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居敬处世，内专外齐

    孟子说：“有礼者敬人。”敬人，是一种修养，也是对待别人的一种态度。《左传》中说：“敬，身之基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

    敬，作为对人对事的一种道德要求，首先，要自敬，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自敬，在外表上要严肃、整洁，干净利落，在内心则要有恭敬之态度。其次，对别人要尊敬，无论对方官大官小，无论对方贫与富、长与幼，都应该恭敬有礼，不可轻慢。

    为了求得治学之道，曾国藩向多个在京的名人求教。其中唐鉴告诉他要以朱子之书为宗，把它当作一门课程，认真研修。后来，倭仁告诉他，“研几工夫最要紧”，从此，曾国藩就严格按照二位前辈的要求，悉心研究理学，同时把理学贯彻到自己平时的行动中去，个人修养、待人接物都以此为据。

    曾国藩一方面仔细研究理学家们所探讨的“敬”字的深刻涵义，另一方面又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在一篇日记中这样记载：“从本年十月立志自新，专门立下课程，从‘敬’字开始做起。”并为“敬”字做出自己的解释：“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后来，曾国藩又做出了具体的描述：

    “内而专修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平天下，“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

    在这里，对内强调心无杂念，谨慎小心，对外强调严肃整齐，庄重有礼，干事情则兢兢业业，毫不轻率，做到了这一切，就可以达到物顾人和，天下太平之气象，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世界。

    修身是一个人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宋儒把修身工夫发展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从外表、待人接物，以至内心世界的克制，都有详细的要求。曾国藩认为，居敬，对个人来说，有两方面的要求，可以达到两方面的效果。对内则求专静统一，以养大体，对外则整齐严肃，以养小体，如此下去，才会日渐强健。

    曾国藩一生官至要职，加上军旅生涯，政务、军务缠身，为此常常感到筋疲力尽，在日记和给朋友的书信中也常表达这种无奈心态。曾国藩常常把这种状况，归之于自己在“居敬”上面修养不够。天天忙于俗务，名利时时缠身，要想修身养性，怎么可能呢？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是日请客，至亥正方散。倦甚，勉强支持，仅乃了事。向使以重大之任见属，何以胜任？《记》云：“君子庄敬日强。”我日日安肆，日日衰尔，欲其强，得乎？譬诸树木，志之不立，本则拔矣。是知千方万语，莫先于立志也。”

    同年二月，曾国藩再次在日记中谈到自己疲倦无力的状况，并再次强调“居敬”对一个人身心修养、精神面貌的重要性，论述颇为详细：

    “倦甚，不能看书，眼蒙如老人。盖安肆日偷，积偷之至，腠理都极懈弛，不复足以固肌肤、束筋骸。于是，风寒易侵，日见疲软，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小体也。又心不专一，则杂而无主。积之既久，必且忮求迭至，忿欲纷来。其究也，则摇摇如悬旌，皇皇如有所失。总之，日无主而已。而乃酿为心病，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大体也。”

    在曾国藩这样的理学家眼里，读书跟做学问、做人是一致的、相通的，书中讲的道理就要在自己做人的实践中去体验。因此，曾国藩在这里说，读书要在“敬”、“恒”二字上下功夫。

    尽管曾国藩以理学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人、做学问、做事，无不遵循“敬”字，但他对自己仍不满意，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国藩平生‘不敬’、‘无恒’二事，行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愧恨……仆待人处事，向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这种不满意显示出他不断追求更高境界的进取之心。他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不自足”的驱使下，不断更上一层楼的。

    不但在外做官要敬，在家中也要常常存敬之心。家是一个人生命、事业的出发点，能否在家中获得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好的基础教育，将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前途。曾国藩在家教中非常注意“敬”的培养。

    他在家书中说：

    “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工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家中若送信来，子侄辈亦可写禀来岳，并将此二字细细领会，层层写出，使我放心也。”

