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廷美、卢多逊谋篡案

    此狱案是继宋初金匮之盟、斧声烛影两大疑案后的延续，到底是赵廷美、卢多逊阴谋篡位，还是宋太宗、赵普刻意谋害，以完成太宗皇位的一脉单传，从史书上我们已很难找到历史原本的答案，不过读者可以自己进行理性的判断。在这些疑案中，令人深感震撼的是：在皇位权力前面，即使是父子兄弟，人性也已完全泯灭。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有关传记等史书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宫中金明池、水心殿落成，宋太宗正准备召宗室成员泛舟游览。突然，有官员密告：秦王赵廷美欲于此时行刺皇上；若不得手，再诈称病于府第，候太宗车驾临省，再作乱以篡位。太宗听罢大怒道：“朕尚强壮，秦王何性急乃尔！”冷静一想，又不忍暴露其事，以败坏皇家宗室的名声。遂下诏罢去廷美的开封府尹官职，出为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为掩人耳目，还赐给御弟裘衣、犀带、银钱、绢彩诸物，差枢密使曹彬代皇上给廷美饯行。同时，褒奖两位同告秦王阴谋的官员，如京使柴禹锡迁枢密副使，翰林副使杨守一迁枢密都承旨，也贬降了一批与廷美友善的官员。

    此事一发，宰相赵普很快上密疏，告宰相卢多逊与秦王暗中交通诸事。太宗览奏章后，立即下诏将卢多逊及有关属官、秦王府小吏等统统逮捕入狱，命翰林学士承旨李防等官员组成特别法庭，严加审理。案犯很快招供伏罪，卢多逊承认曾多次遣官以中书机要密告秦王府，去年还令属下传话给秦王说：“愿宫车（指太宗）早晏驾，尽心事大王（指秦王）。”廷美也回告之：“卿言正合我意。”并私赠卢多逊弓箭等物。还有秦王府小吏恣横不法诸事，法官们一一结案具状奏上。太宗再召文武大臣集议朝堂，太子太师王溥等74位官员联名奏议，要求对此大逆不道之案严惩不贷，宜行诛灭之刑以正朝章。最后，朝廷定案判决：削夺卢多逊官爵，并同其家属流放崖州（今海南岛）。有关属官、秦王府小吏数人并斩首于都门之外，籍没家产，其亲属也流配海岛。赵廷美则被勒令归私第，他的儿女不再称皇子皇女。朝中凡与廷美、多逊有关系的皇亲国戚、各级官员，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刑罚和贬黜，相关的势力被彻底扫尽。

    其后，赵普又唆使知开封府李符上奏，谓廷美虽已谪居西京，但仍不思悔过，怨恨不已，应徙流远郡，以防他变。太宗见疏，遂降诏贬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房州位于今湖北房县，地处大巴山区，不但远离东京开封，且偏僻荒凉人烟稀少。雍熙元年（984），廷美至房州，太宗还派出亲信为房州地方官以日夜监视，廷美被软禁而没有行动自由，忧悸成疾而死，时年三十八岁。太宗听说，呜咽流涕着说：“廷美自少刚愎，长益凶恶。朕以同胞至亲，不忍置之于法，使居房陵，冀其思过。方欲推恩复旧，遽然殒逝，伤痛奈何！”其悲泣之情，感动左右。次年，卢多逊也病卒于海南岛，终年五十二岁。

    此案从表面上看，有好些个官员一起告密，还有那么多官员共同审讯和朝堂集议，赵廷美与卢多逊欲政变谋篡似乎已属实无疑。其实该案有相当复杂的背景故事，绝非上述史书记载的如此简要和单纯。

    宋太祖赵匡胤共有五兄弟，太祖是老二。老大光济和老五光赞早夭。老三光义，即宋太宗，比太祖小十二岁。老四廷美，比太祖小二十岁。三人是一胞同母之兄弟，若按其母杜太后的遗嘱，太祖应将其皇位传给弟弟光义，太宗也应将皇位传给弟弟廷美，再由廷美传给太祖之子，如此一直保持年长之君在位，赵家江山便能得以永固。

    赵廷美在太祖时，历任诸地防御使、节度使，加检校太保、侍中、京兆尹诸职。太宗即位后，也让廷美任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从征北汉，改秦王，表明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廷美也基本获得准皇储的地位。这一情况其实是太宗最为忧虑的心病。

    宋太宗即位才四五年，太祖的两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儿子就双双离世。秦王廷美见此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便忿忿而言太宗“有负兄恩”。此话传入太宗耳中，加上一班小人在旁又添油加酱，说秦王骄恣跋扈，将有篡位阴谋，不可不防。太宗本有心病和疑惑，如此一来，兄弟间的猜忌日益加深。

    卢多逊，博学多谋，太祖时颇得信任，屡迁官爵，至拜参知政事（副相）。多逊与宰相赵普不和，每在朝中揭发其短，赵普自然记恨在心。多逊老父亲也曾在官场沉浮，深知其中三昧，时已退休在家，听说儿子与宰相赵普为仇，不禁长叹道：“赵普是开国元勋，小子无知，轻诋先辈，将来恐不能免祸。反正我已不久于人世，能不亲历此难，还算是侥幸的。”然而，赵普不久因不法事被贬官出京。

    太宗即位之初，卢多逊得拜相执政。赵普回京改任太子太保虚职，多逊仍多方阻毁，将赵普妹夫奏调广西边陲，战殁边事，令赵普恨得咬牙切齿。赵普之子承宗官知潭州（今湖南长沙），娶京城官员之女，来开封完婚，未满月，多逊又奏遣承宗归任，赵普敢怒不敢言。两人至此积怨成仇，彼此恨之入骨，不共戴天。

    太平兴国六年（981），赵普密奏“金匮之盟”故事，重获太宗信任，再度拜相，且官爵地位在秦王廷美之上。赵普仰仗太宗的有所依托，权势一时更胜太祖当年。赵多次讽言要卢多逊引退，多逊虽觉不安，然终不肯就范。接着，就发生了上述大案。

    “斧声烛影”的传说已令太宗有弑兄夺位之嫌疑，太宗即位后，太祖之二子又死得不明不白。此案中廷美被贬死房州，其实也始终未见显罪确情；都说是几个官员的密告，而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有关属官、小吏和证人也都被斩首，来个死无对证。尤其是连太宗的长子楚王元佐都看不下去，为营救四叔而直接向父王申辩，因为他平时与四叔的关系不错，廷美的死讯传来，他受刺激而发疯，后竟纵火焚烧宫廷。太宗在廷美死后，还对他进行一系列的人身攻击：如《宋史·杜太后传》明载杜氏生五子，廷美位序老四。太宗却对宰相们说，廷美是乳母耿氏所生，以贬低廷美的出身，故意编派出谎言来掩饰自己逼死廷美之行径，甚至不惜向自己父亲的脸上泼脏水。这也让人怀疑太宗说“廷美自小刚愎，长益凶恶”，诸评价的真实性到底如何？这一连串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因已告诉了人们有关的隐情。

    可以说，宋太宗亲自导演了这桩栽赃诬陷亲弟弟的冤狱的可能性非常大，《宋史·赵廷美传》将这一冤狱的主要责任归咎于赵普，实际上赵普不过是帮凶而已，他乘机除掉了对手卢多逊，终于出了一口恶气。然而赵廷美是这一狱案的关键，廷美不死，太宗就难以传位给自己的嫡系子孙，元凶应是太宗。然而，史书上依然是赵廷美想抢班夺位，最后自取灭亡的记载，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冤情的痕迹。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当权者这方面的手段都是相当高明的，使后人根本找不到什么确凿的不利于他们的史证，因为其中的关键史实早已被篡改，许多事实真相都已随着历史的波涛而永远逝去。

    名相寇准冤狱

    寇准寇准乃北宋名相，为人豪放而洒脱不拘，为官正直而气度不俗，敢于犯颜直谏，不畏强权，为世人敬仰。大家知道，北宋澶渊之盟前后，幸亏这位名相处变不惊，力挽狂澜，坚持真宗亲征，宋军得以略挫辽军锐气，最后签订城下之盟。百年后就有宋人说：“当年若无寇准，天下已分南北矣！”如此一位功臣，最终却落得贬死岭南的下场。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悲惨结局？寇准自己的行为应承担多少责任？宋真宗、刘皇后及王钦若、丁谓诸人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太宗朝，寇准已为参知政事（副相）。一天，上朝奏事，寇准所言与太宗之意不合，太宗一怒而起，准备退朝回宫，寇准却上前牵住御衣，要皇帝冷静坐下，继续议事。过后，太宗细细回味其过程，不觉大加赞赏：“朕得寇准，犹李世民（唐太宗）之得魏征啊！”

    真宗即位后的第七年，即景德元年（1004），寇准拜相执政。适逢辽国二十万大军南下侵边，来势汹汹，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举朝惊恐，主守主战，纷纷不决。寇准力排众议，坚决主战。某天早朝，参知政事王钦若提出请皇上驾幸金陵（今江苏南京）暂避，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建议皇上避难成都。真宗征询寇准意见，寇准厉声回道：“若采用此二策，则人心崩溃，敌骑深入，天下还能保吗？何人为陛下画此策，臣请先斩此人祭旗，然后挥师北伐。”王钦若在一边听得面红耳赤，低头不敢作声。寇准又提名王钦若出判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去守前线重镇，王钦若没法推辞，只得上路，心中却记下这笔账。

    在寇准的要求下，真宗同意御驾亲征，率军直抵澶州。皇帝亲临前线，士气大振，加上号令严明，将士用命，开仗之初就射杀辽军大将，略挫敌军锐气。但在真宗厌兵求和的懦弱态度促使下，没能按寇准的强硬主张坚持下去，终与辽国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以三十万岁币，换来北方边境的暂时平静。

    正当真宗为此战“亲征”有所成果而感到庆幸，对寇准也敬重有加之时，王钦若经过深思熟虑，开始挑拨离间。一天，真宗目送寇准退朝，王钦若在一旁问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否以为他对社稷有功呢？”真宗点头称是。钦若又道：“澶州一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寇准为有功，臣实不解。”真宗愕然，顿问何故。钦若答：“陛下贵为天子，却与外夷作城下之盟，此《春秋》所耻。寇准逼陛下亲征，犹如赌博，输钱将尽而孤注一掷，陛下乃寇准之孤注，逼陛下为如此危险之事，寇准何功之有！”几句话就把真宗说得面颊发青，闷郁不快，自尊心被扫尽，对寇准的敬意和眷宠也随之降格。

    同时，寇准在战后有意无意居功自得的架势，也令真宗老大不快。自此，真宗待寇准日渐疏远。不久便罢去其相位，出知陕州。而王钦若却靠此类手段，再次被用为执政。此人貌状矮小，且颈项中有瘤，一幅怪样，时人称“瘿相”。

    天禧元年（1017），全国正沉浸在“天书”、封禅等的迷信闹剧之中，寇准在判永兴军的任上，其属下军官巡检朱能，伙同朝中宦官周怀政，伪造“天书”，想通过寇准上呈，以得皇上恩宠。寇准喜其附己，不辨真伪与忠奸，便忘乎所以地以地方长官的身份上奏朝廷，称有“天书”降乾祐山中。一些大臣以为此乃奸臣妄诞，以蛊惑天聪，却不解原来并不相信“天书”的寇准何以会一改初衷。然而真宗已入迷狂状态，宰相王旦也觉得应该让寇准奏上来，所以朝廷下诏令寇准马上回京奉上“天书”。

    入朝临行前，有门生劝寇准说：“你若称病，推托不去，实为上策。若人京见驾，便揭发此天书乃奸人伪妄之作，尚可保全平生正直的名声，其为中策。若由此再人中书拜相，自堕志节，恐怕最为下策。”寇准听了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入京奉上“天书”。真宗大喜，正遇王旦离世，王钦若坐事罢职，天禧三年（1019），寇准再入中书为相。

    寇准二度入相，丁谓也再任参知政事，寇准与丁谓原先关系不错，所以曾向宰执推荐过丁谓的才能。丁谓虽博学多才，然狡诈过人，善于揣摩奉迎，智谋而奸邪。某夕，中书用餐，寇准饮羹污须，丁谓殷勤至极，起身为他拂拭干净，哪料寇准并不领情，略带酒意地戏语道：“参政乃国家大臣，难道是为长官拂须的吗？”一句话将丁谓说得无地自容，面颊青一阵，红一阵，心中好不懊恼，由是暗怀敌意，伺机报复。

    天禧四年（1020），真宗忽患风疾，病情时好时坏，不能上朝视政，事多决诸刘皇后，丁谓和知制诰钱惟演等人联合起来迎奉刘皇后。寇准和参知政事李迪等人却有后宫擅权的担忧，正好宦官周怀政此时向寇准传达了真宗要让太子监国的想法。一天入宫请安，寇准便向真宗说：“皇太子不负众望，愿陛下传以神器。”真宗点头称是。寇准既得皇上允准，便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此时寇准已觉丁谓奸佞，有意让杨亿代丁谓之职。然而，寇准一时酒后漏言，传入丁谓耳中，丁谓当即入诉刘皇后：“皇上稍有不适，即当痊愈，奈何令太子监国？寇准谏立太子，当有异图。”

    此前，发生过刘氏宗人在蜀地不法事，真宗以皇后亲属之敌，便赦其罪。而寇准却偏提出要依法处置，所以与刘皇后早有芥蒂。此时寇准又站在太子立场上，想限制刘后之权，所以刘后早就想整一下这个寇老儿，便向真宗诬告，说寇准要太子监国将有异图，丁谓也在真宗面前极力诋毁寇准。而真宗不知是病体晕晕，还是出尔反尔，竟记不起自己曾允准过寇准的有关建议，便下诏罢去寇准的相位，以丁谓代之。

    宦官周怀政在内廷颇有权势，前因伪造“天书”事，更恩宠有加。此次寇准欲令太子监国，怀政亦预谋其事。寇准因此被罢相，怀政亦遭斥责，并渐被疏离。怀政在忧恐略定之后，想挽回败局，便阴谋杀丁谓，废刘皇后，奉真宗为太上皇，立刻传位太子，并恢复寇准的相位。怀政与其弟怀信，潜召大臣杨崇勋、杨怀吉等人密谋，约以共同举事。不料，有人向丁谓告密，丁谓与枢密使曹利用计议后，入奏宫中。真宗立即下令逮捕有关诸犯，组成众大臣审理法庭，周怀政很快招供伏罪，被斩首示众。此案被牵连的有关官员、亲属有数十人，都被发配边远，寇准也因此被远贬，出知相州。

    丁谓又揭发永兴军巡检朱能也是周怀政伪造“天书”的同党，朝廷接着便派使者去永兴军捉拿朱能等人，朱能自度不能免罪，竟然武装反抗，杀死使者，率军造反。最后在数路大军的围剿下，很快溃败，朱能自缢而亡。而寇准曾是朱能上司，且联手进奉“天书”，所以再坐朱能反叛之事，贬为道州司马。

    不久，真宗驾崩，仁宗即位，才十三岁，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丁谓更是飞扬跋扈，与太后再次将寇准贬为雷州司户参军。雷州半岛为广南最边远地区之一，与海南岛遥遥相望，自然环境相当恶劣，生活条件更是艰苦，将寇准这位六十余岁的老人谪放此地，无疑是要将其置诸死地。越年，寇准便病殁于雷州。

    此冤狱中，奸臣王钦若的贬损、丁谓的诬害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寇准自己的行为也存在相当的阙失。在判永兴军的任上，寇准居然与军官朱能、宦官周怀政联手，附和当时全国痴愚病狂的迷信闹剧，用“天书”下降当地的谎言和伪作来博取皇帝的宠信。这样，原来并不相信“天书”的寇准为什么会一改初衷，最终也扮演了一个小丑的角色，而采用这种低级手段来博取相位呢？据说名臣张咏认为寇准有奇才，可惜学识不足。这一行为仅仅是学识不足的原因吗？或者说寇准为了再次入相掌权，而不择手段，哪怕利用奸人和做荒唐事。这就不是学识不足的问题，而是政治品质的问题了。有人说这是中国大多数政治家的一种习惯性思路，它是中国皇权政治的必然产物，所以毁坏自己的名誉或走向冤狱的结局，这都是宿命。那么，寇准到底属于哪一类性质的官员呢？

    这案中宋真宗扮演的角色，最令人迷惑。明明是自己先有让太子监国的想法，也亲自同意了寇准的提议，最后居然出尔反尔，不但将寇准罢去相位，贬其出知小州，甚至还要差点追究太子的责任，幸亏参知政事李迪提醒道：“陛下有几个儿子，竟要这么做。”真宗这才觉悟，自己仅此一个继承人。不过也有迹象表明，真宗晚年已病重而糊涂，许多诏旨实为刘皇后一人擅行，就是说寇准冤狱主要是刘皇后矫诏制造的。所以，在寇准早已被贬出京城，真宗还时或会问：“眼前为何久不见寇准？”左右不敢据实回答。总之，此案约在天禧四年之后所下的诏令，已很难分别哪些是真宗清醒时的旨意，哪些是刘皇后矫诏擅行的。在君主专制的中国，每到皇帝晚年，这样的宫中之谜，其实是经常性的节目。

    包公断割牛舌案

    包拯立朝峭直刚毅，为官刚正不阿，似乎一生为民审冤，办了许多大案要案，被誉为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大清官。但其有史可查的审案断案的故事极少，这个割牛舌案恐怕是其正史记载中惟一的断案文字，而就是这惟一的断案文字，也存在真伪的复杂问题。其中的蹊跷，真有点让人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宋史·包拯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案子：包公在知扬州天长县的任上，一天，有个农民哭丧着脸到县衙来告状，说是有人割掉了他家耕牛的舌头，请求缉拿凶手绳之以法。这种小案，一般官员往往是不屑一顾的，更何况此案很难查、出凶手，因为割牛舌不会留下太多的痕迹，要查清可能非常麻烦。此案凶手也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图，无非是原告的仇家采用报复性手段，欲其倒霉罢了。所以包公考虑了一下，对原告说：“还是回家把牛杀了，然后卖牛肉赚回几个钱吧。”因为牛被割了舌头，吃食困难，估计也活不长了，不如杀了卖肉。农民以为包公不肯受理此案，也只有照此办了。

    而当时宋朝法令有“禁杀耕牛”一条，所以很快有人来县衙控告该农民私杀耕牛。包公升堂，猛然喝问道：“大胆歹徒，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又来告人家私杀耕牛！”那人一听，十分惊恐，以为事泄，只好一五一十地招供了。包公就是这样采用心理分析方法，把握作案人的下一步行为方式，不用任何侦察手段，就把疑案给轻松告破了。

    无独有偶，《宋史·穆衍传》中也记载了一个基本相同的案子。是说穆衍在任华池县令时，也审断了一桩牛舌案，内容几乎与包公所断之案如出一辙，且审理过程与采用方法、断案结果也都一模一样。这就使人不得不产生怀疑：有这样巧的事吗？两案都见于《宋史》，会不会其中一案是抄袭另一案呢？那么哪个是原创者，哪个是抄袭者呢？

    有人推断，包公断案的故事不胜枚举，民间流传甚广，然而基本都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后人杜撰的戏曲、文艺作品。查遍宋代所有可靠史料，真正属于断案的故事，且被记入正史的只此一个。既然包公断案的故事都是人们为了神化包公而杜撰的，那么，这个审牛舌案的故事会不会也是为了神化包公而抄来的呢？反之，如果说是《穆衍传》抄袭的话，就缺乏明确的动机，穆衍至哲宗时，累官以直秘阁为陕西转运使，后加直龙图阁、知庆州，谈不上有什么大政绩、大名声，其历史地位与包拯根本无法相比，后人应该不会为他去抄袭添彩。

    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包拯年长穆衍三十四岁，后者就算大器早成，少年及第进士，而任华池县令，这时包拯恐怕至少也已是监察御史了，多年前的神断牛舌案早已传为民间美谈，穆衍很有可能效仿包公断案。据包拯门人张田所编《包拯集》中附录的《国史本传》，其中也早已有此案的记载，可见元朝所修《宋史·包拯传》必有所本。此外，天长县在今安徽，而华池县在今甘肃华池县东南，两地相隔遥远，将一事二载或二事混为一谈的可能性都较小。两事虽然大同，却也存在小异，如包公是嘱原告农民“杀而鬻之”，而穆衍却只“命杀之”。据此，包公审牛舌案是可信的。

    如果说两案都是历史事实，只是相隔在两地，相差了二三十年。那么说后案中罪犯是模仿作案，而穆衍想模仿包公的破案方法再次侥幸巧断此案，这都还说得过去。而最后罪犯模仿众人皆知的故事去县衙告发，实为自行投案，使得穆衍有机会再演一遍包公的角色，似乎让人不敢相信：世界上真有如此愚蠢的罪犯吗？

    总之，两案毕竟过于惊人地相似，历史会这样重新演绎吗？牛舌案在北宋是发生了一起还是两起？如果只有一起，那么谁是真正的断案者呢？又是谁在故意抄袭呢？

    欧阳修“艳词”案

    欧阳修为北宋大文豪，得唐韩愈真传，发动古文运动，一改当时的浮靡文风。撰有《新五代史》、《新唐书》、《集古录》，有文集百余卷，著作等身，文辞严谨，正气凛然。然而，其词集中“艳词”、“情曲”不少，写得非常柔媚和女性化。这难道也是大文豪的作品吗？为什么如此不谐调？是否有人作伪呢？欧公还因此被牵连进一桩艳情案中，差点陷于牢狱之灾。

    庆历五年（1045），以范仲淹为首的新政改革失败。作为言官的欧阳修，曾首论范仲淹之才能大用，一直站在新政大臣一边，积极支持其有关改革，此时又上疏范仲淹、韩琦等执政大臣不应被罢职，得罪了反对派大臣。加上此前论劾有关权贵的一系列奏章，早就引起政敌的嫉恨，也被很快罢去言官，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为河北都转运使。不久便陷入一桩“盗甥”罪案之中。

    当初，欧阳修有个妹妹嫁给张龟正，没有子女。而张龟正病死时前妻生有一女张氏，七岁时无所依靠，便由其后母带回外婆家欧阳氏扶养。等到张氏十五岁成年，由欧阳修为媒，嫁给了族兄之子欧阳晟。欧阳晟自虔州司户任上罢官回家，发现其妻张氏与奴仆管家通奸，遂扭送张氏到开封府。知府杨日严在前知益州任上，欧阳修曾弹劾他贪赃枉法之事，此次接到案状，一看与欧阳修有关系，便暗下指使狱吏，想办法将案子牵连到欧阳修。

    谏官钱明逸得到此消息，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奏劾欧阳修与张氏之间早有私通之情，且贪图其家财。证据之一是欧阳修写的“艳词”《望江南》：

    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间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旱留心，何况到如今。

    在狱吏的刑讯下，张氏只得诬认还未结婚时，就与欧阳修通过情，此“艳词”就是当时欧阳修所作，还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内情”。一位朝廷大臣居然如此腐败，案情似乎相当重大，朝廷遂派户部判官苏安世和宦官王昭明进行复审。二位复审官还算正直，不敢胡来，最后查明许多事情纯系诬陷和捏造。此审理结果使得朝中掌权的反对派大臣大为恼火，又无可奈何，最后仍以欧阳修用张氏嫁妆中的财产购置田地，而以欧阳氏的名义立田契的罪名，将欧阳修贬谪，降知滁州。苏安世等官员也受到贬降的处分。

    上述是一般学者从史籍中读出的狱案故事，也有学者认为此案中欧阳修与张氏确有暧昧关系。如胡适就在《欧阳修的两次狱事》一文中说：“大概张氏一案不会出于无因。狱起时，欧公正三十九岁，他谪滁州后，即自号醉翁，外谪数年而头发皆白，此可见当日外界攻击之多了。”还有谭正壁的《恋张女欧阳修受劾》也持同样的看法，当然他们都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只是一种猜疑而已。

    那么，这首差点害欧阳修坐牢的《望江南》是其本人所作的吗？有人估计此“艳词”或出自谏官钱氏，其乃吴越国钱氏之后，因欧公《五代史·吴越世家》和《归田录》中多有贬毁吴越钱氏之词，揭露其烦苛淫侈之政，所以故意作此伪词诬诋欧阳修。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问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暖昧之谤。”所谓“暧昧之谤”，即上述欧阳修的政敌以《望江南》一词诬蔑他有“盗甥（张氏）”之疑的狱案。王灼以为，许多“艳词”都并非欧阳修所作，其词集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欧阳修自己的作品，其他都是好事者或群小的恶作剧。不过也有学者考证此艳词系欧公所作，储皖峰《欧阳修<忆江南>词的考证及其演变》以为：“他（欧阳修）受了‘情’的支配，便投身于情网中了。他认定着‘人生自是有情痴’，他认定着‘办得黄金须买笑’，便在人群里面肆弄他的轻狂，结下了不少风流情债。”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累官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诸要职。正直敢言，力求改革，是北宋文坛上的领袖人物，儒学大师。为文以韩愈为宗，反对浮靡的文风，倡导有内容的古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其文笔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人们从他的诗文中，看到的是一位严谨古朴的学者，正气凛然的贤臣。然而他文集中的一些词曲，却又让人们看到的是几个风流倜傥、柔媚动人的少男少女的影子。比如《南歌子》：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完全是在描绘温柔多情、活泼可爱的少妇对情郎的挑逗和欢爱。再如《鹧鸪天》：

    学画宫眉细细长，芙蓉出水斗新妆。

    只知一笑能倾国，不信相看有断肠。

    双黄鹄，两鸳鸯，迢迢云水恨难忘。

    早知今日长相忆，不及从初莫作双。

    也在描写少女倾城倾国之美貌，及男女情人们的相思之苦。这类男欢女爱、轻柔妩媚的小词，数量还不少，有的写得浅薄庸俗，情趣低下，有的写得大胆直率，有伤大雅，与上述道貌岸然的欧阳文忠公形象简直判若两人。于是，自南宋时候起，就有人出来为之辩解，认为这些“艳词”绝非出自欧阳修的手笔，而是一些小人别有用心的托名伪作。如南宋绍兴年间，曾憷编选《乐府雅词》在其“序”中说：“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五载，江少虞也说：“公（欧阳修）不幸，晚为险人撰淫艳数曲附之，以成其毁。”

    那么，这些“艳词”是什么人所伪作的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欧阳公词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亦有鄙亵之语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蔡條的《西清诗话》则直接指出，其作伪的“仇人”、“小人”是刘煇。《名臣言行录》载：欧阳修“复知贡举，为下第刘煇等所忌，以《醉蓬莱》、《望江南》诬之。”南宋末年，罗泌在整理欧阳修的词作，校订《近体乐府》时，也说：“元丰中，崔公度跋冯延巳《阳春录》，谓其问有误人《六一词》者。今柳三变词亦有杂之《平山集》中。则其浮艳者，殆亦非皆公少作也。”“公尝致意于诗，为之本义，温柔宽厚，所得深矣。今词之浅近者，前辈多谓是刘煇伪作。”

