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7年胶州湾占领事件发生前，围绕着比哈姆雷特困惑更现实的需要，一些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了一杯咖啡里的城市史的序幕，一段最终被改写了的历史的注解。他们是：费迪南·冯·李希霍芬、许景澄、刘含芳、李秉衡、李鸿章、翁同龢。

    章高元│假如咖啡能开锁

    ◎记忆地标：太平路天后宫/青岛人民会堂/八大关风景区

    记得在2007年11月14日的下午，笔者和两个北京来的朋友在八大关“好时光”喝咖啡。天气很凉，店主开了空调，但衰老的房子依然让人感觉到外面的寒意，暗淡的光线下面，咖啡和时间慢慢被消磨掉。笔者和客人说着这间房子的历史，说着房子所在的八大关，说着八大关所在的城市，说着110年前发生在11月14日早晨的德国占领故事。雅各布斯咖啡的气味在这些过往里面散发着，显得有些荒诞和不合时宜。

    1897年11月14日一早出现在胶州湾前海岸边的一切，始终缺少细节，事件的演变过程断胳膊少腿，像装在黑匣子里的幻觉。但占领行为却真实发生了，并被记录在1928年出版的《胶澳志》开篇里，寥寥数语，勾勒出历史拐点的轮廓：七百余德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未晓登陆，则迳行占据市内险要，列炮对章高元之大营（俗呼老衙门），要以三时间以内退至沧口，嗣又逼其退出李村”。等到负守卫之责的登州镇总兵章高元大梦初醒，机会早已丧失殆尽。随后，德国一方面“续派其亨利亲王组织第二舰队迅驶来东”，一方面又由驻北京的德使海靖频频与清廷交涉，要求罢免山东巡抚、赔修被毁教堂、抚恤被害教士及中德合资筑路开矿等等。接下来，柏林提出了核心要求：胶州湾租借权。两个月下来，稀里哗啦，门开了。

    冬天的八大关很萧瑟，窗外匆匆走过的行人踏着法国梧桐的落叶，很快消失在视线之外，像些影子，一如咖啡和这间房子的纠结。突然就想起来，如果笔者爷爷的爷爷当年也端着一杯热咖啡在烧着麦秸的火炕上面咕噜咕噜喝，会是一个怎样有趣的场面。可惜这个假设不可能成立，因为1897年的时候笔者家还没来青岛，并且那个时候海边的土著还没有人喝过这种黑墨水一般苦涩的植物饮料。那个时候，笔者爷爷的爷爷应该在昌邑老家的炕头喝着便宜的南方茶叶末子，旱烟管里吐出的草烟叶子气味，弥漫在粗瓷碗的周围。笔者没见过爷爷的爷爷和爷爷的爸爸，始终想象不出他们冬闲时节的样子。但却相信，这时候倘若谁弄来一碗叫咖啡的汤汁端上去，一定会遭到严厉斥责。抑或他们会笑个人仰马翻也说不定，乡下人老实，看不得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大概也是同理，几年后一种叫铁路的新玩意儿要经过笔者老家的时候，左右乡人不约而同出来反对，说些坏了风水之类的话，直到济南府的袁世凯派兵干预才平息事态。

    在铁路预备开头的青岛，稀奇古怪的汤汁来了，玻璃咖啡壶被摆在路边茅草屋下面，慢慢熏陶潮湿的海岸线。1898年春天，大清国和德国在几张纸上签字画押，一部青岛城市史，就此开始。人们很好奇，当年李鸿章、翁同龢和海靖在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看着荫昌与富兰格互对《胶澳租借条约》的当口，旁边桌案上摆着的是咖啡还是茶水？如果当时果真有一杯咖啡在桌子上，是不是就暗示了青岛如同咖啡因一般，持续刺激中国社会神经边缘的宿命？

    不论是李鸿章、翁同龢、袁世凯、章高元，还是普通百姓，都没有阻挡住青岛命运的改变，也没有阻挡住咖啡的到来。茶水倒是保留着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和咖啡对抗着，对应着，分化瓦解着，逐渐和平共处。如是，青岛就长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其实，咖啡和青岛，咖啡和2007年11月14日下午的八大关，本来就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后来发生的这些故事里面，角色有不同时代的成千上万不知道姓名的人们，这些角色和咖啡、茶水、啤酒、卷烟、豆腐脑相互纠缠的日子，成就了青岛城市史的平常风景。把这些故事告诉两个北京朋友的时候，笔者居然保持了平静，像是说着发生在颐和园或者大栅栏的过往，但笔者知道，这是一些和青岛成长有关的过眼云烟。这里面，咖啡的味道凌乱、苦涩，但却真实。

    青岛的咖啡宿命，是戏言，也并非戏言。戏和非戏，都在戏之外。弄戏和看戏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可惜，历史的真相本来就很难辨认，遗漏掉一点蛛丝马迹，结果往往就南辕北辙。

    对胶澳抑或是青岛来说，1897年像个腐朽的门槛，轻轻一碰，里面的东西就稀里哗啦了。大冷天里，大清国的皇家军队落荒而去，地方士绅炕头上的茉莉花茶泼了一地。若干若干年后，每当笔者走过太平路上的人民会堂，总会觉得老土豪们的茶叶汁就浸泡在脚底下，散发着潮湿的霉味，一直挥发不掉。究其原因，大概是下青岛村地主家炕头和地下温差太大，茶水泼下就冻了，始终没机会蒸发。不过，如果说1897年的这个冬天就是大清国的末日，也未免言过其实，德国人在铁甲船上煮着咖啡来到胶州湾的时候，紫禁城依然在冠冕堂皇地挥动着旗语，尽管袖管里面已经爬满了臭虫。大清国表面泰和着的另外一个象征，是在阳光灿烂的8月16日刚刚发行的第一套普通邮票，大清海关邮局的小纸片上，一条大龙栩栩如生，仿佛是向帝国的一个敬礼。

    在1897年，另外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比如谭嗣同在两卷五万字的《仁学》中猛烈抨击“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指斥两千年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比如求是书院、商务印书馆分别在杭州蒲场巷普慈禅寺和上海成立；比如德国化学家霍夫曼合成了阿司匹林，并开始为他父亲治疗风湿关节炎；比如沙俄正式开工修筑以哈尔滨为中心，连接满洲里、绥芬河、大连的中东铁路。谭嗣同对独夫民贼的讨伐，求是书院的勤诚之风渐已蔚然，阿司匹林这种白色粉末的革命性进步，中东铁路缩短了的地缘政治，都不再是大清帝国喜闻乐见的风景。

    1897年4月3日，出生在汉堡一个职业乐师家庭的勃拉姆斯逝世。为纪念这位德国音乐史上最后的古典主义作曲家，汉堡港的所有船只都为之鸣笛并下半旗。只是这时候还没有人预测到，几个月之后，这里将因为胶州湾的被占领，成为德意志帝国连接中华帝国的最重要出海口。许多人和许多货物从这里出发，漂洋过海进入青岛。

    1897年是丁酉年，大清国土地上悄无声息地出生了几个肖鸡的人，比如王统照、宋美龄、戴笠。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后来他们会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物，并和胶州湾边上的青岛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头顶着文学研究会的招牌和几米袋文章，成年后的王统照理所当然地成了青岛的文学领袖，直到他不喜欢的国民政府成为“沉船”。不论母亲在青岛逝世前还是以后，宋美龄一直专一于蒋介石和国民党，至死不渝。戴笠则从青岛踏上了不归路，失去了与他服务的政权一起亡命台湾的机会。这些发生在1911年以后的恩恩怨怨，大清帝国是看不见了，它死在那一年的秋天。惊心动魄的葬礼上，有一杯孙中山从伦敦带来的苦咖啡，杯碟上写着民族、民权、民生，旁边是一柄毛瑟步枪模样的勺子。

    丁酉似乎波澜不惊，又到处都是预兆。伴随着各种似乎完全没有关联的事情的交织出现，1897年就这样赤裸裸地来了，最终给患有风湿关节炎的胶州湾以铭心刻骨的疼痛。

    距离1897年的11月14日百年之后，当我们能以后人的理性与认知力，去探寻那个远比今天寒冷许多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一切时，历史的原本轨迹早已面目全非。人们不知道，如果1897年这个平常的冬日如同往日一样度过，青岛后来的历史会是什么样。今天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小心翼翼地去拼接胶州湾屋檐下被强力击碎的冰凌，破解这个改变了渔村走向的日子里所发生的军事占领事件的原委，去体味这其中难以言叙的沉重、悲凉与无可奈何。这个过程，像浸泡在咖啡里的阿司匹林，对疼痛有效，对记忆无效。

