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意向直接受到了流行政策的鼓舞。提出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唤起了人们的热情。诗人严阵对形势作了完全乐观的估计：“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乌，全在歌唱。”杜运燮以《解冻》为题表达了同样的心情：“是花的都在开，有牙的都绽出来，欢呼这爱抚的手，拿出最好的，一切从头创造，过去的已经深埋。”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诗歌，它在现实面前的清醒期是短暂的，而且即使是醒悟的诗歌，也仍然是在旧日的轨道上运转。《草木篇》等一类诗歌之所以有点新意，那仍然在于，它企图表现生活的另一些不常被人注意、很少被人谈论的方面。作者写这类诗，总是感到生活中多了点不该多的东西，少了点不该少的东西，如流沙河说的“有感于情，有结于心”，不论是那些缠绕丁香致死而又窥视着另一个目标的“藤”，还是在“暴风”面前百折不弯的白杨之剑，不论是公刘的《刺猬》那种“不即不离”的处世哲学，还是丁芒的《豪猪》的自我孤立，都是有感而发，力图匡正时弊的，因而也是忠实于当时提倡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但是这种忠实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实践一旦触及了生活的真正的弊端，便遇到梗阻。养花人只能永远在梦中，他一旦醒来，从而觉悟到“从今天起，我的院子成为众芳之国，让我们生活得更聪明，让所有的花都在她们自己的季节里开放”的时候，也许就是招来失望的时候。养花人的爱好并没有改变，他仍然钟情于一种类型的月季花。杜运曼因为欢呼过“解冻”而引来了严厉的批判：“解冻这个名词并不陌生，半来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诗文中就出现了不少。他们把解放后几来比作冬天。他们憎恨新社会，憎恨共产党，认为过去几来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对他们是强大的压力。……杜运燮对此却表现了很大的热情……”
6月公木发表了《鞍山行》。在这首诗里，如同沐浴着共和国初升的阳光的人们一样，他由衷地歌唱着新生活的欢欣：“太阳从密排的街树梢上探过头，满脸淌着大汗向我热烈地招手。花花绿绿喜气洋洋的拥挤的人群，踏着大秧歌的舞步迎面走来。”他的诗通篇都是这样充满着光明、信心和兴奋的情绪，这是由于“修满了两头沉和皮转椅的苦功”，“结束了黑砚池和蓝墨水的航行”，他终于怀揣组织部的介绍信走上了生活的大街，他向自己呼喊：奔向前去，“以你的全部爱情和忠诚”，他为自己能够生长在“毛泽东的太阳普照的国度”而感到骄傲和幸福。这首诗和别的一类颂歌不同之处是，在较早的时候，他便在这样大家都写的，而且大体上也都写得一样的颂歌中，添加上了如下八行诗句：
挥起十丈长的铁扫帚，
扫掉那一层层的结在记忆中的蜘蛛网，
连同那些粘在网上的发霉的尘土，
都彻底打扫净光！
那些由于自私而变矮的人形，
那些由于忌妒而歪邪的眼睛，
那些由于猜疑和作伪而患梦游症的灵魂……
像泼掉一盆泛着肥皂沫的洗脸水，滚它们的吧！
这是在新生活的光明颂中，表示的对旧生活渣滓的批判和扬弃，其用意是非常鲜明、积极的。但是，它却遭到了旧观念的抵制和批判。他们认为诗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既然生活已经变得透彻的光明，那在诗中鞭答阴影便不是善意的。8月号《诗刊》以“读者对去本刊部分作品的意见”的方式，对此作出了反映，认为这诗“表现了作者对党的不满情绪”，“读者还责问作者是站在什么立场，把我们党说成那么自私、忌妒、猜疑和作伪，特别是当右派分子正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这种逻辑就是只能是一片颂扬的声音，生活是不可能有缺点的，要是触犯了这样的禁令，那就是“对党不满”。这种语言和逻辑都是可怕的。
诗歌试图干预生活，但是它无法达到目的。有些诗人因而付出了代价。从开始到现在，诗歌一直是在被指定的现实主义——即诗歌密切地和现实生活保持联系，积极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发展，并为之鼓吹和鼓动的传统的道路上发展的。它业已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也不妨称之为当代诗歌的主流。事情就发生在现在，这股诗的潮流被一块礁石挡住了，它力图冲过去，但是只溅起了一些浪花。水流还是沿着礁石两边平稳地向前流去，但它的流向和流速已经有了改变，不再是那么浩浩荡荡和笔直的了。
