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走上正轨

    结婚

    昭和14年（1939年）春，举母工厂已走上轨道。我在父亲的规劝下，与妻寿子相亲。我记得首次见面恰好是4月1日愚人节，半年后的10月便结婚了。寿子生于大正7年（1918年），比我小7岁。

    我小学五年级时，名古屋电台开始播音。那一段时间，我时常将自制的收音机贴在耳边听广播节目。内人当时恰好也参加一个节目的播音工作，这或许也可算是我们两个人的前缘吧！

    内人的父亲名叫高桥半助，是神户铃木商店的经理。铃木商店有一段时间在金子直吉的领导下，直追三井、三菱，发展得很快，不幸抵挡不住昭和2年（1927年）的金融恐慌而全面溃败，岳父当时为名古屋的分店经理，便利用现成的局面，做起生意来了。

    从相亲认识到结婚的一段时间，我时常利用假日到寿子她家玩，但是两人从未单独约会过。在我记忆中，我们的出外游玩也仅一次，是在夏天时与内人、内弟、表弟等4人游登富士山。当时丰田不象现在，还没有推行工厂统一暑期休假制度，所以趁周未赶夜行火车，次晨开始登山。午后到达山顶，稍稍休息后就下山，赶黄昏时分的班车回东京，简直就象军队行军一般。第二天早晨，仍与平日一样早晨7时上班。

    蜜月旅行是去九州。从神户乘船经濑户内海到别府，由根城至阿苏山及那马溪一带游览。这些地方都是我大学时代去过的地方，所以由我导游。回程时也是坐船。内人第一晚晕船，后来船行便平稳了。

    结了婚，就必须有个自己的家。父亲在工厂附近的丰荣町买了块地，为我盖了一所住宅。新婚不久，房屋也建造完成了，我开始每天由新居徒步上班，中途经过一片松林，秋季时松茸丛生，我便在早晨上班时采撷许多松茸，藏在草丛中，下班时顺便带回家，好给妻子煮食。现在，我的长子于司郎还住在那栋旧居之中。

    丰田、日产、福特合作

    就在我结婚前后，公司面临了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国内外厂商之间要进行合作的可能性问题，当时参与合作的计有丰田、日产与福特。我从来没有听喜一郎堂哥谈过这个问题，所以事实究竟如何并不很清楚，不过最近偶然发现一批文件，可以证明确有其事。

    昭和59年（1984年）春，在一个宴会上，日本福特的社长突然对我说：“我们公司在清理旧保险箱时，发现了一批文件，不知丰田是否也有？”我回答说：“没有。”后来他特地影印了一份送给我。

    那是一份合作协议书，规定丰田及日产各出资30%，福特40%，成立新公司。下款有日产的站鲇川义介、丰田社长丰田利三郎及日本福特公司总经理科普先生的签名。日期是昭和14年（1939年）12月19日。

    喜一郎究竟赞不赞成三社合并，这不需要进一步查证。不过，从文件上可以看出，合作之事己进展到相当程度了。而且昭和14年7月，喜一郎要我“和斋藤尚一两个人去美国研修一趟”。我不十分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派我前去美国，但相信与合作事宜有关。

    当时未婚妻寿子觉得如果我去美国，结婚日期势必得大幅延后，所以相当不满，但是事情已经决定，不能不遵从，于是我从公司领了准备金，订了几套西装，船票也预订妥当。朋友们热烈地开欢送会替我送行。不料临到快出发前。又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取消行程。想必是当时外汇不足，如何分配成了大问题，再加上军方从中干涉的关系，所以合作告吹。

    最后，美国是没有去成，准备金却化为西装，无法交还公司了。对于那些为我送行的朋友，更觉有失体面。我的美国之行突告取消，丰田、日产、福特三家公司合作的构想，也随着美日关系的恶化而告终了。

    到中国巡回服务

    昭和14年真是多事的一年。除相亲、结婚、国内外合作之外，丰田汽车还因中日战争的关系，介入中国市场，并在天津设立了“北支（那）汽车工业”。

    15年（1940年），建设完毕，我与喜一郎堂哥一同赴中国，名义上是参加落成典礼，事实上是去巡回服务。

    丰田出口的卡车，故障率非常高，遭到买方不断的抱怨，因此趁着这个机会，从7月至9月，整整3个月的时间，到中国各地巡回考察，加强服务。

    这是题外话。到达天津的第二日，我和喜一郎堂哥二人应一位中国友人的邀约，到他家赴宴。菜肴一盘接一盘地端上来，每上一道菜，我们便问：“这是什么？”然后大快朵吃起来。回到旅馆，两人扳指一算，前后竟然吃了25道菜。起初几道觉得稀奇，吃得不亦乐乎，到后来实在是力不从心。

    当时我们不懂得中国人长夜欢宴的乐趣，他们是先尝试几道菜，略饱之后，休息一会儿，出去散散步，回头来继续再吃。我们却一口气吃了太多，再加上回到旅馆后所喝的茶水不佳，结果吃坏了肚子。

    当时中国的汽车市场，由陆军将满洲（即东北地方）划给日产，满洲以外的地方则归丰田。所以参加了天津工厂落成典礼以后，我们便走访所有使用丰田汽车的日本部队，查看他们使用丰田卡车的情形。

    中国地域广大，日本军所能占领的仅是“点与线”而已，而其中的线又常被切断。

    当我们到达山西省太原市时，回程道路遭到破坏。太原的周围全是敌军，白天还算平静，到了夜间则机关枪声不断。我们和北支汽车本部断了通讯，他们恐怕我们遭遇不测，甚至传出“丰田的太子行踪不明”的谣言。事实上，我只是无事可做，而道路又被封锁，因此，就在附近游荡而已。总之，最后我们还是安全抵返北平了。

    有趣的人

    在中国时我遇见许多有趣的人。其中一位曾兴致勃勃地问我：“喂！我们立刻乘西伯利亚铁路去德国玩玩，如何？”他便是石本惠吉男爵，也就是战后成为社会党代议士的加藤静枝的前夫。

    另外，已故影星佐野周二与我在中国山野中同乘火车，促膝长谈，我对他印象十分深刻。当时佐野是一名军曹，穿戴着整齐的军服。

    回到天津后向陆军提出巡回考察的报告。我的意见是：“关于丰田汽车在各地都发生故障的事情，大家言之凿凿。其实，主要是因为汽车都被交到不懂车的人手上，随他们任意搬弄，自然容易损坏。不过，话说回来，对于车子的保养使用既无教科书可循，又无教官指导，也难怪车子容易损坏，说句实话，车子其实是被人破坏的。我认为应该编写一本如何使用卡车的说明书，分发给各个部队。”

    陆军也赞成我的提案，于是我们决定迅速着手编写这本说明书，由我负责执笔。但是一开始撰稿，就遇到难题：应该用何种语言来撰写？如果只为应付日军需要，印制日文版就可以了。但是丰田卡车的顾客不乏中国人，因此也有印制中文版说明书的必要。然而，大部分零件的中文名称，连在大学教科书中亦遍寻无着。

