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很肥，河却流瘦了。
红红的如同火球一样初升的太阳萌动在草地边缘，欲分娩将分娩似的，这是她最生动、最美丽的时刻。天地间没有声音，连风儿也是静悄悄的。刚刚睡醒的草地上充满动感的藏羚羊闪电般一掠而过。
公路上来往的一半是汽车，一半是牦牛……
几乎数十年不变的五道梁的清晨又一次展现于我的眼前。
如果你以为我对这种印象的感觉十分惬意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算起来，五道梁让我不寒而栗的恐惧感在四十一年前就开始困扰我了。
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我每次看五道梁的太阳，总觉得它是一颗伤心的泪珠……
海拔四千八百一十八米的五道梁所处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在中国恐怕唯有它是最自豪、最气派了：左手拎着昆仑山，右手拉着唐古拉。但是，你站在它的胸部向四处瞅去，却看不到山。天和地在这里吻合在一起了。风大且猛是出了名的，人们戏称：它一年只刮一次风，从大年初一刮到大年三十。我从一份历史资料上得到这样两个数字：一九五四年青藏公路刚通车时，兰州大气研究所测定，五道梁的风是十四级飓风，一年中的最低气温达零下四十摄氏度。
五道梁是青藏高原八百里永冻层的一部分，一年四季不管哪个季节，它似乎都没有生命的意识。
太阳结着冰，月亮锈蚀了。
结冰了，才有乡愁；锈蚀了，好长的故事。
它不是村，也不是乡，更够不上镇。二十几个兵的兵站和七八个养路工的道班，卷胳膊缩腿地窝在一个不算很深的小盆地里，兵屋和民房根本无法分辨，皆为清一色的半地下半地上的干打垒建筑。青藏公路从房舍中间穿过，房主们紧紧地关闭着门，窗洞用双层报纸或茅草扎的巴巴糊挡着，防止烟尘钻进屋里。茫茫荒原孤零零地住着这么一军一民两家人，日听风吼，夜闻狼嚎，能不凄惶吗？
我很熟悉五道梁的兵，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从他们身上我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无情的大自然对人类残酷不懈的蹂躏和摧残。他们一律赤黑脸膛，青紫嘴唇。手指关节肿大，指甲陷凹。这里的兵还有一个羞于启齿的缺陷——头发稀少，有的甚至成了秃顶。这是五道梁的水带来的恶果之一：脱发。喝了这里的水引来的另一个恶果是：肚子发胀，剧疼。闹肚子闹腾得你立卧不宁，仿佛肚里存不住东西，吃了就拉。
五道梁屋顶的积雪，是在特殊气候下形成的结痂。
就我而言，并不在乎这里的自然环境有多恶劣，而是难以忘怀由此引发的我在后面要叙述的故事。我十分关注兵站对面山坡上的那座坟茔，它无论何时都牵连着我的思念，撞击着我的情感。这是一对夫妻合葬墓，丈夫像我一样是一位军旅作家，爱妻为他陪葬。几十年来，只要重返高原，我每次都要去墓前祭奠我所敬重的亡人。站在这合葬墓前，我觉得我必须抛弃年轻时一度坚信人可以战胜一切的定论。是的，也许人能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乃至打败一切对手，但是，有时人往往自己把自己打败。
一九九八年盛夏，我又一次踏进可可西里草原，走进了五道梁。
草因季节的流失而变白。一群牦牛在楚玛尔河畔吃着变白的草。当我拐下公路，向那座墓地走去时，老远就瞅见有个人影静静地蹲在坟前，低垂着头。虽然风很大，我仍然能听见抽抽泣泣的哭声。
谁？警惕之余我似乎还有一种期待。
我脚步很轻，但又不可能不惊动哭坟人。那人果然抬起头望了我一眼，噢，是个藏族中年女人。之后，她又低下头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得好伤心。我已经站在了她身边，她根本不理会。我弄不明白藏家女人与这两个亡人是什么关系，便问：
“大姐，你在这儿长跪不起，哭的何人？”
她抹去脸颊的泪水，抬头望望我，反问一句：“你是谁？”
我如实告诉她：这里埋葬着我敬重的战友。
“你们认识？”中年藏女眉头舒展出一缕惊喜。
“当然认识！当年他们夫妻在青藏公路沿线是众人皆知的人物。”
“那你一定知道一个人！”她的话语非常自信。
“谁？”
“德吉梅朵。”
我马上明白过来，卜前一把攥住她的手，说：“你就是德吉梅朵？”
她点头，泪水夺眶而出……
在德吉梅朵不厌其烦地唱着语录歌时，她就是太阳下的一棵小树。
那个年代，你到了青藏高原，如果不知道德吉梅朵的存在，那不仅仅是件遗憾的事，而且有人会作为一种过错而不饶恕你。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德吉梅朵是精神支柱的象征。
她是属于那种聪明绝顶的女孩子。仅仅八岁，就会唱语录歌。
但是只会唱一支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藏女特有的那种粗犷的甜声，再加上曲调本身的魅力，这歌儿从她嘴里流出别有一番滋味，使许多歌唱家都望尘莫及。总之，很棒！
进出西藏的人在五道梁兵站歇脚时，都会无一例外地看到在兵站营门旁足有半人高的水晶石矿上，有一个穿着小军装的藏族女孩不厌其烦地对着每一个人唱歌，就是那支《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在她唱歌时许多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那块水晶石矿在歌声的颤动中闪闪发光，好像印证一种无形的生命存在于人世间。
