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形势的稳定和认识的趋于冷静，给诗歌艺术的繁荣提供了保证。一方面，狂热之后的冷静使人们有机会回顾前些的过失，从而产生了审慎的和实际的对于现实的态度。那种沉湎于不着边际的梦幻曲，人们已不再唱它；那种肤浅的“巨大”的“浪漫主义”形象，人们也失去了兴趣。诗歌的形象已经从遥远的天边回到了人间。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严重的失误（从政治上到艺术上的）而产生了不敢再轻举妄动的心理状态，使诗歌艺术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时机。政治上相对安定，对于艺术的干预开始减少，诗歌便会按照自身规律而“启动”，诗歌艺术的灵魂重新得到召唤。政治要求于诗的少了，艺术要求于诗的就必然增多。诗作为一种艺术而不是作为政治的变形的观念重新回到诗人中来。诗歌作为艺术，要求艺术地再现现实生活，而不是如同前几那样作天上的邀游，从云端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当代两位最主要的诗人，在这个时期都写出了中最优秀的诗篇。贺敬之继《放声歌唱》之后的三篇重要的作品均诞生于此时：首先是《桂林山水歌》，篇末自注：“7月作，8月整理”；而后是《西去列车的窗口》和《雷锋之歌》，均作于。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桂林山水歌》。曾传闻说，贺敬之本人并不喜欢此诗，贺本人对此亦不否认。这种不喜欢是有原因的，贺敬之是位政治性很强的诗人，他以后的作品几乎全为重大题材而作，所以说，不是重大题材，他不写诗。《桂林山水歌》尽管仍然摆脱不了贺敬之式的强烈政治性（它仍然是借山水以表现时代），但它毕竟是惟一的一次纯粹由于自然风景的触发而产生诗情，而且他是那样忘情地陶醉于桂林美丽的山水之中。这种因山水而忘情的情况，在贺敬之，几乎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切，当诗人处于事后冷静回想时，引起自己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正是这一点，为我们提供了最有力的艺术重新得到召唤的证明。不必对全诗作出分析，只要读一读开始四句，便有充分的启示：
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
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
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仅仅是“如情似梦”中“情、梦”两个字的使用，我们便可感受到一种艺术和美重新得到尊重的最初的气息。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以形象鲜明、气势雄伟、富有时代感而著称，它的长处不是对于具体某物的细致描绘，它的长处是巨大的概括力。不是创造性的对于现实特征的捕捉，也不是艺术上精雕细镂，这些并不是他所追求的。这里不同，这里体现着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有一种在艺术上超越前人的抱负。
写桂林山水，似乎到了唐代的韩愈手里，已经到了极限，无以超越了，韩愈在《道桂州严大夫》中有两句被人叹为观止的名句：“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他用青罗带来形容漓江的水，用碧玉簪来形容桂林的山，两件女性的饰物，写尽了桂林山水柔美的风情。衣带如水，碧髻似簪，桂林仿佛就是一位古装的柔美的女性，迎风临水站在我们面前。
当贺敬之着手“整理”这篇的旧稿时，他面对着一种十分有利的气氛，这种气氛鼓励他至少可以无顾虑地去作超越前人的艺术追求。他可以有充裕的可能在前人没有涉及的领域探索新的美。他没有在青罗带和碧玉簪的光辉面前气馁。他不再拘泥于以实比实，而采用以虚喻实的办法。桂林的山，不再是妇女发间俏丽的碧玉簪，而变成了云中的神、雾中的仙；漓江的水，也不再是妇女腰间柔软飘拂的青罗带，而变成了深的情、美的梦。神仙是谁都没有见过的，但是云雾之中影影绰绰出现的仙女的形象，却能够唤起人们捉摸不定的美感。情是什么样，梦又是什么样，这也是不确定的，悠悠流过的、深得发黑的漓江水，留给人们的印象是难以具体描述的，青罗带也只能传达出美感的一部分。贺敬之抛弃了习见的方式，他让我们看到的不是漓江水的具体的样子，而是启发我们去想象那最深沉的情爱和最美丽的梦境。虚写的结果，反而获得了最具体的效果，神姿仙态也好，如情似梦也好，都没有如实地描写山水，这只是启发你的想象。神仙有多么优美的姿态，桂林的山就有多么优美的姿态；情爱和梦境有多么深沉多么美好，漓江的水就有多么深情多么美好。正如雨果说的，“想象就是深度”。