    曾国藩很清楚，自己的这一家族之所以出现兴旺之象，是上代祖先们不断努力进取的结果，作为后辈，只有将这一传统流传下去，才能使家业保持兴旺。同时，敬重长辈，也是晚辈对长辈为家族振兴作出贡献的一种认可，一种景仰，从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来说，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家学会敬养父母，走上社会才会知道尊重他人，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同时，一家之中有了“勤、敬”的门风，也才会赢得族人乃至邻人的敬重，这关系到一家之声誉。无论从个人发展、家族声望来说，“敬”都是不可或缺的家教内容。

    除了不断提醒自己的几个弟弟在“勤、敬”上做好表率，督促子侄们认真践行之外，曾国藩对自己的儿子更是严格要求，一点也不马虎，并时时以自己为例加以警示：

    “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这里，曾国藩告诫儿子曾纪泽要举止端庄、说话谨慎，不要整天嘻嘻哈哈，自己首先要严格要求，有让人值得尊敬的根本，别人才会尊敬。

    对于亲友中出现的不肖之徒，曾国藩就写信给儿子，让他不要学人不好的一面，要谨小慎微，心中有知耻敬畏之心，然后说话、行事才会知道什么不该做、什么可以做。否则，由于自己的不慎，别人久之已经习惯，对你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在乎，不尊重你，那你的成长就既没有了动力，也没有了压力，就会归于堕落。

    除了谆谆教导自己的兄弟、子侄们以敬持家，以敬修身之外，曾国藩也非常注重自己的表率作用，言传不如身教，自己不正，怎么能正人呢？对于自己表现出来的不敬的行为、言语，曾国藩常常在日记中表达出警省、自责之意，意在提醒自己。

    2.静以修身，勤于早起

    《易经》中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乐记》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孔子说：“仁者静。”

    “静”不单纯是哲学概念，还是助益人立身处世的智慧术语。“静”之一字，蕴含着奥妙无穷的人生真谛和成功谋略。

    对“静”的妙用体悟最早的是诸葛亮，他在诫子书中谆谆告诫儿子，无论修身、立志、治学，都要以“静”为本：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欲静也，才欲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

    在这段话中，诸葛亮提出了“静以修身”的概念。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更进一步提出了“主静”说。曾国藩的“静”字功夫，就是从“主静”来的。

    刚考中进士之时，和许多幸登金榜的士子们一样，曾国藩也踌躇满志，得意非凡。但他一旦为官，由于治国平天下的志气一时无法伸展，也由于初入仕途缺乏为官经验，更由于耐不住翰林的清苦和孤寂，这时的曾国藩脾气极其暴躁，动辄就申斥仆人。曾国荃被接到京城随他学习，也因无法忍受他的脾气愤而归乡。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拜了唐鉴和倭仁为师，精研理学。唐鉴首先就告诉他：“静”字功夫最为重要。曾国藩也由此得到了修身要诀。

    唐鉴针对曾国藩“忿狠”的缺点提出了“主静”的建议。曾国藩听了他的教诲，也觉得“静”字功夫正是他所缺乏的。倭仁指教说：“心静则体察精，克治亦省力。若一向东驰西鹜，有溺焉而不知，知而无如何者矣。”也是让他从“静”字下手。

    曾国藩悉心听从两位师友的教导，首先遵照唐鉴指示精熟《朱子全书》；然后以倭仁为榜样，订立十二日课，使自己每天做事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三是每天反省自我，详记日记，检讨自己的过失。但是对于好动不好静而性情又刚狠的曾国藩来说，“静”宇功夫也不是那么容易练成的。在动与静之间，恕与忿之间，他忍受着巨大的煎熬。

    为了遵守十二“常课”，他专门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上面列出详细的表格，每天他都要在表格中填写“常课”的内容。此外，他坚持写日记，练习书法文章。以致这些成了他一生的习惯，从来没有放弃，直到去世。