    李希霍芬│打开的瓶子

    ◎记忆地标：青岛湾/迎宾馆

    如果说诸如费迪南·冯·李希霍芬这样的德国人是青岛城市化运动的最初引擎，会招致一顿劈头盖脸的声讨，应该不意外。当一种仿佛是不可颠覆的情感逻辑建立之后，说出事实本身大约就是大逆不道。何况这些事实的许多细节，依然需要证实。这的确有点像将咖啡和城市史进行联系与比附，探讨的趣味和风险，始终此起彼伏。

    其实，讲述一杯咖啡里的城市史，那些由褐色粉末煮出的液体不过是个托，是些可以让人或缠绵，或沉迷，或清醒，或作思想状、深刻状、颓废状、玩世不恭状的媒介。咖啡和城市史，本来就风马牛不相及，抽象出来的联系，多牵强附会。比如没有咖啡，中国大部分地方一样能够在辛亥年推举着革命的旗帜冲锋陷阵；而有咖啡的青岛，却穿着一件德国殖民地的马甲，对民主和自由解放运动隔岸观火。有意思的倒是，一年以后抵达青岛的孙中山，不仅没有对青岛在武装起义中的暧昧态度表示不悦，反而自己跑到德华大学，对一群中国学生说，青岛这件殖民地马甲应该成为未来共和国建设的榜样。28年后，孙中山的学生和既定接班人汪精卫同样视青岛为样板，只是这时候他的主子是日本人。鬼使神差的事情并不止这一件，旧体制出身的袁世凯、周馥，也曾对青岛殖民地的开创与发展产生过兴趣。之后的济南开埠，就是在青岛开发、开放的刺激下发生的。

    青岛，这个相继牵扯出了1898年戊戌变法和1919年北京学潮的城市，仿佛命中注定会如同中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暗礁一般诡秘，不可捉摸，不可把握。直到1957年夏天，在一栋被花岗岩围墙护卫着的深宅大院里，青岛深不可测的杀伤力被推向最高潮。俯视着半个城市的迎宾馆，现在恢复成了总督官邸遗址博物馆，对公众开放，旁边后来加建的楼房改成了旅馆。2010年夏天笔者和朋友在院中喝过一杯曼特宁配山多斯，很是强劲。可谈话的时候，还是走神，总觉得大树下面有什么东西在叫喊。抬头看，树极茂盛，庇护了地上的好几张桌子，树龄差不多百年，算起来，其间应该已经有好几代的人都驾鹤西去了。旁边有两个学生在谈莎士比亚诗剧，看着杯底残留的一层褐色液体，我想也许咖啡对于青岛的意义，类似看客对《哈姆雷特》的困惑：是应默默忍受坎坷命运的无情打击，还是应与深如大海的无涯苦难奋然为敌并将其克服？此二抉择，究竟哪个更崇高？

    显然，由植物提炼出来的咖啡，解决不了这道哈姆雷特难题。

    在1897年胶州湾占领事件发生前，围绕着比哈姆雷特困惑更现实的需要，一些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了一杯咖啡里的城市史的序幕，一段最终被改写了的历史的注解。他们是：费迪南·冯·李希霍芬、许景澄、刘含芳、李秉衡、李鸿章、翁同龢。在这其中，德国人李希霍芬所经历的时代，也恰恰是咖啡在德国逐渐流行的黄金时节。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的旅行故事很长，他1868年到1872年间在中国进行的七次远征，使他成为中国地理和地质学界最知名的探索者之一。而其中他和山东以及胶州湾的联系，则让他的身份、动机和所产生的作用，在后来的占领事件中受到了广泛怀疑。从1897年的晚些时候开始，作为一个嫌疑者，李希霍芬成了早期殖民史上被关注的对象。

    实际上，在1897年11月14日720名德国士兵在胶州湾实施登陆之前，和胶州湾有过接触的德国人，并不是李希霍芬。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李希霍芬从来就没有真正到过胶州湾，他对这个海湾的种种描述和分析，并不是实地考察的结果，而是根据资料进行的地理总结。

    一般看来，李希霍芬关于胶州湾的所有记录，仅仅是他在中国漫长并且地域广泛的地理考察的一小部分，也是他的许多个人行走中似乎微不足道的一个过程，这一后来被政治和外交行为放大了的涉足事件，和他真正关心的地理学方向，似乎没有本质的联系。但是，即便是在德国，这个说法依然存在争议。或许，如果不是后来巨野教堂两位德国传教士被杀引发的占领行动，李希霍芬关于胶州湾的记录，大概就和他在其他地方的旅行笔记一样，最终会成为布满了灰尘的历史文献。但是，这一次，他的这个意外扩展开的“发现”，却成为一个预谋中的军事计划的原始蓝图。

    李希霍芬出生在1833年，早期留下的背景资料不多。据说，他可能在奥地利的提罗尔和罗马尼亚的德兰斯斐尼亚受教育。1868年到1872年间，他转到中国进行了七次远征，主要贡献包括指出了罗布泊的位置。后来，西部甘肃走廊南缘山脉曾有一些名称就是依李希霍芬的名字命名的，如Richthofen Range，也就是今日的祁连山脉。

    李希霍芬和山东以及胶州湾有关的考察活动，是在他选择的第三条路线中逐渐完成的。从1869年3月开始，相继有半年时间，他主要行走了山东的郯城、临沂、泰安、济南、章丘、博山、潍坊和芝罘。李希霍芬关于胶州湾的一些知识和判断，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考察时陆续获得的。1877年，他曾专门提交了一份名为《山东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的报告，其中强调了青岛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并渲染了可以在胶州湾建筑现代港口的关键性观点。李还建议，应该同时“建设一条与内地衔接的铁路线”。1903年10月，鲁迅以笔名索子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八期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中说：“支那大陆，均蓄石炭，而山西尤盛。然矿业盛衰，首关输运，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呜呼！今竟何如？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氏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1]鲁文中从山西一眼看到胶州的利氏，即为李希霍芬。李希霍芬的这些工作，在退役少校赫尔姆·冯·戴滕1928年完成的一份报告中，也得到了部分印证。他认为，这个旅行家“曾赞许地阐述了这个港口的天然优点”。这份报告相信，李希霍芬“为德国的占领行动”进行过地理上的指导，包括“优先推荐了”一些地方。

    有证据显示，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后来被德国政府视为是有关中国的“科学的、值得信赖的”知识基础。当德国的占领考虑开始出现时，李对胶州湾的评价就又被重新提起。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海军建设顾问弗朗裘斯的研究报告中，曾多次援引了李的论述。

    其实，李希霍芬对胶州湾建设海港的建议，不仅影响了德国政府，同样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886年，驻德国外交使节许景澄向朝廷陈述了李关于胶州湾的报告，并且建议立即开始海湾的建港工作。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了。

    实际上，在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李依然在《普鲁士年鉴》等出版物上撰写了多篇论文，试图把他对山东的见解大众化。尽管，这时他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了对山东传统文明的认同上。单威廉曾盛赞过李希霍芬在1898年出版的《山东及其门户胶州》，指出“李氏著作的令人感动之处，是赞扬了中国文明和承认中国伟大的高尚精神”。1905年10月6日，带着许多光荣和非议，72岁的李希霍芬在柏林逝世。

    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至少在1869年之后，胶州湾这个诡秘的瓶子，被李希霍芬打开了。

    李鸿章│宿命

    ◎记忆地标：青岛山/信号山

    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后的所谓“高处不胜寒”，李鸿章体会得应该很深，特别是在大清国琼楼玉宇危在旦夕的时候。高楼之上，支配那些高难度政治与外交动作的真实感受，大概只有李鸿章自己知道。李鸿章一生为溃败中的帝国收拾了多少烂摊子，统计出来的数字不仅可以登上排行榜，而且不太容易说清楚是是非非。在这中间，涉及胶州湾的部分既不是最重大的，也不是最具代表性的，却是和后来中国的政治与社会走向联系最密切的。

