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次箫│时代
◎记忆地标：伊尔蒂斯兵营/胶澳中学/湛山
20世纪的中国，到处是“他乡”。“他乡”像一首改头换面的民谣，又像掐头去尾的谜语，把漂泊者置身其中，一任寂寞蔓延，无休无止。极目远眺，改天换地的梦想与无相无作的决绝衔环结草，放眼世界的焦躁与克己复礼的担当浑然一体，欲说还休，玉石混淆。人影仿佛狸猫一般穿梭过往，直到河谷、林缘、灌丛、草丛渐行渐远。由是，一个时代也就成了童话。
来来往往，庸庸碌碌，人们很少意识到，作为栖息地的青岛，其实也是自己的“他乡”。尽管，每个人的故事和“他者”的故事，不论精神、地理还是时间，都相距遥远。
在青岛，如果要选“他乡”之地，八大关笃定是其一。如果这个城市到处是“他乡”，八大关的迷离与斑驳，注定拂不去千里迢迢的灰尘。80年过去，石头垒起来的八大关就如同一场和宿命的奔跑，到最后依然是一个关于“他乡”的故事。生生死死，明明灭灭，“他乡”终于成为传奇，悬挂在旅行者的行囊里，空旷而缥缈。
从“他乡”到“故乡”，到“家园”的转变，其实是一个城市宜人与否的最重要标志，这其中，自然人文、情感寄托、人格完善、制度设计，缺一不可。八大关那些早已经远去的“他乡”过客，裹着一生的光荣与梦想埋入尘土，蓦然回首民国岁月，竟然觉得似曾相识。
在20世纪早些年，对青岛这个陌生城市，许多人都有“第一次”的兴奋与惶恐。无论这“第一次”是命运的招呼，还是阴差阳错“搭错车”，踏进来的人，往往都不能回返。回不去的孤独与再回头的焦虑病毒一般传染，不过几十年光景，“雾将吐海风为助”的豪情壮志，最后统统都“我与因之浮海去”了。这份“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的牵挂，放在树木苍郁的八大关，便真正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刘次箫第一次到青岛的时候，距离“八大关时代”的到来，还有若干年。循着刘次箫和他的同事遗留的蛛丝马迹，我们得以部分还原从太平山下到海边滩头在“前八大关时代”的自然与人文风景。蓦然回首，那些“他乡”过客的音容笑貌已恍若隔世，离开我们仿佛很远很远了。
1923年9月，胶澳督办公署在原伊尔蒂斯兵营开始筹办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这个德国兵营旧址前面的一大片滩涂山坡地，就是后来的“荣成路东特别规定建筑地”，也就是再后以“八大关”知名的花园城市样板。这是青岛接收后的第一个官办学校，也是本地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商工学校。由王在密出任校长的商埠职业学校，设农工商三科，实际仅招收了商科学生4个班。职校皆为男生，有教职员16人，1925年秋停办，其间保安第二大队官兵30余人暂驻职业学校房间。[45]1924年10月，由若干士绅发起创办的私立胶澳中学在开办数月之后，从台东毛尔梯克兵营迁至伊尔蒂斯兵营。这样，两个共同使用伊尔蒂斯兵营房舍的学校，成了一年多的邻居。
胶澳中学创办人王乐平，诸城相州镇望族出身，山东政法学堂毕业，老同盟会员，参与光复烟台诸城，民国元年加入国民党，任第二届中央委员，并成为改组派领袖，后与丁鼎丞、陈雪南、于沐尘等联合始创胶澳中学。
胶澳中学1924年夏建校，1926年王乐平即“出师北伐”[46]，实际主持胶澳中学的时间并不长。看上去，学校早期事务的操持者，一度是教务长刘次箫。从胶澳中学到市立中学的七年中，这里收罗了一大批年轻人才，诸如王统照、顾随、杨晦、陈翔鹤、王少华、王赞臣等，此后还有汪静之等陆续到校任教。在1924年秋天，胶澳中学在荣成路东汇集起的人文景象，大致和西边紧锣密鼓中成立起来的私立青岛大学等量齐观。而其朝气蓬勃的精神气质，则似较私立青岛大学更胜一筹。
1924年7月2日，顾随自济南到任胶澳中学，并邀请冯至同行。从7月上旬至8月中旬，冯至在青岛度过40多天假期。冯至在《怀念羡季》中曾记述：“1924年夏，羡季辞去济南女一中的教职，接受青岛新成立的胶澳中学的聘请。他邀我先到济南然后一起去青岛度夏。我们于7月初到青岛。我们这两个土生土长的燕南赵北人第一次看见海，非常兴奋。无论是海，是山，是花木园林以及一些建筑，无处不是新鲜的。胶澳中学是欧战前德国兵营旧址，坐落在如今的湛山大路，到海滨浴场要越过一座林木郁郁葱葱的小山。晴日我们去海滨游泳，雨时在室内读书谈天。羡季从前写诗，这时致力填词，也读西方的小说诗歌；我则写诗，写散文，写不像戏剧的戏剧，杂乱无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有时也沾染旧文人的习气，我们出游到太平山顶，在石壁上题诗，致使一年后羡季在一首《蝶恋花》前半阕里写：‘一自故人从此去，诗酒登临，都觉无情趣。怕见太平山上路，苍苔蚀遍题诗处。’”
伊尔蒂斯兵营里的胶澳中学，门口辟有一条从市区通向湛山和浮山所的土路。学校占地240多亩，校园极大。南面是一片延伸到海边的坡地，也就是后来渐次开发的别墅区“八大关”，西邻从植物试验场演变过来的第一公园。从学校出来，差不多就是杂草丛生的荒郊野外了，东边弧形海湾的陆地上，零零散散建筑着一些度假别墅。南部海岸边则礁石林立，“昏昼六时”的景致“淋漓浩瀚”。
1924年7月考入私立胶澳中学的刘君雅回忆说，这里靠近八大关，面临海滨，风景优美，空气颇好。学校分为两院，一院为教学及办公大楼，二院为学生宿舍、礼堂、图书馆、健身社和教职员工大楼。中学附设有学生实习工厂，有小型的制皂、制革、油漆、化学工艺、木工等车间；还有物理、化学、生物、史地、音乐、美术等实验室和仪器标本室等。在宽阔的校园里，设有400米跑道的大操场，另外还有一个足球场、两个网球场、两个排球场、四个篮球场、一个器械场。刘君雅回忆中所谓的“八大关”，当时并不存在，并且在出现之后的至少20年中，也不曾作为区域名称出现。刘君雅显然是用1950年代以后的习惯说法，描绘了胶澳中学靠近的这片“面临海滨，风景优美”的待开发郊野。
实质上，从太平山到太平角的“幽美”，一直不乏礼赞者。叶春墀1922年印行的《青岛概要》记：“太平角为颐养区之中心，西人避暑，皆集于此。避暑别墅，比比皆是。其地林木成荫，一碧无际，所有马路均隐蔽于绿叶丛中。”而太平角的自然景物，即便是10年后，也无大变化。作家苏雪林1934年7月在游记《岛居漫兴》中写有《太平角之午》，描述去一趟太平角，俨然旅行：“我们自福山路出发，到中山路买了些面包、糖食、水果，然后折回，沿海岸向目的地驶去。一路景物幽美，比城市中心一带的果然另有一种韵致。”到了终点，看见的果然是一幅能“把人灵魂都凉透”的风景：“沿角一带海岸崖石，峥嵘竞秀，又是汇泉浴场所无。有一处景色更为特别。一座大崖，崛起于平地，高约十数丈，远望似一朵吐自海面的紫云，近视则石色黝然，棱棱如积铁，还带着斑剥陆离黄色的铁锈，我怀疑它是属于矿物质，并非真的石头。听说天空陨石常为铁质，这块大石是从万万里外太空飞来的吗？”而在1937年1月青岛市政府招待处编印的《青岛概览》中，内页刊有吕美荪《岛上太平角倚岩望海》，云“怪石来因倚，尘矜已尽前。半岩松媚海，一客态疑仙。鸥下翻银翅，林喧奏铁弦。心棲灵境里，愿住万千年。”比较下苏雪林的“外太空”想象和吕美荪“愿住万千年”的慨叹，太平角“幽美”的里里外外就都有了。
在刘君雅的印象中，胶澳中学中老教育界人士居多，教务长刘次箫是日本留学生，曾参加过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是1925年成立的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执行委员，1925年4月10日青岛市民追悼孙中山大会的读追悼文者之一。这样，以刘次箫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便在学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更进一步的推测是，以刘次箫为代表的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在国民党改组派领袖王乐平的号召下，将学校视为国民党人在青岛的利益看护者，也是国民党新生力量在青岛的政治与文化中心。