    例如以turbine（涡轮）一语而言，日本以片假名照拼音拼出即可，中文则使用英文的turbine。那时候，我深深感到日文片假名的伟大之处！

    再访上海

    很辛苦地做完说明书，决定绕经上海回国。自从大正10年（1921年）与佐吉伯父一起来过上海以后，这是第一次造访。相隔19年的上海已大不相同。

    当时上海分为法租界与共同租界。共同租界以前分为日本租界与英国租界。但是日本租界已被日本军占领，所以事实上共同租界仅剩当年的英国租界而已。

    上海陆地周围已被日军占领，而临海的一面便是共同租界，受英法两国的控制，船支出入皆受英法管制。在这种情形下，滋生出各种问题。

    其中最麻烦的便是金钱。上海使用的是日本的军票和国民政府的法市。兑换率每天不同。军票是纸币，价值一直下跌。日军为了维持一定的兑换率，必须使用一些手段。所以有一名相当于日军参谋的人士，特地前往上海丰田纺织厂拜会负责人西川秋次，希望他支持购买军票。

    上海丰田纺织厂卖出纺织制品时，自然会收入法币。日本军要求西川用这些法市购买军票。那时候，不谙世事的日本宪兵非常气愤丰田与中国国民政府做生意的事。

    反正当时的上海可以说是毫无章法。有一次，我听说有一家工厂会制作汽车零件，便随人前去参观，发现是一家以铝制造活塞的工厂，听说他们要把成品卖给重庆政府，事后发现他们果然办到了，当时上海早已被日军重重包围，真不知他们用什么办法把货品运出上海，交到国民军政府手上的。

    我去中国的前后，日本风声越来越紧，物资日渐困难。但是上海却迥然不同。在租界内，美国货、英国货、各种物资应有尽有，只要能将法市换成美金，任何东西都不愁买不到。

    在中国短短的期间内，经历了许多不同的事情。同年9月，日本与德意志、意大利建立同盟，从此日本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 日美开战

    物资紧缩

    日美开战的新闻是当天（12月8日）早晨听7点钟的新闻广播得知的。昭和16年（1941年）以来，物资逐步紧缩，好象脖子被一根软绳子套住，越收越紧，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时候听到开战的消息，姑且不论胜败，只觉得不必再担心受到西方物资抵制的威胁，似乎终于可以透一口气了。

    但是实际的情况和人们的想法并不一样。丰田有一位名叫丸山的老先生在开战前半年才从美国回来，他听到开战的消息时，悲观他说“日本很难赢得这场仗”，那种语气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一般人都在庆贺日军袭击珍珠港成功，只有九山老先生摇头道：“这下子糟了！”

    我虽然也觉得“事情闹大了”，但是我生性乐观，总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时候，日本将会战败的事态其实已非常明显了。

    开战前后，日本铁的年产量约为600万吨，仅为美国20天的生产量。就在这种产量下，日本开始打仗。随着战争日趋激烈，铁的产量也越来越少。

    实际生产量因为新闻管制的关系，没有公布，但是我以亲身的体验，深知铁是越来越稀有了。战争终于结束时，日本一年的生产量只相当于美国一天的产量。就在我确信日本非败不可时、日本果然宣布投降，而我们的次男也出生了。

    为了纪念那一段物资极度缺乏、战争无法继续的日子，我给次男取名为“铁郎”，就是取物资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铁。

    在我去中国的那一段时间，日本开始实施统制（管制）经济。突然从自由经济转为统制经济，令人无所适从。法律公布后，一旦触犯，就有被逮捕的危险。然而，昨日还享有的自由，今日却行不通了，令人动辄得咎，随时可能触犯法律。

    我回国以后不久，战后成为副社长的大野修司有一天突被抓进看守所，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被关，被问了几次话后，又被释放了。

    统制经济调节失灵

    开战以后，经济管制更加严格了。愈是穷困不足，愈需要管制。然而越是管制，国民愈将物资私藏起来，一旦被发现，当然会被逮捕。就是因为缺乏物资，所以才要实施经济管制的。但是没有物资，工厂却无法制造物品。

    再说，执行统制经济的政府官员以前从未做过类似的工作，当然不可能做得好。以汽车公司为例，没有材料不可能制成汽车。一方面军方下达“这个月要制造多少辆汽车”的命令，一方面控制材料的单位却无法调配等量的原料以供生产。丰田只好废弃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恰好赶上”的生产方式。

    纺织业非常固定。棉的进货量可以决定纱和布的生产量。汽车却不一样。就算有足以制造一万辆汽车的铣铁分量，如果铁板只有制造3000辆的分量，那么最多也只能造成3000辆汽车。如果要制造一万辆的汽车，自然需要一定数量的铣铁和一定数量的铁板。但是统制经济却不能灵活地调节。

    这段时期，搜集材料很费工夫。民间屯积过多物资是犯法的，但是海军和陆军不论屯积多少都没有关系。所以需要材料时，就去找军方。

    汽车不仅供应民间，也供应军需，所以有权向军方索取材料。例如，向海军索取铣铁，得到的回答是：“海军已把足够制造丰田订单用的铣铁交给丰田了。”但是往往当货品送来时，却没有铣铁。

    于是，我们只得坚持说：“铣铁是有了，们是没有铁板。如果能够多给我们一些铣铁，我们就可以换成铁板，完成你们海军的订单。”总之，在这一段期间，如何找到所需的物资比如何制造汽车更为重要，反而变成了工作的重心。

    荒唐的配给量

    到战争的末期，凡四肢健全的成年人全数征召出征了。不过总还有一些不能打仗的人留在家乡，所以征召工人倒也不太困难。除正规工人之外，也有海军、陆军人员，学生和一般百姓，有男有女，有尼姑，也有艺妓。更有犯人。

    当时每个人配给粮的分量均不同。最能做工的，配给粮反而最少，熟练工经常处于饥饿状态而犯人却能得到最多的配给粮。我觉得这实在太荒唐，便去向政府机关交涉，得到的回答是：“犯人一天领多少食粮由太政官[9]布告决定。”但是战争期间，根本没有太政官布告。人在饥饿的时候，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大家坐在一起用餐，但有的人配到一大碗饭，有的人却只有一点点，单单为了这个，就可以争吵不休了。

    真正的作业员虽然并不多，工作进行得倒也差强人意。丰田以昭和16年（1941年）12月的2000辆车为生产的最高峰，17年（1942年）起便迭迭下降了。

    三 重组丰田

    合并

    丰田汽车现在所在地为丰田市，是由原来的举母市改名而来。而丰田在刈谷时所使用的装配工厂，亦即现在专做丰田车体的刈谷工厂。

    举母新厂完工后，刈谷工厂转而专制卡车前部的驾驶室与后部的车厢。当时卡车的车体大都为木制，所以刈谷工厂一部分就摇身一变成为了木工工厂，另外一部分则闲置着，未加使用。

    随着战争的激烈，外部发包零件越来越困难。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电装品。刈谷于是利用空地，开始自制电装品。这便是现在的日本电装公司的前身。此外，刈谷也曾试做过轮胎。

    橡胶轮胎虽然试做成功，但始终没有在刈谷实际生产，却将刈谷的整套设备及技术全部送到天津，只留下一批工作人员。后来便以这些人为基础，成立了名古屋橡胶（即今日之丰田合成）。

