉八云的某篇讲义录中大致有这样一段话：
“所谓小说，自古总是描写男女恋爱关系，所以自然会令人习惯认为没有恋爱就不能成为文学的题材，但其实并非如此。没有恋爱、不拘人性，依然足以成为小说的题材，文学的领域本来就是更为广阔的。”
以上，杰罗姆的讽刺也好，小泉八云的意见也好，在欧美，似乎通常认为“没有恋爱的”文学相当怪异。虽说政治小说、社会小说、侦探小说等也有悠久的历史，但大多被视为脱离了纯文学范畴的、“功利性的”或者“低级的”东西。
如今情况略有变化，带有功利性的意义而写的东西，在当今时势下，已经不再被视为“低级”了，但是说到描写阶级斗争、社会改革的作品，却总会以某种形式触及恋爱问题。在我看来，很多小说的主题，都是以恋爱为机缘来描写发生的种种纠葛——恋爱重要，还是阶级任务重要？
侦探小说中也常常有恋爱成为犯罪原因的情况。而且如果将范围由“恋爱”扩大到“人性”，欧美自古以来的小说，乃至所谓的文学，悉数离不了人性。虽然偶尔也不是没有诸如《雄猫穆尔的生活观》（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he Tomcat Murr）、《黑骏马》、《野性的呼唤》等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小说，但那些大多是寓言性质的作品，所以还是没有脱出广义上的“人性”范围。此外，偶有例外，也有以自然之美为对象的作品，特别在诗歌中并不罕见，但即使如此，仔细吟味之下，依然感觉绝大多数作品总在某些地方涉及人性。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漱石先生所著《英国诗人对天地山川的观念》的论文，于是立刻搜寻书架，可惜没有找到，非常遗憾，无法在这里征引先生的意见。总之在他们的艺术中，即便不涉“恋爱”，“人性”也占了这一领域的极大部分。这一事实，看看他们的文学史、美术史，立刻便能理解。
在日本的茶道中，自古以来，涉及茶室的挂轴内容，书法绘画都无妨，唯有“恋爱”主题的东西遭到禁止。此种规则，换言之，乃是因为“恋爱违背茶道精神”之故。
这样贬抑恋爱的风气，在东亚绝不鲜见，不仅限于日本的茶道。日本自古以来也有许多小说戏曲，虽然不乏描写恋爱的作品，但那些作品在我们的文学史中受到认真对待，乃是在开启欧美式视角之后的事情。在还没有“文学史”之类的时代，说到“软性文学”，首先会被视为文学的末流、女子的消遣、士君子的闲技，写者遮遮掩掩，读者也躲躲藏藏。实际上，即便有杰出的戏曲家、小说家，即便他们的作品风靡一世，此种文学在表面上依然被视为品位低下，不是伟丈夫值得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中国自古以“济世经国”为文章本色，占据中华文学主流王座的汉文学，或为经，或为史，或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著述。我在少年时代所用的汉文学教科书，便是四书五经、《史记》、《文章规范》等，都与恋爱相去甚远。那时似乎都认为只有那些东西才是真正的文学、正统的文学。到了明治时代，坪内先生[32]的《小说神髓》问世，莎翁与近松[33]、莫泊桑与西鹤[34]的比较论也开始出现，戏曲和小说才逐渐被视为文学的主流，但这种观点其实并非我们的真正传统。小说和戏曲是“创作”，史学、政治学、哲学不是“创作”，而且正因为不是创作，也就不是文学，这样的想法，若是在不同的观点看来，可以说十分荒谬。倘若遵照我们的传统去看欧美的文学，或许只有培根、麦考利、吉本、卡莱尔才是正统，莎翁的作品则是要悄悄藏起来的。
依欧美人的看法，诗比散文更是纯文学。但是，即便是诗，东亚的诗中恋爱的成分相对较少的情况，看看最具代表性的两大诗人——李杜二家的诗，大抵便会明白。杜甫的诗中常常咏叹哀别离苦，寄寓流谪之悲，对象多是“友人”，偶尔是他的“妻子”，而从未有过“恋人”。至于被称为“月与酒的诗人”的李白，对“恋爱”的热情却远不及那月光和酒杯的十分之一。森槐南[35]曾在《唐诗选评释》中举出那篇著名的《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他认为“思君不见”表面上似乎是指月亮，但从“峨眉山月”一词推测，隐约感觉是暗指恋人的意思。槐南翁的这个解释的确是卓见，不过李白就算偶尔会像这样吟咏恋爱，也是寄情于月，极其隐晦地暗示而已。这正是东亚诗人的谨慎之处。
因而小泉八云的“没有恋爱依然可以成为小说或文学”之说，作为欧美人也许很难得，但在我等东亚人看来，并无什么出奇之处。实际上，“恋爱也能成为高级文学”之事，我们是被他们教会的。
我们常常会听到此种说法：浮世绘的美被欧美人发现、介绍给世界，让欧美人大为轰动，我们日本人却不了解自己拥有的这一值得自豪的艺术之价值。但是，仔细想来，这并非我们的耻辱，也不代表欧美人的卓见。我们当然对于认可我们这方面的艺术，并将之宣传到全世界的欧美人的功绩表示深深感谢，但说实话，对于总想着没有“恋爱”或“人性”就不成为艺术的他们，浮世绘是最容易理解的。而且为何这样优秀的艺术在日本同胞中没有得到相当的尊敬，其理由他们也不理解。[36]
