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慈禧太后和奕联合发动了政变，打败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曾国藩虽然早就和肃顺等人相结好，但却没有被卷入这场清朝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去，最后还是安然度过危机，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官场经验丰富、老于世故的缘故。
咸丰十年（1860）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由于肃顺鼎力相荐，四月，清廷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曾国藩有湖南人特有的机警，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始终不动声色，而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以至慈禧、奕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18天后，奕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是咸丰十年就决定了的事。现在奕明确委江南四省军务于曾国藩，是要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奕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而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他承认正规的八旗、绿营军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决心将它发掘出来。
之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还在于奕认识到中南战场的严重性。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赋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新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于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2月10日），则向前敌将帅表达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的关注，寄谕说，两宫皇太后“日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但是这期间，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是理学家，又熟谙清代掌故，他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限制使用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权重足以贾祸”，他对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过切肤之痛。
但奕特地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慰勉说：“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生民于水火”，不许曾国藩再辞。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廑念”，“诚惶减恐”之态溢于言表。
2.以缓济急，稳中求成
曾国藩认为，缓可以纠急躁之弊，办事时给自己留有充分余地，使得考虑更周全，计划更严密，保证万无一失，所以说，“事缓乃圆”，即做事缓一些才会将事办得圆满无缺。另外一层意思是，要把一件事做好，不能心急，应脚踏实地，逐渐积累，水到渠成。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生性倔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是个急脾气。后来他发现，心急最易坏事，才渐渐改变。
由于对官吏腐败、民不聊生、盗贼四起的社会现状的深深忧虑，曾国藩急于求治。咸丰帝上台不久，一年间，他连上四道奏章，从吏治、银价、民生、军队等四个方面揭露了国家面临的空前危机，请咸丰励精图治。由于咸丰帝充耳不闻，他又上折直接针对皇帝展开了尖锐批评，指责咸丰拘于小节而疏于大计，追求虚浮而忽略实际，刚愎自用而拒绝纳谏。为这一冒失之举，他差点有性命之忧。此事虽与他性格倔强有关，但也反映了他求治心切。倘若是后来，再急他也不会这样做。
他领兵之后，因为急于想扭转局面，也有些操之过急。结果得罪了许多官吏，引起了很大矛盾。他刚出山时几次兵败，与其急于求胜、轻易出击有必然的联系。经过这番仕途和战场的挫折后，曾国藩认识到，办事和治学一样，也要逐步来，丝毫急躁不得。所以，他从整顿军队、重建湘军开始，逐渐扩大、完善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指挥系统，湘军越战越强，终于取代绿营成了晚清的统治支柱。
可以说，“缓”字是曾国藩经历无数波折后总结出来的处世秘诀，是他在学问、仕途、用兵上成熟的标志。虽然一味讲“缓”也有弊病，但在曾国藩办事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李鸿章当时并未认识到，因为他还年轻，气太盛。随着在官场上混迹时间越长，阅历越多，他的办事风格也由急趋缓，不能不说是受了他老师曾国藩的影响和熏陶。
曾国藩办事不求速成，治兵也不愿速进，虽然名将用奇兵速兵致胜者不胜枚举，但因稳取胜也大有人在，诸葛亮就是显例。曾国藩办事缓，用兵缓，却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咸丰十年（1860）三月，李秀成用围魏救赵之计，奇袭浙江诱江南大营清兵来救，半路上击溃清军张玉良部，接着集中数路大军，合击江南大营，清军全军溃散，张国梁投水自尽，和春兵退常州。李秀成又紧迫不舍攻占常州，和春兵败自尽。四月，太平军攻克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自尽。
江浙一带是清廷财富之源，丢失不得。清廷严令曾国藩率师东下，解江浙之围，接连发了几道谕令。此时曾国藩正全力围攻安庆，安庆是天京门户，一旦攻克，天京就无险可凭，因此是关键所在。为此，曾国藩不愿东下。此外，还有其他考虑。曾国藩用兵讲主客之道，不愿反主为客，被太平军牵着鼻子走，陷入被动，张国梁、和春之败，即由于此。同时，浙江巡抚王有龄与曾国藩是政敌，在饷源上争夺激烈，曾国藩也想借机除掉这个异己分子。即使做不到，也可打击他一下。于是曾国藩借口拖延。清廷无奈，用厚奖诱其出兵，给他加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又发下第五道谕旨，令其驰援杭州。即便如此，曾国藩仍按兵不动，上了一个《苏常无锡失陷，遵旨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说明不能东下的理由。不久，杭州失守，王有龄被杀，朝廷也就不再催促了。