    这“刘煇”又是怎样的人呢？刘煇原名几，字子道，后改字之道，信州铅山（今属江西）人。宋仁宗后期，他写文章“好为险怪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气”，人称“太学体”。欧阳修正倡导文风改革，对此深恶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刘几前来应试，其文写得奇奇怪怪，似通非通，欧阳修在他的试卷上批上斗大一个“谬”字，毫不客气地将他刷下榜来。欧阳修排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文风为之一变。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再度主考，刘煇易名再试，并一改险怪文风，写得务实通畅，欧阳修读其文，大加赞赏，擢为状元。放榜后欧阳修才知，刘煇原来就是刘几。因为刘煇与欧阳修有这段瓜葛，好事者便把这作伪的“仇人”、“小人”附会为刘煇。

    应该说这一附会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根据，相反从刘煇的为人来看，似乎并不会做这样鄙劣之事。据有关记载，刘煇是一位诚实磊落、宽厚仁道之人士。进士及第后，授官大理评事，曾乞归侍养祖母。在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任上，祖母没，辞官归行丧礼。回家乡后，曾置田数百亩，作为救济族人中贫困人家之义田。又建房屋设义学，接待远方前来求学的士人。由于这些善行，官府改称其乡里日义荣社，名其学馆日义荣斋。如此善良之辈，会因一次考试落第而嫌恨，而写些“猥亵之词”嫁祸于欧公吗？所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虽说欧公艳词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但并不同意这“仇人”便是刘烊。更何况据考证，欧阳修的词集《近体乐府》编定时，欧阳修仍健在。这时刘煇如何作伪呢？

    不过，欧公艳词即使不是刘煇伪作，也不排除有其他人伪作的可能。据叶梦得《石林诗话》载，欧阳修嘉祐知贡举时，为力革其浮文之弊，“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平日一些小有名气辈“皆不预选，士论颇汹汹”，不满之情向欧公报复，“因造为丑语”。可见当时落第的一些士人都有作伪的可能。南宋末年罗泌校订的欧阳修《近体乐府》就已相当混杂，估计混有冯延巳、柳永等人的作品，由于无法断定。罗泌不敢将有疑问的作品悉行删去。据后人考订，其中其实杂有白居易、吴融、韦庄、冯延巳、柳永、张先、晏殊、黄庭坚等人的作品，达二十七首之多。欧阳修的另一本词集《醉翁琴趣外编》凡六卷，不知何人所辑，收词二○二首，比《近体乐府》多八十三首。这八十三首词作中，有数首见于词总集《花间集》、《尊前集》和《乐府雅词》，有数首分别见于冯延巳的《阳春集》和张先的《张子野词》等词集中。可见欧公词集的确有点混乱。

    有学者认为，《醉翁琴趣外编》是欧阳修手辑，其中包括北宋民间流行的歌词，及冯延巳、晏殊、柳永、张先等词人的作品，当然也有自己的作品。编这样的集子是宋代士大夫的一种风尚，用来让相识的官妓和家里的家妓们习唱，以便花问尊前遣兴娱宾。其中许多作品收入之时并未标出作者姓名，许多本为无名氏之作，但经南宋书商的数次编纂，又伪制苏轼之序，便署撰人为“文忠公欧阳修永叔”，刊印以广为流传。致使许多原为北宋无名氏的作品，后人都认作是欧公所作，如《望江南》、《醉蓬莱》诸艳词都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俚俗之词，而别有用心者甚至将其与欧公的“盗甥”案联系起来，进行诽谤。总之，《醉翁琴趣外编》中的七十余首艳词，均非欧阳修所作，他不过搜集编辑而已。

    也有学者认为，欧公词集中可能有少数伪作，但说“庸俗”、“浮艳”者全属伪作，未免太过。其实，宋代许多文人都是既写雅诗，又作艳词，非独欧阳修为然。这也反映出他们的生活存在公、私两个部分，“志”和“情”的两个侧面。史料记载有欧阳修玩妓、赏妓，及为妓女作词等日常琐事，作为其真实生活的反映，欧阳修作些艳词也毫不为怪。其实写艳词，倒往往是词人真性情的流露，真生活的享受，何必讳言其事。此外，如确有人作艳词相诬，欧阳修的儿子、门生，岂有不辩之理？而恰恰是他们并未提出过这一问题。到南宋时有人提出怀疑，主要原因是理学逐渐盛行，士人们开始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尤其是道学家将这些“艳词”视为有害儒学文明之作，而百般贬责之。当然，欧阳修这一代儒宗的形象，怎么能和这些“柔媚娇艳”的词作联系在一起呢？由此为之诡辩，实乃一厢情愿。

    总之，欧公艳词间或有他人伪作，不必疑其皆伪。当然哪些应为欧公真性情的反映，哪几篇又是他人伪托，哪些是南宋书商搞错，确实已难以断定。

    苏轼与王安石乌台诗案

    苏轼和王安石都是大宋王朝的风云人物、文学大家。在政坛上他们是相互对立的政敌，在文坛上却又有些惺惺相惜。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苏东坡遭际了变法派官员的残酷迫害，乌台诗案后被贬谪黄州。然而就是在遭贬谪的日子里，东坡却道经金陵去谒见了安石，据说两人握手言欢，同游唱和。两人关系到底如何？确令后人颇为难解。

    元丰二年（1079）六月十八日，御史皇甫遵奉令到湖州缉拿知州苏轼。苏轼这时刚由徐州改任湖州，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就遭到一场凶狠的暴风雨袭击。堂堂一位太守，正坐公堂办事，就被两个狱卒像驱逐鸡犬一样，逮到城外的船上，押送汴京。

    苏东坡这次受到四个变法派官员的弹劾：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等人先后四次上书，罪证是别人为苏东坡所刻的一部诗集，诸御史择其要害部分汇编成册，在神宗面前大进谗言，而导火线还在于苏轼到湖州上任后所上的《谢表》。罪名便是在“谢表”和“诗文”中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新法肆意诋毁，无所忌惮。此案牵涉到东坡的许多作品，也牵涉到一些朋友，其后都受到不同的惩处。

    在苏东坡的作品中，确有一些是攻击和嘲讽王安石变法的。然而反对王安石变法，早在熙宁变法开始之初，苏轼就已表明了态度。写出《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先后两次，极论新法之不便，对新法进行了比较激烈而又全面的攻击。如要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反对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和农田水利法等，以为“王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借口批评商鞅，指责王安石“怀诈挟术，以欺其君”，诋毁新党中“新进小生”是“小人招权”，并把新法比作毒药。实行后“四海骚然，行路怨咨”，所以“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就是说新法将会招致国家的败亡。因此，他劝神宗不要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徐徐求进，积十年之功，何事不立。

    苏东坡与反对变法的官员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曾巩、刘挚、刘恕、孙觉等人交往日深，成为反对派阵营中敢于从正面出击而直面敌人的一员勇将。如在送官员刘恕的诗中，东坡就直接攻击王安石，把他比作曹操、张汤，而把与王安石绝交的刘恕比作孔融、汲黯，褒贬反差强烈。在王安石提出科举新法，神宗下诏讨论时，东坡又独持异论，公开加以反对。开封府考试进士，苏轼主考，又发策问影射王安石变法独断专行，将败坏国事。后来司马光曾回忆说，与新党作战，苏轼最为勇敢。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其父苏洵写《辨奸论》，对他有一定影响。

    王安石在这种情况下，也给苏轼以牙还牙般的回击。范缜曾推荐东坡担任谏官，如果推荐成功，那将对变法派十分不利。王安石就通过他担任御史的姻家谢景温，弹劾苏东坡在回四川奔父丧之时，多占船位，贩卖私盐和苏木。王安石下令淮南、江南、湖北、成都诸路转运司，严加调查，搜集证据，并逮捕篙工水卒，进行刑讯穷治。但由于这是个莫须有的罪名，所以调查很久，结果一无所获。苏轼对这种诬陷没有进行任何辩解，但已感到在京压力的沉重，处境的困难，就坚决请求外补，朝廷批准他通判杭州。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抵达杭州上任。三年后移知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再过三年，改知徐州。其间，王安石曾于熙宁七年罢相，次年复相，由于变法派内部倾轧，年余又再次罢相，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退居半山园。总之，在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王安石已不在中枢执政。然而当政的变法派还是对东坡的讥嘲心存宿怨，决心要除掉苏轼，便上书攻击苏东坡包藏祸心，讪上骂下，嘲讽新法，“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甚至要求将苏东坡正法，以正风俗民心。

    苏东坡确有一些嘲讽新法的作品，表达了对某些问题的个人感慨和内心牢骚，其中往往夹杂着对人民的某些同情，及忧国忧民之情怀。而有些加在东坡身上的罪名，纯属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诬陷。如东坡《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中有“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诸御史指斥为反对农田水利法。东坡《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宰相王琏居然在神宗面前挑拨道：“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的蛰龙，非造反而何？”可以说纯粹在捕风捉影，枉加罪名。

    苏东坡从七月十八号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日，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不断受到审问和各种重刑折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变法派也只是为了加给苏轼一个“讥讽朝政”的罪名。最后，苏轼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供状”，承认了有关罪名，表示“甘服朝典”。由于写作而惹出这样的大祸，这是东坡所始料不及的。期间，诗人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屡次想自杀以结束生命。那么为什么神宗这时要惩治苏轼呢？当然对苏轼这样有影响的官员以文字攻击新法，他不无恼怒，但问题是苏轼反对新法的态度早已表明，嘲讽王安石的诗作也早已有过，为什么过了八九年，神宗才严惩苏轼？

    同时，又是什么原因最后使神宗宽恕了苏东坡？据说此案也惊动了内宫，由于文才与名声，宫中上下也早知苏轼之名。尤其是仁宗曹皇后在病重之际还想到此事，神宗原想为了祖母病情的好转而进行一次大赦，曹太后却说：“当初仁宗主持科举，回宫曾高兴地说：‘吾今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人。’就指苏轼兄弟。现在你难道要把他杀掉吗？不需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神宗只得听命。

    或说众臣的救助与说情，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大臣张方平、范镇曾上书援救。弟弟苏辙为恳求神宗免哥哥一死，上书乞纳在身官职，以赎兄之罪。变法派官员中也有不同态度者，如宰相吴充就对神宗说：“曹操尚能容忍祢衡，陛下为什么不能容一苏轼呢？”王安石的弟弟、中书舍人王安礼也劝神宗不要杀苏轼。据说，连王安石也说了句“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的话，传到神宗的耳中，才最后决定宽恕苏轼。

    或说还是太祖誓碑起了一定作用，神宗不敢开本朝杀士大夫的先例，怕被后人指责。此外，神宗也颇赏识东坡的才华。据说苏轼在狱中自感凶多吉少，便作《寄子由》二首以嘱托后事，其第二首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其兄弟诀别之深情，使人读了凄然泪下，神宗读后也大动恻隐之心，加上本来并无杀意，所以最后的处分是：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这场冤狱虽然结束了，但苏轼于其中所受的迫害与侮辱应是无法忘怀的。甚或后世士大夫提起这件诗案，都会谈虎色变。由于它是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那么苏轼与王安石是否进一步势不两立了呢？历史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东坡抵达黄州，过起谪居生活。这个富有理想、富有才华、更富事业心的知识分子，在困厄中艰难度日，其文学创作还走出了一个小高潮。四年后，神宗下诏：“苏轼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苏轼只得别离黄州，坐船上路。经过江州、高安诸地，道过金陵，通过几个朋友的斡旋与安排，在那里会见了王安石。

    这是元丰七年（1084）的七月，艳阳高照，气候颇热。苏东坡在朋友的陪同下，上蒋山谒见王安石，已经六十四岁的王安石也热情接待了这位比他小十六岁的后辈。有的说是王安石野服乘驴到船上与苏轼相见，然后相游蒋山。十四年来，两人各处异地，未曾一晤。朝廷政坛也已今非昔比，主要是两人在政坛中的地位都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位过去曾经相互对立的政敌，如今抛却了从前的不愉快，开始握手言欢。东坡与安石同游数日，共览江山之胜，尽论文章学术，互作诗词唱和，甚或谈佛说禅，气氛相当融洽。

    王安石对苏轼当然不无成见，不过也看好东坡的文学天才，爱读苏轼的诗文。如对东坡所作《钱氏表忠观碑》一文，认为“绝似西汉”，“直须与子长驰骋上下”。在读到东坡的诗句“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时，抚几而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读完苏轼在黄州所作《胜相院藏经记》后，称赞道：“子瞻，人中龙也！”所以在文坛上，王安石也是当时最了解苏轼的天份，并能给予高度评价的人物之一。

    苏轼反对新法，对王安石的一些诗文也时有揶揄，如安石《字说》谓：“坡者，土之皮也。”苏轼以“滑者，水之骨也”相讥。但通过十几年来的观察，对王安石的个人人品，尤其是安石在文章学术方面的成就，还是能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曾说：“王氏之文未必不佳。”当他读到王安石的词《桂枝香·金陵怀古》，也赞叹道：“此老乃野狐精也。”所以两人在文章学术方面应是同路人，仍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当时王安石大病初愈，就舍宅作寺，又约苏轼卜居秦淮河边，东坡也不无感激地在和安石的《北山》诗中说：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看来此次会见，两人在感情上有所沟通。王安石曾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东坡在离开金陵后，曾写给王安石两封信。王安石也给东坡回了信，劝他“跋涉自爱”。但两人是否已尽释前嫌了呢？似乎也未必。王安石谢世后，由苏轼替朝廷撰写“制词”《王安石赠太傅》，南宋还是有人以为：“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尤其是制词中对王安石变法诸事避而不谈，说明苏轼对此问题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苏轼又作“制词”《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对吕惠卿是持谴责和否定的态度，有人以为也“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内加以指斥的。”不过，元祐更化时，司马光欲全废新法，而苏东坡却又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如对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

    总之，苏、王两人的关系，确实极为微妙，迷雾不少，令人无法看透。

    史官为何以曹彬为“宋良将第一”

    曹彬（931～999），字国华，真定灵寿（今河北正定）人。曹彬曾在后汉、后周为将，赵匡胤掌握禁军时，见曹彬为人中立不倚，不是公事，曹彬决不会登门造访，至于社交宴游，更是很少参与，因此对他很器重。宋太祖即位后，曾对曹彬说：“我过去总想和你亲近，你为何却老是疏远我呢？”曹彬说：“我为前朝旧臣，又是前朝近亲，忠于职守，常恐自己一不小心就获罪，哪里还敢随便结交呢？”随即，太祖升迁他为官省使，与王全斌、郭进率领骑兵进攻河东乐平县，招降了敌方将领王超、侯霸荣等一千八百多人，并且俘虏了敌方一千多人。不久敌方又派遣考进等率兵接战，曹彬率部连续三次击败了对方。乾德初（963），辽州刚刚平定，河东召请契丹六万骑兵前来攻取平晋，曹彬与李继勋等率领将士严阵以待，大获全胜。

    曹彬乾德二年（964）冬天，讨伐蜀国，曹彬为都监。当地郡县被攻克后，将领们都打算用屠城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私愤，只有曹彬下令部下不得滥杀无辜，因此曹彬所到之处，民众都心悦诚服。太祖得知后，下诏褒奖了他。两川平定后，其他将领昼夜宴饮，纪律松散，部下士卒到处抢夺，蜀人为此特别苦垴。于是顷刻之间，蜀人在全师雄的率领下，拥兵十万，与宋王朝的军队对峙。曹彬与刘光毅率部在新繁击败了对方，蜀地最终才平定下来。战争结束后，许多将领大都夺取美女及金银珠宝，只有曹彬的车厢中全是书籍。等到返回京师，太祖认为曹彬廉洁谨慎，于是封他为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入见太祖，辞让说：“征伐蜀地的将士都违法犯纪了，唯独我受到奖赏，恐怕不能服众。”太祖说：“你有大功，而不夸功，应当受到奖赏，不应该辞让。”

    开宝八年（975），太祖派曹彬与南唐后主李煜作战。曹彬每每延缓进军的速度，希望李煜归服。十一月，曹彬又派人告谕李煜说：“形势发展到今天，所该珍惜的应该是全城人的生命安全，如果您能归顺宋王朝，这才是上策。”等到城快要被攻克时，曹彬忽然称病，所有的将领前来问候。曹彬说：“我的病并不是药物可以治好的，只要你们诚心诚意地发誓，等到攻克城池的那天，不要滥杀一人，我的病自然就好了。”将领们都焚香为誓，许下了诺言。城池攻陷后，李煜率领他的臣属一百多人请罪，曹彬用宾客之礼加以款待，然后请李煜人宫改换衣装。左右的人悄悄对曹彬说：“李煜入宫后倘若有什么不测，怎么办？”曹彬答道：“李煜素来优柔寡断，既然已经投降了，肯定不会自杀。”李煜及其群臣，也因此得到保全。等到凯旋归来，入见太祖时，只称自己是“奉敕江南干事回”。当初，曹彬统兵攻伐李煜时，太祖许下诺言说等到攻克了李煜，定当封他为使相。副帅潘美庆贺，曹彬说：“不会如此，行军打仗，依靠的是天子的威望，遵循的是祖先的功德，才能成事，我有什么功劳呢？更何况使相是官位的极品！”潘美说：“这怎么说呢？”曹彬说：“太原还没有平定。”及平定李煜还朝后，太祖果然说：“本来应该封你为使相，但太原尚未平定，你稍微等待一下。”

    太宗即位后，升曹彬为同平章事。太宗决议要征伐太原，召见曹彬问道：“后周世宗与太祖都亲往前线征战，为什么不能攻克？”曹彬回答道：“世宗时，史彦超在石岭关吃了败仗，军情动摇，因此只能班师回朝；太祖把军队驻扎在草原，刚好碰上多雨，士兵大多生病，所以只好中止。”太宗又说：“我打算征讨太原，您的意见如何？”曹彬答道：“以国家现在的实力，攻打太原这样一座孤城，就像摧枯拉朽一样，有什么不可以的。”太宗于是拿定了主意。太平兴国三年（978），曹彬随从太宗征伐太原，因有功又加封了侍中的职务。太平兴国八年曹彬，被弥德超诬陷，罢为太平军节度使。十多天后，太宗发觉这是诬陷，所以进封曹彬为鲁国公，对待他更加信用。

    咸平二年（999），曹彬病重，太宗亲往探询，赏赐白金一万两。并问曹彬打算怎样安排后事，曹彬说：“我没有什么事可说，我的两个儿子颇有将才，如果我能举荐的话，他们两人都堪当将领。”太宗又问谁更有才干，他回答说：“曹璨不如曹玮。”这年六月，曹彬逝世。八月，太宗下诏让曹彬与赵普配享太祖庙，以示殊荣。

    所以史官评价道：“君子谓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为宋良将第一，岂无意哉？”

    “平岭表、定江南、征太原、镇北门”，潘美有何功绩

    潘美（921～987），字仲询，大名（今河北大名）人。潘美年轻时曾对同乡人王密说：“后汉将亡，天下有改朝换代的征兆。大丈夫不在这个时候取得功名，获得富贵，碌碌无为与普通人同生死，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开宝三年（970），太祖征伐岭南，任潘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朗州团练使，进攻富州，刘鋹长派遣将领率兵一万多人前来支援，与潘美相战，潘美大获全胜，乘胜攻克了贺州。这年十月，潘美率部又连续攻克昭、桂、连三州，而西江的各州也先后投降了宋王朝。于是接着进攻韶州。韶州是广州的北门，敌方在此聚集了十多万兵马。潘美挥兵进军，攻占韶州，消灭了敌人几万人。刘钱迫于形势，只好派遣他的大臣王珪前来请求和好，又派遣他的左仆射萧漼、中书舍人卓惟休上表求降。潘美把太祖的旨意告诉了敌人：如果敌方能战，就和他们战到最后；如果不能战，就让他们把守；不能把守，就劝他们投降；不愿投降，就让他们死；他们不死，就让他们逃亡，如果不符合这五个条件，就不要接受敌人其他的请求。

    刘鋹只得派遣他的弟弟刘保兴率领士卒抵抗宋王朝的军队，潘美当即率部前往，来到距离广州城一百二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刘鋹拥兵十五万，环绕山谷，坚壁以待。潘美视察军情后，对其他将领说：“敌方使用竹木为栅栏，如果用火攻，对方必然溃乱，然后用精兵左右夹击，肯定会大获全胜。”因此潘美分别派兵几千人，每人手持两把火炬，秘密潜伏在栅栏旁边。等到天黑，一齐点火，火借风势，燃烧得特别旺盛，潘美挥兵急攻，刘鋹长大败，被斩几万人。于是潘美乘胜追击，长驱直入广州，并擒获刘铱，随即送往京师。

    开宝七年（974），太祖商议征讨江南。九月，太祖派遣潘美与刘遇等率兵先赴江陵。十月，又令潘美与曹彬同行，向秦淮方向进军。当时舟楫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潘美就下令说：“我接受诏令，率领几万强将精兵，旗开必胜，怎能被秦淮河水隔而停滞不前呢？”于是挥兵渡河，大败了南唐的军队。接着进逼金陵，李煜在金陵城中布防水、陆兵共计十万，潘美率兵袭击，大败对方。国主李煜感到非常危急，只好派遣徐铉前来请求不要急于攻城，太祖不答应，仍然诏令各方将领进攻，以促使李煜归附朝廷。李煜优柔寡断，潘美和大将曹彬日夜攻城并进，最终平定了南定。

    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派遣将领征讨太原，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判太原行府事。平定并州后，接着征伐范阳，任命潘美为幽州行府事。等到班师回朝，太宗又任他兼领三交都部署，留守捍卫北部边境。三交在西北三百里之外，地名叫固军，这里地势险阻，是北部边境的咽喉。潘美派兵偷袭，因此据为宋有。又积粮屯兵于此，从此北部边境得以安宁。

    为什么说李沆是“圣相”

    李沆（hǎng）（947～1004），字太初，沼州肥乡（今河北肥乡）人。李沆年少好学，器度宏远，他的父亲李炳曾对人说：“我的这个儿子他日必定能够当上宰相。”太平兴国五年（980），李沆考中进士甲科，由此走上仕途。

    淳化二年（991），李沆判吏部铨，某日陪侍太宗游宴，太宗对其熟视许久，说：“李沆风度端庄高雅，真有贵人之相！”第二年，便拜给事中、参知政事，后因事被罢。真宗即位，又迁其为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并于咸平初年（998），升任宰相。当时契丹侵犯边境，真宗赴边督战，命李沆留守京都，京都被治理得井井有条。真宗曾询问治理国家的关键，李沆回答说：“不要任用浮薄新进、喜欢生事邀功的人，这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真宗又问具体指的是那些人，他说：“像梅询、曾致尧等就是。”

    一个傍晚，真宗派使节持手诏告谕李沆，打算立刘氏为贵妃，李沆当使者的面把手诏烧掉，并让使者附带上奏说：“就说微臣李沆以为这件事行不通。”真宗最终取消了立刘氏为贵妃的念头。时间长了，真宗对李沆从来就没有密奏感到特别奇怪，便问李沆：“朝中大臣人人都有密奏，唯独你没有，这是为什么？”李沆回答：“我是宰相，公家的事就以公开讲，哪里用得上密奏？况且作为臣子而有密奏，不是谗臣就是佞臣，我特别憎恶这些人，怎么还能效法他们呢？”

    当时，李继迁叛逆已久，实力日渐强大，企图谋取朔方。朝廷内外都认为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是必争的战略要地，如果丧失，则周围的郡县都不能保全。真宗很疑惑，于是垂询李沆。李沆说：“李继迁一天不死，则灵州一天不能回归朝廷。倒不如给当地州将发密诏，让军民迁入内地，这样，李继迁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座空城罢了。”由于议论各异，真宗没有采纳其策，没过多久灵州就陷没了，真宗于是对李沆更加信重。

    李沆为宰相时，王旦为参知政事，西北边境战事非常频繁，王旦感叹道：“我们如何才能等到太平，享受优游无事的快乐呢？”李沆说：“稍微有点忧患，可以引起警戒。以后如果四方太平，朝廷未必就没有事了。”后来契丹主动请求和亲，王旦问他怎么样？李沆说：“好是好，然而边患没有了，恐怕皇上的奢侈之心就会产生了。”王旦以为不会如此。李沆又以境内四方的水旱盗贼之事上奏，王旦认为琐细小事不应当烦劳皇上。李沆正色说：“皇上年少，应当知道四方的艰难。要不然，血气方刚，不是留意于声色犬马，就是沉溺于土木、甲兵、祷祠之事。我老了，已看不到这个结局了，但这正是您日后之忧啊。”等到李沆死后，真宗以为契丹已和，西夏献纳款项，于是日渐骄奢，大搞封禅，大营宫殿，而且还起用佞臣王钦若、丁渭等。王旦方才大悟李沆的先见之明，于是叹道：“李沆真是贤圣之人啊！”当时的人也称李沆为“圣相”。

    为什么说沈伦为官“清介醇谨”

    沈伦（909～987），字顺宜，开封太康（今河南开封）人。太祖即位，沈伦自宋州观察推官召为户部郎中，奉旨出使吴越，上奏了十多件与民有利的事情，太祖均听纳了。归朝，道经扬、泗两州，恰逢饥荒，郡中长吏对沈伦说：“郡中的军用储粮尚有百多万斛，如果借贷给农民，到秋收后回收新粮，这样，公私都受利，不过，这件事只有由您上奏才行。”入朝，沈伦便把这件事悉数奏上。朝廷官员反对说：“现在以军粮赈济饥民，如果到时候回收不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沈伦回答道：“朝廷以军粮济民，必当招来祥瑞之气，导致五谷丰收，哪里还有什么水灾旱灾呢？这件事应当取决于皇上。”太祖当即命令发放军粮，以赈济百姓。

    建隆四年（963），宋王朝征伐蜀国，沈伦被任为随军水陆转运使。蜀平后，大将王全斌、崔彦远进入成都，巧取强夺民家的玉帛子女，沈伦却独居佛寺，只吃素食，有人把珍异奇巧的宝物进献给他，都被他严词拒绝了。还朝，沈伦囊中所有，仅仅是几卷图书而已。太祖知道后，于是贬斥了王全斌等，以沈伦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

    起初，沈伦居第简陋，但他淡然处之。当时的权贵大多违犯禁市，买来秦、陇间采伐的高大树木，营造自己的私人住宅，筹事情败露后，才向太祖启奏。沈伦因为母亲的缘故，也曾买了这样的木材营建佛寺，于是也向太祖上奏。太祖笑着说：“你哪儿犯禁令了？”又知道沈伦没有营造私第，便派遣中使按照指示，给沈伦营建私宅。沈伦又私下对使者说，但愿规模狭小一点，使者告诉太祖，太祖也就依从了沈伦的意见。

    沈伦为官“清介醇谨”，还表现在他担任宰相的时候，如果遇到饥荒岁月，乡闾邻居向他借粮的，都会借给他们，累计超过了千斛，一年后，沈伦却把所有的借券都给焚烧了。

    宋太宗为什么说“蒙正气量，我不如”

