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人相交中，若是碰到自己所不愿做的事情，不能一时意气予以拒绝，而应以大局为重，只要对自己有利，忍受一点煎熬也是必要的。在处理与骆秉章之间的关系时，曾国藩就是如此。
骆秉章是湖南巡抚，权势很大，当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率军出征的时候，他几次薄待曾国藩。而面对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国藩曾多次屈求。
咸丰三年（1853）九月，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部下发生严重斗殴，绿营兵鸣号列队，准备大肆攻击曾国藩的湘勇营部队。曾国藩闻讯后，非常生气，他想诛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绿营提督鲍起豹发去一份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可惹怒了鲍提督。他也不是善者，来了个火上烧油，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至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此情景，一个个气势汹汹，冲进曾的公馆，击伤他的卫士好几人，并差点将曾国藩本人打死。
曾国藩狼狈不堪，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骆秉章其实早就知道曾公馆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也正对曾国藩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却又自以为是的态度十分不满，想借此教训一下曾国藩，所以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直到曾国藩来向他求情，他才出面，但并不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事后，骆秉章也不对此事进行查究，准备不了了之。可长沙城内，却浮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他是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的部下王苎离开的时候，骆秉章却乘机拉拢王苎，这简直是拆台了。但曾国藩逆来顺受，不与之计较，并且一遇困难，还去屈求。
人在无奈之时，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尚觉容易，而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则十分困难。曾国藩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忍受心灵的煎熬，做自己违心的事情。那就是为贪官之家写奏折申请入乡贤祠。
乡贤祠，顾名思义，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给所谓乡里的贤人——有道德的慈善之家建立的祠堂。
曾国藩一生多次为一些贤德或有功之人奏请封赏或代写一些碑、铭类的表扬文章，而这一次他为其奏请入乡贤祠的则是一个贪官杨键。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对贪官如同寇仇，但这次却是曾国藩一生中少有的一次例外。为什么曾国藩要做违心的事情呢？事情还得从曾国藩治军之初的为难之处谈起。
曾国藩办湘军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军饷了，数万人马，天天都要吃饭，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湘军却得不到国家的正当供饷，况且曾国藩规定的军饷标准还很高。
当时，武汉形势吃紧，朝廷连番下旨让他自湖南出兵武汉，他迟迟未动。其中原因主要是皇帝命他率兵千里迢迢，援救湖北，而且一路征战，竟未提军饷自何而出。没有军饷如何出征？他让人各处求助，恳求商绅捐资，犹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恰在此时，有个在籍户部候补员外郎杨江要求捐助。曾国藩闻讯自然高兴，但杨江提出个条件，让曾国藩代他上奏皇帝，准许为其祖父在原籍衡阳建乡贤祠。
而曾国藩是了解杨家的为人和杨江要求建乡贤祠的原委的。杨江的祖父杨键是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病死。死后其家属便活动地方官上奏道光，请求建乡贤祠。而有人上奏说，杨键官声很坏，有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道光帝闻奏，不仅未允其入祠，且把上奏请入祠的地方官臭骂了一顿。这件事闹得轰动京城，曾国藩当时任职詹事府，自然熟知此事。
如今，为了军饷问题，要亲自出面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一是不符合儒家的道德风范，再是要冒风险，弄不好自己要下台。可是，被军饷所逼，曾国藩只好同意为杨键写奏折。
奏折封送之后，杨江当即捐助两万两白银，还说等皇帝批复后再捐5万两。杨江带头捐款，其他官绅也不能袖手旁观，一下子捐了10万余两。这点钱虽不多，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谁知湘军初战不利，在“东征”的途中吃了败仗，退回长沙。吃败仗是个打击，长沙官绅齐骂曾国藩无用，使他抬不起头，而雪上加霜的是，咸丰帝看了曾国藩请杨键入乡贤祠的奏折，下旨申斥他，还降了他两级官衔。但曾国藩还是觉得此事值得，因为他终于用十万两白银让他的湘军度过了劫难。
曾国藩以自己的屈求，换得了他必需的资金，为他后来发展湘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试想若不如此，只怕也没有后来的曾国藩了。
2.忍得一时，伸得一世
曾国藩教育李鸿章说为官“第一要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人只有学会忍气，才能静心，才会有大出息。