    1891年6月6日，时任直隶总督并负责督办北洋海防的李鸿章，突然由威海抵达山东半岛南岸胶澳。人们不确切知道这位68岁的大清国要员，在夏日造访这个海湾的真实动机，只知道若有所思的李大人在山东巡抚张曜的陪同下，仔细考察了胶澳的地形地势，认定：口门系属湾形，从东至北，环山蔽海，形胜天成，实为旅顺威海以南一大要隘。就是在这一天的下午，李鸿章才第一次了解了他眼前面积只有400平方公里的海湾。这片形成于11000年前的咸水和相邻陆地，当时被正式称作胶州湾的地方，古称少海，又称幼海，后称胶澳，以团岛头与薛家岛脚子石连线为界，与黄海相通，成半封闭式海湾，海湾东西宽27公里，南北长33公里，湾口开向东南。人们隐约觉得，李鸿章在这阳光灿烂的一天里始终眉头紧锁。整整一天，李哪怕是礼节性地向小心陪同的官僚们笑一次都没有。是夜，李鸿章与张曜有过一次灯下长谈。简陋屋舍里，李鸿章的心思被屏蔽了，只透露出一种风雨欲来的不祥预感，一种不安。

    6月7日，李打发山东巡抚回了济南，独自一人又在这块陌生的大清国的领土上逗留了一整天。史迹没有留下他这一天的行踪，但可以肯定，负有重责的直隶总督这一天一定心情沉重。6月8日，少言寡语的李鸿章依然走海道，去了山东半岛最北端的商埠烟台。

    6月11日，李鸿章终于对三天前的出行有了确定行动，当日，在一份看似平常的报告中，他流露出了一个清醒政治家的焦灼。奏称：“胶州海澳宽深，口门紧曲，在此设防，实为要图。”李同时报告，已与山东巡抚筹计，在烟台和胶州择定基址，建筑炮台，所需经费，拟请山东海防捐截留，虽数极微，可分年兴办。三天后，清内阁明发上谕，议决胶澳设防。

    这一天，是1891年6月14日。99年后的1990年7月，青岛市十届人大常委会批准青岛市政府动议，确定是日为青岛建置日。李鸿章牵扯出的一纸皇帝命令，将自胶澳设防开始的青岛诞生纪念碑埋入地下。整整百年后，这块看不见的石头被翻腾出来，除去了几乎所有细节之后，暴露在阳光下面供人凭吊，以一种仿佛命中注定的逻辑线索，显示着历史的诡秘。

    现在回到1891年6月的胶州湾现场，回到李鸿章的情景中间，看看还遗漏了什么没有。这不是个可靠的办法，也未必会还原真实历史，却合乎常理。可否这样推断，6月6日晚其实才是胶澳棋局的最后分水岭？是晚，灯下长谈的李鸿章和张曜，开始将时间碾压在手掌上，清清楚楚地听见了西洋钟表的嘀嗒声。不知道在这个早已经隐入时间沼泽的晚上，李鸿章究竟是目光如炬还是表情呆滞，李鸿章应该不会向张曜承认他错过了机会，他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他的睿智和高瞻远瞩，这样，当他隐晦地向他的这个下属表达一个预感时，就自然而然并且犀利深刻起来。就是这个预感，导致了他的胶澳之行，也导致了6月11日给紫禁城的紧急报告。他有些老了，但并不甘休，他试图力挽狂澜。

    如果人们可以进入李大人的内心深处摸索，就会发问：一夜未眠之后，沐浴着朝阳的他是否已经清楚预测到了6年后的11月14日会有这样一场纠结，而稍后成为事实的派驻清军，仅仅是徒劳无益地表示一个兢兢业业的中国官员，对于皇权的道义忠诚和对于皇土主权的最后眷恋？可惜，对我们来说，即便能够一寸一寸剖析字正腔圆的历史文献，也不可能真正知道他的真实感受。而这些被隐藏的瞬间触动，也许才是洞悉真相的秘密隧道。

    我们知道的仅仅是，李鸿章1891年6月6日的视察和6月11日的上奏，在刘含芳和许景澄各不相同的胶州湾军事路线图上，完成了一次取舍。他是想避免更大的错误，或者是危险，还是想掩盖责任，或者逃避主子的惩罚，已经说不清楚了。这样的遭遇与选择，他已经历多次了，他似乎已经有些迟钝，不太容易打起精神。或者，就是他打起了精神，他知道也无济于事。

    很快，李鸿章就经历了新的打击。

    1895年甲午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大清国失去了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3月4日，光绪帝正式发出议和全权证书，宣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全权。3月13日，李鸿章等分别乘坐德轮“礼裕号”“公义号”，悬挂“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启程直奔日本马关。3月20日，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春帆楼进行首次谈判，两国唇枪舌剑，僵持不下。3月24日下午第三次谈判结束，李鸿章乘轿返回，快到达驿馆时，人群中突然蹿出一男子，照定李鸿章就是一枪。李左颊中弹，当场昏厥。行刺事件发生后，马关警方很快抓到了凶手。经审讯，21岁的行刺者名叫小山六之助，是日本神刀馆成员。他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刺杀李鸿章。3月28日，伊藤博文来到李鸿章驿所，告之日本天皇已下令停战，李鸿章不禁百感交集。他没有想到，在谈判桌上没能取得的结果，竟然会因为自己的遇刺而峰回路转。3月30日，中日停战条约签字。17天后，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割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胶州湾近在咫尺的危险，并且这个危险比较《马关条约》的签订，对大清国的危害可能更大。这时，距离1897年11月14日胶州湾事件的发生，还有2年7个月。

    胶州湾事件的前一年，李鸿章出了一次国，曾经和伦敦的一杯咖啡短兵相接。这次让英国女王突然心跳加快的遭遇，隐现了封闭的帝国政治家们和外部世界的深刻隔膜。当中国的茶叶开始成为欧洲文明社会新的流行选项时，咖啡向中国的敲门声已经愈来愈响了。但包括李鸿章在内的绝大部分中国政治领袖和传统知识分子，还不知道此为何物，更不明白饮用的习惯和禁忌。

    1896年，李鸿章出使俄、德、荷兰、比利时、法、英、美、加拿大考察洋务。到伦敦时，英国女王设御宴招待，因为侍者上的咖啡太热，李便将咖啡倒入杯下小碟，旁若无人般从容啜饮，令座中贵客窘迫至极。女王见后，也倒咖啡于碟内，和李同饮，以解李的难堪。其实，李鸿章在自家怎么喝咖啡本不重要，但不同的是李的这杯咖啡是在伦敦礼仪最严格的皇宫里喝的，而李颠覆的恰恰是整个欧洲家喻户晓的常识。

    当然，如果仅仅从这杯伦敦咖啡的喝法上看李鸿章，大概是看不清楚的，因为《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他也曾是大清海关税务司赫德的机要秘书）在1896年的伦敦看见的，是另外一个李鸿章：“当我从议院出来时，突然与李鸿章打个照面，他正被领入听取辩论。他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微笑。从容貌特征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具有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李鸿章的真实表情，咖啡杯里寻不见。在李鸿章喝下伦敦那杯令人尴尬的热咖啡一年之后，他需要再一次跋涉外交泥潭了，这一次面对的，是胶州湾的命运。

    海靖│并发症

    ◎记忆地标：青岛口/信号山

    远在数万公里之外的德国人，对胶州湾已注视了很久。

    1869年，李希霍芬赴山东调查，并于8年后出版调查报告，将胶州湾描绘为中国北方的最理想港口。这个时候，德国人已经开始琢磨如何接近这块放置在海边的冻肉了。

    但是，俄国人早了一步。1895年10月29日，驻俄德使向中国公使许景澄提出租借中国海港要求，当这位生于嘉兴时年50岁的同治进士刚刚把这一消息报告给清廷，11月22日，清政府便决定准许俄国军舰借山东胶澳暂泊过冬。我们不清楚这一着棋是否是素与俄人相悉的李鸿章的以强抑强之策，只是可以断定，到了这会儿，大清官员已看清楚洋人对胶澳的企图了。所以，有了11月27日的“谕张之洞”：胶澳已允俄舰过冬，虑各国援为口实，著饬带兵轮员弁，整顿北驶，先到烟台候信，再进旅坞，不得耽延。同一天，电令许景澄向俄国外交部声明：暂允俄舰停泊胶澳过冬，一俟春融，务即开去。

    同在1895年的这个秋天，这边，德国人和俄国人环绕着胶州湾你来我往，推推搡搡；那边，深入山东内地的德国传教士与地方势力的矛盾，已经势如水火了。两边的事情看似互不关联，但今天回过头想，诸如胶州湾命运改变这样的选项，其实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外交危机或者民教冲突，而是大清国病入膏肓的并发症。这个发烧不治的大清帝国，已经气息奄奄了。

