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李顺起义原因

    北宋初期，天府之国的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发展迅猛，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在攻打下一些县城的基础上，第二年就在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朝廷派出远征大军，好不容易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北宋政权才建立三十多年，为什么在四川会爆发如此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呢？

    北宋淳化四年（993）二月，西川大旱，官府追迫赋敛，民众生活窘困。青城县民王小波率领百余农民点燃了斗争的烈火，提出“均贫富”口号鼓动民众，周围农民群起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万余人，一举攻占了青城县（今都江堰市西）城。起义军像霹雷闪电般地震动着四川，转战于川西诸州。不久，起义军又攻下眉州彭山县城。十二月，王小波率军在成都西南的江原县（今崇庆县东南），与西川宋军主力展开大战，他不顾个人安危，英勇指挥战斗，一鼓作气打垮了敌人，取得川西江原大捷，自己却不幸中箭，伤重牺牲。

    起义军随即推举王小波的妻弟李顺为首领，继续英勇战斗，乘胜攻克蜀州、邛州，宋军节节败退。起义军在各地惩办贪官污吏，其气势席卷着山西平原最富庶的几个县。第二年初，攻下成都，并遣兵四出，扩大战果。其势力范围“北抵剑阁，南距巫峡”，都在农民军控制之下。很快建立“大蜀”政权，建元“应运”，起义军在脸上刺字“应运雄军”，任命了有关官职，录用才能，建立了一套行政机构，还铸造了“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活跃经济。由于号令严明，深得民心，起义军声势不断壮大。

    那么，为什么这时四川会爆发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呢？

    一般认为，四川地区富饶，以出产丝麻、茶叶等闻名全国，许多农民、手工业者、商贩都赖以为生。宋初，中央政府将原后蜀府库中的财货，以四十兵为一纲，水陆兼运，十余年间悉归中央内库，使当地财政陷入拮据，民间怨愤积聚。到淳化年间，政府又在那里设置“博买务”，垄断各类主要商品的贸易，布帛、茶叶等都被官府控制，致使许多专业农户与手工业者、商贩生境窘迫。王小波的家乡永康军青城县是著名的茶叶产区，茶农以采茶、制茶为生，茶商以运茶、贩茶为业。而“博买务”强行收购茶叶，垄断茶叶买卖，大肆勒索民众，使茶农、茶商面临破产和失业的困境。王小波、李顺就是茶户或茶贩，陆游《老学庵笔记》载，王小波自称“我土锅村民也”，“土锅”或为制茶所用之锅具，由于失业最后被逼上揭竿而起之路。苏辙在后来的《论蜀茶五害状》中这样说：“臣闻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褊狭，始有榷茶之法。及艺祖（即宋太祖）平蜀之后，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间便之。其后淳化之间，牟利之臣始议掊取，大盗王小波、李顺等因贩茶失职，穷为剽劫……”此外，《隆平集》、《渑水燕谈录》、《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朝事实》、《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宋史纪事本末》诸书在谈到此次起义原因时，都提到蜀库归内府和“博买务”设置之害，激起民怨。可见，这次农民起义的原因主要是“博买务”垄断专利，导致当地民众“贩茶失职”等后果。此说由来已久，诸书重复提及，渐成定论。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苏辙之说只是孤证，当时熟悉四川情况的沈括、曾巩、李心传等人都没有类似的记载，官史实录中也未见相关的佐证。当时对蜀地茶叶贩运，官方也并无禁榷，王小波、李顺也不是茶户或茶贩，许多史书上只说他们是“青城县民”，没有种茶贩茶之记载，“贩茶失职”之说难以成立。据《全蜀艺文志》载，起义前就不时有人预言“蜀将有变”。《宋史·程戡传》也载：“人言：岁在甲午，蜀且有变。孟知祥之割据，李顺之起而为盗，皆此时也。”说明起义是经过长期酝酿，并非“博买务”垄断茶叶买卖后导致的。总之，王小波、李顺起义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比如起义也应与当地的土地兼并和宗教崇拜等因素有关，不能局限于“贩茶失职”一事。

    针对上述意见，有学者指出：如果说“贩茶失职”不是这次起义的主因，但作为起义的导因是能够成立的。苏辙本是四川人，十分了解川峡的社会，对蜀茶也一向关心，所记看似孤证，其实有不少相关材料可以佐证。蜀茶在川峡境内是无禁榷，却禁其出境。“贩茶失职”可以理解为：茶农王小波、李顺等人“因不能交足应贩售的茶叶而破产失业”。茶农因破产失业以致穷困，起而造反，还是比较贴近历史事实的。起义者肯定会利用民间宗教作为组织民众的手段，但民间信仰并非是起义的直接缘由。总之，“贩茶失职”是这次起义的真正导因，苏辙的总结是非常有道理的。

    一些学者认为这次起义主要是因为川峡地区土地高度集中，豪强地主残酷剥削雇农佃农，不但贫富差距很大，而且佃户所占人口比例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其所受到的人身束缚也相当严重，造成社会运作与人们心理的不平衡所致。如《隆平集》在分析此次农民起义的原因时，不但提到“博买务，禁私市物帛”，更提到“而兼并者籴贱贩贵，小民者，失家田业”。《宋史纪事本末》诸史书也谈到：“蜀地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小民贫困，兼并者益籴贱贩贵以规利，小波因聚众为乱。”尤其是所谓“李顺之乱，皆旁户鸠集”（《宋史·刘师道传》），“蜀川兆乱，职豪民啸聚旁户之由也”（《太宗实录》卷七八）。“旁户”是“旁下客户”的省称，是一种地位近似奴隶或农奴的佃户，就是说他们比一般佃户的身份地位还要低，对地主豪强有着强烈的世袭依附性。这种旁户的大量存在，说明社会不公已到了什么程度，其中也包括了青城一带的佃耕茶农。针对这一情况，王小波才大声疾呼：“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是一句完全针对当时社会实际状况的口号，所以能得到广大民众尤其是旁户的呼应，起义队伍一下子能云集数万之众。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只强调川峡土地高度集中，还不足以概括宋初川峡地区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也不能准确说明川峡反宋武装起义在北宋初期爆发的主要原因。指出当时川峡地区社会的主要矛盾应是川峡人民同北宋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川峡地主阶级同当地人民的土地占有矛盾只是第二位的。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谈到此次农民起义原因时说：当地官员“颇尚苛察，民有犯法者，虽细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乐，人用胥怨，王小波起为盗”。太宗曾考核川峡州县长吏，不法者多达百余人，只有彭山县令齐振元以所谓“清白强干”受到表彰，而其实际上是个专暴的贪官，百姓恨之入骨。其吏治之污浊，可以想见。淳化五年二月，正当农民起义掀起惊涛骇浪之时，朝廷把分封在四川的益王（太宗之子赵元杰，任成都府尹、西川节度使诸职）迁徙到东南改封吴王，原因显然是为了平息以益王为首的四川官府激起的民众怨愤，缓解官民矛盾，而不得已采取的应急措施。平定起义后，太宗下的罪己诏中也如此阐述：“朕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唯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同时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政府的赋役苛重，不但二税的征收比其他地区繁重，还有各种苛捐杂税，官府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参加镇压此次起义的宋军“行营先锋”石普，见宋太宗时说：“蜀乱由赋敛苛急，农民失业。”（《宋史·石普传》）所以王小波、李顺的起义主要是由于赋役沉重所引起的，而不是土地兼并的结果。宋代农民其实对土地问题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其“均贫富”口号主要是针对赋役负担不均的不满。

    还有学者认为，这次起义的爆发与当地的民间宗教信仰有关。如与青城县一带的水神崇拜有密切关联，起义领袖之一的李顺曾主持了灌口二郎神的祠祀活动，《皇朝事实类苑》卷二三《官政治绩·程文简》条载，程琳知益州时，曾取缔此类迷信活动，谓“李顺由此而起，今锄其根本，且使蜀中数十年无恙”。《老学庵笔记》载，王小波曾在起义前宣传：李顺是蜀王孟昶的遗孤，蜀国为宋军灭亡时，摩诃池边有一锦箱，里面锦衾中裹一婴儿，有纸片书“国中义士为我养之”。知道其出于宫中，遂将李顺养育成人。王小波之所以选择李顺来冒称蜀王之遗孤，很可能因为李顺是灌口神祠祭祀活动的领袖之一，宣传其起义也有恢复大蜀政权的合法背景。《老学庵笔记》卷五说，“成都江渎庙北壁外，画美髯一丈夫，据银胡床坐，从者甚众。邦人云：蜀贼李顺也。”陆游在成都为官，离此次起义已隔一百八十多年，而这堵壁画还保留着，说明李顺在四川民间信仰中仍有相当威望。总之，民间宗教信仰也是这次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