张良少年时某天游历于下邳的桥上，有个老翁在那儿掉了只鞋，却喝令张良给他捡回来并让他给穿上。张良有些气恼，但还是忍住照做了。老翁走了，张良觉得怪异，一直跟在后面。老翁回头说：“孺子可教也，五天后一早还在那桥头相会。”五天后，张良去了，老翁嫌他去晚了，没礼貌。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最后张良半夜就去桥头等，这回老人很满意，说“娃娃求教，就应该这样”，于是传给张良《太公兵法》。张良由此熟知兵法，运筹帷幄，后来协助刘邦打下天下。张良面对老翁的一再“刁难”，总能以“忍”字为要，取得信任，为后来功业奠定了基础；同样“忍”也助他后来保身平安。
历史上的许多事例都证明了，能不能忍，是能否成大事的关键条件。所以陶觉说：“大凡是英雄豪杰，必然有很大的气度”。
曾国藩刚出道时在为人处事上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对官场的逢迎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处处落落寡合，常招人非议排挤。后来经过日积月累的经验，宦海沉浮的教训，终于学会用“忍”去适应既定的社会规则。
咸丰帝刚登基，就遇上太平天国起义，于是下令征言求治。曾国藩当时血气方刚，上疏陈奏裁兵、节饷、加强训练，被置之不理。他不甘心自己的好意被束之高阁，再次上疏，锋芒直指咸丰帝本人，以求更新政治。他批评咸丰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徒尚文饰，不求实际，刚愎自用，饰非拒谏。这些都是事实，但如此直言，非遇明君则必遭不测之灾。果然，咸丰帝看了一半就怒火冲天，把折子扔在地上并立即召见军机大臣要查办曾国藩。只是由于祁隽藻、季芝昌的求情，曾国藩侥幸逃过一劫。这次碰壁之后，曾国藩学会谨慎，自此锋芒顿减，将“忍”字作为自处之道，再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帝。曾国藩说：“大凡才人之人，每不甘岑寂，恃才自傲，言多遭忌，行多遭恨的事常有发生。”
曾国藩熟知历史，且清代的满汉之别更增添他的疑惧，时刻警惕“功高震主”，而以“忍”字当先。“平日兢兢，恐蹈古来权臣刚愎之咎，但思委曲求全，不敢气陵同列也。”攻破天京前后是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除了殚精竭虑力争战事获胜之外，还必须考虑大功告成之后如何收场的问题。他在给李鸿章等人信中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总须没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曾国藩以“忍”保全，成就一代“圣贤”名声，为官场“楷模”。他对儿子曾纪泽说：“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对人之忍与恕字不同。恕指设身处地从他人角度着想，本着理解同情的态度。忍指即使他人有不是的地方，甚至故意刁难，也要忍耐自己，不要与之争锋，以谋求最大利益。曾国藩所说的“委曲求全”、“忍耐”，多指这种情况。这在湘军将领中，也颇为突出。
胡林翼为湘军集团的利益刻意结交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有个宠妾过生日，却以正房夫人的名义散帖，准备等来贺的人聚齐后才坦白。这本是官文想给宠妾邀体面的小伎俩。不料一个藩司得知内情，怒不可遏，说：“夫人寿辰，吾齐庆祝，礼也，今乃若此，我朝廷大僚岂能屈膝于贱妾？”当时的封建名分是很重的，夫人可以夫贵妻荣获得朝廷诰命，而妾的地位总不登大雅之堂。该藩司发怒也是本分，他收回了贺帖。胡林翼在旁听了，大力称赞他做得对。可刚说完，他自己却若无其事地传“年家眷晚生胡林翼顿首拜”的帖子祝拜官文的宠妾。这时刚刚随同那藩司要回贺帖的人又随胡林翼拜觐。一场尴尬的局面化解了，官文的宠妾自然对胡林翼感恩戴德。等官文宠妾拜望胡林翼母亲时，胡林翼又吩咐以夫人的规格接待，此后胡母认其为干女。胡林翼曲意交结官文，就在“忍”字，以忍而得情。官文受枕边风的吹拂，对胡林翼自是格外善待。官、胡二人的和契为整个湘军集团的成功铺平了后路。这是胡林翼“忍”的妙处所在。
曾国藩在剿捻中制定的“静以制动，设防长围”的方略，也是以“忍”字当头，围而不战，缩小捻军的生存空间。这一方略后被李鸿章继承并取得最后的成功。传说曾国藩曾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可见其坚韧。
3.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有些时候，忍可以平息纷争；但有些时候，忍会让对方以为你懦弱，从而更加狂妄，得寸进尺。这个时候，就应该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还以颜色。曾国藩的忍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不仅不会因为忍而变得麻木、软弱，反而会给挑衅者强有力的还击。
曾国藩在兴办团练、组建湘军时遇到过一些麻烦。
由于提督鲍起豹没有才能，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的训练任务就落到了曾国藩的肩上，曾国藩令属下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绿营兵和湘勇。
曾国藩练兵标准很高，要求很严。不管天气多么恶劣，每天训练不懈。但那些绿营兵却无法忍受曾国藩的严格训练。因此绿营兵和湘勇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天，团练的湘勇正在训练，试枪时误伤了绿营军中的一个小头目。绿营军小题大做，他们吹起号角，举起旌旗，准备对曾国藩属下的湘勇发动进攻。曾国藩忍住内心愤怒，鞭打了试枪的湘勇，缓和了充满火药味的紧张气氛。
绿营兵与湘勇发生了多次械斗，曾国藩只是责罚湘勇，没有与绿营兵论理，想息事宁人。然而，绿营兵越来越猖狂，胆子也越来越大。
曾国藩深深感受到了“君子愈让，小人愈妄”这样的情形，他意识到忍让不能灭掉绿营兵的嚣张气焰。咸丰三年（1853）五月，曾国藩写好保举塔齐布的折子；六月，撰写《特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折》，将清德所犯大清律法一一列举，望清廷能够严肃处理此人。
清廷采纳了曾国藩的建议，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查办，塔齐布补缺。后来，曾国藩将湘勇带出长沙，并将根据地设在衡阳，欲以此处为立足点，发展湘军。