诚然，德川时代的浮世绘画师，若论社会地位，大致等同于戏作者、狂言作者之辈。恐怕当时有教养的士大夫都是将浮世绘和戏作视为春宫画和淫书一般，唯恐避之不及。所以大雅堂、竹田、光琳、宗达[37]等人，不该与师宣、歌麻吕、春信、广重[38]等人同等待遇。在文学上，也没有人会将白石、徂徕、山阳[39]之辈，与近松、西鹤、三马、春水[40]相提并论。正因为如此，《关八州系马》的某个部分得到后水尾院[41]的赞赏，《曾根崎殉情》描写男女私奔的文章受到徂徕的激赏，这些逸事才被当作十分特殊的、值得惊异的事实得到传扬。马琴[42]在世时，显示出比其他戏作者高出一层的矜持，世人也用一种尊敬之眼看他，是因为他的作品以劝善惩恶为主旨，倡导人伦五常之故。以此观之，也可看出一般戏作者的地位究竟如何了。
尽管我们的传统并非不承认恋爱的艺术——尽管内心大为感动、偷偷享受那样的作品也是事实——但表面上尽量装出一无所知的模样是我们的谨慎，是整个社会的礼仪。所以推崇歌麻吕和丰国的欧美人，不得不说是打破了我们这种默而不宣的礼仪。
或许有人会问：“那么恋爱文学极其发达的平安一朝又是如何？我们的文学史上不是也有那样的时代吗？德川时代的戏作者或许地位卑下，但业平、和泉式部[43]那样的歌人情况如何？以《源氏物语》为首的许多恋爱小说的作者又如何？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受到怎样的待遇？”
关于《源氏》，自古以来便有种种看法。儒学家将之作为淫荡之书时时攻讦，而与之相反，国学者将之视为《圣经》般神圣，说此书的内容充满了最具道德的教诲，甚至有些牵强附会的人把作者紫式部奉为“贞女之鉴”。但是，尽管是牵强附会，如果表面上不否认此书是“淫荡之书”，并且不硬要将之作为“道德”读物、“教诲”之书的话，作为文学的《源氏》就将地位不再，这样的想法，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礼仪”，是东亚人特有的“文过饰非”（文过饰非一词太贬义，该说是“装点门面”还是别的什么呢？）之习惯。
那么，在这里我回到最初的问题，对平安朝的恋爱文学略作审视。
从前有个名叫敦兼的刑部卿，这公卿虽是世上罕见的丑男，夫人却貌美如花，因而总是悲叹遇人不淑。某日夫人去宫中观赏五节舞[44]，环顾满朝公卿盛装打扮，仪表堂堂，没有一个如自己的丈夫这般丑陋。眼见人人风度翩翩，夫人愈发厌恶自己的丈夫。在那之后，夫人回到家里也对丈夫不理不睬，最后更是深居内室，避不见面。丈夫敦兼虽然心中诧异，但一开始并不明白其中原委，某日出仕宫中，深夜归家，却见客堂连灯都未点，侍女也不知去了何处，脱了朝服也没人来收拾。于是乎，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推开乘坐马车时走的侧门，独自沉思。不觉夜阑更深，月光洒映，夜风侵袭，不由得更加恼恨妻子的薄情。满腔抑郁迫上心头，敦兼忽然澄净心意，取出觱篥，反复吟唱：
篱下生白菊，颜色无光鲜。
徒有连理枝，枯萎不得艳。
夫人躲在内室，听到这首歌，忽然心生感伤，出来迎接敦兼，之后夫妇情深意笃，恩爱非常。
这个故事出自尽人皆知的《古今著闻集》之《好色》卷，大约是镰仓时代或者平安末朝的故事，总之当时京都的贵族生活大约还是延续了平安朝的风俗习惯，所以将之视为平安朝代表性的恋爱情景，应无问题。
让我觉得有趣的是这一场合的男女地位。正如《古今著闻集》的著者所论，“之后两人恩爱非常，都是因为夫人心性优婉”，不仅没有责怪这位夫人的不贞，也没有嘲笑丈夫敦兼的软弱，而是作为夫妇的美谈加以传颂。这似乎是平安朝公卿间理所当然的常识。
明知是丑男而下嫁的妻子，又毫无理由地疏远丈夫。丈夫对于这样的妻子，大约是爱恨交织的，在妻子的房外以歌声倾诉哀思。受这歌声感动的妻子，被称为“心性优婉”。这不是欧美的爱情喜剧，而正是日本王朝的故事。这样说来，敦兼“取出觱篥”和歌而奏，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公卿常常随身携带那样的乐器吗？我每当读到《著闻集》的这个故事，就会想起《壶坂》[45]中盲人泽市独自弹奏三味线歌唱《菊露》的开幕场面。
鸟声鸣，钟声悠，愁上心头泪自流。妹背川上舟无楫，虚妄世间恨难休。
相逢处，别离时，庭院朝暮菊不知。阑夜愚痴露早尽，秋风萧瑟身未识。
剧中的泽市只唱了这首曲子的前半部分，也就是主调部分。另外，这里和敦兼一样也寄情于菊花，也算是奇缘。自古在大阪认为唱这首曲子就会分手，因而不受欢迎。但是，无论如何，这净琉璃据说是团平夫人的作品，所以具有女性的温柔，但泽市本是令人同情的残疾之身，与敦兼的情况大不相同。况且阿里与敦兼的夫人也有云泥之别，阿里这样的女性才是“心性优婉”，因而可以说他们的故事才是“夫妇之美谈”。想来，在后世那种普及了武家政治与教育的时代看来，不难想象，夫人的失德姑且不论，敦兼那样的丈夫实在是毫无男子气概，会被斥为“丢男人的脸”。那样的场合，如果是镰仓之后的武士，要么是果断休妻，就算不休妻，也是当即闯进内室，好好惩戒一番。女人也大抵正是喜欢这样的男子，若是如敦兼那样扭捏，更生厌恶。这是我们的普遍心理。德川时代流行的恋爱文学，和平安朝恰恰相反，如今试想近松以来的戏曲，像敦兼这样懦弱的男子，一个例子也找不出来。就算偶尔也有类似的情况，也是用来取笑的，恐怕没有当作美谈流传的情况。人们常说江户时代元禄年间世风淫靡堕落，其实当时的放浪子弟格外彪悍，逞凶斗狠，莽撞冒失，不用说《博多小女郎》的宗七、《油地狱》的与兵卫[46]，便是殉情剧里的美少年也动辄拔刀亮剑，绝不是平安朝的公卿那般软弱。到了化政期以后的江户时代，连女人也崇尚悍勇，“像男人的男人”才受欢迎的情况自不用说，江户戏剧中出现的男性偶像，多数都是大口屋晓雨[47]式的侠客，或是片冈直次郎[48]式的不良少年。