水晶石矿是汽车兵从唐古拉山开采来的，原先准备用它做材料把“副统帅”那句最时髦的名言砌在兵站的营门之上。后来不知何故，这事被搁置了。水晶石矿暴晒荒野半年之久，蒙上了一层沙土。最后，不知哪位高参的谋划，水晶石矿被德吉梅朵踩在脚下，成为兵站的放歌台。
一直到今天，我还认为，在所有的语录歌里，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最富有人情味。那段语录本身很精彩自然是一个方面了，最主要的是曲子谱得十分有韵味，其中几处弯儿拐得格外生动，有一种把人拐进云山雾罩的世界里突然又跃入阳光灿烂天地里的感觉。也许这就是艺术作品的独特魅力吧！在五道梁这个让人们望而生畏，因而被称为“青藏高原鬼门关”的地方，唱这支歌显然是经过了精心挑选的。谁选的？我想大概不会是德吉梅朵。
她只有八岁，还缺乏这种识别能力，但是她却能把这支歌唱出不同寻常的感情：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小梅朵在唱歌时，小河里一半流着水，另一半冻着冰。
她有异于众多的唱语录歌的歌者。一是她目不识丁，藏文汉字均不会；二是她不用本民族的语言唱，而是用汉语唱。人们无法理解，她怎么能把那么冗长而又政治性很强的语录及滑音、拐弯频繁的曲调如此流畅的唱下来，又是用她并不熟悉的汉语？
要知道德吉梅朵唱的歌有多大的作用，这只用过往汽车兵的一句话就看得明明白白了：她的歌声把高山反应唱得远离我们了！
在没有树阴的荒原上，德吉梅朵用歌唱表示着她就是太阳下的一棵小树。
小梅朵戴着红色小宣传员的桂冠在青藏线上出名了。先是省报热热闹闹地报道了她的事迹，接着首都的电台、报纸也把她当个人物宣传了一番。
小梅朵仍然还不会写字，甚至不会认自己的名字。有人把“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几个字写出来送到她面前叫她认，她红着脸说：“那些字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
时光老人的背上驮着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年轻军官，来到了五道梁，他是个大学生，也是五道梁有史以来第一个有这样学历的人。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坚持我的这个看法：他的到来，使五道梁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别的暂且不说，就他用半是抱怨半是关爱的口吻对德吉梅朵说的那句话便够让人琢磨的了。那是他到这里的第一天，听了德吉梅朵唱的语录歌以后，他把她从水晶矿上领下来，拍拍她的后脑勺，说：
“孩子，唱累了吧？”
小梅朵先是点了点头，马上又摇了摇头。
“上学了吗？”
小梅朵又摇了摇头。
他又说：“孩子，咱不忙着唱歌，先学认字，有了文化还愁唱不好歌儿吗！”
德吉梅朵这回既不摇头也不点头了。
他不再言声了，沉思了片刻，便迈开大步朝兵站前面的旷野走去。寒风搅动着他投在天地间的身影，把五道梁的冬天拦腰剪断。
走远了，他回头看时，小梅朵又站在了水晶矿上，唱起了歌。
荒野上没有太阳只有歌声在苍茫辽远的高原上飘荡。
他站在老远的地方，背朝兵站沉思着……
他就是新上任的兵站站长柳毅。
大尉站长的名字在《解放军文艺》上频频亮相，谁也没有想到他是被逼上文学这条道上的。
雪山没有因为多了个柳毅而增高几寸，季节河的水也没有因为来了个新站长而减退几分。那时，他在五道梁当他的官，我在格尔木开我的车。我们都在青藏高原，又似乎都不在青藏高原。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没过多久我竟然情不自禁地对柳毅产生了敬佩之情。事情的起因是我读了《解放军文艺》上刊登的他写的那篇散文以后。当年的我，把能在全军全国一流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家，看成跟伟大领袖一样了不起。
记得好像是一九六三年秋冬交替的日子，飘着大雪的格尔木所有的路都消失了。午休时我踏着深雪专程到邮局买来了一本带着浓浓墨味的新出版的《解放军文艺》。翻开目录我本能地把目光射在一个标题上：《飞雪催春》，我有一种本能的感觉，这篇散文肯定是反映青藏军营生活的。我不顾飞雪打湿刊物，一边走路一边读了一遍。散文写的是在一个多雪的冬季，通天河兵站徐站长离开长江源头去北京疗养的路上，发生在青藏公路沿线几个兵站像春潮一样足以能把人的心帆鼓胀的故事。作品角度新颖，语言富有生活气息。能看出来，它绝对出自一个有相当文学功底的作者之手。可是，这篇散文的作者柳毅，我根本不认识，也从未听说过。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在青藏线上小有名气的战士作者了，对于活跃于青海西藏两地的主要作家，大都比较熟悉，有的虽未谋面，却神交已久。唯有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柳毅，使我一下子觉得自己跟青藏高原有了距离。
大雪悄然落地，声音很响。
后来，当有人告诉我柳毅是一个大尉军官，在五道梁兵站当站长时，着实让我大吃一惊。