咸丰四年（1854）十二月，为保江西安稳，湘军主力移驻江西。
作战期间，如果没有军饷，部队将无法生存。湘军保卫江西，军饷由江西提供，合情合理。然而，江西巡抚陈启迈拒不合作，反对提供军饷给驻扎本省的湘军。
当时，曾国藩仅以兵部侍郎的身份领兵作战，并不能干预江西行政，军饷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时，湘军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驻守，防范太平军，可见湘军在当时对清政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俨然成了清廷支柱。如果曾国藩此时向清廷提出要求，只要不过分，清廷岂有回绝之理？曾国藩本想与陈启迈商议，尽快解决军饷问题，可谁知陈启迈不识大体，竟公然与曾国藩唱起了对台戏。
这时，发生了另一个冲突。举人彭寿颐在江西办团练，与知县李告产生了矛盾。经查证，彭寿颐并无过错，他颇有才华，为人耿直，一心一意办团练，而李告却有受贿、弃城而逃等罪。然而，陈启迈却不以事实为根据，颠倒黑白，欲治彭寿颐的罪。为化解冲突，曾国藩与陈启迈商量，想将彭寿颐调到自己的军营。陈启迈并不理睬，反而认为曾国藩干涉了他的军务。于是派人将彭寿颐逮捕，速其屈打成招。
曾国藩已屡屡让步，而目前形势又如此紧张，不由愤慨。他立即撰写一折，向清廷陈述陈启迈罪状，请清廷惩之。清政府为了安抚曾国藩，对陈启迈及其心腹进行了严厉的处置。
4.静观时势，屈伸有度
在自己没有考虑周全且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地前进，有可能会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后果。有时候，屈是为了更好地伸，退是为了更好地进。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功。在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时，不妨静下心来，分析一下局势。然后根据眼前的形势，思考对策，找到能够顺利前进的方法。
曾国藩初次出兵就遭遇大败。湘军出师不利，曾国藩被革职，依旨降二级调用。后虽攻克武汉，但清廷却出尔反尔不予封赏。再后来几场战争中，战况总是不佳，舆论纷飞，更是令曾国藩身心憔悴。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以父亲病逝为由回家服丧。他虽在家守制，然而心却从未离开战场。
假期已过，曾国藩没有动身回营，仍在家中守制。咸丰皇帝催他领兵作战，曾国藩却上疏道：“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乘机表示自己要在家终身守制，故意向朝廷请求辞去兵部侍郎，并提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咸丰皇帝自然洞悉曾国藩的要权之意，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咸丰皇帝果真削了曾国藩兵部侍郎的职位，收了他的兵权，并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变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可见，形势的好转是造成曾国藩要权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无奈，继续在家守制。他终日反思，决定以大局为重，不再要权，只要能够重返战场就可以。
在守制期间，曾国藩看似无所作为，其实不然。曾国藩毕竟是湘军的创建人，湘军中的各方首领都是他悉心栽培起来的。尽管曾国藩远离战场，但他与湘军将领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一些湘军将领不断向朝廷上奏，希望曾国藩能够重返战场。但是，因为当时各路湘军纷纷传来捷报，使得咸丰皇帝认为没有曾国藩也可，终究没有同意起用他。
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攻打江浙一带，并将常山等地攻克。胡林翼趁机上奏，咸丰皇帝不得不下旨令曾国藩出山。曾国藩当即受旨，火速赶往军营。
曾国藩以龙蛇来阐明屈伸之道，并将自己的理论用到了实践中，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咸丰十二年（1862），咸丰帝逃往热河。途中，他命令曾国藩派鲍超前去支援。曾国藩召来了文武官员以及幕僚，集思广益。曾国藩经过分析后，采用了李鸿章的看法，他立即上疏，其中有“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曾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等语句，但实际上却迟迟按兵不动，静观形势变化。
后来，事情与李鸿章预料的大致相同。英法联军同意和清廷和解，而河南、陕西等省的巡抚接到谕旨后，不加考虑便匆忙带兵前去支援，结果带着一身疲惫无功返回。
当初，鲍超听说曾国藩不让他带兵入卫，很是生气，故意流露出不满之情。曾国藩知道后，让胡林翼开导他。
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屈伸并用。咸丰帝传来谕旨，曾国藩广纳众议，再具体分析，最终提出抗旨；而对待自己的良将鲍超时，却让胡林翼苦口婆心地开导他。曾国藩的屈伸之道又可见一斑。
咸丰十年（1860）至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经过近两年的持久战，最终将安庆攻陷，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平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安庆之所以能够最终被攻克，与曾国藩的决策是分不开的。
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后，此时的清朝统治阶层充满了恐惧和惊慌，八旗军已经不能成为保卫他们的屏障，只有依靠曾国藩的湘军。当时的局势对湘军极为有利。可以说，太平军帮了湘军的大忙，为湘军以后的独立和强大清除了障碍。