因为触及生活中的陈旧和阴暗，而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一事实提醒了诗人，这种干预既然不被提倡，只好转而他求。“战歌”的路子在国内的现实生活中未能畅通无阻，打了一个漩涡，再回到熟悉的颂歌的路子上来。以后，是“大跃进”。“大跃进”期间的重大错误，文件已有明确的叙述，大体是：从战争的环境中走出来，当时的领导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毫无经验，对经济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国的经济基本情况没有科学的分析与了解，战争的胜利以及经济恢复工作的取得成效，使那些领导人滋长了骄傲情绪，他们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无视客观条件，继提出“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之后，立即轻率地提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当时的现实是，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几亿人民处于饥饿状态。但这一切，在号称忠于现实主义的诗歌中完全看不到——当现实生活中的弊端已经趋向严重的时刻，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便显得异常微弱。这个时候，反映生活中的实际样子的要求，便退居次要地位，现实主义的原则似乎又被解释为诗歌应当维护现实生活在人民心目中既定观念的原则。这时的诗歌在严肃的生活真相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一些诗歌自动地回避生活中沉重与严酷的画面，转而寻求那种粉饰生活的田园情趣的再现。
短暂的清醒期过去之后，一部分诗人的确在现实的积郁以及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了眼睛，他们在现实面前退却了。的过火斗争所带给人们的心灵的创伤，的左倾狂热所造成的大破坏，这些已经不是个别和局部的阴暗面。但在“光明”的诗篇中都找不到这些，人们不再敢在现实面前“说长道短”。总的趋向是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在诗中看不到了。粗暴的工作作风，加上对于科学的无知所卷起的狂热，在这样的气氛之下，经济的凋敝和生活的艰难，亟待文学的表现，而不幸的是：现实主义的精神却丢失了它的使命感。
本来，诗歌的作用是宽广的，诗歌即使反映生活，也没有必要亦步亦趋地被动地尾随在生活的后面。但以来一直在这么强调二者的紧密关系，而当生活中真正发生了灾难，这种原则却消失了。“回避”是一种基本的趋向。6月号《诗刊》以头条、单栏的显著地位，发表了组诗《江南曲》。当时“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呈现，虽然由于粮食的极度匮缺所造成的严重浮肿病的高潮尚未到来，但现实生活中的危机不仅是存在着，而且已经显露出来了。但这组诗里所反映的却是甜蜜的、超脱的桃花源般的生活。这样的诗，本来就有它的存在的理由，本不值得奇怪。但是它却在这样的时刻，以这样令人注目的强调的方式出现，的确是当时诗歌的一种值得注意的动向。它说明了很多，是一种明显的失望之后的愤激和落寞，也是一种对于旧有原则的背叛。这是《月下的练江》：
月下的练江，一条链，
白雾里飞出一队小船，
它像一群低飞的水鸟，
静静地穿过了重叠的茶山。
船夫们用竹篙抵着河滩，
船篷里的火光一闪一闪，
船夫啊，天色已经这么晚，
为什么还不泊下你的船？
船夫捧起江水洗了洗脸，
抬手指着隐约的远山：
歌声和新茶早把山谷填满，
这么好的月光，我怎肯停船？
船的咿呀声由近而远，
江水静了，船影渐渐不见，
只有那股茶香久久地留在心上，
月下的练江，一条链。