作为一个新派知识分子和帝国制度的反对者，刘次箫本人并不拒绝传统文化。1930年在济南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任研究会委员长，委员中就有王献唐、杨振声和刘次箫等。后来，离开胶澳中学的刘次箫去了南京，在前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朱家骅任局长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出任局本部主任秘书。也许，就是从这里开始刘次箫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在关于刘次箫战时经历的艰难搜索中，有其作为山东省遴选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1941）、第三届（1942）、第四届（1945）参政员记录，是四届国民参政会中获遴选届数最多的山东省籍参政员。其中在第三届里，与傅斯年、赵太侔同为山东省遴选参政员。四届国民参政会中，青岛市为独立遴选单位，有一个参政员名额，第一届（1938）、第二届、第三届为杨振声，第四届前为张乐古，后为侯圣麟。[47]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傅斯年、杨振声、赵太侔、张乐古和侯圣麟，恰恰都曾与刘次箫命运转折的关键点相交错。
在刘次箫抵达青岛不久，出现另外一个和刘次箫交错的人，即是后来成为刘夫人的崔纫秋。崔是山东临淄人，1925年1月17日和刘次箫同时出任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执行委员。[48]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由37个团体的50余名代表选举15人为执行委员，另有9人当选候补执行委员。除刘次箫、崔纫秋外，执行委员还有鲁佛民、邓恩铭、延伯真等。
胶澳中学时期的刘次箫，面前的道路看上去似乎并无大风大浪，在精神生活与公共交往上也并不孤独。
1924年夏到任胶澳中学的顾随，教授国文和英文。次年秋，杨晦、陈翔鹤、冯至等组织沉钟社并出版《沉钟》月刊，顾随和刘次箫一并加入。顾随与刘次箫交往频繁，写有《次箫兄纫秋嫂同居青岛服务两校诗慰之》《与次箫上若鹤山》诗。其中《与次箫上若鹤山》云：“雾将吐海风为助，云解移山树亦流。我与因之浮海去，披云待雨立山头。”1926年6月，顾随任《青岛时报》中文版总编辑，开辟文艺副刊，刊登若干沉钟社友人文章。1926年9月，顾随决定到天津教书，当月13日刘次箫、王少华、王赞臣等好友在顺兴楼为顾随饯行。彼此情谊浓重，把酒言欢，不亦乐乎。
顾随女顾之京记：“1926年暑假以后，父亲受聘到属于直隶省的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当时还是中等学校）任教。”[49]刘次箫们为顾随饯行的顺兴楼，在北京路，是家鲁菜饭馆，股东中有退隐青岛的前清法部侍郎王垿，在青岛声名远播。只要在顺兴楼设宴一席，便能得其墨宝。其时王垿还联络了20多位前清学人，每年轮流在顺兴楼做寿。有王垿这般人物鼎力相助，顺兴楼的生意兴隆自不在话下。如此看来，刘次箫给顾随这场送行酒，场面十足。但给顾随送行的时候，刘次箫自己也已离开了胶澳中学。1925年4月10日，青岛各界举行孙中山追悼大会。次日《中国青岛报》报道说：“是日十时，振铃开会。首由青岛市民会长酆洗元君报告开会宗旨，继奏雅乐、献花，私立济众医院院长李筱坡读追悼文，日领事堀内谦介、青岛大学刘次箫、杨湘浦等诸君读追悼文，青岛大学学生唱追悼歌，高春如君通告会场全体人员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再奏军乐。”由此看，到1925年春天时，刘次箫已从胶澳中学去了新创立的私立青岛大学。
顺兴楼的一场送行酒，送走了一个胶澳中学时代。1926年时，胶澳中学因经费困难，改为公办，称胶澳商埠公立中学校，随后在1929年又改称青岛特别市市立中学校。
公立中学时代开始的时候，一个和刘次箫多次交汇，又似乎萍水相逢的人出现了，他就是作家王统照。1926年王统照离开北京到青岛后，间或入市立中学教书。王在中国大学的职位是教授，到青岛的时候却没有获得私立青岛大学的教职，先后进入铁路中学和市立中学，担任国文教师。转瞬10年，市立中学一路走下来，终于“桃李莘莘”。1936年出版《青岛市立中学十周年纪念特刊》，前边照例一堆题词，其中包括刘次箫的48字“敬祝”。清音幽韵、呵护备至的文字里面，却看不见作家王统照。
刘次箫和王统照的又一次青岛交集，发生在战后。与国立青岛大学和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失之交臂之后，1946年秋王统照进入在青岛复校的山东大学，应聘担任文史系教授。而这时，在朱家骅去职后失势的前胶澳中学教务长刘次箫，已重新回到青岛，出任山东大学的训导长。1947年5月2日，他陪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山大访问。司徒雷登演讲时，发生了山大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向司徒雷登递交《致大使书》事件。这成为刘次箫生命晚期最为人注意的一次亮相。这个时候的刘次箫与“前八大关时代”的胶澳中学教务长，已经渐行渐远。伴随着山东大学东边一个田园别墅区的茁壮成长，刘次箫的光荣已然褪去颜色。
与此同时，刘次箫所代表的国民党的组织内耗与混乱，却一再上升。1948年4月6日傍晚，《青岛公报》社长侯圣麟在东平路被绑架，尸体随后出现在太平角海滩。报纸上的唏嘘和愤慨过后，被时局和生计困扰着的人们，便连饭后茶余也不再有兴趣议论这个政治纷争故事。侯圣麟，名致祥，字和亭，1902年生在平度大吴庄村，后就读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1925年曾在京报副刊第125期发表《文艺批评家是不能公正的》，文尾署“师大，英四自习室”，1929年出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委员。就此，这个27岁的平度农家子弟和青岛的瓜葛，断断续续持续了接近20年，并最终结束在这里。侯圣麟与青岛来来去去的经历和刘次箫相仿，仅仅在一年前，两人还曾一同赴南京出席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青岛市仅有一个名额，侯圣麟参政员资格的取得，是接替1947年获罪的报业领袖张乐古，所以有推测说，侯圣麟之死，幕后推手是同业张乐古。张乐古最后参加的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会议于1946年3月20日至4月2日召开，会议期间刘次箫等提《请政府迅即采取有效措施藉以澄清山东局势案》。[50]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会议1947年5月20日至6月2日召开，刘次箫和侯圣麟分别以山东、青岛籍参政员身份与会，这是国民参政会的最后一次会议。1947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发布延长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任期至1948年3月28日的命令。[51]参政员任期终结一周后，侯圣麟陈尸太平角海滩。
在1948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一张《青岛公报》的喧闹或者一本《宋元名家词》的修身养性，显然已平复不了从太平角到山海关路海滩一路下来的惊涛拍岸。
1948年9月，当青岛电信局为交通部顾问白利在山海关路的房子安装电话问题忙前忙后的时候，另一件麻烦事又牵扯到刘次箫，这便是1948年9月的山大学生被捕事件。《青岛公报》事后报道：“本月十七日夜间，本市特刑庭朱首席检察官亲至鱼山路山大教授公舍晤该校训导长刘次箫，谓将由特刑庭派遣书记官率局法警分赴山大各学生宿舍，票传涉有匪谍嫌疑学生，学校应有人到场。乃有刘次箫及该校训导处生活指导组主任杜宇，组员杜之奎、严宗京及课外活动组主任马晋分赴各院宿舍，刑庭书记官及法官同时分别到达各院，于十八日晨二时许开始面交传票，限被传人随票到庭。是日，由宿舍传去水产学系学生有王济民、王方、苏观田等八人，由家中传去学生有罗迈威等。”从《青岛公报》的消息看，抓捕学生的主导者并非刘次箫和山东大学训导处，而是青岛地方法院特别刑事庭的检察官。
王统照在山大的执教活动持续不到一年便结束了。尽管1947年5月4日和5日，王统照还曾和刘次箫一起参加了两场公开演讲，但随后因不满当局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王旋即辞职。到3年后的1950年，王统照和刘次箫的命运已完全不同。是年，作为新山东大学的文史系主任，王统照奉调赴任山东省文联主席，同为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招募回青岛的刘次箫，则被送上了断头台。