    10月12日，山东巡抚李秉衡致总署咨文，述德国传教士白明德的“司教无状”行为，称：“据兰山知县朱钟祺禀，德国教士白明德，阴险谬戾，贪诈凶横，一味恃势凌人，不识礼义廉耻。所收教民类皆市井无赖齐民不齿之徒，每每恃教欺压乡民。一有龃龉，白明德即颠倒曲直，代为出头函请究办，并不遵约令教民自行具呈。遇有伤痕，亦不令其到案请验，无凭无证，不准不休。每案必捏称打伤教友，为抵制之谋；被抢财物，为讹诈之计。甚至讹财物而又讹地，俾可广立教堂。其计愈狡，其势愈横，不特在兰山如是，就是郯城、费县等处皆控案累累，莫不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遇有控案，一遇民教纠纷，白明德即大言宣布于众，云将函告主教，上渎宪聪。倘再不直，行当入陈总理衙门，必如其所愿而止。愚氓无知，其有被其恐吓者，不得不浼人调处，重贿求和。然每念蚩蚩者氓，受其荼毒，且更虑得意而去，群相效尤，日益骄横，无复忌惮，百姓积怨生愤，积愤生变，必致寻仇相向，聚众称戈。历来各处闹教，莫非若辈自酿其祸，而是非莫问，惟闻地方官有办理不善之科，不闻洋人有司教不善之责。其传教之意，固在收拾人心；而司教者转与为仇，亦岂彼国所愿。若移咨总理衙门转告彼国，将如白明德之司教无状者，黜之归国，或易之远方，使彼有所顾忌，自不敢公然为害，民教自然相安。”

    李秉衡的报告，简直就是一份声泪俱下的控诉信，大有不驱逐白明德决不罢休的凛然架势。

    10月16日，总署照会德国公使，依照李秉衡的报告，列举了白明德在兰山县的诸多劣行，之后提出建议：“本衙门查山东巡抚所称教士白明德在东省传教，于地方不甚相宜，诚恐日久别滋事端，自系实在情形。拟请贵大臣转告安主教，将教士白明德更换，另行商订教士一人前往兰山，以期民教相安之处。”

    总署照会中所谓的安主教，是巴伐利亚人安治泰，一个在山东大名鼎鼎的人物。安治泰是天主教圣言会第一批到中国的传教士之一，鲁南主教区主教。1890年安治泰在柏林宣布斯泰尔的中国传教活动接受德意志帝国保护，安治泰遂成为德国在中国的第一位传教主教。1895年秋天，兰山知县和山东巡抚的烦恼只是山东民教纠纷的冰山一角，其潜伏的危机，很快就以更激烈的方式显现了出来。只是在这个秋天，李秉衡和安治泰、白明德都不知道，他们各自的命运，会因为两年后的另外一场流血事件，而被彻底改变。

    对胶州湾，德国人没有放弃努力。

    1896年11月3日，德国海军司令官克诺尔与正在德国休假并奉令协助李鸿章访德的中国海关德籍职员德璀琳，进行了一次目的明确的谈话，德氏认为：胶州湾值得德国争取。也就是在这同时，德政府还收到了巡洋舰队提督的报告，认定胶州湾冬季不冻。15天后，德国驻俄大使拉度林公爵报告首相何伦洛熙公爵：中国公使许景澄昨日在圣彼得堡派使馆参赞金楷理秘密暗示德方，要在中国取得一个巩固的、受人尊重的地位，应直接攘夺一个海口据为己有。德皇威廉二世即批示：正确，这正是这两年来对外交部所谆谆劝说而没有成功的！并云：这些观点都是我多年来拥护的思想。

    许景澄的背叛无疑助长了德国人的决心。但是，许的出卖行径是否直接导致了11月14日入侵事件，我们并找不出其中的逻辑关系。从史料上看，长期驻外的许对山东不甚熟悉，而在11月19日的重要谈话中代表许的前美国浸礼教会传教士金楷理也没有具体涉及“据为己有”的海口是中国的什么地方。

    1896年12月14日，德国驻北京公使海靖晤会李鸿章，要求租借胶州湾50年。这一要求很快就有了回音：不可以，理由是：恐各国援照，事实难行。遭到拒绝的德国人并不善罢甘休，45天后，即1897年1月29日，海靖再度受命向总署要求租借胶州湾。2月6日，阴历正月初八，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访问李鸿章，谈及时事，两位老人竟一时落泪。

    此刻，虽尚未黑云压城，但德人的企图已使大清国的军政官员们着实不敢轻慢了，1897年2月13日，亦即11月14日前的整整274天，清廷决定于胶州湾设坞驻兵。

    德国人也加紧了行动。

    1897年2月，德国派河海工程专家弗朗裘斯赴山东，对胶澳形势、面积、水土性质、风俗人情、工商渔牧林农路矿等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对开商埠、通铁路、筑码头、设船坞等各项工程提出了详尽的计划报告。5月5日，海靖从北京发出致德首相何伦洛熙的公文，报告德海军部顾问福兰西斯、海军中校徐亦等已视察中国沿海港湾，确认只有胶州湾一处值得考虑，三门湾、厦门等皆不适宜。这封公函同时指出，俄国对胶州湾并没有提出要求。

    8月7日至11日，德皇威廉二世访问俄国，提出胶州湾问题。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示，俄国在未取得一个心目中的港口前，还有意保证在胶州湾的进出，但允许德国共同使用，在俄国撤出时，不反对把该港湾交给德国人。

    9月21日，德国通知俄国，德国舰队将在胶州湾过冬。10天后，海靖亦在北京将这一决定通告了中国政府。到这会儿，德国人把能做的工作都做完了，似乎就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此刻，离11月14日还有44天。

    11月1日，机会来了。

    薛田资│扑朔迷离的教堂命案

    ◎记忆地标：青岛天主教堂/观象山

    德国人“图借海口”所需要的导火索，出现在离胶州湾500公里外的曹州府巨野县。

    巨野位于鲁西南，因古有大野泽得名，春秋时期为西狩获麟之地，西汉建县，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麟州。北宋诗人王禹偁、苏门学士晁补之、清末武状元田在田都出自此地。但在王禹偁故去896年后，他的乡人的一次不体面的黑夜行动，不仅败坏了这位翰林学士的道德名声，还大大拖累了已经气息奄奄的大清国，差一点让其背过气。

    可奇怪的是，尽管巨野事件后来成为人人皆知的大新闻，并直接引发了德国人对胶州湾的武装占领，但关于这个围绕着两个德国传教士无辜死亡事件的前因后果，却一直扑朔迷离。甚至，人们到今天也没有真正弄清楚，行凶者究竟是哪些人。

    让我们先还原一个大致的杀人情节。1897年11月1日夜，有十几人进入巨野县城东北10公里的磨盘张庄教堂图谋抢劫，结果杀死了德国神父能方济和韩·理加略。这个不幸事件的两个遇难者，都不是磨盘张庄教堂的神父，他们两人分别在阳谷和郓城一带传教，因要去兖州天主教总堂参加“诸圣瞻礼”，傍晚路过张庄教堂借宿，张庄教堂神父薛田资主让客先，安顿能方济住到了自己的房间，韩·理加略则睡在隔壁屋子。结果，两人都成了侵入者的刀下鬼。

    命案发生后，住在教堂守门人小屋里的薛田资侥幸逃脱，仓皇亡命济宁，电告德国驻华大使并转德国政府。

    对于能方济和韩·理加略被杀原因，各种说法始终不曾一致。地方政府调查的结果是说“起意行窃”“强盗杀人”，而薛田资认为是有组织的行为。如果是后者，那死去的两人就意外地成了薛田资的替死鬼，更加冤枉。山东按察使毓贤等给巡抚李秉衡的禀文载，参与杀人的有11人，分属巨野、嘉祥等县，平素游荡度日。先是嘉祥县民雷协身探知磨盘张庄教堂存有钱物，遂起意行窃，勾结巨野县民惠二哑巴等10人，于11月1日傍晚在杨家楼村外空地会齐，然后于是夜二更时分各携刀棍潜入教堂。他们的偷盗行动因为惊醒了能方济和韩·理加略两人中的一个，导致他们由窗孔放洋枪，而立刻变得激烈并血腥起来。混乱中逃跑躲藏的惠二哑巴因发现有两个同伙被伤，立时气愤难遏，与雷协身两人砸开窗户再度进屋，打开门放进张高妮等人协助报复。惠二哑巴用刀刺中放枪神父肚腹，雷协身并使棍相胁，如此一番搏杀，两神父旋各殒命。随后，一干人搜劫了财物，分携逃逸。因出逃慌乱，几个人还将一些财物和刀棍抛弃在了路上。