这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生活的现实越是严峻，诗中的意境就越是轻松；生活中充满了“大放卫星”、“敢想敢干”等的浮嚣的声浪，诗中却静如止水——月下的江如一条链，雾气迷茫之中荡出一队小船，如一群水鸟（无声的水鸟）静静穿过重叠的茶山。这首诗的主题仍然是劳动，但它把劳动的主题隐藏在静谧的景色的后面，我们只是从“歌声和新茶早把山谷填满”了解到这些小船是月夜采茶归来。“这么好的月光，我怎肯停船”，究竟是生产的要求（新茶“填满”了山谷）还是欣赏的要求（“这么好的月光”）占据了诗人和船夫的心意？这里，明显地表现出了与“大跃进”民歌截然相反的追求——对于诗自然的美，已经有了新的醒悟，也可以说是，一之间，至少是一部分诗人已经开始抛弃那种简单和单调的“豪言壮语”。
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大跃进”民歌中有一首《月儿弯弯像河船》：“月儿弯弯像河船，千条银蛇水中闪，竹管落水似鹭鸶，不衔鱼虾衔泥丸。”在这里，自然界的美景是不被关注的，月儿弯弯，人们欣赏的并不是它所造成的美景，很快就落到：它像河船，而河船是用来挖泥的。千条银蛇显然是船上的灯火，人们无心去欣赏那月夜的江水是多么的静，人们关心的是“两岸木锨轮番转，多少烂泥上高田”。在这里，生产的兴趣，早已夺走了自然美景的吸引力。著名的《小篷船》，开头展现的也是一片嘈杂而忙乱的夜间劳动的场面，也有江河，也有星星，只是它的情调与《月下的练江》完全不同：“小篷船，装粪来，惊飞水鸟一大片，摇碎满河星，摇出满囱烟。”船儿驶过，水鸟惊飞，河里的星星散乱，而且突然地跑进来“满囱烟”，这景色是有意被破坏的零乱和嘈杂。
由《诗刊》刊出《月下的练江》所展示的倾向，的确表现了对于“大跃进”民歌那种浮夸的诗风的批判。它不再热衷，甚至完全不用那种政治化了的词语，它再现生活和自然的美景，它也远离了那场狂热的“革命”。但与此同时，它的确也远离了血淋淋的现实，现实生活的痛苦和伤痕在这里，全被那些优美的描写所取代。这一组诗中还有一首《晚霞》，新安江上“晚霞和落花追着流水”，劳动一天的人们回来了：
妈妈放下肩上的锄头，
把带来的野花洒上水，
爸爸拿出雪白的毛巾，
擦洗着满脸的煤灰。
从托儿所回来的孩子，
打扮得像新月一样美，
她那黑色的发辫上，
插着一朵红蔷薇。
显然，这是被美化了的生活。这样的诗篇也许可以看做是对于那种豪言壮语的反拨，但是，如同一前他写“祖国喜事多又多，喜得我心里像滚锅。桌上铺下千张纸，我一口气要写万首歌”或是“祖国跨上千里马，黄金时代来到啦！一夜写出诗万卷，也写不完祖国的新变化”一样，没有人责备昨天的浮夸，也没有人责备今天的虚假——多么严重的饥荒和贫困，这诗却如此加以粉饰：给野花洒水，用雪白的毛巾擦脸上的灰……并没有人问一问：“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事实自然提供了这样的论据，这里是安全的。当一条道路走不通，而且碰得鼻青脸肿的时候，人们寻求较为安全的道路来走，这是合乎逻辑的。
回避尖锐的生活内容，把生活渲染得美如天堂，对于担惊受怕的诗人，不妨是一条出路。但对于有着现实主义传统的当代诗歌来说，它始终未能成为一种主潮。它只是在一部分诗人那里延续着，没有产生大的影响。没有人大声地赞美，也没有斥责，到了初，“三困难”时期的最严重的，有的诗人仍然唱着这样的一些桃花源里的充满了田园之乐的“仙曲”。这是一首《水乡行》：“水乡的路，水云铺；进庄出庄，一把橹。鱼网作门帘，挂满树；走近才见，有个人家住。要找人，稻花深处；一步步，踏停蛙鼓。蝉声住，水上起夜雾，儿童解缆送客，一手好橹！在这首诗里，没有时代的印记，也没有现实生活的辛苦和沉重，干脆把以往诗与现实的要求予以抛弃。
这种以回避生活的尖锐内容为特点的诗，给生活贴上一层美丽的外壳，造成一种甜蜜的华靡的风格是大体一致的。例如这样一首《赶场去》：“半山飘着弯弯路，飘出茫茫云，又钻迷迷雾。挑挑担儿雾中去，背篓，竹筐云里出。雾里闪过花头巾，云中隐现蓝衣服。……卖山货的人马翻山谷，丢一串笑声在山谷。”
在诗人的笔下，生活中充满了笑声和花头巾，但这只能是人造的“茫茫云”和“迷迷雾”，而并非当时的真实。还是这位作者的《深山笛声》——
牧娃挥笛脆声笑，
羊群横山滚过崖，
唉哟！肥肥的羊儿挤攘攘，
我担心会凌空掉下来，
可那远去的笛音，
飘飘逸逸，
越吹越自在。
这些诗句，让人想起古人的“短笛无腔信口吹”。整个画面和情趣都是过去时代的。前面引的《水乡行》，其中的名句“走近才见，有个人家住”，其情调也酷似秦观的《秋日》：“菰蒲深处疑无地，忽存人家笑语声。”这种倾向的出现，当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出路。但这条从古人的诗词中讨取灵感，而且刻意地掩饰真实生活的矛盾，表现虚无缥缈的“人间天上”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可供更多诗人驰骋的道路。特别是在当代诗歌十分强调与现实生活联系的创作思想支配之下，决定了它只能是一道不可能发展的细流。它没有断绝，但也没有发展。说它没有断绝，是说当诗歌由于反映生活的真实而发生梗阻的时候，诗歌失去了惯常的轨道，这时，这种不着边际的诗风便给它一条求生存的通道——轻飘飘的风花雪月便会应此而生（风花雪月不是不好，而是它所扮演解决危机的角色不好，其实，本来风花雪月也可以是堂堂正正以正面的角色出现在诗的世界的。可是，总是因重视政治而歧视它。而诗若真的触及对于政治的批评，往往会产生触电那样的效果；于是又躲开政治，躲到了风花雪月——被轻视的风花雪月中来！这是十分矛盾而又尴尬的处境）。