危急之中，清政府不得不重用曾国藩。李秀成刚开始进攻杭州时，曾国藩已经接到清政府前去支援的命令。此时，曾国藩正在攻打安徽，他拒不调兵东下。清政府以为曾国藩又乘机要权，便任命曾国藩为兵部尚书，并出任两江总督。然而，曾国藩仍然没有调兵。
其实，曾国藩这次抗旨是另有打算的。他认为，苏、常之地的地理位置远没有安庆重要。如果按照清政府的命令，暂缓对安徽的进攻，转而调兵支援苏、常等地，无异于丢帅保车，到最后又会重蹈前几次失败的覆辙，造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后果。
因此，曾国藩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作战方略，尽管派出了部分兵力东下支援，但仍将攻打安徽作为重中之重。
在曾国藩攻打安徽、围攻安庆的过程中，时势发生过一些变化，曾国藩总是灵活应付，死死盯住安庆不放，最终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与湘军决战，从而将其打垮。
5.刚柔相济，自立自强
在做人处世的过程中，过“刚”就会变得固执己见，过“柔”就会变得懦弱无能。只有“刚”和“柔”结合得恰到好处，才能无往不利，成就一番事业。
曾国藩曾这样说：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
意思是：从古以来，所有的帝王将相，没有一个人不是从自立自强做起的，就是作为圣贤，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才能够独立不惧，坚韧不拔。过去我在京城，喜欢与名气大、位置高的人为敌，也就是有挺然独立、不畏强暴的意思。近来醒悟出天地之间的道理，要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了会导致萎靡不振，太刚了则容易折断。刚并不是指暴虐而说的，而是指强矫罢了；柔并不是指卑弱而说的，而是指谦逊退让罢了。做事情办公差，就应该强矫，争名夺利，就应该谦退；开创家业，就应该强矫，享受安乐，就应该谦退；外出与人应酬，就应该强矫，在家与妻儿享受，就应该谦退。
曾国藩认为，纵观历史上诸多圣王贤相、功臣名将、圣贤哲人，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因为身上不乏刚毅挺拔之气，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一种坚不可摧的自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刚”。刚是一个人的骨架，靠着这副骨架，人才能站立于世，才能克服大量的困难险阻，才能超越常人，战胜恐惧、悲观、消极和畏难苟安的心理天敌，才能使人体生命之潜能无限地释放出来。人若无刚则无以自立，若不能自立则无以自强。“刚”，是人类生命运动中最大的源泉，否则，生命则变得无动力、无价值、无意义。
由于自幼便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曾国藩认为“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时，敢于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显示了他挺然特立不畏强御的精神，他也因此而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一条真理：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
曾国藩生性刚强倔强，他刚出山的时候之所以处处碰壁，主要是因为太过刚硬，不懂得柔能制刚的道理。再次出山后，他认识到，应当变刚为柔，寓刚于柔，这样才能化解危机，顺利办事。
人不能只具备“骨架”，还要具备“血肉”，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才会具有光彩照人的生命旅程。“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庄子在《山木》篇中讲到了东海有一只名叫“意怠”的鸟，这种鸟非常柔弱，总是挤在鸟群中苟生，飞行时它既不敢飞行在鸟队的前边，也不敢飞到鸟队的后边；吃食的时候也不争先，只拣其他鸟吃剩的残食。所以，它既不受鸟群以外的伤害，也不引起鸟群以内的排斥，终日悠哉悠哉，远离祸患。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处世的方法。古往今来，有多少功臣名将由于过“刚”而遭遇不幸。关龙逄、比干由于刚直不阿，直言进谏，而惨遭夏桀和商纣的杀戮，海瑞由于秉性耿直乏柔而一生坎坷不受重用。在曾国藩看来，刚柔互用不可偏废。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柔克刚，以退为进，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
历史上勾践灭吴就是一则外柔内刚，以求自强的故事。春秋时候，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采取了与吴国讲和的方略，向夫差称臣做奴，并献上了越国的珍财异宝和美女西施。夫差每次乘车，勾践总是恭顺地请夫差踩其背上车，并在车前为夫差牵马，甚至在夫差生病时口尝夫差粪便，以表忠心。即使遭人唾骂，他也不在乎，总是一副低眉顺眼的面孔，深讨夫差之欢心。
久而久之，夫差便放松了对勾践的戒备，放勾践回到了越国。勾践一面卧薪尝胆，苦心劳力，爱抚群臣，教养百姓，发展生产，一面经常派人到夫差面前问安献宝迷惑夫差。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勾践终于打败了吴国而称霸诸侯。勾践以匿刚显柔的手段，终于达到了灭吴称霸的目的。
“柔弱胜刚强”是老子的一个着名论断，他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但是水可以冲击任何坚硬强大的东西，没有胜过它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以柔制刚，以柔克刚，运用在自立自强上，往往会产生特殊的效果。