    但薛田资却不相信人是雷协身和惠二哑巴杀的，他认为袭击事件是由大刀会预谋的。薛田资在回忆中多次提到大刀会组织并参与了杀人。他说：“大刀会仍在继续活动。他们对洋人的仇恨越来越深，烧毁天主教堂成了他们严厉报复的主要手段。……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谋杀能方济和韩·理加略两位神父。在寂静的1897年11月1日之夜，他们袭击并疯狂至极地谋杀了圣洁的教士。”他指控曹庄大刀会首领曹作胜及其伙伴，是杀害德国传教士的真正“凶手”。

    11月7日，正在汉口的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照会总理衙门，告知巨野教案事，要求中央政府“急速设法保护住山东德国人性命财产”，并“暂且先望设法严惩滋事之人，为德国人伸冤”。

    8日，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亦致电总理衙门，说报称“山东杀毙教士二人，此信若确，海使必借词要索，应否预告外部已赶紧查办，顺致措词，稍占先着”。

    9日，山东巡抚李秉衡电告总理衙门：巨野发生杀教士事件，已“批饬该县勒缉凶盗，务获究办，并悬赏通饬缉拿在案”。

    10日，清廷发布谕旨说：“曹州杀毙洋人一案，前据德使及许景澄先后电报，今始据李秉衡电复，已属迟延。且盗匪在逃，岂悬赏通缉所能了事？著速派司道大员驰往该处，根究起衅情形，务将凶盗拿获惩办。……现在德国方图借海口，此等事适足为借口之资，恐生他衅。”

    11日，李秉衡派委臬司毓贤、兖沂道锡良驰往查办。

    12日，清廷又发布上谕，指“此案以速获凶盗为第一要义”，巨野“既有盗案，匪无一获，著先将该县知县摘顶勒缉，毋任迁延”。

    为迅速破案以减免责罚，巨野知县许廷瑞在境内大肆搜捕。至11月14、15两日，许廷瑞会同防营，拿获惠朝现（即惠二哑巴）等4人，毓贤命其“赶紧取赃，速拿逸犯”。不久，许廷瑞等又“续获高夷青一名”。

    16日，毓贤、锡良赶到巨野，“督同营县”又“续获四犯，起获真赃八件”。官府先后捉获嫌疑民众约50人，一部分随后被释放，一部分或被严刑拷打致死，或死于传染病，剩余的惠二哑巴、雷协身、张高妮、王大脚、贾东洋、高大清、萧盛业、姜三绿、张允9人，7人被判罪。其中惠二哑巴与雷协身被斩决枭示，另外5人被判无期徒刑。

    实质上，薛田资一直坚持认为政府逮捕判决的这些人，均不曾参与杀教士事件，他们是在牢房里受刑不过，被“屈打成招”的。薛认为地方官员的做法不公平，为此曾亲自面见巨野知县许廷瑞，要求“不要惩办这些无辜的人”。许廷瑞被革职后，新知县一上任，薛田资就交给他一个14人的凶手名单，指曹家庄村长曹作胜是为首的肇事者。《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所载《巨野教案调查》中，开列有一个参与其事者名单，也恰是14人。他们是：曹言学、王昆仑、曹传青、曹传德、曹作胜、曹作荣、曹义忠、奚金兰、奚际春、奚际孔、奚效方、侯立、刘德润等。但奇怪的是，这些人一个也没有受到地方政府的惩罚。

    另据巨野地方志的叙述，杀死两个德国传教士的，其实是刘德润、奚老五等人。刘德润是巨野县独山乡小刘庄人，生于1845年，成年后做了“义贼”头目，成为“伤官除霸，不伤黎民百姓”的仁义响马。刘德润手下有个魏培喜，入伙后恶性不改，刘促其从善，魏不从，并怀恨在心。后刘德润遣散同伙，携眷投奔郓城县南刘庄同姓本宗，买了两条大船，在济南洛口跑买卖。此时穷困潦倒的魏培喜找上门来，刘周济了他，并劝其谋正当生路。魏不悦而去，托人投靠巨野县衙当上捕快，随即密告刘是捻党头目，以经商为名招兵买马，欲反清灭洋。立时，刘成为官府要犯。陷害准备完成后，魏培喜遂面见知县许廷瑞，立下追拿刘德润的军令状，随即带领兵役乘夜捉刘。不料当时刘并不在家，魏便将其妻子和16岁的女儿捕去。随好友奚际田投奔安徽太平府暂避的刘德润，获知妻女落入虎口后，决意返回巨野救人。由于身单力薄，劫狱失败，刘继续托人援救，再次碰壁。万般无奈刘便与人商议，决定借曲阜孔府势力援救妻女。探清内情后，刘乘黑夜越脊穿房进入孔府，盗出府中一女，并在影壁留言：“不要金，不要银，只要孔府下龙文，巨野县衙去救人，救出德润刘门女，送还你的好外孙。”清时孔府威比皇室，看到孔府龙文，许廷瑞不敢怠慢，只好放了刘妻和女儿。妻女出狱后，刘并不甘休，一意实施“借刀杀人”的报复计划。他找来巨野奚阁奚效方、奚老五、奚金兰和嘉祥县于堂村曹立学等人，预备行动。11月1日夜阴落雨，二更后，十多人跳进磨盘张庄天主教堂内，摸到薛田资住室，由刘德润和奚老五砸门进屋，另两人在外接应，余者放哨警戒。不料这时室内开枪数响，两人便急闯入内，黑暗中杀死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加略。次日，刘德润等为躲避干系，远走高飞。奚效方回到安徽太平府，后客死江南。奚老五远走他乡不知所终，刘德润则带领全家逃到梁山隐居起来。

    命案发生后，如刘德润所预料，许廷瑞果然被吓破了胆，他在自己的轿杆上锁上链子，摘去官帽，立即到磨盘张庄验尸，并派兵勇保护教堂现场。同时开始大肆捉拿疑犯，被捕者遭到严刑逼供，乡民姜怀修、姜怀行、丛爱生、丛荷生、任宪成等经不起拷打，承认参与杀人，即被判站木笼。后来姜怀行侥幸活命，维持至1928年去世。

    20世纪50年代后，巨野教案被重新评价，学术界共同认为命案尽管是偶发事件，但其爆发却是天主教水土不服致地方利益和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在当时条件下，如果不是有个巨野教案，也会出现其他的什么命案与事件。因为事发前两日，已有曹州府寿张县德国教堂被劫事件发生。但是，这个判断究竟距离事件真相有多远，并没有被认真考察。可怜两个在远离胶州湾的野泽地毙命的德国传教士，最终成了国家殖民地扩张的临时道具，死得不明不白。仿佛上帝交给他们的唯一使命，便是引导出死亡事件发生13天后，德国海军陆战队对胶澳青岛的武装占领。

    到了这个时候，导火索磨盘张庄村和死去的能方济与韩·理加略，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随着后来磨盘张庄命案的情节不断被更改，张庄教堂也在1967年被拆除，遗址仅存有水井一眼，另存有传说是薛田资用过的椅子和睡床。没有人知道，能方济11月1日晚上是不是就死在这张床上。据新近去过张庄调查的研究者探访，当地还记得死亡传教士能方济与韩·理加略名字的，寥寥无几。而因为教堂命案无辜受到牵扯的那些乡民的命运，更是杳无音讯。教堂命案的真实面目，至今残缺不全。

    威廉二世│11月14日

    ◎记忆地标：栈桥/中国海洋大学鱼山路校门

    11月6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谕德国外交部：如果中国政府不对巨野教案以巨额赔款，并立即追缉严办凶手，舰队必须占领胶州湾并采取严重报复行动。其在给外交部的信中说：中国人终于把我们渴望已久的理由和“意外事件”提供给我们了，成百的德国商人将要欢呼德意志帝国终于在亚洲获得巩固的立足点。也就是在这一天，德皇拟就了给驻吴淞的迪特里希提督立即率领全部舰队驶往胶州的谕旨。次日深夜，这份命令拍发。

