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念黑土地上那片纯净的天空，更想念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和给她无限温暖的父老乡亲。她深深地怀念那份深藏在心底的情与爱，那情是那么真，那爱是那么纯，追忆往昔，带给她的是一些美好和感动。
那是在1968年10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火车开到了铁路的尽头。津茹挤在一辆大卡车上，挺进风雪呼号的边境。傍晚时分，车停在一个几乎被厚雪覆盖了的村落里（兵团二师11团5连）。一群操着山东口音的小孩儿拥了上来，“青年来了！青年来了！”昏暗的灯光下，津茹看清了一个个蝴蝶花似的小脸，衣衫不整，脏兮兮的。就在从卡车上往下卸行李的时候，一种凉凉的悲哀向她的心头袭来，“在这里我们要待多久？如果真的在这里待上一辈子的话，那么我们的后代也将像他们一样！”她心里不由得抽搐了一下，额头上渗出了冷汗……
当时她身体很孱弱，到连队第二天就发高烧，住进了医院，后来她就被送回了哈尔滨。可是一个月后元旦的前夕，她又回到了连队。在后来的八年中，她都是在北大荒过的新年和春节。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的命运为什么和这块黑土地贴得这么紧。
津茹是从当小农工开始她的知青生活的。春夏秋冬，什么农活都干过，她还掏过粪、喂过马、挖过草炭、修过水利……从来就没有想过什么是脏、什么是苦。这个能写会画的哈尔滨女一中的小才女，很快发挥了作用，办板报，写大标语，画毛主席像，她都干得有模有样。连队大食堂墙上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那些红油漆大字都是她写的。兵团二师在他们连里办的“机械旧物利用展览”，她和一个四川大学的毕业生完成了这项任务，各团的机械队都来参观，还受到师首长的表扬，后来她被调到团电影队当放映员。
当放映员可不是什么轻松活儿，一堆很重的设备要搬到车上，35毫米提包机要举到一米三高的三脚架上固定……放映前要弄好幻灯片，念解说词。她下连队放映都是在晚上，深夜才回团部，她坐在胶轮拖拉机拉着的拖斗里，摇摇晃晃地颠簸在路上，头撞在车厢的角铁上，眉毛处碰破流出了血，她还在昏睡。那时住在广播站，早上很早就开始广播，她还没睡醒，又得起床，接着就是准备下连队放映的事情。
这样的日子对一个18岁的女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煎熬，她却把这当成是历练。津茹尽最大的努力去适应，可还被领导认为是缺少艰苦磨炼。她又被下放到果树队去干更重的活，她和一个姓阎的本地女青年，每天要托1500块砖坯。她们要备好土，站在泥水中用脚和泥，然后把和好的泥摔进坯模子里，再把脱模的砖坯晾干、上架。一段时间里，两只手的侧面生出厚厚的老茧，这是农村最累的活计，真让城市的小姑娘脱胎换骨了。
津茹又被调回了电影队，那时他们很忙。看电影是北大荒最重要的文化生活，为看上一场朝鲜彩色宽银幕电影《卖花姑娘》，有的知青要冒着大雨大雪走上几十里路，甚至站在风雪中把电影看完。那是个文化萧条的时代，当时有几句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真枪真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搂搂抱抱。”虽说兵团是部队直接供片，可电影还是供不应求。
津茹记得这样一件事：那是1970年，师里来了一部新拷贝，16毫米黑白影片《英雄儿女》，这是当时被解放的第一部国产故事片。师里只给我们团四天时间，全团32个单位都想看到。没有办法，电影队只能不睡觉，连轴转。队长老闫领着我们设计了最快捷的路线，就用这四天，真的放映了32场。当然有的连队是半夜出号看电影的。最后一场是在最远的28连，电影放映完了，才发现外面大雨倾盆。我在屋里收拾完机器，发现发电机还没有关闭，跑到外面跳到车上一看，闫队长，这位当年旅大警备区的老放映员，头搭在车厢板上，满头满脸的雨水往下淌，衣服湿透了，他竟还睡着呢！那32场电影是怎么放映完的，现在也说不清，只记得头发木，饭一点也吃不下，挂上一本片子后，也能睡上一小觉。