一次，宋太祖赵匡胤正手持弹弓在后苑打鸟，忽传报一位大臣有急事求见。赵匡胤一听说有急事，不敢稍有怠慢，立即召见大臣听奏，然而听奏后却认为事情不大，便斥责奏臣说：“这算什么急事！”奏臣对皇上的态度不满，随口说道：“这总比打鸟的事急吧！”赵匡胤恼羞成怒拿起斧柄向这位大臣的嘴上抡去，大臣的牙齿当即被打掉两颗，他不卑不亢地拣起被打落的牙齿。赵匡胤更火了：“难道你还想保存这两颗牙齿找我算后账吗？”大臣说：“我怎敢与您论是非呢？这事史官自然会记的。”赵匡胤听了猛惊，连忙笑容满面地好言安慰，还送给这位大臣许多金帛。该大臣在权势和地位上是弱者，无以与至高无上的皇权抗衡，但他采用了柔弱的态度，却寓之以道理上、人格上的刚强，征服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达到了自己在人格上不畏强暴、据理而争、自立自强的目的。
退步宽平，清淡衡久。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那里汲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把所学知识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他从中汲取人生的信条与经验，总结出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在什么情势下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
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将导致失败。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天下兴亡的大义面前，不争待何？在人生难行的地段、在名利场中、在富贵之乡、在人际的是非面前退让一下，有何不好？所以说，为人处世，善用刚柔，才能长久挺立，自立自强。
6.耐烦应事，不忮不求
人生在世，不免会遇到麻烦事，如果此时能做到耐烦和不忮不求，则能够处理好各种难事。
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麻烦事，也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承受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解决，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
做人之所以会有烦恼，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就像当了官一样，要不怎么说“无官一身轻”呢！
做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的心态。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情绪。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如烈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对“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
一次，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献计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伏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说：“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骤然为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是不牢固不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才能。
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这就像一年四季的变化，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感觉不到它的更替。
因此，一个人诚实而具有美德，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
曾国藩还曾经说，“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
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与他们相互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但首先应该耐得住日积月累的磨炼。
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会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
又如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地进行激励吧。”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实怀惠。所谓‘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货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天天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
由此可见，耐得住性情，才可经得起考验，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不骄不躁才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己。无论是干什么，希望一蹴而就是不可取的，希望没有一点困难也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持之以恒，奋发进取。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积极的心态和坚强的意志，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持之以恒，奋发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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