在长久的写实图形的传统气氛之中，在刚刚过去的稀奇古怪的浪漫主义巨大形象泛滥的时刻，这首《桂林山水歌》的出现确是一种美的归来的征兆。尽管这种征兆像是雨后的彩虹，只是一种短暂的存在，但是却留下了美丽的印象。《雷锋之歌》和《西去列车的窗口》出现在这个短暂繁荣的收尾期，已经明显地打上了当时政治气氛的印记，但是艺术上的精神上的追求也打上了印记，这两首诗同样取得了超越过去的最好成绩。
在这个时期，郭小川同样写出了他一生中的最优秀的诗篇。长句型的诗，如《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青纱帐甘蔗林》，《秋歌》一、二、三；短句型的诗，如组诗《林区三唱》的《祝酒歌》、《大风雪歌》和《青松歌》。短短的前后三中，他为自己赢得了值得称道的成就。郭小川是一位清醒的美的追求者，虽然他和贺敬之一样，毕生实践着斗争的文学和斗争的诗歌，同样是政治使命感很强烈的诗人。但他也始终处于艺术竞技状态之中。这种艺术上的不满足感在进入这一繁荣期，得到了新的爆发。
，当他着手编选十自选集《月下集》时，正是他的创作获得盛誉，由不引人注目一跃而为当代重要歌手的时候，他发出了真诚的不满的呼声，他对前此那种在高昂的政治气氛中“情不自禁地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的创作实践由衷地失望。他说：“这期间，我写的诗大部分实在不成样子”，“我往往非常不安。我能够总是让这淡而无味的东西去败坏读者的胃口吗？”当整个诗坛仍然处于一种忽视艺术的政治狂热中的时候，郭小川发出的是与当时气氛很不和谐的提高艺术性的呼声。“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他说：“我是越来越感到不满足了，写不下去了，非得探索新的出路不可了。”
郭小川没有空发议论。果然，进入，他用崭新的诗歌艺术刷新了自己的纪录。以《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的出现，如同当《致青公民》的出现一样，同样地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新诗风。以《甘蔗林青纱帐》的开头为例：
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
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
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
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地布满浓荫，
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啊，也一样地鸣奏嘹亮的琴音；
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地脉脉情深，
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啊，也一样地照亮大地的清晨。
不再是单纯的对于现实的摹写，也没有浮泛的政治空喊，从现实的感受出发，他力图表现出把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时空组合在一起以构成一种既香甜又严峻，既遥远又亲近的错综复杂的情绪。他赋予眼前的甘蔗林和往昔的青纱帐以象征的意味，美好今日与艰难的自然对比，从中概括出一种如他这样从战争来到和平时期的人的情怀，一种的自豪与深沉之感。在这里，甘蔗林里的浓荫和“载着阳光的露珠”已经杜绝了空洞的说教。诗的技艺不再是不重要的了，尽管这仍然是抒发政治激情的诗篇，却笼罩着浓郁的艺术气氛。诗作为艺术，从这里开始，能够堂堂皇皇出现在现实生活中。
对于这种气氛，未曾淡忘于诗的艺术的人们，好似久经饥饿，一旦得到食物，往往倍觉贪馋，易于对久违的艺术表现生活倾注极大的热情，他们总想把生活彩饰起来，而不论现实的存在仍然是荒芜的和灰色的。他们把生活理想化，按照自己想象的逻辑给以华丽的外衣，这样做，在缺乏营养的尚未过去的时候，正是为了自我满足和慰藉他人。