    吕蒙正，字圣功，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太平兴国二年（977），吕蒙正以进士第一名的成绩登第。不久，即升迁为都官郎中，人为翰林学士，又升为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着他讥讽说：“这就是参知政事吗？”蒙正假装没有听到，便走了过去。同僚为蒙正抱不平，于是诘问那位朝士的姓名，蒙正急忙阻止他们说：“假如一旦知道他的姓名，那么终身都不能忘怀，倒不如不知道更好。”当时的人由此都非常佩服他的度量。

    李肪罢相，吕蒙正得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蒙正为人平和宽简，名望很高，以正道为己任，遇事敢言，讨论时政时，他认为有不妥处，会坚决地宣称不可以，太宗于是赞赏他没有隐讳。赵普作为开国元勋，而蒙正只是后进，二人共同担任相位，赵普也对蒙正颇为推许。

    太宗曾经设宴，蒙正侍候左右，太宗对他说：“五代以来，生灵涂炭，当时都说再也不会有什么太平日子了。而我鞠躬尽瘁，日理万机，达到今天这样的繁盛，于是知道兴衰治乱乃在于人事。”蒙正从席位上站起来说：“皇上所在的地方，各色人马都聚集在这里，因此特别繁盛。但我曾看到都城外不出几里的地方，因为饥寒交迫而死亡的人，实在不少，所以，并不是全国都这么繁盛。还望皇上更多地体察民情，这才是苍生的大幸。”太宗神色忽变，沉默了下来。蒙正却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的席位，同僚都赞叹他直率。

    有一次，太宗打算派遣使节出使契丹，诏谕中书挑选人才，吕蒙正推荐了一人，太宗不许。过了几天，太宗连续问了蒙正三次，蒙正三次都以这个人作答。太宗说：“您为什么这样偏执呢？”蒙正回答说：“我并不是偏执，大概是皇上您没有理解我。”接下来吕蒙正又说：“这个人可以出使，其他的人都不及他。我不想用谄媚之道，随便依从皇上您的意愿而耽误国家大事。”同僚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太宗退朝后对左右说：“蒙正气量，我不如。”于是用蒙正所推荐的那个人出使契丹，果然十分称职。

    为什么说温仲舒与寇准并称“温寇”

    温仲舒（944～1010），字秉阳，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太平兴国二年（977），温仲舒进士及第。端拱三年（989），被拜工部郎中、枢密直学士，知三班院。这年秋天，出现彗星，太宗以为不详，于是在别殿召见群臣商议。温仲舒上言，认为这是因为朝廷平定太原以来，战祸连年，黄河以北农桑废弃，而赋税却不断增加，因此民生凋敝，户口锐减。所以温仲舒劝谏太宗推恩保民。太宗深为赞赏，下令罢免了黄河以北的所有赋税。

    淳化四年（993），温仲舒出知秦州。秦州人口杂居，有羌、戎等少数民族，聚居在渭河以南。当时的大洛、小洛门寨出产木质优良的木材，都被这些少数民族所占据。朝廷每年派兵卒到此采伐树木供给京师，都必须先向这些少数民族献纳钱财，即便如此，还是经常遭到抢夺，甚至杀掠，因此成了大患。温仲舒到任后，马上在这些少数民族的关键部位部署兵力，并以恩威诚信告谕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因此许多部落纷纷献地，归附朝廷。不久，温仲舒又把他们的部落迁移到了渭河以北，并且建立军事基地，以限制他们的扩展。当地的民众很感激他的恩惠，把他绘成画像加以祭祀。

    温仲舒为人敏于应酬。少年时与吕蒙正相交很厚，又是同年登第。温仲舒开始时仕途不畅，废弃多年，吕蒙正位居中书，极力引荐他。等到温仲舒被任用后，反而攻击吕蒙正，因此被人鄙薄。又因为温仲舒自从被拜右正言开始，到两度出任枢密使止，都与寇准同进，所以被当时的人并称为“温寇”。

    为什么说陈恕是“宋人能吏之首”

    陈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今江西南昌）人。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被任为大理评事，通判洪州。陈恕以洪州为自己家乡推辞。改任澧州。澧州自从唐末以来，都为节度藩镇共同管辖，当地官吏因为这种管理体制上的混乱，而大多作奸犯科，违法乱纪。陈恕到任后，除掉了这积淀已久的种种弊端，郡中的人都称他英明果决，因此以吏才闻于当时。后被召为河北东路营田制置使，太宗问他有关农战的情况，陈恕回答道：“古代的士兵都出自农民，没有敌人就耕田，有敌人来了就作战。现在的士兵都来自于招募，衣食供给都来自官府，如果让他们既要抵抗敌人，又要耕种田地，万一有什么变化，那就后悔莫及了。”太宗于是打消了让士兵耕作的念头。不久，陈恕知代州，入判吏部选事，拜盐铁使。陈恕很有计谋，将以前的弊病统统去掉，太宗非常器重他，在宫殿的柱壁亲笔题词“真盐铁陈恕”。随即被迁升为给事中、参知政事。

    几个月以后，太宗与陈恕谈论，提到了户部使樊知古玩忽职守，不能完成本职工作。陈恕与樊知古交好，因此在聊天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樊知古，想让其严格履行他的职责。樊知古却向太宗陈诉，太宗知道是陈恕泄露了机密，盛怒之下，罢免了陈恕的官职，并出贬江陵府。在江陵府，陈恕大力揭发当地贪官污吏，而且流放、罢免了气节相当恶劣者，江陵府因此得到大治。

    淳化四年（933），太宗听从魏羽、段惟一的请求，把三司分为十道，召陈恕为工部侍郎，充总计使，判左右计事，所有事务都令陈恕参预。陈恕认为这些部门过于庞杂，政令不能统一，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因此极力上言太宗。实践一年多后，果然证明陈恕的看法是正确的，太宗只好停罢了把三司分为十道的做法。真宗即位，加封陈恕户部侍郎，命他尽快把府库中有关钱物的数目呈交上去，陈恕却久不进献，真宗多次催促他，陈恕才加以进献，并对真宗解释说：“皇上年纪还轻，如果知道府库充实，担心会让您产生奢侈之心，我因此不敢进献。”真宗听后，对陈恕颇为嘉赏。

    陈恕精通历史，颇识典故，精于吏治，并且为政深刻，别人不敢私下求他帮忙。他前后掌管国家的经济权柄十多年，忠于职守，强力干事，同僚畏服，有称职的美誉，因此被前史官人评为“宋人能吏之首”。

    “杨无敌”说的是谁

    杨业，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年少时倜傥任侠，善于骑射，喜欢打猎，所获猎物常常是同伴的数倍。他曾经对同伴说：“我将来为将用兵，也会像老鹰、猎犬追击兔子、野鸡一样。”二十岁时事奉刘崇，被任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于当时。被升迁为建雄军节度使，又屡立战功，所向披靡，因此被称为“无敌”。

    宋太宗征伐太原，很早就听说他的威名，打算用高价聘求他。不久，太原陷入危险境地，杨业劝谏他的主帅继元投降，以免生灵涂炭。继元投降后，太宗立即派人召见杨业。入见后，太宗特别高兴，任命他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太宗以杨业素来熟悉边境事务，因此又迁升他为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有一次，契丹派兵侵入雁门关，杨业带领几千骑兵从西陉出发，沿着小路来到雁门关北边的关口，从背后猛击契丹兵卒，契丹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杨业因为战功又被升为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代州。从此以后，契丹只要望见杨业的旌旗，就会主动引退。戍边的主要将领大多忌妒他，有的甚至暗地里向太宗上疏指斥杨业的不是，太宗看后都不予理睬，把它们封好后一同交付给杨业本人。

    雍熙三年（986），宋王朝大举北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为潘美的副将，又以王侁、刘文裕率兵加以接济。各路军马相继攻下了云、应、寰、朔四州。不久，太宗下诏让四州的民众内迁，并令潘美等用军队护送。当时，契丹的国母萧氏，与大臣耶律汉宁等率兵十多万，再次攻陷了寰州。杨业于是对主帅潘美等说：“现在辽军气势很盛，应该避其锋锐。朝廷只是命令争取这几个州郡的民众，只要领兵从大石路出来，先派人秘密地告诉云州、朔州的守将，等到大军离开代州的时候，让云州的民众先出来。然后我们的军队进驻应州，契丹肯定会来阻挡，这样便可让朔州的民众出城。之后我们的军队直奔石碣谷，并派遣一千多名弓箭手守住谷口，用骑兵从中路支援，这样，三州的民众，便可万无一失了。”王优当即反对说：“率领几万精兵而如此惧怕敌人，肯定会遭人笑话，倒不如从雁门关的北川直接向敌方发动进攻。”刘文裕对王侁的意见表示赞同。杨业坚持认为这样不可以。王优便挑衅地说：“您向来被称为无敌，现在看见敌人气势嚣张，您却逗留不战，是不是有反叛之心呢？”杨业迫不得已，只好违背自己的意愿，主动请缨，担任前锋。将要出征的时候，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次出战肯定会不利，不过既然各位将领都以为我是贪生怕死而避让敌人，那么我就请求担任先锋，以表达我对朝廷的忠心。”接着又指着陈家谷口说：“您和各位将领应当在那个地方部署步兵和弓箭手，作为支援，等到我转战到这个地方，您就下令夹击敌人而营救我们，否则，我方将会全军覆没。”

    潘美和王优于是率领士兵部署在陈家谷口。过了几个时辰，王倪派人登上托逻台瞭望，契丹佯装败走，王优想争战功，随即率领部下离开谷口。潘美不能制止，于是也令部队沿着灰河的西南方向行进了二十里。顷刻，王倪听说杨业战败，马上又挥兵逃遁。杨业孤军奋战，从中午战到傍晚，果然来到陈家谷口。杨业一看谷口空荡无人，抚膺大哭。只好率领部下再次全力出击，在自己身上有几十处伤口，士卒将尽的情况下，杨业还亲手杀了百来个敌人。后来，因为战马遭受重伤，不能前进而被敌人俘获，杨业的儿子延玉也英勇战死。杨业于是叹息说：“我为奸臣所追，以致战败，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呢？”因此绝食三天而死。杨业死后，太宗深为痛惜，并下诏褒奖。王优、刘文裕则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杨业为将忠烈武勇，颇有智谋，又能和士卒同甘苦，所以深受部下的爱戴。朔州战败后，他的部下还残存一百多人，杨业对他们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和我一同战死也于事无补，倒不如各自逃命去吧。”部下泪流沾襟，却没有一个肯离去，因此没有一个生还的人。

    宋太宗为什么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

    寇准（961～1023），字平准，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寇准年少英迈，通晓《春秋》三传，十九岁中进士第。太宗取士有一个习惯，中进士者必须当面考核，年纪太小的人往往会被斥退。寇准进士及第前，有人便教寇准增加年龄，寇准愤怒地说：“我正处进取之际，怎么能够欺君罔上呢？”中第后，被太宗授为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不久，擢为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寇准曾在宫殿中上奏陈事，言语不合太宗的旨意，太宗愤怒地站了起来，寇准拉住太宗的龙袍，让太宗重新坐了下来，事情解决了，才让太宗离去。太宗事后非常嘉赏他，曾对左右说：“我得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

    淳化二年（991）春天，大闹旱灾，太宗召见近臣谈论时政得失，其他大臣都认为这是天命，唯独寇准认为这是刑罚不公平导致的。太宗极为生气，拂袖进入禁宫。顷刻，又召见寇准问其不平具体表现在哪里？寇准说：“陛下如果把二府之官召来，我便把这件事说出来。”太宗即令二府官员王沔入殿，寇准于是说：“不久前祖吉、王淮都违法受贿，祖吉受贿少而被诛，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受贿至千万，只是杖打一顿，仍然恢复了他的官职，这难道还公平吗？”太宗责问王沔，王沔叩头谢罪，因此太宗知道寇准可以大用。随即便拜寇准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寇准与张逊一向不和。有一天，寇准与温仲舒同行，在路上碰到一位狂夫高呼寇准万岁，判左金吾王宾与张逊相友善，所以把这件事告诉了张逊，张逊立即向太宗禀奏。寇准让温仲舒作证，张逊则让王宾启奏，争执特别激烈，互揭短处，太宗发怒，贬谪了张逊，寇准也罢知青州。太宗素来器重寇准，寇准外任后，太宗颇为想念，常常郁郁不乐，曾对左右说：“寇准在青州还好吗？”左右回答道：“青州是一个好地方，应该不会很苦。”过了几天，又问这个同样的问题。左右揣知太宗想召还寇准，于是对太宗说：“陛下时刻不忘寇准，听说寇准每天纵酒，不知是否也在想念陛下？”太宗不语。第二年，仍拜寇准为参知政事。

    至道元年（995），太宗又加封寇准给事中。当时太宗在位已经很久，冯拯等上疏乞立储君，太宗颇为恼火，把冯拯贬斥到岭南，朝廷内外再也没有谁敢议论这事。寇准刚从青州召还，入见太宗，太宗便迫不及待地询问寇准：“我的诸多儿子中到底哪一位可以继承皇位？”寇准回答道：“陛下为天下选择未来的君主，与妇人、宦官谋议，这不可以；与亲信的大臣谋议，也不可以；这件事只有陛下您自己单独决定。”太宗沉思了许久，屏退左右，对寇准说：“襄王可以吗？”寇准说：“知子莫如父，陛下既然认为可以，愿立即决定。”太宗于是立襄王为皇太子。庙祭回来的路上，京师的人们夹道欢庆，说：“真是少年天子。”太宗听后不高兴，召见寇准说：“人心忽然之间全都归属太子，我将处于怎样的位置？”寇准称贺道：“这才是国家的福祉。”太宗才高兴起来。

    至道二年（996），太宗在南郊祭天，朝廷内外的官员都得加官晋爵。寇准平时看中的官员，大多得到了请要的官职。冯拯愤怒，上奏太宗寇准擅权专任，又上陈岭南官吏升迁不平的事实。广东转运使康戬也上言说吕端、张洎、李昌龄都是寇准引荐，因此寇准得以胡作非为，败乱朝政。太宗于是引见寇准，并说到冯拯的上奏，寇准自我辩解。太宗说：“如果是廷辩，那么你便有失执政的大体。”寇准仍然力争不已，又拿了中书省的判决来到太宗面前，太宗更加不高兴，因而叹道：“鼠雀都能知道人的意思，何况是人呢？”因此谪寇准知邓州。

    为什么说丁谓“几败国家”

    丁谓（966～1037），字谓之，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丁谓年少时与孙何友善一同拿着文章去拜谒当时的文坛盟主王禹偁，王禹偁大为惊赏，认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二百年间始有此作。所以当时人将他与孙何并称“孙丁”。淳化三年（992），丁谓登进士甲科，被任为大理评事、通判饶州。景德五年（1008），丁谓因防河有功，被封为权三司使，掌管财政大权。

    大中祥符初（1008），真宗商议封禅泰山，未作出决定，真宗问丁谓经费是否够用，丁谓回答说有余，因此封禅之事得以最终确定。接着，真宗又准备修建玉清昭应宫，以存放“天书”。对此，许多官员上谏反对。真宗召见丁谓询问，丁谓说：“陛下拥有天下之富，建筑一宫侍奉上帝，用来祈祷陛下的后代。如果群臣中还有谁反对，就这样回答他。”宰相王旦秘密上疏劝谏，真宗如法回答，王旦再也不敢议论了。后来，祭祀汾阴，修建会灵观，再建景灵宫等，丁谓都担任了主要的角色，浪费了不少朝廷的财政开支。

    真宗天禧三年（1019）六月，王钦若因事罢相，寇准再次入相。丁渭本来是寇准的门生，这时已当上参知政事，并且事奉寇准非常谨慎。有一次，同僚会餐，羹汤沾到了寇准的胡须上，丁谓立刻起身，来到寇准跟前仔细地把它擦干净。寇准很厌恶他的为人，便讥笑他说：“参知政事是朝廷的重臣，怎么能够为上司擦胡须呢？”丁谓因此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天禧四年（1120），寇准欲以太子监国，由于计划不太周密，被丁谓等告发寇准试图谋反，寇准因此被贬到岭南，丁谓最终爬上宰相的位置。

    仁宗即位，丁谓又进封司徒兼侍中，为山陵使，寇准被再贬，并且凡与寇准友善的官僚，丁谓把他们全都逐出。由于仁宗年幼，政事大多取决于刘太后。丁谓于是私下勾结内侍雷允恭。这样，翰林学士拟订的制诰，雷允恭都先让丁谓过目，然后才进见。因此，二人狼狈为奸，肆无忌惮。随后，雷允恭为山陵都监，负责真宗陵殿修建，但因择地不当而受罪。丁谓极力庇护雷允恭，为刘太后所知，刘太后便与仁宗在承明殿召见大臣冯拯、曹利用等，并对他们说：“丁谓身为宰相，却与宦官交结。况且，丁谓以前依附雷允恭奏事，都说他与你们议定，因此奏章都得以批准。更为罪不可赦的是，负责营建真宗的陵殿，却擅自迁移地方，差点误了大事。”冯拯等上奏说幸亏太后与陛下发觉了丁谓等的奸邪之状，这真是国家的福祉，于是贬降丁谓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不久，丁谓作奸犯科的旧事一一败露，因此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因为丁谓而受牵连的官僚自参知政事任中正以下有十多人。

    不过，丁谓为人机敏，有智谋，记忆力超人，几千字的文章，均能过目不忘。而且喜欢做诗为文，至于绘画、下棋、博戏、音乐等，无不精通。但是他的才智不用于正道，而是勾结小人，残害忠良，贪财贪权，贻误国家，所以史官评价他说：“党恶丑正，几败国家，（丁）谓其尤者哉。”

    “鱼头参政”谓谁

    鲁宗道鲁宗道（966～1029），字贯之，亳州谯（今安徽亳县）人。年少丧父，寄养于外公家，他的几个舅舅都是习武之人，因此对鲁宗道颇为轻视。鲁宗道更加发奋读书，进士及第后，被任为濠州定远尉，调为海盐县令。海盐县的东南原来有港口，引导海水到城邑之下，年久岁深，港口被泥沙堵塞，失去了功效，鲁宗道因此征发县里的壮丁疏理，不久就完工了，人们得到了极大便利，而这个港口则被改名为“鲁公浦”。天禧元年（1017），擢为右正言。鲁宗道利用职务之便，对朝廷大事多有议论，真宗对他颇为厌烦。一天，真宗召见他，他乘机上言道：“陛下用我，难道只是想猎取纳谏的虚名吗？我自己对尸位素餐感到羞耻，还是请您罢免了我吧。”真宗对他安抚了许久。过了一段日子，在宫殿的墙壁上写下了“鲁直”的字样。随即授鲁宗道为户部员外郎兼右谕德。

    仁宗即位后，迁鲁宗道为户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判吏部流内铨。他在任内精简办公程序，严厉惩罚为非作歹的官吏。当时，章献太后临朝执政，问鲁宗道说：“你认为唐代武后与高宗相比，谁更有能耐？”鲁宗道回答道：“武后是唐代的罪人，差不多断送了国家社稷。”章献太后沉默了许久。这时又有官员请为刘太后家立七庙，章献太后向辅臣征询意见，没有谁敢回答。鲁宗道站了出来，说：“如果为刘太后家立七庙，那么皇上又该如何处置呢？”章献太后觉得有道理，于是接纳了鲁宗道的意见。

    仁宗在朝时，朝廷的高级官员多让自己的孩子在馆阁读书，鲁宗道不平地说：“馆阁应该培育天下英才，岂能只是纨袴子弟独受恩泽的地方。”枢密使曹利用此时恃权骄横，鲁宗道在仁宗面前屡屡指摘他。因此，皇帝国戚及朝廷高级官僚都很害怕他，把他视为“鱼头参政”，这是从他的姓中取得，而且还包含了他为官言事就像鱼头一样鲠直的含义。

    鲁宗道为人刚正，嫉恶少容，遇事敢言，不拘小节。这还表现在他担任谕德时，有一次曾微服在外边的酒店饮酒，真宗有急事召见他，使者到他家等了许久，鲁宗道才从酒店回来。使者把情况告诉他后，又对他说：“如果真宗怪罪下来，我将如何回答？”鲁宗道对使者说：“你就实话实说。”使者又疑惑地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您又当获罪。”鲁宗道又说：“饮酒是人之常情，而欺君却是滔天大罪。”真宗果然责问使者，使者就原原本本按照鲁宗道所说的做了回答。真宗又诘问鲁宗道，鲁宗道谢罪道：“有朋友从乡下赶来，我家贫困，没有酒食款待他，因此就请他去酒店了。”真宗因此认为他忠实，可以大用，曾把这件事告诉太后。后来，太后临朝执政，鲁宗道因此被委以重任。

    为什么说蔡齐“从容一言绝女后相踵称制之患”

    蔡齐（988～1039），字子思，祖籍洛阳（今河南洛阳）。蔡齐以状元及第，真宗见他风神俊伟，举止端庄，于是对宰相寇准说状元得人。仁宗朝，蔡齐被召为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章献太后死后，留下遗嘱让杨太妃为皇太后，与仁宗共同裁定军国大事。朝廷百官都前往祝贺，唯独蔡齐让御史台的官员不要跟随而去，并且亲自去见宰相说：“陛下正值年富力强，周知天下情伪，如今刚刚亲自执掌政事，怎能让后妃们又相继称制执政呢？”于是否决了让杨太妃参预执政的遗嘱。这就是史官所说的蔡齐“从容一言绝女后相踵称制之患”。

    “神将”说的是谁

    高继勋（958～1035），字绍先，祖籍燕（今北京）。高琼不仅晓达军政，而且善于教子，他的儿子高继勋、高继宣、高继忠等在当时都很有名气，以高继勋最为有名。咸平三年（1000），王均在益州叛乱，高继勋以崇仪副使为益州兵马都监，提举西川诸州军巡检公事。招安使雷有终给高继勋分兵五百，让他进攻城东的二处大门，适逢叛贼进攻弥牟寨，高继勋引兵出战，在嘉州大败了敌方。雷有终又给继勋增派精兵再次进攻这二处大门，顷刻攻破，在城上飘扬起官兵的旗帜。雷有终于是领兵向天长门进发，王均派兵抵抗。战斗到傍晚时分，雷有终打算让军队稍为修整一下，高继勋进言道：“敌方气势窘迫，应该火速进攻，才不会丧失战机。”便亲自率领骑兵与敌方激战，高继勋身上多处负伤，鲜血流满了铠甲，战马也战死了，但他更换战马后又继续驰入敌阵，奋勇杀敌。这时，人内都知秦翰前来支援，敌军只好退保子城。当天夜间，敌军想趁机逃遁，被高继勋探知，设计全歼了在逃的敌军。

    后来，高继勋徙屯岢岚军。契丹聚兵五万驻屯草城川，高继勋登高探望后，对军使贾宗说：“对方军队数量虽然众多，但战阵混乱，缺乏战斗力。我方士兵虽少，但可以以奇取胜。依据我的意见，先在山下埋伏士兵，敌方见我方势单力薄，必会急速进攻。我引诱他们向南行进，等到时机成熟，你们乘势前后夹击，敌军肯定大溃。”契丹军队果如高继勋所料，当被引诱到寒光岭的时候，宋军全力出击，契丹军队首尾不顾，死伤人数达一万多，余众只得狼狈逃窜。

    高继勋性格谦让，胸有谋略，善于抚恤和驾驭部下，每战必胜。他在蜀地之时颇有威名，被当地人号为“神将”。

    为什么尹洙说狄青是“良将才”

    狄青（1008～1057），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初，赵元昊反叛朝廷，仁宋下诏挑选士卒守边，并任狄青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当时的边将多次为叛军所败，所以守边士卒都很畏怯。狄青到任后，在四年之内，经过大小战役二十五次，攻破了金汤城、宥州等地，剿灭了咙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少数民族。又在桥子谷修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等城堡，于是控扼了边境的要害。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战役中，狄青每次出战，都是披头散发，带上铜面具，在敌阵当中来往穿梭，所向披靡，敌军没有能够抵挡的。

    尹洙为经略判官时，狄青曾与他会面，二人在谈到军事战略时，尹洙连连称善，于是把狄青推荐给韩琦、范仲淹，并对他们说：“狄青是一名难得的良将”。韩琦、范仲淹见到狄青后，都颇为惊奇，对狄青特别照顾。范仲淹把《左氏春秋》赠送给他，并告诫他说：“为将不知古今，只是匹夫之勇罢了”。狄青因此折节读书，对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都很精熟，他的名气也就更加显著了。

    宋代的军队有个规矩，士兵入伍之前都要在脸上刺字，以防他们逃跑，狄青出身行伍，当然也不例外，十多年后，狄青脸上的刺字仍然清晰可辨。这时，由于战功显赫，宋仁宗亲自赐药要狄青除去脸上的刺字，狄青指着自己的脸说：“陛下以功提拔我，不注重门第，我之所以有今天，也是因为这脸上的刺字，我愿意保留下来，以激励士卒”。宋仁宗因此升他为枢密副使。皇祐四年（1052），广源州少数民族发动起义，在侬智高的率领下，攻陷邕州，又攻破沿江的九个州郡，进而包围广州，岭外一片战乱，狄青于是上表请战。起初，大将蒋偕、张忠都冒险轻进，为义军所杀，因此士气不振。狄青便告诫各路将领听自己指挥，不要轻易与义军发动正面战斗。广西钤辖陈曙趁狄青没有赶到，就率领八千步兵先行讨伐，在昆关惨败；殿直袁用等都落荒而逃。事后，狄青把陈曙、袁用等三十人按军法问斩，所以军中的纪律得以整肃。然后命令部下休整十天，得到侦探的消息后，狄青率领骑兵，出其不意，大败义军，追奔五十里，斩首几千人，生擒五百多人，招降七千二百个曾为依智高所胁迫的士兵，对他们进行了安抚。当时，义军的死尸中有个穿着金龙衣的，大家都认为侬智高已死，打算上奏朝廷，狄青说：“怎么知道这其中不是有诈呢？宁可相信侬智高逃掉，也不能欺骗朝廷以贪功受赏”。仁宗称赏他的功勋，因此拜他为枢密使。

    狄青为人谨慎寡言，带兵打仗，赏罚分明，又能身先士卒，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所以士卒争相为他效劳。而且，狄青喜欢把军功推给别人。开始，与孙沔讨伐侬智高，谋略都出自狄青，等到义军平定后，他却把这些功劳归结给孙沔。孙沔原先只赞叹他勇敢，这时才佩服他的为人，认为自己远远不如狄青。尹洙因事被贬死后，狄青便全力救济他的家人，以报答尹洙的知遇之恩。

    宋天子为什么说“詠在蜀，吾无西顾之忧”

