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藏着五本专门介绍柴达木盆地的书，这些书出版的年代不同，作者各异，它们展示给读者的柴达木盆地也就阶段性地显示了这块宝地的特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柴达木工委编写的《可爱的柴达木》是这样介绍的：
在青海省的西北部，有一片矿藏丰富、沃草遍野的盆地，地区非常广阔，它是著名的祁连山和昆仑山环抱的宠儿，这就是柴达木。柴达木盆地东西长约八百多公里，南北宽约三百二十公里，总面积在三十四万平方公里以上。
它的面积有三个江苏省大，比英国本土的面积还要大十多万平方公里。
一九九一年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张嘉选撰写的《柴达木开发史》，用饱蘸激情的笔勾勒出柴达木的概貌：
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柴达木盆地，以其“聚宝盆”之美称而闻名遐迩，又以她的荒凉、悲壮而举世皆知。这一富饶与荒凉的矛盾的集合，组成一块神奇的土地——它高寒冷漠，却能喷发出无穷无尽的热能力源；它峭拔、严峻，却饱和着全国数一数二的阳光照；它戈壁连野，却极富矿藏，在已探明的五十七种矿产中，有近十种藏量位居全国的榜首；它荒凉、高寒，却又有片片绿洲，在“绿洲农业”中诞生了春小麦单产一千零一十三点零五公斤的全国高产记录；它沙漠茫茫，却又有飞流直下的天然瀑布。
有意思的是，我真正地认识柴达木并不是从手头这几本书上开始——自然它们也是我走进柴达木的向导之一，但绝对不属于迷途中那类向导。我比较内涵地、立体地把柴达木这块聚宝盆刻骨铭心般的留在记忆里，则是认识了那些生长在盆地戈壁滩上的一簇簇红柳。正是在经过了从偶然到必然这样一个过程，红柳的价值在我的意识里大大升华以后，我才比较自觉的、理智的知道了作为一个柴达木人该怎样生活，并竭尽全力地去捍卫这块神秘的土地。
我至今仍然悔恨自己当初滥伐红柳的行为。那块土地在风沙中呻吟的时候，是我和一些战友踩踏了她的血脉。
是的，人一生中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犯不少错误。把疽痈当成鲜花的人固然罕见，但是对自己所犯错误认识迟钝的人却屡见不鲜。我不是仅仅指的我自己，还有一位令我肃然起敬的将军。
红柳堡，将军领我走近了你怀抱的那年我才十八岁……
红柳滩何以叫红柳堡
在格尔木市压根儿还没有在高原的版图上出现的时候，红柳滩不知从什么年代起就悄没声地蓬勃在后来格尔木市周围的戈壁滩上了。只是在青藏公路通车后人们聚集在格尔木，格尔木渐渐地成为昆仑山下一个新兴的城市后，高原人才逐渐地发现了它的存在。红柳滩是这个戈壁新城的卫士，可是人们认识它，掂量出它的价值，却经过了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
其实，准确地说不应该叫红柳滩，而叫它红柳堡。堡，词典上对它的解释有两种含义，一是军事上的堡垒，二是小城。严格讲红柳堡都不属于这两种意义上的物体，但是它又和其沾边。因为红柳堡住着藏族牧民，它不是村庄的村庄，不是堡垒的堡垒。这样吧，我还是从我第一次接触到红柳堡讲起，你就更容易理解这个“堡”字的含义了。
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一年春夏之交，也是我入伍来到世界屋脊的第三年。我所在的汽车团奉命从西宁出发踏上青藏公路，去西藏边防某地执行运输任务。我作为新司机初次驾车上路。汽车沿着黄河支流湟水盘旋西去，大约走了四个小时，穿过一条狭长的山谷，一座座直陡陡的峰峦拥上风挡玻璃，车速渐慢下来。这是一条古道，相传一千三百多年前唐朝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松赞干布，便是从这条路上进藏的。当然那时候的路是马道，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平坦公路。不久，我们就开始爬日月山了。
日月山，海拔三千五百二十米，山上土石似火如殊，所以古代有人称它“赤岭”。文成公主当年西行来到赤岭之顶，看到一片荒山秃原，与繁华的长安相比，景色有如天上地下，不免触景生情，引起万缕乡思。她便拿出太宗在阔别时赠送给她的一面日月宝镜，她本是照自己的愁容，没想到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出现在眼前了。
这使公主想起诸多往事，想着想着，发呆了，失手把宝镜掉落地上。
宝镜打成两半，化作两座山，挡住了返回长安的路，她只得继续西行。后来人们为纪念文成公主的功绩，便把赤岭改称“日月山”。
我们的车队驶过了日月山后，就逐渐地看不到青山绿水了，满眼是无尽的沙丘和在冷风中索索的衰草，偶尔会看到几个被高原紫外线照射得脸色跟土著人一样的藏族牧民，呆立路旁好奇的张望我们。不远处还会有几只藏羚羊仰起高高的头，不知是眺望我们的汽车还是在远瞧那些牧民。此情此景，我有一种置身于国外某个角落的恐慌之感。我想如果文成公主的马车能突然出现，与我们结伴同行，该多好！我暗自笑了，嘲笑自己。其实，人在荒野遥远的地方，满腹寂寞时想起一个漂亮女人，不足为奇怪。
中午时分，我们的车队翻过拖托山，在一个叫诺木洪的地方小憩。天气酷热，地上的沙土像蒸熟了一样烫脚，空气也干燥得能发出响声了。我们先给汽车喝饱水，又给自己的肚里尽量灌进更多的水，便继续赶路。天气的沸热沉闷并没有因为我们的肚内储存了充足的水而减弱。汽车的轮子轧在地上嗞嗞的声音，在我的感觉里仿佛是空气被暴晒得发出了抗议声。
车窗外面那无边无际的戈壁滩像煮沸了一样冒着热气。我心压抑。
就在这时候，我忽然看见汽车前面不远不近的地平线上冒出一片水域，好大好深的水面，分明连水上的波纹乃至不知是鱼儿还是风儿拍打水面的声音都听得真真切切。我的心霎时湿润了。只是不知为什么，我加大油门希望快点驶近那水域，它却总是那么遥远。
开始，我以为是看花了眼，没大在意。后来那水域越来越清晰、真切，而且水面上出现了楼阁、凉亭、山峰、树丛、船只，还有一排排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正在挺胸甩臂的行使着……所有这一切景物都是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浮动着。我看得入神了，不由得一击大腿惊呼一声：