    然而，不论丰田自动织布机制造厂也好，丰田汽车也好，所有丰田集团的根——丰田纺织——却在战争期间被迫与其他工厂合并了。昭和17年（1942年），在统制经济的压力下，丰田纺织与内海纺织、中央纺织、协和纺织及我父亲的丰田押切纺织合并成为中央纺织。

    起初政府命令企业必须相互合并，以达到某种程度的经济规模，所以4家纺织厂才合并而为一。后来统制经济越演越炽，政府进一步规定工厂规模必须加借，于是中央纺织便放弃原来的纺织业，而与丰田汽车合并。

    丰田集团一方面将重心逐渐由纺织转移至汽车，一方面在陆军的推进下，开始向飞机制造业发展。

    制造飞机的第一步就是制造飞机引擎。所以，由丰田出资60%，川崎航空机出资40%，成立了“东海飞行机”公司，制造一千马力以上的朋驰V形12汽缸引擎。

    制造引擎时需要一些加工机械。我们决定由东海飞行机公司在刈谷的丰田工机机械工厂房设立一座机械工厂，并以活动吊架衔接丰田工机与东海飞行机的工厂。想必当时喜一郎的打算是，如有万一可将两工厂合并为一。

    东海飞行机

    丰田工机于昭和16年（1941年）正式成为专门制造汽车生产时使用的工作母机的公司，同时供应丰田及其他厂商。这是丰田的第一家关系企业。

    本来举母工厂准备全部拨给丰田工机使用，但是为了维持新公司的独立，特别在刈谷装配工厂的北侧建设新工厂，由营隆俊（前丰田丁机社长）负责筹建，我当时也在找土地等事宜上帮了一点忙。虽然身为丰田汽车的一员，但是做的却是丰田工机的工作。工厂建设完成前后，恰好东海飞行机的筹备也大致完成。

    大量生产引擎用机械的工厂，决定设立在刈谷丰田工机的旁边，而引擎工厂本身则在举母附近的衣原买下一个小飞机场，工厂就设立在那儿。

    东海飞行机虽然是百分之百民股的公司，是因为奉国家命令而成立的“策略性工业”公司，所以土地是由政府提供的。由于政府预算编列颇费时间，所以由丰田集团先购买了土地，待预算核准后，再由政府向丰田购买土地，并提供给东海飞行机使用。

    这块土地和丰田非常有缘。战后，丰田再度向政府购回土地，建造元町工厂。所以，丰田可以说买了这块土地两次。

    战争期间的汽车

    等到东海飞行机的刈谷工厂终于将引擎生产设备凑齐，准备做实验性生产时，已经是昭和19年（1944年）了。这时的日本已弥漫着战败的气氛。昭和20年（1945年）初开始，美国军机轰炸三菱重工业在名古屋的制造工厂，三菱被迫迁厂到东海飞行机的衣原工厂，并将我们驱逐出门。这是因为军方认为时已至此，不必再浪费时间制造高级引擎了。

    东海飞行机的引擎终于未及见天日，便胎死腹中。此外，陆军还曾指示我们制造陆军练习机用的星型九汽筒引擎，大约五百马力左右。这个我们倒是真的做了。

    战争结束前，日本决定生产德军的喷射机，所以用潜水艇将蓝图从德同运来。这种引擎是由压缩机、燃烧室和涡轮机三部合构而成。丰田被分配到制造其中的燃烧室，我们的确制成了一些。有两架使用这种引擎的飞机甚至也曾飞上青天。不过这种飞机也始终未能在战场上发挥功能。

    除飞机以外，丰田首要的工作还是制造汽车。其中最大宗的卡车，在战争末期，材料越来越缺乏时，依陆军嘱咐而愈做愈简单。到了最后，制造出来的卡车，甚至简陋到前车灯只有一枚，或四轮之中只有后轮有刹车等，是完全谈不上安全性的车子。

    稀奇古怪的东西

    在军方的要求下，我们也试做过四轮带动的水陆两用车。在水中汽车以螺旋带动前进。到达陆地时，汽车并无任何特别设备，仅用车体撞及岸边而让汽车自然登陆。因为恐怕遇到沙丘便难以登陆，所以决定要用四轮带动。在实验这种水陆两用车的性能时，我们选择地点放弃了比较远的三河湾，而就近在隅田川试车。结果显示性能非常的好。于是就替陆军制造了相当数量的水陆两用车。

    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一种可以在山中架着走的奇怪卡车。这种车在山里不能驾驶，分解后，由部队搬运。到了有道路的地方，立刻可以装架起来跑路。车架预先切成数段，只要卸下螺钉，整个车子便可分解成片片。这种车还真的在新几内亚山路中发挥过功能。

    除汽车以外，还有利用汽车引擎制成的小船。设计的原意，是以合板做成的无人小船，船上屯积炸药，设法让小船撞上敌军的大船以引起爆炸。我们以每个月制造2000艘的速度，大约共制造了一万艘左右。小船速度约可到达23海里。

    这种小船最初还算成功。后来，美军在海中放置许多圆型木材。如果被小船撞上，合板敌不过木材，小船反而会先被分解。

    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还真做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东西。

    地震

    昭和19年（1944年）2月东海地区发生大地震，使得名古屋附近的战斗机生产全面停工。

    地震发生的瞬间，我正好在公司副社长赤井久义的办公室中。起初没把它当一回事，后来实在摇动得太厉害了，才慌慌张张地跑出门。那时为了预防轰炸，工厂许多角落都放置着有防火用水的设施。到这时候，水全部喷射出来，情况非常糟糕。

    丰田本厂离震源的熊野滩冲有相当一段距离，所以影响不大，但是下游的零件公司的损失便极为可观了。尤其是海道线铁路有两星期完全不通。沿路损失惨重的袋件、挂川等地，有不少房屋倒塌，许多人也命丧其中。详细数字，因为战时消息封锁的关系，不得而知。

    铁路不通，就如同罢工一般，影响非常大。尤其因为铁路是当时唯一的运输通道，两星期道路不通，造成全面停工。丰田虽然有自己的运输体系，可以自己从东京地区将零件运回本厂装配，但是也顾不及末端的零件厂商，所以还是无法生产。

    昭和20年（1945年）一日又发生一次大地震。这一次是直下型，震源在三河的三根山。虽然震度远不及上一次大，但是附近灾害的程度更高。

    工厂幸好没有受到很大的灾害，但是许多员工的亲属不幸遭难。我记得许多尸首来不及送到火葬场，正好是在冬天，田间没有作物，所以不得已就在田间把尸首焚化草草了事。

    那时候，名古屋附近轰炸越来越激烈，名古屋一带的小学生都被疏散至三河地方，所以这一次地震有许多小学生丧命。

    第二次地震发生在午夜。我在家睡觉。那一阵子，为了准备随时逃空难，附近百姓便在院落中临时搭了一间小屋。那一天晚上，我的小孩就和邻人在那间小屋中睡觉。结果小屋被震垮了，所幸几个小孩都安好无恙。

    空袭

    战争结束的昭和20年（1945年）5月，我在赤井久义的推荐之下成为公司的执行董事。喜一郎却认为我“不过才三十郎当，年纪太轻”，对这事持反对意见。但是赤井坚持“这不是年龄的问题”。因此在他坚决的主张下，我成为公司主要决策之一。