刘次箫1950年12月与张乐古同时在青岛被处决，而一年前在台北马场町，烟台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同样以“匪谍罪”被处死。行刑前，被严刑逼供的张敏之做最后自白“交代”：“一九四六年冬，在青岛由周英、刘次箫等介绍加入共产党，利用新闻记者联谊会名义，从事吸收文化新闻界人士参加共党组织。一九四七年秋又奉命利用训练难童及青岛自卫队等机会，从事宣传共产主义，并奉派在烟台联中领导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年之间，刘次箫和张敏之，一个死在青岛，一个死在台北，死因却是一样的，唯独真相不明不白。一个被新政权灭了的国民党人，却在几千公里外被国民党当成背叛者，这活脱脱成了一个讽刺。
从1925年到1950年的25年，刘次箫，一个曾经的革命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教育行政管理专家，一个有着秘密情报工作履历的次核心人物，最后沦为政治的牺牲品，已属必然。在我们后来看到的资料中，有一本1948年6月18日刘次箫赠送给文德女子中学图书馆的《宋元名家词》，在书的封面背后，刘次箫用楷书恭恭敬敬地写上了“敬赠”二字。这本书是1930年7月22日，刘次箫在天津购买的。一本普通的直隶书局版《宋元名家词》，从天津、南京到青岛，最终成为刘次箫遗留在这个世界上不多的物品之一。
刘次箫的夫人崔纫秋，1920年代末离开青岛后，担任过山东模范国小的教员和济南女师附小主任[52]。后来出任中央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1948年当选青岛市选区第一届立法委员。1949年9月19日，崔纫秋随同立委53人发表声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9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北平电讯，称“伪立委53人发表声明，虔诚接受中共领导，决心努力学习争取新生”。一条未获证实的信息显示，1959年正月，崔纫秋逝于临淄老家。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民国文献丛刊”《傅斯年遗札》中，收录有1943年5月22日傅斯年致崔纫秋书信的抄件，这差不多是晚近涉及崔纫秋的公开文献的孤本了。一次次时代的暴风骤雨，已经将刘次箫和崔纫秋青岛故事的蛛丝马迹涤荡殆尽，剩下的不过是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猜想。1946年9月，崔纫秋在南京写过一篇《如此爱情》，说了一个“从青岛刚来不久”的李太太的故事，感慨“人生的矛盾”。[53]近70年后，在秋风萧瑟的八大关空旷的街道上，崔纫秋的慨叹遥远又缥缈。在大时代的惊涛骇浪面前，夹杂在《妇女月刊》里的这些反目成仇的“人生矛盾”，不过浮萍尔尔。
严宏桂│城市扩展的推动者
◎记忆地标：荣成路/山海关路/居庸关路
用沉疴遍地描述严宏桂最初看到的青岛，应大致符合事实。无疑，这和他青年时代的抱负有相当大的距离。但这却又不是严宏桂一个人能改变的，真实的历史与现实，只给严宏桂提供了有限的道德支持，剩下的可能性，唯有靠严宏桂的个人作为。
对土木工程师严宏桂来说，履职前后被德国人和日本人打下深刻印记的青岛，是其个人展开事业的最早场所，也是其实现抱负的理想所在。从1923年到青岛，到1934年离职去南京的11年里，严宏桂在“外商多酬酢，中商贿赂酬”的浮华环境中保持清醒本分，出淤泥而不染并有所作为，大致成了他自己期望的“世风日趋下，吾自高风树”之人。严宏桂任职期间，“荣成路东特别规定建筑地”从无到有，奠定了声名远播的“八大关风范”的建设基础，也使严宏桂这一个“他者”和八大关这个“他乡”，建立起了一种温情的联系。
在严谦德的《先父严宏桂事略》[54]中，人们可知严氏家族概况。严为安徽含山人，1890年生于北京。其时，严的祖父在国史馆任纂修，其父严伯平入京侍奉。后数年，祖父调任湖南沅州知府，几个月后在任上逝去。曾做过仪征县盐官和财政局长的严伯平，有男严君培、严宏桂。兄长严君培学过政法，抗战期间在四川重庆活动，1946年当选安徽省参议会参议员。也就是在这一年，未能重回青岛履职的严宏桂病逝于安徽。
严宏桂中学时代就读南京，其曾有诗纪事，大致可以窥见少年南京时光的政治眼界：“金陵学校繁，士子兢趋步。西文算学重，理化玩物具。九年预立宪，马公演说注。滔滔饮冰文，万众争相慕。民智赖以开，忠心赖以固。爱国皆若狂，汤火若能赴。”不过，尽管有神学博士马相伯的精神指引，严宏桂终究没走上政治道路。17岁时，严进入安庆安徽高等学堂学习，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土木工程。此后，多半生和建筑不曾分离。
北大毕业后的严宏桂，1917年获得公费留美机会，入康奈尔大学继续攻读土木工程专业。其间，严游历华盛顿、芝加哥、纽约、费城、旧金山等地，获得了现代大都市建设的直接感受。几年后，严在康奈尔大学毕业，获工程硕士学位。经大西洋归国途中，对沿途英、法、德、比诸国城市规划建设做了考察和比较。
1923年，严宏桂赴青岛工作，在工程事务所专事城市公共建设。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改胶澳商埠为特别市，其后工程事务所改公用局，及至工务局。作为土木工程师的严宏桂历任工务局负责全市建设工程的第二科科长、工务局副局长等职。举凡工程上的事情，严宏桂事必躬亲。如修建下水道、规划上水源、公共建筑兴工、开辟郊区道路，他皆根据实际，亲自设计，亲监现场督导。1922年青岛接收初期，中外商贾云集，贿赂应酬，已成风气。对此，严宏桂多严格执行规章，不肯同流合污。他曾有诗云：“青岛接收初，中外集商贾。外商多酬酢，中商贿赂酬。酬酢吾不应，贿赂吾严拒。尔善备工料，勿作非公举。存心在蔽公，吾人义不许。”严诗20年来似无大长进，但其耿介廉洁的情怀，在诗中却有清楚表达：“自来重清廉，服膺圣贤语。高洁以入世，岂为俗所蛊。世风日趋下，吾自高风树。”大概也正是由于此，严最终“身后萧条，了无积蓄”。
严宏桂青岛履职的后几年，“特别规定建筑地”正式进入开发期。1932年《工务纪要》记：“荣成路东，依山面海，风景宜人，为特别规定建筑地。第一期开辟之山海关等路路基工程，业于去年完竣……继续开辟第二期居庸关路、临淮关路、韶关路、宁武关路、紫荆关路、荣成路南段（自山海关路至正阳关路）、正阳关路及荣成路与正阳关路相接处迤北一小段。总计长四千六百六十二公尺。于去年九月开工，嗣以天气严寒，停止工作，本年三月赓续进行。越三月而始告竣。”1932年6月17日，荣成路东特别规定建筑地八路路基工程竣工验收[55]。9月，荣成路东特别规定建筑地第一期自来水管、下水道等新工完成预算[56]。1931年到1932年，整个“特别规定建筑地”的道路和公用基础设施建设，都在严宏桂负责的工务局第二科工作职责内[57]。七八条道路不到一年相继完工，非严宏桂治下的“酬酢不应，贿赂严拒”，怕难以实现。可惜，许多年后，人们不仅早已忽略了“特别规定建筑地”早期开发者的种种作为，甚至连诸如严宏桂这些“他乡”过客的名字，也无处考据了。也许，在今日八大关的某个花园应该立块石头，上面刻8个字：十年缔造，蔚成大观。这是1936年冬国立山东大学代理校长林济青写给旁边市立中学的题词，放在严宏桂和他的同事身上，恰如其分[58]。
也就是在山海关路、居庸关路、临淮关路、韶关路、宁武关路、紫荆关路相继开辟期间，刘耀宸设计的黄海路18号涞比池消夏别墅完成施工，这座后来以“花石楼”闻名的古城堡式建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成为“八大关”风景区众多旅游者耳熟能详的标志性建筑。与此同时，出生在青岛的年轻音乐家谭抒真，居然在居庸关路的不同区位一口气竞租了5幅公地，成了这条刚开通道路上名副其实的地王。
在整个1930年代，经典的“八大关”还是个遥远的期待。没有人知道其在青岛城市化演变中的价值重构，更没有人奢望这里会成为青岛的象征。1936年10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倪锡英著《青岛》，将“特别规定建筑地”区域称为“颐养区”，“范围是从汇泉向东，经太平角、湛山而至凉水所一带。那里，全是一片山林地，山色苍翠，林木幽深，两旁疏落地建着一幢一幢的新式别墅。大半都是欧美人所居”。倪锡英的叙述很平淡，也很客观，大约“一幢一幢的新式别墅”给了作者深刻印象，所以在这本书里，倪锡英也将这个颐养区称为别墅区。但通观143页的都市地理小丛书《青岛》，关于“特别规定建筑地”这个“颐养区”也就这几十个字，占了一页左右篇幅，显示作者并没有把这里太当回事。这说明，至少是在战前，偏远并依然处在开发中的“特别规定建筑地”比较老城区的浑然天成，尚没有显现出更大的城市魅力。但其作为和西镇平民住宅建设、崂山旅游开发、里院环境整治相互关联的城市更新与扩张运动的新实践，则显现出了规划者一以贯之的理性、科学与开放精神。