“快看，我们就要走进一个美丽的水上城市了！”
给我当保险的副班长，听了笑笑，看样子我看到这些景物对他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并无多大兴趣。倒是坐在我和副班长中间的那位老高原说了话，他问我：
“你是头一回上线吧？”
我知道“上线”就是踏上青藏公路执勤，这是老兵的习惯叫法。我点了点头。青藏高原上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我足迹，但是走进青藏公路横穿而过的柴达木盆地却是头一次。
老高原继续说：“这就难怪了，什么水上城市？这叫海市蜃楼，是太阳的光折射到戈壁滩后形成的一种虚景。你问什么叫虚景？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尤其是中午，太阳直射的时候，在戈壁滩上随时都可以见到这种骗人的虚虚幻幻的景物。”
“海市蜃楼？我早就听说过，没有想到今天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看到了它，也没有想到它会那么以假乱真的骗人。世间的事真有意思！”
老高原顺着我的话说下去：“也真是的，在村里城里上当受骗的事就够人提防的了，谁知来到这人烟稀少的戈壁滩，阳光也变着法儿蒙人！”
我没搭腔，只是很有兴趣地看着窗外那一处又一处不断变换的景物。等我们的车驶到跟前，那些景物全部消失，只有一堆堆沙砾，一片片枯草，如此而已。
突然，我发现了一处新的很别致的景物：一座像伊斯兰教堂似的圆形建筑物出现我的眼前，它一浮现出来我就感到这不是幻景，而是实实在在的实体。我问老高原：
“你看，我们要进教堂了！”
“眼花缭乱，教堂太多，只是你不知该进哪一座才好。”
说话间，我们就走到“教堂群”跟前了，我扑哧一声刹住了车。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片高低相当、宽窄无异的沙包耸立在面前。
老高原说：不是什么教堂而是红柳包。你又一次受骗了！
我苦笑着。我看到每座红柳包上开满了粉红色的碎花朵，密密，茸茸，好像铺展着一层绒毛，真撩拨人心！老高原说：
“这就是柴达木盆地有名的红柳滩，方圆三四百公里的地面上都长着这种红柳，一棵红柳固守着一个沙土包。每沙土包内都盘根错节着红柳的根和枝。远远看去，这些沙土包好像一座座很规范的建筑物。所以人们又把红柳滩称为红柳堡。”
“红柳堡里有人家吗？”我问。
他并不回答我的话，却给我讲起了红柳沙土包的形成过程——
红柳不是柳树，只有在西北高原上能看到它，柴达木盆地为最多。它生长在海拔两千九百米至三千米的地域，枝条丛生，根须发达，抗击风沙的能力特强。人们看到一簇簇红柳都高高地傲立在沙土包上，这正是它与狂风飞沙拼搏周旋的结果。这里沙暴的威力是生活在内地的人难以想象得到的，一阵狂风卷来一堆流沙，呼啦一下就把红柳埋进了沙丘。红柳那久经风沙吹打得像铁丝似的枝干并不甘拜下风，它不会在流沙中丧生的，不久就会钻出沙滩，继续生长；戈壁滩的流沙几乎天天都在飞旋，红柳便天天被掩埋，它也一次又一次钻出沙丘生长……就这样，沙丘不断地增高，不管它长到多高，红柳总是傲居沙丘之顶。一棵红柳，总能牢牢地咬住一个沙丘，固住一堆流沙。有时一棵红柳就能控制住几十立方米甚至上千立方米的流沙。人们称红柳堡为锁住流沙的沙龙。
“沙龙？有那么大的能耐吗？”我问。
“当然是这样了。年复一年，沙丘越堆越大，红柳的根深深地扎进沙土，有的根能深扎十几米。这些成群的大大小小的沙柳包，便筑成了风沙难以摧毁的防线。摧不垮的防沙林！”
老高原还告诉我，红柳一年开花三次，春夏秋各一次，因而又名“三春柳”，给荒原一年带来了三次“春天”。红柳的皮含鞣质，可以提制栲胶，枝条柔韧，可编织筐篓。其根可以入药，清热顺气，治急性扭伤。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红柳。
老高原正绘声绘色地给我介绍红柳堡的情况时，突然一阵旋风从天而降，霎时沙尘弥漫，天昏地暗，我们被淹没在其中了。
沙尘暴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当一切恢复了风平浪静，我们披着满身的沙尘又站在了红柳堡前时，老高原说：
“你看，红柳堡的主人来了。”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看到从红柳包间走来一个戴着礼帽，穿着藏袍的藏族姑娘，她边走边不换眼地望着我们，眼里有一种深深的渴盼，或者说是惊喜……
这时，我那干渴的心像被一只潮湿的大手刚刚抚摸过。
藏家母女难为副司令
我在红柳堡看到的那个藏女就是本文的主要人物德吉卓嘎，她的阿妈叫达娃。我看到她时，给我的感觉她是驾着那场转瞬即逝的沙尘暴降临的。怎能不是呢？沙尘暴落了，她出现了。这当然是我贫乏而固执的想象了。生活中许多人的偏执都是从不负责任的想象中脱胎的。老高原在纠正我的错判时态度是严肃的，他说：凭什么说她是驾着沙尘暴来的，照你这么说来她该是颗灾星了。笑话！她和她的阿妈都是勇士。
正是从老高原的嘴里，我知道了德吉卓嘎的一些片断的事情。
她母女俩虽不是红柳堡的唯一人家，却是红柳堡的常住户，数十年间守护着红柳滩。德吉卓嘎的阿妈有句很响亮的话：死在沙梁上，埋在红柳旁。
如此视死如归为什么？
与一位将军有关。将军叫肖康声。
老故事越来越老。老故事长了胡子，它倒更年轻了。在有些人看来，肖康声就是这样。在柴达木，甚至在整个青藏公路沿线，肖康声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道。前些年，在边城西宁举办的那个根雕艺术作品展览就出自他之手。至于对这次根雕展览如何评价，另当别论。但就根雕作品本身而言，无人不承认其超拔的艺术。肖将军的根雕作品与众不同处表现在两点上：一是所有的作品全是红柳根；二是这些作品再现了青藏高原上的野生动物，比如：野驴、野马、野骆驼、野牦牛、盘羊、藏羚羊、黑颈鹤、雪鸡、斑头雁、高原鼠兔、白唇鹿、雪豹，还有西藏野人，等等，等等。大约有三四百种。尤其令人叹服的是将军创作的动物全都处在动态中：野驴奔跑，白唇鹿交配，藏羚羊饮水，雪豹嬉闹，野马惊慌逃命，野牦牛仰天长啸……将这么多栩栩如生的动物牵来圈养在一起，足见将军耗去了多少心血！
根雕作品展室是个无声的地方，但是人们感到肖将军时时都在说话。