我又把《飞雪催春》研读一遍。
我仍然为那个年代能出现这样出色地反映青藏高原军营生活的好作品而高兴，又为作者是一个大尉军官而百思不得其解。
对文学痴迷如醉的我，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想法：当面去求教柳毅。
那个时候，官兵之间、上下之间的界限格外森严，像我这样一个连队的汽车司机（后来提升为准尉副排长），实在少有见到大尉军官的机会，即使有了机会，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见，仍然要画一个问号。
荒原深处的山被黛色的云块罩着。
紧接着，我又从《解放军文艺》上读到了他写的另一篇散文《莽昆仑》和小说《雷站长》。柳毅在我脑海里的形象随着他发表的作品篇数的增多而不断变得高大而神秘。
对于柳毅发表的散文作品，开始我并没有别的想法，只感到他给了我一种学习创作的满足。大概只是一瞬间的事，我突然变得很悲观了。青藏线上出了一个大手笔，还会有我们这些小人物的天地吗？我并不承认自己的自信心受到了挫折，但我确实有一种威胁感。
见到柳毅则是两年以后总后青藏办事处在格尔木召开的一次创作会议上，他被指定在会上发言。按我的想法，不说长篇大论吧，起码他可以敞开胸怀把自己的创作体会，给包括我在内的他的崇拜者好好谈一谈。但是，我失望了，他的发言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根本不提创作的事，却给与会者汇报了一个兵站站长一天的作息流程。从起床号一响到熄灯号消失，他把角角落落的事都掏出来亮在大家面前，唯独没提到文学。他讲了清晨到车场为出发的车队送行，讲了中午和炊事员为吃晚餐的过往人员包饺子，讲了后半晌带着四个兵到公路上拦车去看望山中抛锚的汽车兵，讲了半夜里他怎样点燃了客房一个熄了火的取暖炉……末了他说，要当兵站的站长离不开大家的监督，我真诚地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帮助。当时乃至后来较长一段时间，我都纳闷：他怎么能这样介绍创作体会？难道这样一个埋头于站长业务工作的人能写出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作品？真正理解了他这个发言是在我离开青藏高原若干年后，那时我渐渐读懂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也就读懂了柳毅。今天我多次对我的同志说，柳毅是个称职的站长，他没有欺骗自己的使命，他才是个真正的作家。
正是在那次会上，我从别人嘴里知道了有关柳毅的一些背景材料。
他本来在首都北京工作，是某高级军事机关的一位首长的秘书。在一九五九年庐山那场政治斗争中，他的不经意使他犯了所谓的大错，说了几句在当时认为不该说的公道话。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处分，被贬到了五道梁。从一个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入高级军事机关营门的显赫人物，沦落到西北的山野荒漠，谁能说这不是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他是被逼上文学这条道的！我这样想，别人也这么说。
这时，原先我对他的那股敬慕之情陡然间为深深的同情所代替。他是一个背着沉重十字架的作家！
柳毅是个悲剧人物。柳毅又是一个强者，一个站在缺氧的四千八百一十八米处绝不示弱的顽强奋进者！
就是这样一个多重性格的柳毅，后来，在他身上发生了那么凄惨的事情，这是善良的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当然，这与他的妻子有关……
一朵亮丽的云彩出现在五道梁上空，大学讲师在小木屋里教小梅朵认字。
柳毅的妻子李琴也随他一起到五道梁落户，谁也不能说她是被贬到这里的，因为关于处分柳毅的任何一个文件上都没有提及她。她原来在首都一所大学当讲师，丈夫要走了，她辞掉了工作，心甘情愿地当了随军家属，与丈夫一起到了这片苍凉的高原来守望清贫。
李琴是常驻五道梁的第一个汉族女人，她的出现，给这片蛮荒的土地带来了一朵亮丽的云彩。这绝不是夸张：任何一个女人来到五道梁，都会使这里生动起来，就像外星人降落到地球上一样新鲜。
兵站大院东北角柳毅夫妻的那顶帐篷，不管多会儿看都给人一种像在地球之外某个地方出现了一间小木屋的感觉。
这是一个周日的中午，高悬头顶的太阳虽然放射着晃眼的光芒，但是所有的热量都被寒风卷走吃掉了，天气依旧很冷。柳毅推开一扇窗子，对妻说：
“你看。”
李琴从床上站起来，朝外望去，很有几分陶醉地说：“蓝天，白云，雪山，要不是刮着阵阵寒风，那真是好馋人的风景！”
“不，我是要你朝近处看。”柳毅显然没有欣赏自然风光的心境。
李琴收回了视线。她看到营门旁边的水晶石矿上站着德吉梅朵，正给来往的军人唱着歌。
夫妻俩久久地望着德吉梅朵。风儿把她的头发吹得立在头上。
“李琴，你有何感想？”
“我真不相信她会是个文盲呢！”
沉默。冷风从洞开的窗口吹进来，屋里马上有了结冰的感觉。
柳毅望着妻子，突然想到他这间“小木屋”除了包容个人的不幸外，还可以给别人送去一丝温暖。
他若有所思地说：“李琴，我给你一个任务，教小梅朵学习文化。”
李琴面有难色，不语。
柳毅：“我真不愿意看着这样一个好苗苗耽误下去！我们不能让五道梁漫山遍野都是枯草。”