此次曾国藩以“缓字决”处理，可谓一举数得。一、推延不救张国梁、和春，使清廷依赖的最后一支绿营劲旅全军溃散，两员主将身死，不得不全力依赖湘军。此前朝廷迟迟不封曾国藩，就连胡林翼都升为巡抚，曾国藩仍无实职，此后不久，就授之为代理两江总督。二、借机除掉异己，王有龄败死后，曾国藩保奏的四省巡抚全部是湘军一系，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李续宜，牢牢控制了江南军政大权。三、稳住自己阵脚，缓缓图进避免陷于被动。倘若曾国藩急急东下，正中李秀成之计。李秀成攻打苏浙，并不仅为夺取财富之区，还在于调动湘军东下，远离两湖根据地。同时在湘军长途奔袭中以逸待劳、聚而歼之，则可解安庆之围，打垮湘军主力。安庆守军一万余人亦可乘机出击，西上攻打湖北，占据湘军老巢。如果此计成功，清朝恐大势已去。曾国藩不为所动，以缓济急，以静制动，终立于不败之地。
曾国藩办事主张从长远考虑，稳中求成，这是他高明之处。因为考虑长远，就不可不慎，办起事来更应有计划，按部就班地去做。如果贪图迅速，个别地方可能有利，对大局而言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欲速则不达”这句古语诠释了这个深刻的道理。
3.如履薄冰，处处谨慎
谨慎是成大事必备的素质。谨慎方可办大事，可以说是古代贤哲经历无数磨难后总结出来的硬道理。为人如此，自修如此，做官更须如此。因此，为官三箴（清、慎、勤）中，“慎”字被列为第二，仅次于“清”字，比“勤”字还重要一些。
《诗经》中说，做事应当“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管子》中说，“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认为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大小与其谨慎程度成正比。“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朱熹说，古今大英雄豪杰，做事必有临深履薄的感受才能成大事，他在给陈亮的书信中说：“真正大英雄人，却从战战兢兢、临探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血气粗豪，却一点使不着也。”明代大儒薛碹也说：“圣贤成大事业者，从战战兢兢中来。”
吕坤的《呻吟语》、洪应明的《菜根谭》和石成金的《传家宝》是明清处世三大奇书，也都把谨慎作为待人办事的秘方。吕坤说：“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则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则失难。”洪应明说：“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从薄冰上履过。”意思是，要想办惊天动地的事业，就要像在薄冰上行走一样谨慎才行。
曾国藩生性就很谨慎，不是那种粗心鲁莽毫无顾忌的人。但他一生之中，有多次变化，性格也有很大改变。刚进入仕途他还以“敢”字标榜，以“强”字自励。随着深入官场，他体会到仕途险恶，性情更加谨慎，甚至如他自己所云，已由慎生葸。葸者，畏惧之意也。朱之瑜说过，“慎者，美德也，而过用之，则流于葸。”如果由慎而惧，胆子越来越小，恐怕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左宗棠性情刚烈，李鸿章则远为圆通，二人都批评过曾国藩胆小。同治二年（1863）九月，曾国藩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国藩败挫多年，慎极生葸，常恐一处失利，全局瓦解，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也。”
可见，他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经历太多失败之故。曾国藩一生经历过许多败仗，其中关系全局的大败，他自己总结有四次。一次是湘军初次出兵，遭遇靖港之败，全军溃败，曾国藩险些自尽；二次为湖口之败，为石达开所困，水师失利，他的坐船也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又险些投水自杀；三次为三河镇李续宾全军覆没，曾国华身死，湘军百战精锐丧失殆尽；四次为祁门之围，为李秀成数十万人所困，侥幸逃生。此外，其他败仗不胜枚举。因兵败而亡的湘军大将，从塔齐布、罗泽南、刘腾鸿三兄弟，到李续宾、张运兰，前后有数十员。如果这些败仗还让他谨慎不起来，那才是怪事。
军事上的谨慎固然重要，但对曾国藩而言，太平军不可怕，打败仗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官场风云。在他官卑位微时，尚未悟出其中奥妙，随着他官大权大，在官场混迹越久，陷入越深时，越感到可怕。在同治帝继位以后，慈禧当政，这个女人心狠手辣，更令曾国藩生畏，从而也更加谨慎。
中国古代讲究以文治国，如魏文帝曹丕所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事”，科举制度考的就是一个人的文章。文章表现一个人的品德，所以有“文如其人”之说，文章表现个人的见识，也表现一个人的才能。对于臣子而言，要想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为君主所用，文章好坏是关键。对朝臣尚且如此，对地方官更不用说了，当时交通落后，主要信息只能靠邮寄书信传达。一般官员，至少三五年方能入京进见，奏牍就成了与君主沟通最便利的载体。所以曾国藩认为，奏议是臣子最重要的事，要谨慎对待，下一番功夫才行。
曾国藩对奏牍的重视，不仅体现在他自己往往亲自动手，言辞谨慎，大多经反复思虑才定，即使是幕僚代笔，他也都要亲自改过才发，此外，还体现在他慎选幕僚上。他手下的幕僚，包括各方面的人才，但最重要的则是草拟奏稿的人。李鸿章在他幕下，就主要充当草写奏稿的任务。曾国藩称赞他的文章得一“辣字诀”。薛福成所以受其赏识，即因其文笔独到，善写奏章，后不离曾左右。曾门四大弟子，人人都是奏牍高手。
当时能向皇帝奏事是一种特权，表明这个人已得到皇帝的重视。如何利用好这样的机会，就要在奏章上下功夫。曾国藩频频教导手下，在奏牍上一定要谨慎行事。同治元年（1862）正月，曾国藩读了洪亮吉的《上成亲王书》，此人就因为上了这一奏疏，被发配新疆。曾国藩读后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犯忌讳的地方，饶是如此，尚且遭此大祸，可见奏疏不可不慎呀。
曾国藩是文章高手，他以理学为积淀，宗法桐城派文风，风格雄健刚劲，自成一家。他对于政治的敏感也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奕，发动宫廷政变，囚禁了肃顺、端华等顾命八大臣。不久，端华等被处死，曾国藩闻讯大惊，在日记中写道：“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其心中惊惧之情由此可见。