人们不知道，严宏桂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教育背景，和其对华盛顿、芝加哥、纽约、费城、旧金山以及诸多欧洲城市的了解，在多大意义上帮助严宏桂推动了“特别规定建筑地”的国际视野与开放性，不过即便严宏桂不去刻意照搬教科书，仅仅以在青岛这个前殖民地城市的工务局日常操作体验，大概也能够自觉加入城市传统的延续者队伍中，这似乎不难理解。[59]工务主政者的操守、观念与认识水平，对青岛新一轮城市建设的品位、品质的影响，不言而喻。实际上，“特别规定建筑地”的规划建设，放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市化全局去衡量，其国际化、开放性与文化融合程度是非常高的，冥冥之中这大概算是“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基因来由。这种耳濡目染的文化包容结果，最终让脱颖而出的“八大关”成为一个城市的光荣。
“他乡”的日积月累，终究是一个一个“他者”情感、智慧与精神的构造叠加，这份持续的文化贡献，是严宏桂和他的同事们的，也属于诸如王节绕、陈其信、尤立甫、张少闻、毕娄哈、刘耀宸、拉夫林切夫、陈瑞庭、张景文、周翱、王云飞、方信懋、王义朋、帕斯克夫、白纳德、王屏藩、穆留金、尤霍茨基、郭鸿文、赵诗麟、唐霭如、王枚生这样一些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建筑师。对许多漂泊者来说，“特别建筑地”里的别墅并不是真正的家园，而仅仅是栖息地。每一个晚上，枕着建筑师们的想象力睡去的八大关“他者”，让那些漫无边际的牵挂与惦念，化为和黎明一起升起的希望。日久天长，“他乡”由是成为“故乡”，成为“家园”。
实际上，对八大关和栖息于此的居者来说，“家园”的渴望与“家园”的实现之间，始终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尽管这些“鸿沟”许多时候并不是有形的，看得见的。哈耶克曾如是概括一种英国传统生活：“独立和自力更生，个人的首创性和地方的自我负责，成功依靠自愿的活动，不干涉邻人事务和宽容异端，尊重风俗习惯和传统，以及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60]这些被称为“英国人美德”的异域文明，在“他乡”八大关，终究没有成为现实。这有点像脆弱的民国宪政，从1912年到1949年，最终被证明不过是幻觉。
青岛任职末期，严宏桂还应聘兼任国立山东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1932年赵涤之到任山东大学工学院院长，将工学院分设土木工程和机械工程系。当时的化学系物理教师王淦昌回忆，“工学院虽是新建，也聘有唐凤图、尚津、周承佑、张闻骏等一批知名教授”。[61]山大土木工程系不大不小，名声不及中文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响亮，却给中国方兴未艾的建筑营造业输入了不少新鲜血液。1932年8月19日黄际遇记：“是日开成绩批评会，吴之椿、赵太侔、梁实秋、汤腾汉、曾省之、杜毅伯并余为委员。假定平均35分以上者为及格。土木工程系投考人数151，及格50；机械工程系及格14；数理系投考人数89，及格18；化学系及格22；生物学系投考人数202，及格17。各生智能平均以土木系为最高，数理次之，机械化学又次之，生物最低。初议定土木系录40分以上者25人，机械20人，数理25人，化学生物各如其志愿之数，明日尚须复议，大体已定，余不克出席矣。”[62]严宏桂兼职山大土木工程系期间，培养了王志超、马毓山、张景文、徐汇浚等学生。张景文随后在青岛执业，1931年建设的济南经三纬一路铭新池，1934年建成的青岛山海关路13号韩复榘别墅，都出自张景文的设计。这个时期，严宏桂恰好还没有离开青岛。在严宏桂辞职去南京的1934年秋，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丁观海作为山大在青岛的第一届毕业生，考取了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同年被派往美国密执安大学留学，攻读土木工程专业。两年后，丁观海回到青岛，任母校土木系讲师。从美国回国途中，丁观海的儿子丁肇中出生。
严宏桂的青岛工务局副局长任职，出现在他到达青岛10年后。有档案文献证实，1933年6月10日，青岛市工务局委任严宏桂为副局长兼第二科科长，同日并依例发出任职公函。但这个时候，此任对严宏桂已无大吸引力。作为中国最有经验的市政建设专家，严宏桂最终离开青岛另谋高就，已为期不远。自视“世俗惯利诱，贵在能自主。不为外物摇，中流作砥柱”的严宏桂，在44岁时以图寻找到更具挑战性的城市建设操练场地。
1934年严宏桂离青赴南京，转任南京市工务局局长。有趣的是，6年前，同样有着青岛工作履历的德国建筑师海因里希·舒巴特，也曾服务于南京的城市化建设。舒巴特和1934年就职南京的严宏桂没有交集，在严宏桂还在青岛进行包括“特别建筑地”规划和道路建设在内的各项公共工程事务时，舒巴特已偕全家经青岛、北京回到了德国。随着1937年12月南京被日军占领，在舒巴特、严宏桂相继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首都新行政和住宅区，沦入敌手。
《先父严宏桂事略》披露，在严要求辞职离青时，青岛市长沈鸿烈曾执意挽留，令严宏桂一度为难。后终因首都市长石蘅青诚意延聘，严只好应约赴京。严宏桂后来在南京进行的诸如开辟新住宅区、改修旧街道、规划下水道、厘定建筑规章等方面的工作，应受益其青岛经验良多。其后，严宏桂不论是1936年在连云港，还是1937年在广州，管理事宜不外和规划街道、修建马路、治理下水道工程有关。而这些方面，青岛的城市经验无疑可为现成样板。可惜的是，由于时局多变，连云港和广州最终都没有成就严宏桂的事业顶峰。在广州时，由于操劳过度，严宏桂高血压病愈重，逃难至汉口后，突患中风不语，后虽服中药及针灸治疗暂愈，但从此身体衰弱。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青岛《平民报》曾刊登中央社消息，披露行政院736次会议委派曹沛滋和严宏桂分别为青岛市社会局、工务局局长。但其时严宏桂已身有不适，终未能再次应聘重回青岛。
1946年，严宏桂旧病复发恶化，病逝于安徽巢县，享年57岁。这个时候的八大关，俨然已成城市一隅的世外桃源，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鸟语花香，峥嵘竞秀。
随便翻翻1946年的各种档案，就能发现暴发户一般的嚣张充斥在八大关的各个角落。比如给高层提供休闲服务的励志社青岛分社，趁光复入城，满八大关收揽房子，放眼正阳关路、山海关路、居庸关路、韶关路、汇泉路上的楼堂馆所，无处没有励志社的身影，志得意满之气，仿佛无可抑制。1948年6月2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自南京抵青视察，据山东大学校长室助理秘书李希章回忆，山大“在八大关的一所华丽楼房里”举办接风宴[63]，想必使用的就是励志社的招待所。1934年8月1日朱家骅曾访问过老山大，当天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院长黄际遇在《万年山中日记》记：“朱家骅部长、李四光、李书华前部长偕蒋台长来访，导往参观各部，甚赞大学之猛进，与之久谈别来事，并及大学无端风雨，金甫、毅伯以次来会，沁酒代茶，谈至晡方散。”[64]14年后的八大关一宴，大概应是教育部长朱家骅和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对一个后殖民地城市最后浮华的见证。不过几年，一切都落花流水，怎么来的，又怎么去了，变换之快，令人咋舌。一下子，人去楼空的寂寞，近乎梦幻。
1934年8月1日傍晚，黄际遇和朱家骅一番长谈之后，便“应保衡、少侯酒约”，推杯换盏去了，“交亥归，斜榻当风，树梢漏月，百怀交集，千载谁论”。在这个月朦胧鸟朦胧的青岛之夏，黄际遇、朱家骅、杨振声和赵太侔这些人，大概都不曾预测到后来的沧桑巨变。但黄氏的“千载谁论”却仿佛一句遗言，确令后人在一次次“百怀交集”中浮想联翩。
刘子山│竞租记录