    农民“均贫富”的口号

    1949年之后，史学界对农民起义的研究不断升温，不少论著在评述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时，对其提出的“均贫富”口号给予极大的关注，往往将其作为中国农民起义史的一个里程碑来加以肯定和宣扬，认为这个带有农民革命纲领性的口号，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对推动历史发展有着巨大的功绩。然而，近年来有学者对这个口号表示怀疑。

    起义初始，王小波就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大声疾呼：“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话真说到农民心里去了，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土地财富的强烈愿望，得到贫苦大众的广泛响应，以致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壮大。不久，起义军又攻下眉州彭山县，把曾受皇帝亲诏嘉奖的“清白强干”的县令齐元振抓了起来，处以死刑，剖开他的肚子，塞进他家的钱财，表达了农民对这类贪官污吏的蔑视，主要是将其所搜括的大批财物散发给贫民，剥下了贪官“清白”的画皮，也进行了一次“均贫富”的实践。

    王小波牺牲后，李顺为王，也努力贯彻此“均贫富”口号，对此实行了一些具体措施。如据《梦溪笔谈》诸书记载，起义军每占领一地，李顺就悉召当地乡里的富人大姓，令其如实报上家里的所有财产和粮食，扣除其家人所用之外，其余全部调发，大赈贫乏民众。对不肯听命的官僚地主，就发动百姓揭发，指引豪家老财的收藏地窖，将其中隐藏的财物挖出来。经过激烈斗争，地主家的“屋宇”、“车马”、“财货”、“粮食”之类，大都分配给群众。查考起义军的事迹，似乎此口号曾为这次农民起义的革命纲领。

    1985年，顾吉辰先生对此口号的存在表示怀疑，提出一系列论据。

    首先，宋人对此口号的有关记载，最早是北宋神宗时期曾巩的《隆平集》、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和徽宗政和间李攸的《宋朝事实》，然后是南宋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最后是元末脱脱的《宋史·樊知古传》和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北宋曾巩、王辟之主要活动于神宗时期，相去此次起义至少也有六七十年。其他诸人在南宋及之后，离起义相远二三百年以上。然而从记载的文字和内容上看，几乎相同，毫无新见，显然是互相转抄的结果。

    其次，查检北宋太宗时人们修撰的载有与此次起义有关内容的官私书册，均不见此口号。如《宋会要辑稿·兵，刑法》、《宋太宗实录》卷七七、《宋大诏令集》卷二，还有太宗淳化五年知成都府事张咏的《乖崖先生文集》、《乖崖集存卷》，及其他有关淳化五年前后的实录、诏书、文集、碑铭……都找不到王小波的这个口号。乃至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诸朝人在记载此次起义时，也同样不载这口号。如宋祁《景文集》卷六二，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一，韩琦《安阳集》卷五，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一四，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二，吕陶《净德集》卷二四，王安石《王临川全集》卷八九，苏辙《栾城集》卷三六，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二，曾巩《元丰类稿》卷四七，王素《文正王公遗事》，还有《玉壶清话》、《湘山野录》、《东轩笔录》等，都不见有此口号的记载。另外，两宋之交和南宋时期一些人的著述中，在提到此次起义及相关人物时，同样没有这口号的记载。

    再看上述记载此口号诸书籍的渊源关系。南宋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三书文字主要录自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然而查阅李焘《长编》的有关章节，却根本找不到此口号的记载，这不能不使人怀疑三书有擅增之嫌了。《长编》记录史事恪守“宁失之繁，无失于略”的原则，其取材之广博无须赘言，它不载此口号，说明当时应该没有此事，因为李焘不会疏忽到这个程度。可见是由于杨氏的擅增，而彭、陈二书照抄，而出现三书之记载。

    李攸的《宋朝事实》和《宋史·樊知古传》，视其文字内容，大致依据《隆平集》所载，且相袭了有关讹误。查《宋史》有关纪、传，如《太宗纪》、《真宗纪》及《吴元载传》、《赵昌言传》等，一些直接镇压此次起义的官吏、将领和宦官的传记中，都不载此口号。而樊知古这位与此次起义关系不太密切的人物中，却出现了这口号，令人颇感不解。

    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书中所记大都是当时士大夫的“谈议”，为道听途说之间接材料，其真实性就令人怀疑。在王安石变法时，他的政治态度是站在司马光一边，因此很有可能利用太宗在蜀设置博买务一事，借古讽今，来反对王安石的市易法，同时用“燕谈”的形式编造了这个口号。

    曾巩的《隆平集》，恐怕是宋人最早记录此事的书籍。而《隆平集》记事多误，早有人提出过批评，还怀疑《隆平集》并非曾巩所撰。《隆平集》中《王小波李顺传》的记载中，确实是错误百出，如时间、人名不对，事实细节有误，不一而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巩反对王安石变法，其所撰史事有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倾向。这里主要是借太宗在川峡设置博买务和垄断商品贸易等事件，来反对王安石的市易法，即认为在成都设立市易务，也就会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之类的事件。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九有一段记载说，熙宁七年正月，朝廷派三司官员李杞考察成都府设置市易务的利弊。其后，神宗与诸臣论及市易法，御史中丞冯京说：“过去西川因榷买物，导致王小波之乱，故今许多人以此论说市易法。臣查阅《太宗实录》，实无此说。”宰臣王安石也说：“王小波之乱是饥民太多，官府又不管，遂相聚为盗。而史官乃归咎于朝廷搬取蜀物上供太多而导致的，不知中央取后蜀府库之物上供，与饥民有什么利害关系？”冯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他都认为博买务导致王小波起义之说不能成立，也没有根据，说明此事的有关记载应有问题。王小波起义的主要原因，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是川峡旱灾严重，政府赋敛急迫，物价涌贵，农民失业，饥民众多所引发的。而《隆平集》、《渑水燕谈录》所记搬物上供、博买务等是别有用心地捏造，其中“均贫富”口号也是捏造出来反对王安石变法有关内容的，所以有关此口号的记载是不可信的。

    几年后，张其凡先生提出反驳，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其一，称“均贫富”口号为曾巩炮制，这是无稽之谈。《隆平集》自宋以来就有人怀疑其作者，疑非曾巩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得出结论：“其出于依托，殆无疑义”。既然不能确定曾巩是否是《隆平集》的作者，就说曾巩在《隆平集》中炮制此口号以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是不足为据的。

    其二，称《宋朝事实》和《宋史·樊知古传》的记载抄自《隆平集》，是不明史籍渊源所致。李攸撰作《宋朝事实》严谨可信。内容多取材于《国史》、《实录》、《会要》，其成书时间应与《隆平集》大致相近，说其有关口号记载抄自《隆平集》，是没有根据的。《宋史》一书所据主要为宋代国史，说其抄自《隆平集》，同样不知何据？元代史臣袁桷《清容集》卷四一称，元翰林院中不备《长编》、《长编纪事本末》、《隆平集》等书，可以推知元代修《宋史》时，未曾见到《隆平集》。再说，此次起义发生在樊知古任西川转运使时，因不能弭盗而逃，被贬官，终以惭死，不能说他与起义关系不大。

    其三，称《长编》未记载“均贫富”口号，而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擅增”，是作者仅凭转抄材料而不细检原书之过。广雅书局本《长编纪事本末》该条下，光绪时廖廷相加：“案《长编》脱此条。”廖廷相在覆校此书后指出：“以见存李氏《长编》校之，此书有而《长编》脱者一百四十余条。”故不能断言是杨仲良“擅增”。

    其四，说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的记载也是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编造的，这本是揣测之语，并无确凿根据。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九记载，冯京所说应为：“臣检实录，实有此事。”这段记载恰恰证明，冯京与王安石都承认，实录记载王小波起义是因搬取蜀物、置榷买场所致，与《渑水燕谈录》及《隆平集》记载相同。实录当指《太宗实录》，成书于真宗咸平元年（998）。其时王安石尚未出生，史官如何反对王安石变法呢？元祐党人范镇，反对王安石变法比曾巩更力，他所著《东斋记事》中赞赏知成都府事“张咏在蜀……均贫富矣”。可见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元祐党人并不反对“均贫富”，也不专用其语攻讦政敌。