肃顺是满清中较为开明的大臣，就是他鼎力推荐曾国藩，营救左宗棠的，他幕中的王苎运、郭嵩焘都与湘军有极密切的关系，因此肃顺一党被灭，曾国藩一则为慈禧的狠辣震慑住，另外也预感到事情不妙。此际，胡林翼、左宗棠等心腹建议他自立，以免受人所制。
但慈禧也不傻，她知道如果对曾国藩不好，肯定会激起事变，此时清廷内忧外患，无法顶住太平军、湘军的双重打击，亡国是指日可待的事。为笼络曾国藩，她下令嘉奖，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统领四省军政，全权指挥平定太平天国大计，并加授协办大学士。曾国藩成为清代封疆大吏兼大学士衔之第一人。在此厚待之下，曾国藩明白慈禧还是明白人，自己不会有性命之忧，这才心安。但他由此也知此人不易对付。当接到任命封赏谕旨时，他不喜反忧。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限者，往往不克保其终。见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
针对如何上奏，他与幕僚们计议多日。后来奏请撤销总领四省军政的权力，朝廷不允，曾国藩也只好从命。曾国藩不久再次上奏朝廷称颂慈禧“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其实也只是为了保住慈禧对自己的信任。曾国藩在仕途上总是谨小慎微，但仕途风波总是伴随着他。攻破天京后，太平天国灭亡，又到了兔死狗烹的时候，此时有几位御史开始制造舆论，攻击曾国荃纵兵抢掠，谎报战功，甚至牵涉到曾国藩。一时朝野鼎沸。曾国藩知道这是慈禧的手腕，为了保全自己，他不得不以退为进，劝曾国荃退隐，裁撤湘军，这才使形势稳定下来。
曾国藩还善于从历史上的经验中学习处世之道，在总结历代权臣结果时他发现，权位往往是致祸之源，尤其是兵权。秦朝的白起，西汉的韩信、彭越，明代的蓝玉，都是因兵权过重、声望过高而被杀的。曾国藩手握十几万重兵，足以推翻满清，更为朝廷所忌。
所以灭太平军后，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裁湘军，但同时却保留了淮军，仍据有实力。这就是所谓的曾僵李代之计。
不能太有权，但亦不可无权。无权则任意受人宰割，悔则晚矣。有人劝曾国藩激流勇退，曾国藩不听，也是同样的考虑。也正亏了他这种谨慎态度，才得以善终。倘若追寻其居高位奥秘所在，不过一“慎”字而已。但道理人人能知，真正做到的，古今又有几人？
4.藏锋圆通，含而不露
俗语有“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无非是表明人们对名声的重视。大多数人都有功名之心，也正是因为功名之心，人们才会拼搏奋斗，为取得功名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失去了生命。
但是，在求功名的过程中，人们的表现方式各异。有人认为要想取得功名，就得向外人证明自己有才。于是，他们会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标榜自己的实力。没有赏识者的时候，他们仍然会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这类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庸才，便选择了炫耀自己。结果为此遭到的反感、忌恨远远超过了自己需要的赏识。
曾国藩遍读古书，深谙锋芒毕露招祸患的道理。他常以古人为鉴，检点自身，生怕自己因为露出锋芒而遭忌受挫。
所以，有人说，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其深谙藏锋的道理。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一个人的成就有大小，小者或可从困勉铢积寸累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曾国藩说：“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
关于才德，曾国藩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揖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曾国藩的见解颇为独到，洞察了德与才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有才无德，便会恃才傲物，目中无人，最终会自食恶果。
曾国藩之所以有这样的见解，正是吃了很多苦头后才体味出来的。
曾国藩的前半生，处处锋芒太露，因此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廷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但三个月后曾国藩伸手要权，遭到了皇帝的拒绝。同时各方面的舆论认为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对他发出种种指责与非议。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世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平定太平军之后，曾国荃在攻陷天京后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此外，清政府对曾国藩也最为担心，惟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其赴浙江巡抚任。无奈，曾国藩称曾国荃病情严重，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却大惑不解，愤愤不平溢于言表，甚而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以发泄其不平，致使曾国藩十分难堪。曾国藩回忆说：
“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会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
所以，曾国藩只好劝慰他，以开其心窍：
“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劳者，不过本身一爵耳，吾弟于国事家事，可谓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何郁郁之有？”
“隐”是为了在暗处出击，或者保身护体，等待时机。急于求成的人最难以克服的弱点就是不管时间、地点、场合的表现自我、自高自大，不懂得龙蛇曲伸之道。