    喜一郎早就看出日本将要败在美国手下，所以对工作非常消极，只是专心读书，而将公司主要的工作全部交给赤井，只有主要干部的人事问题他不能不过问，赤井才与他商量。

    那时候，我在制造部负责丰田主要的产品——卡车的配销。我是部门主管，加藤诚之（现顾问）是副主管，两人桌子并排摆着办公。

    我后来才知道丰田工厂在美军的地图上标示的是“丰田汽车工厂”，显然没有被列为重要工厂之一，所以初期没有受到什么攻击。

    但是，也有几次机关枪扫描过工厂，不过那是因为美军要攻击工厂隔壁的日军军营而“殃及池鱼”的，有一次不知怎么的，机关枪竟然瞄向办公室。我和加藤也许是鸿运当头吧，刚好出去办事了，回来时，只见两张椅子都被炸得稀烂。

    最后一次轰炸是在8月14日下午。三架B29轰炸机各丢下一颗500公斤或是一吨的炸弹。其中一颗落在公司员工宿舍附近，地上被炸开了一个大洞，竟好象预备植树一般。第二颗落在矢作川，幸好没有伤害到人畜。

    第三颗正中工厂，将近1/4的设备部遭到破坏。因为从早上就有机关枪扫描，所以工人都已疏散，炸弹落下时并没有人受伤，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那一天我也和所有员工躲在山中，当时心想“如果真有原子弹什么的炸下来，那一定性命不保了”。在工厂被炸前。一个星期，才刚发生广岛原子弹爆炸，而后参谋本部发表说那是一种“有放射能的新型炸弹”，我立刻判断出那是一颗原子弹。原子弹的理论我在美国杂志中早已读过，还相当了解。但是它的制造过程那么复杂。美国竟能在短时间内开发成功，使我不得不对美国的力量之大感到惶恐不已。

    战争结束后，轰炸调查团曾来到工厂了解轰炸的结果。他们带来从飞机上拍照的照片，工厂的全景一览无遗。我那时想：“照这样，根本无处可逃。”可见美军当时并不盲目，他们是选定了目标发动攻击的。

    当调查团出示一份时间表时，令我不寒而粟。在那一次轰炸后一星期的8月21日，预定目标是轰炸并烧毁丰田市。

    平原遇难

    令我愧疚不已的是，我在8月初命令直属部下平原义人到富山去出差，我曾一再告诫他：“绝对不要住在富山，太危险了。”们是不知是什么因缘际会，他在8月2日那晚还是留宿在富山。就那么恰巧那天敌机轰炸，平原不幸去世了。

    和他一起出差的另一位同事；非常幸运地躲过了劫难调他将平原遗体放置在一个找得到的地方，一个人先回到公司。当时全国运输系统已近瘫痪，但是丰田利用自己独立的卡车运输网，还是立刻将平原的尸骨运回。

    平原的父母住在广岛，没有办法与他们联络，只好派人前往广岛寻找他们。派去的人还没有到达，广岛又发生了原子弹爆炸。那个人运气好，没有遇上，但是在爆炸后不久，到达了广岛。

    当他看见广岛惨绝人衰的景象，立刻逃回丰田。过了不久，我们再次派人前去，这一次总算找到平原的双亲，知道他们平安无事，才稍感安心。

    在这些事件之中，战争落幕了，我便张罗平原的葬礼；平原是在我的命令之下出差遇难的，但是战争已经结束，我无法褒扬他“名誉战死”。对于这一点，我一直耿耿于怀，不过，平原的儿子现在在丰田工作愉快。

    战争结束

    8月15日听说天皇陛下要对全国广播。正午时，员工都在办公室集合。我旁边坐着一位陆军中尉监督官。他毫不知情地向我打听：“陛下不知要说什么？”我告诉他：“要宣布停战。”他立刻起身，飞快地走回自己的房里。

    那一天早晨开始，工人便到屋顶上，检抬轰炸后碎成片片的屋瓦。天皇的广播，限于设备，无法传送到工厂的每一个角落。大家都继续工作到下午3时。至黄昏时，战争终止的消息己传遍工厂。工人都感到茫然若失，放人复员工作，各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16日），各种问题开始出现。许多在工厂工作的人听说战争结束，纷纷急于归乡。有些人是从乡下被强迫来做工的，战争一旦结束，我们自然也不敢希冀他们继续做工，不过有很多自远方来的女学生或中学生，寄宿在宿舍中，虽然战争已结束了，但想要回乡，还是得团体行动才好。

    而且回乡的费用大都没有着落。就算有，国铁非常混乱，连军队想归队都不容易，何况是老百姓。回乡的顺序公司也必须事先安排。当时大家最担心的，都集中在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有一些人因为忙着那些要归乡的人，还有事可做，其他的人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每天习惯性地来上班，但是没有工作，只能无所事事地坐在那儿，互相打听如果美军来了，会变成什么局面？

    向未来出发

    午后赤井副社长将所有干部集中在公司餐厅，发表演说，我至今仍不能忘记他演说的内容：“日本虽然战败，但是5年、10年之内一定会完全恢复。丰田制造的卡车也许在战争时是必要的，但在战后复兴期更是重要的复员工具，所以制造卡车是丰田今后的责任。铭记这一点，我们从今以后，再向未来出发吧！”这是非常有力的一段演说。

    在赤井的激励下大家再度萌生工作意愿。15日那天，就是被轰炸的次日，工厂没有生产、但是大家约定“明天开始生产”。

    从17日起，要归乡的人大批地回去。不过几天，工人数目从一万名减至3000名。人固然少，工厂变得非常寂寥，但这反倒大有帮助。如果一万人都留下来做工，我们哪有办法养活这么多人？战后的存粮并不多，所幸员工人数大减，加上我们原来还有一点儿存粮，才免于为收购粮食大伤脑筋。

    我不记得17日一共做了几辆卡车，但是记得从那一天起废弃了战争期间简陋得只有一个前照灯和两个后轮刹车的卡车规格，恢复了前照灯二个、四轮刹车的卡车车型。

    在战争结束前后，一切都不稳定的时期，我担任将制成品交付给买主的工作。在统制经济下，推销贩卖的业务是没有必要的，只要出货就是了。

    然而陆军和海军部队在我们工厂附近，常常过来索取汽车零件。如果经由正常手续来申请购买的话，得花费很多时间，所以不如直接和就久附近的我们接洽购买。当然这不论对我们、对他们，都是违反统制经济制度的，但是对我们而言，眼前的人需要帮助，我们不得不伸出援手。

    把零件直接交给他们倒不成问题。但这不是免费赠送，要向海陆军收费时，他们一致表示不能立刻付款，等到16日以后，他们告诉公司职员说：“军队要是解散了，你们就收不到钱了，赶快去收吧！”他们立刻签下公文交给我们去部队收款。然而，战争已经结束，军队自然解散，那些支票根本无法兑现了。

    副业

    我不记得战争结束时喜一郎堂哥在做些什么了，但是过了不久，8月底的时候，他突然在公司出现，开口便说：“赤井副社长嘱咐生产卡车的主意固然不错，不过在占领军的统治之下，能做多久，没有人知道。而丰田有几千名的工人，还有他们的家属，我们必须给他们工作，填饱他们的肚子。”