    11月7日，威廉二世以胶州湾事询俄国沙皇意见，沙皇表示，对德国开进胶州湾，既不赞成也不能不赞成。然而在第二天，俄国外交部在发给北京俄使的电令中则又表示了确定的意思：反对德占领胶州湾，必要时亦派舰前往。这中间的矛盾显然暗藏着问题，只是我们不知道，这问题是否和在两年前已离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被命入阁办事，而素与俄人有顺畅通话渠道的大学士李鸿章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那么李对至11月14日前的事态，影响力有多大？

    德国舰队于11月10日在海军少将迪特里希的率领下离开上海开往胶州湾。同时，威廉又命王弟海因里希亲王为极东舰队司令官，率领大队兵舰向胶州湾进发。德国人向胶州湾开来的舰队计有7676吨的二等战斗舰一艘，4400吨的二等巡洋舰两艘，另有分别为3370吨和1800吨巡洋舰各一艘。

    11月13日上午，迪特里希乘旗舰“羚羊号”，率“威廉号”和“哥兰莫兰号”战舰，出现在胶州湾。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当时的中国守军是否知道德舰此行的目的。国内公开出版物是这样描绘的：11月13日下午，当清军发现兵舰后，守军将领章高元即派人前去盘查，德军官谎称“来此游历”，章信以为真，并发出邀请，准备在当晚设宴请德高级军官吃饭，遭谢绝。持这一说法的有1995年版《山东通史》和1986年版《青岛海港史》，而依据则是《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和《中德外交史》。这一说法至14日的情节延续，则是清军不战而降。那么，如果章高元和他的士兵们知道德舰的目的呢？

    11月14日的历史会是另外一种面目吗？

    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5艘德舰和720名德海军陆战队士兵来了。此刻，正在胶州湾的海面上。

    德国军人在晨雾中登陆，德国士兵登上胶州湾陆地的时间当是11月14日早晨7时至7时30分，此时正晨雾迷蒙。

    此后5个小时事态的发展史迹与史著至少有三种说法：

    说法一：600余名德军突然登陆，然后列队分兵出击，一部分迅速占领了清军的总兵大营背后的山头，开挖战壕，架起钢炮，炮口直指清军总兵大营；一部分将总兵大营和小泥洼营地团团包围，切断清军电线；一部分占领了前海沿的大炮台；还有一部分直奔小鲍岛的火药库。

    说法二：德军720人以借地操演为名登陆，上至前沿栈桥时，竟见清军排列成队，在桥端欢迎，便立即逼住清军，下令搜索清守军所贮存的弹药，同时陆续装运大宗军火上岸。顷刻间，登桥德军便抢占山头，割断电线，挖沟架炮，直逼总兵衙门和各营房、炮垒。

    说法三：德舰驶近海湾炮台，时守将提督章高元正在与部下打麻将，经查无事，便继续赌下去。至累了，有部下向外张望，这才发现德兵已满街都是。章匆忙传令整队迎击，这时才惊悉士兵的枪里没有子弹，急返军火库取弹药，则为时已晚，尽为德军占领了。

    这时大约已至中午11时，此后的情形是，德军给清军送来最后通牒：限清军下午3时以前将驻兵全部退出女姑口和崂山，48小时内退清为限。这时，守将章高元已大梦初醒，以贤者状亲自与德军谈判，请求缓撤，德军坚执不允。

    谈判没有结果。中午过后，章即令清军撤退至青岛山后四方村一带，慌忙中，竟将14门钢炮丢给了德军。

    其实，对11月14日上午发生的事情，占领者有着清晰的记录。在1912年由青岛阿道夫-豪普特出版社出版的《德国第三海军营营史》里，作者C.胡居宁完整叙述了德军占领胶州湾的全过程和清军总兵章高元的表现。

    可以断定的是，11月14日，紫禁城和大清国的行政中枢并不知道胶州湾发生了什么。

    1994年版《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载，11月15日，谕：德国图占海口已久，此时将藉巨野一案而起，万无遽行开仗之理。惟有镇静严扎。任其恫吓，断不可先行开炮，衅自我开。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载，11月16日，谕：敌情虽迫，朝廷决不动兵，不可轻起兵。

    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版本，也不能确信这一电谕是15日或16日发出的。如果是，也只能证明至15日晚些时候北京才知悉胶州湾事端，而这会儿，获知的也不过是核心领导层的少数人士。因为在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15日的日记里，记载着是日一派升平气象，他与礼王、钱应溥、刚毅等军机大臣一起吃过饭，而这些人皆有亲信的军机章京。此辈与总署章京皆通声气，倘有消息他们会很快地被告知。

    这一天，总署的当家人张荫桓也不知情。

    再看翁同龢16日的日记，情形大致就明了：晨入，看四电，德兵船入胶澳，占山头，断电线，勒我守兵三点钟撤出，四十八点钟退尽云云。即草电旨二道，李秉衡勿先开炮，一令许景澄向德外交部理论，邸意以为然。

    李秉衡时任山东巡抚，王文韶是接替了李鸿章的北洋总督，既然这两个章高元的直接上级是16日才收到翁同龢的电令，那么，章是断无道理如一些史书文章所说当日就收到京城的不抵抗指令的。从胡居宁的《德国第三海军营营史》看，章高元当天根本就没机会将胶州湾的情形报告出去。

    如果被淹没的事实中还有另外的真相，如果14日中午章高元的不抵抗确实依令而行，那么，这命令仅可能是来自山东巡抚李秉衡和北洋总督王文韶的。章高元没有战，给后人留下了德军不役而夺一地的慨叹。在胶州湾的11月14日，章没有成为英雄，那么，如果章违命而成了英雄，历史会是另外一副样子吗？

    李鸿章在11月15日就知道了前一天的胶澳事件。但此刻，李已离开了清廷的权力中心。当天，他去了俄国驻华使馆。这是一次私下的行动，并非朝廷的派遣。李大人的目的，当然是希望俄国人依约干预。但是，李出来的时候显然依旧心事重重。

    此刻，李鸿章已无力回天。

    在回府的路上，李鸿章不知是否回忆起280天前的一幕：正月初八，和翁同龢在谈及德人对胶州湾企图时，两位权高一时的老人竟长泣不止。

    一切，已无可挽回。

    11月26日，俄国对德国让步，撤销了11月18日发布的俄舰驻往胶州湾的命令。

    李秉衡│被丢弃的棋子

    ◎记忆地标：大学路/青岛美术馆

    1897年冬天的胶州湾事件，是李秉衡命运的转折点。从巨野教案开始，这个有廉吏之称的山东巡抚，就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他成了一个棋子，放到哪里，需要看德国人的脸色。然而，李秉衡的霉运，似乎在1894年升任山东巡抚的时候就注定了。中日甲午战事期间威海卫城和北帮炮台的失落，以及后来对收复威海卫的迟疑，使他广受谴责。至此，这个1885年中法战争军事胜利的缔造者之一，再也没有品尝过胜利的快慰。

    升任山东巡抚后的李秉衡，并非无所作为，甚至一直存在着在另外的局面下转变方向的机会。他的努力，包括大力扩建山东机器局，新建洋式大枪厂，并在济南无影山一带建立了20座军火库。1892年，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在一份上奏中，建议在胶州湾建立一个造船厂，设立船坞和大仓库以及停泊船舰等。在皇帝批准该计划后，李秉衡受命进行军事建设经费估算。1897年5月，李秉衡把估算结果交给了一个被派往青岛的中央调查团。李提供了三个费用不同的方案：两个费用巨大的计划需350万至500万两白银，包括购买大炮和建造一个现代化的造船厂；比较节省的方案需150万两白银，包括购买新式大炮和建造停船位和煤库。尽管认为第一种方案更理想，李秉衡还是从尴尬的财政状况考虑，倾向于最后一种方案。通过对李秉衡书信的解读，有学者认为，其实，胶州湾自强计划的主要障碍，并不是保守派官员的反对或者对现代化的普遍无知，而是国家财政的短缺。

    对李秉衡来说，突然出现的胶州湾事件，原本也可能是个有希望翻身的机会。但不幸的是，这个机会却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李秉衡。