    张詠（946～1015），字复之，濮州鄄城（今山东鄄城）人。太平兴国五年（980），张詠进士及第，被授为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后出知益州，适逢李顺在西蜀发动农民起义，王继恩、上官正领兵征讨，故意拖延不进。张詠便激将上官正，劝勉他亲自率兵出击，又设盛宴为他饯行。喝酒喝到正浓的时候，张谅突然举起酒杯对军校们说：“你们蒙受朝廷厚恩，绝对不能推卸责任，这次出行，你们必须直捣义军的城堡，平定叛乱。如果久无战功，这便是你们死的地方。”上官正听了张谅这番指桑骂槐的话后，才决定深入叛军阵地，最后果然取得了胜利。王继恩由于驭下无方，他的部下经常有出城逃跑的，巡逻的官吏抓获这些逃跑的士兵，把他们交给张谅，为了免除与主帅王继恩产生矛盾，尽快地平息农民的起义，张詠当即把这些逃跑的士兵投入一口枯井，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这时，李顺的起义得到了许多农民的响应，张詠又令人四处发放文书，告谕老百姓归田耕作，不要为害作乱。而且，由于战乱频繁，谣言随之四起，当时就有人讹传，有一个白头老翁在中午过后，就会出来吃人家的小孩，因此益州一郡都处在紧张害怕当中，一到傍晚，路上就再也不见人影。不久，张谅把制造谣言的人缉拿归案，严刑处置后，民众的生活才逐渐平息下来。张詠为政，恩威并用，所以蜀民都很敬畏和爱戴他。

    真宗即位，张谅被加封为左谏议大夫。咸平二年（999），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杭州头年粮食欠收，老百姓大多私自贩卖食盐来获取口粮，这些违反朝廷政令的人，被当地官府抓获了几百人，张詠放宽了对他们的处罚，把他们全放走了。下官疑惑地对他说，如果不严厉地处罚他们，恐怕无法禁止这类事件的再发生。张谅说：“钱塘郡十多万户人家，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占据了十分之八、九，如果不用卖盐所获的利润养活他们，一旦发动起义，那么祸患就更大了。等到秋天粮食收获后，再加以禁止。”随后，有一农民家的儿子与他的姐夫因为家财的分配问题而分别上诉。姐夫说岳父临终的时候，妻子的弟弟才三岁，因此让自己来掌管他家的财产，并且写了遗书，今后把财产的十分之三分给弟弟，十分之七留给自己。张詠看了遗书之后，说：“你妻子的父亲，是一位聪明人，因为儿子还小，所以托你抚养。如果把十分之七的财产留给儿子，那么他的儿子肯定已经死在你的手下了。”于是命令把财产的十分之七判决给儿子，把余下的十分之三判决给女婿，当时的人们都佩服他的明断。

    咸平五年（1002），马知节从益州迁往延州，朝廷选择可以取代马知节的官吏。真宗认为张谅以前在西蜀政绩颇佳，因此又命他担任益州知州，还加封刑部侍郎、枢密直学士。碰巧转运使黄观上言褒美张谅的政绩，又派谢涛巡抚西蜀，真宗于是让他告谕张谅说：“得卿在蜀，吾无西顾之忧矣。”

    “东州逸党”是怎么来的

    “东州逸党”指的是北宋初期活动于京东路诸州、军、监（今河南商丘、江苏徐州、宿迁等地区）的一个文人团体和文学流派。这些文人旷达豪放、任情不羁、经常交游，时称“东州逸党”。代表人物有范讽、张炎、石介、李冠、徐追等。“东州逸党”之名，最早见于宋代颜太初的一首长篇五言诗《东州逸党》，诗中对这个文学团体进行了讽刺和鞭挞。

    这些文人之所以被称为“逸党人物”，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整日交游、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另外，认为这些人目无礼法、妄自尊大、行为放浪、创作粗俗、言不由衷，非但无益于世，而且有违道统。实际上，这些看法是极为偏颇的，这个诗人群体在当时应该是一个进步的诗人群体，他们大多官位不高（除范讽之外），但关心国计民生。他们性情大都旷达奔放、不拘细节、“喜豪放剧饮”不顾流俗。据说，有一次石延年、刘潜在京城酒楼对饮，京师王氏正好路过，上酒楼见二位豪饮，甚为诧异，而石、刘二人旁无他人，依旧谈笑风生，第二日便传出了酒楼二酒仙的佳话。这些诗人大多是山东省人，并且彼此关系密切。范讽是这个文人团体的代表人物，范讽年轻有为，做官很有政绩，不仅体恤百姓，还敢于谏言，不畏权要。在他知青州时，青州发生灾荒，他大胆发放前帝相王曾家中数千斛粮食以济灾民。他曾弹劾皇亲贵族、朝廷重臣钱惟演，认为他有不法之事，应当降官。仁宗不听，范讽于是恳请皇帝说：“如果皇帝您不听劝谏，我自己宁可辞官。”仁宗最终降职钱惟演。

    逸党人物在当时豪放不羁、不顾流俗，极不合时宜，因此受到了一些保守派、卫道者的嘲讽和鞭挞，他们用“东州逸党”的称谓来贬低这些文人。“东州逸党”也就由此而来。

    杨亿“首以词章擅天下，为时所宗”

    大宋统一王朝建立之初，在诗坛上影响很大的是称之为西昆体的一个诗歌流派，杨亿就是这个诗派的领袖人物。

    杨亿（974～1020），字大年，建宁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传说杨亿快要出生的时候，他身为县令的祖父，做梦梦见一个道士，道士告诉杨亿的祖父他是来谒拜的。没过几日，杨亿就出生了，奇怪的是婴儿的身上长满了毛，并且很长。过了几个月，就自然脱落了。小时候，杨亿就能说会道，母亲教他经诗，立刻便能诵背如流。十一岁的时候，杨亿的才识已被皇帝所闻，皇帝派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去考查杨亿的学识，张去华将杨亿送到都城，出诗赋五篇，杨亿下笔即成。宋太宗对杨亿的才华赞叹不已，杨亿也由此步入仕途。

    景德年间，杨亿和一大批馆阁文人奉旨编修《册府元龟》，他们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吟诗酬唱。三年之后，修书完成，这些空暇时的诗作也由杨亿汇聚成集，并取名《西昆酬唱集》。此集一出，轰动了当时诗坛，这种含蓄、绵缈富丽的诗风令时人耳目一新。于是，西昆诗大为盛行，诗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杨亿作为西昆体的领袖诗人，他的诗作在这些文人雅士中是首屈一指的。虽然多数作品描写的是他们优越的生活和日常琐事，缺少真情实感、内容空洞，但西昆诗的艺术成就却是相当大的。杨亿主要师法李商隐，得其形而未得其神。如语言含蓄婉约、好用典故、诗词充满了香艳之感；笔法非常细腻，特别在描写物品上，在形式上达到了纯美之境。杨亿也写过一些咏史诗，借古喻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他的《汉武》诗，就是借汉武帝用尽方法寻求长生术，终究徒劳无益，难免一死的事情，实际上是对真宗求仙活动进行了讽喻。

    杨亿在宋初的文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所作的诗、词、文章被当时人纷纷传诵，竞相摹仿，而且西昆体对后来的宋代诗、词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说李迪是“贤相”

    李迪（971～1047），字复古，濮州（今山东鄄州）人。真宗、仁宗时期两度出任宰相，两度被罢。李迪为相正直敢言，不为利害祸福所动，与丁谓之徒势不两立，是宋初被人称颂的贤相之一。

    当初，李迪步入仕途不久，真宗常常听说亳州盗贼猖獗，就命令李迪知毫州。到任之后，李迪明察暗访，摸清了敌情，又派遣骁勇善战的士兵擒贼，抓住盗贼之后，并斩首示众。不久，就平息了盗贼，亳州又是一片祥和、安宁之地了。李迪也曾多次劝谏真宗，有一次，真宗要在蝗旱的大灾之年大兴土木，李迪当面力谏，陈述利弊，真宗深深地信服了。还有一次，驻守陕西的边帅曹玮上疏，请求朝廷增兵固防，朝廷不同意增兵，他就辞了官职。真宗认为曹玮很懦怯，就问李迪：“有没有人可以代替曹玮？”李迪对陕西的驻兵和储粮情况十分熟悉，他给皇帝分析了当时的战势，又力陈曹玮谋略有余，非胆小之辈，并预言曹玮日后定能在边关大捷。皇帝觉得李迪言之有理，就向陕西增兵。后来，果如其言，曹玮打了胜仗。

    李迪因与丁谓素来结怨而遭受排挤、迫害。虽然如此，他在皇帝面前仍旧据理力争，鞭挞丁谓擅权弄术，但皇帝听信谗言只将其贬至郓州。仁宗即位后，太后垂帘听政，丁谓得势，派人暗地里迫害李迪，几近致死。后来，王曾为相，丁谓垮台，李迪再次被起用。后又被吕夷简排挤陷害，再次罢相，贬官亳州。

    元吴攻打延州时，宋军损失极为惨重，李迪请战，但仁宗不同意。李迪报国无门，积郁成疾，辞官告退，庆历七年（1047），他病逝家中。皇帝亲自为他篆碑：“遗直之碑”。

    为什么说杜衍有“大臣之概”

    宋真宗、仁宗时期，贤相辈出，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四人皆为当时贤相。

    杜衍（928～1057），字世昌，山阴（浙江绍兴）人。祥符元年进士，初任平遥、乾州的地方官，很有政绩。离任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依依不舍地送他到边境，无奈地感慨道：“为什么要夺走我们的好太守啊？”后来，他以太常博士的身份提点河东路刑狱，依据事实平复了许多冤案。有一次，章献太后派遣使者安抚淮南，使者返回宫中后，章献太后先问杜衍的情况，使者把他的政绩报告给太后，太后听到后感叹地说道：“我知道这些已很久了。”

    契丹与元吴在黄河之外交战，范仲淹安抚河东，欲要带兵跟从。杜衍认为不必带兵，他说：“契丹和元昊两国交战，肯定不会来侵扰我们的，我们的军队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妥。”范仲淹在皇帝面前，坚持己见，诋毁杜衍，而有大臣之概的杜衍并未因此与范仲淹结怨。

    契丹人刘三嘏潜逃到朝廷避罪。很多大臣建议留下他并厚待他，以追问契丹的事情，连当时的谏官欧阳修也请求留下刘三嘏。皇帝征求杜衍的意见，杜衍缓缓地说：“中国历来以信守誓约而闻名天下，如果自己违背誓约，接纳叛国逃亡的人，这样不但毁了我们的名誉，并且这对朝廷是很不利的啊！何况刘三嘏还是契丹的近亲，他在此安身，定会招惹麻烦，并没有什么好处，不如早早遣送回契丹吧。”皇帝听从了杜衍的建议，将刘三嘏遣送回契丹。

    杜衍为相，十分清廉，私产极少。他辞官后在南都居住了十几年，屋子十分简陋，出入随从仅仅有十几个人，他穿着也非常简朴，过着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为什么说晏殊为相“喜荐拔人物，乐善不倦”

    大宋景德年间，江西临川出现了一位才识非凡的“神童”晏殊。

    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谥号“元献”，人们称他“晏元献”。仁宗时期，他曾数度出任宰相，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位少年得志的宰相之一。

    晏殊小时候聪慧过人，七岁便能写得一手好文章。真宗景德元年（1004），当时任宰相的张知白安抚江南，发现了少年博学的晏殊，并且以神童的身份推荐给了朝廷。第二年，真宗殿取进士，小晏殊气度不凡、文章高妙、品性淳直，颇得真宗赏识，赐进士出身，伴在真宗身边。晏殊日益受到真宗的眷注，小小年纪便身居高位，担任要职。据说，真宗每当有头痛之事，就写在一块小纸上请教于他，足以看出真宗对他的器重。

    晏殊不但自己做官，而且极喜荐拔人物，他所举者之人大多成就非凡，也证明了晏殊独具慧眼、善识贤才。

    仁宗天圣五年，晏殊因用笏板击落随从牙齿，被贬官知宣州（今河南商丘）。到位之后，他大力兴办学校，还请了范仲淹教授学生。过了没多久，朝廷又将他召回做官，由于他很看重范仲淹的才识，就向朝廷举荐了范仲淹，范仲淹的仕途也由此开始，最终成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名相、一世之师。

    晏殊一生喜荐拔人物，特别是他任宰相时期，更是利用朝廷重臣和文坛名士的有利身份，广揽天下有识之士，热情举荐、提携天下贤士，乐善不倦。因而“一时名士，多出其门”（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当时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富弼、欧阳修、韩琦……都得到了晏殊的大力提携。这些人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还成了他的女婿。他们人人都成就非凡，范仲淹、富弼、韩琦都是当时被皇帝所倚重的贤相、名臣，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的一代文宗。仁宗对晏殊广揽贤士也十分高兴，认为人才会聚，国家才会治理得更好。而一些小人却妒忌晏殊，攻击他“胶固乱党”、“布满要路”。有一次，晏殊想提拔欧阳修做河北都转运，刚刚上奏皇帝，就遭到了谏官的反驳，他们要求将欧阳修留在朝廷，其实是害怕欧阳修担任要职，对他们不利。结果由于他们人多势众，欧阳修出任之事未被皇帝允许。

    尽管在举荐、提拔人物时，屡遭挫败，但晏殊并不因此受到影响。仁宗庆历初年的改革，他是关键人物，因为新政重要人物的任用、提拔都与晏殊有很大的关系。一时间，天下名士会聚，聚合成了一股强劲的进步的政治势力，在新政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晏殊一生好贤，提携贤良众多，遍布台阁。欧阳修在为他写挽辞时道：“谋猷存二府，台阁遍诸生。”（欧阳修《晏元献公挽辞》）。

    宋仁宗时，韩琦为什么能“名重一时”

    韩琦（1007～1075），字稚圭，相州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圣年间进士。仁宗时，任枢密副使、按抚使、枢密使等职，封仪国公。英宗即位后，封魏国公。神宗时，又官拜司空兼侍中。韩琦执政三世，两朝顾命，在立英宗、神宗两代皇帝的问题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韩琦以学士身份亲临边疆处理事务，年纪刚刚三十，天下之人都尊称他为“韩公”。他曾经与范仲淹共事，商讨防御西夏入侵的计策，时称“韩范”。在仁宗朝，为朝廷做了许多事，因而“名重一时”。

    韩琦在任右司谏期间，敢于说话，前后上疏七十多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时的宰相王曾说韩琦的谏言“切而不迂”，是说韩琦的话恳切而不迂腐。韩琦听到王曾的话后，更加自信。当时益、利两地闹饥荒，韩琦以体量安抚使的身份前去慰问，驱除贪官污吏，淘汰多余官员几百人，使一百九十万的饥民存活下来。

    此后不久，韩琦升任枢密直学士，夏竦为副手。元吴谋反，占领了镇戍。韩琦在自己比较了解西北边境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攻守两个方案，并上奏朝廷。仁宗看过之后准备启用进攻策略，而许多大臣都不赞同。这时韩琦说：“元昊即使倾尽西夏一国之力，也只不过四五万人。如果我们让宋军分路进攻，说不定会碰上强敌，到时会因兵力不支而败。倘若所有的军队一起行进，趁着敌人攻城胜利之后存在的骄傲轻敌的心理，一鼓作气，一定能够大败西夏军。”于是朝廷就下诏令驻扎在鄜延、泾原的宋军一同出征。过了不久，元昊请求和解。细心的韩琦说：“没有盟约就来求和，这其中一定有诈。”就下令所有将士戒严，不可掉以轻心，西夏军果然在山外进犯。韩琦将军队交给大将任福，并命令他从怀远城出发到德胜寨，从敌军后方攻击敌人。如果不能战胜，就占据险要的地理位置，埋伏下来，切断敌军退路。任福临出发时，韩琦告诫再三，后来又传送檄文重申约定，说如有违背，即使打了胜仗，也要杀头。但是在两兵交战的过程中，任福还是被西夏军引诱，宋军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全军覆没。虽然这次战争宋军失败，但责任不在韩琦，相反，韩琦在这次战役中表现了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只是由于用人不当才造成失败。

    韩琦与范仲淹呆在兵营，时间长了，声名大振，人心归顺。二人合力夺取横山，谋取河南。这时元昊向大宋称臣，韩琦也被召为枢密副使。后来元昊又凭借着契丹的支援，强行向宋朝索要钱财物品，贪得无厌。宰相晏殊怕战事再起，处处迁就元昊。韩琦认为宋朝廷不应该这么做，还罗列了朝廷中应该先采取的七项措施，如实行清政、招揽人才、收拢民心等，仁宗对此全部采纳。后来韩琦又扫平群盗，淘汰军营之中年老体弱者，讨回敌方所侵占的土地。接着又提出了对付西北边防的四项政策，主张“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韩琦的这些策略对于西北防御事务起了指导作用。

    欧阳修曾称赞韩琦说：“临大事，决大议，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韩琦去世时六十八岁，谥号“忠献”，赠尚书令之职。

    宋神宗时韩琦有何建言

    韩琦为官敢于直言，前后上疏七十多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仁宗说韩琦“性直”，王曾也曾说韩琦的话恳切但不迂腐。韩琦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神宗朝时也有许多建言。

    契丹请求宋朝割代以北的土地，这时韩琦上疏给神宗，奏疏中说：据我观察，这几年来朝廷办事，很少考虑边境敌方。而敌国看到这种情况，心生疑虑，认为我宋朝在计划怎样收复燕南土地，所以他们就持先发制人的想法，挑起事端。他们之所以产生这种疑惑，原因有七个：高丽在北方向我北宋称臣，已经很久不来朝贡了，我们用商船引诱让高丽前来朝贡，契丹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认为北宋有什么计谋；强行夺取吐蕃的土地建立熙河，也会让契丹以为宋朝另有图谋；在西山上栽种大片榆树和柳树，希望树长的高大茂密以阻止骑兵；创立保甲制；建城池，筑高墙；发明弓和刀的新式样，大造战车；在河北设三十七个将领。契丹向来是北宋的敌国，因此起疑心，他们是不得不这样的。

    接着，韩琦又指出要对外平定四方，首先必须治国安邦。而当时由于实行新政，主张新政的一派认为要从根本上治国，首先就是要聚敛财物，在百姓中大量征兵。这一错误的认识导致新政派采取的措施不当，实行青苗法、募役法，并且经常更改具体施行办法，让农民无心耕种，商人无法经商，连官吏都茫然不知所措，举国上下怨声载道。韩琦指出造成这种结果的最直接原因是新政派的错误主张。

    这样韩琦从两个方面指出了契丹求割地的两个原因：一是朝廷做事使契丹产生疑虑；二是新政使宋朝人心动摇，怨声载道，以致不能齐心对外。

    同时，韩琦在奏疏最后提出了应对契丹的策略。他认为应当派使者到契丹，详细说明朝廷所做的事都属于治理国家的正常举措，并没有别的意图；边界仍按以前的约定不变；劝说契丹不要再生事端，别破坏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当然，以上只是韩琦提出的权宜之计。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应该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爱惜民力，任用贤能之人，远离奸邪小人，这样定会使百姓顺服，边地军备充足。如果敌国毁约，宋朝也可凭借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收复失地。这也是韩琦在边境防御问题上“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处理宋与契丹关系上，富弼有何重要贡献

    富弼（1004～1083），字彦国，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是晏殊的女婿。仁宗时制科出身，任将作临丞，逐渐升直集贤院、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庆历二年（1042），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曾与范仲淹一起推行“庆历新政”，但因怕流言中伤，主动请求安抚河北。后来，富弼与文彦博同时拜相。英宗时，富弼为枢密使，封祁国公，又进封郑国公，因与王安石不和，出知河南，辞职后仍关心朝廷大事。

    富弼曾奉使几次出使契丹，在处理宋与契丹的关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彦博仁宗时，契丹在宋朝边境上驻扎军队，并派使臣萧英、刘六符到宋朝，请求割关南十县土地给契丹。宋朝廷中无人愿意接见契丹使臣，这时吕夷简就举荐说富弼可以担当此任。在接见中，富弼与契丹使臣萧英开怀畅谈，萧英很高兴，就偷偷地将契丹主想要什么告诉了富弼，并对富弼说：“如果宋朝廷认为可以，就答应，如果认为不行，就可以另用别的办法搪塞过去”。富弼把这些话详细上报仁宗，仁宗只允许增加给契丹的岁币，并与契丹联姻。

    后来，富弼奉旨出使契丹。在面见契丹主时，他询问契丹要求割关南土地的原因。契丹主说是因为宋朝违反两国约定，堵塞雁门关，增加堤防的蓄水量，修治护城壕，增加军队人数。契丹还狂妄地说，“如果契丹请求割地不成功，就要举兵南下，攻打宋朝。”富弼也毫不示弱地回应说：“当初的澶渊之役，如果不是宋朝放过契丹军，那么契丹士兵就不会有活着回去的。现在宋朝有广阔的土地，数百万人的军队，并且朝廷法令严明，万众一心。如果契丹再要攻打宋朝，胜算的可能性很小，即便侥幸取胜，也会伤亡惨重。还不如两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宋朝每年送岁币给契丹。”契丹主听后，点头称是。富弼还向契丹主解释了宋朝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御元昊；修治护城壕，补充军队缺员等都属于国家的正常建设，没有违背两国约定。

    第二天，契丹主邀请富弼一同打猎，又提及割地的事。富弼反复陈述说这样不行，又说：“契丹如果以得到关南土地为荣，那么宋朝一定会认为割让关南土地给契丹是一种耻辱，两国既然是友好国家，哪能让一国光荣，另一国受侮辱呢？”契丹主听后很受感动。

    等到富弼再一次出使契丹时，契丹主答应宋朝增加给契丹的岁币，不再提割地的事。但宋朝向契丹送岁币必须说“献”或“纳”，富弼听后非常气愤，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尽管最终宋朝还是用了“纳”字，但富弼当时的做法还是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不辱使命。

    富弼几次出使契丹劝和，避免了战争的爆发，在维持宋与契丹友好关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什么说文彦博历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

    文彦博（1000～1092），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天圣年间进士，始任翼城知县，后来升为殿中侍御史。因为镇压贝州王则起义，当上宰相。任相期间，与庞籍商议裁减冗兵之事，卓有成效。又先后出制河南、大名、太原等州府，封潞国公。英宗时，任枢密使。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判河阳。文彦博在职有五十年，历任四朝，很有威望。

    宋夏战争爆发后，文彦博向皇帝指出当时将权不专，军法不严的弊病，并得到仁宗的称赞和采纳。后来宋将刘平在与西夏作战中，被西夏军俘虏。黄德和趁机用金带买通了刘平的奴仆，诬陷说刘平向西夏投降了。刘平一家二百多人也因此全部被关押大牢，等候处置。朝廷命文彦博处理此案。文彦博经过仔细审查，终于查出了案情的真相。这时，黄德和的同党就声援黄德和，并请朝廷另派官员审理此案。文彦博坚决反对黄德和同党的做法，在朝廷派遣的官员到来之前，就将黄德和和被买通的刘平的奴仆一同处死。由此可见文彦博执法从严、行事果断的处事风格。

    至和三年（1056），仁宗皇帝上朝时突然发病，被扶入寝宫休息。文彦博非常担心皇上的身体，就召来服侍皇上的宦官史志聪，询问皇上的病情，但史志聪说这是宫中的秘密，不可随便乱说。文彦博听后大怒，呵叱道：“你们这些人出入宫中禁地，却不让宰相知道天子的起居状况，这是什么意思？从现在开始，皇上的病情一定要如实禀告，如有不从，就军法处置。”还与大臣刘沆、富弼等人在大殿内留宿守候。史志聪对文彦博说：“以前没有大臣在大殿留宿的例子”，文彦博质问道：“这是议论有无先例的时候吗？”史志聪无言以对。开封府知府王素半夜来敲宫门，文彦博没让他进。等到第二天早上，王素说有禁卫兵告发都虞侯要谋反。听后刘沆就要逮捕都虞侯，而文彦博却召见都指挥使许怀德，仔细询问了都虞侯的情况。许怀德将都虞侯的情况告诉了文彦博，并自愿担保说都虞侯不会叛乱。文彦博当机立断，说：“这样看来，一定是这个士兵与都虞侯有仇，所以就诬陷都虞侯。既然这样就应当将这个士兵斩首，以此稳定众人之心”。于是就把后面的事交给刘沆处理，刘沆将诬陷都虞侯的士兵斩首，全国上下，人心大定。等到仁宗病好之后，文彦博等人才搬回各自的府第就寝。在仁宗生病期间，国家的安定很让人担忧，多亏了文彦博、富弼二人主持朝政，才维护了社稷的安宁。

    文彦博继承父亲文洎的遗志，修理整治了唐朝时期的运输河道，增加了麟州的军饷储备。为相期间，文彦博曾与枢密使庞籍商议裁减冗兵八万人。朝中议论纷纷，担心这些人聚众谋反，皇上也有相同的疑虑。文彦博说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国家财政非常紧张，入不敷出，并说如果有什么不测，愿意以死谢罪。但在这项政策实施以后，被裁减的士兵都平静地回到家中，没有什么事发生。文彦博的这个措施节省了朝廷军费开支，意义重大。

    作为一代名臣，文彦博声名远播，契丹使臣远远地看见文彦博，脸立刻都变了颜色，说文彦博是“天下异人”，羌族的首领温溪心也将心爱的名马赠送给文彦博，可见他们对文彦博的敬重程度之深。文彦博去世时九十二岁，追赠太师之职，谥号“忠烈”。

    范仲淹诗、词、文成就如何

    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诗、词、文都写得很出色，有《范文正公集》。虽然流传下来的篇数不多，但思想性强，感情深厚，富于感染力。

    范仲淹的诗《江上渔者》，只有短短的四句，但作者巧妙运用对比，突出反映了渔民的疾苦。他的诗句“身甘一枝巢”，“富贵非我望”，反映出范仲淹对生活要求极为简单，能解决温饱就足够了，富贵对他来说乃是身外之物。

    在范仲淹的词作中，《苏幕遮》十分引人注目。首句“碧云天，黄叶地”被元代王实甫化用在《西厢记》中，结句“酒人愁肠，化作相思泪”更是被广泛传颂。作者用哀婉缠绵的笔触，采用秋天凄美景色作映衬，深刻地描绘出羁旅行人的相思之情。另一首词《御街行》充满柔情，也是此类作品。宝元三年（1040），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抗击西夏。四年的军旅生活，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增加了他的人生感受，这集中体现在《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中。上阙写广漠萧瑟的边地风光，下阙客观地反映战士戍边生活的艰苦和久戍边关的思乡之情，抒写报国立功之志。词风悲凉苍劲，独树一帜，开拓了宋词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

    范仲淹最为人称道的是散文《岳阳楼记》。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是为劝勉好友滕宗谅而作的，也是范仲淹的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操的集中体现。全篇先叙写创作缘由，点出“谪”这一关键字。而后写景，极写登楼之所见，既有细笔勾勒，又有浓墨渲染，对景致的刻画栩栩如生，接着写面对如此美好景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劝勉滕宗谅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处处以国家前途为重，从而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慨，这既是范仲淹伟大人格的写照，也成为后代仁人志士用以自勉的格言。全文结构精巧，骈散结合，藻饰华美，颇具诗的韵味，被当时的古文家尹洙评为古文的“传奇体”。