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1864）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准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伸为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分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才，都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和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
古今多少人，他们目光短浅，急于求成。他们不愿意放过任何可以表现的机会，一旦表现，则力求做到淋漓尽致，恨不得将心掏出来给别人看。殊不知，他们犯了激进的毛病，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自己陷入被动。如果自己有才，不一定能够得到别人赏识，有时候还会让掌权者产生妒忌，如曹操妒杨修之才，炀帝妒薛道衡之才。如果自己无才，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极力自我表现，无异于班门弄斧，拙笨之处暴露无遗，给别人留下可乘之机。
处世中，有人锋芒毕露，有人藏锋露拙。曾国藩则属于后者，他虽有才干，却不轻易外露。毕竟，才华横溢会遭人忌恨和打击，最终导致事业上的失败。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锋芒毕露必将处处碰壁，不露锋芒则能保全自身。君子爱物，取之有道，欲得功名，也该如此。
5.不慌不忙，稳重当头
曾国藩一方面执着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力求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为人也极为稳重。在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中，曾多次谈及“重”，无论是在为官之道，军事战略，还是取才标准上，都极看重一个“重”字。
曾国藩常说：“稳重行事，有胜无败。”稳重行事，就要谨慎，计划详密，戒除鲁莽，这样才能冷眼旁观、抓住关键，一击便中要害，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心静之后，才能头脑冷静，理清脉络、胸有成竹。表现在外，即是沉稳威严、不急不躁、不愠不火。曾国藩对“静”字认识极深，内心自然克制一些浮躁，因而才有他谨言慎行、不苟言笑的威严容仪。
曾国藩的形象，他的门生故吏都有过描述，共同的一点，是都强调他“行步极厚重，言语迟缓”。“重”字是他最突出的仪表特征。
曾国藩容止持重，一则由于家风，其祖父的“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而曾国藩一直将祖父当作心中楷模，行动言语无不仿效。二则由于理学，理学主张修身，在仪容上有一番特殊的要求。曾国藩师从儒学大师唐鉴后，唐鉴告诫他，读书以《朱子全书》为宗，为学只有三门：义理，考核、文章；修身要内外齐抓，要“整齐严肃”。唐鉴所说的“整齐严肃”即是“重字诀”的根本内容，曾国藩原来说话较快，且喜多说，这正是“重”字大敌，于是他从“谨言”开始，重新打造自我，其容止风范也由此大变。
曾国藩行为举止的过人之处在于其行止重厚，稳如铜鼎，神态威严，震慑人心。这表明他志向高远，毅力坚卓，因此能遇难而进，扫荡天下，统驭万众。
曾国藩将“重”字提高到非常高的境界。咸丰十年（1860）四月，他给李续宜写信说：“大约勤字、诚字、公字、厚字，皆吾辈之根本。刻不可忘。”此处之“厚”，即“重”字之意。把“重”视为人生根本的，恐怕只有曾国藩一人而已。
与“重”字相反，曾国藩认为“轻薄”是最应戒除的。咸丰十年五月，他又写信给李续宜，说：“大抵激之而变薄者，吾辈之通病。此后请默自试验，若激之而不薄，则进境也。”他还说：“由厚趋薄易，由薄反醇难。”读书人毅力不坚，一旦遭受重大挫折，便往往趋于偏激、轻薄，曾国藩所以谆谆告诫，正是要他们坚定不移，不要因为世变而走上邪路。
曾纪泽与其父相反。他说话太急，行动太急，曾国藩认为这是“轻”字之病，定要痛加纠正。在家书中，关于此方面的就有10封左右，不厌其烦，屡屡告诫。
咸丰九年（1859）十月十四日，曾国藩引祖父和自己为例，教诲曾纪泽继承祖父之风，以重纠轻：
“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尔最要之务。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故特谆谆戒之。”
此后，几乎每年，曾国藩都会训诫一两次。
曾国藩的“重”字还表现在其军事方略上。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个功罪鲜明，成就极广的人物。曾国藩的发家，主要靠湘军；他的功和罪，也大多和湘军有关。他所组建的湘军“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既为维护封建统治建立了不朽功勋，又为中国走向近代、走向世界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功之大，是难以有人匹敌的。
曾国藩用兵，极其稳健。他对曾国荃说：“余前年所以废弛，亦以焦躁故尔。总宜平心静气，稳稳办去。”这种战略战术在他的日记与往来书信中多次出现，我们也可以从其作战过程中明显的看出这一点。
曾国荃在围攻江西重镇吉安时，曾国藩曾经为他写下了一幅对联，上联是“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后来这一句对联成为曾国藩和太平军作战的指导原则。不但在战略思考上，如他认为“迪安（李续宾）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同时在具体战术（扎营修垒）上，无一不体现这一原则。
太平天国起义后，势力很快就遍及长江流域，军力发展到五六十万人，占领了长江流域的许多重要城镇，而湘军编练成军后，兵力最初不过17万人，发展到最后也不过12万人左右，相差甚为悬殊，太平军往往是湘军的几倍，或几十倍。面对强大的太平军，湘军不得不采取防御，先求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乘隙致人而不致于人。
为了能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达到围困太平军的目的，曾国藩对扎营修垒做了严格的规定。湘军每进攻到一座城下，统领首先根据利于作战的原则，选择地势险要的地方，要求湘军“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即修挖墙壕，未成之先，不许休息，亦不许与敌搦战。墙子须八尺高、一丈厚，内有子墙，为人站立之地。壕沟须一丈五尺深，愈深愈好，上宽下窄。”此后湘军都依照这个规定扎营修垒，筑墙挖壕。正如曾国藩所指出的那样：“惟当酌择险要，固垒深沟，先立于不败之地。”曾国藩对部下李元度说：
“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中国近代名将蔡锷高度评价湘军的这个筑营措施：“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