见诸平安朝文学的男女关系，在这一点上，与其他时代多少有些差异。如果说敦兼那样的男子没有男子气概，自然没错，不过换言之，这也是一种崇拜女性的精神。不是将女性低视为低于自己的存在加以爱抚，而是将之仰视为高于自己的存在，跪拜在其面前。据说欧美男性时常会在自己的恋人身上梦想到圣母马利亚，联想起“永恒女性”的容颜，但东亚自古并无此种思想。“仰慕女性”是与“男子气概”对立的，大凡“女性”这一概念，总被置于与崇高、悠久、严肃、清净最为无缘的位置。那在平安朝的贵族生活中，即使“女性”不是君临于“男性”之上，至少也是和男性同样自由的。而男性对待女性，也并非后世那种暴君式的态度，而是十分彬彬有礼、温情脉脉的，有时会令人感觉那副样子就像是在对待这个世界上最为美丽、最为珍贵的东西一样。比如《竹取物语》中的辉夜姬最后升天之类的思想，后世之人根本无从想象。至少我们很难想象戏剧或是净琉璃中出现的女性能够直接穿着那样的衣装升上天去。小春和梅川[49]纵然楚楚可怜，然而终究只是泣伏在男人膝上的弱女子罢了。
《古今著闻集》让我想起《今昔物语》本朝部第二十九卷中有则《女盗秘话》的故事，是日本罕有的女虐待狂的例子，恐怕也是日本最古老的出于性欲而flagellation（宗教性鞭笞）的故事之一。
……白天和往常一样没有人的时候，女子对男子说“来”，令他到另一间屋子里，把男子的头发用绳子绑在柱子上露出后背，曲着腿绑紧。女子头戴黑漆帽子，穿着浆布裙裤，袒着肩，在男子的背上打了八十鞭，问道：“感觉如何？”男子回答：“没关系。”女子说：“果然如此。”说着让他喝掺着灶灰的水，又让他喝上等好醋，把地面打扫干净让他躺下，躺了一个时辰又把他拉起来，恢复过来后，又端来比往常更精美的食物。此后照料三天，等鞭伤痊愈，又带到先前的屋里，绑在柱子上，用原来的鞭子抽打，一鞭子下去便皮开肉绽，就这样一直抽了八十鞭，然后问道：“能挺得住吗？”男子面不改色地回答：“能挺得住。”女子这次比上次更动心夸奖他，细心照料。过了四五天，又开始鞭打，还是问：“能挺得住吗？”说着把他的身体翻过来，抽打腹部。男子说：“没关系。”女子动情地称赞他……
后世的女贼、毒妇之辈，虽然也不乏残忍女性，但如此嗜虐成性的女人，尤其是以鞭笞男子为乐的例子，就算是荒诞无稽的草双纸[50]中也极少见。
这故事虽然有些极端，但前述敦兼也罢、这里的女贼[51]也罢，总有种平安朝的女性动辄对男人显示优越地位，而男性也对女性格外温柔的感觉。清少纳言在宫廷中时常贬驳男子的故事，读过《枕草子》便能明白，而那时候的日记、故事、赠答的和歌等也都表明，女性往往受到男性的尊敬，某些场合男性甚至会表露出哀求的态度，绝不像后世那般受到男子意志的蹂躏。
《源氏物语》的主人公，因为妻妾成群，所以从形式上说，是将女性当作玩物的，但制度上的所谓“女性是男性的所有物”，与男性在思想上的“尊敬女性”，未必矛盾——即使是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也是珍贵之物。譬如自家佛龛中的佛像，显然是自己的所有品，但即便如此，若不勤于跪在前面合掌膜拜，还是唯恐遭受天谴。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不要从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看妇女的地位，而是说，在男性心中的女性形象中，能够感觉到女性是“高于自己的更加尊贵的存在”。光源氏对藤壶的憧憬之情，虽然没有表露，但也略可推知近于上述的情形。
欧美的骑士道中，武人的忠诚与崇拜的目标是“女性”。他们因那尊敬的妇女而高尚、奋勇，提升、激励自我。“男子气概”与“仰慕女性”是一致的。即使到了近代，此种风气依旧，如汉密尔顿夫人和纳尔逊、穆勒夫人和她丈夫那样的关系，在日本可以说完全没有类似的例子。
为什么在日本，随着武家政治的兴起、武士道的确立，日本变得贬低女性，甚而视之为奴隶了呢？为什么“体贴女性”必定要和“武士气概”格格不入，被视为“懦弱堕落”呢？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不过探究起来难免长篇大论，而且后文自然还会有机会触及这个问题，所以在此暂且不论，总而言之，在国情如此的日本，高尚的恋爱文学是不可能发达的。固然，西鹤或近松的作品在某些方面绝不会比欧美的文学逊色，但坦率来说，德川时期的恋爱故事，无论是何种天才的作品，毕竟是町人文学，仅此一条便已经“格调低下”了。他们自己都蔑视女性、蔑视恋爱，如何能够创作出气质高雅的恋爱文学？在欧美，便是那但丁的《神曲》，不也是由诗人对少女贝雅特丽丝的初恋诞生的吗？此外，歌德也罢，托尔斯泰也罢，被视为一世师表的名家作品，即使描写通奸，描写失恋自杀，描写各种道德败坏的情景，那格调的高雅，终究是元禄文学不能比肩的。