    总之，王小波起义发生在西川严重贫富不均之时，其提出“均贫富”口号是顺理成章之事。最早当见于《太宗实录》，李焘据以写入《长编》，李攸据以写入《宋朝事实》，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反驳是纠正了一些问题，但还是有许多疑问的确是很难解决的。如说此口号最早当见于《太宗实录》，那为什么现存《实录》及上述相关的一系列史籍中都不见其记载？李焘《长编》到底是后来“脱此条”，还是根本就没有记载此条？记载此口号的上述诸史籍的文字和内容，为什么如此相同，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差异？显然是互相转抄的结果，那就是说其有关口号内容的记载其出处的确非常狭窄。而《隆平集》记事多误，《渑水燕谈录》又大都为当时士大夫们道听途说之“谈议”，作为最早记载此次起义口号的两本北宋史料，确也很让人不放心。这后面几部书中的相关内容到底是根据何书？是如何转抄的？还是谜团丛生，不易解决。

    起义首领李顺

    王小波、李顺起义在坚持了一年多时间后，被残酷镇压，三万多名起义军战士英勇战死，八名首领被俘遇害。惟独李顺的下落不明，其结局到底如何？究竟死于何时，这一问题自成都被官军占领时起就不得而知，此后歧义丛生，一直没有弄清楚。

    四川农民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宋廷，淳化五年（994）正月，宋太宗任命亲信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军入川，镇压起义。二月初，起义军攻占成都建立政权的消息再次传到京城，朝廷为之震动，太宗又命诸路军马受王继恩节制，浩浩荡荡开进四川。由于起义军在战略调整上出现错误，使宋军入川后进军顺利，且一路上屠杀起义军与民众。起义军在川北的州县不断丢失而全线撤退，宋军尾追至成都。

    当时成都驻有起义军十几万人，在李顺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战斗异常激烈。但起义军毕竟缺乏大规模作战的训练和经验，五月七日，宋军突破坍塌的城墙，冲进城内，起义军经过街市内的浴血奋战，终不敌官兵，殉难者有三万多人，重要领导者八人被捕，后被宋军解往开封途中杀害。惟独李顺的下落，各种传说扑朔迷离。

    首先，官军向朝廷报告“斩获贼首李顺首级”。据《宋会要辑稿·兵》载，淳化五年四月，王继恩派使者奏报：乱贼已平息，斩获李顺首级，并俘获其他首领。《宋朝事实》卷一七载，淳化五年五月，宋军破贼兵十余万，斩首三万级，俘获李顺及伪官甚众。《宋史·太宗纪》也说宋军在成都镇压起义后，俘获李顺，后杀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时人对其不验明正身，也不押送京都就处死的做法就已产生疑惑。王明清《挥尘后录》载，李顺之乱平定后，有军官张舜卿密奏说：“臣闻李顺已逃走，诸将所俘获的不是李顺。”太宗说：“讨平乱贼才几天，你怎么知道的？是妒忌众将之功，而想害他们吗？”太宗怒叱之，甚至想杀了他，最后免其官职。说明统治者不愿正视李顺逃脱的事实，宋太宗确认李顺已被捕杀，并定下调子，不允许有其他说法。但也正反映了当时的确可能存在这一事实：李顺并没有被官军俘获和被杀。所以如《东都事略》的记载就已比较模糊，其卷三云：淳化五年五月，“破贼十万，遂克成都，李顺之党并伏诛”。

    其次，说李顺在成都陷落时，被乱兵杀害的可能性较大。杨升庵《全蜀艺文志》卷四五，有淳化五年时任西川随军转运使的工部郎中刘锡的一篇歌颂太宗的文字《至道圣德颂》，其中在述及宋军攻陷成都及李顺的最后下落时说：“李顺力屈势穷，藏于群寇，乱兵所害，横尸莫知，既免载于槛车，亦幸逃于袅首。”刘锡是亲身参加了这场镇压起义军活动的官员，深悉内幕情况，所以他说李顺并没有为官军所俘获，应是有确凿根据的；然而说李顺在战乱中被杀，由于没有找到尸体和首级，也只能是一种猜测。

    再有，说李顺在破城之时就已失踪，后去向不明。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云：在宋军进攻成都，即将破城之际，李顺忽然召来数千僧人，以菜饭招待，以念经祈福。又招儿童数千，皆就府第削发剃度，穿好僧衣。早晨天微亮之际，这些僧人分东西两门出去，一直到走完，李顺也不知去向，估计是剃度后混在僧人队伍中逃遁了。第二天，宋军入城，逮捕得一位有美髯之壮士，相貌颇似李顺，遂杀之，其实不是李顺。当时川人的确有传言，说李顺逃至荆渚一带，入一僧寺。

    那么，李顺逃脱后的结局如何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天禧元年（1017），判决广州居民李延志黥面发配安州。咸平年间，四川王均兵变，延志时居益州（今四川成都），与王均裨将崔麻胡较熟，兵变平定后，延志回广州。与当地怀勇许秀等饮酒，常谈及王小波故事，许秀怀疑他就是李顺，便到当地官府告发，又叫其他营卒来作证。官府把李延志逮捕并扭送到京都开封。御史审讯此案后认定，此李顺是假的。所以判李延志发配，许秀等杖脊而遣回。开始，枢密院以为俘获真李顺，而向朝廷称贺。然而御中台审问的结果却不是，枢密院大臣还是趋向于以假当真，结案上报。知杂御史吕夷简反诘道：“可以这样欺骗朝廷吗？”最后以事实上奏，而忤大臣之意。

    上述故事在《宋史·吕夷简传》中也有相同记载，就是说元禧年官府所抓捕的李延志，御史台审讯的结论是假李顺，为这事御史吕夷简与枢密使王钦若之间还产生过争执和矛盾。然而陆游《老学庵笔记》却说：“及真庙天禧初，（李）顺竟获于岭南，初欲诛之于市，且令百官贺。吕文靖为知杂御史，以为不可，但即狱中杀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陆游的文中并没有捕捉到的是“假李顺”之含意，吕夷简的“以为不可”应是不可公开杀害之意，因为早在淳化五年朝廷就宣布李顺已处极刑，此时若再“诛之于市”，无疑是不妥的，但可以秘密杀害，所以“即狱中杀之”。那么，《长编》与陆游哪个正确呢？不过它至少证实了李顺的确没有在淳化五年成都攻破后被官军俘杀。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说：仁宗景祐年间，有人报告李顺尚在广州，后被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年已七十多岁，推验正身，乃真李顺。于是用囚车押送京城，复审此案，皆得实情。朝廷因平蜀将士功赏已行，李顺也早已宣布斩首，所以不欲再公布此事，只在狱中暗中处死李顺，赏陈文琏升官二级。还说：文琏是泉州人，与自己认识，文琏家有李顺案卷，本末甚详。李顺虽失败了，人们还颇怀念，所以李顺得逃脱三十余年。

    沈括治学较为严谨，有人还说他富有科学研究精神。他所处时代也较南宋诸书作者离李顺生平为近，且又称认识逮捕李顺的巡检使臣，估计沈括还可能看见过文琏家的有关案卷，否则不会说得如此凿凿有据。20世纪30年代，张荫麟先生就明白肯定沈括之说，指出：“盖沈识案中主要人物，而陆游但凭二百余年后父老之传说耳。”因此近几十年来，许多学者都倾向于沈括之说，就是主张李顺死于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

    近年，也有学者认为陆游的“天禧说”更可靠。一者，沈括说李顺得逃脱三十余年，而从景祐元年上溯到淳化五年，足有四十年。二者，二人所记都从广州捕得嫌疑犯，押送京城后在狱中秘密处死，远离四川数千里外的广州，是不会在二十年时间里出现两桩李顺案的，估计是一件事记成两个时间。此假设如能成立，那天禧说较为可靠，当时吕夷简任知杂御史，王钦若为枢密使。如到景祐年间，吕夷简已为宰相，而王钦若早已作古。三者，《长编》所记是朝廷所玩弄的欺骗手段，意在以伪乱真，障蔽人们的眼睛，好把真相隐瞒过去。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宋真宗采纳了吕夷简的建议，一面否认捕获真李顺，判此案不过为诬告，故布疑阵；一面阴险地将这位农民领袖秘密杀害，所以李顺应死于天禧元年（1017）。

    上述“天禧说”中，三十余年与四十年之差，并不是什么大疑问，关键是其一事二记之推测是否有理？为什么在二十年时间内，广州就不能发生一真一假两桩李顺案呢？总之，天禧说抑或景祐说，哪个更可信？似乎仍然难以下结论。

    方腊身份及相关事迹

    方腊起义是北宋末年东南地区一次颇有规模的农民起义，数十万之众，坚持了半年多时间，然而它的余波一直延续了二十余年。由于史籍记载的歧义，有关起义首领方腊的一些事迹，至今没有完全搞清。