但是，在他们华美的笔下，总是显示出不易让人相信的气氛。如沙白写的《水乡行》：“水乡的路，水云铺。进庄出庄，一把橹。……要找人，稻海深处；一步步，踏停蛙鼓……”诗人的本意在于写出生活的美好，竭力画出一幅太平盛世的景象。但是，经过大的破坏之后，短时间内并没有出现“国泰民安”的太平景象，自然的风景也没有这么迷人。那时“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现实生活里，还埋藏着不安定的因素。诗人显然是由于不甘久远的衰败，而主观地要给生活添加一些明亮的色彩。张志民的《西行剪影》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是有纪念意义的作品。从《王九诉苦》一类的凄冷沉重到《西行剪影没一类的艳丽轻松，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而且，后者明显地受到了旧诗词的滋养，这对于一贯借鉴民歌的作者是一个突破的进展。例如他的《南疆路》：“南疆路啊长无尽，条条彩带上昆仑。牛一群，羊一群。……水里蛙声唱流水，一曲莺歌入枣林。迎风听琴鼓，举首望新村。花阵阵，柳纷纷。谁把长虹河边挂，翻身女儿浣红裙……”总的来说，由于长久的干涸，诗风在转向华美。但由于缺乏坚实的依据，所以，总有点“强颜欢笑”之感。被过分美化的现实犹如海市蜃楼，那种空虚感是“先天性”的。这是些“无根”的诗，经历过艰难的人们的思想情感，在这些被涂抹得过于艳丽的色彩面前，失去了它的自然和真实的形象。民众此刻的所思所想，也得不到真切的表达。因而，初期艺术上的成熟，并不意味着诗歌找到了它的出路。
开始的当代诗歌的对于现实态度的转移是根本性的，它不再以反映现实，表现生活的过程为基点，而转向了表现“激情”的“浪漫主义”的“精神”。这变得比一切都重要，“激情”的燃烧可以产生一切，而不是先前那样的专注于事物的客观变化。诗歌在变得近于偏执的随心所欲，充满了主观性（而不是先前的客观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类的“哲学”仍在支配着诗的逻辑，人们依然充满了随时随地都能创造人间奇迹的狂热。但是这种狂热在“天堂”的轰毁面前冷却了下来。
这对于诗歌的发展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但一个潮流既已开始，尽管遇到了挫折，但河道却不会因而改流。它只能在原有的河岸上寻求出路。而事实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观念并不因“大跃进”的挫折而得到改正。它仍然发展，在特定时期甚至愈演愈烈。
对于诗歌来说，狂热虽然退去，但处于昂奋状态的“激情”的潮流，需要找到新的“洪口”，不然就要冲决堤坝。
正如以后新诗面临着向前发展的困境时，是“大跃进”解救了它一样，如今，仍然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解决了新诗艺术面临的难题。这种解救就是，那时提出了阶级斗争要讲，月月讲，天天讲。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政府提出了调整的方针，用果断的措施以阻止经济向更坏的方面发展。几乎与此同时，更为极端地提出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和世界革命的观念。“斗争的主题”闯入彷徨新诗之中，它填补了空虚，使新诗获得了起死回生的转机，新诗因这种“斗争”而获得了新生命，这个现象，有人把它概括为“的战歌传统”。
这一诗歌现象，从积极的方面讲，在国内经济建设由于方针的失误而造成重大的损失，以及国际上的某些威胁行为所造成的重大压力面前，身心疲惫的人民须用自立自强的信念以振奋精神。这时候，积极昂奋、乐观向上的诗篇成为迫切的客观需要。“雷锋”主题于是应运而生，这位平凡而普通的人，他乐于助人，严以律己，用一种感恩的和克制自持的力量，力图使自己成为更加纯粹的人。他的出现不仅在实际生活中，而且也在诗中引起了一阵持续很久的热潮。
，对于当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总是十分敏感的贺敬之以雷锋为题写出了长篇抒情诗。在这里，雷锋作为一位具体的普通战士的形象依然存在，但是诗人专注的却是雷锋作为精神力量的存在。他不再关注于雷锋这个普通农家孩子的短暂一生，而只是充分重视由雷锋所能引发而来的“雷锋精神”。作为一种主题，如同旧日歌唱刘胡兰式人物的写实一类，人物赞的方式已经消失，而借具体人物以歌颂一个革命观念的兴趣正变得浓厚起来。诗人们习惯于在这些观念上倾注他的激情。《雷锋之歌》，或是更多的关于雷锋的歌，已不再是英雄史诗的叙事主题，而是抒情主题，寄托着革命激情的抒情诗的主题。《雷锋之歌》尽管可能比一般的叙事诗还要长，但终究只是一首抒情诗。这是当代诗歌的一个特异现象。