其实，肖康声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布衣将军。东洋鬼子在冀中平原扫荡的那年，他腰里别了颗吓唬敌人的自制手榴弹走进了抗日队伍。他穿上了八路军的那灰色制服，再配上一顶八角帽，咋看咋像个乡村小货郎，一点儿没有军人的派头。还有一点使人百思不得其解，在那个战事频繁的日子里，他竟然在腰带上串半拉日本鬼子的骷髅吊在屁股后面，行军打仗之外的时间里，几乎都能看到它。别人问他：伙计，这玩意儿太恶心了，既不能吃，也不当玩，还不趁早扔掉它！他听了在腰间一拍：啥，太恶心？当然可以说恶心了，可是你知道它里面的一段故事吗？这个东洋鬼子用大刀砍死了三个东北女孩。老百姓又打死他，留下了这个脑壳。现在我是把它当成艺术品，这叫报仇。
后来，八年抗战结束了，解放战争也胜利了，他成了军分区副司令员。那个从战争烟火中走过来的骷髅，就挂在了他办公室的墙上。光光的闪着亮色，很招惹人，谁见了谁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地请他讲讲其来历，他也就不厌其烦地从头道来。他讲得很来兴趣。慢慢地竟然讲起了这副骷髅的结构特色，鼻长眼深嘴浅什么的，把它艺术化了。
也许正是那半拉仇恨的骷髅化作了艺术的种子，植入他的心田使他萌发了对艺术的向往，长出了艺术的翅膀，后来才有他的根雕艺术作品和由此而产生的一串故事。
接下来，自然我该讲肖康声和藏家母女的故事了。
据我猜测达娃的阿妈和肖康声第一次在红柳堡争争吵吵时，肖康声肯定不是第一次刨挖红柳根了，这从俩人当时的对话中略有所露。
一个是荒野放牧人，一个是军分区副司令员，俩人的身份差距如此之大，如果不是为红柳根的事今生是永远也走不到一起的。
“瞧你也是个老大不小的人了，按说是应该分出蓝天的白云比骚狐狸尾巴夹的那股臭气干净得多，可你不懂。这红柳好端端的长在这儿碍着你哪儿了，你劳神费力地刨掉它，那东西能吃还是能喝？”阿妈说话不拐弯，说完还呸了他一口。肖康声一身泛白的军装，裤腿也卷着，说不定阿妈还把他当成路盗之类的不走正道的人了。
“这位老阿妈讲话蛮带刺的，看来你是佛面僧面都不看了。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红柳堡像围墙一样把你的帐篷挡在里面，你是城里人了，当然不会舍掉自己的城墙。”肖康声说话入木三分，他一下子就揭开了阿妈心中的幕帘，让她言行的内核外露出来。
“我是僧面佛面都会看的，可首先要看人的心是不是善良。你说对了，对于‘折墙’的人我不会说他就是善人。这个红柳滩住的可不是我一家人，不信，你从这儿再往里面走走至少会有二十户人家挡住你，质问你为什么要刨挖红柳根。信不信？”
“信！信！信！怎么会不信呢？你就是为了保住包括你在内的你们这二十多户人家的‘院墙’，才扣下了我的红柳根。这么办吧，这些根值多少钱，你报个价，我掏腰包。”
“屁话！我们这二十来户牧民的牛羊和全部家财，值多少钱，你算过吗？”
“这个我管不了，也不想管。我只是想告诉你，这红柳滩不是你家的，我挖红柳根你不必如此认真去管。”
“我管不了你，我却能管红柳滩，这根你就是不能运走！”
“老人家你太愚昧了。但我不怪你，谁让你是个不懂得根雕艺术的老藏人呢！”
“……”
老阿妈坐在那堆红柳根上，跷起了二郎腿，像个藏家女民兵。
将军服了，他不得不走，不能不走。
吉普车的屁股冒起一股烟，驶出红柳滩。
阿妈仍然坐在红柳根上。
将军的汽车已经开出去好远了，一直站在自家帐篷门前看着这一切的德吉卓嘎走到阿妈跟前，说：
“这个人是个大官，在他和你说话时旁边一直规规矩矩地站着一个兵，那是他的警卫员。”
阿妈从红柳根上下来了，她抬头望着已经远去的那辆汽车，无语。
许久，阿妈才转身向帐篷走去。她的四肢短短的，走起来像只企鹅。
当时，德吉卓嘎只是远远地看着将军，没有记下他的模样，为此她后悔了几十年！
背影给人的感受很模糊……
将军楼里的谜
那天，我们的汽车驰过红柳堡不久，就到了戈壁新城格尔木。
当晚我们投宿格尔木兵站。
格尔木与内地的时差大约一个小时。吃罢晚饭，太阳还老高老高的挂在西天上，天色似乎比白天更亮了。我便约了三个战友信步上街去转悠。我脑海里仍然装着在红柳堡遇到的那位阿妈的形象，心想，如果能在街上碰到她就好了，这样会了解更多我想知道的事情。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了。阿妈住在红柳堡，怎么能在格尔木见到她？没有见到老阿妈是情理之中的事，将军楼撞到鼻尖下却出乎我的意料。
我是在一位老司机的指点下找到将军楼的。老司机很神秘地对我说：“来格尔木不看看这座将军楼你会后悔的，彭德怀在那楼里住过呢？”要搁在今天，这话也就那么回事了，中国大地上有多少这样那样的故居，见的多了。可那是1960年呀，故居这个名词还是很罕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彭德怀被打倒了，与这位大将军有关的任何人和事物都贬值了，唯其贬值也就本能地对人们有一种吸引力。我是怀着一种说不清是好奇还是怜悯的心情参观将军楼的。看着简陋得连内地殷实人家院里的房舍都不如的这座小小的楼，我心里有一种酸楚楚的滋味儿。开国大元帅如果不是体察民情出于工作需要，到哪儿不能去享受，来这荒凉偏远的地方干什么？
人去楼空，显得异常凄惶。守楼的白发老人见我像找魂似的在楼前走来踏去，便上前悄声问道：“同志，从哪儿来的？这楼里原先的主人与你有什么挂连吗？”我告诉老人家，“楼里的主人姓甚名谁，我一概不知。我是在青藏线上跑车的汽车兵，不久，我就会长期住在格尔木。”老人说：“那好，那好！格尔木是个好地方，老总都惦记着它，从北京大老远的到这儿来视察，还能错了！”我知道他说的老总就是彭德怀，西北人都这么称他，他曾经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我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让老人讲讲这楼的故事。
他的话匣果然打开：这些年来这儿的人稀少得几个月也见不到一个，我守的是一座真正的空楼。今天见到你来了，我一下子觉得这小院里也热闹起来了。
老人很健谈，我想大概他许久没有倾吐对象了。正是从他嘴里我知道了将军楼的一些原始情况。