湘军不但扎营以求自固，进攻敌人的坚垒、名城，也用扎营战术来围困敌人以收功。咸丰六年（1856），湘军围武昌，挖前壕来防武昌城内的太平军出击和突围，挖后壕以拒太平军的救兵。一般人虑不及远，笑挖后壕为“拙”，后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援军接近武昌，于是湘军的后壕变为前壕，以抗拒石达开，人又叹其“巧”。咸丰十一年（1861），胡林翼指示进攻安庆集贤关的湘军将领鲍超“莫攻贼垒，而于距贼垒二里外，以兵力分前后左右围之。每一面只须三营，遥遥相制，邀截樵汲，静待十日，贼必无水、无米、无薪，自行奔溃。”鲍超遵照胡林翼的命令，不到20天，就把守集贤关的太平军四个坚垒全部攻克。这样关系重大的战果，只是从运用扎营战术中轻易得来的。
此后的湘军战役中，夺取九江、安庆乃至天京，都是运用扎营战术来围困坚城而夺取的。
湘军作战，极重地势。由于作战的方略，随山地与平原地势的不同而迥异，所以在作战前，湘军的统帅、大将，必审地势的险易。如湘军攻武昌，曾国藩先乘小舟赶汉口相度地势。左宗棠攻杭州，先轻骑赴余杭察看地势。他们都在看明地形以后，才定进攻的方略。不独统帅，将领以亲看地势为第一义，其下营官、哨官以至哨长、队长，人人都以看地势为行军的要务，人人都知道审择地势。
从中，我们不难体会曾国藩“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的原则，而扎营看地则成为这一战术的关键。湘军用兵战术，稳步前进，步步为营，不慌不忙，以孙子兵法“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逐渐争取主动为原则。故湘军用兵很少陷于危地，常据险要之地以制敌命，出奇而制胜。曾国藩用兵，重视“主客”的说法，以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归结起来，其军事战略的主旨主要在于四个方面：一扎营垒以自固，二慎拔营以防敌袭，三看地势以争险要，四明主客以操胜算。
不仅曾国藩自己“稳扎稳打”，他还时常告诫带兵将领勿求速度，“步步把稳”，“稳扎稳打，机动则发”，“不必慌忙，稳扎稳守”。
曾国藩一直认为如果对所办的事情没有周详的思虑，往往会导致功亏一溃。李续宾和曾国华在三河镇全军覆没，就是思虑不周所致。曾国藩怕文官不勇敢，怕武官不稳重，他总是反复叮嘱，自己办事也力图考查详备。比如怎样办好盐务，曾国藩有两句话：“太平盛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方式、不同策略考察得清清楚楚，交待得详细周全。
总之，“稳”才能坚定，“重”才能谨慎。稳重行事，勿急勿躁勿轻薄，才能纵览全局，胜券在握，良机不失；才能修身养性，洒脱自如，得人生之道。
6.言多必失，适可而止
人在现实中要想生存，就必须和人交往，那言语自然是避免不了的，但如果不加注意，则容易祸从口出。因此，慎言是必要的。而慎言的最好方法是不多言，力求简洁明了。滔滔不绝的人说错话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们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正所谓“言多必失”，所以必须“适可而止”。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是渐渐摸索出来的，他的谨慎为人也是在不断体会中磨炼出来的。
《周易》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它的意思是，有修养的人，言简意赅，不会胡乱地空发议论，而性格浮躁、缺乏修养的人却总爱夸夸其谈，大话连篇。
曾国藩的性格变化是很大的，做大官前后，他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
30岁前的曾国藩总爱说话，并且他的言语中总是有一股尖酸刻薄的味道。虽然自身很有才华，但是别人还是不愿意与他交往，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无论在酒桌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不经意的讥讽话语总能够让同僚或关系普通的朋友们难堪。时间久了，他的恶名也就传得较远。后来，翰林院的同僚们渐渐孤立了他。
曾国藩如果不知悔改，他的仕途应该不会长远。然而，曾国藩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这个优点会将他诸多的缺点弥补，不断完善自身。这个优点便是他能够反省、检点自身。
尝到了苦头之后，他不能够再容忍自己多嘴多舌的毛病，于是决定悔改。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想改掉这根深蒂固的恶习，必须得付出艰辛努力。
以后的日子里，他还是不能将恶习彻底戒除，多多少少又因为多嘴多舌得罪了一些人。不过，经自己不断反省，他多言的毛病果真改掉了。
“常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这句话是曾国藩做官的体会。他认为，桀骜不驯定会招致别人的敌视，以致众人群起攻之；多嘴多舌同样要不得，它也会让自己陷入被动。
曾国藩在修行上要求自己“静坐净心”，认为急躁、轻浮是做人、立道、求学的大忌。而身临高位，功高盖世，如言语太多、锋芒太露，就会引来朝廷的猜疑，认为自己有不叵之心。况且在封建社会中，君权高于一切，不懂得韬光养晦，一味激进，更会招致皇帝不悦，那样，便有生命之忧了。对下，如果讲话太多，难免有失误，则会让手下人嘲笑，认为自己无德无力，不能服众，久而久之，威德并失，便不能操纵手下了。
曾国藩早年就写下了“谨言箴”。他认为用花言巧语取悦于人，最终只能给自身带来灾祸；闲言碎语，也会搅乱你的心神。理解的人不夸耀，夸耀的人不理解。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让智者笑话，让愚者惊骇。笑话你的人会鄙视你，即使你很直率也会怀疑你。惊骇的人弄清原委以后，会说你欺骗他。
他对慎言的重视，影响到了他的整个人生观。曾国藩说，凡是有才能的人总希望表现自己，希望被别人承认他高明，就像孔雀一样，遇见围观的人多了，就开屏展示自己的美丽，其实这很容易招来众怒。同时，胸中有是非，有判断，有取舍，但又佯装不知，这是很难做到的。
曾国藩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经验教训，力劝自己不可多言，要小心谨慎，以免强出头引来祸端。故而，他专门写了《英雄诫子弟》书，借以教导自家子弟：
“我要你们听到人家的过失，如同听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但嘴上不能说。喜好议论人家长短，妄评政事法令的是非，这是我最厌恶的，宁死也不愿子孙有这类行为！”
他认为，人在独处的时候，一般没有什么话要说，虽然不乏有自言自语的人。和家人相处的时候，因为天天相处，不管自己有优点还是缺点，家人一概接纳，不会过多探讨，偶尔提示一下便可，也没有多少话要说。但和朋友在一起可就不一样了，这时候，他会一改在家里的沉默寡言，绞尽脑汁也要将话说得令众人吃惊，或为了表达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意思，便以动作配合。