    周敦颐认为，天地诞生之前的“无极”本来就是静的，因此人的本性也是静，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才破坏了“静”的状态。只有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静”的状态。“静以修身”的要点就是制欲窒忿。曾国藩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极力控制自己的奢欲、权欲、色欲，以俭朴为信条，以淡泊为依归，戒除淫思，甚至与朋友开玩笑都被他认为是可耻之事而痛加自责。

    曾国藩效法倭仁把静坐看作克己的不二法门，他在给自己规定每日必做的功课中就有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卵之镇。”起初却苦不堪言，但曾国藩仍坚持了下来，不过“静坐”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与倭仁的静思己过已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了。从此以后，曾国藩依旧坚持静坐，每当心思烦乱之际、疾病加身之时，坚持静坐，则可调和血气，缓和情绪。后来，曾国藩又补读了《老子》和《庄子》二书，深受道家虚静无为思想影响，“静坐”便由修身之法转变为养生之术了。

    “静坐”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方式，有利于调整人的情绪和机能，养精蓄锐，恢复和增强自身的抗病能力。

    曾国藩深受“静坐”之益后，便将之视为养生金方。他一生遵守家法，不信医，不吃药，更不愿吃补药。即使生病，也多靠自身调解得法。他认为，静坐一次，就等于吃一剂汤药。

    曾国藩认为静坐可以治肝病、眼病、气喘病，他还向亲友推荐传授静坐之法，直到去世前不久，仍坚持静坐。

    早起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其次，早起焕发精神，吃早饭营养充足，白天做事效率较高。再次，早起能够充分考虑好一天要干的事情，对所要做的事情根据轻重缓急予以合理安排，从容应对，所以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如果一个群体、军队，都能早起，则显出一番振作有为的气象。

    曾国藩恪守曾氏家风，也正如《朱子治家格言》里所说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在湘军中也是如此。要整顿湘军时，也以早起为重要要求。他在军中，每天凌晨即起，然后召集幕僚将领，一同吃饭。许多人没有早起习惯，颇以为苦，李鸿章初到曾国藩幕下，因为晚起而受曾国藩责备，实则不愿早起的并非只有他一人。

    李鸿章当时以早起为苦，若干年后，他才感到受用无穷。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女婿吴永说：“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办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胧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习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曾国藩总结为人、用兵、治家、居官的失败规律，都离不开一个“惰”字。因此必须加以克服。他还说过“百种弊病皆从懒生”，认为懒惰是恶行、疾病的根源。“勤者，逸之反也”，“动，所以儆惰也”，克服懒惰，要靠“勤”字。

    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曾国藩在一篇“习劳而神钦”的伟论中谈到了“勤则寿，逸则天”的养身之法，认为勤不但可以兴家办事，还可养生。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认为懒惰不仅为败事之兆，还是致病之源。“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天下百病，生于懒也”，“百种弊病皆从懒生”，这些都是他亲身体验的结果。这些病既包括为人办事的毛病，也包括身心的问题。

    一个人勤劳，不但锻炼了意志、毅力，在劳作的时候集中精力乐在其中，反而觉得很愉快，所以曾国藩称“勤”是生动之气，而惰则是衰退之气。如果贪图安逸，说明此人没有远大理想，没有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奋斗的意志，实则百无聊赖，心灵空虚，并无快乐可言。为了填补空虚，他可能要采取一些不好的行动，养成更坏的习惯，由此走向末路。

    曾国藩自己戒掉了烟瘾，也与勤奋有关。他认为，吸烟使人志气颓靡，百事俱废，当然无法勤以治事。他说，“绿营兵弁大半吸食洋烟，正是‘勤’字反面。”除吸烟外，其他不良嗜好也是“勤”的反面。何璟升任山西巡抚，曾国藩就告诫他：“激励之法，则以‘勤’字为先，又以远声色、屏嗜好为‘励’字之本。”勤劳之人，不良习惯必少，亦因此之故。