    “阎罗包老”说的是谁

    所谓“阎罗包老”是指北宋的包拯。

    包拯（999～1062），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天圣（1023）进士。他早年因父母老迈坚决不做官，等父母去世后才出任地方官。先后做过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又知江宁（今江苏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等职。特别是在开封府任职时，他执法严峻、平冤狱、抑豪强，当时的贵戚宦官对他无不惮惧，把他比作“阎罗”，在京城内传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老百姓也称赞他的清廉，连妇女和小孩子都知道他的名字，称他为“包待制”。

    包拯是封建社会中有名的清官，他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史书也多有记载。他在做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知县时，有一个人前来告状，说自己家养的牛被人偷割了舌头。包拯说：“你只管回去，把牛杀了吃。”时隔不久，又有一人前来告状，说牛的主人在家私自杀牛，包拯说：“为什么割断了牛的舌头又来告牛主人的状呢？”这个盗贼听了这话非常惊讶又十分叹服。

    包拯虽做了大官，但衣服、日用、饮食和平民时一样简朴，为官也清廉。他在端州（今广东高要）为官，端砚非常有名，以前的官员往往借向朝廷贡奉之机向民间搜刮十倍于进贡所需的砚台，以便拿去巴结权贵，然而包拯除了完成进贡数目外，再无所取。他在临死前交待后人说：“后世子孙当官者，如果贪赃犯罪，不能让他回本家来；他死后也不允许把他埋进祖宗的坟地。如果有人不按我的意愿做，那么他就不是我的子孙。”从这里可见其为人，“阎罗包老”的称呼还是较为恰当的。

    唐介因何被士大夫赞为“真御史”

    唐介（1010～1069），字子方，江陵（今湖北江陵）人。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有人借钱给他赌博，他没要。擢第以后，历任平江令、殿中侍御史、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枢密直学士、参知政事等职。他为人正直敢言，许多人都很怕他，每当他论及官吏缺失的时候，其他官员都安静地望着他，看他的风彩。在他任殿中侍御史一职的时候，启圣院制造了一辆龙凤车，皇宫大内拿出珠宝玉石给车子做修饰之物。唐介知道后说：“这是太宗神御所在之处，不可喧闹亵渎它；后宫里这些奇珍异宝浮靡的东西，不应该超过规定限制。”因此，给龙凤车加修饰的诏书立即被废除，官员张尧佐一下子被授予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唐介与包拯、吴奎等据理力争，又请中丞王举正留文武百官在朝廷上论争，张尧佐终于被罢去二使。不久，张尧佐再次被授予宣徽使、知河阳县。唐介知道这个消息后，对其他官员说：“这是要给张尧佐宣徽使一职，却假以河阳令作为名目罢了。”在其他官员都不出来反对的情况下，唐介挺身而出，一人抗议。宋仁宗不听，并告诉他说：“这是中书省的任命。”于是，唐介转而弹劾宰相文彦博，说文彦博未做宰相之前每天拿金银珠宝，通过太监送到后宫嫔妃手中，以求执政；现在他这么重用张尧佐，更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请皇上罢免文彦博而重用富弼为宰相。同时，谏官吴奎也弹劾文彦博，话语非常恳切率直。仁宗听了大怒，将唐介的奏折未看退回，并说打算将唐介贬往远地。唐介不但不惧反而说道：“臣忠心耿耿，义愤所激，就是被鼎镬煮了也不怕，难道还会对被贬有所推辞吗？”仁宗急忙召集人告诉唐介说：“你直言论事是你的职责，但你说文彦博是借助嫔妃的关系做了宰相，这从何说起呢？宰相的任用是有司决定的，你怎么能干预？”当时文彦博也在眼前，唐介责问他说：“文彦博应该自己反省，如果有这样的事，不可隐瞒。”结果文彦博磕头谢罪不已，仁宗怒气更盛，贬唐介为春州（今广东阳春）别驾，王举正为他说情，仁宗第二天命改置英州（今广东英德），并罢去文彦博相位，吴奎也得到重用。仁宗又担心唐介在路上死去，自己会担上杀直臣的罪名，就命中使护从唐介去英州。因为这件事，朝野都称赞唐介的直名，梅尧臣、李师中还专门做诗来赞美他，由此唐介“直声动天下”，士大夫说到真御史，一定说“唐子方”，而不敢称“唐介”这一名字。

    欧阳修在史学、文学等方面有何贡献

    欧阳修在从政方面有很多建树，但他在史学、文学两方面做出的贡献更大。

    宋朝自建立以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文章体式仍旧延续着五代时的风气。这种五代余习的显著特点就是：精雕细刻，讲究对仗、对偶，文风绮靡不振。受这种风气影响，士子们做出来的文章都词气卑弱。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有心改变这种风气来振作士气，但是成就都不大。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奉召知贡举，当时的士子们依旧崇尚五代这种险怪奇涩的文章，并把这种文章风格称为“太学体”，欧阳修对这种文风坚决予以痛斥和压制，凡是做“太学体”这种文章的士子，都被罢黜。事后，先前那些气焰嚣张的轻薄之徒在欧阳修出来的时候，围住欧阳修的马头聚众闹事，结果就连街上巡逻的吏卒也无法平息这种骚乱。尽管如此，“太学体”还是被抵制下去了，五代以来的文风由此发生了改变。

    欧阳修在随（今湖北随县）游览的时候，曾经得到一本唐韩愈的遗稿，读了之后对韩愈十分仰慕。他精心钻研韩愈的文章，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并下定决心一定要赶上韩愈，取得和韩愈古文运动一样伟大的成就。欧阳修写出来的文章具有自然天成、繁简合度的风格。他使用的语言简练明朗，平实而又畅达，在援引事物进行比较的时候，常常能传达出人生的至理，所以能够打动人心。这种成就是别人难以达到的，所以天下的读书人都尊他为师，向他学习。

    欧阳修还对史学有浓厚兴趣。史书载，凡是周代、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他都有所收集。他经常钻研它们，把成果和心得写在《集古录》一书中。此外，在做翰林学士时，欧阳修还奉诏撰写《唐书》，他执笔《唐书》的纪、志表等部分，并且还写了《五代史记》一书。他写的史书具有“法严词约”，与《春秋》的写作风格一脉相承。

    苏轼对欧阳修很是敬重，他在文章里谈到了欧阳修在史学、文学两方面的成就，他说道：“欧阳修在谈论大道这方面就像韩愈，在论事方面就像陆贽，记事方面如同汉代司马迁，而他做的诗赋成就如同李白。”

    作《四贤一不肖诗》的蔡襄有何政绩与才能

    蔡襄（1012～1067），字君谟，是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举进士后，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馆阁校勘等职。范仲淹被贬后，余靖上疏营救，尹洙请求有司将他与范仲淹一同贬往外地，欧阳修也写信责怪当时的司谏高若讷，说高若讷不知羞耻，这三人因此都被贬。蔡襄有感此事，作《四贤一不肖诗》，京都的人士都争相传写，卖书的人把这首诗拿到集市上去卖，还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当时恰好契丹的使者也在此地，这个使者也买了这首诗并带回了契丹，把诗陈列在幽州（今北京市城区西南）馆里。

    蔡襄博学多才，他的书法是当时第一，宋仁宗特别喜欢他的字，曾经让蔡襄写过他自己作的《元舅陇西王碑》一文。后来，仁宗还诏令蔡襄写《温成后父碑》，蔡襄认为这是越职，没有奉诏。

    蔡襄书法第一，人品也为人称道。《四贤一不肖诗》已表现出他正直敢言的一面，他对朋友也是讲究信义的，他的朋友如果死了，他就会不吃酒肉表示哀悼。蔡襄曾与朋友们在会灵东园饮酒，有一个人不小心射出箭来并误伤了人，这个人慌乱中指出是蔡襄所射。过几天，皇帝问蔡襄是否有这件事，蔡襄再三表示愧意和道歉，始终不曾为自己辩解一句。

    蔡襄为政期间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庆历三年（1043），仁宗更用辅相，亲自提拔了余靖、欧阳修及王素等人为谏官，这三人同时荐举蔡襄，仁宗命蔡襄知谏院。当时国内正有旱蝗、日食和地震等灾异现象出现，蔡襄上疏说：“灾害的到来，都是因为人事方面做得不好。数年以来，这种天戒屡屡到来。推究这种灾害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君臣上下都有缺失。陛下的缺失之处在于号令不被百姓信服，恩泽没有施及百姓身上，而大臣们的缺失之处却在于没有想出好的办法和谋略来矫正时弊，也未能尽到自己作为臣子的忠诚和职责。朝廷有不好的政策却不能矫正，百姓有疾苦而不能帮助他们解决，陛下处理事情宽仁而不能决断，大臣们明哲保身而不能斥离佞臣，这些都是臣子们的罪过。”这个奏疏一出，所有的人都心生畏惧，蔡襄因而被召进直史馆，兼修起居注一职。

    在此期间，蔡襄在政治方面又有建树，保州（今河北保定）一带兵卒发生动乱，事后这些兵卒推出十几个懦弱胆小的人出来算作首恶，并把这十几个人杀了来求朝廷招抚。蔡襄提议道：“天下有兵百万，如果没有诛杀决断这样的命令，一定会成为兵卒们骄傲轻慢以至形成暴乱的祸源。今天保州的兵卒杀官吏，关闭了城门，不去讨伐他们，反而还要招安他们，不是要被所有人嘲笑吗？我恳求朝廷把这些兵卒召进城中，全部杀掉。”朝廷听从了蔡襄的建议。

    蔡襄任知制诰一职的时候，三御史提议梁适应当罢官，蔡襄不同意。此后，每当有司部门在授予官职时有不恰当的地方，蔡襄都不写诏书。因此，皇帝对他更加礼遇，赐他母亲凤冠霞帔，又亲笔写下“君谟”二字派人给他送去表示恩宠，迁蔡襄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蔡襄精于吏事，谈笑之间就能明断是非，揭发奸邪隐秘之事，所以官吏们都不敢对他有任何欺瞒。以枢密直学士再知福州，后召为翰林学士、三司使，英宗时拜为端明殿学士。卒后朝廷赠吏部侍郎一职。因为有这些功绩，所以史臣评价说，蔡襄、王素、余靖都是昭陵贤御史。

    仁宗、英宗时王安石有何建言与事迹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从小就酷爱读书，写的文章，读过的人都说精妙。曾巩把他的文章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也对他十分称赞。

    王安石文章写得好，思想也常能出新，有志于矫世变俗，为此他曾上万言书，内容大致为：如今天下财力日益匮乏，民风民俗也日趋败坏，原因就在于朝廷没有建立法度，没有实行王安石先王的政策。实行先王的政策，就是实行先王政策的思想，那么我们实行变法改革就不至于惊世骇俗了。我恳请陛下能废除那些因循守旧的弊政，实行新法以跟上时代的变化。以后王安石登上相位实行的新法，思想依据都源于此书。

    不久，王安石入直集贤院，在此以前，他一直拒绝做官，士大夫们以为他无意仕途，都想结识他，朝廷每次想要给他官做，也都担心他不接受。入直集贤院的第二年，朝廷任他做同修起居注，王安石又推辞了许多天才肯接受。不久，朝廷命王安石掌知制诰一职，负责纠察在京城中的所有刑狱，这以后他才不再辞官了。在此期间，他接手一个案子，一个少年得到一只斗鹑，被他同伴抢去，这个少年情急之下杀死了这个同伴。开封府判处这个少年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说：“按照法律，这个被杀的人因为少年不给他斗鹑就动手抢去，属于强盗行为，少年追上去把他杀死，属于捕盗行为，因此即使死了人也不应判少年的罪。”王安石据此纠劾府司失职，府官不服，提出上诉，结果审刑、大理都认为府官判断的对，朝廷让王安石道歉，王安石认为自己无罪，坚决不肯。当时又有诏令说舍人院不能申请涂改文字，王安石争辩说：“如果像这样审理的话，那么舍人就不能再实行他的职权了，一切都得听从大臣的意思去做，立法不应该这样。如今懦弱的大臣不敢坚守陛下的法度，有权势的大臣则拿陛下的旨意任意下达命令，谏官、御史都不敢违逆这些大臣的意思，这种状况，实在令臣忧虑恐惧。”这番话语都是针对执政大臣而言的，王安石由此得罪了权贵，正赶上为母守丧，王安石辞官，整个英宗朝，王安石虽几次被召用，但屡辞不就。

    什么叫新学

    新学，也称荆公新学。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后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的三年时间里，著有《淮南杂说》一书史称“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王介甫临川集》）。这句评价已把王安石的《淮南杂说》与一代大儒孟子相提并论了。这是王安石创立“新学”的开始。嘉祐八年冬至治平四年秋（1063～1067）间，王安石居丧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在那里聚徒讲学。后来推行新政时，王安石与吕惠卿、王雱等人重新训释《诗》、《书》、《周礼》，先儒们所做的传注一概废而不用，终于在熙宁八年（1075）完成了《三经新义》，这部《三经新义》在学官中颂行，学官和士子们为了登科都不敢不用。《三经新义》的颁行标志着王安石学派的完成，当时称为新学，从此新学大行，不久即成为宋学中的最大学派。王安石后来被封荆国公，史称王荆公，因此他的新学也称荆公新学。

    沈遘、沈辽、沈括各有什么特长

    沈遘、沈辽与沈括被合称为“沈氏三先生”。

    沈遘（1028～1067），字文通，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为人博学通达，善于吏治，所到之处，令行禁止。百姓有因为贫穷而不能给亲人下葬的，沈遘给他们公钱办理丧事。他还帮几百个孤苦零丁的女子找了婆家，如果有人逼良家子弟作了倡优，沈遘就会派人把这些良家子弟夺回来，再还给他们的父母。沈遘待手下人十分仁慈，这些手下都愿意竭尽全力为他做事，闾巷里的是是非非，无论事情大小都能被沈遘的人了解到，所以一旦有案子出现，沈遘往往能当机立断。

    沈辽（1032～1085），是沈遘的弟弟。沈辽在年幼时就挺拔不群，长大后爱好读书，并广泛结交朋友，为人不喜进取傲睨一世。他的文章自成一家，志趣高远，不同流俗。王安石过去很赏识他，曾给他写过一首诗，其中有“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两句，表达了对沈辽诗风的赞赏。后来，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沈辽与王安石意见相左，友情就日益生疏了。

    沈辽在做地方官时，留连山水，更加傲睨人世，曾在齐山上建了房子。并起名“云巢”，许多好事的人都去游玩过。到了晚年，沈辽对自己不羁的生平很是后悔，改去了年轻时的所有陋习，杜门谢客，就连笔砚也终日染上灰尘。偶尔，沈辽还会作篇文章，雄奇峭丽，人们评价很高，但更善于写诗，当时曾巩、苏轼、黄庭坚都与他唱酬往来。

    沈括（1031～1095），是沈遘的堂弟。多年辗转四方，担任地方低级官吏。虽然职位低微，沈括还是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政绩。在沭阳主簿任上，沈括整治了该县年久失修的水利工程，使危害多年的沭水得到治理，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嘉祐八年（1063），沈括进士及第，除扬州司理参军。熙宁五年（1072），任太子中允、检正刑房公事的沈括又被任命为兼提举司天监，主持司天监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任用卫朴编修了新历《奉元历》；在对天文仪器作了系统的研究后，又写出了《浑仪》、《浮漏》、《景表》等三篇论文，建议制造更精确的浑仪、浮漏和圭表，并于熙宁七年完成这些仪器的制造。

    沈括还参与了王安石新法的系列活动，汴河水利就是沈括负责的项目之一，他通过实地考察，从治汴的历史和现状出发，说明了治汴工程的必要性，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变法。此外，他还在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兼提举该路保甲时，就兴修防御设施、推行保甲法等问题提出过三十一项建议。沈括在熙宁七年九月受命兼管军器监，在近两年时间里，军器监生产的兵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提高，还重订了《九军阵法》，编成《修城法式条约》等。

    沈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博闻强识，对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方面无所不通。他的著作很多，今存《梦溪笔谈》、《补笔谈》、《续笔谈》、《苏沈良方》以及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原有四十一卷，仅存十九卷）等。其中《梦溪笔谈》是沈括晚年将一生所见所闻和研究心得以笔记文学形式写下的不朽著作，现存《梦溪笔谈》共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十七门，分类系事，考辨精邃，共有六百零九条。它不仅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典籍，而且是一部科技史资料汇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司马光在史学、文学方面有何重要贡献

    司马光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在史学上的突出贡献，是编写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一部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三百多万字，共分二百九十四卷，考异目录各三十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后代五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跨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它网罗了众家之长，包括正史、别史、杂史三百多种，取材的广泛性是任何一部史书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但记载了政治史，还涉及到了经济、文化、天文等等，史料翔实，叙事客观准确，文字朴实生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部书的编纂从英宗治平三年（1066）开始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结束，历时十九年，可以说凝聚了司马光毕生的心血。

    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在司马光领导下集体编写而成的。早在熙宁三年（1070）他还在京城时，就举荐了范祖禹同修；后来他退居洛阳，又聘请了刘恕、刘攽参预此事。他们分工合作，草拟初稿，最后由司马光定夺成篇。在编纂之前，他们还制定了一个共同遵循的方法和原则，就是先作从目，然后修长编，最后由司马光勒定成书。这样的修史方法，既保证了全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也保证了它在政治观点上的一致性。

    修撰这样一部巨著，作为主编，工作量本来就大，加上司马光为人又谨慎细致，精益求精，因此工作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到了五更初，挑灯再干。相传，为了提醒自己不要贪睡，他专门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取名“警枕”，入睡后只要稍稍一动，“警枕”就会翻滚，人也马上就醒了。他用这种方法提醒自己要珍惜每一寸时光，经过十几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勤奋工作，他们终于在元丰七年十一月完成了这部巨著，这时的司马光已经累得发白齿落，完全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了。

    司马光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的散文不事华藻、朴素通畅却能够寓情于辞、言之有物；诗歌则平实流畅，通俗易懂，也能够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现实。

    为什么说吕公著是“守成之良相”

    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寿州（今安徽凤台）人。他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吕蒙正、父亲吕夷简都官至宰相。吕公著从小酷爱读书，以至废寝忘食，所以父亲吕夷简大胆预言公著“他日必为公辅”。他通判颍州（今安徽富阳）时，得到了欧阳修的器重，不仅与他结为讲学之友，还向朝廷推荐他和王安石一起担任了谏官。后来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问他中国有哪些有学行的士人，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吕公著。仁宗也对吕公著的恬退精神非常赞赏，任命他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英宗即位后，又加龙图阁直学士。后来英宗要追崇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有人就建议称“皇伯考”，吕公著进言表示反对，但是英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又贬斥了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吕诲等人。吕公著一气之下，坚决请求外放，英宗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出知蔡州（今河南汝南）。

    神宗熙宁初年，吕公著知开封府。夏秋时节，大雨成灾，京城又发生了地震。他借机上疏，提醒神宗要提高警惕，认为只有君臣上下一心，才可以消除灾害；作为君主不能偏信独断、不能以先人之语为主，这样才能远离小人。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他极力反对；后来神宗要任用吕惠卿为御史，他又对神宗说：“吕惠卿确实有才，可是他是一个奸邪小人，这样的人怎么可以重用呢？”王安石本就生他的气，这次火上浇油，于是很快就把他贬到颍州。元丰八年（1085）三月，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派使臣迎接吕公著回朝。他立即上十事疏，认为人君即位，要注意修德以安定百姓，而修德最重要的也是首先要办的是“学”，有十件事最为重要，即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又请求增加谏官，广开言路。终于在元祐元年（1068），他升任宰相，与司马光一起辅政，废除新法。司马光去世后，他继续推行司马光的政策，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可专用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出题也不准涉及佛学内容，并恢复了贤良方正科。

    元祐三年，吕公著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在整个宋代历史上，只有四个人享受过这一殊荣，吕公著和他父亲吕夷简都位列其中。次年二月，吕公著去世，终年七十二岁，太皇太后哭着对大臣们说：“国家真是不幸啊，司马相公已经过世了，现在连吕相公也去了！”非常悲伤。哲宗亲临赐奠，追赠他为太师、申国公，定谥号为“正献”。与司马光一样，吕公著身后也受到了党争风波的影响，哲宗绍圣初，他被削谥、毁碑，徽宗时也被列入了“元祐奸党碑”，直到南宋初年才得以平反。

    在文学方面，苏轼有什么重要成就和贡献

    苏轼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大家，他才气横溢，在散文、诗、词等文体的创作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是人们公认的天才、全才。一代文坛盟主欧阳修在他刚刚崭露头角时就断言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宋神宗也曾称赞他是“天下奇才”。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一生在散文上用功最勤，成就最大。他现存各种体裁的散文四千多篇，大致可以分为议论文、记叙文、杂著几类。议论文中最重要的是史论和政论，如《思治论》、《六国论》、《教战守策》等。这种评史议政性质的文章，大都语言明快，气势雄浑，说理透彻，他尤其善于运用一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来阐明深刻的哲理。记叙文包括碑传文、山水记等。他的碑传文善于运用描写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的素材和细节刻画其个性，以《方山子传》为代表；山水游记除了描写景物和叙事抒情外，还特别喜欢议论，阐发哲理，名作如《喜雨亭记》、《石钟山记》等都是如此，而其中最著名的是《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两篇赋不仅抒发了作者的人生哲学，而且语言优美，富于诗情画意，不愧是宋代文赋中最出色的作品。除了议论文和记叙文外，书札、序跋和杂文，在苏轼的散文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类作品或记友情，或写抱负，都能夹叙夹议，挥洒自如，充分表现出了作者的个性和风趣。

    在艺术上，苏轼的散文在前辈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推进和开拓。他的散文豪放自然、气势纵横，艺术手法多变，往往突破固定格局，使情景事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仅以议论见长，而且常常向思辨化的最高层次升华，尤其善于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可以这样说，苏轼的散文，代表了北宋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除了以散文著称，苏轼也是一位博采众长、别开生面的大诗人。他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敢于用诗歌来揭露时弊，在现存的二千七百多首诗中，社会政治诗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乌台诗案”以后，他对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诗歌创作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充分吸取了前代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伟大诗人的不同风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融豪放、雄浑、清新、典雅、婉约、朴实、幽默于一炉。他用诗歌来抒发对国家前途、民生疾苦的关心，用诗来表现山水风光的优美，用诗来表达对亲朋好友的深情厚谊。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比喻是苏诗非常突出的艺术特色，在《百步洪》一诗中，他连用了七个比喻来形容水势的磅礴，奇思妙想，生动形象。在诗歌史上，苏轼是继李白、杜甫后的又一个高峰。

    在词的创作上，苏轼以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来填词，在柳永发展长调慢词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词的意境，把歌者之词变成了诗人之词，打破了“词言情”传统，开创了豪放的词风。苏轼用词来说爱言情、怀古、咏史、说理、谈禅，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什么叫蜀学

    宋代儒学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少派别，除了理学外，王安石创立的“新学”，以苏轼、苏辙兄弟为代表的蜀学都对当时或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蜀学不仅与新学对峙，也曾经与司马光的朔学，二程的洛学鼎足而立，在宋代儒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蜀学的创立者是苏洵，完成者则是苏轼、苏辙兄弟。因为苏氏父子是蜀眉山人，因此这个学派被称为“蜀学”。嘉事占元年（1056），苏氏父子三人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次年，苏轼、苏辙中进士，蜀学才开始逐渐形成，苏洵著《六经论》阐述了他的观点。治平三年（1066）苏洵病逝，临终前嘱咐苏辙继续完成《易传》。元丰三年（1080），苏轼被贬到黄州，以后的几年中，苏辙也把所著的部分《易解》寄给兄长，可以说这部《易传》是苏氏父子三人的合作，也标志着蜀学学派的基本完成。除了《易传》外，苏轼还著有《论语说》，苏辙还有《老子解》、《孟子解》、《诗集传》、《春秋集解》等儒学著作。

    三苏虽然都是著名的文学家，但他们却都认为为学最深处在于性命之学、经世之学，而“杂”是蜀学最突出的特点。他们公开接受佛学的影响，也讲求道教方术，三教合一的宗旨在他们的学说中体现得很明显，他们的理论中甚至还包括了纵横家的思想，思想成分十分驳杂。

    高宗初即位时，李纲对军民大政有何建言及规划

    宋高宗即位后，任命了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但是他认为这两个人声望不高，于是又拜李纲为右相。这个任命遭到了御史中丞颜岐和右谏议大夫范宗尹的反对。颜岐连续五次上奏章，他认为金人非常厌恶李纲，应该趁他还未到任把他罢免，高宗冷冷地反驳他：“恐怕朕做皇帝，也不是金人愿意看到的吧！”一句话使颜岐哑口无言，只得悻悻而退。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纲刚刚到任就向高宗上了十议书，提出了一系列抗金立国的建议：整顿朝政，维护朝廷纲纪；严惩叛徒，表彰忠臣烈士，以整顿士风；在对待金人入侵的问题上，一定要首先使自己强大起来，坚决抵抗金人的进攻，不能只想着乞和，投降卖国；要加强河北、河东地区的防务；要积极组织民间的武装力量，参加抗金斗争；要重视人才；修城池，整军器，造战船，加强军纪；严惩张邦昌等叛贼；反对迁都到建康等。他积极支持两河地区人民的抗金活动，筹划设置了河北招抚司和河东经制司，向高宗推荐了张所、傅亮，于是高宗封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北经制副使，又任命老将宗泽为开封府知府。他认为只要上下一心，就一定能够报仇雪耻。经过李纲的苦心经营，南宋政局逐渐稳定下来。

    张浚为何使“天下占其出处为安危”

    张浚在平定苗刘之乱中居首功，高宗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张浚认为川陕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国家应该从川陕开始加强治理，于是高宗又任命他为川陕宣抚制置使，并给予他先斩后奏的权力。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张浚在秦州（今甘肃天水）设立川陕宣抚处置使司，开始经营川陕。他体察民情，罢斥奸吏，整顿军政，很快改变了当地各路军队彼此排斥、不肯相互援助的混乱状态，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局面也为之一新，但是后来由于他指挥失误，导致在与金兵的作战中大败，陕西的大部分地区都被金军占领。张浚痛定思痛，重用善于理财的刘子羽、长于作战的吴玠等贤才，又接受了刘子羽的建议，决定确保四川。他深入部队，自我检讨，逐渐安定了军心，使宋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恢复。金军统帅粘罕病危时，曾嘱咐部下，自从我进入中国，还从没有人敢阻挡，只有张浚能够与我对抗，我活着的时候，都无法攻取四川，我死了以后，你们更应该放弃攻打四川的念头。但兀术却不服气，在绍兴元年（1130）十月大举进攻和尚原，被吴玠痛击，大败而逃。川陕战局终于稳定下来，有力地支援了淮南军民的抗金斗争。