这便是人们的表现欲在作祟的缘故，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风度、智慧、幽默等，难免夸夸其谈，殊不知在这无休止的表演中，却将自己的缺点一点点地暴露出来。
曾国藩不仅自己慎言，还经常劝诫弟弟和部下不要多言。
曾国华和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两个弟弟，二人都与青年时的曾国藩性格相似，要么说话刻薄，要么多嘴多舌。曾国藩不想弟弟再走自己的老路，为了使弟弟不走自己的老路，曾国藩对此二人屡屡劝导。为了让性格刚烈、言语刻薄的曾国华处理好人际关系，曾国藩送给他“温甫”作为他的字号，意思是让他待人要温和一些，克制自己，不要伤害他人的自尊心。曾国华明白哥哥的心思，在日后的待人接物上，都显出温和的一面。
曾国荃后来也被朝廷加封，开始在官场立身。他的为人比曾国华还要恶劣，曾国藩对其格外担忧，因为，官场中最忌讳的就是多嘴多舌。历史上官吏因出言不慎而被贬被惩者多如牛毛，噤若寒蝉便被视为官场法宝。可曾国荃初入官场，根本不懂仕途险恶，仍然像往常一样肆无忌惮，夸夸其谈。曾国藩总是写信给他，向他传授为官保身之道，曾国荃从中得益不少。
对部下，曾国藩同样如此要求教导。他告诫部下发言一定要谨慎，千万不可胡乱地说话。
言多必失，应适可而止。有智慧的人懂生存之道，知道何时“沉默是金”。
7.以“浑”入世，难得糊涂
有大智慧的人，能够将“浑”利用得恰到好处。由糊涂变聪明易，以聪明装糊涂难。正因为难，有人无法掩饰自己的聪明，才有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情况的发生。以“浑”字入世是一门大学问，需常常领悟才能有所收效。
人生在世，难得糊涂。曾国藩的“浑”字诀就阐明了这个道理。
曾国藩是一个聪明人，但对有些事情，他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理会。
曾国藩读了很多书，再加上自己才华出众，自然是个聪明人。也正是由于他的聪明，才导致了他在官场中四处碰壁，屡次遇到险阻。他处处显得精明，却不能在官场中安然无恙，不得不令他反思。“浑’字就是在他的反思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惟忘机可以消众讥，惟懵懂可以祓不祥。”这句话在曾国藩写给胡林翼的信中可以看到，曾国藩经过一番磨难才有此领悟，并以此来劝诫挚友。
初办湘军的时候，曾国藩与王鑫不和。王鑫拜在罗泽南门下，非常善于用兵。他手下有几千士卒，与其他部队相比，实力相当雄厚。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王鑫与曾国藩之间磨擦甚多，当时没有多少人替曾国藩说话，曾国藩压力很大。
王鑫后来在作战过程中因为骄傲吃了败仗，为挽回名声，谎报军情，曾国藩对他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他的做法为君子所不齿。曾国藩此时虽然知道王鑫有大罪，但不愿意乘机报复。
在给几位弟弟的信中，曾国藩提到了此事，并分析认为，乱世之中，黑白本来就很难做到分明，强欲区分，反致混淆，希望诸弟能够吸取教训，学会糊涂处世。
官场中事事难料，颠倒是非、黑白不分的事情常有发生，以糊涂应对，再好不过。
曾国藩曾经对其弟曾国荃说过：
“弟体一不甚旺，总宜好好静养。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二语也。”
糊涂的人可以通过刻苦的学习，逐渐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所谓水滴石穿，功到自然成便是如此。聪明的人要想掩饰自己的那股精明，尽管日日克制，还是难以奏效。因为精明的人能够看透很多东西，能够看得深、看得远，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得高人一等。
但有时候又会出现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现象。装糊涂是成事保身之法，因为会装糊涂的人，不会计较自己吃了小亏，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憨厚老实，人们会认为他是单纯的人，从而愿意和他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会让人的心里感到踏实、轻松。单纯的人没有坏心眼，跟这种人交往，可以放松警惕。与精明的人交往却是另一番情景，他会让人的神经绷紧，生怕被他欺骗，被他愚弄。
“浑”便是一种大智若愚的处世为官方法，“浑”并不是说对什么都不能看透，对什么都想不明白，而是将精明藏在深处，集中心思去做一些对个人发展有益的事情，同时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或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视而不见。
8.防危虑败，明哲保身
所谓物盛则衰，月盈则亏，一件事情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向相反方向转化。在社会动荡时候，湘军的影响和作用是受到满清皇室的赞许和支持的，但社会安定后，湘军则成了一支威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能够看到长远，分析前景，不求功德圆满，而宁愿抱残守缺。
1868年5月，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捻后路军有功，又被封云骑尉世职。一年数迁，曾国藩可谓荣耀之至，这表示清政府对他很是倚重。可是时过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纷纷被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提到：“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久耶，思之悚惕。”
党徒的被排挤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末路忧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曾国藩明显感到，有一个阴影一直围绕着他并与他为难，这就是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汉官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广总督之职。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知其不可撼动，遂处处推美让功，以笼络官文，使得湘军在诸事上均比较顺利。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关系维持着表面的和气，但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后来，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