一个月后，一本经过好多人手传递的《农民识字课本》送到了五道梁兵站。第一个接到它的自然是柳毅，然后到了李琴手上。
最后当德吉梅朵拿起它时，她才发现这是一本别人用过的破旧的书。但她仍然像获得了珍宝似的贴在了胸口。
这是小梅朵开始学习文化的第三天晚上，李琴在帐篷里等着她来上课。突然，小梅朵撞开帐篷门跑了进来，抱住李琴的腿痛哭起来……
阿妈已经死了，小梅朵仍然蜷缩在阿妈结冰的怀里；她今天唱歌绝对不是为了挣那三毛钱。
任何欢乐总是人们预料中的事，而所有灾祸却无一例外的都是弦外之音。
小梅朵已经长到八岁了，怎么会相信自己是个无爹无娘的孩子？因为人们说过，石头缝里是蹦不出娃娃的。
她从来不知道阿爸是谁，当然就谈不上见过他了。对于阿妈，她从别人嘴里听到过些许的传说，似乎还有淡淡的印象。那是一个矮墩墩的胖女人，背上成天搁一个长长的水桶，从不冻泉里给头人的羊栏背水，从早到晚，脚下的路总是湿漉漉的。自然一到冬天水路就变成了冰道了。阿妈的怀里很暖和，她背水时总是要把女儿放在胸前的藏袍里。真的，一点也不累，女儿像一架小马达，给她枯萎的身躯里注入了鲜活的力气。后来，据说是个冬天，阿妈永远倒在了那条湿漉漉的路上……这一切，都是把小梅朵捡来的金珠玛米叔叔告诉她的。那个叔叔说，当时阿妈的尸体已经僵硬，她仍然蜷缩在阿妈那冻了冰的怀里，哭天喊地，声音像一只快断气的小羊在声嘶力竭地叫着……那个叔叔给她换上了一件肥大肥大的军装后，立即到拉萨去执行任务，只得把她留给了另外一个叔叔来照管；不久，第二个叔叔又要调到亚东去当连长了，她便被传递给了第三个叔叔，这时她已经快三岁了，开始懵懵懂懂地知道一些事，记住了这位叔叔的相貌：大胡子，身上多会儿都会挎着一个军用水壶，里面装着喂养她的酥油茶。再后来，她经过了两个金珠玛米叔叔的身边，便到了五道梁兵站。她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到五道梁的时间：一九五九年的一个寒夜，枪声把西藏的天地都填满了……
德吉梅朵讲完了自己的故事。
她没有流泪，眼泪早就随着阿妈桶里的水洒在了那条湿漉漉的小路上了。此刻，她只是伏在李琴的双膝上，静静地伏着。李琴紧紧地攥着她的手，好像怕她突然又被传递到另外一个人那里去似的。柳毅的脑海里早已变成一片沙漠，小梅朵就是这沙漠中的迷途者，他真不相信这个小小的姑娘会经过如此曲折的磨难。这时，他不停地用袖口抹着滴在眼镜片上的泪痕。
帐篷里，三人无语，很静。八年的岁月仿佛都在此时此刻凝固了。柳毅手中的那副镜片像从三人心中升起的一弯月亮，托起了一个女孩脆弱的人生。
过了好一会儿，李琴说：“孩子，人活着不容易，可你比谁都不容易！”
柳毅显然不想在这个沉重的话题上再继续下去，他便问小梅朵：
“你很喜欢唱歌吗？”
“我是兵站宣传队的队员，就应该唱歌。每天唱歌还有三毛钱的收入，它是我的工资呀！”小梅朵说得十分坦率。
“三毛钱的工资？”
“是站上给我的伙食费呀！”
“伙食费？你不唱歌，难道兵站就不给你饭吃啦？”
“这我不知道，反正宣传队是我自己要求参加的，三毛钱也是站上主动给我的。”
柳毅的脸上罩着一层忧郁。
李琴扶着让小梅朵从自己的双膝间站起来，对她说：“孩子，阿姨不是已经开始教你学文化了嘛。今后还要教你识谱。有了文化你能学会许多歌曲，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歌唱家。”
小梅朵抬头望着李琴，李琴也望着小梅朵。
他们都盼着下雨，又怕落下来的是冰雹。
……
我把哭坟的德吉梅朵扶起来，她抹去泪水，打量着我，她突然眼睛一亮，惊喜地说：
“你是作家王宗仁！”
我真佩服她惊人的记忆力，竟然如此准确地说出了我的名字。
已经三十多年了呀！
我自愧弗如，说：“刚才要不是你自报家门，我是不会认出你的。”
她一笑：“老了！”
我忙解释：“那倒不全是，几十年的变化了！”
岁月老去，思念被制成了标本。
德吉梅朵告诉我，她现在在内地某民族学院任教，这次去拉萨开会，路过五道梁，特地停留两天，为两位老人祭坟；我对她说，我仍然在无怨无悔地写东西，所不同的是，过去是业余创作，现在已经成为专业作家了。我这个人，这一辈子离开什么都不会心疼，唯有丢了文学就不能活命。
德吉梅朵说：“今天见到你，我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但是那是刻骨的日子啊。”
她这句话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和她一起站在坟前，深深三鞠躬。
我们向兵站走去。
路上，她突然像想起什么，问我：
“还记得你写的那篇《梅花欢喜漫天雪》吗？”
“那怎么会忘呢？正是那篇作品把柳毅推入了不幸。”
秋风扫来，遍地都是荒凉。
一棵树和另外一棵树。
严格意义上讲，那篇《梅花欢喜漫天雪》应该算作人物特写，它绝对攀不上文艺作品的格。只是由于一些人的借题发挥，才使这篇本该过眼烟云的文章名不副实地辉煌了一阵子。
这篇发表在《解放军报》头版重要位置上的人物特写，着力颂扬了柳毅的业绩。这时候，德吉梅朵已经十一岁了，经过李琴近三年的心血浇灌，她摘掉了文盲帽子，会认会写常用的汉字了。
当时，五道梁兵站的官兵们在柳毅的带领下，把兵站已经建成了青藏公路沿线的“雪线之家”。新闻干事的职业敏感和始终把讴歌高原官兵作为职责的使命感，促使我从西宁来到五道梁深入生活。激发我写这篇稿件的直接动因则是柳毅到无名湖捕野鸭的行动——这天，柳毅从警卫班、炊事班挑了十来个棒小伙子，召集到他的办公室，说：“我准备带着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任务。”同志们忙问：“是上前线打仗吗？”“不，到湖里去捕野鸭。”“要驯服这些野性动物？”“不，‘八一’快到了，有几个汽车连队要在咱们站上过节，我们总不能让人家清汤寡水吃一顿。就地取材改善改善伙食。”