    即使是早起，也有增益身心作用，如果行之有常，“其功实能长精神却疾病。”他对曾纪泽说：“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

    勤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曾国藩因勤而胜，好在他能松能暇，为官治军中，时常以文章、书法自娱，有所调整，因此能耐得劳苦，成就大功。

    3.发现弱点，战胜自我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是面对自己的错误时，怀着何种心态。能够勇于改正自己缺点的人，就是明智的人，克服了缺点，就相当于战胜了自己，这样才可以不断完善自己，也可以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

    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即开始妄自发表见解，“词气虚矫”。“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情，但是他这一行为却使人十分尴尬，结果适得其反，事后曾国藩指责自己：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

    曾国藩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一定要悔改，可又身不由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几日后，朱廉甫前辈与邵蕙西来访，这二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确实难能可贵，但是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过后他非常后悔，可是说出去的话如覆水难收。

    1842年11月的一天，曾国藩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却出言不慎，结果弄得气氛十分尴尬。随后他又到何子贞家，不久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晚上回家，他非常后悔，他的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折磨与争斗，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态度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争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只有少言多听、慎思，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当天他的《日记》中说：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旋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诫，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的确有不少毛病，所以到湖南后便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

    “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

    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覆辙。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忧悔并生”。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由尽没尽人力所决定。但说到底还是人能胜天，不能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世待人方面日渐成熟，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相反，一遇不顺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歇斯底里，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肆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

    过了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宇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三月十六日，他出门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饭后，等候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惩忿无功，溃决至此”。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习气。

    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下人一同开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中又说：“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世之圆通，还是在经历多次磨难后，尤其是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他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曾国藩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心理障碍应以“广大”二字为“常用药”。而这广大，则应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又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下榻耳。古人书籍，近人着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曾国藩正是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越能有所长进，就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改掉缺点毛病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不多见的，对他一生性情方面的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时常指出自己的缺点，二是记日记，借此每天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

    曾国藩这种严于律己的行为值得后人去学习，他的这些勇于改过的思想，实可用来救治当世之病。不人欺也不自欺，是修身的必备条件，也是处世与为官之道应该注意的环节。

    4.戒除恶习，克己修身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会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

    曾国藩为了实现“澄清天下之志”，针对自己的不良习惯，他提出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散，后来都做到了。

    吸烟有害健康是今天人人皆知的常识，但吸烟对人的精神有影响，就不是人人明了的。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曾国藩认识到，应酬过多，精神就难以集中，做起事来也会出差错。此外，吸烟也对此有很大影响。他说：“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

    意识到危害后，他发誓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起戒烟，井作为“三戒”之一。但最初戒烟的日子很不好过。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他找朋友们下棋、聊天。日记中写道：

    “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不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

    曾国藩把初次戒烟喻为婴儿断乳，形象地说明了他对吸烟的溺爱及戒烟的痛苦。

    曾国藩也曾想戒围棋，但没有戒成。

    曾国藩早年即有弈棋之好，同年好友聚在一起，往往先要弈棋几局，随后饮酒畅谈。但下棋须精神贯注，因此很耗心血，往往几局结束，身体不能自如。曾国藩意识到此，决心把围棋也戒掉，但几次戒也戒不成，有时观看别人下棋，大声嚷叫，“几欲自代”，这颇有点侯宝林大师相声中所说的味道。

    曾国藩平日也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时不时去庆和园、天和馆听听戏，去琉璃厂逛街、购书买纸，“正业”之余也读点《绿野仙踪》、《龙威秘书》之类的“野书”。不过，下棋的嗜好，还是令曾国藩伤透了脑筋。照他自己的话说，即“溺情于弈”。沉溺于围棋。不仅有碍于进德修业，而且颇耗精力，友人劝他戒棋，他也横下心戒，但终没有戒掉。至于后来，无论在军旅，还是在总督任内，围棋仍然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越下越凶，每日非一二局不可，直到去世。曾国藩作为一个有毅力的人，一向做事有恒，惟独围棋立了多少恶誓硬是戒不了，走不出“围城”，连曾国藩自己也弄不明白何至于此。实际上围棋是能缓解紧张的一种精神“转移法”。