一九五八年，听说彭德怀要来格尔木视察，被称作“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将军又高兴又不安。青藏公路是在彭老总的直接关怀和鼎力支持下修建而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彭德怀就难以很快地修成青藏公路。让彭德怀亲眼来看看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亲耳听听在这条公路上跑的汽车声音，这是慕生忠早就揣在心里的愿望。可是这个地方太艰苦，就连他这个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住的也是窑洞式的半地下半地上的“干打垒”。彭总跋山涉水来格尔木总不能让他住这种房子吧！于是，他让房管部门在很短的时间内赶着盖起了一栋青砖白灰一砌到底的简易楼。这是格尔木历史上耸立起的第一栋楼房。二层楼，台阶从楼外拐弯而上。屋内没有任何比那些窑洞式房内更特殊的陈设。尤其突出的是门窗上刻着有红五星。这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没有比它更能象征革命的含意了。
我有个疑问，便请教老人：为什么要把这楼叫将军楼？确切地说它是元帅楼。老人回答：最初人们都以为这座楼是为慕生忠将军修的，便叫起了将军楼。其实，彭老总到格尔木后，没有在这儿住。后来它名为慕生忠的办公室，可他很少在这儿办公。所以从建起它那天起几乎就是一座空楼。我忙问：“彭总为什么没住？”
老人的话语里满是称赞：那年彭老总听说让他住楼房，脸一拉就不高兴了，说，你们都住窑洞房，为什么让我住楼房。这座小楼留着让慕生忠住吧，他是功臣。彭老离开格尔木后。不久就出了问题。
慕生忠也受到了牵连，被罢了官。这楼一度变成了堆积杂物的库房。
这时，我看到楼的西墙外，有几间平房，那就是将军当年的家。
墙上有个土门，将军来往就是从这土门里穿行。
稍许，老人感叹道：将军楼里没留住彭老总，也没留住慕生忠，倒引来了另外一位首长。据说那天他带辆大卡车，运着一车红柳根卸在将军楼前。那位首长在楼里忙了整整三天，不知干什么。
第四天又运载着红柳根悄没声地走了。他走后，将军院里满是红柳的根根枝枝。
听了老人的最后这番不经意的话，我突然想到了一位将军，难道会是他吗？
戈壁滩没有花。红柳来了，给荒原带来绿色。即使春天，红柳也别开花！
吉祥物“赤狐”
作为连队打柴队的一员，我驻进了红柳滩。像每一个摊到这份公差的战友一样，我很骄傲有这次考验自己的机会。带队的副连长动员时说的很明白：全连百十号人马，为什么偏偏挑你们十五个同志？一句话：信任！
副官还有话呢，虽很枯燥但不拐弯：
“包括本人在内，我们大家一定要不惜代价地把这次打柴任务完成得十分漂亮。明白吗，就是说这是一次战斗，我们要打一个十分漂亮的仗，九分不行，九分九也不行，必须是十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如此严肃地把这个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告诉你们吧，从现在起我们这个部队的烧火要进行一次革命，改烧煤为烧红柳根。这是上级的决定。那么，一定会有人问：烧煤不是比烧红柳根更方便吗？怎么还需要改？首长说了，红柳根烧起来火力旺，有威力。最主要的是节约，格尔木周围遍地都是红柳堡，一天挖它个十车百车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烧火不掏钱，进入共产主义了！好啦！我只能这么简单地讲讲，不知同志们听明白了没有？”
这番车轱辘话把好些人听得都打瞌睡了。副官讲完后只有几个人稀里哗啦地拍着巴掌。他不悦了，提高嗓门吼了一声：“我白溅了半天唾沫星子？重来、鼓掌！”掌声四起。
动员会结束后，有人把在会上不便说的话悄声说给副连长听：
“这么多人驻扎在红柳滩干这种原始式的体力劳动，要吃要住，还要汽车出出进进的运柴火，这些难道都不要钱吗？再有，我们是汽车部队，本身的进藏运输任务就很繁重，抽出人力明摆着会影响执行运输任务。这些你们想过没有？”
他立马驳了回去：废话！你问我我问谁呀？我是照本宣科。
看来，副官也是没有掌握多少具体情况，别看他神秘兮兮的。
红柳滩上撑起了一排排绿色军用帐篷，壮观、威严。早中晚都是炊烟缭绕，再加上铁锹十字镐互碰发出的撞击声，还有出出进进的军车。不知道内幕的人会以为又一个军事基地诞生在红柳堡。
实际情况是这里驻扎了打柴人，个个变得像土鬼泥猴。难道不是吗？这些兵们浑身除了牙齿是白生生的以外，其他地方都让沙尘浆抹成灰土色了。
说是打柴，其实就是刨沙子堆。每个小山包似的沙滩里都埋藏着一棵棵根枝庞大的红柳，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沙包掘开，让红柳显露出来。说起来容易，可那是要一锹一锹地刨呀，挖呀，往往三四个人啃哧上半天甚至一天，才能消灭一个沙包。令人欣慰也是蛮受鼓舞的是，一旦将沙包掘开，当红扑扑、脆亮亮的弯曲成各种形态的红柳根露出来时，那真是让人干着称心，看着舒心，想着美心，简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没有身临其境于打柴现场的人，他永远也难以想象得到那些镶嵌在沙子里的一根根盘旋得奇妙而精美的红柳根，是多么的叫人心悦诚服地称它为人间最精巧的天然艺术品。沙子是虚软的，又是坚硬的——年代久远的雨淋风吹沙粒成了板结的硬壳。就在这热烘烘的沙粒板结中红柳根（也有枝）委屈地浓缩着，自然地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形状，逼真、活显，惟妙惟肖，仿佛有了生命一样。在它们面前你就张开想象的翅膀，任意地去遐想吧，天上飞的鸟儿，地上走的禽兽，山中的各种花草以及人的诸多的行状，都可以从这儿找到，那真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空间！现在，我只需将我第一次从沙包里挖出来那只“赤狐”后的无法形容的喜悦神情及心态说出来，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用战友们的话说那个中午该我有神气，逮住了一只金不换的“赤狐”。副连长已经吹了三次哨子了，催着开午饭。我把吃饭置于脑后了，仍然用铁镐刨挖着。当时那只“赤狐”只露出了条尾巴，因为我并不知道它是只“狐狸”，很好奇，想刨出来瞧瞧，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尾巴？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刨着，刨着。整个根系差不多出来了，最后只剩下了点牵系时，我一镐下去，它掉了下来，我惊呼一声：狐狸！