“那有什么难的，伸手逮几只就行了！”“没那么容易，不信？到时你们就明白了！”
步行跋涉十多里地，他们来到无名湖畔。湖面上浮游着密密麻麻的野鸭，见人来了，呼啦一声飞得满天是黑点。只留下一些脱毛的野鸭飞不起来，在水面上慌慌地乱扑腾，嘎嘎地叫着。几十个人一字排开，在湖里围攻那些野鸭子。别看脱了毛的野鸭肉乎乎的，好像挺笨拙，其实它们在水里却很灵巧，眼看你就要逮住它，它冷不丁地一个猛子扎入水下，转瞬又从你的身后露出脑壳……这里的七月依然寒风呼啸，水下更是敲骨吸髓的冷。柳毅已经是近四十岁的年纪了，双腿一直浸泡在满是冰碴儿的冷水里，慢慢地变得麻木，几乎没有了知觉。他还得坚持着，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
在这些逮野鸭的军人中，始终有一个穿着红毛衣的藏族小女孩很活跃，她一会儿逮住了一只鸭子送给这个叔叔，一会儿又把逮住的另一只野鸭送给那个叔叔。德吉梅朵才十一岁，可咯咯咯的朗笑声蛮像一个大姑娘了！
柳毅和同志们在湖里泡了大半个下午，逮了二十多只野鸭，满载而归。
我在这里如此慷慨泼墨地描写柳毅们捕野鸭的艰辛和酣畅时，一定会有读者谴责他们的原始和愚昧。因而，我必须郑重说明，那个年代，在中国人的观念和意识里，根本没有“保护环境”、“生态平衡”这类词汇。相反，这样的人倒被视为英雄好汉：当你用双拳打死了老虎；当你拿土铳崩死了藏羚羊；当你在宴席上摆上熊掌时……我们有许多闲置的犁，但是大片大片的土地却荒芜着。
不必责怪，中国人走过了漫长的老墙中间的小巷。学得聪明一点儿那是后来的事。
所以，我在那篇《梅花欢喜漫天雪》的特写里，肆无忌惮地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柳毅和他的战友们捕捉野鸭的行为。是的，“八一”那天会餐时，当你看到过往官兵们吃着“红烧野鸭”后脸上浮现出那种抑制不住的舒心笑容时，能不对柳毅们产生感激和敬意之情吗？
然而，我也必须从另外一个方面提醒我的读者。那个年代保护野生动物意识的人不多，可是善于用政治眼光来衡量一切的却大有人在。
那是刊载着那篇特写的《解放军报》到了五道梁的当天。兵站中的一位领导在“无名湖里捕捉野鸭”一段文字旁，用红笔重重地批下了这样一句话：“野鸭飞来了，歌声溜走了！”
虽然蛮有诗意，但阴阳怪气。这“飞”与“溜”两个动词，对仗得极妙。但是谁都明白他这批语的意思：德吉梅朵中断唱语录歌是罪该万死的事，而引来这种必然恶果的起因是柳毅组织大家去捕捉野鸭。
应该说，这个批语是导致柳毅命运逆转的最初之源。
柳毅怎么也想不到，他记得清清楚楚，去捕野鸭前，那位与他共事的领导一脸笑意地对他说：“咱五道梁兵站的餐桌上是该给大家添点荤味了，要不会像商店一样，不到晚上就该‘打烊’了！”
五道梁兵站的客房。
我和德吉梅朵面对面坐着。
她的思绪好不容易从往事的回忆中拔出来，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那张《解放军报》很快就从兵站不翼而飞。”好多天后，才有人传出话是被柳毅收走了。不久，他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有点魂不守舍地说：“小梅朵，我现在给你宣布两条。第一，你还是我们站上的宣传员，还是大家喜爱的歌手，从今天起你要像过去一样，每天给大家唱歌；第二，以后你不要学文化了，也不要到我家去找我和阿姨了。就这些。”他给我讲这番话时神情很紧张，门和窗子都大开着。我确实觉得事情有点异样，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凄惨的事。
她不再往下讲了，望着窗外，眼里含着泪花。
山巅上一只大鹰一动不动地飞翔着。
大地仿佛也在升高。
我知道，德吉梅朵、柳毅和那位拿着红笔批字的领导之间所以有距离，是因为他们是一棵树和另一棵树。
柳毅在不该死去的时候死了；德吉梅朵莫名其妙地从五道梁消失……
一夜寒雪悄悄飘白了可可西里的草原和山冈。
五道梁还是五道梁，只是这个冬天似乎来得很早。那块水晶石矿悄悄不见了。站上有人说，不知被哪个连队的汽车装上拉跑了；来来往往的汽车兵们则发誓说，我们不会干这样的事，那是兵站神圣的歌坛呀！
德吉梅朵好像并不在乎有没有水晶石矿，她照样唱她的歌。
让她忧虑的是，听歌的人一日比一日少了。并不是人们冷落了这位热情的藏家女歌手，而是入冬以后进藏的人稀了，出藏的人也不多。她的信条不变：哪怕面对一个人，也要坚持唱歌。
听众一少，空旷的山野变得无边无际，歌声也显得很脆弱。孤零零的小梅朵站在兵站门前的空地上，很像长途汽车站上一台抛锚的车。
小梅朵常常有一种错觉：太阳还没出来，她就仿佛看见了落日。
这个冬天后来发生在五道梁的故事，使所有善良的人们都始料不及。在人的身上，美好和丑陋总是交织在一起，而且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美好掩遮着丑陋。培植美的嫩芽实在是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但是显示丑的现象往往是一瞬间的事情。特别是孩子们更是如此，一阵风吹来就会使他们像根基不牢的草一样随风倒去。