欧美文学对我们有各种影响，其中最大的一个，我认为正是“恋爱的解放”——更深刻地说，乃是“性欲的解放”。明治中叶繁荣一时的砚友社的文学，尽管依然大多带有德川时代的戏作者气质，但后续便兴起了文学界和明星一派的运动，到了自然主义流行的时候，我们完全忘记了我们的祖先蔑视恋爱和性欲的审慎，抛弃了旧社会的礼仪。如果将红叶[52]的作品和红叶之后的大作家漱石的作品试着做个比较，就能发现对女性的看法大相径庭。漱石虽是屈指可数的英国文学专家，但绝非时髦人士，而是更近于日本文人型的作家，但《三四郎》《虞美人草》中出现的女性与对这些女性的描写，到底是红叶的作品中难以看到的。这两位作家的差别不是个人的差异，而是时势的不同。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同时也有领先于时代、指示时代意志和方向的情况。《三四郎》《虞美人草》的女主人公，总觉得不是以温柔体贴、文雅娴静为理想的旧日本的女性后裔，而更像是欧美小说中的人物。尽管当时那样的女性实际上并不多，但社会在期望并梦想着这种所谓的“觉醒女性”出现。在那时候，与我出生于同一时代、与我同样有志于文学的青年，多少都抱有这个梦想。
但是，梦想与现实并不总是一致的。要将背负着古老久远传统的日本女性提升到欧美女性的位置，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需要几代人的锻炼，不是我们一代人的时间可以做到的。不说别的，首先就看欧美式的姿态之美、表情之美、步态之美。要使女性获得精神上的优越性，必须先在肉体上做好准备，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仔细想来，欧美有悠远希腊的裸体美之文明，便是今日欧美城市中，各处街头都装饰着神话中的女神雕像，所以在那样的国家和城市中成长起来的妇女们，当然会有匀称健康的肉体。而我们的女性为了获得与她们同等的美，也必须诞生在与她们同样的神话中，将她们的女神当作我们的女神仰慕，将她们数千年来的美术移植到我们国家。时至今日，我承认，青年时代的我，就是描绘过这样荒诞无稽的梦想，并且因为这样的梦想无法轻易实现而感到惆怅的人。
我是这样认为的：正如精神上有所谓“崇高的精神”，肉体上也有所谓“崇高的肉体”。而且日本的女性中甚少有人具有这样的肉体，即便有，那寿命也非常短暂。欧美的妇女到达女性美的极致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一二岁，也就是在婚后几年间。但在日本，只有从十八九岁开始，最多到二十四五岁为止的处女期间，才能偶然看到令人侧目的美人，但多数也在结婚时如幻影般消失了。偶尔听闻某某的夫人是女优、艺人之类的美女，但大抵都是妇女杂志封面上的美人，实际当面一看，原来也皮肤松弛，脸上有青黑色的铅粉蚀斑，眼窝浮现着房事过度带来的疲惫之色。尤其是处女时如雪般洁白高耸的胸部和丰满圆润的腰部曲线，全都坍塌了，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保持。证据就是，年轻时喜欢穿洋装的妇女们，到了三十岁，便会急剧消瘦，肩膀腰肢都变得干瘪，无法再穿洋装了。最终只能依靠和服的装扮与化妆的技巧来“制造”她们的美，即使也是楚楚可怜，却没有能让男性拜倒在其面前的崇高之感了。
所以虽然欧美会有“神圣的淫妇”或者“淫荡的贞女”之类女性，但在日本却不可能。日本的女性一旦变得淫荡，就会失去处女的健康和端庄，气色与姿态都会衰退，变成卖娼妇这种为人不齿的下流淫妇。
我记得在某本书中读到过，好像是德川家康，用这样的训谕作为妇女的规诫：“妻子不得一直留在丈夫床上，房事之后应当尽早返回自己的床，这也是长久得宠于丈夫的秘诀。”这可以说是充分领会日本人厌恶“浓腻”性格的教诲。像家康这样有着无与伦比的体力和精神力的人，居然也会说出这番话，不禁感觉有些意外。
当年我在《中央公论》杂志上介绍过室町时代的小说《三人法师》。读过的人或许还记得，其中有一节，足利尊氏有位名为糟屋的武士家臣，无意中在垣间窥见公卿的侍女，顿时陷入苦恋。南北朝时，看起来武士到底还留有王朝时的优雅风尚。不久此事传到尊氏将军的耳中，将军亲自为糟屋写信牵线，派一个名叫佐佐木的武士，送去那公卿家。“……将军言说此事甚易，亲笔行文，遣那佐佐木去往二条殿。”原著中是糟屋自己讲述这段经过，他如此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回复说，此女乃名为尾上的侍女，不可遣去武家，企以赏赐之形送于我处。此回复迅速传至我的住处，主公大恩无以为报。然而便有如此欢愉，亦是乏味世间。纵使迎来尾上殿下，只是一夜梦欢，岂非遁世之所哉？然而仔细想来，糟屋自身爱恋二条殿的侍女，恳求将军美言，却又妄自揣测，尚未相见便妄言遁世，实乃生涯之耻。且盼一夜之会，其后便无牵萦……”[53]
尽管从卑微的武士看来，对方是身份相差悬殊的贵人，这位武士依然苦恋不已，几乎相思成疾。而在主公好意要为他撮合、使他比登天还要高兴的情况下，他一边感激不尽地说“主公大恩无以为报”，但随后又觉得“然而便有如此欢愉，亦是乏味世间。纵使迎来尾上殿下，只是一夜梦欢，岂非遁世之所哉？”心理颇为异常。即便是平安朝的贵族，这也是相当特殊的，更何况是尊氏将军的部下、多次驰骋沙场的乱世武士发出的感叹，岂不是更令人不可思议吗？