    绍兴三年五月，张浚被召回临安，随后遭到宰相朱胜非、御史中丞辛炳等人的攻击，被逐出朝廷。次年春天，吴玠指挥守军在仙人关大破金军。张浚断定金军进攻四川失败后，一定会进攻江淮地区，就上疏高宗要求积极备战。不久，金伪齐联军果然向江淮发起进攻，于是高宗罢免了朱胜非，又下诏为张浚平反，重新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派他前往江淮前线督战。韩世忠、张浚部下将士见到张浚到来，勇气大增。兀术接到消息，大惊失色：“张浚已经被贬到岭南去了，怎么能在这个地方？”立刻撤兵。绍兴五年，张浚被任命为右丞相，他先是都督岳飞等将领镇压了洞庭湖杨公的起义军。次年，又督战江淮前线，再次挫败金齐联军，由此深得高宗信任，大小事情，都征求他的意见，下达给诸将的诏书，也往往让他草拟，而张浚也不断提醒高宗要报仇雪耻，鼓励高宗到前线督战以激将士。

    秦桧当权后，张浚因为坚决反对议和，遭到了秦桧的迫害，诬蔑张浚为国贼，想除掉他。但是高宗毕竟念着张浚立下大功，所以他虽然谪居十多年，秦桧也始终没能得逞。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张浚始终没有忘记抗金救国大业，不断上疏抨击秦桧的卖国投降政策。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南侵，高宗又重新起用了张浚。他的复出使军队十分振奋，他不负众望，指挥军队连续击败金军。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月，张浚被任命为枢密使，主持北伐。他派李显忠、邵宏渊于五月初率军渡过淮河，先后攻占了虹县（今安徽泗县）、灵璧宿州（今安徽宿县）等军事重镇。但由于李、邵两人失和，加上犒赏不公，宋军很快出现了大溃败，所幸金军不知底细，不敢贸然追击，宋军才在淮河一代稳住了阵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符离之溃”。这场败仗使朝廷内主和派又占据了上风，七月，主和的汤思退被任命为右相，开始主持议和。因为金国的条件太苛刻，所以年底孝宗又改汤思退为左相，任张浚为右相，准备与金人再次开战。张浚赶到两淮积极备战，他招募山东、淮北忠义之士一万多补充建康、镇江的正规军，增修两淮城堡工事，添置战船，随时准备与金人一决雌雄。但最终孝宗还是屈从了主和派的压力，隆兴二年四月，孝宗召张浚回朝，罢去了他的相位。四个月后，张浚在离京途中病死，遗嘱说：“我曾担任宰相，却不能恢复中原，洗雪祖宗的耻辱，死后不配葬在祖宗的墓旁，葬在衡山下也就可以了。”

    在抗金事业中，韩世忠有何战绩

    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延安（今陕西延安）人。他出身贫寒，勇武过人。十八岁时，韩世忠应募从国，参加了抵御西夏、镇压方腊起义、征辽等一系列战役。靖康年间，又多次与金人交战。高宗即位后，任命他为御营左军流制。建炎二年（1128），他护送高宗到扬州后，又率部北上，在宗泽的指挥下与金军在河南一带作战。建炎三年春天，苗傅之变发生，韩世忠赶到平口与张浚等人商议勤王，他慷慨激昂地对张浚说：“今日之事，世忠愿与张浚以身担当，您就不要担心了！”这时他的妻子和儿子都被扣留在临安作人质，幸而被宰相朱胜非设计救出，于是韩世忠正式打出勤王平叛的旗帜，联合张浚、刘光世等人，大败苗、刘叛军，高宗得以复辟。接着，韩世忠率军一路追到福建，直到把苗傅、刘正彦全部擒获。同年十月，金兀术率十万大军再次大举南侵，在江南大肆掠夺了一番，率兵北返，韩世忠奏高宗，请求在长江上进行截击。当时正是一年一度的上元节，到处张灯结彩，他带领八千水军，集中了一百多艘战船沿长江布防。三月，金兵先头部队退到镇江，遭到宋军的伏击，金将李选被迫投降，于是兀术下战书要与韩世忠决战。双方在江面上摆开阵势，守军战船如离弦的利箭，迅速冲向敌阵；梁夫人亲自擂鼓以激励宋军将士，杀得金兵丢盔弃甲，沿江溃退；韩世忠指挥宋军堵截，把金兵驱入了黄天荡，金兵成了瓮中之鳖，进不能战，退不能出；兀术只好向韩世忠求情，表示愿意归还所掠夺的珍宝并献上宝马，换取一条生路，被韩世忠严词拒绝：“还我两宫，复我疆士，则可以相全。”韩世忠以八千兵马将金军十万人堵在黄天荡长达四十八天，这就是著名的“黄天荡之战”。可惜后来金军开掘了一条连接江口的水渠逃入长江，又乘风纵火宋军船队，才得以退回江北。绍兴四年（1134），韩世忠被任命为建福建康、镇江、淮东宣抚使，驻扎镇江，金与伪齐联军分路入侵。他驻兵大仪（今江苏扬州西北）正逢朝廷派魏良臣使金经过此地，于是他佯装后撤，魏刚一出境，他马上集合部队，沿路设下十多处埋伏。金兵一进入伏击圈，就听战鼓轰鸣，伏兵四起，金兵猝不及防陷入一片沼泽地，人马践踏，生擒二百多人，死伤不计其数。随后，他又派部将董叹、解元、成闵等人在天长县、高邮军打败金军，最后迫使金齐联军退兵。绍兴六年，他被任命为武宁安仕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楚州在经过长年战乱后，早已是残破不堪。他亲自参加劳动，夫人梁氏也参加纺织，还积极招募流亡的百姓，发展工商业，很快楚州就成为一方重镇。在此期间，刘豫伪齐军队几次入侵，都被他击退，使淮东成为了保卫东南的重要屏障。史称他“在楚州十余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

    宗泽为什么说岳飞“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

    岳飞（1103～1142），字鹏举，是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家里世代为农。据说岳飞出生时，有一只长得像鹄的大鸟在他家屋子上空飞旋鸣叫，家人就为他取了“飞”这个名字。岳飞还没有满月的时候，黄河决口，家乡突发大水，他的母亲姚氏抱着岳飞坐在大瓮中，竟然没有被淹死，人们都感到很惊奇。

    岳飞从小就志向远大，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家里尽管贫穷，岳飞却努力读书，对《左氏春秋》和孙膑、吴起的兵法特别感兴趣。他天生具有神力，拜周同为师学习射箭，左右手都能够射箭。他的父亲教导他说：“你如果能为国家出力，一定要誓死报国。”

    宣和四年（1122），岳飞应募被征。当时相州（今河南安阳）有陶俊、贾进和两个贼人作乱，岳飞请求主将给他百名骑兵来消灭贼人。岳飞先派兵丁伪装成商人混进贼人队伍，又派一百名士兵在山下设下埋伏，他自己率领几十人去诱敌，他假败逃走，贼人前来追赶，结果中了岳飞设下的埋伏，陶俊、贾进和这两个贼人头目都被抓获。

    康王到相州，靠刘浩的引见，岳飞得到了康王的召见，康王命他去招安吉倩等贼人，结果吉倩等三百八十个贼人全部归降。康王命岳飞补承信郎一职。此后，岳飞先是以三百骑兵获得李固渡（今河北大名）战役的胜利，后又跟随刘浩解了东京（今河南开封）被围的局面，朝廷升任他做秉义郎，属于留守宗泽的下属。岳飞在此期间又取得了开德、曹州（今山东曹县）两个战役的胜利，宗泽为此大感惊奇，说：“你在勇智才艺方面，就连古代那些良将也不能超过啊。”

    为什么说岳飞之死是千古奇冤

    宋金议和的事情决定下来后，秦桧担心岳飞不与自己同心，就开始设计陷害岳飞。

    岳飞是各个将领中年纪最小的，但是建立的战功却超过了其他人，尤其是超过了韩世忠和张浚。金人攻打淮西的时候，张浚不敢发兵迎敌，岳飞却在接到命令后立即发兵，从而解除了庐州（今安徽合肥）被围的困境，获得了皇帝的嘉奖，张浚认为这是自己的耻辱。后来岳飞又平息了杨么的叛乱，分别给张浚、韩世忠一艘楼船，上面兵械齐备，韩世忠十分高兴，张浚却更加嫉恨岳飞。

    秦桧使用参政王次翁的计策，利用岳飞、韩世忠与张浚之间的矛盾来陷害岳飞和韩世忠。绍兴十一年（1141）五月，秦桧矫诏命张浚、岳飞前往楚州（今江苏淮安）视察韩世忠的部队，搜查韩世忠的错误和缺点，目的是让三大部将之间彼此离异反目。当岳飞看到韩世忠的部队阵容整齐时，不禁暗自称赞，而妒功嫉贤的张浚却认为高宗有意让他与岳飞分掌韩世忠的军队。岳飞当面斥责了张浚的不良用心，张浚因此对岳飞更加怀恨在心。回到杭州后，张浚反咬一口，诬告岳飞，这给想谋害岳飞的秦桧等人留下了口实，他们开始了谋害岳飞的阴谋。万俟卨首先发难，他捏造了岳飞的两大罪状：一是增援淮西时，违背圣旨；二是楚州之行，有意沮丧士气。要求朝廷将岳飞解职。与此同时，秦桧又指使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上章弹劾岳飞，岳飞有口难辩，只好向朝廷请求罢去自己枢密一职。但是秦桧余恨未消，又找到了王贵、王俊二人。这两人先前都在岳家军效力，后因怯战或行为不轨，受到岳飞责罚，因而心中不满。其中，王俊是岳家军中的副统制，是一个最惯于反复变诈、喜欢出卖同僚的人，外号“王雕儿”。他一意取得秦桧欢心，在张浚的威胁利诱下，他搞了一份《告首状》，诬告岳飞最倚重的部将张宪要到襄阳去造反。而王贵是岳家军的都统制，他与张宪本就不和，因此，对此诬告自然也是十分赞成。这年年底，秦桧亲自下令提审岳飞，先是派万俟卨抄了岳飞的家，搜走了高宗给岳飞的全部诏书，让岳飞无以自辩，后又令大理寺评事官元龟年将岳家军西征日期进行窜改，因此“临军征讨，误期三日，律当斩”这一罪名就成立了。岳飞被罢免了枢密副使后，韩世忠也罢去了枢密使之职，自此他杜门谢客，绝口不提论兵之事。然而，对于岳飞的冤祸，他是十分了然的，为此他特意去会见秦桧，质问他说：“王俊在《告首状》里告发的一些事体，究竟哪些是可靠的？”秦桧含糊地说：“飞子云与张宪书的内容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当即愤然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岳飞虽受尽各种酷刑，但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有谋反的念头和计划，并绝食以示反抗。万俟卨为此一筹莫展，这时有人提议再让王雕儿提供一些别的罪证，王俊因此又被拉来告发岳飞多次说过“反话”，在威逼利诱下，王俊、孙革等几个人又做假证，于是岳飞又蒙上大逆不道之罪。

    这年十一月，秦桧等人判定岳飞两大罪状：一、据旁证称，岳飞曾说自己与宋太祖一样三十岁就封节度使，为大逆不道罪，当斩；二、金兵犯淮西时，高宗曾给岳飞十三道诏命，岳飞却没立即行动，犯“拥兵逗留”罪，当斩。绍兴十二年（1142）一月二十七日，时为除夕，岳飞父子及张宪遇害风波亭，岳飞临死前写有“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他相信自己的冤屈总有一天会得以昭雪，他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岳飞的冤狱纯系秦桧等人凭空捏造而成，所以史臣说，岳飞的死是千古奇冤。

    为什么说刘锜“神机武略”威震敌国

    刘锜（1098～1162），字信叔，德顺军（今宁夏德隆）人，他的父亲曾为泸川军节度使。刘锜外表俊美，善于射箭，声如洪钟，在高俅的荐举下，朝廷特意授予他閤门祗侯一职，后历任陇右都护、宣抚司统制、江东路副总管、提举宿卫亲军、果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东京副留守、武泰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虞侯等职。

    绍兴十年（1140），金人撕毁盟约攻打南宋。金人攻陈（今河南淮阳）时，刘锜与知府事陈规商议对策，当时各个将领都说：“金兵是打不败的，我们还是让精兵杀出血路，保护老人小孩子回到江南去吧。”刘锜说：“东京（今河南开封）虽然失守了，但主要军队还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守城，怎么能弃而不顾呢？我心意已决，如果有人再说逃跑的话就把他斩首示众！”这时，将领中有一个外号叫“夜叉”的许清站起来慷慨地说道：“太尉刘锖奉命辅助守卫汴京（今河南开封），军卒家人也都跟随而来，如果现在躲避逃走，是很容易的事。然而逃跑时如果不管父母妻儿，我们心中不忍；如果我们带上他们一起逃跑，敌人要是进攻，我们又怎么能逃得了呢？还不如大家奋力一战，死中求生。”这个提议与刘锜的想法完全一致，刘镝非常高兴，命人把船击沉，表示义无反顾的决心，于是将士们都士气高涨，就连妇女们也帮着磨砺刀剑，人们呼喊着说：“平时人们都看不起我们八字军，今天我们将要为国家杀敌立功！”

    当时，军队守备方面没有可凭借的地方，刘锜亲自指挥布防，六天以后才粗略布置完毕，这时金人已到城下。这一天，金人围攻顺昌（今安徽阜阳），因为刘锜预先在城外设下了埋伏，金军千户阿黑等两人被擒获，刘锜从他们嘴里知道了金人的情况，于是派一千多名士兵夜袭金军，杀死、俘虏金军无数人。金人不甘心，又派三路都统葛王率领三万士兵与龙虎大王的士兵汇合向顺昌城迫近，刘锜令士兵大开城门，金人反而怀疑有埋伏不敢进入。当时顺昌已被围四天，这天晚上，刘锜派猛将阎充招募士兵五百人夜袭金军大营，正赶上天要下雨，不时有闪电出现，刘锜的士兵见到有辫子的人就杀死，结果金人退兵十五里。刘锜又招募一百人去攻打金营，有闪电时士兵就出来杀金兵，没有闪电士兵就藏起来不动，金兵为此乱了阵脚，被杀得尸横遍野，只得再次退兵。

    金兀术听到兵败的消息立即赶来，亲自指挥战斗。双方约好战斗时间，刘锜命人在颍河（今安徽颍上）下毒，用激将法让金兀术来渡颍河，又赶上暑热天气，金兵远道而来，疲惫不堪，纷纷下马喝颍河的水，因此金兵及马匹都中了毒，金兵人困马乏。刘锜的士兵在早晨凉爽时休息，在午后金兵无精打采时，突然杀出，奋不顾身，统制官赵撙、韩直身中数箭仍不肯停止战斗，金人大败，死了近一万人，金兀术的“铁浮图”、“拐子马”、“长胜军”等厉害阵式，都被刘锜破除。

    这场战役，刘镝只有不超过二万的兵力，用于作战的只有五千人，而金兵却有几十万人，但刘镝屡出奇谋，终于以少胜多，打败了自恃无敌的金兀术。以后，金人对刘锜闻名丧胆，刘锜大名威震全国。

    为什么说陈俊卿“居中书，知无不为，言无不尽”

    陈俊卿（1113～1186），字应求，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进士。宋枕孝宗时官至宰相，史称他“斥奸党，明公道”、“洎居中书，知无不为，言无不尽”，为一朝名相。

    高宗时，陈俊卿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弹劾了曾经依附秦桧、陷害忠良的韩仲通和不服从朝廷调遣的刘宝；汤思退专权，陈俊卿对高宗说：“宰相上不当天心，下不厌人望。”汤思退终于被罢免。

    为了抵御金人的入侵，陈俊卿上疏高宗，极力推荐深得人心的张浚，最后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派张浚守建康；接着陈俊卿又请求以军法惩处主张逃跑的内侍张去为，高宗称赞他有“仁者之勇”，升任他为权兵部侍郎。

    孝宗即位以后，陈俊卿对孝宗说：“治国之要有三，用人、赏功、罚罪。”希望孝宗能够做到这三点。隆兴元年（1163），张浚北伐失败，被汤思退、尹穑等人排挤出朝廷，陈俊卿也被迫辞官。乾道元年（1165），他又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外戚钱端礼私下派人对他说，如果陈俊卿帮他做了宰相，他一定会引荐陈俊卿共同执政。陈俊卿不仅当场拒绝了他，而且第二天就告诫孝宗应该谨守外戚不得干政的家法。孝宗在潜邸时的旧臣曾觌、龙大渊，倚仗皇宠，横行不法，陈俊卿向孝宗揭露了他们的恶行，于是孝宗把两人贬出朝廷，当时人人拍手称快。龙大渊死后，孝宗想把曾觌召回，被陈俊卿阻止了，他对孝宗说：“如果把曾觌召回，一定会大失人心。”曾觌任职期满以后，陈俊卿又建议孝宗任命他为浙东总管，始终让他远离朝廷。直到后来陈俊卿离开朝廷，曾觌才被召回。

    隆兴四年十月，陈俊卿被任命为宰相。任相期间，他兢兢业业，为国家选拔人才。他向孝宗举荐了虞允文，认为他具有宰相之才。于是两人一同担任宰相。但后来他们政见不合，陈俊卿又自请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临行前，他还劝告孝宗要亲贤臣，远小人，修明政治以振兴国家。

    淳熙十三年（1186）一月，陈俊卿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为什么说南渡直言之臣，辛次膺“宜为首称”

    辛次膺（1092～1170），字起季，莱州（今山东莱州）人，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进士。后人推他为宋室南渡以后第一敢于直言的大臣，对他评价很高。

    辛次膺的大胆直言，是不分对象的。抗金名将韩世忠的儿子在秘阁任职，辛次膺认为不妥，就上奏宋高宗：“带兵打仗，是韩世忠的功劳，与他的儿子有什么关系？石渠、东观，是国家藏书的地方，与武功又有什么关系？这个先例一开，恐怕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并不因为韩世忠曾为国家立下大功，就有所迁就。秦桧帮他的妻兄王仲薤升官，他弹劾王仲薤曾经对金人卑躬屈膝，罪在不赦；又弹劾秦桧另一个妻兄王蝜；最后干脆将矛头指向了秦桧和高宗本人：“秦桧以权谋私，陛下纵容他这样做，国家的纲纪、大臣的责任何在？”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就算是外戚、皇室成员，只要陛下过分任用、宠信，我都一样能够弹劾他们。外戚、皇族尚且如此，难道大臣的亲戚，我反而不能弹劾了吗？”

    在国家政治、军事等大事上，辛次膺同样不遗余力地向皇帝进言。他反对屈辱地向金国求和，和议成功之后，他上疏高宗说：“臣以前常说金人狡诈，不讲信义，希望陛下能够为国家好好地考虑一下。朝廷屈辱地与金国议和，臣认为是不对的。一些大臣不为国家着想，只想着奴颜婢膝地向金人求和，还荒唐地认为这很合适，不知道天下人都认为合适吗？忘记了国家的仇恨和耻辱，放弃自己的尊严来取悦敌人，难道天下人都能像陛下想的那样真的没有怨恨了吗？”

    后来辛次膺被罢官，因为他名气太大，所以秦桧想把他收为己用，对此辛次膺只是笑了笑，却没有理睬他。孝宗即位后，他就用人、军事、财政等问题向皇帝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直到辞官回家之前，他还劝孝宗不要重用汤思退，他认为：“今天的局面，不是汤思退所能够解决的；汤思退这个人，恐怕会误了国家大事。”孝宗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辛次膺去世，终年七十九岁。

    陆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为何“君子惜之”

    陆游（1125～1201），字务观，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陆游才气纵横，在文学创作上成就突出。他的诗、词、散文都有自己的特色，尤以诗歌的艺术成就最高。现存陆诗有九千三百多首，反映的社会生活极其丰富，可以说陆游是南宋诗坛上首屈一指的大诗人。陆游也很有政治才干。孝宗即位时曾亲自召见过他，并称赞他“言论剀切”，特赐他进士出身。在朝期间，陆游向孝宗陈述了有关定都、备战以及革新政治等方面的许多建议。然而好景不长，很快陆游就因为反对权臣龙大渊、曾觌，被贬出了朝廷。此后虽然他先后得到过张浚、王炎、范成大等人的赏识，但是仕途却一直坎坷，屡贬屡起，屡起屡贬，而且调动非常频繁，杀敌报国、收复中原的夙愿始终没有实现，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恢复故土。当韩侂胄于宁宗嘉泰二年（1202）主张北伐时，七十八岁高龄的陆游毅然出山，主持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历史。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为韩侂胄撰写了《南国记》、《阅古泉记》等文章，遭到了舆论的非议，朱熹也批评他“不能全其晚节”，这就是“君子惜之”的原因。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经为陆游辩诬。其实这件事也确实无损陆游的光辉形象，他为韩侂胄撰写的两篇文章，主要是勉励他为国建功立业，表现出了一片拳拳爱国之心。然而韩侂胄的北伐却最终失败。嘉定二年（1210），一生以抗金复国为己任的陆游在凄凉中含恨离开了人世，他的绝笔诗《示儿》是这样写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辛弃疾在文学方面有什么杰出贡献

    辛弃疾不仅具有卓越的军事、政治才干，在文学创作上，他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辛弃疾诗文词俱佳，他在词的创作上用力最勤，现存词作约有六百二十多首，在两宋词人中首屈一指，成就也最高，对当时和后世词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辛弃疾一生以杀敌报国为己任，却始终不能施展抱负，他的一腔爱国之情，满怀悲愤之气，往往通过词的创作表达出来。在大量的词作中，他以炽热的情感、激昂的音调，抒写了渴望恢复故国的强烈愿望和提戈跃马、立功沙场的壮志豪情。“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这种心情的突出体现。直到晚年，他还发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壮语，充分表现出强烈的战斗精神和爱国情怀。然而长期的得不到重用，又使他内心郁结着无穷的苦闷，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这首词中，他抒写了自己报国无路的悲愤。他痛恨主政者的昏庸懦弱，在一些词作中或辛辣、或婉转地加以讽刺，有时甚至进行尖锐的抨击。总之，辛弃疾的词，饱含着浓烈的爱国热情。

    辛词的艺术成就也独步当时。辛词题材丰富，反映现实生活深广，举凡登山临水、怀古伤今、写景咏物、谈禅说理，乃至嬉笑怒骂，无不一一入词，大大开拓了词体的表现范围。前人论词，常以“苏辛”并称，苏轼是“以诗为词”，而辛弃疾则是“以文为词”，不仅将古文辞赋中常用的章法和议论、对话等手法运用到词的创作中，而且创造性的运用散文中的词汇入词，从而扩大和丰富了词的语汇。

    辛弃疾在词体创作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词人之一。他彻底打破了“词为艳科”传统，使词境变得更为雄奇阔大。其苍凉悲壮沉郁雄浑的词风，对当时以及后世词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带动了一大批词人，如刘过、陈亮、刘克庄、文天祥等人，形成了所谓的“辛派词人”。他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国家兴亡高声呐喊，直至南宋灭亡。

    为什么说孟珙“忠君体国”

    孟珙（1195～1246），字璞玉，随州枣阳（今湖北枣阳）一人，南宋中后期的著名将领。

    孟珙家世代为将，他从小受先人影响，很快在军中脱颖而出，屡立战功。理宗时宋蒙合力攻打金国，绍定六年（1233）蒙古将领那颜倴（bèn）盏追击金主完颜守绪，逼近蔡州（今河南汝南）时让孟珙戍守鄂州配合作战，征讨金将武仙。孟珙先一举打败了与武仙形成犄角之势的武天锡部队，又率仅有八千人的部队在吕堰（今湖北襄阳北）与金军展开激战。金人大败，邓州守将移刺瑗投降。这样一来武仙就失去了左膀右臂。孟珙热心安抚归附的军士和官员，向归顺的武仙爱将刘仪打听虚实。他按照刘仪的建议，先攻破了离金寨和王子山寨，使马蹬、沙窝两寨陷于孤立，然后将其各个击破，又派部将攻占了小总帅寨和默候里寨招降了板桥寨。这时，武仙所据的九寨中只剩下了石穴山寨和蛄（hù）山寨。孟珙料想武仙遭此大败，一定会上蛄山顶上观察地势，就预先派兵在天亮时夺取了蛄山，埋伏在山脚下。不久，武仙果然率众到来，宋军在他们登到半山时发动了突然袭击，金兵惊慌失措，丢兵弃甲，死伤无数。武仙不肯投降，孟珙又率领宋军冒雨夜夺石穴山寨，武仙改变行装逃走，他的部下七万人全部投降。至此，金主想经河南入蜀的计划落空。

    孟珙率军与蒙古将领那颜倴盏一起攻打蔡州。当地有一口潭叫柴潭，潭水深不见底，潭水上方有金字号楼，楼中埋伏着弓箭，金兵凭恃柴潭，以为蔡州不可破。孟珙攻到这里时，见将士们畏惧不前，就让他们开怀畅饮，然后说：“柴潭不是天险，楼上的弓箭只能射到远处而不能顾及远处。我们只要把潭凿开，把薪草塞进去，潭水干涸以后就可以攻城了。”将士们依计而行，一举攻下了金字号楼。

    蔡州孤城一座，到端平元年（1234）正月时城中已经断粮三个月了，每天都有人吃人的现象发生。孟珙知道时机已到，于是派兵从南门登云梯攻入城中，又打开西门，把蒙古军放进来，宋蒙联合，终于攻下了蔡州。金主完颜守绪在城快攻破时自杀，金国灭亡。

    端平三年（1236），蒙军攻克了襄阳（今湖北襄樊），湖北九郡相继陷落。南宋听说蒙军直逼江陵（今湖北沙市），急忙派孟珙前往救援。孟珙下令封锁了江面，采用疑兵之计，在江上遍布火把，照亮了数十里的江面。他还让部队改变旌旗服色，循环往来，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然后他和表弟赵武等人共同作战，亲自指挥，焚毁了蒙军准备渡江的二千多只船，攻破了二十四座寨。蒙军被迫退走，长江防线得以保全。从此，理宗把京湖战场的防备交给了孟珙。在他去世之前，蒙军始终不敢贸然渡江。

    孟珙一心为国，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与副使彭大雅不和，孟珙知道后叹道：“国事如此，齐心协力还来不及，他们俩却为一己之私互相争斗，岂不愧对廉颇和蔺相如？”他写信给陈隆之和彭大雅，他们读后惭愧不已。孟珙在军中和众将讨论事情时，大家往往意见不同，他用只言片语把他们的意见折衷后，众人皆欢。他名位虽重，但只是在指挥作战、巡查军队时神色凛然，平日里则安抚兵卒，招贤纳士，和蔼可亲。

    蒙古河南行省的范用吉暗中投降，孟珙一面做好了受降的准备，一面向朝廷请示。得知朝廷没有批准后，他悲愤地叹息道：“我三十年来一心想收复中原，现在却有志难伸了！”淳熙六年（1246）自春至秋他先后五次因病请求辞官未被获准，在知道这个消息后，他的病情很快恶化，不久就逝世了，享年五十二岁。