当时有一种灵感，每次打盹都没有超过换片的时间，否则观众的手电筒就会打到我的脸上。那时，我们突击放映的电影还有样板戏，因为放映的场次太多了，现在我还能把《红灯记》、《杜鹃山》、《龙江颂》、《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一些样板戏的唱段唱下来。
津茹说，最高兴的是回老连队放电影。那些来自山东梁山的孩子们，一看到电影车来了，也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一群，用那山东味的口音一个劲地喊：“津茹姐姐来了，津茹姐姐来了！”还是那蝴蝶花一样脏兮兮的小脸，她已经喜欢他们了。他们中哪个孩子是谁家的，她都清楚。跟她近一些的乡亲，总会回家为她煮鸡蛋、鸭蛋，非让她带上。
放电影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要想当个好放映员必须掌握声学、光学、电学、机械学等方面的知识，为此她平时读了部队里的一些专业书籍。在参加师里放映员培训班时，她的成绩很突出。结业考试中“电子管、半导体扩音机原理”、“发电机”和“放映机”等几门功课，都得了满分。记得最后考的是“影片”，其中有个问题是“影片药膜面划伤的原因？”，正确答案是四种，她只答上了三种，被扣掉6分，漏答的那种原因，她至今还记得：“压片瓦镙丝松动”。她的平均成绩是全师的第一名。
因为出色的业务能力，在当团放映员三年后，她又被调到师部电影发行站。平日里，她除了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外，还经常为师里的会议写会标，当年师部楼前两边的红底白漆大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标语就是她和著名版画家、北京知青赵小沫一起写的。
30多年过去了，有些往事还历历在目。那年冬天，师部召开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让津茹到依兰去取新片，依兰离师部有400多公里，只有一个司机陪她去。他是个本地青年，姓崔，比津茹大几岁。那时，天寒地冻，即使他们穿着皮袄、大头鞋，也没有一点暖和的感觉。去的时候还好些，因为是白天，他们互相说说话，感觉时间过得还挺快，到达依兰时，已经是深夜了。那个小俱乐部离江边很近，他们到的时候，电影还没放完，又等了一会，片子才撤下来，拿到片子，他们就往回赶。开车的小崔坚持要沿江走近路，他说有些困了，要求津茹不停地跟他说话、讲故事。她把多年积攒的故事一一地道给他听，有“红桃尖”、“木乃伊在行走”、“第二次握手”等等。当时，真是话说尽了，口也干了，词也穷了，人也饿坏了，困倦了。他们俩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不觉中，突然车体一震，他们都惊醒了，睁大了眼睛，好险哪！只差一点，连车带人就掉下冰崖了。因为他们反应得及时，避免了一场车毁人亡的事故。他们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再也没有困意了，肚子也不觉得饿了。
他们又开始聊天，津茹问小崔将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为妻。那小伙儿爽快地说要找个“三心牌”的——“自己看着舒心，别人看着恶心，待在家里放心”。她笑了笑，知道这是小崔胡乱编造的，听后似乎不困不饿了。现在她还能想起那部新片是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三角洲警报》，为了这部早被人们忘记的老电影差点搭上两条人命，现在想起都很可笑。但那次风雪夜之行，却是她记忆中难忘的故事。