我有一种一镐刨出了金娃娃的既惊讶又得意的感觉。当我俯身去抓那“狐狸”，双手碰得生疼时，我这才醒过来了，那是红柳根呀！但是，它确实太像狐狸了，活活的一只赤狐！逼真极了！“狐狸”嘴边的几根软软的茸毛在颤动着，一只前爪伸出来还在洗着脸，尤其是那双眼睛贼溜溜地望着人，分明对我这个突然闯进它的独立王国的“外星人”大为诧异，且有几分敌视。我故意逗它：你跑呀，赶快跑掉嘛。它并不理睬我，依旧是那副诧异加敌视的可爱模样。
噢，它是红柳根！用今天的话说，它是根雕艺术品。
我当天就把“赤狐”搬进了帐篷，放在我睡觉的地铺旁，我要叫它夜夜陪伴着我。在这荒山野漠，它是个难得的吉祥物，我喜欢它。等打柴任务完成回军营时，我也要带上它。
谁知，我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当晚我从红柳滩回到帐篷一看，“赤狐”不翼而飞。我问遍帐篷里每一个战友，没人知道这个在我眼里为吉祥物的“赤狐”的下落。我又到邻近几个帐篷里打问，还是无人知道。
奇事！怪事！打柴队一共才十五个人！
毕竟我有比玩乐更重要的事，紧张而繁重的打柴劳动使我很快就淡忘了那只“赤狐”。
也正是在这时候，我又见到了德吉卓嘎。
我们刨挖红柳的地方离她们那个戈壁小村约有一里多地。我们整日劈里叭啦的闹腾肯定吵得他们立坐不安。德吉卓嘎几乎每天放牧回来，都要来我们这里“参观”。她远远地站着，两眼怒视着，不说一句话。那两只眼睛真大，黑白分明，像要把我们这些打柴人夹死在她的视线里。
我似乎能理解她对我们的行动的敌视，又好像不完全理解。
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上前主动与她搭话。
“小阿妹，家里缺柴火烧吗？”
“不缺，我和阿妈捡回的牛粪两个冬天都烧不了。”
“叫上阿妈，到我们打柴队的帐篷来做客。”
“不去，我看出来了，你们要把红柳滩的红柳挖完的。我和阿妈不会把你们当成客人，整个红柳堡的人都不会把你们当客人。”
“怎么会把红柳挖完呢，我们很快就会回军营的，还有运输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
“你们最好现在就走。走了就再别回来。我们这里的牧民都不欢迎你们。”
“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因为你们要把我们的红柳堡变为戈壁滩，阿妈和邻居们天天念咒，要佛爷睁开眼惩罚给红柳堡带来灾难的人。”
……
我不愿再问下去了。说实在的，那个年代，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作为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挖点红柳根还能危及德吉卓嘎和她的阿妈的生存。
德吉卓嘎依旧经常来我们这儿“参观”，依旧是那种敌视的眼光……
土鬼泥猴模样的我们这些打柴人，一直保持了一个月这种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状态，才回到了驻地。每个人都有一种打了胜仗凯旋的感觉，一种辛勤耕作后运载着满车粮食入仓的感觉。这个冬天做饭取暖不用发愁了，还不是一种快乐的事吗？
没想到连队的战友一碰面就问我：
“打的红柳呢？”
“不是都运回来了吗？”
“运回来了！你去找找看！”
副连长气火火地说：拿多少钱管多少事，不该问的事就闭嘴。
兵们在连队最怕的官不是连长而是副连长。一般而言，副连长都有“军阀作风”。他一瞪眼，谁也不敢吭声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刨挖的红柳根，都运到了格尔木一个空院里，经过副司令员过目后才分给连队。
不知为什么，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将军楼。也莫名奇妙地想起了我的那只“赤狐”……我们的劳动和忧伤被谁一起带走？
迁徙者的祈祷我们第一批打柴队员正在休整的当儿，第二批队员又进红柳滩了；当他们完成任务呼哧带喘地走出红柳滩时，我们用汗水加心血换来的那一车车红柳才陆陆续续不知从什么地方运到了连队。
谁都能看出来，那是经过“劫持”之后的残渣余孽，打个不很确切的比喻，很像宴席后扔在地上的一大堆剔去了肉的骨头。我不厌其烦地几次到柴火堆里去找那只“赤狐”，一无所获，连根狐狸毛也没有见到。越是找不到“赤狐”，我就越是想早点得到它。其实，在我最初拥有它时，并不怎么看重它。人，就是这么怪！
“赤狐”给我带来的喜悦和这种转瞬即逝的喜悦后的等待延续了许久都无法淡去。自然，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我和与我一起打柴的伙伴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记得好像是“文革”刚开始的那年，红柳滩的红柳已经被我们用笨重的镐锹吃去了比当时格尔木城面积还要大的一片，那阵子我们很骄傲地想：多有能耐，我们终于从这个沙包连绵、荆丛不断的杂乱世界里创造出了一块平原。
然而，我们却忽视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正是被我们破坏掉的这块地上住着二十多户牧民，其中就有达娃阿妈和她的女儿德吉卓嘎。红柳堡变成了赤地，牧民的帐篷裸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很快沙尘暴威逼而来，没出半年就占据了我们腾出来的空地，沙丘堆积，波起浪涌。平地又变成了丘陵。
空地上的沙丘还在变高，变高。后来就长成了沙墙……
红柳滩严重沙化！
为什么这一切仿佛都是不知不觉的？
牧民的帐篷被沙堆包围了，帐篷内的灶具、衣物、地铺，就连帐壁上都浮粘着一层沙尘。每次吃罢手抓羊肉后，沉在盆底的沙粒使牧民们犯愁得不能不这样想：这日子还怎么过下去？
当他们确认这片居住了多少年的地方，再也不适合做自己家园而又无改变它的回天之力时，不得不做出放弃它的决定。于是，他们把简陋的却很沉重的家当搁在骆驼背上，去寻找新的栖身之地。
何处是游牧人的家园？