那一年，随着冬的深沉，站上的一切供应都陷入了困境，断水、缺菜，粮食也紧张了。柳毅很着急，不要说接待过往部队了，就连站上这一摊子人的生命也面临着危机，他感到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是一次又一次向上级捎话反映情况，得到的回答是：汽车团队正忙着执行“三支两军”运输任务。只能稍后安排解决兵站的供应问题。稍后，应该理解为三天五日的事。可是，等了半个月了，还是没有动静。柳毅心里毛得起火了，看着战士们每天掐斤抠两地吃饭、喝水，他一天几次跑到兵站门口的山坡上眺望上级派来的汽车，脖根都伸得发疼了，也没有见到汽车的影子。他心如火焚，坐卧不宁。可以打一个也许不十分妥帖的比方：如果当时五道梁的地下能挖出地鼠的话，哪怕掘地三尺他也要把地鼠挖出来给大家充饥。说起来也是一件怪事，就在五道梁兵站几乎处于粮尽弹绝的日子里，来站上食宿的车队、行人突然莫名其妙地多了起来，这使柳毅十分难堪，接待吧，缺粮少菜又没水；推出去吧，天理人情都不容。怎么办呢？无奈之际，他脑子里一转，想出了个馊主意，写了一张布告贴在了兵站的大门上。布告上写着：“由于供应困难，本站谢绝来往人员就餐。望各位海涵。”
那个年代，就凭这一张布告，足以把他批个焦头烂额也不冤枉他。
就在兵站门上出现了那张布告的第三天，五道梁兵站发生了两件足可以写进历史的事情：一是兵站接到了上级让柳毅复员的决定。这绝对是一个超乎寻常的决定，大尉军官复员？不要说在五道梁，就是在整个青藏高原的军营里也恐怕是第一例。更绝的是，必须让柳毅就地复员，就是说让他在五道梁脱军装。这样接到决定的第二天，柳毅就到五道梁养路道班当了养路工人，李琴一同前往；第二件事是兵站出现了一张揭发批判柳毅罪行的大字报。
这是整个“文革”期间这个属于正面教育的单位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也是最后一张大字报。
柳毅的复员，也许可以说是不少人预料中的事。他既有“老账”，又有“新账”，人家一起给他算清；然而，那张大字报却使所有善良人的最纯最美的感情，受到了侮辱和伤害。大字报的题目是《我的控诉》，署名为“一个受害的少女”。它揭露了柳毅如何扼杀德吉梅朵的歌声的详细经过。
柳毅复员到了道班的当天，这张大字报也随他移到了道班的门口。另外，还有柳毅的一份“历史问题”的档案材料也同时交给了道班的“全无敌”造反战斗队。
柳毅夫妻在道班被那些养路的汉子们没完没了、没黑没白地批斗着，他俩被关在一间四面透风的草房里，里面有一张小床，床上落满沙土，结着终年不化的坚冰。只有在批斗他们时才可以走出草房到道班的食堂去低头弯腰接受批判。食堂里比小草房暖和多了，所以他们巴不得整天去那里挨斗……
我是在得知柳毅夫妻双双在五道梁养路道班那间草房里触电自缢的噩耗以后，才知道出现过那么一张《我的控诉》的大字报的。
等我赶到五道梁后，柳毅和李琴的尸首已经掩埋了。道班一个戴红袖箍的小伙子十分得意地对我说：“卷了两张苇席，挖了个坑，就埋在那山坡上了。”
我又到了兵站，站上的那位领导有点焦虑而胆怯地告诉我：
“德吉梅朵莫名其妙地从五道梁消失了……”
两个少女的西部朝觐之路；一个流浪喇嘛在唐古拉山发现了一具女尸半夜里，当德吉梅朵被一阵疾雨敲窗般的叩门声惊醒时，她怎么也不敢开门。后来，她听出是个女孩儿微弱的求救声，这才怀着怯怯的心情把女孩儿让进了屋。
这个女孩儿就是柳毅的独生女儿柳倩，北京市某女中的学生，红卫兵。父母离世的噩耗把她召到了五道梁。
穿着一身绿军装，佩戴着红袖章的柳倩，到了五道梁以后，一没有到山坡去看父母的坟地，二没有到道班房去清理父母的遗物和处理有关后事，而是直接来找德吉梅朵。德吉梅朵的出身以及她跟着妈妈学文化和她写的那张大字报，柳倩全了解得一清二楚。不过，她来找德吉梅朵绝对不是来讨还血债的。她对德吉梅朵说：
“德吉梅朵阿姐——你就答应我叫你阿姐吧！这个世界上我再没有第二个亲人了，我来找你是有事求你的。”
“求我？我是有罪的，你真的不记恨我吗？”
“不会的。我不愿提父母的事了，其实，我们都是罪人。”
“你？也是罪人？”
柳倩不语。德吉梅朵追问：
“难道你也背着人命的罪债？”
“在北京我们的女中，我和红卫兵兵团的战友们也把一位老师批斗得跳进了护城河。”
好久的沉默之后，柳倩又对德吉梅朵说：“我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我们结伴去拉萨朝圣。”
“你再说一遍！”
“咱俩结伴去拉萨朝圣。”
德吉梅朵抬起目光望着柳倩，她真的不认识她了。柳倩承受不了这逼人的目光，低下了头。
德吉梅朵问：“你为什么想到了朝圣？”
柳倩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该想到自己也应该去朝圣？”
德吉梅朵不知该如何回答，这回轮到她低下头了。柳倩继续说：“我们都是罪人，从父母生下我们的那天起，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一个罪人。也许我们的长辈当初可以选择自己的路，但是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权利了。只有赎罪。”
“一切责任都应该我们去承担，可是，我们实在担负不起！”
“我不能把责任推到父母身上，我的父母已经被你们害死了。”
德吉梅朵再次问柳倩：“你真的不记恨我吗？”
“我会用你问我的这句话去问我老师的女儿。”
继续沉默。
德吉梅朵：“朝圣的路太长，太艰难了！”