◎记忆地标：东莱银行/函谷关路/嘉峪关路
不知为什么，回首“八大关”往事的时候，经常会想起俄国巡回展览派画家萨符拉索夫抒情诗一般的《白嘴鸦归巢》，画中白雪覆盖，远方天空灰暗，冬日的太阳照射过来，透过稀疏的白桦树，留下淡淡阴影。与此同时，成群结队飞来筑巢的白嘴鸦，传递出早春气息。这大约就是荣成路东“特别规定建筑地”在1930年代早几年某个冬天的真实记忆。那些白嘴鸦执着的飞腾，让这个肃杀的寒冷场面，增加了些许热情与活力。
而在1933年春暖花开的日子，来自不同地方的白嘴鸦，距离栖息地“八大关”，已经很近了。以至于许多年后，人们依然能够听见那些飞翔者的呼吸声。
毫无疑问，商人和实业家是“特别规定建筑地”从纸上规划变成城市现实的关键推动者。这一强大的财富力量与持续利益驱动，始终是“八大关”得以成长为模范居住区的最富实际意义的支持。就目前能够搜索到的记录，在1930和1940年代，本土相当数量的银行、保险公司、制造业企业、贸易公司、进出口商、建筑营造商、铁路与船舶公司、新闻出版投资人，都在这里建有别墅住宅。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有华新纱厂经理周志俊、胶济铁路四方工厂厂长栾宝德、义聚合王氏兄弟、金城银行青岛经理孙汝为、大东煤业公司李裕功等等。而作为幕后人推波助澜的，还包括东莱银行董事长刘子山这样一些更具实力的财富领袖。
这条投资轨迹，在“特别建筑地”开发早期已初露端倪。检1933年7月青岛市财政局《第六次竞租公地姓名发照案卷第五册》，其中涉及“特别建筑地”区域的地块计20余幅，大部分集中在嘉峪关路、函谷关路和临淮关路，竞租者全部为各业商人，并且在第一时间就显示出很强的购买力和投资意愿。发黄的文书纸，指引着我们进入那个“他乡”处女地，看见那些购置梦想之地的人们。
在1933年夏天至秋天进行的第六次青岛公地竞租，“八大关”区域参与的商人统计有：智水轩王治租居庸关路28号及临淮关路7号公地；复田堂王鹏程租居庸关路37号公地；瑞尼格租居庸关路38号公地；精勤堂代理人刘湘记租函谷关路3号（忠记）5号（孝记）、临淮关路6号（液记）及太平角五路1号（义记）2号（仁记）、忠记租函谷关路2号公地；贻谋堂租函谷关路4号公地；高宅庆夫租函谷关路6号和8号公地；李瑞云租函谷关路7号公地；张汉民租函谷关路9号公地；王召麟租函谷关路10号公地。这个名单里中国商人占大多数，籍贯分别涉及浙江、江苏、山东多地，另外还有德国和日本商人。
这些竞租投资人代表的商业机构五花八门，排列出来有：智水轩、东亚建筑工程行、大东煤业公司、东莱银行、大昌实业公司、明华商业储蓄银行、精勤堂、义信成营造厂、永裕盐公司、阜安盐号、日华商事株式会社、协和兴业公司、福丰号、政兴祥等等。
智水轩王治作为李裕功的代表人，登记住址为莱芜路48号，所租居庸关路28号面积未知，每公亩租权金242.8元，所租临淮关路7号面积13.5公亩，每公亩220.5元，铺保为东亚建筑工程行。李裕功为浙江煤商，在甘肃路68号经营青岛大东煤业公司，住龙口路4号。
复田堂王鹏程作为江苏吴县商人蒋复田的代表，登记住址为湖南路18号青岛东莱银行，铺保亦为东莱银行，所租居庸关路37号公地约计16.2公亩，每公亩361元。张汉民和蒋复田同为江苏吴县人，登记住址和铺保亦同为东莱银行，所租函谷关路9号公地面积16.4公亩，每公亩192.1元。在张汉民和蒋复田的租地文件上，铺保方东莱银行董事长，记录为刘子山。这让刘子山成了这次“特别建筑地”竞租的一个幕后推手，也让刘子山的名字间接与居庸关路和函谷关路发生了联系。对八大关“特别建筑地”而言，这显然不是与刘子山产生利益瓜葛的全部。
德国人瑞尼格45岁，登记住址为广西路19号大昌实业公司，所租居庸关路38号公地面积13.2公亩，每公亩339元，铺保为中山路42号明华商业储蓄银行。
精勤堂代理人刘湘记，登记住址为朝城路12号，铺保为义信成营造厂。值得注意的是，精勤堂此次一下子租地9幅，除了所租函谷关路3号、5号，临淮关路6号及太平角五路1号、2号外，还有另外4条街上的地块，原来一概使用精勤堂名义竞租，但是不久就分别改用了精勤堂、信记、义记、仁记、液记、忠记、孝记几个不同名义。
贻谋堂登记住址为齐东路新10号永裕盐公司，所租函谷关路4号公地14.9公亩，铺保为绥远路20号阜安盐号。
高宅庆夫56岁，为日本矿业商人，登记住址为宝山路11号，铺保为日华商事株式会社和青岛协和兴业公司，所租函谷关路6号14.5公亩，每公亩210.5元；所租函谷关路8号13.6公亩，每公亩188.5元。
李瑞云55岁，掖县商人，在保定路18号经营福丰号，所租函谷关路7号公地14.4公亩，每公亩180元。
王召麟30岁，招远商人，登记住址中山路27号，铺保为青岛政兴祥。所租函谷关路10号公地面积13.9公亩，每公亩199.2元。
回过头来，我们看刘子山与“八大关”的联系和意义。
此次涉及“特别建筑地”区域的竞租，刘子山的名字并没有以竞租人的身份出现，仅仅以东莱银行董事长身份参与了江苏吴县商人蒋复田、东莱银行员工张汉民的铺保，显得很低调。但其在其中发挥的影响力和号召作用，却远非一个担保人的角色所能够涵盖。而研究“特别建筑地”在1930年度的青岛赖以生存的财富谱系和财富繁衍地图，则又绝不能绕开刘子山而另辟蹊径。有着“刘半城”之称的刘子山，打开的恰恰是20世纪前40年的一部“他乡”创业史。在这个故事里，刘子山的经历堪称传奇。
刘子山的一生，伴随着投机、暴富、投资、行善这样一些关键词。实质上，直到今天，关于他最早起家的过程，依然扑朔迷离。人们只知道这个曾经的掖县无名之辈，是通过鸦片贸易完成了在青岛的原始积累，但却不清楚这个故事的大部细节。许多研究者关于刘和胶海关合作进行大规模鸦片贩运的猜测，缺少基本的证据支持。
刘子山1880年生于掖县湾头，据说是明洪武二年（1369年）由四川成都府南门外迁到此的刘姓后代。因先人早年是临河湾而居，所以这里就取名湾头。刘子山幼年读过私塾，后来逃荒去了东北，尝试经营建筑施工数年，1898年来到青岛。进入德国租借地的前10年，刘服务于德商，后10年则独立设商号，并渐成气候。这期间，复合永窑厂和扶桑官膏局，似乎是在刘子山的财富积累上发生重要作用的两个根据地。涉及扶桑官膏局的资料，散见于一些回忆，而关于刘的窑厂，除了文献记载外，人们今天依然可以在陆续被拆除的老房子的屋顶上，发现大量标有“刘子山制作”字样的完整瓦片。甚至，许多年后人们在维修“八大关”的老建筑时，居然也曾发现过这些标有“刘子山制作”字样的瓦片，而理论上，这几乎不可能。因为在1930年代“特别规定建筑地”进入规模开发的时候，刘子山的投资方向早已转移到金融业和房地产上，属于“刘子山制作”的砖瓦厂已经不存在。为什么在“八大关”的老建筑屋顶上会发现这些早年生产的瓦片，至今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刘子山的一生，和东莱银行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张以及难以统计的房产衍生密不可分。早期著名的房产收获，是市区核心地带的安娜别墅。这个房子本来属于德国砖瓦制造商罗伯特，1905年罗伯特离开青岛去慕尼黑，他的儿子汉斯继续留在青岛管理砖瓦厂，直到1914年德国溃败。罗伯特遗留在浙江路的这一建筑1918年曾有过一次产权变更，一位闵姓人士将大楼出售给刘子山。
到1918年时，刘子山来青岛已整20年。应该说，1918年对刘是重要的一年，此前，刘用赚取的巨额利润投资房地产，已拥有天津路、肥城路、武定路、甘肃路、无棣二路等几乎是整条街道的房产。甚至有传言，当时全市的每条街道上都有刘的房子。现在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亲历，去青岛档案馆查资料，稍不留神就会发现刘子山的地产记录，仿佛变魔术一般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数量之大，足以令人迷惑不解。也就是在这1918年，刘子山又开设了经营进出口业务的东莱贸易行，并创办东莱银行。仅东莱银行一项，刘就投资300万银圆，按当时比值，这相当于4万两黄金。这个新的开始使刘子山大踏步更上层楼，最终成为一个财富帝国的缔造者。蜘蛛网一般的个人房产地图，居然迅速就在上海复制成功，遍布南京路、淮海路、陕西路、瑞金路等大街小巷。到1930年代青岛“特别建筑地”进入开发期的时候，刘子山个人的投资注意力，已经不太容易被这样一小块区域所吸引。但作为榜样和信用的象征，刘子山的身影却始终不曾在“特别建筑地”消失，如同一个隐形英雄一般，伴随着这里的街道、房屋、庭院、树木一同生长，直到一个时代终了。
从1930年到刘病故的1948年，刘在青岛、天津和上海发展了接近20年，这也是刘最辉煌的日子，在那些光环背后，树大招风的刘小心应付，左右周旋，尽量避免落入旋涡。如1929年国民政府入主青岛后，刘旋将太平路上的37号大楼让与国民党市党部，而此后在日本第二次占驻青岛后，刘又将湖南路39号的大楼送给了宪兵司令部。而后来围绕着这两栋大楼的种种扑朔迷离的传说，或许正和刘子山的命运息息相关。