离家的一切事情都做完，骆驼扯长声音凄然嘶叫着，它也恋家吗？德吉卓嘎背对骆驼站着，呆望着还冒着烟火的地灶出神。阿妈已经几次催她上路，她也不动。
“阿妈，我们还回来吗？”她终于说了话。
“回来。等我们找到新的地方安了家，那地方再次变成沙滩后，这里也许长起了新的红柳，那时你就回来住。”阿妈不动声色地说。
“阿妈你呢？你不回来了？”
“那时候，你就成了阿妈，阿妈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他们走了约摸二十五公里，在红柳滩的西沿、紧靠格尔木的地方，遇到一条季节河流入红柳滩——河水进入了红柳滩不久就断了水，水被干渴的土地吸收了——达娃和邻居们撑起了帐篷，挖坑埋锅，定居了。
在新的放牧点住下的头一天，数十名男女牧民齐刷刷地跪在地上，双手合十，祈祷。
风沙无情地吹打着这些善良的人。他们的眼睛被沙子眯了，仍然一动不动地跪着。
向天祈祷，向人祈祷。
有关沙尘暴的一个推断
那场铺天盖地的沙尘暴席卷格尔木距今已经过了二十多年。
可是格尔木人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更多的是胆战心惊。
沙尘暴是那天夜里八时左右，出其不意地开始摇撼这个刚刚在昆仑山下站住脚、却经不住任何折腾的高原新城。后来，格尔木人在回忆这场沙尘暴时都提到，其实，在白天沙尘暴就已经发出了信号，只是麻痹的人们没有引起提防罢了。记得好像是中午一时的时候，陡然扬起了一股股龙卷风把格尔木所有的角落扫荡了一遍。不少人家的门口堆起了只有把脚高高抬起才能越过去的沙堆，许多人家糊在窗棂上的报纸（那年月格尔木的住家就兴用报纸糊窗户）被吹卷开透了风，主人不得不随手找了一块或几块木板把窗户死死地堵住。这说的是那天中午的事，龙卷风顶多折腾了有半小时就偃旗息鼓了。格尔木又恢复了惯有的那种透射着死寂的寥静。一切都仿佛死去了。这死一样的空寂中是不是孕育着一种什么可怕的东西？格尔木人被龙卷风后的暂时宁静麻痹了，甚至可以说陶醉了，他们根本没有去想还会有什么不幸会降临。
所有的灾祸几乎都是在人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时候来到身边的。沙尘暴是那天傍晚疾风暴雨般的袭击格尔木的。它来得十分突然，绝对地势不可挡。眨眼工夫，黄蒙蒙的沙土就罩暗了天地，格尔木在瞬间变成了坠人海底的巨轮，死船。路上的行人像在浑水中游着似的，大睁着两眼什么也看不见。正在行驶的汽车全都开着车，可是灯光根本射不透沙雾，只能在车前照出一个米黄色的小圆圈，浑浑黄黄，迷迷蒙蒙的，司机无法看清前方的路。行人被风沙撞打得迈不开脚步，眼睛一睁开马上就会眯进沙子。人们只能凭感觉走路，可是在这种眼睛失明、耳朵失灵的情况下，还能有什么感觉呢？只能撞树、撞墙、撞车、人撞人……事后，有人在总结那天夜里沙尘暴带来的损失时，饶有风趣地列举了这组数字：当天夜里滞留在格尔木路口的汽车有近百辆，直到次日清晨风平浪静后才驶出死胡同，各奔前程；当夜某汽车团的军官回家属院时，因无法辨认自己的家门，错进他人家的有二十多人。最有意思的是一位新婚妻子等丈夫归来，没想到撞进新房的是胡子巴差的副团长……
在那次沙尘暴的袭击中，耸立于格尔木的那座近千米高的烟囱拦腰折断，变成一堆废墟。
沙尘暴过后，格尔木人清理公路上、家门口、屋顶上、菜地里的沙土，就耗去了一个礼拜时间。那些天所有格尔木人吐的痰里都含着一半沙子，鼻孔里也塞满了沙尘。清沙工作完成后，不少人变成了聋子，原来耳朵眼里填实了沙土，于是人们都在进行一个共同的科目：掏耳朵。
还有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提：那天夜里沙尘暴卷开了格尔木河畔达娃阿妈羊圈里的栅栏门，一圈羊顺风飘了二十多公里。阿妈已经年迈得难挪步了，女儿德吉卓嘎一直追着失散了的羊群。
三十头羊，一头也没追回。
德吉卓嘎呢？走丢了，无人知道她的下落。
这场灾难完全有资格载人格尔木的史册。世世代代的高原人都品尝不完它的酸痛。
许多人都没有在意的事就发生在沙尘暴来临的那天夜里：副司令员在驻军二十二医院病逝。
这本来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
可是，若干年后一些好事者硬把这两件事生拉硬拽地扯到一起。他们坚信不移地认为，格尔木之所以在那场沙尘暴袭击中遭受那么惨重的摧残。教训之一与乱砍红柳根有关。
如果格尔木周围那道天然挡风沙的红柳堡完好无损，准能把沙尘暴阻挡一些，使其气势大为减弱。这个推断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当初下令刨红柳根的那个命令就值得怀疑了。而策划刨挖红柳并签发实施命令的正是副司令员。
这个推断？
仅仅是个推断而已。
佐证这个推断的唯一根据，是十年后人们从一位医生手中得到的“司令员遗嘱”。
藏族卫生员德吉卓嘎
救起德吉卓嘎的不是别人，正是副司令员肖康声。
当他确信无疑地认为远处沙滩上的那个慢慢蠕动的黑点是个人影时，便果断地让司机把车开进了沙滩。
当时德吉卓嘎已经在荒原上挣扎了两天两夜，饥寒交迫，气息奄奄了。
就在她住院治疗的过程中，被那场沙尘暴折腾得已经筋疲力尽的阿妈，与世长辞了。她没有最后看女儿一眼就远行而去了。
德吉卓嘎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
经过副司令员的特批，她参军成为一名解放军卫生员。
她穿上军装的第五年，提升为护士。但她始终不知道救她一命的首长就是当年她和阿妈拦住的那位将军。直到她得到了将军的遗嘱，才恍然明白了一切……
遗嘱里的忏悔
我没有见到这份遗嘱，是一位战友转告给我的。其实，我的战友也没有见到它，是他的战友说给他听的。他的战友是个医生。
一次，他们在格尔木相聚时，话题扯到了保护高原生态环境的问题上。大家一致的认识是，格尔木的环保问题现在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自然，他们会提及那场沙尘暴以及今后还会不会发生那样的沙尘暴的设想。这话触动了那位医生，他回忆起了十年前遇到的一件事。一位将军在临终前留下了遗嘱，在遗嘱里忏悔自己，也提醒大家。将军痛心地说：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干着不利于甚至破坏环保的事。