柳倩：“我已经习惯步行了，从北京走到井冈山，又走到了遵义。”
“可是，那是走路，朝圣却是要磕长头啊！三步磕一个头。”
“用整个身子走路也许比用两条腿走路更稳当些呢！”
这天黎明，在五道梁风雪弥漫的荒郊，两个少女，一藏一汉，沿着青藏公路，三步磕一个长头，朝拉萨方向而去。在她们身后，冻着一层冰的地面上，用身子摩擦出来的痕印无声地慢慢延长着……
日日夜夜，她俩双手作揖，弯腰磕头，磕落了太阳，捧出了月亮。天黑了，路边的任何一个凹地就是她俩夜宿的地方。口渴了，荒野的山泉就是滋润她俩心田的甘露。没有充饥的食品，她们沿路行乞。遇上足可以把汽车吹翻的暴风雪，她俩就在好心的牧人帐篷里住一宿。
多少艰辛！多少惆怅！多少企盼！
应该经历的，她们都经历了；不应该经历的，她们也经历了。
这就是赎罪者的人生！
可是，拉萨的金顶在哪里？
一个月后，一个浪荡喇嘛在唐古拉山的冰雪道上，发现了一具女尸……
柳倩死在了朝圣的路上。
德吉梅朵不知去向……
五道梁兵站的客房里。德吉梅朵哭得泪人一般，说话的声调也变了。她嘴里反复用泪水嚼着这么几句话：
“我为什么那么蠢，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没有出发，就走到了终点！”
我说：“人总是在付出代价甚至惨痛的代价后才逐渐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的。记得我刚奔十岁那年，我们那个山村里几乎每晚都有狼闯进村里伤人。一到晚上家家户户把门关得死死的，连灯也不敢点。奶奶却指着我对我爸爸说：‘把门敞开，让娃儿站在门外，看着狼进村。不让他见一回狼，就一辈子也分不清狼与狗。’我爸倒没有洞开大门让我站在夜蒙蒙的天色下去看狼如何伤人，他却放行让我每周进山打柴。一次，我在山中真的遇到了狼，实实在在地与那野兽较量了一番。我手上负了伤，狼腿却被我打断了，它一瘸一瘸地跑掉了。我回到家，奶奶说，这就行了，你这一辈子再也不会怕狼了。狼终究是怕人的。我这些年经常回味奶奶的话，她老人家真的够得上一个朴实的哲学家了！”
德吉梅朵说：“我倒是能分得清狼和狗，可是我却分不清好人与坏人。我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
她的话使我想起了柳倩，她死在朝圣的路上。据说，她死时额头和双手、双膝已经被路石磨得血肉模糊，根本辨不清是她了。
我对德吉梅朵说：“冷静后的思索，会使人把所有的愚昧变成财富。我相信从那以后会少犯许多错误。”
“可是这一次错误我是终生都不会原谅自己的，真正的罪人是我，我既害了柳毅，又害了他的妻子和女儿。”
我问她：“柳倩是怎样把命丢在了路上，你又是怎么坚持到了拉萨？”
“柳倩是在藏北的两道河得病的。她先是拉肚子，接着发高烧，不吃不喝，昏昏迷迷。我叫她的名字她不答应也不睁眼，我害怕极了，便背着她走回头路，想返回五道梁。没想走到唐古拉山下，她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病倒在地。多亏了一位牧民阿妈，她掩埋了柳倩，又把病得奄奄一息的我背到她的帐篷里，请来藏医给我治病。一个月后，我的身体恢复了健康，上路继续朝圣。到拉萨已经是半年以后的事了。”
德吉梅朵的睫毛上挂着泪珠。为了转移话题，我又给她提了个问题：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仍然很想知道你写那张大字报的动因和一些细节。”
德吉梅朵显然不大愿意提起往事，她尽量用简练的语言，浓缩了当时的情景：“那些天，我从站内站外人们的议论中，第一次知道了彭德怀这个名字，也第一次知道了柳毅曾经犯下了佛祖也不会饶恕的罪。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他对我唱语录歌那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于是你就写了那张大字报？”
“不，是有人启发了我……”她不往下讲了，稍停，又说，“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决定柳毅去道班后我才写的大字报。”
我仍然觉得有话要问。
“那一年你多大啦？”
“十四岁。”
“柳倩呢？”
“跟我同岁。”
“应该说你们都是懂事的年龄了，但是毕竟很单纯。”
“单纯就是善良吗？”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德吉梅朵似乎不大同意我的话，她说：
“正是单纯，别人给你涂上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如果说我开始懂事的话，从此我懂得了一个单纯的人是多么危险！”
我们都不说话。我知道，我的心、她的心都在剧烈地跳荡。
孩子的单纯是一种罪过吗？德吉梅朵错了吗？生活中真的不该有单纯吗？我不知道。
我对她说：“德吉梅朵，抬起头来，丢弃已经无用的那些格言，去创造我们心目中真正的太阳。世界上绝对不会有不落的太阳，但是每天迎接一个新太阳这是我们应该享受的一种权利。”
德吉梅朵听了我的话，擦干眼泪，旋即，泪水又涌满了眼眶……
当德吉梅朵把那本识字课本埋在柳毅和他妻子的坟前时，我才发现这儿是一片墓堆这是我和德吉梅朵来到五道梁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天刚蒙蒙亮，我俩就来到柳毅夫妻的墓地，与这对亡人告别。同来的还有五道梁道班的青年养路工索朗央金。