因为湖北按察司唐际盛与曾国荃的至友黄南坡仇隙很深，于是唐际盛便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以使其离开武昌，免于督抚同城。由此曾国荃便与官文结怨，并伺机进行报复。
曾国荃先是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由于曾国荃营中无文员，奏折草拟后无人商量，只有曾纪泽在营中，但又不知参劾官文后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语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长，首尾不相顾。
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妥。曾国藩闻讯后十分担忧，惟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太赞同此举。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书信中，他嘱咐曾国荃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原因是，“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耽耽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者。”总之，“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顺斋一案，接余函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10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的事已发，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曾国荃奏折中具体列举了官文七条罪状。事情发生后，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可是，曾国藩此举，却引起了外间的纷言，一时间曾国藩“劾老九”之语，纷纷扬扬，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只有“麻木不仁处之”，以静观其变。
慈禧太后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她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表面上顺从了湘军所奏，实际上对官文也没有什么损害。
这件事对曾国藩触动很大，官场本来就危机四伏，必须谨慎小心，如何还敢得罪巨室，为自己树敌呢？
曾国藩向以思虑深远闻名，他不可能不为自己和诸弟长久打算。既然自知有功高震主之嫌，如何防危虑败，未雨绸缪，求一个好的下场，就是一桩学问。这其中体现的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处世经。
曾国藩在诸弟为官之后，屡屡教诫他们正确对待富贵与权位。尤其是对那位贪财自傲的沅弟（国荃），他反复开导，叮嘱再三。同治元年五月，湘军既得安庆，正包围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金陵即将攻破之时，他又告诫两个弟弟说：“古来成大功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子仪）外，没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警惕性和忧患意识，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故勉励弟弟须有临深履薄的畏惧之情。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封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防危虑败，明哲保身的方案中，裁军自抑、自削羽翼是最重要的步骤。
9.远离虚妄，慎独反思
慎独是许多成大事者不可多得的品质，有许多功高业大者因为缺少慎独这一品质而走上不归路，不能不说是一种惨痛的教训。慎独能够时时反省自己，杜绝一些虚妄的想法，从而不会违背自己的做事原则，也不会犯下大错误。
大凡人在初创崛起之时，不可无勇，不可以求平、求稳，而在成功得势的时候则要求淡、求平、求退。这也是人生进退的一种成功哲学。
曾国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他坚拒纵横家王闿运劝其称帝的事，尤能反映曾国藩的品格特征及处世风格。
王闿运是湖南湘潭人，他满腹经纶，欲报效国家，将自己的一套经世安邦之策付诸实现。
王闿运的这种抱负因太平军起义的爆发而更趋强烈了。起义军入湘后，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闿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的重视。虽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
王闿运为人慷慨激昂，向以霸才自居。他在1855年劝曾国藩自立不成，1860年再入曾府，仍喋喋而谈，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但曾国藩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几上点点画画。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闿运便站起窃视几上，只见上面依稀有个“妄”字。
一晃几年过去了，王闿运再次拜望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正准备北上“剿捻”。一见王闿运到来，极为高兴，只是因有了前两次“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
但王闿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
“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入东汉，则顺而易。”
曾国藩起初听得津津有味，并频频点头。的确，学习辞章从唐代韩愈，上溯西汉，逆而难，如果自曹操入东汉，就较容易，也顾理成章。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了王闿运的弦外之音。原来还是让他做曹操！但曾国藩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闿运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远离痴心妄想，与他的慎独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严于律己，日日不忘反省。在反省的过程中，他明白了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不该做的事情，他想都不会去想。