也许那一代知青最难忘记的是自己初恋的故事。到现在津茹也说不清楚，他们那是不是爱情，因为这个字眼他们之间从来都没有说过，即使在信中。1972年，她被调到师部电影发行站，是他到汽车站接的她，他不高大英俊，但温文尔雅，做事踏实，不善言表，她愿意看他笑的样子。他来自北京，是和她同届的初中生。女校的学生有些傲慢，可她对他很敬重，因为他知识丰富，无论是关于电影业务，还是关于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的，他都有自己的见解，他还会拉二胡、作诗，他画的大红灯笼挺好的，津茹在旁边画上松树的枝干。
他们还是工作的伙伴，那时无论春夏秋冬，他经常从师部的汽车连乘车到鹤岗火车站取片、发片，然后再带着片子搭乘汽车回来，每次她都去道口或汽车连接他。平日里，她推着用靶地铁轮改做的小推车；雪天，她拉着一个爬犁。那小推车和爬犁，都是他们自己设计制作的。他们一起把片盒子装上车，拉着或推着，路途虽不遥远，但一个个铁箱的影片很重很重。他们走得并不快，有时不紧不慢地说着话，有时一路无语，只是相视一笑。当大雪纷飞的时候，满满一爬犁的影片，他们走在路上更是吃力，但很浪漫，富有诗意。
那年冬天，他咳嗽得非常厉害，宣传科的男女宿舍中间只隔一排高高的大书柜，晚上津茹能听见他不停的咳嗽声。她心很痛，主动跟他说：“咱俩换一下吧，我到火车站去，你在家接我。”那个时候，谁早上去火车站，都吃不上早饭，回来时开饭时间过了，要挨到中午。一早5点多钟，她顶着刺骨的严寒到鹤岗火车站去发片、取片，而他要到道口接她，从车上下来的她看见他满头满身的霜雪，埋怨他来得太早了……
1975年，老实肯干的他被推荐上大学了，那年初，津茹参加“师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驻进铁力独立二团10连，她赶回来送他。他把用小学生田字方格本书写的小楷《为人民服务》拿给她，她把写得好的字都画上了圈……她为他拆洗被褥，还特意回老连队为他生病的母亲弄了些黄豆带上，然后她又赶回铁力。她计算着日子，在他可能走的那几天里，她跑到驻地王杨小火车站等他，他是到大连上学的，南去的火车要从这里经过，虽说只能停留几分钟。那时或许是想对他说点什么，或许只想看他一眼，几分钟也足够了。
一天，两天，三天……很遗憾，在那个小站，她没能等到他。那飞驰而过的火车，带走了她的心。后来，他们经常通信，她还帮助将他的妹妹办回北京。她们是好姐妹，每次妹妹到师部来看他，总是和津茹睡在一张床上。第二年的元旦，津茹到大连看望他，给他带去了一个精致的小书箱和一些好吃的。累了的她就躺在他的床上休息，在温暖中她酣然入睡。他带她去了海边、去了老虎滩、吃了海鱼。走时，他给她装了一旅行袋的大苹果……
那年秋天，北京阴雨连绵。津茹到北京出差，特意去看望他的妹妹。白发爷爷听说她来，拄着拐杖连连说，“铁蛋的朋友，铁蛋的朋友，好啊！好啊！”当外交官的父亲热情地接待了她，冒着雨买回了一些食品和一个大西瓜，记得那西瓜是黄瓤的。晚上，她和妹妹还像在兵团时那样睡在一张床上，窗外的雨没完没了地下着，她俩的话也是没完没了地说着……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梦中，思念中的他笑盈盈地回来了，出现在房门口，猛然间她坐了起来，静静地听着夜里的风雨声……
在返哈的前一天，她去和妹妹告别。正在摘菜的妈妈对她说，“我儿子毕业总归要回北京的，而你的户口是进不了北京的……”津茹没说什么，她走了，那天下着很大的雨，她径直走去，那淅淅沥沥的雨水合着泪水，从她的脸上、身上不停地流淌……她全然不顾脚下的雨水。后来，她不再给他写信了……
30多年过去了，她有时还会想到他，没有遗憾，只有温暖，亲情般的温暖。这位大学教授也没有回北京，在教育战线上体现了他的人生价值。为人之母的她，能更深地理解当年他母亲的心思。
他过生日的时候，她还给他发去生日贺卡，祝他生日快乐！“假如有来世，不能不在乎。”他也回过信息：“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
津茹提起这些往事时很平静了。她说，有时回忆也是一种力量，昨天的经历是今天的动力，要更珍视未来。她是1976年12月随着招工的人潮返城的。因为她文字能力较强，被调到了国家仪表总局下属的科研单位，负责教育宣传工作。这期间，她获得了哲学和中文两个专业的文凭。后来，她撰写的文稿在“全市知识分子工作经验交流大会”上做典型经验介绍，她被市里推荐到了省里。她从科员干起，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副处长、到处长、副厅级干部，一路走下来，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期间的故事不会少。津茹说，走过来了才知道，路程是多么的艰辛……