    北宋徽宗时期，蔡京、童贯等“六贼”把持朝政，穷奢极欲，赋役沉重。徽宗在六贼的怂恿下，更竭天下以自奉，大肆搜括民间奇花异石，以纲船运入都城开封，建筑宫殿苑圃，时称“花石纲”。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一带出产各种花石竹木，民众受害尤深，百姓忍无可忍，终于在宣和二年（1120）十月，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两浙苦花石纲已久，人民争起响应，聚众至数十万，攻破睦、歙、杭、处、衢、婺等州，声震东南。方腊自称“圣公”，建元“永乐”，设官分职。第二年，朝廷发兵十五万南下镇压。四月，方腊退守青溪帮源洞，因腹背受敌，战败被俘。八月，在京城被杀。这次起义，有一些细节问题，由于载籍歧异，存在不少疑点，这些疑点实为方腊起义中的关键问题。

    一是方腊的出身与籍贯。南宋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还有方勺的《青溪寇轨》及所附洪迈《容斋逸史》等史籍，都记载“方腊家有漆园”。曾敏行《独醒杂志》说得最为详细：“方腊家有漆林之饶…”腊又为里胥，县令不许其雇募。腊数被困辱，因不胜其愤，聚众作乱。”其中方腊还自言：“吾家本中产”。如此看来，方腊至少属中小地主阶层。方勺《青溪寇轨》还明确说方腊是“睦州青溪县竭村居人”。《宋史·方腊传》也清楚载：“方腊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县堨村。”

    保存在《桂林方氏宗谱》中的元人徐直之、刘彭寿的两篇传记，即徐直之的《忠义彦通方公传》（即《方庚传》）和刘彭寿的《宋故承信郎彦通公墓亭记》，载方腊为睦州青溪县万年乡地主方庚的“佣人”。还有，清人方象璜《重修桂林方氏宗谱序》中称，方腊为方世熊家佣，方世熊为方庚的兄长。此外，歙县、淳安的方氏谱牒，也一般称方腊是“佣工”，是“桶匠”，如南宋的《甲戌谱》到近代的《歙淳方氏会宗统谱》等。诸谱都载方腊为“歙人”，《山郭方氏宗谱》详细考察了方氏宗族的源流，认为方腊出于歙县柘源方氏。也就是说，方腊是徽州歙县人，而来睦州青溪县佣工。

    有学者指出，家谱的记载一般是不太可信的，如上述《桂林方氏宗谱》中关于宋代事迹的记载矛盾百出，是不能作基本史料来用的。尤其是写《方庚传》的徐直之，他是方庚一个五世孙女的孙子，他记述方腊为方庚家的“佣人”，只是来源于他祖母在他幼年时的口述，并没有任何宋代的文献史料作依据。元人刘彭寿是当时的淳安县令，他是应方庚的六世孙、七世孙的要求而写《墓亭记》，既然要称道方庚之“忠烈”，自然主要根据家谱中原有的材料略加拔高而已，所述方腊事迹无非抄之家谱。

    也有学者指出，方腊家有漆园的说法，以《独醒杂志》记载最为详尽，而此书“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是皆近世贤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该书：“盖以记录为主，不以考证为主。”所以对旧说错误之处“皆不辨而述之”。所以其有关方腊成分的记载，也是难以深信的。《宋史》方腊“世居县碣村”之言来自《青溪寇轨》，而后者说方腊是“睦州青溪县碣村居人”，其“居人”顾名思义并非指其籍贯。

    两说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从史籍的作者方面来看，北宋末至南宋初的方勺、洪迈、陈均都异口同声地肯定方腊“家有漆园”，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对方徐直之、刘彭寿诸人都在离方腊起义已有二百余年之后的元代，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徐直之是以一些与方庚生前活动直接相关的原始材料作依据的，但我们毕竟没有看到这些原始材料。由此是否可以说，方腊为中产阶层的说法要略占上风呢？

    二是方腊是否为摩尼教的首领。众多史籍都把方腊起义与妖魔鬼怪、旁门左道牵扯在一起，如《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诸史籍说：“腊以妖术诱之，数日之间，哨聚响应者至数万人。”《宋史·方腊传》其言“托左道以惑众”。“无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诛”。《宋会要辑稿》也说：“方寇者，本狂愚无知之民，传习妖教，假神奇以惑众，遂谋僭道。”所载江东转运副使奏曰：“访闻贼徒虽多，全少器械，惟以人众为援……童子妇人在前，饰以丹黛，假为妖怪，以惊我师……又为长人服大衣，作机关以动，上执矛戟，旗帜饰以丹黛，为鬼神之貌，以惑官兵，皆不足畏。”此类记载，不一而足。

    那么，方腊起义军的上述情况，到底是一般的鬼神迷信活动，还是用当时流行的摩尼教在组织起义呢？《宋会要辑稿·禁约》载，宣和年间，江浙一带诸州村民多学妖法，自称明教，又号吃菜事魔，各村建有斋堂或道场，其经文与道、佛诸教不同，人们夜聚晓散，时而结集社会，习以成风。这就是摩尼教，其敬摩尼为光明之神，或尊张角为教祖，提倡素食、戒酒、禁欲、裸葬等教规。如起义与此教有关，方腊就应该是摩尼教的首领。然而此点，宋代史籍记载相当含混，致使近代学者的看法也完全不同。

    不少史学著作认为，方腊起义时盛传的“妖术”、“左道”应与当时的摩尼教有关。首先，起义队伍中不少将领都是摩尼教徒或首领，如教徒兰溪朱言、剡县仇道人裘日新、仙居吕师囊，还有郑魔王、方七佛、八大王、俞道安等人。其次，史籍中关于摩尼教的“妖法”记载，常与方腊起义有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说：“伏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陆游在《条对状》中这样说：“淮南谓之二桧之，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甚……汉之张角、晋之孙恩、近岁之方腊，皆是类也。”《容斋逸史》说得最清楚：“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煸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袒葬。”庄绰《鸡肋篇》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当时，睦州一带确是吃菜事魔教秘密活动的重要地区，信教的人很多，所以方腊以宗教为掩护，组织起义队伍，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有人认为方腊是青溪摩尼教首领，或称其为睦州一带的魔头，或称其是食菜事魔教的首领。

    宋史专家朱瑞熙《论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关系》一文提出异议，认为方腊不可能是摩尼教的首领，甚至不可能是教徒。首先，许多史籍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方腊“托左道以惑众”，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素以治学严谨出名，也只说方腊“善妖术”。如果方腊果真是摩尼教首领，史籍不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其次，方腊的身份职业也不允许他当摩尼教首领。按照教义，摩尼教徒不能积聚财产，且禁止结婚。如方腊为中产之家的漆园主，就不能为摩尼教首领。如方腊为一贫如洗的佣工，为了维持生活，须终岁勤劳，他也不可能有什么闲暇时间去进行传教活动。方腊有妻室、儿子，起义失败时一同为宋军俘获。再次，摩尼教主张断荤戒酒，而方腊起义伊始，就召集百余名骨干“椎牛酾酒”、“饮酒数行”，以发表著名的誓师演说，这些做法显然与摩尼教教规格格不入。由此，方腊起义所采用的“妖术”、“左道”之类，应是当时农村中流行的一些“星云神怪”、“役使鬼神”、“指挥阴兵”等迷信活动，或也利用了有关道教、佛教的一些活动。

    当然如吕师囊、裘日新、郑魔王、俞道安等人，根据史料分析应是摩尼教的僧侣或首领，他们率领部分摩尼教徒参加了方腊起义，接受方腊的领导，作为起义军的几个方面军与官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但他们不是方腊起义军的主力，因此在整个战场上不起决定性作用。而且这几支队伍参加起义军都较晚而先后不一，也使他们没能在对付官军的镇压方面，发挥出更大的威力。所以，方腊起义只存在部分摩尼教徒参加的情况。

    三是有无政治纲领及其口号的读法。有学者认为，方腊起义没有政治纲领，理由是在史料上没有发现其起义过程中提出过什么简明口号类的纲领。而史学界一般认为，方腊起义是利用了佛教《金刚经》的经文“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作为口号，表达了农民要求平等的愿望，所以其政治纲领是“法平等”。

    然而，史籍却如此记载起义者对这句口号的读法：《鸡肋篇》载，食菜事魔教“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就是说《金刚经》中的经文，教徒们读作“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读法一改，意思就相反了，即认为佛法所谓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容斋逸史》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只是“其说经”，改为“其说不经”。而叶梦得《避暑录话》还谈到了如此读经的原因：“近世江浙有事魔吃菜者，云其原出于五斗米，而诵《金刚经》，其说皆与今佛者之言异，故或谓之《金刚禅》。”就是说，吃菜事魔教徒不是照本诵读佛经，而是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变动原意地诵读。所以，这只能说起义者在用佛经解释现实世界，而谈不上是什么政治口号。