对于精神贫乏的现实，雷锋的出现当然是一片红光。在相当长的时间，人们一致认为《雷锋之歌》的成功，在于它通过对一个英雄战士的歌颂，歌颂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风格和精神，这无疑是正确的。《雷锋之歌》直至今天仍然保存了它的魅力，它概括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
但当我们把一个具体的诗歌现象放在整个历史的发展中加以考察，我们便会发现它的全部优点也隐藏在时代给予的局限之中。一个评论家在论及《雷锋之歌》时说，诗人为自己规定了一个艰巨的任务：从纵深方面充分地发掘雷锋精神的时代意义……他在“向雷锋同志学习”中探求伟大的精神力量，是在“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上找共产主义的诗意。还有一个批评家指出，这首诗“不仅揭示了雷锋的生命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也深刻地表现了我们高昂的、朝气勃勃的革命时代精神。……诗人写雷锋的成长过程，完全摆脱了一般的呆板叙述的方法，而且经过提炼使之升华为更富于诗意的形象。”上述所指出的都符合于这首长诗的实际，它是优点，但也呈现着弱点，原因在于，它是雷锋，但又不会是雷锋，雷锋平凡的一生给人启示，但不可能给人这么多的启示。“面对整个世界，我在注视。从过去，到未来，我在倾听……”似乎雷锋的出现，能“给历史以回答”：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诗是尊重联想的，它允许引申和由此及彼的延伸。但问题在于，雷锋这一具体的青战士形象能否负荷得了这么多的内涵？要他承担“从过去到未来的”的大启示，以及要他作为一个举世震惊的能够发出“如此巨大能量热核反应”的“装置”，他是否能够胜任？
这只是一个优秀诗篇所提供的事例，它代表了一个时期诗歌的倾向。人们以极其迫切的心情寻求那些“恰当”的“对象”，以使它能够包含（办法是“装填”和“镶嵌”）更大的和更多的时代精神。起初，大家都有极良好的动机，都力图使诗歌超脱于过去那种爬行的和“鼠目寸光”的写实的倾向，而力图“发掘”蕴含在那些普通事物中的革命哲理和革命精神。这些趋势，都由当代最有影响的诗人开始作艰苦的寻求。
郭小川写于的《乡村大道》，的确为我们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诗的境界。一条普通的乡村大道，在诗人的笔下，却幻变为寓意深刻的包含有丰富哲理的人生道路。乡村大道，它像险峻的黄河，常常会有“突起的风波”，它又像干涸的河道，石头和乱草全使旅人受尽“颠簸”：
乡村大道，我爱你的长远和宽阔，
也不能不爱你的险峻和你那突起的风波，
如果只会在花砖地上旋舞，那还算什么伟大的生活！
这是一条概念中的、抽象的路，而不是一条实际的、具体的路。诗人只是借路，“装填”进去他对生活的暗示和思考，而不是如同诗人们所崇尚的那样，路就是路，就是一条你我曾经走过的路，或者就是母亲送子参军走过的路。例如蓝曼的《送》，其实写的就是很具体的一条路：儿子应征入伍，母亲默默送他，他们走过村外的路，这里，种了一排幼树，幼树过去是一畦畦的菜园，他们上了小桥，桥下一道清流，走近一道土岗，那里有一个个坟地，“娘望了望坟地，心里的话啊，始终没有开口”。他们每走过小路的一个地点，母亲总想起他们一家的遭遇，具体的地点，引起具体的回忆，其中如这样的描写，都是很具体，很实在，很忠实于现实的。这是母亲经过长了一排幼树的小路边时心中想的：“他爹给地主当长工，这条路磨穿了千双鞋，每寸土上都有他爹的汗，不管三伏的太阳晒，不管三九的北风寒，挂起锄头又拿起镰，放下犁杖又扛起锨。”路走到尽头，回忆也到了尽头。最后是他爹受苦受累凄冷的死：“装殓只用一张席子，和一床仅剩的破被。”
这样的诗是典型的的风格，这里交织着昨日未能忘却的痛苦，以及今日无尽的幸福感和责任感。路就是生活的路和历史的路，它并没有被装进去更多的含义。到了，对于“浪漫主义”的向往和实践已经代替对于现实的忠实，它热衷的是让诗歌能通过具体的场景装进去更多的革命激情和更多的时代精神。它的基本方式不再是亦步亦趋地摹写，而是借助那具体现象的袋子，张开口，让它装填着和镶嵌进去更多的理念，而后，借助一点物象的“启示”放开来，对这些能够引起联想的物象进行不加限制的扩展。先前的那些忠于生活的原则，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人们格外珍惜的是先行的或现成的观念，为此而去寻找适当的对象。一旦找到，就奋力在上面“发掘”精神。
注释：
闫纲：《雷锋——唱不尽的歌》，《诗刊》（8月号）。
陶阳：《读“雷锋之歌”》，《文艺报》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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