    那么丰田应该怎么办呢？喜一郎堂哥认为，人类生活最基本的便是衣、食、住三项，不论占领军态度如何，总不至于不让大家从事这三类的生产。那么，应该怎么做呢？衣方面，丰田是以纺织业起家，掌握有这项技术，一旦决定生产，随时可以动手，所以这一项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食与住方面。喜一郎首先想到的便是制造食器，陶瓷器皿最有名的产地是濑户；所以喜一郎便命人立刻去濑户找一个合作。对象，开始生产。

    食方面他提出制作竹轮[10]他命令现在的社长丰田章一郎到北海道的稚内，开始生产。然后又想到大量养殖泥鳅，补足国民所需的蛋白质。为了这个，还特别去请教京都大学的教授。

    这一连串的事业构想，想必都是喜一郎在战争期间早已预测到日本必将战败而事先设想的。不过，到了9月，我们与占领军交涉的结果，丰田虽不能制造小汽车，但是可以从事卡车和巴士的生产，于是喜一郎构想的各种事业就不再有人关心了。唯一与住有关系的事业便是昭和25年（1950年）成立的丰田预筑水泥（现改为丰田总建），发展预筑房屋。

    丰田再度决定生产卡车。公司内部成立了复兴局，重整已经荒芜的工厂，并立刻着手设计试作。过了一年半，丰田卡车再度正式推出。

    四 副社长之死

    最不利的选择

    “5年、10年之内一定恢复”的语言犹在耳，赤井副社长却在战争结束当年12月10日——一个寒冬的日子里，因交通事故而去世。后来回想起来，那一天在做几个重要的抉择时，赤井一再地做了最不利的选择，终于万劫不复。

    发生意外的前几天，赤井便去川谷的丰田自动织布机制造厂。当天要用的自动织布机的曲柄，已经订货许久，还未送达，我为了催货，也前往刈谷。

    到了织布机制造厂，首先会见石田退三，听他说明零件未到的理由。他说是向丰田的零件公司订的货，所以我又前去丰田，实际察看加工的情形。

    在丰田向零件商抱怨了一番后，我决定回举母总公司，半途上遇见一部丰田公司的汽车在路边抛锚了。我下车询问那一部汽车的司机是怎么一回事，司机说：“大王插销（kingpln）断了，车子不能动。”

    以前的大王插销时常会断。我立刻从自车中拿了一个出来，嘱咐司机换上新的。赤井原来是乘着那部汽车的，车坏在路边时，正好自动织布机制造厂的卡车经过，看见堂堂副社长被困路边，觉得很不过意，就载了赤井先回举母。

    可是赤井搭的那部卡车，在回总公司的途中却翻落到路边农田里了。事故发生过后不久，我便经过现场。

    当我到达现场时，看见救护车上躺了两个人，一位是丰田的若松辰治，一位是他的老师东北大学的成獭政男教授。我叫了一声“成濑老师”，他只是问我：“若松怎样了？”可见他对学生的关心甚过自己。

    在现场没有看见赤井，我心里有数，他大概已经被送去医院了，我十分为他担忧，仔细在出事现场视察了一番，看见农田中有一个恰似人头型的印子，想必赤井头部被撞到了。不多久，当我到达医院时，赤井已经过世了。

    喜一郎及利三郎一听到消息便感到医院慰问。石田获知消息较晚，所以稍迟才赶到医院，利三郎一看见石田，便冲着他说：“是你杀了赤井！”石田还不知道是自动织布机制造厂的卡车出了车祸，一听此言，吓得面无人色。

    万劫不复

    到底赤井为什么要经过出事的地点呢？后来听成濑教授说，是这样的：当天成濑去赤井家中拜访，谈起有关赤井儿子的事情。内容不知为何，但是结论是两个人一起到冈崎去拜访赤井儿子的老师。办完事后，两人经过刈谷丰田工机总公司，再朝举母出发。

    结果他们两人乘坐的汽车半途抛锚，而自动织布机制造厂的卡车恰好经过，于是他们两人加上若松都上了车。在那样一个严寒的冬天，明明三个人都可以挤在前座司机旁的位置，但他们却选择了后面的行李台。

    出事的道路上有许多急转弯，危险异常。自动织布机制造厂的卡车司机非常清楚这一点，而且车上坐的是丰田的大人物，他怎能不格外小心？他也曾想到要绕道而行，改走一条较远但较为安全的路径。但是，赤井的自用车以前曾多次走过这条险道，所以他坚持要司机走这条路。没有想到在急转弯处司机方向盘转得太猛，以致车子撞进了农田中。

    照成濑教授的说法，车子向右倾斜，后面行李台的人先掉出车外，接着车子便翻倒覆盖了下去。在那千钩一发的时刻，成濑不顾一切地跳了出去，才没有被汽车压在身上，因而得救。赤井运气不佳，就这样命丧车轮下。若松到了医院不久也不治死亡了。

    这个事件后不久，喜一郎堂哥从东京大学请来限部一雄教授继续赤井的工作。限部是喜一郎的好友，也是一名优秀的学者，但是对企业经营却没有经验。

    赤井过世后不久，劳动组合（工会）法便通过了。我看了这法律之后，认定工会迟早会合法化，成立工会是不可避免的，希望由一群真正懂得工会的人为中心在公司内推动这件事。因此，在公司的协助下，昭和21年（1946年）丰田汽车依劳动组合法正式成立工会。不幸，受了不景气的影响，工会的活动一年比一年激烈。

    限部教授就任副社长的前后，劳资关系正处于变化微妙的时期。如果赤井还在世，一定会从企业的观点来处理这件事。但隈部是个学者出身，在处理工会事宜时，不免依赖理想的理论来处置。其实也许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倘若赤井没有遭到车祸，丰田的历史也说不定就必须改写了。

    五 重组经销商

    战后不久，GHO（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施政方向，便显示出将废除统制经济。战争期间，所有物资都在配给制度下流通，所以有“日本汽车配销公司”或“爱知县汽车配销公司”等机构出现，前者负责个国批售，后者则负责零售。

    战时日产和丰田的所有经销商都被组织在“地方汽车配销组织”下。而战后，这一类专卖性、独占性的销售体系自然就瓦解了。

    配销公司一旦瓦解，丰田汽车销售的路线也就断了，建立自己的销售路线成为当务之急。所以当时丰田以日本汽车配销公司常务董事神谷正太郎为中心，积极着手建立自己的销售网。

    神谷穿梭于各县府之间，拜访各国配销公司。说服大家成为丰田的经销商。经销商正面临配销公司解散，前途茫茫不知所措之际，当神谷开口说：“那么，就请加入丰田的经销网吧。”双方大都可怕即合。

    在神谷的努力下，几乎所有的配销公司都摇身一变，成为丰田的经销商。和日产相较，我们着手经营销售网，时间早得多。这其间的差别可以说就是今日两家公司在国内销售的差额。

    未能顺利谈妥的只有东京和大阪两地。

    其他各县的汽车配销公司，都是一些集合当地所有经销商而构成的公司，其中有原丰田、日产，或五十铃的经销商领导的公司。神谷不管他原属什么公司，一律尽力拉拢加入丰田阵营，所以至今丰田销售系统中还有许多在战前原是日产汽车的经销商。