我记得欧美谚语中似乎有这样的话：“空羡数鸟竞翔，不如一鸟在手。”原本高不可攀的鲜花，忽然间似乎就要变成唾手可得之物，尽管这份喜悦尚未化作现实，武士便沉浸在这份即将到来的幸福预想中，却在其中生出了“便有如此欢愉，亦是乏味世间”的遁世之志。最终，尽管也想过“却又妄自揣测，尚未相见便妄言遁世，实乃生涯之耻”，但还是没有死死抓住到手的东西，抵死享受欢愉，而是抱着“且盼一夜之会，其后便无牵萦”的心，去往恋人之处。想来这样的心理乃是日本人独有的，欧美人自不用说，便是中国人恐怕也没有。
前面所述的家康训诫，对于变格的恋爱、一见钟情的恋爱，大约也有不能适用的场合，但至少对于正式结婚生活的人，是甚为适切的教诲，实际上，不是妻子，而是丈夫——只要他是日本人——更有切肤之感。我也时常有这样的体验，对妻子自不用说，便是对恋人，房事方毕之时——短则两三分钟，长则一夜、一周甚或一月以上——常常会想离开。回顾过去的恋爱生活，不会产生这种感觉的“对象”与“场合”，基本上屈指可数。
这大约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总之日本的男性在这个方面比较容易疲劳。因为疲劳来得快，作用于神经，便引发做了肤浅之事的难以言喻之感，变得情绪低落、心态消沉。又或者是蔑视恋爱与色情的传统思想深植大脑，使得心情忧郁，反过来又影响到肉体。但无论如何，我们是性生活甚为淡白、不堪浓腻淫乐的人种，乃是确定无疑的。去向横滨、神户一带开港地的卖笑女打听，便可知道这是事实。按她们的说法，日本人在这方面的欲望远远少于外国人。
不过我不想将这一概归结于我们体质的孱弱。就算我们今后大举推行体育运动（顺便说一下，欧美人喜欢体育运动，必定与他们的性生活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和为了饱餐美食而饿肚子一样的道理），有了和欧美人一样强壮的肉体，到底会不会像他们那样浓腻，我想依然是个问题。我们在其他方面本来就是相当活跃、精力充沛的人种，这一点不管是对照过去的历史，还是征引当今的国势，都可证明。我们之所以不会浓腻于性欲，与其说是体质的原因，不如说是受到季候、风土、食物、住居等条件制约的地方太多的缘故。
关于这一点想到的是：欧美人长期居住在日本，逐渐会变得头脑笨拙、身体孱弱，终至不能工作。所以大约四年一期，总要休假回国，在故乡住上一年半载再回来，而没有那般闲暇的人，则会转到日本略微接近欧美气候的地方去。信州的轻井泽开发据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也就是说相比欧美，日本潮湿许多。就连我们自己，梅雨季节也会神经衰弱、手脚无力，所以从空气干燥、没有梅雨现象的国家来的人，到这片土地，也许整年都感觉像是梅雨季节一样。当然，世界上还有比日本更潮湿的地方。我有个朋友是公司职员，常年在印度孟买工作，有一次回国的时候对我说：“哎呀，整年都像蒸笼一样，大汗淋漓，实在受不了。再派我到那种地方去，我还不如辞职了。”我说：“但你不是可以经常回国吗？”他说：“差不多四年回来一次，真是受不了。你去那地方住一阵子看看，任谁都会脑子变蠢、浑身无力，好像从骨髓开始腐烂一样。所以不管日本人、欧美人，都讨厌去那里。”后来他真的从公司辞职了。在派驻日本的众多外国人当中，肯定也有人对于被派到日本的感觉就像日本人被派到孟买一样。
我不知道过于干燥的地区是不是对健康也有什么影响，不过我想不仅是性欲，在一切放纵无度的享乐之后，比如饱餐肉食、豪饮烈酒等，接触到干燥土地上的犹如泻药一般的清冽空气，仰望一碧如洗的晴空，肉体的疲劳也会恢复，头脑也会再次变得清醒。但是潮湿的国家雨水也多，所以很少看到晴空，尤其日本是个岛国，除非是远离海岸的高原地带，否则即使是冬季，也会阴冷潮湿。遇到南风强劲的日子，黏糊糊的海风让人脸上涌出腻腻的脂汗，免不了让人头痛。我不是旅行家，无法断言，不过放眼整个日本，雨水较少而又交通便利的地方，恐怕只有我现在居住的六甲山麓一带，以及从沼津到静冈的沿岸。有段时间医生经常劝虚弱的病人到海滨居住，流行东京的去湘南地方，京都、大阪的去须磨、明石一带疗养。现在还能看到住在镰仓一带的人去东京上班。不过按照我的经验，海边地区冬天虽然确实温暖，但经常雾气弥漫，很多日子吹着不冷不热的海风，衣物一下子就会沾满湿气，让人头昏脑涨。一二月份还算可以，到了三四月份，情况更加严重。到了闷热的夏天，镰仓等地比东京更加酷热，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种饮水生涩、蚊虫滋生的地方“避暑”。大概是我比一般人更容易头晕的缘故，虽然也在鹄沼和小田原等地住过，但常常感觉头部钝痛，尤其是在小田原，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体重锐减。京都、大阪附近的须磨、明石也差不多一样，再往西的中国地方，虽然雨水少显得景致明亮，但不知为何总觉得空气黏糊糊的，从樱花盛开的时候开始就很闷热，再过不久，到了黄昏无风的季节，就会感觉手脚软绵绵的。自己的身体自不用说，就算看海、看绿叶，也觉得这些事物像是刚画好的油画一样油腻腻的。