战友们都很关心地问：你说的那位将军是谁？他在遗嘱里还讲了些什么？医生回答：他是什么领导职务我已经记不得了，只知道他是个将军。当时我是从第四军医大学来高原驻军医院实习，医疗上的许多事并不亲手经历。但那份遗嘱是我抄记下来的。记得是将军去世的前几天，我因为值夜班在宿舍里休息，科主任突然打来电话让我立即到病房。我按主任的要求一字一句的记下了将军的遗嘱。遗嘱的全文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但主要的内容仍有印象。将军躺在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气，一字一顿地告诫格尔木的军民，再也不要乱砍伐红柳了，格尔木周围的那些红柳是城市的防沙林，是保护高原人生存的功臣墙。他还说到，当初部队砍伐红柳当柴火烧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作为军队的一员，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向大家认罪，道歉。
医生在追忆完这件事后，很感慨地说：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在离世之前留下了这样的遗嘱实在感人。他不讲家长里短，不提儿女情长，想的是高原人的生存，是格尔木的未来，真值得我们尊敬。
停了停，医生又说：将军闭上双眼之前，示意身边的人拿来一支笔，他颤颤巍巍地写下一行字：我向阿妈和她的女儿认罪。
我们医务人员没谁知道这句话的含意。家人也似乎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显然知道这里面的蹊跷，安慰他说：首长，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设法找到这母女俩，转达您的心情。
……
德吉卓嘎手捧将军的遗书，热泪长流。
她的话含在泪声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了一切。敬爱的将军，如果阿妈还活着，她会原谅您的，也会把您的高风亮节告诉每一个曾经抱怨过您的人！
人一生谁都有犯糊涂的时候，但是，只要善良的心永远醒着，就值得大家信赖，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将军去世十年后……
二十世纪末的某年某日，我在边城西宁举办的一次红柳根雕艺术作品展览会上——也就是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根雕展览，反反复复地浏览了大半天，仍然没有要走开的意思。我已经完全陶醉在那些栩栩如生的根雕作品所创造的意境中了。为什么如此痴迷？因为我曾经有意无意地“创作”了一件根雕作品？还是因为这些红柳根雕源于我曾经战斗了多年的地方？我想两者皆有。
这是肖康声将军苦心经营的一个形象逼真、内容丰富的动物世界，我贪婪地一件一件地欣赏着：
藏羚羊——奔跑中的藏羚羊。它撒开四蹄，旋风般疾跑着。
仿佛无一定目标，只是为了逃命。谁会怀疑这是一件艺术品呢？
你瞧它的那只后蹄奔直奔直地向后甩去，像两只飞翔的翅膀。蹄下的草丛随着它流线型的身体倒下，水波一般。
藏羚羊，你为什么这样拼命地跑。是不是后面有猎枪随时会伤害你？
在可可西里的草原上，我见过藏羚羊倒在血泊中还在挣扎，这是死亡前的无奈的挣扎。它们失去了奔跑的权力。奔跑的藏羚羊才能生存，才有自由。善跑的藏羚羊啊，使整个可可西里有了活力，有了生命！
大自然的这位大手笔经过多少年的磨砺，才创造了这么一件杰作——没有生命的活蹦乱跳的藏羚羊。将军发现了它，发现也是一种“创造”；牦牛——长途跋涉中小憩的牦牛。它双眼微闭，一只腿抬起弯曲着，放松。嘴里还在悠闲地咀嚼着也许在行进途中填进的当时未来得及捣碎的牧草。这一切丝毫不能掩盖它那一副随时准备踏上征途的不歇气的精神。难道不是吗？它背上的帐篷、糌粑桶，衣物等主人的家当还没有卸下呢！这是一头游牧的牦牛，积攒力量后继续前进的牦牛。
牦牛，你的终极地在哪里？
不，它的蹄下永远不会有终点。它是游牧人的“载重汽车”，游牧人祖祖辈辈的人生里程都浓缩在它的蹄上。每天它的前方都有更艰难的里程在等待它去丈量。
牦牛在黄沙堆中寂寞了多少年，将军才把它牵到了阳光下！
野马——饮水解渴的野马。它的脖子伸得那么长，低低地伸着，伸着，好像不伸到地层下绝不罢休似的。我反复地观察着，琢磨着，它的嘴到底伸到了哪里？
噢，我明白了！它的嘴下是一条河，楚玛尔河，沱沱河，年楚河……它喝水喝得那么专注，那么畅酣，仿佛要把大江大河都吸进肚里才解渴。
野马的祖先就是青藏高原上的长跑健将，它们从早到晚都在草滩上跑着，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慢悠悠地溜达。天黑了，它才在草滩某个低处歇歇，站立着，不卧下。它知道一旦卧下。也许就病倒了。人都说它是个只站不卧的动物。
这时，我仿佛听见了野马饮水的声音，吱——吱——……
将军真行，把野马饮水的声音都刻得惟妙惟肖！
白鹭——向远方张望的白鹭。它显得有几分孤单，几分寂寞。
长长的脖子仰起，嘹望天空，眺望远处。它十分焦急的样子，焦急中带着一种企盼。这些都在它长长的脖颈和眼神里表露出来了。
我猜度，它一定在寻找失去的伴侣（妻？丈夫？）。白鹭是终身制夫妻，一对配偶的感情十分融洽，总是形影不离，相依为命。人们多会儿看到的都是它们双双在水草丰盛的水网中游荡或者觅食。
夜里，一只白鹭睡了，另一只白鹭在旁边站岗。
展厅中的白鹭为什么孤身一只，它的伙伴哪里去了？我不得而知。我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跟它对起话来：白鹭，如果你相信我，就站在我的肩头来，这儿比平地高，你可以望得更远，说不定会望见你的伙伴。白鹭，我的肩头就是你的眺望台，来吧！
将军，你也有疏忽，为什么不给这只白鹭做个眺望台？
高原熊——憨憨的“瞎熊”。瞧它那憨态，可爱极了，没有角，短短的尾巴，头面宽阔，好像老想笑，表露出来的却总是一副哭愁样儿。它的听觉与视觉很迟钝，它卧在地上，人走到它跟前，它也不会觉察到。但是，你切记要提防这憨虫，它一旦发怒起来，就用两只前脚拍打你的头部，重重的，拍不死你也得让你休克。
它的本名叫棕熊，“瞎熊”是人们送给它的绰号。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巢穴和活动路线，在草原上到处乱跑乱窜，就落下了这么个绰号。这只“瞎熊”把舌头伸得那么长，一定是肚子饿了，想吃什么东西了吧？人千万可别碰上它的舌头，它的舌头像锉刀，如果在你脸上舔一下，准能剥下一层皮。这家伙，伸着舌头，吓人！