    其实，凡事不必走极端，性格、习惯、食色之性都只要适度而已。当然“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也是一理。或者可以这样说：曾国藩勇于改易并成功地改易了自己的品性，是其可敬处；围棋没有戒掉，还有一点嗜好在身，是其近人情处。人性是个翘翘板，既要处处在理，也要处处近情才是。

    5.张弛有节，忙里偷闲

    成大事者无不珍惜时间，殚心竭虑。曾国藩说古今能胜大任者，都是身心疲劳之人。但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体力消耗过多，短时间或不妨事，时间一久，必致身心俱损。而没有健康的身体，会成为事业一个巨大的拖累。所以成大事者又需要用暇心调适，以做到张驰有节。

    当大任者常要冒大险、决大疑，身心所受的负荷和紧张非常人所能想像，久之则身心疲惫：闲暇正可调节舒缓紧张的节奏，使人得到休养，恢复精力。

    封建士子在儒家的熏陶下讲求积极入世，求取功名。然而，另一方面，在他们的心底，也往往给道家留下一块净土。他们向往一种可望而难及的逍遥自在、恬淡宁静的人生之道。这是心灵深处的“暇”，是悠闲自得的人生状态，是摆脱负累的精神自由。

    有的时候，“暇”也超出了其本意，成为一种谋略。为人处世中动中取静，韬光养晦；黑云压城时故示闲暇，以布设疑阵，传说中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这样取得成功的。

    曾国藩的身体不好，从三十几岁起就不能多说话，神情困顿，在军中更是殚精竭虑；进退得失关系着上万人的性命，大喜大悲，千钧重负挥之难去。与太平军的交战中，他几次血本全无，一心跳水自杀。多年的紧张疲惫使他不堪重负。他在给李续宜的信中说：“鄙人心已用烂，胆已惊碎，实不堪再更大患。”

    曾国藩在此压力下能肩挑重担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有“休暇之致”，补养得法。他曾经说：“试观古往今来能胜大任者，虽身极劳，心极忙，此心必常有休暇之致。故万汇杂役，应之绰有余裕。”

    曾国藩认为“暇”不仅是一种休息，还是排除纷扰，避免张皇失措的一种方式。他说：盖暇则静，静则明自生；休则通，通则灵机常活。明与灵，吾心所恃以酬万事者也。”

    在曾国藩看来，带兵打仗，灵机稍纵即逝，而疲怠的人则可能任它滑过，只有冷静机灵的人才可能抓住它，而闲暇与休息是不可缺少的前提。诸葛亮六出祁山，军中营务，事无巨细，都亲自处理，直至呕血也不顾。司马懿说他食少事繁，岂能久乎？虽然他最终劳苦致死，但也是劳而无功，勉强维持罢了。

    暇即给疲惫不堪的心一块安闲之所，曾国藩闲情偶寄于读诗文，尤其在心情郁闷之时，特别偏好一些闲适的诗。他认为诗文趣味有两种，一得诙谐之趣，二得闲适之趣。他特别喜欢陶渊明、陆游、白居易和苏轼的诗，因为他们诗中包含着对人生朴实无华的理解，具有很闲适恬淡的风格。在写诗之外，曾国藩还喜欢写文章，他对文学有很大的爱好，在军务政务繁忙之余，他总是寄情于诗文，而且曾国藩的文章在当时也是独树一帜，具有很高的造诣。他在日记中说道：