    东京和大贩的情形则正好相反，在东京，战前原卖丰田汽车的经销商战后改售日产。而大阪战争期间的配销公司社长是日产的人，副社长是丰田的人，两地都因为公司领导人的意思，而走日产路线。尤其丰田出身的副社长过世以后，日产色彩更趋浓厚，这影响广为深远。至今，丰田在东京与大贩的市场占有率都不及全国的市场占有率，原因之一便在此。

    重组经销商的过程至为迂回曲折。总而言之，神谷在战后早期便建立起销售网路，对于丰田日后的发展功不可没。

    六 濒临破产

    昭和21年（1946年）汽车生产量和战争结束前差不多，并不是卖不出去，而是没有原材料。日本当时很缺乏运输工具，车子只要制造得出来，就一定卖得出去。可惜想买车的人没有钱，就算将车子卖出去，也收不到货款，所以又不敢卖。这个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使得公司经营不善。

    汽车销售不佳，而军队及在外地服务的人纷纷返乡了，我们却无法提供他们任何工作。

    喜一郎一方面开始进行开设陶瓷食器公司的计划，一方面还是不能忘情于汽车。和汽车相关又可以赚到钱的便是美军。为了配合美军，刈谷的飞机工厂被改成汽车修理厂。但是光靠这个收入，还是不够，所以就近又开了洗衣店。

    工作的安排刚刚告一段落，又发生赔偿问题。最初为供应军需，丰田特别成立了飞机制造业，并且办理工厂登记。战后，当美日双方谈到以上工厂机械作为赔偿物时，丰田也被列为赔偿对象，后来千方百计才设法把丰田的名字从赔偿对象名单上除掉。

    接着，丰田又被列为《过度经济力集中排除法》（类似反托拉斯法）法案的对象，凡被这法案指定的企业，例如三菱、三井财团，都必须拆散，丰田也被列为其一。后来虽然也是想尽办法才将名字除去，但还是触犯了《制限会社令》[11]在企业重建整备计划下，将日本电装、民成纺织（现丰田纺织）分别从丰田集团中独立出来。

    这一切正在纷乱之中，而昭和22年（1947年）开始，物价又不断暴涨，最厉害时，几乎每个月都得调整员工薪金。然而，“制限会杜”下的高级职员规定不准调整薪资，所以公司中薪资最低的往往是最高级的职员。

    薪水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股票又无法分到股息，当时的我简直等于没有收入。糟糕的是在我名下大约2000股的股票，是我借钱买的。所以还得付利息。当然我多少有一点储蓄，但是钱被冻结，无法取出。没有现金，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当时内人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我知道她受了不少苦。

    为了抑止通货膨胀，占领军政府提出一项对策。结果物价暂时平稳下来了，但是换得的代价却是空前的经济萧条。

    就以丰田为例，车子出售以后，货款却收不回来，尤其是卖车多半是用分期付款。在通货膨胀时，对买方有利，突然遇到萧条，就有许多人付不出钱款了。有些人的确是想付却付不出来，有些人本来可以付款的，也不肯支付了。公司没有现金收入，连发薪金都成问题。

    贫乏的时代

    许多公司内部因此发生各种骚动。这时候如果轻言裁员，必定会引发工会的抵制和罢工，所以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丰田也是一样。昭和24年（1949年）秋天时积欠员工一个月的薪水，还以为可以凑合着过年。但是到了年底，却发现很难渡过难关。我们到处想办法，但是一切都没有想象中顺利。

    我父亲丰田平吉便是在这公司营运跌至谷底、一切最不顺利的时候，于昭和24年（1949年）10月18日过世的，当时半日股票面值每股48无。父亲过世后，税务机构立刻来催缴遗产税。我虽然继承了父亲的股票，但是不知道要拿什么上缴纳遗产税，只好以股票抵税。

    遗产税是以过世当时的股面价值计算。但是付税时，股值己跌至每股27元，以股票易金钱付税，损失太大，所以只好以股抵税。

    不论如何，这是一个贫乏的时代，对我个人或是对公司来说，都是处于窘迫的境况。至昭和25年（1950年）正月，金钱无法周转，破产只是时间的问题，行事更是四处碰壁。就在这危急存亡的时候，日本银行名古屋分行的高梨壮夫（后曾任东京丰宝经销商会长）出面邀集金融机构，请大家“救救丰”田现状。丰田因此得救，条件是裁员及丰田汽车制造、贩卖两个部门各自独立。

    高梨和汽车业的接触层面很广，非常了解一旦丰田倒闭，对整个汽车业界的影响有多大。如果没有高梨的努力，丰田必定崩溃无疑，所以高梨可说是丰田的大恩人。

    裁员

    昭和25年（1950年）初开始准备裁员，4月向工会提出申请，劳工纷争在6月结束。结束前，喜一郎堂哥召集工会成员说：“这虽不是我的本意，但是如果不裁员，公司便无法继续生存。我也得负起责任，自动辞职。”说着说着泪盈满眶。

    喜一郎堂哥离开公司以后，石田退三从丰田自动织布机前来接管公司，三井银行调派了中川不器男（后曾任社长）为专务。中川之下是大野修司，我则在公司排第四位。

    我是技术部门的主将，被迫在2000多名充满敌意的工人面前说：“现在的丰田就好象一艘炭发可危船只，如果没有人自动跳海，船就会下沉，所以我希望大家能认清裁员的事实。”

    直到今天，工会还挂着当时的照片。记得工会回答我：“这是什么话！立刻收回！”但是，企业的原则是没有生命、没有感情的，就象裁员这件事一样，感情用事，并不能达成任何结果。

    石田担任社长，并非银行指定，而是在裁员的最高潮时，有一天，喜一郎堂哥、石田和我三个人被召至丰田利三郎（第一任社长）家中，喜一郎堂哥说：“石田，就由你接手吧！”石田很爽快地答逍：“那么，我就不推让了。”

    就这样决定了社长的人选。当时石田主持的丰田自动织布机业务鼎盛。任何一家纺织公司只要向丰田织布机构买机器，每天让机器“咔呛、咔呛”地转动，一个月少说就可以赚一万元。在这种“咔呛万景气”下，石田的公司自然也水涨船高了。而喜一郎的算盘是：“由景气好的丰田自动织布机社长来兼任汽车公司的社长，不但可以恢复信用，而且银行不至于反对。”

    石田则认为这个社长职务是他“自己争取而揽上身的工作”，因为他觉得“如果汽车部分倒闭的话，不论织布机部分怎么赚钱，都会受到影响，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会同归于尽，所以不能不亲自出马”。

    的确，正如石田所说的，即使织布机一时看好，但是难免个受汽车的影响。如果要守住织布机，就必须伸手救援汽车。

    石田社长

    在这里，我想提一笔有关石田的事情。在成为丰田汽车社长以前，石田对汽车井无深入了解。在这以前，他大约有两次与汽车接触的机会，都是替丰田汽车制造零件。第一次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以后，纺织机器因为是和平产业，所以不容易配给到所需要的材料。当时喜一郎堂哥即表示愿分一部分工作给织布机。石田知道之后，立刻带着部下来到丰田汽车，决定丰田织布机要做哪些卫作，然后拿着制造零件的工作回去了。