    有学者如此进行辩解：教徒们这样解释佛经，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佛经上所谓的“平等”，不过是欺骗，从现实社会中他们深深感受到等级的森严，人世的极不平等。所以将《金刚经》的改读，是对当时社会本质的揭露，也是对佛经的一种批判。起义农民在批判佛经的过程中，反映出他们向往一个真正“法平等”的社会，而这个社会正是他们奋斗的目标。所以，尽管起义首领方腊没有直接宣布“法平等”主张，但这一主张就从批判佛经的经文中折射出来，并指导着这次农民起义的实践。

    也有学者提出，食菜事魔教的信仰者并不会误读佛经，《鸡肋篇》等史籍这样描述起义农民对佛经的错读，实是对方腊起义的诬蔑。

    四是方腊起义失败被谁擒获。许多学者根据苏州灵岩山《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认为方腊就擒于韩世忠。碑文详细记载了方腊在青溪帮源洞被俘的经过：韩世忠时为王渊裨将，率军潜行溪谷间，询问村妇路径，终于到达洞口。即挺身仗戈而前，越险数里，直捣巢穴，先抓缚八大王，格杀数人后，遂擒获方腊，并缚俘以出。这段碑文收入《名臣碑传琬琰集》，与《容斋逸史》的记载也可相印证。后来，《宋史·韩世忠传》、《宋史纪事本末·方腊之乱》以及《续资治通鉴》诸书都采用这一说法。

    然而许多史籍却说方腊为陕西名将辛兴宗等捕获。《东都事略·徽宗纪》载，宣和“三年……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宋史·徽宗纪》亦载：“忠州防御史辛兴宗擒方腊于青溪。”《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载，官军合围击败方腊起义军，在“翌日搜山”中“王禀、辛兴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北隅石涧中”。《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徽宗皇帝》也说：王“禀寻及辛嗣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北隅石涧中”。此“辛嗣宗”应是“辛兴宗”之误。应该说，载“辛兴宗擒方腊”的史籍并不少于载“韩世忠擒方腊”者，是否因为韩世忠以后成为中兴名将，后人便将此功往名将身上揽呢？然而《宋史纪事本末·方腊之乱》又这样讲述：韩世忠率兵入洞“擒腊以出，辛兴宗领兵截洞口，掠为己功”。《续资治通鉴》也采此说法。当时辛兴宗为剿方腊官军的主将之一，而韩世忠只是裨将，那么是否主将在掠取裨将之功呢？

    有学者根据《桂林方氏宗谱》所载徐直之的《方庚传》，认为方腊是为方庚所诱捕。其如是说：宣和三年四月，起义已大部被官军镇压，就是没有捕得方腊。不离方腊左右的方京，一次出洞寻食品，被方庚抓住，方庚以利诱之，使方京回去骗方腊，说：“刚出洞，就看到两个太阳在相斗，天象如此，不是在说圣公要东山再起嘛！”并请方腊出洞观看，方腊以为是真的，便走出帮源洞以观日影，方庚正埋伏了打手，将方腊生擒，献给官军。这简直就是一篇传奇小说的片断，你觉得可信吗？而清人方象璜的《重修桂林方氏宗谱叙》是说，方庚奔命江淮，迎领官军，为韩世忠军向导，乃诱擒方腊，并其党羽。方庚本人在《上郑寺丞札子》中也说：“投身军前，为之乡导，大破贼徒，安复州县，立功非一。”这好像有一些可能，然也只是韩世忠军的向导，其作用有多大呢？

    有学者根据范圭《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认为也可能是折可存捕获了方腊。铭文说：折可存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将士用命，方腊被擒，迁官武节大夫。有学者指出，据《宋史·杨震传》，杨震虽“从折可存讨方腊”，但折可存当时率军是在浙东一带镇压吕师囊等部，没有参加围剿帮源洞的战斗，所以铭文不可信，不如理解为：方腊起义被镇压后，折可存官升武节大夫。另外，《舆地纪胜》卷八说：“宣和初，腊陷睦州，命刘光世、姚步仲擒之，斩于都下。”似乎方腊是被刘光世、姚平仲二将擒获的。其实，查有关史籍可知，刘光世当时正率部攻打衢、信等州，俘获郑魔王，后又攻下龙游、兰溪、婺州等地。姚平仲也正率部征讨浙东一带，四月下旬才攻下浦江县。两将都不可能参加四月下旬围剿帮源洞的战斗。

    此外，据《严州府志》等书记载，擒获方腊者，还有王马、余木杓、余宗德诸将，但也均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另有方腊就擒于宋江说，由于宋江是否投降官军都还存在疑问，所以此说更悬，且看另一专节的分析。

    《容斋逸史》究竟是谁做的

    “容斋”是南宋著名学者洪迈的号，所著《容斋随笔》，史料价值颇高，历来为史家所重。《容斋逸史》记载了方腊起义过程中的两件重要史事，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容斋逸史》也是洪迈的作品。20世纪70年代开始，史学界有人怀疑它的可靠性，认为它可能是一部伪作。

    《容斋逸史》是宋方勺《青溪寇轨》附载的两则文字。一则是记载方腊起义的始缘及其被官军镇压的经过，其中对方腊“漆园誓师”的演说与经过，描述得非常生动而具体。另一则是记载宋代摩尼教的有关情况及其与方腊起义的关系，其中对该教的一些教规和习俗进行了颇为详尽的介绍。如谈到其教“又谓人生为苦，若杀之是救其苦也，谓之度人，度人多者，则可成佛。故结集既众，乘乱而起，日嗜杀人，最为大害”。令人毛骨悚然。

    怀疑论者认为，从未见洪迈使用过“容斋逸史”这个名称，他本人更没有提到过有这本著作，在他的《容斋随笔》和《夷坚志》中也找不到相关文字的记载。洪迈作为洪皓的儿子，又累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学识博洽，论述弘富，历宋徽、钦、高、孝、光宗五朝，享年八十，在南宋时名声已很大，其议论、记事常为史家所采摘引用。然而，南宋以来许多历史著作记述方腊起义事迹，多引用方勺《泊宅编》的材料，《容斋逸史》中这些极其重要的记载却从未被转引过，或者说此书在南宋时竟无人知晓。再者，《容斋逸史》中方腊在“漆园誓师”的演说词，不像是一个普通佣工的口吻，倒像是士大夫的一篇政论。其后面谈到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密切关系，但在其鼓动起义的演说词中却毫无相关的宗教内容。誓师时还“椎牛酾酒”、“饮酒数行”，与其信奉的食菜事魔教的教规不符。此外，其中对某些基本史实也有说错，如写到方勺著《泊宅编》时，韩世忠“犹未知名”。实际上当时已是南宋绍兴年间，韩世忠已为战功显赫的中兴名将了。总之，从种种迹象看，《容斋逸史》不是洪迈的作品，既然作者是伪托的，其前一则史料的可靠性就要大打折扣了，而其后一则史料其实主要是节录自南宋庄绰的《鸡肋篇》。

    肯定论者指出，洪迈对方腊起义的有关史料是非常熟悉的，他不仅可以看到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还可从他兄长洪适那里得到此次起义的第一手材料，所以《容斋逸史》历来被认为是研究方腊起义的珍贵史料，它是洪迈主要依据宋朝《国史·童贯传》所附《方腊传》等材料撰写的，有一定的史实根据，无须去怀疑它的真实性。如其中关于摩尼教的一则记载，与庄绰《鸡肋篇》中的记载几乎完全一样。洪迈的著述是经常被人采摘引用，但不能由此就认为未被引用的著述就是伪作。其中说方腊“家有漆园”，也就是漆园主，而并非是一个普通佣工，所以有一定的文化，能说出一些颇有逻辑的政论性言词。当然并不排除其中参有士大夫作者的一些思想在内。如果方腊是佣工，他也不可能有余力去长期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秘密组织“贫乏农民”，“赈恤结纳之”，最后鼓动武装起义，这是当时东南地区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主要是社会各阶层与宋朝统治者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方勺《泊宅编》有三卷本、十卷本之分，主要是方勺遇事的随时记录，其中有些条目肯定作于北宋末年。当时韩世忠确实“犹未知名”，不能以此以为作者搞错了基本史实。总之，怀疑《容斋逸史》作者及其史料价值的证据是不充分的，不足以判定此书的真伪。