曾国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从中不难看出他对为人处世的思考：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在英或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成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别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
这段话的意思大体是这样的：
小人和君子都会有独处的时候，但在独处的时候，他们的思想是不同的。小人在独处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邪恶狂妄的念头，慢慢地，这种坏念头越来越强烈，到最后，小人便会被这些坏念头控制，做出一些违反道义、欺负别人的事情。君子在独处的时候往往会检点自身，以诚实的态度来反省自己，生怕自己做了坏事。在检点自己的过程中，越来越谨慎，犯错误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
经过对《大学》的探究后，大学里的东西被人们所理解，古人的言行和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可以让人丰富知识和增加阅历。人们在分析事情的时候，能够公私分明；在阐明道理的时候，又能够辨明得失。好的东西应该保留，不好的东西应该抛弃，这是正确的见解。小人没有这样的见解，也不会按照这样的见解去做事。做好事的时候，他生怕没人看见，做了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于是在不断思索做还是不做。做坏事的时候，又怕被别人看见了，想改正，却不会彻底改正。独处的时候，那些经过矫饰的感情真实地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欺骗。只有君子才会担心因为办好事不彻底使自己变得堕落，而不好的东西如果继续保留，就会长久影响自己……
10.谦虚谨慎，力戒傲气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奇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人可有傲骨，但不可有傲气。人因傲而凌于人，必然会招来祸患。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期，都应该时时戒傲。
人生有许多因素可导致失败，傲为其一。不理解此学问，永远是一个可怜的失败者。曾国藩即深知其理。
曾国藩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望太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
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官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
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5月25日）给弟弟们的信中教诲说：
“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
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6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却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曾国藩认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他不仅自律甚严，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严戒其傲。
曾国藩告诫子弟，千万要做到富不忘贫，贵不忘贱。既已做了仕宦之家，子弟便应力戒沾染官气，他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他对家人坐轿一事都严加规范，指出四抬大轿“纪泽断不可坐，澄弟只可偶一坐之”，这种大轿不可入湘乡县城，衡阳府城，更不可入省城，并嘱咐澄弟对轿夫、挑夫要“有减无增”，随时留心此事。
他力戒子弟不要递条子、走后门。儿子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到府城参加岁考科考，都不顺利。同治七年（1865年7月），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特地写信告诫纪鸿：“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纪鸿没有中举，曾国藩就把儿子接到金陵衙署中亲自教学，始终未去走后门。
同治三年（1864年1月），纪鸿由长沙前往金陵，曾国藩要他沿途不可惊动地方长官，能避开的尽量避开，并叮嘱船上的“大帅”旗“余未在船，不可误挂”。事无巨细，均考虑到一个“谦”字，可谓用心良苦。
千古以来，文人相轻，已成为一种老毛病。曾氏对此有清醒认识，力倡以“戒傲”医文人之短。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20日）他给家中的四位弟弟写信告诫他们为学最要虚心，不要恃才傲物，不见人家一点是处。傲气一旦增长，则终生难有进步。在信中他又以自己的求学经历劝勉弟弟们。
曾国藩还用其他人因傲气而不能有所成就或被人哂笑的例子来告诫弟弟们，他写道：
“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盛，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文，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追，曾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
为此他总结道：
“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曾国藩深知“谦受益，满招损”之理，在他所有的事业中，戒傲是第一要义，也是他人生不败之法。在面临挫折和挑战时，有的人不知所措，一味意气用事，结果碰得头破血流；而聪明的人则懂得刚柔相济，能屈能伸，使事情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是我们所乐于见到的。刚柔相济，能屈能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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