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

    就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化的整体格局而言，自1898年进入大规模城市化开发的青岛，始终没有摆脱边缘化的宿命，对中心的渴望和与之相伴的文化融入与更新，裹挟在社会变革与民族认同的全过程之中，疼痛并麻木着。这一点，青岛和哈尔滨类似。

    笔者之前出版的几本书，出版社大致有成都、北京、济南几个，从城市气质和文化语境看，多与作为后殖民地城市的青岛相去甚远。在20世纪的下半叶，尽管大部分中国城市在计划分工的状况下命运走向相同，但彼此之间的精神气息与文化呈现方式还是大有差异，所谓“洋气”与“土气”之类，“时尚”与“原生”之类，多纠缠在此前50年文化身份标识上的不同辨析。两个50年加起来，20世纪中国城市化的“移植”与“在地”、“革新”与“再生”的路径，基本也就明了了。诸如广州、上海、天津、汉口、青岛、大连、哈尔滨这些开放城市，追求现代性的痕迹无疑重一些，另外一些更大数量的内陆城市，坚守内生性文化的步履则沉重一些，但彼此同时也都有共生、反思与交错。对青岛而言，其早期城市化的种种经验、方式与命运转折，的确在一定意义上丰富并扩大了中国城市化的精神内涵。我想，这是这本《青岛往事》存在的历史性缘由。

    这次和北方文艺出版社的合作，是作者意料之外的一个结果。该社在选题、稿源组织和编辑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敏感性与专业精神，令作者印象深刻。就北方文艺出版社栖身的城市而言，与笔者也有着冥冥之中的联系。在《青岛往事》顺序展开的时间轴线上，我的祖辈自山东昌邑徒步到了黑龙江，我的父亲在黑龙江出生并在哈尔滨度过童年时代。这是山东与东北之间基于生存需要发生的大规模人口迁徙的个体呈现，也是民族战争在个体家庭的悲欢离合史上的具体结果。就20世纪的前50年而言，中国南北几乎所有的家庭都经历了类似的苦难与考验，并在这其中繁衍出民族性抗争的本质底色。而这正是《青岛往事》展开叙述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坦率地说，就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与城市史叙述而言，笔者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闯入者，一些片段的、枝节化的叙事与描绘，并不能完整显现一个城市，哪怕是有限时间里的历史逻辑与大部分真相，我唯一的企图，也许是通过档案文献的甄别与筛选，在尽可能靠拢历史真实的冲动下，还原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人与事，并且希望这些努力，不是离着历史的本来面目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在这其中，我们倾听前辈的呼吸，重建那些令人感奋的历史现场，也在部分意义上释放出我们所遭遇的种种局限与困惑。在重构的历史中，我们与前辈相遇，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这也就使得我们的后辈在寻找历史坐标的时候，多了些可触摸的把手。所谓历史的再发现，大致如是；所谓文明的繁衍与传承，亦大致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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