    第二次是战争结束，织布机不能再生产武器，所以又来找丰田汽车做零件以弥补工作的空当儿。不过没多久，织布机便进入“咔呛万景气”的隆盛时期，汽车零件的工作也就丢在脑后了，石田甚至说过：“象汽车这种不赚钱的行业……”

    昭和25年（1950年）4月丰田汽车工业[12]和贩卖[13]分离以后，神谷便转职到丰田汽车贩卖，担任社长职务。丰田本身因属制限会杜，不可拥有由本公司分出而独立的公司的股票。所以丰田成立时等于一个空壳子，有的只是经营贩卖权而已，与母公司之间毫无经济瓜葛。

    但是光仅如此，不免感到不安，所以做了一些手脚，使丰田自贩仍与丰田汽车脱不了关系。日本电装和民成纺织（现丰田纺织）独立时也是一样。这虽然是违法行为，但是在那个时代中，每个人并不认为只要顺着法令便是正确的。

    劳资纷争告一段落后，在7月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石田就任社长，我则升任常务董事。但我当时已赴美国，未能参加开会。

    福特技术指导

    那时候去美国是一件大事。护照上写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命令某某号下之日本人”一长串，令我惊愕不己。人种也变成“蒙古种”。反正，在占领军下，日本人没有被看成是完整的个体。

    赴美的目的有二，一是考察汽车企业今后的前途，一是和美国厂商谈技术合作事宜。早在大战以前、丰田便认为为了自己的前途，最好与美商有某种程度的联系，所以早已和福特有过接触。

    自贩的神谷在我之先便到了美国，和福特公司交涉，达成简单的技术指导协议。而我去的目的，就是将神谷所谈妥的条件签为正式合约。

    不幸，在我准备赴美前夕，韩战爆发。签约书中有“福特派遣工程师至丰田”一条，但是美国政府却在此时宣布禁止重要工程人员出国，使得福特无法履行合约。

    合作最后虽然没有谈成，但是福特还是一片好意，决定继续收容个田的实习生。两边签定技术协助合约后，神谷便回国了。

    七 赴美

    访问福特

    我7月赴美，停留了整整3个月。前一个半月是学习，后半则是参观各地的机械厂商。我在美国的保证人是战前在三井物产纽约分公司的机械部门任职的伟伯先生。

    我访美当时，福特公司创业者亨利·福特刚刚去世3年，由他的孙子亨利·福特二世接管事业。小福特认为“祖父的作风古老。既然现在由我担任总裁，我便要彻底改良体制”，正是意气风发的时代，他集合了许多专家学者，想尽群策群力，推动现代化经营。

    我从他们那儿学到不少事情。不过，老福特时代的公司职员不免用“这些人在搞什么鬼”的眼光，冷眼旁观这些学者专家的作为。这批学者都是直接对年轻的新总裁负责，所以不免趾高气扬。现在想起来，那时正是福特的转变期呢。

    在福特公司，我学习到很多东西。首次去总公司造访时他们问我道：“你想学些什么？”我便把脑子里想到的都搬出来：“质量管理、生产方式……”对方一脸不耐烦的表情回答道：“你太贪心了。首先，福特根本没有全部都懂的人。”我心里想着：“福特没有，丰田有！”但是不好说出来。

    不论如何，我第一天首先参加了办公处新进人员的研修课——预算管理，我懵然不解，整天白白浪费了。第二天上的是质量管理，仍然是似懂非懂。

    不过，到了工厂，看见实物便豁然开朗了，首先去的是福特河洛（RiverRouge）工厂。工厂有两条生产线，以大约每分钟一辆的速度，每天生产800辆汽车。

    生产的是战后第一种车型。引擎、传动系统都和战前一样，只是外型稍加变化而已。问题是战争期间没有供应汽车，所以即使是旧车型，也照样销传一空，福特每天都可卖出8000辆汽车。河洛工厂除每天生产800辆成品以外，还制造一部分零件，供应其他装配工厂。

    我名义上在河洛工厂实习了一阵子，但是并没有亲自动手，只是参观而已。如果向现场工作的人提出问题，他们大多十分得意地回答我。

    此外，我还参观了专门制造T型车的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工厂，设备最新的满德罗工厂、固特异附近的锻造厂等等。

    工厂实习

    在满德罗工厂，和世界各地的代理商一齐接受了一星期自动传动系统的训练，实际分解、组合了自动传动系统。当时自动排挡车刚推出不久，福特正在为生产教育而编写手册，我们便是去确认这份手册可否适用于丰田。

    实际实习时两人一组，我的伙伴是一名犹太人。战后日本人声望低落，犹太人也遭人嫌恶，两人正好患难与共。除了这名以色列来的犹太人外，还有法国、阿根廷、西班牙等各国来的学员。

    训练课程结束的当晚，大家一起出去买醉。先是在旅馆畅饮，然后又分乘两部汽车到镇上，进入一家中国餐馆大快朵颐。进入餐馆才发现所有同行的人中只有我知道拿筷子的方法，我还指导了他们好半天，填饱肚子之后又去喝酒，直到夜半才散。

    那一批朋友，从此再也不曾相逢。与我同组实习的犹太人后来曾来信，说归国后找不到工作，希望来日本工作，无奈我爱莫能助。

    看完底特律附近的福特工厂以后，为了要有所比较，以便检讨，又去参观了克莱斯勒的小汽车工厂和卡车工厂。

    虽然没有机会参观通用汽车工厂，但是对底特律的一般印象是“底特律做的，没有丰田不知道的”，这是我的真心感觉，但这并不表示“福特不足畏”。

    福特日产8000辆车，丰田只有40辆。生产规模是天差地别。然而，在技术方面，两者之间的差距却没有这么大。我当时便想，丰田如能扩大生产规模，日本也能照美国方式生产。

    詹姆士·平田

    在底特律，我住在底尔钵（Dearborn）旅馆，底尔钵是福特汽车总厂的所在地。福特就在工厂的一大片土地之间建造了旅馆。在底特律期间，福特招待非常周到，从旅馆到工厂，都有专车接送，午餐并在高级职员餐厅中享用。

    在福特公司负责招待我的是一位詹姆士·平田先生，年约65岁，担任一个专做检查或精密测定部门的顾问工作。因为已不做第一线工作，所以有充分的时间照顾我。

    平田的一生波折离奇。据他说，他出生于日本歧阜县的农家。身为三男，19岁时，父母亲便给了他50钱，告诉他“出去找份工作吧”，就这样将他逐出家门。少年的他当时就立定志向要“扬名美国”。

    去美国首先要坐般，而往美国的船都是由横滨出发的，所以首先得想办法到达横滨。他一边做工，一边走，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达横滨，然后游泳到停泊在港外的货般边，开始跟船长商量：“我想在你的船上工作。”总共试过几次他已不记得，但是最后终于如愿上了船，在船上当侍者，船绕了3年，才到达旧金山。

    当时美国正在建筑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平田便沿着铁路由四向东逐步推进，最后到达底特律。他的努力被福特一世认可，进入学校就读。