这是将军的一幅得意之作，要不，底座上的标价能是五千元吗？
黑颈鹤——展翅飞翔的黑颈鹤。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儿看到它。这是一种稀缺的野生动物。在中国也就一百二十多只，绝大部分生活在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美国鹤类基金会提供了这样的资料：黑颈鹤是“世界鹤类收集库”中唯一缺少的一种。他们要求从我国青海提供有生命的蛋卵，以便进行引种试验与人工孵化。
对于黑颈鹤，许多人是只闻其名不见其鸟。我几十年间百次闯高原也只见过一次，还是远远的，未看仔细，没想到今天站在这么近的地方跟它“聊天”，真可谓三生有幸。
这稀罕之鸟，腿高、颈长，头顶赤红色，颈、翅、尾有一部分为黑色，背部褐色，其余灰白。头顶有一块“肉瘤”，不少人以为那就是它的冠顶了。错了，完全是视力错觉，那并非肉瘤，而是红色羽毛形成的顶冠，远瞧极像肉瘤。还有，人们通常看到的它那个黑色蓬起的尾巴。其实并不是它的尾巴，而是两翅三级飞羽。它真正的尾巴藏于两翅之间，又短又秃。
将军填补了许多人“观鸟册”上的空白，使他们看到了不易碰到的黑颈鹤。
天色渐暗，展览馆的工作人员下班时间到了，我还在蛮有兴致地品尝着那一件又一件红柳根雕作品，身临其境地享受高原野生动物栩栩如生的众多相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十年间我在青藏山水间没有见到和根本无法见到的野生动物，此刻在这个不算宽敞更谈不上讲究的展厅里都浏览到了。这时候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些红柳根雕是怎么创作出来的，是谁创作的。
讲解员小姐迈着轻盈的脚步走到我身边，很有礼貌地问：
“先生，你看得好上心，连时间都忘了！”
随着她这一声我认为是提醒我赶快结束参观的话，我的思绪从深沉的品尝中拔出来，我很歉意地说：
“对不起，我马上就离开。”
“不，只要你愿意看就看下去，自从开馆到今日已经一个星期了，难得遇上你这么一位认真的观众。我很高兴陪你，真的。”
接着，她告诉我，这次展览的全部根雕艺术作品，是肖康声将军几十年来创作的反映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的遗作，是由将军的家人和一批热心根雕艺术的他的部下发起的。想想吧，一个将军热衷于根雕艺术这本身就是一个新闻，何况有这么多可以展示他才华的精湛的作品。
讲解员讲到这里，突然默不作声了。停了许久，她才接着说：
事情并不像我们预想的那么顺利，甚至可以说完全出乎意料，开展一周来，门庭冰冷。第一天卖出了十张门票，第二天卖出了十五张门票，第三天情况最好，有二十张门票售出。以后这些天，每天参观的人没有超过十人。就是这些零零落落的参观者进馆来都是漫不经心地走一圈又出去了。你是第一个认真参观将军根雕艺术的观众，太难得了！
听了讲解员也许是褒奖我的话，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无地自容的尴尬，脸在发烧，心也跳。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说不明白。
讲解员低头站在我身边，她为什么不说话了？我看出来了，她似乎有什么难言之苦。
我问她：你刚才赞扬我的那些话是出于真心的吗？
她毫不含糊地回答：这难道还会有假吗？将军如果在九泉之下有知，我想他也会高兴的。
她又不再往下说了。我追问：我看出来了，你还有话要说，我要听下去。
她这才从旁边的桌子抽屉拿出一个小本本，慢慢地递给我说：
你看吧，上面有参观者的留言。
我好像早就等待着什么似的，忙翻阅着，翻阅着……
一个格尔木军营来的名叫李志辉的团长写道：高原已经快变得赤地千里了，那些人们赖以生存的红柳根原来都成了艺术作品浓缩在这间展厅了。还我红柳！
另一个曾去青藏高原旅游过的孙先生写着：我的弟弟在可可西里草原上的养路段当过十年养路工，他告过我，在最缺少绿色的地方，一些人破坏绿色的行为最猖獗。当时我还不相信，现在看来果真如此！
还有一个叫李燕的初一的学生的留言是：建议叔叔阿姨们，在举办这样的展览时要告诉我们这些幼稚的孩子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这位将军爷爷几十年来，创作了这么多的根雕艺术作品，那些红柳是不是都该砍伐？我不明白。
留言本上有十多位参观者写下的观后感，内容大同小异，如上所述。我看完后，望着讲解员小姐，我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三言两语实在说不清。
许久，许久，讲解员才对我说：“现在看来，我们当初决定举办这个展览欠周到的考虑。同样是这件事，放在一二十年前也许是好事，甚至是大好事。眼下就不行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强了，会发出这样那样的质疑。这当然是好事了。不过，我仍然要感谢你这位认真参观将军每一件根雕艺术作品的人，我很高兴接待你，这是我这些天来最高兴的一天……”
她说着说着，竟然热泪盈眶，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大感不解，问：
“小姐，是我惹你想起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了？”
“不，我很高兴遇到你这样认真的观众，我的救命恩人这位将军如果活着，他也会感激你。还有我那受尽磨难的阿妈，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时也没有消除对将军的怨恨，这并没有错。不过我相信在她了解了将军的所有经历以后，她也许会修正自己对将军的认识。”
“小姐，你是……”
“我叫德吉卓嘎。我专门请假到这儿来当义务讲解员。”
啊！我望着她，好久都没有说话，不知道该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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