    “古文一事，平日自觉颇有心得，而握笔之时，不经冥思苦想，作成总不称意，哪比得上除去万事，香睡数日，神清气爽，然后写作文章，来抒发心中的奇趣。”

    此外曾国藩还喜欢学习书法，他认为书法可以养心，他说：

    “写字时心情稍定，便觉安适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

    写字可以验精力之专注否，可以养心，万事付之空寂，此心便觉安定。曾国藩还喜欢与人开玩笑，在一般人眼中，曾国藩是一个极其严肃、道貌岸然的人，实际上，他心中自有一片闲适的地方。与人开玩笑不仅可以舒解自己的压力，使自己在繁忙中自寻其乐，同时还可以拉近与他人的关系。湘军虽等级严格，但对部将，曾国藩都视为朋友，推心置腹，时不时开一两句玩笑，更拉近了双方距离，变得亲密无间，这也是极其巧妙的处世谋略。

    在曾国藩的“暇”字诀中，除了道家逍遥恬淡思想的滋养外，还有儒家思想成分，那就是暇心而不可纵心。苏东坡寄情诗文，西门庆征逐女色，高雅低俗足见他日成败。除了闲适有节外，曾国藩还说，“暇心游离于本业之外，又关系到事业兴衰，所以暇心之寄要厚植根本，积功践行。”也就是说“暇业”要有助于本业的成功，这样的暇业不能只是“闲情偶寄”，也要积累以成气候。

    暇在关键时刻也是必不可少的素质，大敌当前，危急关头，人情汹汹，稍有骚动，就可能草木皆兵，引起全盘崩溃。所以统帅或核心人物此时的一举一动都关系重大。他们如果计无所出，张皇失措，下面的人就更加疑惧，轻则消极待毙，分崩逃散，重则铤而走险，犯上作乱。所以核心人物越是身处危境越要摆脱恐惧悲观的心态，气定神闲，悠然自处，安定人心。

    6.笑对逆境，积极进取

    积极进取是一种耐力与意志力的体现，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相对于奔腾不息的历史而言，总是渺小的。一个人不可能一生都是一帆风顺，出现逆境在所难免。对待逆境，不要逃避现实，既不要做以卵击石般的无谓牺牲，又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懂得积极进取。

    一个人能否有所成就，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做到“恒久”，曾国藩认为，只要能不断努力、积极进取，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曾经引用理学大师倭仁的话说：“没有间歇是最难做到了，就是圣人那么伟大纯正也从不停止进取。颜回三个月没违师命，这一点很不容易学。像日月那么至高至洁，也并非所有圣贤都能企及的。”

    曾国藩出身于一个处于统治阶级下层的中小地主家庭，因此，他的救世人生哲学观非常突出，这也是他“苟能立志，何事不可为”的思想的核心。曾国藩一生以“敬德修业”四个字来不断勉励自己，督促自己去积极地思考，积极地去做事，以求取每一次进步，当然，这四个字也是曾国藩不断提高自我修养的座右铭。

    奸佞当道，小人得势，不会政通人和。正派而能干的人很难展示才干、发挥作用，如果直言或试图有所作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遭受陷害。大的方针政策不能变动，只好在具体工作的小地方做些补救。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一味顺从，人成为逆境的奴隶，也就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更谈不到有所为了。

    两军对峙勇者胜，两军相持久者胜。曾国藩说，打持久战最忌讳的是“势穷力竭”。其中，力是指将士的精力，势是指大局以及整个作战计划。意思是说，只要坚持下来，就有抗衡的机会，积极进取的同时，要注意等待时机。

    曾国藩从“湘军首领”到“中兴之臣”，可以说是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大业，这与他不断进取有很大的关系。在曾国藩身上，特别体现出一种自我修养的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遇逆境，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遇逆境，正可困心横意，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固愤废学。”他把学习作为提高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并且要求子孙后代不可抛弃积极进取的精神，要有志、有恒。