    还有学者指出，《容斋逸史》既有可能是洪迈所撰，又有可能是其他以“容斋”为号的士大夫所撰，尚不能最后定论。从《容斋逸史》的有关内容分析，其作者必定是生活在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到南宋末年，其间凡是以“容斋”为号的士大夫，都有可能为其作者，所以它不是后人编造的伪作。当时以“容斋”为号的士大夫，除洪迈外，还有刘元刚、唐廷瑞、庄圭复三人，其中刘元刚、唐廷瑞都曾撰《容斋杂著》一书。尤其是唐廷端，博洽多闻，还为徽州歙县人，和方腊同乡，又曾在建德府遂安县任主簿，这里也曾经是方腊起义军浴血奋战的地点之一，所以《容斋逸史》很可能是他的《容斋杂著》的部分内容。当然，洪迈一生著述极为丰富，今存的作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都散佚，所以也已无法确凿考证。其实，《容斋逸史》究竟是一部独立的著作，还是附于某一著作中的几卷或单篇文章？《容斋逸史》究竟是原作者自定的名称，还是《青溪寇轨》的编纂者擅自命名，或是在原名《逸史》上冠以原作者之号“容斋”？这些问题现在都难以一一搞清。

    《容斋逸史》是研究宋代方腊起义的最重要史料之一，如果其真伪难定，作者不知，那么想破译上述方腊起义诸谜，自然就更难了。

    官逼民反与宋江受招安

    《水浒传》以宋江为核心人物，演绎了一个个生动的官逼民反的故事，然而最后还是受了朝廷的招安，结局颇为悲哀。那么，历史上宋江是如何被招安的？招安后，他们是否跟从官军去征讨方腊起义？这些问题由于史料记载的错综复杂，矛盾百出，所以史学界也分歧很大，看法不一。

    北宋徽宗时期，在方腊起义之前，北方山东、河北地区就爆发了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相传曾驻水泊梁山。后来声势发展壮大，他们采用流动战术，“转略十郡，官军不敢婴其锋”，对大宋王朝构成一定威胁。《宋史·侯蒙传》载，宋江寇京东，知毫州侯蒙上奏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诸地，官军数万都打不过他，宋江必有过人之才。今青溪方腊盗起，不如赦免其罪而加以招安，让他率军去讨伐方腊以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宋史·张叔夜传》载，张叔夜知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时，派出间谍侦察起义军动向，宋江率军向海州进发，夺得十余条装载货物的官府大船，遂将其作为大本营。张叔夜招募了千名敢死队员，预先设下埋伏，然后派轻兵引诱起义军上岸作战，藏匿海边的壮卒乘机举火焚其船，起义军一看大本营起火，皆无斗志。此时敢死队伏兵再包围突袭其大本营，多名副将被官军擒获，损失惨重，宋江于是投降。上述相关历史资料，王称《东都事略》也有类似记载，应是主张宋江投降官军观点的主要根据。

    主张宋江没有投降的学者认为，在北宋一代的官私案牍记载当中，全都没有说过宋江战败而投降宋王朝，也没有宋江这支起义军到过海州境内的说法，更没有宋江受招安后从征方腊的事迹。这些故事都是进入南宋后，人们才编造出来的，《东都事略》是南宋人写的，《宋史》是元朝人写的，皆不足信。

    有学者指出，宋江起义已在北宋末年，所以南宋人写的有关史料应有可信度，同时也可找到北宋末的相关记载以作佐证。如《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八引《张叔夜家传·以病乞致仕宫观札子》说到他“出守海墟，会剧贼猝至，偶遣兵斩捕，贼势挫创，相与出降”。据说离海州城南十五里的沿海古战场，其附近还有一大冢，相传埋着当年战死的梁山好汉们，如今民众还称它为梁山好汉墓。还有《丹阳集·王登墓志铭》说：王师心任海州沐阳县尉时，“遇京东剧贼数千人浮海来寇，公适就养在邑，命引兵邀击境上，馘渠酋数十人，降其余众”。其“剧贼”虽都没有指名道姓，但在《文定集·王师心墓志铭》中，便明确写出是“河北剧贼宋江者”。所以，宋江战败投降官军的说法似乎是有确凿的史料根据的。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张守《毗陵集》卷十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公（圆）墓志铭》。其载：“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避匿。公独修战守之备，以兵扼其冲，贼不得逞，祈哀假道。公呒然阳应，侦食尽，督兵鏖击，大破之。余众北走龟、蒙间，卒投戈请降……陛见赐对，上问宋江事，公敷奏始末，益多其才。”这段文字表明，宋江起义军曾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一带被蒋圆所率官军所打败，而后撤退转移，终“投戈请降”，受招安后，徽宗还在大殿接见了宋江。蒋圆死于建炎四年（1130），张守在绍兴五年（1135）为他写此墓志，其资料价值也颇引人注目。其中，说宋江投降与蒋圆在沂州大破其起义军有着直接关系，由于沂州之战离宋江受招安的时间可能较为接近，所以也不能说作者在捕风捉影，重要的是它为宋江受招安的又一个有力证据。

    当时任元城县尉，后官至吏部侍郎的李若水所作《捕盗偶成》一诗，却如此描述宋江接受朝廷招安的经过，它也是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相关史料，特全引如下：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绳视前作。

    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

    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啖此曹无乃错！

    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

    不如下诏省科徭，彼自归来守条约。

    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

    其中，朝廷是在宋江诸人“横行”齐魏大地而官军难于征服之时，才飞敕招安的。宋江等三十六人接受招安后，授官拜爵，骑马入城，意气骄昂的样子跃然纸上，连民众看了都惊愕不已。就是说，宋江并不是在战败而迫不得已投降的情况下，再接受朝廷招安的。反过来说，如果宋江起义军已战败投降，也就不用朝廷“飞敕”招安了。所以，尽管宋江接受招安已无需怀疑，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宋江才接受招安的？还是让人颇费猜测。有学者以为，如果说一定要将宋江招安与海州战役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张叔夜也只能是担任了官府的说客，在与宋江谈判后，才取得上述结果。《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载：“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宋史·徽宗纪》也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那么，《宋史·张叔夜传》中有关宋江战败投降的描写就与此有明显的矛盾。

    然而还有问题，有史料显示，宋江在宣和三年的五月，就是官军在镇压方腊起义军之后，又出兵镇压宋江，这时宋江被擒获。如《东都事略·徽宗纪》载，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串，宋江就擒”。范圭《折公（可存）墓志铭》中也说：折可存在平定方腊后，“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所以有学者提出，宋江等人在接受招安一段时间之后。再度反叛，所以官军在镇压方腊后，朝廷又颁布“捕草寇宋江”的命令，一个月后将宋江捕获。那么，这样的假设能成立吗？

    下面再考察一下，宋江受招安后是否参加了征讨方腊的战斗。相关史料有四条：

    一是《三朝北盟会编》引《中兴奸邪姓氏录》：“方腊反睦州，陷温、台、婺、处、杭、秀等州，东南震动。以（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据《宋会要辑稿》、《宋史·童贯传》等史料的记载，童贯是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任命为江浙诸路宣抚使，所统之兵为“陕西六路汉蕃精兵”，所派将官为“辛兴宗、杨惟忠统熙河兵。刘镇统泾原兵，杨可世、赵明统环庆兵，黄迪统脚延兵，马公直统秦风兵，翼景统河东兵，刘延庆都统制诸路军马”。其中并无刘光世和宋江，据方勺《泊宅编》诸书所载，此时“京东贼宋江等出青、齐、单、濮闻”。直到第二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因此，宋江绝对不可能在童贯出兵镇压方腊时，便挤入诸将行列。此外，方腊并没有攻“陷温、台、秀州”，“辛企宗”这个名字也搞错了，都证明这条史料是不可信的。

    二是《三朝北盟会编》引《林泉野记》：“方腊反于睦州，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败走，入青溪洞。光世遣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这条材料的前半段没有异议，刘光世确于宣和三年二三月间率军从江西向东进攻，一路攻下衢州、龙游、兰溪、婺州，是与王禀、辛兴宗、杨惟忠从镇江、秀州、杭州而来的东路军，与刘延庆、刘镇、杨可世从金陵、广德、宣州、歙州而来的西路军，都不同的“别将一军”。问题是后半段材料出现异议：有学者认为，宋江于二月在海州招安后，便随刘光世南下，有可能赶上参加围攻方腊帮源洞的战役。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刘光世这支部队没有绕道淮海，宋江如何随军南下呢？刘光世部后一直在衢、婺一带活动，没有参加围攻方腊帮源洞的战役，如果宋江真在刘的军中，也无法参加擒获方腊的战斗。而且“光世……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一语文理不通，如是“刘光世与杨可世并进”，那么“遣宋江”三字是后来硬加进去的。如是“刘光世与杨可世派遣的宋江并进”，那么，杨可世早就随童贯率军南下，宋江是什么时候加入这支军队的呢？疑问不少。