    战争中他原本要如同所有其他日裔美人一般被关人集中营的，但是福特一世力排众议，坚持说“平田是重要工程师”，安排他进入福特公司，才免一难。然而，一张黄面孔在总公司内大显眼，所以战争期间被调到关系企业；战后才回到总公司。福特一世非常照顾他，当我见到他时，他已有10多年不曾看见自己的同胞，日语也已不甚流畅。记得他曾带我去打高尔夫球。

    这是我们两人缘分的开始。平田退休后，迁至佛罗里达州。我曾数度造访，他也曾来日本二次，前几年，他才以95岁的高龄谢世。

    在纽约的生活

    在底特律住了6个星期以后，我便利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在全美各地参观了工作母机的生产情形。除了底特律附近的两三家以外，我还去了克利夫兰、辛辛那提、罗切斯特等地。

    美同的工作母机工厂集中于新英格兰地区，从康涅狄格州至罗德艾兰州、马萨诸塞州一带，罗德艾兰州的普罗维登斯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厂商，我特地去拜访。

    平常上班的日子，利用火车及巴士，参观两三个地方，周未再回到纽约。就这样重复了好几个星期。

    不过人在纽约也无事可做，尤其是口袋里没有钱。我离开日本时，领了3000美元的外币，付了1000余元飞机票及旅费之后，所剩已无多。在纽约住旅馆，付了住宿费后，便无力在旅社用餐了。结果除早餐在旅馆外，其他都是在旅馆对面的中国餐厅解决的。

    其实3000元全部花完也没有关系，但是总怕万一生病或其他意外时，会有意想不到的开支，当时又不象今日的纽约，倘若有事举目无亲，不会有人借钱给我的，所以我过着相当俭省的日子。

    周末时候，我大都到大都会博物馆或中央公园，或是乘坐地铁漫无目的地旅行。纽约地铁的票价不因目的地的远近而有差别，有一次我到终点站下车后发现是动物园，再搭反方向至终点，到曼哈顿南端渡轮口搭上渡轮，最后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岛，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斯特逊岛（Sta-tionIsland）。反正，当时想尽办法花时间就是了。

    最后等到了斋藤尚一，两人一起回国。

    八 韩战需要

    再度遇上生产机遇

    韩战替丰田再度制造了需要的高潮。在发生劳资纠纷的时候，八方即已同意以每月生产960辆车为基准。公司重建及裁员时，工厂工人数目亦以这生产规模为准。然而，这个裁员建厂的计划还没来得及执行。美军就发下大量订单给来田。美军向日本订货，除了因为从美国本土运送战车到韩国运费昂贵之外，时间运输上可能也会延误战争，远不如在日本订货来得方便。韩战结束后，美军仍就近继续向丰田采购卡车，供应日本邻近的美援地区，直到昭和37年（1962年）为止，前后大约10年。

    昭和37年，美国议会突然通过了“美军购置卡车必须购制本国制品”这条法律，因此便停止向日本采购。美国有一种所谓的“搭便”（rider）制度，可以将一个法案以搭便车的方式顺便列在另一个法案条文内。密西根州的一位议员便是利用这种制度，当委员会通过一个法案之后，在法案的最后加上“美军不得向日本采购卡车”的条例。

    美军事先对此事全不知情，等到骤然发现时，法案已在议会正式通过了。他们慌忙四处设法，但一切为时己晚。当时我正好参加以东悔银行的铃木享市（已去世）为首的访问团在美国访问。听到消息后，我急忙赶到华盛顿，对国务院及财政部大发怨言：“既然和我们订了契约，突然不经事先通告就取消，太不合道理了！”

    最初美军是为了韩战需要才向日本购买卡车。后来，还以我们的卡车供应菲律宾、泰国、印尼、越南等有美援的东南亚同盟国。日本厂商当然因此大发利市。美国花旗银行为了丰田的需要，还特别在名古屋设立分行。

    创意提案制度

    昭和25年（1950年）4月至9月的第22决算期中，虽说发生了罢工、裁员等事件，但是结算下来居然役赚也没赔。收支能够平衡，主要是因为当时丰田做了一次财产的再评估之故。到第23期时，景气突然好转，甚至7年来第一次发放了股息。在前章中我曾提过，丰田已被逼到破产边缘，主要是因为分期忖款的帐款收不回来的关系。和美国政府做生意，我们不但不必为帐款担心，甚至还可以涨价。

    所以美军订单实在可以说是丰田的救星。托美军的猾，资金周转顺利了，在国内的销售也可以采取高姿态了。整个公司的营运迈向美好的未来。丰田的经营方法固然不错，但也不能不说运气实在太好。

    我刚从美国回日本时，美军的货款尚未人帐，公司缺乏现金，时常在讨论：“丰田应该怎么做？”当时大家决定由合理化生产及降低运输费用着手。这两项都是不需要花费，只需要动脑筋的工作。我在福特实习时看见他们只不过移动了一点东西，下了一点功夫，就节约了许多的人力，因此决定由此着手，于是开展了“创意提案制度”活动。

    九 创业者丰田喜一郎去世

    从昭和26年（1951年）起，丰田汽车在金钱上比较充裕，因此，展开研究开发的工作。

    丰田在这个阶段，不断地增资。财源从利益和增资两方面滚滚而来，损益表突然变得非常可观。

    石田趁这个机会要喜一郎堂哥“再回到公司管事”。那是27年（1952年）初的事。喜一郎堂哥因为面于问题，嘴上说：“不做轿车的汽车公司不算汽车公司，我对这种公司毫无兴趣。”内心其实很高兴。石田力劝：“轿车可以等你来以后再做。”终于说服喜一郎堂哥回来担任社长职务。

    事情刚谈妥，喜一郎堂哥本人也正起劲之际，却突然在3月27日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7岁。现在回想，他当时正是因为太起劲而骤然去世的。

    石田只得继续担任社长。不料2个月后，在6月3日，第一任社长丰田利三郎也过世了，享年68岁。

    利三郎在喜一郎过世时，己卧病不起，没能参加葬仪。我登门报告喜一郎葬礼的经过，他在病榻上特别嘱咐：“不论如何，开始制造轿车吧。”

    这位最反对丰田制造轿车的人临终前居然会说：“现在丰田不能只靠卡车了，不论如何，要做小轿车。”我向利三郎报告：“现在我们正在为制造自用小轿车做准备，马上就可完成。您一定要等着看。”然而最后他还是没有看见便撒手人寰。

    喜一郎堂哥与利三郎姊夫两人的性格、责任感与立场完全不同。喜一郎心中常有着“丰田汽车是我的”这种意识。也许最初的资金是从父亲丰田佐吉那儿取来的，但是这一番局面可是他自己闯出来的。因此他是连本带利都投资耗尽也在所不惜。

    可是秘三郎则有“丰田汽车也是从父亲佐吉那儿继承得来的，当然得让事业继续发展，让财产继续增加”的使命感。

    我夹在这两个人之间，很难做人。利三郎姊夫一方面生我的气，但另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周全的人，很顾全我的体面。

    而喜一郎堂哥则一向不褒扬他人。我，也许正因为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之一，所以经常被他贬骂，对外人他反倒稍为收敛一点。

    我大概不知不觉学会了喜一郎的作风，在公司内经常开口骂人，不太懂得赞美别人，而且越是亲近的部下，挨我骂的机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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