因为这样的缘故，日本这个国家的中枢地区大部分都是这样油腻的季候，所以实在不适合浓腻的享乐。在法兰西一带，即使是盛夏酷热之际，汗水不也会自然蒸发，绝不会黏在皮肤上吗？正是在那样的土地上，才能沉溺于无休止的性欲之中。坐着不动都会头痛乏力的地方，绝对想不到激情的游乐。实际上，如果遇上濑户内海地方的黄昏无风季，就算喝一点啤酒也会立刻感觉满身大汗，浴衣的襟袂处都是汗脂，躺着不动也感觉关节酸痛，在那样的时候，根本不会有什么欲念，房事之类更是望而生畏。而且，因为季节如此，所以食物也很寡淡，住处的形式也是开放的，这有很大的影响。贝原益轩[54]劝人白天行房，是在日本这样的风土条件下的健康方法，看着晴朗的阳光，洗个澡，散个步，就不容易陷入忧郁的心情，疲劳也会早早恢复，无奈平民百姓的居家布局并没有密闭的房间，可以说确实相当困难。
正因为贬抑恋爱的露骨表现，再加上淡寡于色欲，在日本的历史上，关于女性的信息，一向不会明写。我因为职业的关系，常常会想以过去的人物为题材写历史小说，但常常受困于弄不清围绕在那人物周围的女性之言行。不用说，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必然会有某种形式的恋爱，正是在这样的方面百无禁忌地加以描写，才能体现出人性。而像那太阁给淀君[55]写的情书虽然的确是珍贵的资料，但那样的文字流传下来的比例太少，偶尔有专业的历史学家花费时日，也只是勉强搜集一两篇而已。甚至还有连女方的出身姓名都不知道的情况，这也是研究诸家系谱的人司空见惯的。实际上日本自古的家谱，上至皇族下至百姓，对于男性的情况记载相对较为详细，而对女性，基本上可以说只记“女子”或者“女”，通常连姓名与生卒年都不会写。换言之，我们的历史虽然有一个个的男性，却没有一个个的女性。正如家谱所示，永远都是一名“女子”，或者只是一“女”。
《源氏物语》有《末摘花》一卷。一个名叫大辅的命妇，为源氏物色爱人，介绍故常陆宫的姬君，说她“品性、容貌怎样，我也知道得不详细。但觉这个人生性喜好安静，与人疏远。有时晚上我去看望她，她和我谈话竟也隔着帷屏。唯有七弦琴是她的知己”。于是在一个秋夜，二十日左右，月升之时，源氏悄悄去见了在废宅避世的姬君。姬君虽然一味羞涩，但生性不愿拒绝别人的劝告，在命妇的各种劝说下，便说：“若是不要我回答，只听他说说，那么把格子窗关上，隔着窗子见面吧。”命妇觉得在格子门外太过失礼，便将源氏领进一间屋子，隔着屏风相会。源氏看不见姬君的身影，却感觉“她沉静温雅，仪态万方，衣香袭人，气度好生悠闲”。然而屏风这一侧的源氏不管说些什么，姬君始终一言不发。源氏不禁吟道：“千呼万唤终无语，幸不噤声且续陈。”屏风内侧侍奉的女官侍女，代替姬君答道：“岂可噤声君且说，缘何无语我难知。”
这番对答之后，最终源氏推开遮挡的屏风进去，与姬君结契，但室内到底昏暗无光，看不清对方的相貌。就这样，源氏长期不知姬君的相貌。某一个下雪的早晨，源氏亲手打开庭院的格子窗，一边欣赏院里的雪景，一边恨恨地说：“出来看看早上天空的美景吧！老是冷冰冰地不声不响，教人难堪！”身边侍奉的老妇等人也劝说“快快出去吧”，姬君这才梳理打扮，第一次来到明亮的地方。[56]
在此节，这位姬君长了个酒糟鼻子的事情，到这时候才真相大白，就连源氏也不免败兴，成为一段笑谈。但从这滑稽故事得以成立来看，不知对方相貌而持续私通的情况，当时颇为普遍。按照穿针引线的命妇大辅的说法，“品性、相貌如何，我知道得不详细……她和我谈话时也隔着帷屏”，可见大辅没见过姬君本人，都是隔着帷幔之类交谈。只有一句靠不住的传言，“七弦琴是她的知己朋友”。靠这样的传言来物色爱人的固然也有问题，而因此就上钩前往，而且还在对本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结契，如果是当代的男性，也许会来一个逢场作戏的一夜情，但这样真的投入感情享受乐趣，恐怕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但是，就像前面说过的，平安朝的贵族之间，这种其实是很普遍的。女子真的是“深闺佳人”，藏身在翠帐红闺深处，再加之当时采光不足的家里，就算是白昼也昏昏暗暗，更何况灯光黯淡的夜晚。可以想象，就算共处一室，唇齿相触，也不是容易分辨的。换言之，正因为是在那样昏暗的深闺，竖起重重帷帐屏风，在那阴影中悄然度日，在男子的感觉中接触的女子，只是裙裾窸窣的些许声音、焚香的气息，即使十分接近，也只不过是摸一摸滑腻的肌肤，抚一抚瀑布般的长发而已。
这里说点题外话，十多年前[57]，我在北京住过，感觉晚上一片漆黑。近来那座城市也铺设了电车，街道大约也相当明亮和繁华了，但那个时候世界大战正如火如荼，除了城外的烟花、戏院之类的热闹地方，太阳一落山，便真是一片漆黑。虽然主干道上还有些许光线，但只要拐进任何一条小巷，立刻就是伸手不见五指，连豆大的灯光都看不到。大约是因为那一带的宅院都是围着高墙、犹如小小城堡一样的构造，大门也是紧闭的门板，连一寸缝隙都没有，那大门里面又竖着一堵名曰影壁的墙垣，更有两重三重的锁，所以家中不要说灯影，就连人声都漏不出来，只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墙壁在黑暗中默然延续。在那墙与墙之间曲折绵延的狭窄小巷，虽然我一开始走得毫无感觉，但那无休无止的黑暗过于浓密，又过于寂静，有时候我会在不知不觉间生出不可知的恐惧，像是被什么东西追赶一样，拔腿跑起来。