    有学者提出，从海州宋江投降到方腊起义失败，前后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即使朝廷调宋江及其部下去增援江浙战场，要求他们在镇压方腊的战斗中发挥作用，而事实上在时间方面是非常难以做到的。这首先要由地方上报和朝廷批准，往返手续需要时间。批准以后，宋江部队必须整编，这也需要一段时间，再加上从海州行军到江浙，起码十天以上。这其中没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根本无法完成。更何况皇朝对起义军的投降者历来十分猜忌，怎么会这么快就保留其原来统属和实力而让其行军出征呢？

    三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在描述官军组织帮源洞围攻时的部署时说：“刘镇将中军，杨可世将后军，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明、赵许、宋江既次洞后……”与《宋会要辑稿·兵》中的有关文字相比，《宋会要》为“刘镇、杨可世、王涣、马公直率劲兵从间道夺贼门岭”。可见《纪事本末》是经过了修改，修改后产生了明显的毛病：原来王涣与马公直的地位差不多，现在却成了上下级“统领”关系；原来赵明与杨可世的职位也约相等，现在杨可世为后军主将，赵明却成了“裨将”；原来没有“宋江”的名字。现在却硬挤了进来。如何解释这些问题呢？也有学者引用《宋会要辑稿·讨叛四》中的有关文字，来与该《纪事本末》的记载相互印证，而认为宋江在从征方腊军中是可能的。

    四是《皇宋十朝纲要·徽宗》载：“宣和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上苑洞。”我们知道，辛兴宗是陕西名将，官任忠州防御史，为熙河兵主将，随童贯南下。而宋江刚受招安，怎么会有资格与他相提并论呢？尤其是前面我们已看到“五月丙申，宋江就擒”的记载，这又如何解释呢？如果说宋江四月份还在为官军出生入死地与方腊拼命，也不至于五月份官军就要“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了吧。再说，称宋江为“草寇”而不是“叛贼”，也说明此人没有投降过，也就是没有跟从官军征讨过方腊。而这里，又说六月份，宋江还出现在与官军共同剿灭方腊余部的战场上，真让人如入迷雾之中。当然，也有学者解释，这“六月”应是“三月”之误，四月宋江从征方腊后，朝廷仍对他不信任，所以最后杀了宋江。或说，宋江从征方腊后再度反叛，而折可存军是在宣和四年三月才把方腊余部完全讨平，然后才奉命“捕草寇宋江”，所以“宋江就擒”应在一年之后的“五月丙申”。

    也有学者提出，范圭《折公（可存）墓志铭》的记载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如两宋时期任何历史记载中都没有人说过方腊是折可存擒获的，而铭文含义中却有此意。然后又说“不逾月继获”宋江，就是铭文把“俘腊取江”两件大功都加在折可存头上。折可存死于靖康元年（1126），享年三十一岁，那么在宣和三年，他仅二十六岁，无论以他的资历或地位，恐怕都不足以担得起“俘腊取江”之大任的，更不会受到“奉御笔”的特殊“荣宠”。由于范圭是折可存的女婿，所以其溢美之词也是不可信的。

    问题的错纵复杂，真让人无所适从。于是有人便提出一个令人瞠目的假设：当时有两个“宋江”。一个“剧贼”宋江于宣和三年二月在海州接受朝廷招安，随官军从征方腊；一个“草寇”宋江没有投降官府，所以在剿灭方腊后，官军又与之交战一月，方得平定而擒获。这一降一战两个宋江，决非一人所能为的。当然，也许是有些农民军为了更好地鼓动群众，利用“宋江”的声望，打着他的旗号，在河北、山东一带继续活动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此宋江”是“彼宋江”投降朝廷又镇压方腊之后，继续活动在北方的另一支农民军首领。这样的解释，你会认同吗？

    梁山宋江三十六好汉

    《水浒传》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人们对其中一百零八将的名字也都能叫出一些。然而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其实只有三十六好汉，宋江及其结拜兄弟聚义造反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起义军是否以梁山泊为根据地？他们又是哪些英雄？

    《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载：“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说明宋江起义至少爆发于宣和元年（1119）之前，要使朝廷发诏招抚，说明起义已达一定规模，且呈现出有相当的力量，使官军围剿感到非常吃力。但是此时的具体情况，史载阙如，人们不得而知，现在只有小说家的传奇故事。不过，既称“山东盗”，说明这次起义的中心地区应在山东，而相传梁山泊聚义，应就在此起义初期。《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中谈到，作者曾路过梁山泊，坐舟遥见一峰，篙师介绍，此山就是当年宋江三十六好汉聚义之处，宋之为人，勇悍狂侠，至今山下分赃台置有石座三十六所。山东《寿张县志》载，梁山在县治东南七十里，山上有宋江寨，即山冈上一小垣，周围村邑中风气强悍，圩寨甚多。

    宣和二年十二月，“京东贼宋江等出青、齐、单、濮闻”。此处称“京东贼”，而北宋京东路其实就是以山东地区为主，只在其西面包括今河南、江苏与山东交界的很少一些区域。其中，青州治今山东益都，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单州治今山东单县，濮州治今山东鄄城，所以其基本活动范围还是在山东。可以说，起义军横扫青、齐、单、濮一带，势如破竹。但是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为蒋圆的伏兵所败。蒋圆虽然战胜宋江，却也“益其多才”，就是承认宋江确有不俗的才能。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此时称“淮南盗”，北宋的淮南路包括今江苏、安徽及河南南部的一些地区，淮阳军治今江苏邳县东，楚州治今江苏淮安，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说明起义军在运动战中有向南方发展的趋向，或者说是其战略方向有所转变。南下的一路上，也把官军打得晕头转向，所谓“转略十郡，官军不敢婴其锋”。但在海州沭阳战败，后又中张叔夜的埋伏，起义军估计损失不小，于是在张叔夜的说降下，宋江接受朝廷招安。

    上述也只是一个大概的猜测。从短短几年时间中，宋江一伙横行河北、山东、淮南等一大片地区，说明其应以流动作战为主，没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然而从在海州曾夺取官府大船作为大本营，说明其有水战的习惯，似乎完全可能在梁山泊一带活动过，上述有关地方志和口传史料也留下一定痕迹，但究竟规模如何？待了多长时间？恐怕也只能是历史之谜了。起义军受招安后，其前景就更说不清楚了。

    那么，后人为什么对宋江起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如此感兴趣呢？梁山泊或称梁山泺，古称钜野泽，绵亘数百里，确为当时京东巨泽。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和《宋史》“蒲宗孟传”、“许几传”、“任谅传”等载，梁山泊在北宋就是著名的“盗薮”。整个北宋时期，梁山泊这一带的农民起义几乎史不绝书，如天禧中“盗寇所伏”，庆历中“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皇祐中“寇盗群起”，元祐中“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也”。尤其是北宋末年，这里农民起义更是层出不穷，“梁山泺渔者，习艺为盗”，官府的镇压也极为残酷。《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投降，都被他杀了。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由郓州卸任的，杀降应还要早于此年，有人以为他杀的就是宋江一伙之人，不知根据何在？可见人们把梁山泊作为农民起义的根据地是有道理的。

    最早记载宋江起义三十六好汉有关情况的，大概是南宋末年的那部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其描述宋江是从九天玄女庙中所得“天书”上看到这三十六人的姓名，他们是；智多星吴加亮、玉麒麟李进义、青面兽杨志、混江龙李海、九纹龙史进、入云龙公孙胜、浪里白条张顺、霹雳火秦明、活阎罗阮小七、立地太岁阮小五、短命二郎阮进、大刀关必胜、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金枪手徐宁、扑天雕李应、赤发鬼刘唐、一直撞董平、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同、神行太保戴宗、赛关索王雄、病尉迟孙立、小李广花荣、没羽箭张清、没遮拦穆横、浪子燕青、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急先锋索超、拼命三郎石秀、火船工张岑、摸著云杜千、铁天王晁盖。最末一行还有：“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这可说是世人最早有关宋江三十六好汉的整体记载，可能也应算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一个档案材料。

    与其差不多时间的另一个资料，是宋末元初学者周密的《癸辛杂识》，其续集上收有宋末元初画家龚圣与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其序谓：宋江事迹见于街谈巷语，然不足采著。自己年少时钦佩其为人，想作一些画赞之类，但未见有关事实的记载，不敢轻易下笔。后看到《东都事略》中的《侯蒙传》，他曾奏盲“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诸语，才知宋江之辈真有非凡事迹存于当时。由是，龚圣与开始搜集有关资料，终于完成此三十六人画赞，人为一赞，估计参考过《宣和遗事》的记载。