长相忆，盼相见。在这国事家事皆忙的日子里，津茹还回了两次北大荒，一次是带着她要上小学的儿子，去老连队。她说他长大了，应该让他理解妈妈的过去。她拉着他的小手走进自己流过汗也流过泪的老连队，她指着那斑驳的大食堂墙上依稀可见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标语，她说那是妈妈写的；她领着他走进一户户老职工的家门，她说妈妈当年坐在那张小桌旁吃过饭，告诉孩子，他们是妈妈的恩人；她还把他举上康拜因，让他看一看北大荒的原野是多么的开阔。回来之后，儿子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也懂事了许多。
另一次是带着正读大学的侄女，回铁力看望。那里曾经是她的“炼狱”，她在那里经受过苦难，也感受过温暖。当年，她是随师部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到这里的。白天和连队一起劳动，最累的是到有水、有芦苇的塔头墩地底下很深处挖草炭，那是最严寒的隆冬季节，他们先刨开冻层，再一锹锹地挖到十几米深处后，才能看见淡棕色的草炭——那是最好的肥料。津茹有个体会，只要干起来，就别停下来，站在寒风中，汗一消，就是个透心凉，浑身直打哆嗦。干一整天的活儿，吃饭时都拿不住筷子，手一个劲儿地颤抖。每个人的棉袄背后都是一张图画，那是热汗的痕迹。晚上她还要给妇女们上夜校课。那天晚上下了课，在回宿舍的路上，她鬼使神差地腿一软，扭了个180度，倒在了雪地里，也许是太累了，她爬不起来了，数着天上的星星，竟迷糊过去了。在她就要冻僵的时候，被一个去马号喂马的老职工发现了，把她背回宿舍，第二天又被送到了团部医院。在以后住院的五十多个日夜中，一些乡亲来看望她，照顾她，她感受到了终生难忘的深情。
津茹还记得，她住院时在团宣传股工作的上海知青陆星儿常去看她。天很冷，她围着的紫红围巾上和眉毛上都是白色的霜雪。她俊美的大眼睛很亮，笑的时候有两个酒窝。她的皮肤白皙，两条齐肩的发辫很粗。她的男朋友上海知青是津茹的同事。她到团部办事就挤在星儿的床上。
星儿到医院来看她，背来了几部厚书和一捆蜡烛。其中有一本书，名叫《自豪的西班牙》给她的印象最深，是西班牙内阁总理大臣的外甥女撰写的。这位女贵族在书中写的“工作着是美丽的”成了传世名言，可惜她去美国后，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更让津茹难过的是她的老战友，才华横溢的女作家陆星儿两年前也因患癌症去世了，星儿的作品曾经温暖了许多读者的心，星儿的坚毅与自豪永远留在她的记忆中……
还有一件事是她一生都不能忘记的，当年马排长家的那个14岁的小男孩儿小亮，他是她的跟屁虫。连里秋收时，学校的学生也一起下地干活。干活时，她教他唱《沙家浜》中的刁德一，他说没坐过火车，更没去过北京。使人心痛的是，在一场秋雨中，急着回家的人们挤在一辆马车上，马车过桥时，坐在车辕子上的小亮被颠了下来，碾在车轮下。津茹后悔那天没和他在一起，更后悔没带他去坐火车，哪怕只有一次。小亮是在中秋节的前一天离开的，马排长把月饼和书包放在他的身边……在工作队撤走时，津茹还特意去看望小亮的妈妈。以后每年中秋，她都会想起小亮妈妈肝肠寸断的哭嚎声……
事隔30多年后，当她再一次踏上那块黑土地看望两位老人时，仍为当年失去小亮的事而感伤……
这是一次伤怀之旅，津茹给关爱过自己的乡亲送去资助，为了感恩，也为了藉慰自己的心灵。她又来到了那个让她流过泪的王杨小站，风景依旧，黄墙红瓦。她久久伫立，一趟趟列车飞驰而过，掠起了她的衣襟，吹乱了她的头发。她的心在说——
人生的路近近远远，总也走不出的是一个圆；
人间的情聚聚散散，总也扯不断的是一个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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