选在这个时候来祭灵，完全是索朗央金的主意。她告诉我们，每天太阳出来之前，她总能听到从坟地里传来一阵一阵的脚步声，开始她并没在意。无论是什么人的脚步声都似乎与她无关。这件事引起她特别的关注，是一天清晨，她上班时无意间闯进墓地以后，明明空无一人，可是脚步声却依然清晰、洪亮。她原地站着，看了又看，分明没有一个人，可是脚步声一直没有间断。她回到道班后把这件怪事给大家一讲，同志们都说那是柳毅和妻子起得早，用脚步呼唤太阳出山呢！从此，就有了这样一个传说：柳毅夫妻每天起在太阳之前，沉睡的青藏高原是他们唤醒的。
这毕竟是个传说。我们三人到墓地的这天，就没有听见任何脚步声响，因为风特大，所有的声响都被风卷走了。
德吉梅朵跪倒在墓前，三叩首。我和索朗央金默默地跟着她依次动作。
来时她带了一把铁锹，这时在距离坟前一尺处挖了一个坑。
我俩帮她干活，很快一个像脸盆样的坑就出现于眼前的地上。
德吉梅朵把一个用红布包着的长方形的东西放进坑里，埋上土。
合葬墓前突起了一个小土堆。
“埋的是一本书吗？”我这样猜想，问道。她并不回答我的话，只是说：
“那年，柳站长和李琴阿姨费了好大劲才弄到这本书，他们对我抱着多大的希望啊！我也坚信自己有了文化后一定会吸取丰富的营养，做一个真正的人。没有想到我学了一点文化，倒变成了一个傻子。”
我明白了，她埋葬的是那本《农民识字课本》。
她又给小土堆添了一锹土，说：“我不配拥有它。让它物归原主吧！”
之后，她又跪在坟前，痛哭起来。
太阳还没出来。
我们三人在墓地久久地徘徊着。因为越来越靠近日出，大地那弯弯曲曲的轮廓线渐渐地明晰起来。当我们走到一个山坡前时，索朗央金突然提了个建议：咱们就在这里看日出吧，你们会看到一幅非常壮丽的日出景色。
于是我们坐在了山坡上。
随着曙光的降临，五道梁那一片房舍越来越清楚地跳人我的眼帘。当然，我首先看到的还是那座合葬墓。随之，我又看到在合葬墓的后面及左右两边，都有一个一个的土堆。我马上想到了那很可能也是坟包。一问索朗央金，果然是。
我又问：“这里埋的都是些什么人？”
索朗央金答：“死在死期之前的人。”
“什么意思？”
“柳毅和他妻子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时都三十多岁，柳倩难道不也是这样的人吗？一个十四岁的姑娘！”
“柳倩？她不是死在去拉萨朝圣的路上，埋在唐古拉山了呀！”
“后来有一个人把她搬迁到这里来了。”
“谁？”
“就是在兵站和柳毅搭班子，后来在《解放军报》那篇文章旁边批下一句话的那个人。”
“他的良心发现了？”德吉梅朵似乎不大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我们都沉思着。
我继续和索朗央金对话：“你说得很对，确实他们都是死在死期之前的人。还有些什么人？”
索朗央金一一诉说着：“有一个步行准备穿越西藏的独行者，走到这里患上高山肺水肿，永远倒下去了；还有一个从珠江边来的孤儿，到西藏去寻父。他说他父亲是五十年代进藏的老西藏，可是他找遍了西藏也没有找到。在返回老家的路上，他在五道梁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另外，有个来自北京的支援西藏建设的大学生，不幸遭遇车祸，命丧黄泉……”
索朗央金把这些死者的身份、死因说得这么清楚，使我十分惊讶，当然更多的是钦佩。在这个“生命禁区”，死人的事太常见了，有多少人默默无闻地埋名埋姓地长眠在这里。没有亲人在身边，一个土坑，几锹黄土，就是他们永久的归宿地。他们都是父母的骨肉，他们都曾经有过温暖的家，甚至是一家之主，他们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过老师讲课，有的还是从中国名牌大学走出来的……他们完全可以在明媚的阳光下选择自己的未来；但是，他们肩负着使命来到了西藏，离世时却来不及完成使命了。也许他们在离开家乡、学校、单位的那一刻，想到过会有苦难和不幸来找自己，但是当厄运真的降临时，他们肯定感到突然甚至有过怨恨。是的，他们也是支撑共和国的一部分基石，包括埋葬在这里的那些冤魂……
索朗央金突然大喊一声：看，太阳出来了！
她的喊声还没落地，一轮喷薄而潇洒的红日跃上山脊，积雪的山巅立时像喷上了一层艳丽的红粉，十分诱人。几乎只是一眨眼工夫，阳光便呈扇形扩散开来，洒满了眼前的坟。最先接受这阳光的自然是那座合葬墓了，它变得金红闪亮。接着，它周围的坟堆全都披上了艳红的彩衣。
这时候，我最直接最动情的感觉是，这片被人遗弃了的墓孕育了在中国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日出风景。
我觉得那本刚埋进坟地的书翻动起了书页，记载着五道梁瘫痪在永冻层的历史从此被翻过去了。这里的亡灵在瞬间都变成了一粒粒发绿的种子。我触摸到了可可西里草原萌动起来的生命的血脉。
我的心头涌上一股难以遏制的情感：这片也许不能算古老但却充满未知的坟地，一下子变得生气勃勃了。我和我的同事们多少年来担惊受怕的那个世界，在这个美丽的清晨，随着这徐徐上升的火球消失了！
就在我们返回兵站的路上，听到可可西里草原深处传来几声分不清是藏羚羊还是野驴倒地的撕肝裂肺的惨叫！
我无法不为一只野生动物的命运悲哀，但是我更多的还是关注人的生存。在这日照很短，终年冰雪不化的五道梁，我毕竟有了一次令我永生难忘的看日出！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