即使是这样一条“风花雪月”的“避风港”，仍非久居之所。因为我们的诗歌总是入世的，是鼓励要为现实生活的各种斗争积极服务的。长久的“回避”必然会被认为是脱离政治、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这从根本上讲是不被认可的。这不是解决矛盾的有效的方式，实际上也没有更多的诗人这样做。当代诗歌等待一次大的转折，就是说，当一片批判的浪潮卷过来的时候，诗歌创作向何处去呢？特别是，当时开始的这场批判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以《诗刊》为例，它创刊于1月，正常的和平安的日子大约有半。7月号，它开始批判“右派”的运动，7月号为《反右派斗争特辑》，臧克家写了“代卷头语”——《让我们用火辣的诗句来发言吧》：耳边响着一片战斗的声音。……这声音，从生活的实感里发出来，从爱护党，爱护社会主义的真挚热情里发出来，它钢鞭一样向右派分子、野心家们呵斥，抽打，毫不容情……诗人们，站起来，站到斗争的前列上来，任何冷淡，客观，不关痛痒，都和诗人的称号不相称。……在解放后的每一次运动里诗人们都是用诗作为武器参加了战斗的。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里，诗歌，应该用不着号召自己就会响起来的吧！7月号的《诗刊》，只是不指名的批判，8月号发表《“草木篇”批判》，开始了点名批判的运动。9月号，点名批判艾青，并发表了综合性的批判文章：《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这是一篇综合一段时期以来全国诗歌创作中从政治乃至风格、“情绪”（“灰暗情绪”）所进行的总的批判。实际上由此掀起了诗歌界的批判运动。这个批判，从
下半开始，一直进行到，从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一直延伸到批判卞之琳的诗风。5月《诗刊》，“以我们不喜欢这种诗风”，“奥秘越少越好”等读者来稿方式对卞之琳表现“大跃进”
“十三陵水库土地杂诗”展开批评）；以《什么样的思想感情》为题，批判蔡其矫的《川江号子》、《宜昌》等诗“以旧眼光来看我们今天的新生活，呆滞的、冷冰冰的情感来吟咏今天沸腾着建设声浪的城市，对现实形成了歪曲”。这种批判是从认为某些诗篇政治倾向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而开始的，结果无限制地扩展开来，在三之久的不断扩展中，事实上已经扩大到了非政治性的领域。
事情的发展是富有戏剧性的。这场批判的点名文章是由沙鸥起始的（当然，整个事情非个人所能决定或左右），最后（可能也并非最后）落到了沙鸥的头上，以批判沙鸥而作了阶段性的总结。
到了5月，批判的锋芒最后指向了最早向《草木篇》以及艾青发起批判的沙鸥身上，周建无的《沙鸥是怎样的一个诗人》指出“他忽而左，忽而右，忽而主张这个，忽而主张那个，忽而反对这个，忽而反对那个”。文章批判了沙鸥“狭隘的自我表现和陈旧的自我抒情”，“游山玩水，吟风弄月，有的是闲情逸致，也有的是一个人的暧昧感情。”并且指出沙鸥也写了不少“暴露黑暗”的、用阴暗的眼光看待新社会的讽刺和寓言诗。当然，批判运动并未因而终止。事实上的下半批评仍在继续，6月号《诗刊》还在批判类似的《咏古蓬和吊屈原》。该文指出：“借古喻今或借物喻人来含沙射影，隐晦地发泄其不可告人的反动思想，这种手法并不新鲜。在过去许多次斗争中，我们早已领教过了，而类似同样的手段也不过如此，可见，一切具有反动思想的人早已日暮途穷，他们的武库中早已拣不出更多武器，这类武器也早已生锈和不堪一击了。”
整个局势让中国的诗人们沉思，诗歌为现实服务已经遇到了新的挫折，新诗的发展必须寻求一条新的通道，不然，整个的发展将受到窒息。
注释：
见《诗刊》（1月号）。
见《诗刊》（5月号）。
见《诗刊》（2月号）。
见《诗刊》（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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