    为什么说宋朝廷重赵葵“如长城之势”

    赵葵（1186～1266），字南仲，潭州衡山（今湖南衡山）人，南宋著名将领赵方之子。他和哥哥赵范从小就立有大志，父亲很器重他们，就请郑清之、全子才、李燔等名士指点他们的学业。

    赵葵从小在军中长大，少年时代就经常随父亲抗击金兵。每次金兵袭来，他都和诸将一起出去，深入敌军中间作战。诸将怕长官的儿子有闪失，总是拼死救他，所以打仗屡屡取胜。一天，赵方犒赏将士，大家嫌赏赐太少，愤愤不平，眼看就要激起兵变，赵葵觉察到以后急忙高呼：“这是朝廷的赏赐，本司另有厚赏！”听了他的话，军心马上安定了。当时，赵葵才十二三岁，事后大家都夸他机警过人。

    嘉定十年（1217），金将高琪、乌古论庆寿包围了枣阳（今湖北枣阳）。赵葵和哥哥一起在父亲的带领下前去救援，击退了金人。嘉定十三年，赵葵受父亲的派遣和都统扈再兴一起领兵出战，连败金兵。嘉定十四年，金人进犯蕲州（今湖北蕲春），赵方命令赵葵兄弟二人前往救援。在久长（今湖北新洲东），宋军与回撤的金兵相遇，赵葵见敌方只有几十名骑兵，就率领杨大成等十四人追上前去，没想到后来金兵逐渐增加到了数百骑，赵葵奋力拼杀，等到赵范、扈再兴前来救援才脱围。第二天晚上金兵发动了夜袭，宋军早有准备，大败金兵。

    李全之乱发生后，赵葵多次上疏指出不能姑息养奸，要及早歼灭，但朝廷却对这件事一放再放。理宗绍定三年（1230），李全进兵扬州（今江苏扬州），朝廷派赵葵率领一万四千人马赶去增援驻守扬州的赵范。十二月十日，李全开始攻城，多次被赵葵兄弟击退。绍定四年正月十五日，赵葵、赵范利用李全狂妄自大的弱点，让数千名精兵换上经常被李全击败的宋军部队的旗帜和服装，引诱李全出战。李全果然中计，大败而逃，结果陷进了数尺深的泥淖里，被赶来的宋军杀死。宋军又乘胜反攻，收复了淮东的失地，很快平定了叛乱。后来理宗召见赵葵时说：“你们父子三人为朝廷出力甚多，你打仗时又能身先士卒、舍身报国，这对一个儒臣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端平元年（1234）金国灭亡后，理宗和宰相郑清之都想乘机收复河南，于是赵葵上疏请求出战，被任命为权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兼淮东制置使。赵葵出兵时正值盛夏，河水泛滥，粮食缺乏，不久就大败而归了。由于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赵葵被降官一级。嘉熙元年（1237），赵葵知扬州。他前后在扬州任职八年，开垦农田，加强战备，成功地抵御了蒙古的入侵。淳祐九年（1249），赵葵出任右丞相，但很快就罢相了。咸淳二年（1266），赵葵病逝，终年八十一岁。

    文天祥文学成就如何

    文天祥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非常突出，他的诗、文、词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爱国之作中最感人的是那首《过零丁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特别是最后一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是千古传颂的名句，激励了后代无数忠臣志士为国尽忠而自死不悔。他在大都监狱中所写的“正气歌”也是一首名作。这时诗人已经被关押两年，身体的创伤，精神上的折磨，自不待言，“时劣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支撑着文天祥继续斗争的，在他看来，就是“正气”，即临危之大节，这首诗前半部分以古代英雄人物鼓励自己，是抒情，后半部分描写自己在狱中的艰苦生活，是记实，最后又以抒情结尾，激励自己要舍身取义，确实是一首声振千古的正气之歌。

    文天祥的词虽然数量不多，但在表现爱国精神方面却毫不逊色，他继承了辛弃疾开启的风格，词作慷慨悲凉，直抒胸臆，代表作是和友人邓剡《驿中方别》的《念奴娇》，全词以悲壮激越的语言，明确表示了自己虽历尽磨难都依然决心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精神，并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文天祥的散文中，最著名的是《指南录后叙》。这篇文章真实地再现了他从德祐二年出使元营被扣留一直到逃脱后辗转到达永嘉这段时间同敌人、叛徒的激烈斗争，以及途中九死一生，颠沛流离的辛酸历程，充分反映了这位民族英雄百折不挠的意志。

    什么叫理学

    “理学”，兴起于在宋代，也称为道学，是儒家的学术思想。宋儒在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抛弃了汉儒偏重章句、训诂的学风，他们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把一切合乎愿望的事物、意念和行为都说成是“理之自然”，把一切违背自己意志的事物、意念和行为都贬为与“理”相对立的“人欲”，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不少人把“理”定为宇宙的本原，所以这一学派称为“理学”，又因为宋儒常常“理”、“道”并称，因此《宋史》专门设立了《道学传》，记载的都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及其门徒的事迹，所以这个学派又称为道学。

    理学之理，除了有些地方保留了规律、法则的意义外，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的。理学不仅认为理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与以往的哲学相比，它的思想成分是较为复杂的，它以儒家传统的伦理思想为核心，还融合了佛家和道家的一些思想作为补充，因此它的理论思想要比传统儒学要深刻、精致，容量也大得多，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理学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备，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它开创于北宋初期，孙复、胡瑗、石介这“宋初三先生”大力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宣扬儒家道统说，对后来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是理学的先驱。理学的开山祖师是周敦颐，他在代表作《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中，开始使用“理”这个概念。他的理论体系已经初具理学雏形，他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到南宋时为人所承认，朱熹、张械等人称他为“先觉”、“道学宗主”。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对理学也有重要贡献，他提出的“理一分殊”命题，开程、朱等人以“理”为宇宙本体之理论的先河。理学的真正奠基者是程颢、程颐兄弟。“理”成为哲学最高范畴，是从他们开始的。二程完成了儒学向哲学化、抽象化的理学过渡。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他用毕生的精力，对理学的所有基本范畴和概念，都作了详细论证和发挥，他在理学史上的地位，是无人能及的。与朱熹同时，在理学内部还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陆九渊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以“发明本心”为宗旨，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

    为什么说周敦颐“得圣贤不传之学”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州（今湖南道县）人。他为官尽职尽责，断案公正清明。早在分宁（今江西修水）任主簿时，就因为清理积案果断准确赢得了百姓的称赞。后来他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当时转运使王逵断案失实，因为他为人暴躁凶悍，所以没人敢提出异议，周敦颐却据理力争，最后甚至还要辞官：“靠滥杀无辜取悦别人，我不做这样的官。”王逵终于被他的正气折服了，冤案得以纠正。在担任提点广南东路刑狱时，为了了解案情，他不顾当地地形复杂、瘟疫流行的险恶环境，到处查访，为百姓洗雪冤情，最终因此得病，不得已移居庐山莲花峰。神宗熙宁六年（1073）六月，周敦颐去世，终年五十七岁。

    周敦颐的人品很受时人的称赞，黄庭坚就称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被后人奉为理学的开山祖师。南宋朱熹、张轼称他为“先觉”、“道学宗主”，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其中《太极图说》是他学说体系的基础。《太极图说》一文虽然只有二百五十多字，但周敦颐通过对《太极图》的解说，以太极为本体，提出了他的宇宙和世界观，由阴阳刚柔的变化，说明了万事万物与人类的产生，进而提出了形、神以及性、欲、善、恶、仁、义、道等范畴、概念。朱熹称赞这部著作“粹然孔孟渊源”，“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可见它在理学史上的重要影响。

    司马光为什么认为程颐“力学好古”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他是程颢的弟弟，世称伊川先生。十四五岁时，与哥哥一起在周敦颐门下学习。十八岁那年，他进入太学读书。当时胡瑗在太学任教，有一次他用“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考试，当他看到程颐的试卷后，大加赞赏，立即召见他，并且给他安排了一个学职，不久程颐就名声大振。嘉祐四年（1059），程颐参加科举考试，在殿试时落榜，从此致力于钻研学问，兴办教育，不再应考。英宗治平、神宗熙宁年间，吕公著等大臣多次向朝廷举荐他，他都以学问不够为由，不愿出来做官。神宗熙宁五年（1072），哥哥程颐罢官回到洛阳，兄弟二人就在家乡讲学，“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程颐讲学庄重有体，非常严谨，特别讲究师道尊严，著名的“程门立雪”的典故，就发生在这时。由于他们教育得法，培养了大批门人，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流派——洛学。哲宗即位后，司马光等人再次推荐程颐，称赞他“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尊礼法”，年过五十，不求仕进，请求皇帝加以重用；元祐元年（1086）三月他被召进京后，王岩叟又上奏称赞他是学者中的“完人”。召对之后，他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成为皇帝的老师。他每次进讲，都要反复推明儒家经义，又常常对哲宗进行劝谏，议论时政，无所顾忌回避。后来他与翰林学士苏轼产生了矛盾，他们各自为首的两派互相攻击，苏轼一派的孔文仲极力诋毁程颐，把他贬得一无是处，说他是“五鬼”之首。于是在元祐二年八月，他回到洛阳继续从事教育。绍圣四年（1097）新派得势后，把他贬到涪州（今四川涪陵），在那里他完成了重要著作《易传》。徽宗即位后，程颐被赦免，于大观元年（1107）在家去世，他一生从事教育活动长达五十年之久。

    程颐和程颢的哲学观点虽然小有差异，但他们哲学思想的基本倾向还是一致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程颐在哲宗元符二年（1099）完成的著作《伊川易传》代表了他的基本观点，这部书也是宋代理学的经典作品。他强调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但是世界上各个事物各有其特殊情形，各有其理，这就是“理一分殊”的思想。后人研究宋代理学，通常“二程”并称，实际上，程颢的主要贡献，一是为洛学的建立作了发端工作，二是培养了一批学生。而程颐比程颢晚去世二十多年，在程颢之后，他完成了对理学体系的改造，从而奠定了理学的基础。

    横渠先生为什么成为“关中士人宗师”

    横渠先生是士人对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的尊称。张载（1020～1078），字子厚，今陕西眉县人。

    横渠张载少年时代喜欢谈论军事，二十一岁那年他去拜见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提出要邀集豪士，夺回西夏侵占的国土。范仲淹看他很有才华，就劝他说：“儒士还是应该从名教中寻找乐趣，怎么能只谈军事呢？”张载受到启发，开始读范仲淹向他推荐的《中庸》，读完之后并不满足，又研读道家佛教的书，但没有收获，于是他又反过来从“六经”中探求学理。

    张载在京师时曾经坐在虎皮垫上讲《易》，听讲的士人特别多。一天傍晚，程颢、程颐兄弟来和他讨论《易》，第二天他就对人说：“见到二程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在《易》上的造诣不及他们。”于是就停止讲学了。但在和二程深入地探讨道学的精义之后，他又不无自信地说：“我的学问能自成一体，还用得着到别人那里去求道吗？”

    熙宁二年（1070），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神宗推荐张载，神宗召见他，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张载认为应该效法三代，神宗听后很满意，让他任崇文院校书。后来张载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处理苗振一案。案件处理完毕后，他就称病辞官了。在此后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天到晚坐在房间里，把书和笔放在身边，一会儿低头读书，一会儿抬头思索，有心得就提笔记下来，有时半夜还要起来点着蜡烛写书，到熙宁九年他终于完成了学术著作《正蒙》。

    熙宁十年张载被召入朝，朝中有些官员与他议礼的见解不合，他又身患重病，于是再次辞官，死在回乡的路上。他一生清贫，棺木还是门徒们凑钱买的。

    张载以为世界的本体是“气”，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气的变化，每个人都有“天地之性”，但“气质之性”的不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为了成为圣人和君子，人们应该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气质之性”。张载的学术又称为横渠之学，他创立了关学，是“关中士人宗师”。

    “鹅湖之会”是怎么回事

    孝宗朝是南宋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南宋的著名学派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朱熹就是在孝宗时期逐渐建立起了系统的理学体系，形成了集理学大成的学派。由于他出生于尤溪，主要活动于建阳（今福建建阳）、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地区，因此他这一派也被称为闽学派。这一时期理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学派，是陆九渊创立的心学学派。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世称象山先生。因为他是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所以心学学派又称为江西学派。两派在宇宙观、心性论、方法论上都有严重的分歧。在宇宙观上，陆九渊认为“宇宙一理”，主张唯理一元论；朱熹则认为“理先气后”，有理气二元论的倾向。在心性论方面，朱熹把人心分为天理、物欲两部分；陆九渊则认为心理是完全合一的。在方法论上，朱熹主张“格物致知”；陆九渊则提倡顿悟式的内省道德修养。为了调和朱、陆两家的分歧，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邀请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和朱熹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鹅湖寺）进行了一场哲学辩论会，与会的还有临川太守赵景明以及刘子澄、赵景昭等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在会上，朱、陆双方各持己见，并赋诗明志。陆氏兄弟主张先发明本心，然后加以博览，认为本心之性千古不变，明心功夫终究久大，讥讽朱熹的格物功夫支离，免不了要浮沉。朱熹对此非常不满，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约。双方辩论了三天，到最后观点也没有得到统一。

    为什么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之所以能够成为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首先在于他具备广博的学问和探究事理的“穷理”精神。他不仅总结了北宋以来各派学说并融会贯通，同时也吸取改造了某些唯物主义思想，将之纳入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对佛、道思想也是剔除其有悖于封建伦理的观念，吸取其哲理的部分；对自然科学知识也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认为它虽是“小道”，却不是“异端”。朱熹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在理学家中是无人能及的。

    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理论，以理气说为中心内容。“理”是朱熹思想的最高范畴，以“理”作为宇宙的根本，“气”是第二性的，强调理本气末。在政治上，他的“理一分殊”学说是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做论证，而万物各自的分殊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体现。另外，他肯定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说法，指出“凡事无不相反相成”，认为质变是在渐变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观点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一个新贡献。

    关于知行学说，朱熹强调知先行后，但又认为“知行相须”，注意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性命之说也是朱熹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性是一切有生命的生物所具有的天理，人类禀受天理的因素，因而有仁义礼智的道德。但是人也是物质的形体，禀受的气有清浊的不同，所以有智愚善恶之分。朱熹从先天气禀的不同来论证人的贤愚善恶，从而说明了封建社会善恶是非的先天根据。对于“理”和“欲”的问题，他提出“人欲中自有天理”，“然天理人欲，同情异行”，认为道德意识与物质欲望是不可分的。他认为，凡是超越了封建道德原则规定的人欲，就是与“天理”对立的，所以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在历史观上，他认为尧、舜、禹的时代“天理”流行，体现为“王道”政治；三代后就“人欲横行”，体现为“霸道”政治。

    总之，朱熹的学说可以说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著作丰富，对理学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有论述，他是理学的最后完成者，也是孔子以后对儒学贡献最大的思想家，他创立了一整套完整、精密、独特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了元、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志》是谁所著

    《通志》是一部重要的通史著作，和《通典》、《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它是由南宋的郑樵编著的。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自号溪西遗民，人们称他为夹漈（jì）先生。他家境贫寒，在家乡夹漈山建筑房屋，谢绝亲友，专心苦读。学成之后，他开始游览名山大川，增长见识，碰到藏书丰富的人家，就千方百计地请求人家把书借给他读。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对经史之学、礼乐、文学、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等各门各类的学问都有研究。

    由于得到侍讲王纶、贺允中的推荐，郑樵得到高宗的召见。后来他监潭州南岳庙，高宗下令给笔札资助他抄写《通志》。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命令郑樵进献《通志》，三月郑樵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郑樵编著的《通志》共二百卷，是我国现存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体例分为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华主要在二十略上，这二十略依次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chóu）、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二十略可以被视为一部广义的文化史，受到了后人的重视。

    真德秀为何被“内外交颂”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希元，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他四岁开始读书，过目不忘，十五岁父亲去世，同郡的杨圭见他器宇不凡，就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学习，还把女儿嫁了给他。

    真德秀于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开禧元年（1205）中博学宏词科，嘉定元年（1208）升太学博士。他对奸臣史弥远的降金政策十分不满，指出对金唯唯诺诺，每年献上“岁币”，只会使金国日益富强而宋朝日益衰败。

    嘉定六年（1213）十月，真德秀任金国贺登位使，行至盱眙（xúyí，今江苏盱眙）边城时金国发生了内乱，不能过界。他一直等到第二年年初，但还是无法到中都（今北京）庆贺金宣宗即位，只好返回京师。他一再上奏陈述宋金形势，但宋朝偏安江南，根本没有收复中原的打算。同时，史弥远专权擅国，笼络天下名士，真德秀悲愤地说：“我一定要离开朝廷，让权臣知道这世上还有不阿附权贵的人！”于是极力要求外调。

    真德秀出任江东路转运副使时，江东地区正在闹旱灾蝗害，他到任后奏罢贪官，并在自己分管的灾区广德（今安徽广德）、太平（今安徽当涂）两地开仓赈灾，政绩卓著。赈灾结束后，数千百姓自发地为他送行，并指着路旁的荒坟说：“这里埋的都是往年饿死的人。要是没有您，我们也早就进坟墓了。”以前都司胡槻（guī）、薛拯常常讥诮真德秀过于迂腐，没有实际才干，从江东赈灾以后真德秀的政誉才逐渐显著起来。

    真德秀又被调任知泉州（今福建泉州）。泉州是重要的外贸港口，但外商苦于苛税繁重，一年只有三四艘商船进港。真德秀上任后，宽待外商，并组织民兵剿灭海盗，进港的外国商船一下子就增加到了三十六艘。

    嘉定十七年（1224）宁宗去世，史弥远扶植理宗即位。理宗下诏已经成为著名理学家的真德秀入朝，并在真德秀还未到位以前连续为他升官。真德秀对史弥远废立国君非常不满，坚持不任直学士院，只任礼部侍郎，并多次为济王赵竑（hóng）辩白。赵竑原本是皇位继承人，被史弥远害死，当时朝廷内外没人敢公开为他申冤，真德秀的这一行为大大触怒了史弥远。正好王堲（jì）、盛章、莫泽、朱端常先后弹劾真德秀，真德秀被罢。监察御史梁成大又弹劾真德秀，请求把他加以贬窜，但理宗没有这样做。史弥远被诛后，真德秀重新得到了重用，但他已经疾病缠身，不久就逝世了。

    真德秀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是当时名望非常高的理学家，虽然遭到奸相嫉恨而不被任用，但他的名声反而因此更加显著。他在朝内任官不到十年，却写了数十万字的奏疏，直指朝政，任地方官时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因此被“内外交颂”。

    魏了翁去世，理宗为何“有用才不尽之恨”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邛（qióng）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他年龄很小时就和哥哥们一起读书，悟性极高，过目不忘，被乡里人视为神童。十五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韩愈论》，抑扬顿挫，已经和成熟的文风相去不远了。庆元五年（1199）他以第三名中了进士。

    开禧元年（1205），魏了翁被召试学士院。当时韩侂胄积极准备北伐，想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朝中很多大臣都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担心北伐失败，损耗国力，但没有人敢公开反对韩侂胄。于是，魏了翁在策论中指出“国家纪纲不立，国是不定”，而“金地广势强”，如果不顾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贸然出兵，那就只会孤注一掷，后果不堪设想。魏了翁的策论一出，朝内一片哗然。

    开禧北伐失败，史弥远秘密害死了韩侂胄。他为了改善形象，开始起用名士，崇奉理学，理学家魏了翁也在收召之列。但魏了翁一开始就觉察到史弥远专断国事，于是极力推辞。不久父亲去世，魏了翁辞官守丧，在白鹤山（在今四川蒲江县北）下建成了鹤山书院，著书立说，开门授徒，积极宣扬理学，土子们争着从各地赶来求学。

    后来魏了翁知眉州（今四川眉山）。他礼遇老者，提拔才士，每月初一、十五亲自去学宫讲学，推行礼仪教化，做了很多对百姓有利的事情，使当地习俗为之一变。

    嘉定十五年（1222），魏了翁被召入朝。史弥远想把他收为己用，不断升迁他的官职。嘉定十七年，宁宗逝世，理宗不太光彩地登上了皇位。国事的突然变易使魏了翁积忧成疾，三次请求担任闲职，但没有得到批准。宝庆元年（1225）正月，原来的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hóng）被史弥远害死，魏了翁对此极为不满，多次请求为济王平反。史弥远见他始终不向自己低头，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以欺世盗名、结党诽谤国事的罪名降了他的官职，贬往靖州（今湖南靖州）居住。

    史弥远被诛后，魏了翁表面上得到了重用，但他在各方力量的牵制下根本不能有所作为。他一再请求辞官，但直到去世朝廷也没有下达诏书。死后他累赠至秦国公，谥文靖。

    魏了翁是著名的理学家，和真德秀齐名。他为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请谥，并建立书院讲学，为理学的传播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他去世的消息传到朝内后，理宗十分悲伤，“叹息有用才不尽之恨”。

    为什么说刘克庄是南宋末年文坛宗主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曾经拜理学大师真德秀为师，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五朝，虽然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政治业绩，但在文坛上，他是南宋后期的“江湖诗人”中官位最高、年寿最长、阅历也最为丰富的作家，在当时就被看作是文坛的宗主，是继陆游、辛弃疾之后最著名的爱国诗人、词人。

    刘克庄学问渊博，在诗、词、骈文、散文上都有很高的造诣，诗词的成就尤其突出。他早年的诗就很受大儒叶适的赏识。刘克庄今存诗约有四千五百首左右，数量之多在南宋仅次于陆游，刘克庄生活的年代，南宋王朝正在死亡线上苟延残喘，苦苦挣扎。他感时伤怀，写了许多慷慨悲壮、笔力雄健的佳作；有对中原未复、时无英雄的悲愤（如《有感》）；有对当权者昏庸、苟安的强烈抨击（如《戊辰即事》）；还有对忠勇之士的赞颂和悼念（如《梦豊宅之》），都表现出诗人关心时政、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刘克庄也是南宋后期最有成就的豪放派词人，现有词二百四十六首。他对辛弃疾非常仰慕，因此在创作中有意识的继承辛弃疾的词风，表现出豪迈奔放、雄健疏宕的主导风格，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忧国伤时的情怀。他虽然没有辛弃疾在金占领区生活二十多年的切肤之痛，但是悲愤中原的沦陷、渴望国家的统一却是与辛弃疾相通的。在《贺新郎》《九日》中他写道：“湛湛长空黑，更那堪斜风细雨，乱愁如织。”表现了对中原未复的凄凉、萧瑟之情。在反映抗战的另一首《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中，他忧心国势危急，“国脉微如缕，”激励朋友投笔从戎，挽救国难，“闻说北面吹风急，边上冲梯屡舞”，“快投笔，莫超柱”。感情激越，语重心长。充分显示出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的满腔报国热情。

    除了诗词创作成就突出外，刘克庄还是南宋时期一位著名的诗论家，著有兼论诗词的《后村诗话》，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特别是对陆游、辛弃疾的爱国词给予了很高评价，对推广辛词起了一定的作用。后人认为《后村诗话》“论诗则具有条理”，“迥在南宋诸家诗话上，”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李穆为什么赞叹徐铉、徐锴之文“二陆不能及也”？

    徐铉（917～992），字鼎臣，徐锴（901～974），字楚金，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他们是兄弟俩，都以文才扬名于当时。

    徐铉十岁就会写文章，与韩熙载齐名，江南的士人把他们合称为“韩徐”。他刚开始在南唐做官，宋军包围金陵（今江苏南京）后，李后主想派他出使宋营，正好都将朱令赞（yūn）带领十余万士兵从长江上游赶来救援，后主为了确保徐铉的安全，想下令朱令赞暂时不要东下，徐铉却说：“现在要先为社稷考虑，不要担心我。”南唐投降后，徐铉入宋，曾经从征太原，他起草的书檄诏令辞理精当，受到了大家的赞扬。

    徐铉恬淡寡欲，坦率正直，不喜欢佛教而爱好神怪故事，写有《稽神录》。他做诗学习李白和白居易，风格平淡自然。同时，他还精通小学，受诏校对过《说文解字》。由于他曾在北宋担任散骑常侍，世称徐骑省，现存作品有《骑省集》三十卷。

    徐锴小的时候，母亲忙着教哥哥读书识字，顾不着管他，他就自己主动去学习。后来李璟（南唐中主）见到了他的文章，称赏不已，就让他做了秘书省正字。徐铉奉命出使宋营时，他忧虑而死。徐锴也精于小学，作有《说文解字韵谱》。除诗文以外，他还写过《方舆记》、《古今国典》、《赋苑》、《岁时广记》。

    徐铉兄弟在宋初享有很高的声誉，李穆出使江南读了他们的文章后，感慨地说：“二陆不能及也！”意思是说，连西晋的著名作家陆机和陆云兄弟也比不上他们，可见他们的确才华横溢。

    为什么“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柳永（约980～1053），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受家庭影响，从小就勤奋学习，致力于举业。柳永兄弟三人都以擅长文学著称，号称“柳氏三绝”。青壮年时期，柳永主要生活在汴京，因为他长得舒朗俊逸、仙风道骨又风流多情、善于作词，所以深得歌妓舞女的青睐，终日流连于秦楼楚馆，为歌儿舞女填词，过着纨绔子弟、风流才子式的浪荡生活。虽然他文才出众，然而却屡试不中，失望之余，他作了一首《鹤冲天》词，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之情，其中有“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两句。这首词盛传一时，仁宗知道后非常不高兴，因此柳永当再次应举并通过考试时，仁宗在放榜前把他黜落，理由是“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在皇帝眼中，他就是一个有才无德的文人。尽管后来又有爱才的人向皇帝推荐他，但是仁宗还是一句：“且去填词！”科举功名上的失意，使他更加放浪形骸，自嘲“奉旨填词柳三变”，混迹于秦楼楚馆之中，还多次外出漫游。在经历多年坎坷之后，他终于在景祐元年（1034）考中进士，但是长年沉沦下僚，无法升迁。皇祐中，他好不容易升为屯田员外郎，但不久就因为《醉蓬莱》一词再次触怒了仁宗，从此“不复进用”。皇祐五年（1053）前后客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他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

    柳永以词成名，也以词受累，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专业词人。他在词史上的突出贡献是发展了慢词的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

    在柳永之前，词坛上占优势的是小令，慢词的数量很少。柳永开始大量创作慢词，使词这种文体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更加丰富。于是在他的词中，出现了繁华富庶的都市（如《望海潮》），飘泊四方的羁旅行役情怀（如《八声甘州》），以及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如《雨霖铃》）。因为他长年生活在市井之中，与下层市民有着较多的接触，所以他能够从平民的真实感受出发，客观真实地描写繁华的都市、发达的经济以及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这些都适应了都市生活和市民娱乐的需要。在丰富词作的艺术手法和表现力方面，柳永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词铺叙委婉、描述精细，尤其善于以曲折委婉的白描手法写景、叙事和抒情，给人以结构细密、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意赅情深的感受。柳词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俗”。这不仅表现在它的内容多是反映世俗生活，也表现在它的语言多采用民间的俚俗之语，通俗易懂，形象鲜明，有的词（如《爪茉莉》）几乎全篇都是用口语写成的。这种浅显生动的语言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了在此前文学作品中较少出现的市民情调，这也是柳永的词能够风靡一时，广泛流传，深受下层市民喜爱，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重要原因。