    1897年11月14日，章高元退出胶州湾营地之后，李秉衡大为不悦，即电章：“德棣提督借端寻衅，断非口舌所能了。尊处四营，务须坚谕勿动。”与此同时，他一方面电奏朝廷，主张“非与之决战不可”，另一方面着手调兵退敌。15日，朝廷旨电李秉衡称：“德国图占海口已久，此时将藉巨野一案而起，度其情势，万无遽行开仗之理。惟有镇静严扎，任其恫吓，不为之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衅自我开。”17日，清廷再次旨电问责：“敌情虽横，朝廷断不动兵。此时办法，总以杜后患为主。若轻言决战，致启兵端，必至掣动海疆，贻误大局，试问将来如何收束？”

    然而，这一次李秉衡的决心似乎又恢复到了1885年，他即日复电北京，言辞开始激烈了起来：“德借口巨野教案为词，此案已派司道大员查办，获盗四名，续又获盗五名，认真办理，不为不力。而德人当此案一出，不待查办，即称兵占地，任意欺凌。现在教堂布满天下，一处如此，他处效尤，中国何以自立？”李秉衡说得很明白，紫禁城内外的军政要员们也明白。但是，明白的道理下面，却不意味着就有向同一方向集中的行动。清廷并不准备支持李秉衡。

    在17日的这份电报中，李秉衡还弹劾了章高元，要求朝廷对其擅自退兵予以惩罚。如此，一味言战的李秉衡，机会就迅速丧失了。被认定“不喜谈洋务，深恐办理未能妥协”的这个山东巡抚，旋即被张汝梅替代。

    德国人并不罢休，在胶州湾事件的谈判中，德国公使海靖提出了六款要求，首条就是“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对此，朝廷虽称“此等事总由中国作主”，而实际上还是将李秉衡降两级调用。于是，山东巡抚这个棋子，就彻底成了政治牺牲品。

    被黜徙督四川的李秉衡，并未到任。在1898年和1899年，寓居河南安阳的他有机会总结了从1879年任冀州知州开始的政治生涯。1900年，李再被起用为长江巡阅水师大臣。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后，李秉衡奉命由江苏率兵北上保卫北京，在杨村与联军激战一昼夜，败退至通州。8月11日通州失陷前夕，作为前敌统领的李在张家湾吞金自杀。这一年，李秉衡整70岁。

    从1830年到1900年，包括经历刻骨铭心的胶州湾德占事件，李秉衡一步一步地见证了一个王朝的没落，他的晚年经历，和他服务的国家一样令人慨叹。最后，在另一个历史的关节点，他终于把自己也葬送在了其中。他的死亡，成为帝国落日中的凄凉挽歌。

    章高元死在李秉衡后面。

    章高元后来的踪迹，很少被记录。在德军从他曾经防卫的地方溃逃的前两年，他去世了，卒年71岁。

    实质上，章高元的胶州湾故事和李秉衡紧密相连。他和这个山东巡抚的是是非非，尽管没有改变胶州湾故事在1897年这个关键时刻的走向，却影响了彼此的政治方向。此后，章和李两人一个以病辞免蛰居南京，一个拒不上任寓居安阳，均在落寞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和比自己小13岁的章高元比较，李秉衡的死虽然悲壮，但也仅剩下了个建威将军的忠节外壳。

    在任登州镇总兵之前，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章高元最显赫的经历，是光绪初年随刘铭传、孙开华在台湾抗法，基隆一战立功。这个光荣最后使章官升台湾镇总兵。章高元率淮军四个营的士兵移防青岛口的时间是光绪十七年，也就是1891年。进入胶州湾的章高元在青岛村设立了总兵衙门，四个营的兵力则分别驻扎在这个指挥中心的周围。此后，他开始了建立三个炮兵阵地的工程。作为基础项目，一座作为军用码头的栈桥，被首先投入了使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章率兵移防至辽东盖平，被乃木希典击溃。第二年，也就是在北洋水师“第一铁舰”“定远号”旗舰相继被日本鱼雷和岸炮台击毁后不久，章高元受命重新驻防青岛。随后，“定远号”由日本民间打捞出水，一个英国人取得其舵轮后，改装成咖啡桌，放置在了日本长崎南山手町临海住宅内。而这时候，重新驻防青岛的章高元，并没有意识到新的危险已经近在咫尺。

    当时，胶州湾军事设施的建设经费来源只有山东省海军预算一处，财力明显不足，这样就使得章高元的炮兵阵地建筑工程进展十分缓慢，直到1897年才建好第一个炮兵阵地。但是，根据后来的调查表明，就是在建好的胶州湾炮兵阵地上，有的大炮甚至也完全不能使用。即便在如此糟糕的财政状况下，根据恭亲王在胶州湾建立造船厂和设立船坞、仓库以及停泊现代船舰的建议，山东巡抚李秉衡还是受命提交了一份胶州湾现代化建设的经费估算。可惜的是，这份计划接受核准的时候已经到了1897年5月，不论是李秉衡也好，章高元也罢，他们都不可能再有机会去实现这个纸上的军事现代化梦想了。6个月后，他们自己的命运也随着胶州湾事变的出现，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章高元的到来，给胶州湾的原居民带来了他们期待的繁荣。军事防御工事的建筑和军队士兵给养的供应，都给人们带来了很好的挣钱机会。不少手工业者和商人因此举家迁居胶州湾，并在那里建造了一些舒适的房屋。至1897年德国占领前夕，整个胶州湾已经有64户手工业者家庭在这里从事着制鞋、小商品生产和黄豆制品生产了。少数成功的商人甚至过上了十分富裕的生活。

    所有的平静，到1897年11月14日的早晨是个终点。

    1897年11月晚些时候章高元在胶州湾的面貌，一直没有一个可信任的解读。我们不愿意简单地看待他的作为，又不能不面对德军不役而夺一地的事实。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章战了，成了英雄，历史就会是另外一副样子吗？

    很快，答案就有了。

    戊戌，也就是公元1898年，这一年为许多中国人所记忆，是因为发生了流血的戊戌变法。1898年的1月27日，是戊戌正月初六。3天前，围绕着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狂甚”的变法领袖人物康有为和皇帝的师傅以及李鸿章等一干人马，已经在总理衙门激烈地争辩过时局。

    戊戌正月初六，北京晴天里刮大风，寒峭无比。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大人，似乎依然没什么心思过年，一天处理的公务，大半都和“皆难事”的胶州湾局势有关。从日记上看，当日，他已经知道了德国“似已添兵到胶”的新事态。

    也许，对胶州湾的命运转变影响更大的，还不是洛索夫中校率领1458名德国增援士兵的抵达，而是当日皇帝威廉二世批准将胶州湾占领地置于德国海军部的管理之下。1月27日，当乘坐着“克莱菲尔特号”和“达姆施塔特号”运兵船的德国士兵由威廉港到达青岛的时候，威廉二世的命令同时生效。

    戊戌正月初六，张之洞的电报来了，表示坚决反对德国染指胶州湾铁路。在1月27日的翁同龢日记中，“张之洞阻胶路”几个字，似乎字字千钧。当日，北京方面还发生了另外一些事情，包括从严复奏，设立经济特科以内政、外交、理财、格物、考工、经武之学取士录用，命中外保荐堪与特科者，等等。

    实质上，围绕着胶州湾事件，在整个的戊戌正月，德国、英国、日本等各个帝国的力量角逐，总理衙门在处理事变上的习惯性优柔寡断，北京决策核心的利益争执和钩心斗角，皇家中央内部以及张之洞等地方势力在康有为上书的压力之下所产生的南辕北辙的意见分裂，野心勃勃的改革者的运筹帷幄，已经把戊戌年中国政治的大致走向，提前进行了预告。

    翁同龢│决定青岛命运的三天

    ◎记忆地标：青岛博物馆/康有为纪念馆

    1898年3月4日，北京，竟日阴，晨有风即极寒，风止稍和。

    这一天，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曹州府两名传教士被谋杀事件的德国政府，终于获得了期待中的《胶澳租借条约》最后修改文件。从1897年的最末两天开始，对于曾经有着无限威严的大清王朝，这份陆续露出水面的外交条约，已经是一个没有了多少幻想空间的必然结果。双方的较量，仅仅剩下了分量的轻重。紫禁城外，极寒之中，即便是风止稍和，对一个年迈的老人来说，也没有多少真实的感受了。温度，在1898年的3月4日，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春天的意味。