刘子山从一个来自掖县的无名之辈，最终成为一个功成名就的工商业者，得于天时地利和投机，也失之于天时地利与投机，其中的幸与不幸，不知1948年在上海病故前的刘氏自己有几多体会。据说，到1948年时，刘子山个人所拥有的资产总和折合成黄金计算下来，相当于今天的900亿人民币。这个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积累，叫人瞠目结舌。
1948年10月12日刘子山故去的时候，青岛已呈孤立之势，秋叶飘零的城市人满为患，市井传言四起，物价扶摇直上。报纸上诸如居庸关路10号出售美国收音机、韶关路54号一零一户出售冰箱、宁武关路10号房屋招租的广告，和紫荆关路发生窃案奥人损失廿亿的消息，不绝于耳。城市边缘的八大关，在风雨飘摇中惶惶不可终日。随着凛冽寒风中金翅鸟的上下翻腾，这里很快就人去楼空，买笼包子的价钱，会换来一座楼。来年夏天草木葱茏，热风穿过正阳关路，无所顾忌地表达改天换地的愉悦。
孙汝为│未解之谜
◎记忆地标：韶关路/金城银行/新慎记
所有的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就好像一个房子，总有道路连接，有自来水管线，有下水道，有电线、电话线、信箱、垃圾箱，有树木，有空气，有些看得见，有些则看不见。看得见的未必重要，看不见的未必不重要。
刘子山、孙汝为，中山路、湖南路、韶关路、居庸关路、函谷关路和东莱银行、金城银行，这些人、地、机构连接起的，本来是一幅风生水起的财富成长地图，茂盛之时，花花草草遮天蔽日。只可惜，我们今天翻检出的纸片多已残缺不全，难以复原那些浸染着活色生香的历史细节。刘子山的光环下面，孤零零看一个在“他乡”漂泊的孙汝为，看得见影影绰绰，却听不见呼吸与脉搏。
在今天，除了不多的相关学术界人士，知道金城银行的，恐怕没几个人了。在我们已经很陌生了的年代，金城银行曾经是一个希望“金城汤地、永久坚固”的财富故事。由周作民任总经理的金城银行1917年5月创办，成立后仅3年时间，就在华北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发展基础。1921年开始，金城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一起组成联营机构，开拓出四大私营银行著名的北方联合地图，改写了半部中国现代银行史，也部分地影响了青岛的金融格局。
金城银行进入青岛的时间是1931年，3年后和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另外5家知名银行一起，获得了在中山路地块建设独立的分行大楼的机会，并且很快就完成了施工。金城银行大楼的建设，是地方政府希望得到银行业支持的一个联合举动，同时也是金城银行的地位在本地呈现上升趋势的体现。
金城银行总行1917年在天津成立，注册资本定为200万元，实收50万元，其中倪嗣冲17万元，王郅隆10万元，其他地方军阀投资16万元。倪嗣冲曾任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而因经营粮食发达的王郅隆，则刚刚在1916年的秋天收购了《大公报》全部股权。作为一个典型的北方银行，金城的总经理部设在北京，总行设在天津。成立之初，王郅隆任董事长，周作民为总经理。后来安福系失败，王郅隆遭通缉，就改由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代理董事长。
1931年6月15日，金城设立的青岛分行在天津路21号开业，总经理处拨给30万元营运基金。当时的天津路，早已是本地商业重地，几乎所有重要的商业活动，都和那里发生过联系。周作民选择的金城青岛分行襄理孙汝为是四川开江人，日本留学生，学经济。进入青岛金城的当年，孙汝为48岁。从资料上看，孙似乎在日本学习的时间很长，在那里建立了家庭，并于1911年9月在山口县家中生育一个儿子。在金城设青岛分行之前，孙汝为应该已经在青岛生活了一段时间。因为早在1928年秋天，他已将17岁的儿子孙泽瀛从青岛送到杭州，进入浙江大学数学系学习。在1929年的一份交通银行青岛分行的行员名单上，有孙汝为的名字，当时他在交通银行的职位是课长。依照金城在交通系的广泛人脉联系，孙汝为在1931年成为青岛金城的负责人，应该顺理成章。孙汝为管理的金城青岛分行设商业、储蓄两部，分别经营存放、汇兑和储蓄业务。金城青岛分行开业当年的9月22日，在国立山东大学设立办事处，11月又在冠县路开辟了一个仓库。孙汝为妻子早逝，他在青岛生活的大部分状况，包括和韶关路发生的联系，多已不为人知。
孙汝为在韶关路地块的营建，似乎一拖再拖。1933年12月时，住址标明是天津路金城银行的孙汝为曾呈文财政局[65]，称“因商久离青岛”，希望将1932年10月承租的韶关路13号地展期建筑房屋。从文件批复上看，孙汝为后来获得了展期至1935年的许可。在那份申请中，铺保方是新慎记营造厂。孙的房子经过建筑工程师徐垚设计后，1935年建造完成，建筑呈舒展的对称格局，两翼山墙的木构架异常清晰。
来自青岛档案馆的文件显示，1935年10月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济南管辖行似亦获得过韶关路14号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地块，在孙汝为所属地块的马路对面。实际上，大陆银行涉及韶关路的土地，应不止一幅，此后若干年，至少包括韶关路20号地的产权，都与其有过瓜葛。
1935年10月，金城银行青岛分行迁至河南路、肥城路口的新建大楼办公。金城银行1930年2月19日独资创办的太平水火保险公司青岛公司的办公室，也设置在新楼肥城路入口里面。30年代中，金城进入发展全盛期。1936年总行迁往上海，1937年周作民当选金城董事长，同时兼任总经理，实现对金城的完全控制。1937年6月，金城全国各地分支增至65处。1939年存款额达23710万元，超过当时存款额最高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行首位。应该就在这时期，毕业于清华大学并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完硕士的王光琦，进入青岛金城。王光琦是王光美的二哥，人很聪明，也漂亮，“学什么东西都快”。王光美后来回忆说，“光琦结婚后，到青岛金城银行当主任”。王光琦在青岛的时间不太长，据王光美回忆，他不久就“回到北平，在一家大银行任高级职员”。回北平后王光琦一度到燕京大学教授货币与银行学，40年代末还曾受聘为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的经济顾问。
对青岛金城来说，乔迁的兴奋和业务拓展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时局就开始变得危机四伏。不久，青岛沦陷成为现实。日本第二次占领期间，周伯英担任经理的金城银行在青岛的经营被迫收缩，分行改为支行，归津行管辖。这期间任教于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徐中，曾为金城银行青岛支行的经理设计过一幢英国半木结构式住宅。由于资料的缺失，我们目前尚不知道，徐中设计的这个住宅和孙汝为曾申请展期的韶关路13号地有没有关系。
作为金城银行的灵魂人物，周作民在战争期间的作为，多被淡化了。根据《中华日报》的公开资料，1943年1月20日，汪精卫的最高国防会议改组为全国经济委员会，代表金城银行的周作民被任命为委员。同年3月15日，汪精卫政府在上海成立全国商品统制会，周作民等5位监事组成监事会。1944年9月13日和28日，周佛海还在汪精卫病重期间约见周作民，“商派人赴渝事”[66]。如此看来，洞悉周作民和汪精卫政府以及重庆抗战政府的微妙关系，是了解战争期间金城银行真实面目的关键。而这些关键环节，也和战后周离开他缔造的金城银行金字塔顶，有密切关联。
1947年3月，金城银行再度恢复青岛分行，直属总经理处管理。孙汝为的名字没有被重新写在恢复后的金城银行行员名单中间。在对孙的去向搜索中，我们意外发现他的名字出现在1947年中央合作金库重要人员动态清单里面，只是孙此时已不在青岛，而是出任了中央合作金库芜湖支库的营业部主任。中央合作金库同样在青岛设有支库，经营存款、放款、汇兑和保险等业务。出任恢复后的金城青岛分行经理的陈图南，是一个有美国留学经历的洋派人物。据说周作民看上陈，不仅仅因为陈的留美背景，还因为陈是曹汝霖女婿，而曹与洋人的关系，众所周知。陈的履历和人脉关系，对金城银行青岛分行在结束沦陷的非常年代的生存和发展，无疑非常重要。金城青岛分行恢复一年多后，在上海的周作民再度惹上麻烦。1948年10月8日蒋经国在上海推行金圆券币制改革时，周作民出走香港。1951年，金城银行青岛分行随总行实行公私合营，1952年12月加入公私合营银行青岛分行。