    所赞三十六好汉是：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学究、玉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活阎罗阮小七、尺八腿刘唐、没羽箭张清、浪子燕青、病尉迟孙立、浪里白条张顺、船火儿张横、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混江龙李俊、九文龙史进、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插翅虎雷横、神行太保戴宗、急先锋索超、立地太岁阮小五、青面兽杨志、赛关索杨雄、一直撞董平、两头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没遮拦穆横、拼命三郎石秀、双尾蝎解宝、铁天王晁盖、金枪班徐宁、扑天雕李应。

    周密在此赞后评论道：上述都是相关群盗的记录，龚圣与既为各人作赞，又写序论之。这是为什么呢？就如太史公司马迁序游侠列传，而又为其中的奸雄立传，此虽免不了后世之讥，但司马迁还是有勇气首次为陈胜、吴广立传，且为项羽作本纪，其中的意义是相当深远的，读者当自能体察。说明这“宋江三十六人赞”，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然而，毕竟时间已过了百数十年，又经过了民间文学的加工，所以其中定会有经修饰而改动的地方。就以上述两张名单作一比较，也已有不少区别，如李进义与卢俊义，李海与李俊，关必胜与关胜，阮进与阮小二，朱同与朱仝，王雄与杨雄，张岑与张横。此外，《宣和遗事》中的公孙胜、林冲、杜千，《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的解珍、解宝，都只此一家，就是说此时在民间的传说中至少已有近四十位英雄的名字。由此我们想到，这三十六人中除宋江外，哪些人的名字还能基本保持原貌呢？

    我们在《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中看到宣和四年五、六月间，将军赵明与“招安巨寇”杨志“将先锋军”，随大将辛兴宗等北上抗辽的记载。《宋会要辑稿·兵》载，此时由童贯、蔡攸所统领的征辽大军中，杨志为东路军将军之一。后杨志还随种师道解救太原之围，均立有战功，受到过皇帝的嘉奖，皇帝御批：“当优与推恩”。说明“青面兽杨志”确有其人，他在招安后已成为宋王朝官军的大将。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元年（1127）七月，“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是作乱”。第二年十一月“泾原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吴玠袭叛贼史斌，斩之”。有人猜测此“史”姓好汉应是“九纹龙史进”，由于年月的荏苒，“史斌”已被民间修改为“史进”。这里称“叛贼”，可见史斌曾随宋江接受招安，已为宋将，建炎初乘国事动乱，再次起事，然而第二年就被镇压了。

    此外，最出名的大概要算景阳冈打虎的武松了，两张名单上都有“行者武松”的名字，但在宋代有关史籍中却并不见其大名，更不用说其打虎事迹了。大约在元人的杂剧中，开始出现武松故事。如在《义侠记传奇》中写到，武松自幼与贾氏订婚，因逼上梁山而与之失散，后来宋江受了招安，诸英雄都得了官职，武松也找到了贾氏，由宋江等作主，两人结了婚。明朝中叶流行的水浒故事《菽园杂记》有一个情节，说官府曾经悬赏一千万贯捉拿武松，这个数目仅次于宋江，据称此说源自张叔夜招安时的梁山泺榜文。《宣和遗事》载，武松征方腊回来，因战伤残废。遂于杭州六和塔出家为僧。清朝时，有人说在杭州铁岭关附近掘地得石碣，上题“武松之墓”。有人认为此恐杭人附会为之，不然为何南宋无一人言之，历四百余年却有此异闻？反正武松在杭州的各种传说不少，以致抗战前夕，杜月笙、虞洽卿等人还在西湖秋瑾墓附近搞了个“宋义士武松之墓”。然而，武松是否确有其人，还很难说。

    晁盖其人也同时见于上述两张名单，以“铁天王”为号，然而排名却颇后。前者排在最后，后者排在倒数第三，可能这比较接近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宣和遗事》中记载了晁盖、吴加亮等八人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接着是官府追捕，郓城押司宋江星夜报信，叫晁盖逃走，八条好汉上梁山落草为寇。然后宋江杀阎婆惜，也上梁山入伙，后为众好汉之首领。可以说后来《水浒传》故事开张的骨架已经在这里具备，但是这一基本事迹是否历史真实，我们不得而知。还有晁盖是什么时候死的？当宋江三十六好汉横行齐魏时，他是否还在其中？我们还是不清楚。民间故事与《水浒传》中的晁盖，也有很多差别，但人们一般都认为晁盖是实有其人。如清朝初年，山东寿张县知县曹玉珂写的《过梁山记》就说：“晁（盖）、宋（江）皆有后于郓（城）。”至今山东郓城县西北晁庄村的晁姓人，都自称是晁盖后裔。然而翻开那里的《晁氏宗谱》，其记有九世祖“晁盍”，人们说他就是晁盖，因为造反，砍头入谱，所以把繁体字上的“艹”头去掉，就成为“盍”字了。这种说法能成立吗？

    还有人以为，与西门庆共同害死武大郎的淫妇潘金莲，历史上也可能真有其人。她是山东阳谷人，阳谷潘氏自认是潘金莲的母系后裔。清初王世祯《香祖笔记》说：“阳谷西北有冢，俗称西门冢。有大族潘、吴二氏，自言是西门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会，登台演剧。吴之族使演《水浒记》，潘之族谓辱其姑，聚众大哄，互控于县令。”这样的记载，你相信吗？《水浒传》中，武松不是把潘金莲给杀了吗？怎么还会有潘的母系后裔呢？

    当然，《水浒传》只是历史小说，那么其中包含有多少历史真实的成分呢？

    辛弃疾诱杀赖文政

    这个故事说，南宋茶贩起义首领赖文政居然能用替身来避祸，最终逃脱官军的镇压。八百多年前的古人，且是一个茶贩，竟会采用如此诡秘的手段护身，不知是真是假。

    辛弃疾宋代随着种茶、制茶经济的发展，饮茶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然而，官府通过茶叶专卖制度对茶农与茶商的剥削也日益加强，同时州县的“额外科扰”，巡捕的“邀求无厌”，胥吏的敲诈勒索，茶农茶贩们被压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因而时有群起反抗之举。南宋孝宗时期，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茶贩，经常聚集起几百上千人的队伍。其中一人担茶，两人“横刀揭斧”为保卫，进行武装贩茶，以对抗政府对茶叶的垄断。官府诬指为“茶寇”、“茶盗”，常派军队进行镇压，斗争异常激烈。

    淳熙二年（1175）四月，湖北路茶农、茶贩在赖文政领导下，正式举起义旗，公开与官府进行殊死的战斗。这支约几百人队伍由湖北突入湖南，多次打败官军，六月转攻江西，在吉州永新县山区与官军进行游击战，依靠山谷丛林和民众的支持与官军周旋。不久又进入广东，岭南地区为之大震，朝廷接连派官兵堵截追杀，都遭失败。起义军又回兵江西永新山区，因这里已有民众基础，起义军如鱼得水，活动“诡秘莫测”。

    七月，朝廷任用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进行镇压。辛弃疾派出敢死劲旅，深入山区搜捕，起义军在军事上陷于被动，伤亡较大，军心动摇。辛弃疾乘机派人到义军中进行劝降，很快把赖文政诱骗到江州，加以杀害，平定了这次起义。

    不过，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却有与众不同的说法，他讲：“自古盗贼如黄巢、侬智高，败绩之后，皆能脱身。”赖文政起兵时已六十多岁，足智多谋，他早就估计成事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暗中寻访相貌类己的替身，后得一个靠卖煎油饼为生的刘四，长相酷似自己，便一直带在身边执役。辛弃疾率精锐官军与义军角斗，义军力量不支而退败，赖文政率几个首领被迫到官军营垒请降，约定不日束兵投诚。回来后，赖文政对部下说：“看辛提刑的眼色，他必将杀我。”于是想趁夜逃遁，部下不同意。赖文政则说：“难道想割我首级？去投降也是死，不过先后数日罢了。”部下也不忍心下手，于是赖文政斩了刘四的首级，冒充是自己的头，派人献给官军，自己却乘乱逃走了。最后约有七百余人向官府投降，而被官军改编。辛弃疾始终不知其首级是赖文政替身的，以全胜向朝廷报捷。

    如果罗大经所说属实，那么辛弃疾诱杀的竟是煎油饼的刘四，赖文政最终得以逃脱。古代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居然会采用如此诡秘的手段：用替身来避祸，真让人惊叹不已。不过，此说也只此孤证，很可能是当地民众出于对起义军的怀念而编造出来的，罗大经取于道听途说而已。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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