近代城市里的人大概并不知道真正的夜晚是什么样子。不，不用说城里人，如今就连穷乡僻壤的乡下街道也装有铃兰灯[58]，黑暗的领域逐渐被驱逐，人们都在逐渐遗忘夜晚的黑暗。我在那时的北京的黑暗中走的时候，想到这是真正的夜晚，而自己已经忘记夜晚的黑暗很久了。我不禁想起自己年幼的时候，在朦胧的罩灯光线下沉睡时候的夜晚，那是如何凄冷、寂寥、可怖、乏味，感觉到奇异的怀念。
至少在明治时代头十年出生的人，应该还记得那时候的东京的街道夜晚和北京差不多。我还记得，从位于茅场町的自己家到蛎壳町的亲戚家，也就是过了铠桥五六丁[59]的距离，我常常和弟弟一起上气不接下气地狂奔而过。不用说，在那个时候，就算是在下町[60]的市中心，也没有女人敢在夜晚独自一人出行。如果十年前的北京、四十年前的东京是那样的话，距今近千年的京都夜晚的黑暗与寂静又会怎样？我想到这里，再联系到“黑珠之夜”“夜之黑发”等词，对缠附在那时候女性身上的幽婉、神秘之感，有了清晰的领悟。
“女子”与“夜晚”，古今都是形影相随。但是与现代的夜晚用比太阳光更强的炫惑与光彩，将女性的裸体毫无保留地映照出来相反，古时的夜晚以神秘的黑暗帷帐，将深居的女子身影进一层地包裹起来[61]。渡边纲戾桥逢女鬼、赖光遭土蜘蛛妖精袭击之类的事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因为夜晚如此可怕。“欲借江波通梦境，伊人不见使人愁”“入夜翻衣睡，伊人梦里归”，还有其他许多关于夜晚的歌吟，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才会感同身受。想来，在古时候人们的感受中，昼与夜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的确，昼之光明与夜之黑暗，相去有多遥远啊！一到天明，昨夜那可怕的黑暗世界便骤然去了千里之外，晴空万里，太阳熠熠生辉。仰望那白日的光芒，回想昨夜的事情，会觉得所谓夜晚真是不可思议的梦幻，仿佛是方外异域之物。和泉式部歌曰“春夜梦阑当睡去，不堪手枕叹名声”，想起那短暂缥缈的枕边私语，就算不是和泉式部，也一定会感觉“春夜梦阑”。
女子总是隐在那常年漆黑的夜晚深处，白昼不显露芳姿，只在“春夜梦阑”的世界，如幻影般出现。其如月光般苍白，如虫鸣般低婉，如草露般澄脆，要言之，是黑暗的自然界诞生出的凄艳魑魅之一。昔日男女歌吟赠答时，常有将爱恋比作明月露水的，绝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般轻率意味。想到共度春宵之后的清晨，踏着庭院的草叶、被朝露沾湿衣袂而归的男子，露水也罢，明月也罢，虫鸣也罢，爱恋也罢，那关系都甚为密切，有时会有合而为一的感觉。有人攻击《源氏物语》以降的古代小说中出现的妇人性格千篇一律，没有个性描写，而古时的男子不是爱慕妇人的个性，也不是倾心于某个女性的容貌或者肉体。于他们而言，正如月亮总是同一个月亮，“女子”也永远是唯一的一位“女子”。他们在黑暗中聆听低语，轻嗅衣香，触抚长发，摩挲肌肤，而这到了天明时便不知消失到何处去的事物，或许便是他们心目中的女子。
我在小说《食蓼虫》中，借主人公的感想，写过文乐座[62]的人偶剧，如下所述：
……我耐心细看，那人偶师逐渐从眼中消失，小春也不再是文五郎手中的精灵仙子，而是端坐在榻榻米上的生灵。但即便如此，还是和演员扮演的感觉不同。梅幸与福助[63]无论演技如何精湛，总有些“这是梅幸”“这是福助”之感，而这个小春却是纯粹的小春，绝非他人。虽然没有演员那般的表情，可说略有不足，不过我以为，昔日风尘女子大约正如剧中那般，不显露喜怒哀乐的神色。生活于元禄时代的小春，恐怕恰是“人偶般的女子”。哪怕事实并非如此，来听净琉璃的人们所梦想的小春，至少也不是梅幸与福助的小春，而是这个人偶的形态。前人理想中的美人，必定是不肯轻易显现个性、心思缜密深邃的女子，所以这人偶的形态最为合适，若是有了什么特点，也许反而是一种妨碍。说不定前人把小春、梅川、三胜、阿俊[64]想象成同一张面孔。换言之，唯有这人偶的小春，才正是日本人传统中的“永恒女性”之面容吧……[65]
这种情况不仅限于人偶剧，看看绘卷和浮世绘中描绘的美人，也有同样的感觉。虽然依据时代和作者的不同，美人的类型也会有几分变化，但自那著名的《隆能源氏》以降的绘卷[66]中的美女的容貌，全都雷同，完全没有个人的特色，简直让人以为平安朝的女子全都是一个长相。在浮世绘中也是，女优的画像暂且不论，至少只要是关于女子的容貌，虽然歌麻吕有歌麻吕喜好的相貌，春信有春信喜好的相貌，但同一个画家，永远只画同一个相貌。虽然他们作为题材的女子的种类各种各样，有游女、艺伎、町娘、宫女等，但总是同样的相貌，只是衣着发型不同而已。而我们从这些画家作为理想而描绘的无数美女的容貌中，可以想象出共通的“美人”典型。不用说，昔日的浮世绘巨匠们，既不是没有分辨模特的个人特色的能力，也不是欠缺将之描绘出来的技术。恐怕他们相信，将那些个人色彩消除的方式，才是更上一层楼的美，才是绘画的真髓。