金城在青岛的历史，从设置分行到结束独立经营刚好是20年，前后经历了两次国民政府派系复杂的统治和沦陷的围困。金城的荣耀，仅仅在历史的一些瞬间发散出灿烂的光芒。许多时候，它的本来清楚的表情被各种迷雾遮掩住了。这期间，一度以管理严格著称的青岛金城，也遇到了像副理张子云设立暗账非法经营这样的挫折。在大量关于青岛金城银行的档案文件中，包括《青岛金城银行和青岛市市立医院特约诊疗合同》《金城银行行员子女教育费贷款办法》《青岛金城银行及附属机关全体员生捐资助赈暂行办法》和《青岛金城银行杂志更新办法》等记录，可以让我们窥探到这个庞大金融集体里面更人性化的一面。
在金城的青岛故事中，缺少关键人物孙汝为后来的资料。孙汝为1928年秋天从青岛去杭州上学的儿子孙泽瀛，后来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读完博士，先后主持筹建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和江西大学数学系，撰写有《解析几何学》和《近世几何学》等教材，并创办了《数学教学》杂志。后来，孙泽瀛倡导在大学开设运筹学课程，并翻译了莫尔斯与金布尔的世界上第一部运筹学专著《运筹学讲义》。然而，孙泽瀛的这个数学故事，已经和金城银行完全没有关系了。1981年，70岁的孙泽瀛逝世，这个时间距离他父亲筹备成立金城银行青岛分行正好50年。
2014年夏天的时候，孙汝为韶关路13号公地上的建筑在阳光的强烈照耀之下，显现出了略带疲倦的斑驳与沧桑。房屋侧面的那些阴影，一如既往地隐蔽掉不可告人的往事，倒显得坦白淡然。马路边上有旅行者看着门口的牌子比比画画，一辆私家车自南向北开过去，无声无息。
1949年开春，韶关路上曾发生一起抢劫案，受害人损失金戒指两只。可以断定，65年前这条价值8银圆的公共治安新闻，不会再有人感兴趣。在这早已经被台风和暴风雨涤荡过无数遍的街道上，不仅缺少“据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考据，就连前世今生的想象，也懒得展开。
前面那辆白色私家车消失的时候，人们看见孙汝为这栋房子现在的门牌号码是韶关路22号。旁边的几棵碧桃树，新花开得烂漫如醉。
赵太侔│梦想之地的宿命
◎记忆地标：黄县路/荣成路/李石曾宅/何思源宅
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涉及早年八大关的记载，来自黄际遇1935年至1936年的日记。逐日记下《不其山馆日记》的黄际遇，时为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围绕着赵太侔和黄际遇，大致能够串联起1930年代早中期诸如杨振声、杜光埙、张道藩、梁实秋、黄敬思、闻一多、张煦、洪深、老舍、赵少侯、闻宥、丁山、蒋德寿、汤腾汉、曾省、任之恭、刘咸、童第周、林绍文、赵涤之、唐凤图、周承佑、张闻骏、汪公旭、宋君复等等一大串赫赫有名的大学教授。因为一所国立大学的建立，这些人来到青岛，彼此发生着联系。
在这个名单里面，早年留学日本和美国的黄际遇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和河南中山大学校长，蒋德寿留学英国，汤腾汉是德国柏林大学博士，曾省是法国里昂大学博士，任之恭是美国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刘咸是英国皇家学会生物学博士，童第周是比利时比京大学动物学博士。
杨振声离开国立青岛大学之后，赵太侔成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也成为这些教授的青岛同事。这其中的部分人，后来跟随赵太侔在战后重新回到了青岛，有些人和赵太侔的个人友谊，延续到赵的生命终了。
关于赵太侔1930年代青岛居住地的信息，之前多集中在黄县路寓所。如1934年5月12日，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第十八册记：“晚太侔夫妇招饮黄县路寓宅。及晡邀少侯同往，观棋聆奉，使酒藏钩，齐右善讴，东方怀肉，极朋游之高会，旅次之殊欢，晷移不知，归已四鼓。”6月5日黄际遇又记：“课前访太侔寓斋。”7月28日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第二十册再记：“午访幼山。夜金甫设席斋中，仍二十四日晚诸客，亦移尊就教之意也，实秋以微恙不来，三鼓客散，仍作乡谈。”20天后续记：“晨迓太侔车站。晤仙槎，过太侔寓斋小坐而返。晤李济之，济之旋来谈，以潍产寿杖赠。”
其后，黄际遇诸如“夜太侔宴外国文学系同人于黄县路寓庐。呼陈伻为之治馔。壶觞枰罫，各适其适，夜分始归”“偕少侯访毅伯、叔明，晚共饭赵宅。复同访丁山、仲纯、太侔，仲纯不晤。与太侔席连席坐至戌尽，归思悠然”“晡应太侔寓斋饮约，仍陪水楚琴谈宴为乐。楚琴明日即赴西安坐飞机赴兰州，闻机票须一千元云。与太侔诸客杂话至夜分，多举各国大学生哄戏事，互广见闻”“面约仲纯、康甫、舍予往太侔寓夜饮。酒由宁氏，馔则寡人，谈侣酒俦，大半在是，流连尽晷，乐乃无央。东道主人又摘盈匊鬻汤以进，侏儒饱欲死，先生频呼酒，乃恍然知坐上有过生日者。酒罢登楼，一曲奉歌，不必抚弦，如闻问笛，楚歌日迫，鲁难安逃，博此暂欢，不能成醉”之类的记录，不胜枚举。
黄际遇日记中最后一条涉及赵太侔黄县路寓所的记录，出现在1935年11月13日。黄际遇《不其山馆日记》第二册记：“晚餐后步行访太侔夫妇，高谈皮簧伶史，借得《剧学月刊》而归。青市之居，足音旷邈，莫道广陵散也。”一个月后的另一条日记，赵太侔寓所就已经换到了新址。
1935年12月26日，黄际遇《不其山馆日记》第三册记：“夜远驱太侔新寓，燃炉亨荈，主人每躬亲厨下，殷勤可感。诸友登陴俾倪至四鼓，余抽归，亦夜分矣。”1936年1月1日，黄际遇《不其山馆日记》第四册记：“除夕，太侔御车来邀往荣成路新寓度岁。携弈荈之具以行，至则群贤毕集，多昨夕成局也，虽稍节饮，而逸兴遄飞，祭酒执牛耳以登壇，胜俦亦雀跃而从事，予与承佑周君各据一方，中有一局，攻应几二百合，自戌至子，方告释甲。”
1936年元旦与黄际遇对弈的周承佑，1921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4年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机械系。时任山东大学教授，是赵太侔与黄际遇的下属，也是同事。不过，这个1936年元旦，却已是赵太侔与黄际遇、周承佑们共同在青岛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了，近10年后赵太侔再一次回到青岛的时候，黄际遇已溺水而亡，周承佑也已另择他乡了。
在整个八大关区域，荣成路开发早，房屋也比“特别建筑地”其他街道密集。1936年，赵太侔在荣成路转瞬即逝的邻居里面，被记录的有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李石曾、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山东省财政厅长袁家普和胶济铁路管理局委员周钟岐。李石曾在国民党内被尊为四元老之一，早年曾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一生创办中外60多项公益事业，如创建中法大学、中国农工银行、中法工商银行、上海及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世界书局，创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抗战期间李在欧美从事外交活动，1948年回国任总统府资政，1949年后去瑞士，1956年定居台湾，1973年过世，终年92岁，葬台北阳明山。有评论称李石曾终生无一私产，不知李在荣成路的房产，是何种情形。而何思源、袁家普、周钟岐几位，则多多少少都与国立青岛大学和国立山东大学有关联。
赵太侔荣成路故事的开头，远在益都乡下。
益都农民儿子赵海秋的成长史，是一个普通农家子弟在变革时代审时度势的历史，也是随社会变迁上下起伏的历史。从赵海秋到赵太侔，他依靠自己力量完成的转变，曾经带给他许多光荣，也最终埋葬了他自己。作为有抱负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员，赵太侔的个人命运，在试图改变和不断被改变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走向了终点。