    1897年11月14日，胶州湾事件发生后，本来，德国和清王朝双方约定的谈判目标，也是教案本身的处置，至少，清政府方面是这样希望的。所以，除了不同意被撤职的山东巡抚李秉衡“永不叙用”，对11月20日德国公使海靖代表德国政府提出的“中国政府出资建筑安主教所开始建筑的教堂，并由皇帝勒石保护；严惩一切祸首并赔偿全部损失；担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赔偿德国因此事件而产生的一切费用；胶州铁路之建筑权及沿路矿产的开采权应保留给德国企业”，一概都照办了。但是，12月29日，海靖却打乱了既定的谈判程序，将方向直接指向胶州湾。当天，海靖提出了“租地照会五条”，并在两天内连发给总理衙门三件照会，要求将胶州湾南北两岸直至阴岛的地方全部租给德国。清政府的谈判代表提出先结教案，后谈租借胶澳。海靖却坚持要一齐了结。在总理衙门，海靖的声音如同冰刀划在中南海的冰面上一样刺耳：“奉到外部训令，断不能改；系租给德国，不损中国主权；已还中国面子。”大寒至极，在冰刀的刺激下，冰面上的谈判进入白热化。然而，红色顶戴下的庄严神情，却已经是战战兢兢了。1898年1月4日，海靖再次表明了德国方面的强硬态度：“此时不过暂时租用，是仍顾两国交情的意思。否则，兵船再到，即可再占地方，更碍中国的事。本大臣现奉本国严谕：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胶、墨之兵，且将尽兵力所至任意侵占；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国赔费，否则，尽兵力，索赔数百万；三、此事不定，中国不能借洋款，各银行知此事未妥，亦不敢借。”

    到了这份儿上，紫禁城内的大清王朝，已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但是，三个月来，就是在几乎没有了选择的悬崖边上，对于成了借口的谋杀事件的谈判，依然“进行得相当困难”，清政府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职业外交官，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想尽办法，一直处心积虑地试图努力将“为解决危机而必须作出的让步”，降到最低点，为此，他们前后提出了若干可供选择的方案。同时，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还使用了一再推迟会晤的技术性手段，争取时间，尽量减少损失。

    离一个终究会到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3月4日，发生在紫禁城外的所有争执终止，德国公使海靖与北京方面的官员在条约签署前最后一次见面，达成协议。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现场的记录，不知道在这个天气阴沉的日子里，总理衙门的暖炉前面究竟是怎样的一幅景象。显而易见的是，竟日极寒的天气，现在直接写在了中央政府职业外交官们疲惫的脸上了。但是，这似乎并不是3月4日所发生的全部情形。在谈判的中方主要负责官员翁同龢当天的日记里面，显示争执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荫昌云海靖仍未允条约中数句”。这份日记还记录着，在当日，英国公使也发来了照会，“谓不可使山东利益为德国独占”。现在我们不清楚的是，在3月4日这天，到底还有什么细节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同样不知道，在翁同龢的时间表上，最后的底线是什么。

    显然，3月5日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但是，在这一天，我们却没有在翁同龢的日记里面搜索到任何关于胶州湾谈判还在继续的记录。既然“海靖仍未允条约中数句”，那么，争执就没有终止。所以，翁同龢在3月5日似乎并不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翁同龢不了解全部的真相，正揭示这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外交谈判的诡秘。在翁同龢的视线之外，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发生着作用。

    3月5日，几乎被冻结了的紫禁城，局势没有发生任何逆转。清晨，天空中依然雪花飞扬。午后，天气放晴。在这看似平静的一天中，没有听到民间在都城的街道上发出的声音，也没有来自最高层的反对声。大雪把千里之外的胶州湾彻底掩埋了，无声无息，听不到一丝一毫的回音。

    3月6日，经过了前日昌平一场大雪的洗礼，紫禁城外大清国都的天气“欲雪不雪”。不阴不阳之间，青岛的命运，走到了一个历史的临界点。

    在翁同龢看来，这是一个“仓猝所办，非夙约也”的结果。为什么突然改变了计划，翁同龢并没有说明。或者，他不想说明。也许，这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

    当日，翁同龢日记中记载，“见起五刻，是日海靖请晤恭亲王画押，于是王请派画押大臣，以李鸿章、臣龢充之，臣辞不获，遂承诏往，退时巳初”。被强迫参加下午的画押，翁同龢的心情自然是不怎么好。在都虞司休息了一小会儿，他匆匆吃了中午饭，看过一个朋友后，径直去了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

    清政府原来并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涉外活动主要限于接待贡使和商贸往来，分别由中央的礼部、理藩院，以及地方的督抚大员兼管。1860年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中外交涉日见纷繁。为了专一其事，办理战后抚夷局事务的恭亲王等上书，提议创设一个专办夷务的机构，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请“另给公所，以便办公”。正在热河避难的咸丰皇帝1861年1月20日密谕批准，并通令选拔西语人才入署当差，奖励八旗子弟学习外语。当年3月1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一个铁钱局旧址内宣告成立。总理衙门从筹备到正式办公，仅用了50天时间，整个过程不可不谓高效。在国用拮据的条件下，这个昭示中外的国家机构，其门庭已远不及以往各衙署那样铺张奢华了。

    总理衙门建立之初，实际是一个应付时局的临时机构，朝野内外无不确信国家富强了，这里即会裁撤，所谓“一日衙门尚存，即一日国光不复”。但随着中外交涉事件的增多，总理衙门作为唯一的外事机构，除办理外交与通商事务外，职权范围很快扩展到了铁路、矿产、邮电、海防、关税、制造、传教、学校等各项新兴领域，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洋务衙门”，其在清政府中的作用，越发举足轻重了。

    现在，胶州湾又一次成了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桌案上的冻肉。这块冻肉，马上就要完成分割了。从这一天开始，在99年中间，胶州湾，一块大清王朝的土地，将成为别人餐桌上的饭食。

    3月6日下午，“未正诸公咸集，惟庆邸未至”。这时候，海靖带领着自己的另外三个德国外交官员和翻译已经到了。已经很熟悉了的双方代表衣装整齐地依次进入司堂，照例是见礼、看座、寒暄、用茶。但是，翁同龢却“未与一语”，坐下就开始写条约。另一边，海靖也着手抄写德文。与此同时，双方的助手“荫昌与富兰格互对，十刻始毕”。

    在光线明亮的红木案前，这份“愿将两国睦谊益增笃实”的文件被正式签署。尽管事发突然，但就我们看到的记载，签署外交文件的过程，没有意外。“和衷商定”的“专条”，在3月4日已经草拟好了，一干人的任务仅仅是重新抄写，签上自己的名字而已。

    案上，条约文书一共四份，华文德文各二。

    代表德国方面签字的是海靖，他在文件上的称谓是大德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代表清政府参加签字的是两个人，前面的是大清钦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侯，这是李鸿章；后面一个就是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正式身份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酉初，画押盖印事毕，双方代表起身离座，各自打道回府。整个过程结束，室外的光明已经散落，桌子上的茶水也早就凉了。

    其实，不论海靖也好，还是李鸿章、翁同龢也罢，大家都知道这是演戏，不到终了，不到台后，彼此都不会露出真面目。对那些台前幕后的反复较量，翁同龢后来曾叙述说：“顷困胶事，呕尽心血，卒被人数语割弃，愤惋欲绝。”而实质上，当日更愤惋的，应该是比翁师傅更熟悉胶州湾情形的李鸿章。

    在戊戌春天刚刚开始时完成签署的这份文件，包括了胶澳租界、铁路矿务等事和山东全省办事之法，连标题算上不过1539个汉字。就是这么一个薄薄的文本，最终使得胶州湾551.5平方公里土地上274个村庄和接近8万农民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

    当天晚上，翁同龢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以山东全省利权形势拱手让之腥膻，负罪千古矣。”

    4月27日，德国宣布胶澳为其保护地，设立胶澳督署。

    8月20日，中德签订《胶澳租地合同》，勘定胶澳边界及界石位置。

    与此同时，大清国的政治变革，也如火如荼地上演了。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维新开始。9月19日，慈禧太后回宫，9月21日，临朝宣布戒严，废除新政，结束了103天的维新。结果是，康有为逃了，六君子死了，新政废了。

    9月2日，德国宣布胶澳为自由港，向各国开放。同日，德国首次公开青岛城市规划。10月12日，德国皇帝命名胶澳租借地的市区为青岛。到了这个时候，柏林的许多人终于可以松口气，舒心地喝上一杯皇帝咖啡了。

    在1898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在北京皇城各股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的时候，戊戌正月初六张之洞竭力反对的胶济铁路，已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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