    梅尧臣诗歌成就如何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州）人，是宋初著名的诗人。

    梅尧臣出身于农家，所以虽然他的诗写得很好，却一直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后来他凭借叔父梅询的门荫担任了河南主簿，才在西京洛阳得到西京留守钱惟演的赏识。钱惟演和他结为忘年之交，并和他互相酬唱，以帮助他提高声誉。不久，欧阳修也到了洛阳，他和梅尧臣一见如故，二人开始共同倡导诗文革新。

    梅尧臣屡试不中，仕途很不得意，于是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了诗歌创作上，成了宋初为数不多的著名诗人之一。他关心百姓疾苦，写了许多反映百姓生活的诗歌。仁宗康定元年（1040），他知襄城县事，当时朝廷正在和西夏作战，人力、物力缺乏，因此加重了对人民的赋税和徭役，梅尧臣目睹百姓的惨状，愤懑之下写了《田家语》等诗。

    梅尧臣不但擅长写《田家语》之类的古体诗，而且近体律诗也写得得心应手。《鲁山山行》描写山行经过之处的景物，出语乎淡而情趣盎然：“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他的名句有“野凫（fú）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东溪》），“庭花昏自敛，野蝶昼还来”（《闲居》）等。

    梅尧臣的诗简古平淡，“平淡”是他一向的艺术追求。所谓平淡，不是平庸浅俗。他曾经对别人说：“好诗要写得有新意，要写出前人没有写过的东西。能把难写的景物写得跟它就在眼前一样，能让人读完以后觉得诗中还有话外之音，这样的诗才是最好的诗。”梅尧臣有明确的艺术追求，并不断地向这个方向努力，最终达到了平淡有味的境界。欧阳修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却声称自己的诗不如梅尧臣写得好。有人得到一件西南少数民族的衣服，上面竟然绣有梅尧臣的诗。从这两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梅尧臣的诗名是很高的。

    “贺梅子”谓谁

    “贺梅子”指的是北宋著名词人贺铸。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一词广为流传，其中“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几句特别著名，于是人们称他为“贺梅子”。

    贺铸（1052～1125），字方回，卫州（今河南汲县）人。他身长七尺，面黑如铁，眉目耸拔，长相十分奇伟。他喜欢谈论时事，即使是权贵显要，只要稍有不合他心意的地方，也会被骂得体无完肤。他曾和一个权贵子弟同事，那人骄傲不倨，贺铸看不惯他，就拿来盗贼偷东西时用的工具，屏退左右后把他关进了密室里，然后拿棍子指着他说：“你过来！你曾经在某年某月某日偷了某件东西作为某用，你又在某年某月某日偷了某件东西带回家，是不是？”那人一听，吓得连忙说：“是是是”。贺铸又一下子把他的衣服撕开，拿棍子狠狠地打了他好几下，那人疼得呼爹喊娘，连连叩头求饶。贺铸见他已经被制服了，就哈哈大笑，把他放了。当时，江淮一带有米芾以魁伟傲岸出名，贺铸和他不相上下，两人每次碰见都怒目相视，互相辩驳，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人们都说贺铸有侠士之风，但他却擅长写缠绵悱恻的词作，前面提到的《青玉案》就属于这类作品。又如他在妻子死后写的《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曦，旧栖新垄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淮复挑灯夜补衣。”这首悼亡词和苏轼写的同一主题的《江城子》一样，打动过无数痛失爱侣的人。贺铸善于化用别人的句子填词，他曾经说过：“李商隐、温庭筠的诗句常常为我所用。”他的《石州引》“芭蕉不展丁香结”一句就是李商隐《代赠》中的名句。

    贺铸是个个性奇特的人，他曾把自己的词作编为《东山乐府》，请好友程俱作序。程俱在序文中生动地描绘了他既有豪侠之气又具儿女之情的形象。这种个性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就是风格有时柔婉缠绵，有时豪放激越。但是，从总体来看，“贺梅子”的词作仍以婉约为主。

    为什么说苏洵文章成就最高

    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人们把他的儿子苏轼、苏辙称为二苏，把他称为老苏，也以他的号称他为苏老泉。

    苏洵名列“唐宋八大家”，是北宋中期重要的散文家。他早年也读过书、学过诗，但都没有下过苦功，直到二十七岁时才在妻子程氏的支持下谢绝交游，发愤苦读，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器晚成的文学家。

    苏洵不擅长声律对偶，因此多次在科举中落榜，这使他在古文上用力最勤，取得的成就也最高。苏洵的文章主要是议论，书翰和杂文，其中《几策》、《衡论》论政，《权书》论兵，《六经论》谈经，都是自成系统的专著。

    苏洵的文章往往针对现实展开议论，能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如《六国论》批评六国贿赂秦国，就一针见血地直指宋朝怯敌退让的政策。又如研究敌情的《几策·审敌》对敌我态势作出了具体分析，也能鞭辟入里，切中实际。

    苏洵的文章以议论见长，文笔老辣，析理精微，常常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例如管仲历来被认为是一代贤相，苏洵却在《管仲论》中批评他临死前没能识拔和举荐人才，导致了后来的权臣乱国，因此应该对齐国大乱负责。这是一篇翻案文章，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无懈可击，充分体现了苏文笔锋犀利的特点。

    苏洵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不是以诗词而是以散文见长的。

    李格非父女有何文学成就

    李格非（生卒不详），字文叔，济南（今山东济南）人。他在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曾经受到过苏轼的称赏，哲宗时官至礼部员外郎，和廖正一、李禧、董荣并称为“苏门后四学士”。徽宗时，蔡京专政，打击元祐党人，他被列入旧党遭到了罢免。他有《洛阳名园记》流传至今。

    李清照（1084～11557），自号易安居士，是李格非的女儿，她的母亲是名臣王拱辰的孙女，也能诗会文。建炎南渡（1127）以前，李清照的生活幸福美满，她十八岁时嫁给了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夫妻二人情投意合，虽然因为赵明诚做官他们有过离别，但时间都很短暂。靖康元年（1126）的战乱彻底改变了李清照的生活。先是建炎元年（1127）金兵南下，李清照被迫漂泊江南，紧接着建炎三年赵明诚在金陵病逝，李清照悲痛之下得了一场大病，但形势危急，她不得不继续南奔避难。一路上，她历经艰险，几经辗转，直到绍兴五年（1135）才在临安定居下来，直到去世。

    李清照是一位才华横溢、抱负非凡的女作家，她的诗风意境宏阔，笔锋犀利，像“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这样豪气逼人的诗句丝毫不让须眉。但是，真正奠定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是她的词作。

    李清照有《漱玉词》，她的词以靖康之乱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词作主要表现了一位少女、少妇悠闲适意的生活情趣，如《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人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在人争渡、鸟齐飞的动态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词人天真活泼、热情洋溢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位女词人，李清照也有多愁善感的时候，流传千载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作于她和丈夫短暂的离别之后，其中“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在轻缓的叹息中包含着无限的柔情，是妇孺皆知的名句。

    南渡以后，李清照词中的离愁别恨加重了分量，常常在哀叹之余流露出家国之恨，《永遇乐》“落日熔金”、《声声慢》“寻寻觅觅”，都是这时的代表作。其中《声声慢》的开头几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十四个叠字组成，真实地传达出当时词人凄清悲苦的心境，在感情深度上明显超过了前期作品。

    李清照作词善于运用浅近、清新的语句，采用白描手法，在一个动作、一个细节中准确地传达出微妙曲折的心理活动。她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被称为“易安体”，受到了后人的赞扬。

    为什么说文同诗、文、书、画皆工

    文同（1018～1079），字与可，自号笑笑居士，梓州梓潼（今四川梓潼）人。他长得方口秀眉，气格高洁，司马光、苏轼都很器重他，文彦博守成都时也写信给他说：“您襟怀洒落，就如同晴日里的白云、秋夜里的明月。”

    文同诗、文、书、画无不精通。他在诗里描写自然风景常和绘画结合起来，如《晚雪湖上寄景孺》中的“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暝禽图》”二句直接把山水比作名画，又如《长举》中“峰峦李成似，涧谷范宽能”二句以李成、范宽这两位画家的作画风格来比喻山水。钱钟书先生认为从文同开始，“这就成为中国写景诗文里的惯技”（《宋诗选注》）。文同篆、隶、行、草、飞白皆工，在书法上有一定造诣。他还是最早作文人画的文人之一，善画墨竹。刚开始他只是自娱自乐，但渐渐名声在外，有很多人拿着缣（jiān），一种质地细薄的丝织品，古代常用来书写文字）帛来登门求画。文同很讨厌他们，把缣帛都扔到了地上。元丰初年（1078）他被任命知湖州，第二年在上任的路上休息，端坐而卒，后人称文同为“文湖州”，称他的墨竹画风为“湖州竹派”。

    为什么说米芾“妙于翰墨”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吴（今江苏吴县）人。曾任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米芾擅长诗文，精于鉴别书画古玩，作画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山水，画史上有“米家云山”之称。但米芾最著名的不是诗文，也不是绘画，而是他的书法。

    米芾（fú）是“宋四家”之一。他的书风与他的为人有很大关系。米芾穿戴仿效唐人，风神萧散，吐音清畅，有洁癖，经常有惊世骇俗之举。无为州的治所（今安徽无为）内有一块巨石，奇丑无比，米芾见到后大喜，说：“这块石头当得起我一拜！”于是整整衣冠就拜了下去，口中还称石头为“兄”。米芾的气质风神与魏晋六朝时期的士大夫如出一辙，而他的书法也多借鉴六朝，传世的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据说不少是他摹制的。他在临摹六朝书法的过程中仔细揣摩，又加上天姿聪颖，转益多师，逐渐形成了姿致俊美而不失豪爽雄强的书风。米芾的行书与苏轼的天趣、黄庭坚的古朴、蔡襄的隽远不同，他以潇洒取胜，却又不失于单薄。他在某种程度上发扬了晋人洒脱的风度，但又能以清癯沉静为根基，虽然墨迹淋漓却又不失检点。米芾的书法作品传世较多，著名的有《千字文》、《方圆庵记》、《苕溪诗》、《多景楼诗》、《蜀素帖》、《鲁公仙迹记》等，而《兰亭序》更是一件书法佳品。

    李公麟、周邦彦各有何长

    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居士，舒州（今安徽潜山）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及第，历任南康、长垣尉，泗州录事参军，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御史检法，元符三年（1100）因病辞官，归老于龙眠山。李公麟一生官运不佳，艺术成就却很高。他的文章、书法都有可取之处，在古代器物的鉴赏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但他主要还是一位画家。

    李公麟最擅长于人物和鞍马画。他的人物画能表现出不同人物的个性和情态，而且特别注重构思立意，往往能引起人们的联想。据文献记载，他画西汉名将李广夺得匈奴马匹回到汉营的故事时，李广在马上引弓瞄准了匈奴骑兵，箭在弦上而人马已经倒地了。这种构思不合常理，但却充分展示了李广箭术的准确神奇，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李公麟的鞍马画有《五马图》传世，画的是西域进献给北宋王朝的五匹骏马，技巧娴熟，线条洗炼，流畅含蓄。他的好友黄庭坚在画的后跋中说到，当李公麟画完其中一匹名叫“满川花”的马以后，这匹马不久就死了，因为它的精气魂魄已经被李公麟的画笔取走了。这件事可能是一种巧合，但却反映出黄庭坚对李公麟的高度评价。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青年时期就博涉书史，但生活放浪，没有引起州里的重视。元丰六年（1083）他到京师向神宗进献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汴都赋》称颂新政，受到赏识，由太学生升成了太学学正。元祐二年（1087）起在各地任地方官。元符元年（1098）哲宗召见他，再次进献《汴都赋》，授秘书郎省正字。徽宗时官至提举大晟（射ng）府。

    周邦彦虽然以赋受到两位皇帝的称赏，但他主要是以词出名。周邦彦的词大多写爱情和身世之感，写爱情的词作有些寄寓了真情，但多数是酒筵歌席上的赠妓应酬之作。他写身世之感的词作则多以羁旅、思归、惜别为题材。周邦彦词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创新，仍以婉约派的传统题材为主，他在词史上能占有很高的地位，主要是由于他在艺术技巧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周邦彦擅长写长调，他的长调在严整的章法结构中富有变化，往往能把人情物态写得生动传神。他还善于借用、化用前人的诗意词句入词，并使之浑然天成，比如名篇《西河》《金陵怀古》全篇借用了唐代刘禹锡的《金陵五题》，《尉迟杯》（隋堤路）中“阴阴淡月笼沙”一句化用杜牧《泊秦淮》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周邦彦精通乐律，所以他的词作音律优美，抑扬有致，这也是他的艺术成就之一。

    周邦彦在词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后代的许多词论家都认为他是两宋词坛上一位承先启后的大家。

    为什么说陈与义“尤长于诗”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其祖先世居京兆（今陕西西安），从他的曾祖父希亮开始迁到洛阳（今河南洛阳）。他天资聪明，又勤奋好学，于宋徽宗政和三年（113）年中进士，曾官至参知政事。史称他“尤长于诗”，是两宋之交的著名诗人。

    陈与义现存诗六百二十六首。他一生经历了北宋末期、南宋初年两个阶段，以靖康之变为界，他的诗歌创作自然分成了前后两个时期。靖康以前，他虽然一度以诗名为朝廷所用，但很快就遭到贬黜，大部分时间郁郁不得志。诗歌创作受黄庭坚、陈师道的影响很大，咏物、抒怀、唱和、酬赠等是他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内容。通过这些题材，他或抒发壮志难酬，或嘲讽庸俗世风，或感叹地位卑下，无论是内容和情趣都与黄庭坚、陈师道相近，一表现出他对自身遭遇的不满和对庸俗世态的厌恶。但是突如其来的靖康之变使陈与义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从靖康元年（1126）到绍兴元年（1131），这五六年的时光陈与义是在不断逃亡中渡过的，后来虽然在朝廷中做官，但是国家却时刻面临着强敌的严重威胁。他对此忧心忡忡，因此感叹流亡、忧愤时政、歌颂报国以及怀念故土等就成了他后期诗歌创作的主流。如那首著名的《伤春》“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峰”。这首诗做于建炎四年（1130），当时金兵把宋高宗一直追到了海上。这首诗全篇雄浑沉郁、忧愤深广，以精美的语言、洪亮的音调，抒发了作者的爱国之情，而伴随着这种爱国精神的发扬，他的诗歌在艺术上也有了重要的发展，由黄庭坚的奇巧和陈师道的朴拙发展为雄浑沉郁，从而突破了江西诗派的范围，成为两宋之间最为杰出的诗人。

    “希夷先生”是谁的赐号

    陈抟（？～989），字图南，亳（b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人。他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河边玩耍，有个身穿青衣的老妇叫他过来喂奶给他吃，从此他就变得越来越聪明了。长大后他读经史书籍，总是过目不忘。后唐长兴年间，他没有考中进士，后来就不愿做官了。陈抟自己说他曾经遇见孙君仿和獐皮处士，他们告诉他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他在那里修炼了二十多年后又到华山隐居。陈抟在当时很有名气，周世宗、宋太宗都曾亲自召见他，还赐给他很多东西。他能看透别人的心事。有个叫贾休复的道士想要挂在陈抟房子里的大瓢，被他看了出来，就叫手下人取下大瓢送给了贾休复。贾休复非常吃惊，认为陈抟简直就是神仙。有个叫郭沆（hàng）的人，小时候有一次住在陈抟所居的云台观中，睡到半夜突然被陈抟叫醒，让他赶快回家，陈沆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陈抟又说：“可以不回去了。”第二天，陈沆回到家里，才知道半夜母亲突然心疼得几乎死过去，不过过了一会儿又好了。

    太平兴国九年（984），陈抟去京城朝见太宗，太宗派人好好招待他，并叫宰相宋琪等人接见他。当时陈抟已经在华山居住了四十多年，快一百岁了。他被送去见宋琪，宋琪等人问：“先生您修炼的方法可以教给外人吗？”陈抟回答道：“我只是个山野里的小人物，对国家没有用处，也不知道什么修炼的方法。当今皇上英明贤能，博通古今，确实是个有道明君。你们同心协力辅助皇上治理国家，这就是最好的修炼之术了。”宋琪等人把他的话告诉了太宗，太宗龙心大悦，好好赏赐了他一番，还下诏为他赐号“希夷先生”。

    端拱元年（988）的一天，陈抟忽然对一名弟子说：“你帮我在张超谷中筑一间石室，我要去那里静养。”端拱二年秋天的七月，石室建成了，陈抟给朝廷写了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大致是说自己将在这个月的二十二日死在莲花峰下的张超谷中。后来果然是这样。他死后的七天尸体还有余温，有五色云彩弥漫在洞口，几个月都没有散去。

    “梅妻鹤子”者是谁

    “梅妻鹤子”指的是北宋的林逋（bǔ），他是著名的隐士，也是一位诗人。

    林逋（957～1028）字君复，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从小是个孤儿，苦学成才，性格恬淡，家里穷得缺衣少吃，他却一点儿都不发愁。他游览了在江淮间很多地方，后来回到了杭州，在西湖的孤山定居下来，此后二十年中再也没有进过城市。林逋擅长行书，喜欢做诗，每次写完一首后就随手扔掉了，有人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诗保存下来流芳后世呢？”林逋说：“我隐居在山林里，并不想靠做诗成名当世，何况留名后世呢？”但是还是有人暗暗把他的诗记下来了。林逋的诗和他的为人一样，风格恬淡清幽，人们所熟知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就出自他的诗作《山园小梅》。

    林逋曾经在房子旁边为自己立墓，临终前写的诗中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两句。他死后仁宗赐谥和靖先生。

    由于林逋一生没有娶妻生子，却以观鹤赏梅为乐，所以人们送他了一个“梅妻鹤子”的雅号。

    秦九韶对数学有何贡献

    秦九韶（1202～约1261），字道古，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人。就个人品行而言，秦九韶可以说相当恶劣，他是一个自私、专横和唯利是图的人。他出任琼州（今海南琼山）太守时，不到一百天，就因为贪暴被免职。但后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有着杰出的数学才能，美国科学史家萨顿甚至称赞他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对数学的贡献，体现在他的数学著作《数书九章》中。

    《数书九章》的成就可以与名著《九章算术》相媲美。这部著作，南宋时称为《数学大略》或《数术大略》，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四库全书》都称为《数书九章》。全书共十八卷，八十一题，分为九类，每类九题，每个题答案的后面都有“术”，说明解题方法；“术”后面有“草”；说明演算步骤，有的题目还有图画。这本书最重要的成就是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组解法）。秦九韶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把以增乘开方法为主体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发展到了十分完备的地步，比意大利数学家鲁菲尼和英国数学家霍纳早了五六百年。一次同余式问题的解法是适应天文学家推算上元积年的需要产生的。三世纪以后，中国各家历法都有一个特定的上元积年，但各个时期的天文学家们尽管掌握了上元积年的推算方法，却没有人明确提出系统和完整的一次同余理论。秦九韶经过深入研究，在《数书九章》中明确给出了一次同余组的一般解法，提出了著名的“大衍求一术”。

    除了上述两方面外，《数书九章》还在代数学、几何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此外，它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数学、天文历法乃至雨雪量等方面的珍贵资料，还可以从中了解到南宋时期户口增长、耕地增长、赋税货币流通等社会经济领域的真实情况。可以这样说，《数书九章》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的顶峰，它所包含的高次方程解法以及一次同余组解法，代表了中世纪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和最高水平。

    为什么天下人认为蔡京是“六贼之首”

    徽宗宣和六年（1125）十二月，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疏，请求诛杀“六贼”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动，以平众怒。从此，蔡京就被认为是“六贼之首”，成了历史上妇孺皆知的大奸臣。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神宗熙宁三年（1070）登进士第。司马光秉政时恢复旧法中的差役法，限期五日内完成。大家都因为时间太紧没有完成，只有蔡京一个人把辖区内的雇役（王安石的“免役法”）全部改过来了。司马光知道后，高兴地说：“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蔡京后来因为奸邪乱法被贬职。绍圣初，蔡京代理户部尚书。章悖想恢复雇役，但职能部门久久不能决定。蔡京为了取悦章悖，就对章悖说：“按照熙宁年间的旧例施行就行了，有什么可商量的？”章悖听了他的话以后，就决定恢复雇役。差役和雇役是两种不同的役法，司马光和章悖分别属于旧党和新党，蔡京竟然取得了两个人的欢心，从他在这件事上的反复无常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奸邪本性。

    徽宗即位后，曾把蔡京贬到太原，蔡京不愿意离开朝廷，迟迟不去上任，御史又上奏他的恶行，他因此被夺职，住到了杭州。正巧宦官童贯到江浙一带为徽宗寻访书画奇巧，蔡京就极力巴结他，天天陪着他游山玩水。童贯每天都派人把蔡京匦的屏障之类进献给徽宗，徽宗逐渐对蔡京有了好感。有个叫徐知常的道士经常出入元符皇后宫中，也常推荐蔡京，以至于宫妾、宦官众口一词，都对蔡京称赞不已。于是，徽宗又起用了他。

    崇宁元年（1102），韩忠彦、曾布相继罢相，蔡京取代曾布任右仆射，在徽宗面前表示愿意尽心竭力辅佐皇上继续推行新法。随后，他又被升为左仆射。

    蔡京通过卑劣的手段当上宰相后，就假借推行新法的名义，培植亲信，铲除异己。他勾结宦官童贯、梁师成、杨戬（jiǎn），凡是重要事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监泽、赋调、尹牧等，他都派自己的亲信每三个人主管一事。蔡京家中喂马的人都是大官，媵妾都被封为夫人，他的权势可见一斑。他动不动就以推行新法为借口改换官制，以满足自己的私欲，甚至为了怕有人弹劾自己而作假圣旨，即使有些作得不像，群臣也都不敢直说。他不遗余力地扫除政敌，把“奸党”司马光、文彦博等一百二十人的名字刻在了端礼门上，并把五百四十余人列为“邪等”。除打击旧党之外，还以“为臣不忠”的罪名打击章悖、曾布等新党，为的是铲除可能威胁到自己相位的人。

    蔡京经常在徽宗面前进言，说当今天下和平富足，应该及时享乐。有一次徽宗大宴群臣，拿出玉盏、玉卮（zhī）对辅臣说：“朕想用这些东西，只是担心别人说朕太奢华了。”蔡京说：“臣过去出使契丹时，他们拿石敬瑭时代的玉盘玉盏向臣夸耀，说大宋没这些东西。现在皇上用它们，没有什么行不通的。”徽宗不放心地说：“先帝造了一座几尺的小台，就有很多人上奏劝谏，朕十分担心又有人来劝朕。”蔡京说：“如果事情做得合理，有人说也没什么大碍。陛下应当享受全天下的进奉之物，区区一些玉器，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蔡京不但在徽宗面前大肆宣扬“丰亨豫大”之说，教唆他尽情享乐，自己家的生活也卜分奢侈豪华。他在开封有两座庄园，杭州还建有大宅院。他喜欢吃鹌鹑，一顿羹汤往往杀数百只鹌鹑，家库中储存的黄雀肫就装了满满三大屋。

    蔡京拜相有四起四落，由于他的关系网牢不可破，每次下台后总有人帮助他东山再起。他执政期间搞得民怨沸腾，民谣“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反映了百姓对他的憎恶和不满。后来他死在前往贬所的路上，天下人还都认为太便宜他了。

    为什么贾似道被称为“蟋蟀宰相”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今浙江临海）人。他凭借姐姐贾贵妃的裙带关系当上了官，并且屡屡升迁。

    景定元年（1260）贾似道乘蒙古兵撤退的机会杀死了一百多人，然后隐瞒自己与忽必烈议和的真相，向朝廷谎称大捷。理宗大喜，把他召到了临安。贾似道入朝后，排挤掉左丞相吴潜，并把吴潜的亲信全部逐出了朝廷。从此，贾似道就开始专断朝政，直至去世，达十七年之久，尤其在度宗在位期间，贾似道的实际权力远远大于皇权。

    咸淳元年（1265）三月，贾似道上章辞职，暗地里却让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谎报蒙古兵已经攻来，把智力低下的度宗吓得魂飞天外，一个月里八次派人专程去迎他回朝。度宗一直称贾似道为“师臣”，并特许他人朝不用拜见礼，甚至退朝时度宗还要站起来目送他走出金殿。度宗的无能更滋长了贾似道的气焰。

    贾似道身为宰相，却置国家社稷于不顾，每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每天的朝政大事，都由书吏把文书抱到他的葛岭私第，他自己放在一边不管，整日与姬妾花天酒地，却让门客廖莹中和翁应龙去处理政事，自己只是在最后画个押了事。有个亲戚来到他家，怕打扰贾似道的玩兴，就先站在府门前向里面看了看，正好贾似道看见了，马上就把他捆起来扔进了火里。有人来看到贾似道正和群妾趴在地上斗蟋蟀，就开玩笑地说：“这也是军国大事吗？”此后，人们就常用“蟋蟀宰相”来指代贾似道。

    贾似道虽然不认真处理政事，但事无巨细都要经过他批准才能实行。李芾、文天祥、陈文龙、陆达、杜渊等人都因为触犯贾似道而受到了责罚。于是，官员们都争着贿赂他以谋求高官，有个叫陈奕的竟然把他的玉匠当成哥哥一样对待，想以此来接近贾似道。贾似道也怕自己的行为受到人们的谴责，就用尽手段拉拢名士，对太学生施以小惠，企图从舆论上恢复声誉。

    咸淳四年（1268）襄阳被围后，贾似道每次上疏都假惺惺地请求派自己去前线，背后却指使台谏上奏章让皇上把自己留在朝中。吕文焕告急，贾似道又请求行边，朝中大臣认为这样不合适。监察御史李旺等人认为高达可以去救援襄阳，贾似道却说：“如果用高达，怎么安置吕文焕呢？”李旺等人出来以后叹息道：“吕文焕有地方安置了，朝廷却要面临危难了！”由于贾似道对襄阳的战事掉以轻心，久久不去救援，吕文焕终于被迫投降，贾似道竟然还厚颜无耻地说：“我好几次都想去前线，先帝总是不答应，如果早点儿让我去，事情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襄阳失守后，长江中游防线迅速崩溃，元兵马上就会攻到临安。这时，朝廷已经陷入混乱，贾似道也乱了方寸，勉强凑了一支军队出师应战，但已经于事无补了。元军南下激起了朝中大臣长久以来对贾似道的不满，王爚面见太后说：“本朝有很多权臣祸国殃民，但都没有严重到贾似道这种程度！”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贾似道被贬为高州团练副史，路上被押解他的会稽尉郑虎臣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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