    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敬德修业”，并且把“敬德修业”看作是每日有所进步的必要基础，这也是一种积极进取的表现。他希望“德业并增”，这是他人生之所以进取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要实现“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因此，他主张，“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

    曾国藩认为，若想成为成功者，就要积极进取，因此，没有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是难以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生的进取，是从“学问”两字开始的，只要能够坚持下去，阅历就会逐渐广博，渐习渐熟，就可以获得成功。

    积极进取是一种提升自我的动力，是人生修养中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要求，曾国藩就是在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上，不断完善自我，所以他终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标而锐意奋斗。

    7.心存平淡，知足常乐

    人在社会中生存，为了各自的利益需要，当然要去追求成功。不过，在追逐中要让自己看淡一些，看远一些，明白眼前的得失并不代表长远的成败。过于计较，往往让身心不得安宁、浮躁难耐，打乱既定的计划。功名利禄不过身外之物，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何苦计较。至于成败，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虽有些消极，但这样倒也能让自己豁达一些，看开一些，何乐而不为呢？

    三国时的诸葛亮在他着名的《诫子书》中写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意思就是说，把成败得失、功名利禄看得淡了，志向才会明朗、宏大；内心保持宁静了，眼光才会久远。

    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一切都视为至关重要，都想得到它，都要斤斤计较，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时时受到牵累，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

    因此，曾国藩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围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日觉有不愉快的心境。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所累，使自己置身于逆来顺受，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

    曾国藩深知贪心之害，故而曾作《知足歌》一首，劝勉自己、家人、朋友。其原文如下：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资，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困君带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芳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懊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依，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抬尤，举足便有碍……矫首生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憨。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飘，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伎。”

    曾国藩一生勤于修身养性，以圣贤君子为榜样要求自己，故而虽身为“中兴第一名臣”，剿农民起义，独力支撑晚清王朝，当谓富贵极至，但始终以“戒贪”、“知足”为诫，劝导自己不可松懈对自己的修养！

    同治十年三月，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

    “近年焦虑过多，无二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无学问无成，德行未玄，不胜其愧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蚕自缚。”

    这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一生修身经验的总结。名心切的人，必然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就、成仁、成礼、成全等等。正是这样一种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怎样消除这两种弊病呢？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续写道：

    “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行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争名夺利，凡人尚且难免，何况曾国藩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他能在繁忙的公务之外，保留一分平淡之心，确实难能可贵，尤其在功成之际，悄然身退，自削兵权，力求不显山、不露水，更非修养平平者所能及，这正是他能知足常乐啊！

    道家为破除名利的束缚，主张无为；佛家则干脆教导人逃离红尘，斩断六欲。这两种办法都弃功名如粪土，固无拖累。但仅为一身快乐而计，非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圣贤豪杰所愿为。人生于世，苦难众多，志士仁人更应以治国安民为己任，此外又要不受名利之累，可谓难上加难！而曾国藩的“淡字”诀，不但不妨成大业、办大事，还给自己留出一片安闲自适的天地，享受人生，真是两全其美之法。

    为什么人在社会中不能将外在的得失看得平淡、超脱一些呢？想来不过是我们的欲望太多，索求太多。得不到的，极力去追求；得到了还要想尽办法保留。如此，惶惶不可终日，如何淡泊明志，如何宁静致远呢？“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将得失看破，视外在功名如浮云，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工作，正如曾国藩说：“只问耕耘，莫问收获。”自己感到没有辜负自己就足够了。做事要学胡雪岩下篇一个人再有智识才华，能力总是有限的。巨大的成功都是借力的结果，惟有会借者、善借者才能赢。借的手法不一而足，可以借人、借势、借名气……只要开动脑筋，用心挖掘，即使“空手”也能套住“白狼”。胡雪岩就是这么一位善借的高手，其借乘万物势力的功夫不由人不佩服，是我们后人学习的典范。造名造势——练就空手道，借力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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