通常而言，日本式的教育方针，与欧美式的相反，是要尽可能地抹杀个性。就算是文学艺术，我们的理想也不是独创出前人未曾涉足的全新之美，而是自身也能到达古来诗圣、歌圣所到达的境地。文艺的极致——美，自古不变，历代的诗人歌者将这一样内容反复歌吟，努力追求极致。有歌曰“山麓攀登道纷纷，高岭望月只一轮”，芭蕉[67]的境界，简而言之，便是如西行[68]的境界，虽然随着时代会有文体或形式的不同，但目标所向，归根结底只是同一个“高岭之月”。这一点，绘画——特别是南画——比文学更为明显。南画中的杰作，山水也好，竹石也好，尽管依据个人的技巧，有各种相异之处，但从中体会到的神韵——或曰禅意，或曰风韵，或曰烟霞——总之那种犹如悟道般的崇高美感总是相同的，南画家的终极目的毕竟是要获得这样的意境。南画家常常给自己的作品题为“仿某某笔意”的附言，也就是放空自己，蹈袭前人的足迹。从这样的事情考虑，古来中国的绘画多有赝作，而且巧于赝作者甚多，其实也许并非是出于想要欺瞒他人的意思。对他们而言，也许并不在乎个人的功名，而只是享受与古人共鸣的乐趣。证据就是，即使是赝品，也倾心尽力，足以以假乱真，作画者必须有相当的技巧和旺盛的创作热情，绝非利欲熏心之徒能够做到的。既然是以穷极古人的美之境界为主旨，又不追求伸张自身，那作者的名字是谁也就无关紧要了。
孔子以复政于古之尧舜为理想，常常宣扬“先王之道”。这种不断模仿古代，想要复兴古代的倾向，是妨碍日本人进步的原因，但不论好坏，我们的祖先都有这份理想，即使是在伦理道德的修养上，也是以遵从先哲之道为第一，竖立自我倒是其次。尤其是女子，通常不是都认为，她们更要泯灭自我，摒弃私人的感情，湮灭个人的长处，努力以“贞女”的典范约束自己吗？
日语中有个词叫“色气”，很难译成欧美的语言。近来艾丽诺·格林（Elinor Glyn）发明的“IT Girl”[69]一词从美国传来，但与色气的意思还是颇有不同。电影中看到的克拉拉·鲍（Clara Bow）大约正是性感的“IT Girl”，但也是与色气最为无缘的女性。
昔日常有说法，家中如有公婆，媳妇反而更有色气，丈夫也会因此而欢喜。今日的新郎新娘，即使双亲健在，大抵也会分居，对那样的心理或许难以理解，但媳妇在公婆面前拘谨，在私下与丈夫缠绵恩爱，寻求爱抚——在矜持拘谨的态度背后，隐约可见此种情愫——那副姿态，让许多男子感到无法形容的魅惑。比起放纵露骨，内心压抑的爱情，要裹却又裹不住，时时会在无意识间、在言语或动作中展现端倪，更能惹男人心动。所谓色气，便是这种欲盖弥彰的微妙爱情。那种表现，在隐约和微妙之中出现，越是积极，越显得“没有色气”。
因为色气本来是无意识的产物，所以有人生来就有，有人生来不备。没有的人，不管怎么努力想要表现色气，也只会显得牵强。有人相貌美丽，却没有色气；相反地，也有人长相丑陋，但声音、肤色、体型等之中，却有不可思议的色气。即使是欧美，逐一观察女子，一定也有那样的区别，不过大多数场合，都是因为化妆或者爱情的表现太过技巧，显得十分挑逗，抵消了色气的效果。天生具有色气的人自不用说，就算是缺乏的人，尽力隐藏心底深处的爱情——或者是欲情——想要将之埋入更深一层的时候，反而那心情会带着一种风情展现出来。从这一点考虑，给女子儒教的、武士道的教育——也就是创造女子大学流的贞女，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创造最具色气的妇人。
通常都说，东亚的妇人，虽然在姿态之美、骨骼之美上劣于欧美，但在皮肤之美、肌理之细上，却是占优的。这不是根据我的粗浅经验得出的结论，而是多数情场老手的一致意见，欧美人中有同感者也不少。而我实际上还要再进一步，想要说，在抚摩的快感上（至少是对于我们日本人而言），东亚的女子比欧美更优。欧美妇人的肉体，色泽也好、比例也好，远观时虽然甚为魅惑，凑近去看，肌理粗糙，遍体汗毛，令人出乎意料地扫兴。而且，看上去四肢修长，似乎正是日本人喜欢的紧实身体，但实际上抓住手脚细看，却是皮肉松软，松松垮垮，没有弹性，毫无紧致充实之感。
也就是说，从男性的角度看，可以说欧美的妇人适合观赏而非拥揽，而东亚的妇人恰恰相反。以我所知，若论皮肤的滑腻、肌理的纤细，以中国妇人为第一，而日本人的肌肤也远比欧美人的细腻。即使肌肤并不白皙，在某些场合，那带有浅黄色的肤色反而更增添了深幽含蓄。毕竟，作为从《源氏物语》的古时直到德川时代的习惯，日本的男子没有堂而皇之清晰欣赏妇人全身的机会，总是在灯影幽暗的深闺中，爱抚小小的一部分，因而可以认为，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克拉拉·鲍流的“IT Girl”，和女子大学流的“色气”，孰优孰劣，虽然应该听凭各人的喜好，但我担心的是，像今天这样美国式的暴露狂时代——低俗娱乐流行、女性的裸体变得毫不稀奇的时代，“IT Girl”的魅力不是也会渐渐消失吗？不管怎么样的美女，也不可能比全裸更加裸露，而如果大家都对裸体变得熟视无睹的话，即便是“IT Girl”，最终也是挑逗不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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