在赵太侔的一生中，两次出任山东大学校长的经历，使他和青岛发生了深刻的联系，而在这其中，他的作为、他的梦想、他的性格、他的原则和信念，也左右了他的人生走向。青岛，在成为这个益都农家子弟的梦想之地的同时，也终结了他的生命。
在第一次出任山东大学校长之前，在北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经过了良好的英文和戏剧训练的赵太侔，已经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讲师、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授和戏剧系主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秘书兼广州中央美术学院筹委会主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1928年春，赵到了南京，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秘书长。
1929年，赵太侔随山东省政府进入济南，任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省立实验剧院院长。此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山东大学筹委会进行调整，随后在1930年5月接受了蔡元培的建议，决定将校址设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筹委会改称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作为九人筹委会的成员之一，赵太侔赴青岛接收原私立青岛大学的校舍校产，开始进行筹备工作。
1930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工作完成，20日正式开学。首任校长为杨振声，赵太侔为文学院教授。同年12月，赵太侔继张道藩后担任了学校的教务长。校长杨振声和教务长赵太侔的合作，不过一年。1931年12月，面对学潮自感“无维系之法”的杨振声电请辞职，在青岛的这所国立大学，开始进入赵太侔时代。时年，赵太侔41岁。
1932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被任命为校长，10月1日正式任职。赵太侔主持校政后，任命杜光埙任教务长，取消了教育学院，将文理两院合并为文理学院，在济南设立农学院，并开始筹建工学院。
在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方向上，赵太侔基本上遵循了前任校长杨振声的治校成规，同时更加重视充实教师队伍。在他的努力下，当时，学校文科有梁实秋、黄敬思、张煦、洪深等知名教授，理科则有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黄际遇教授、物理系主任蒋德寿教授、化学系主任汤腾汉教授、生物系主任曾省教授。
在民主治校上，赵太侔或许比他的前任走得远。他提倡教授治校，由教授代表和各学院院长组成校务委员会，学校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均须提交校务委员会讨论并做出决议。与此同时，他还设立了科学研究、教师聘请、校舍建筑、教学设备购置、毕业考试等专门委员会，而这些委员会的委员，全部都在教授中聘请。从1933年起，国立山东大学陆续建成了科学馆、化学馆、工学馆、水力实验室和体育馆等。至1936年，学校图书增至40万册，教学仪器增至1200余件，基本上满足了教学的需要。1934年4月，教育部派员到各国立大学视察，对山东大学给予了充分肯定。
1936年，也就是住到荣成路新寓所不过几个月的时候，赵太侔遭遇了和他的前任杨振声类似的局面。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教师水天同回忆：“我在山大的第二学年末（1936），风云突变。省主席军阀韩复榘想夺取山东大学的领导权，原校长赵太侔呆在南京，迟迟不返。”[67]当年3月，赵太侔提出辞职，6月获准。至此，赵太侔的第一轮执掌国立山东大学岁月走到了终点，荣成路新寓也很快成了他的故地。1936年7月9日，教育部任命林济青代理山东大学校长，林济青由济南来青。因赵太侔仍居荣成路校长公舍，林济青便住入观象一路5号山畔楼房。离开青岛后，赵太侔出任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抗战期间的七年，赵到重庆先后担任了教育部教科用书编委会委员、国立编译馆编辑、中央训练委员会第三处处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等职。
抗战中，内迁至四川万县的国立山东大学奉令停办，师生和图书仪器并入中央大学等校。战后，山东大学校友组成复校协会，要求在青岛恢复山东大学，1946年1月获准。1月25日，赵太侔被任命为代理校长。之后20多年，在经历内战结束、同事分离、校长去职、学校重组等众多变故中，赵太侔都没有离开青岛。
1968年4月24日，赵太侔的尸体在青岛附近海面被发现，死因不明。
实质上，在1946年再度回到青岛的时候，赵太侔已不住荣成路寓所了。此后，经过战后接收和国民政府分崩离析后的再度房产分割，荣成路居民的老面孔已是寥寥无几。1958年12月编印的一份“特务分子资料汇编”中，曾发现有一个叫王复初的掖县籍中统鲁东区室通讯员曾住荣成路34号。记录显示，其1950年5月被逮捕，1951年5月被枪决。17年后的春天，王复初荣成路的老邻居赵太侔也死了，在依然挥发着冬日气息的海水里，前国立大学校长被浸泡的面孔浮肿变形，目不忍睹。
韩复榘│他乡时光
◎记忆地标：山海关路13号/王正廷别墅/湖南路
韩复榘的山海关路时光，是八大关故事里面最诡异的部分，也是最令人感慨命运弄人的一例。实质上，我们并不知道韩复榘和这里关联的所有细节，却又一次次被发生在这里的各种传闻吸引，仿佛一根魔术棒，标记着无穷变化，却没有温度。韩复榘死去的时候，那些生长在韩复榘别墅门前的乔木，不过才刚刚高过围墙。而曾在这里居住过的汪精卫，也正面临着一次命运的抉择。很快，黑白分明的历史叙述就完成了对韩复榘和他的房客汪精卫的政治鉴定，但这和山海关路的和平时光，其实没有丝毫联系。这里的静谧与骚动，奇妙地停止在一个孤零零的时间刻度上，似乎所有的喧嚣，都是后人的虚张声势。
曾叱咤风云一时的韩复榘，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初五生于河北霸县东台山村。一年之后，胶澳开始进入清政府高层的视线。后来，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著名军阀，韩复榘在1920至1930年代声震西北、华北、中原各地，为国内外所注目。
家境贫寒的韩复榘1910年辍学务农，后经人介绍到了冯玉祥部当兵，由于勇敢，深受冯的器重，并随着冯的升迁而不断得到提拔。1929年5月，韩因故与冯发生摩擦，叛冯投蒋。1930年9月，韩被蒋介石委任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后又任第三路军总指挥重职，统治山东达8年之久。
韩的青岛别墅，正是这期间建设的，土地编号为山海关路6号、8号公地，建筑设计者为张景文。张景文毕业于国立山东大学土木工程系，是青岛市工务局副局长兼第二科科长严宏桂的学生。1931年建设的济南经三纬一路铭新池，稍后建成的山海关路13号韩复榘别墅，都出自张的设计。在1931年至1935年的《青岛时报》上，至少有4条信息和张景文有直接关系，其中包括1934年1月《实业部登记建筑师张景文业务启事》。在1933年魏镜编辑的《青岛指南》中，记录张景文的办公联系地址为湖南路32号。
韩复榘和家人在山海关路消磨掉的时光，缺乏记录。周海滨曾整理过韩复榘子韩子华的一份口述，其中韩子华叙述说：在父亲身边的夏天里，孩子们都会随父母去泰山或青岛避暑。“母亲体胖，非常怕热。在青岛山海关路13号，我们有一所两层楼的欧式小房子，是青岛市市长、第三舰队司令沈鸿烈送给父亲的。汪精卫、宋子文都曾在这里住过。这房子到现在还在，成了青岛的旅游景点，名字叫韩复榘别墅。”[68]山海关路13号是否是沈鸿烈对韩复榘的馈赠，这个“假公济私”抑或是“疑似行贿”的说法仍需考证，因为青岛档案馆的文献显示，1934年2月领租山海关路第6、第8号公地的，是邱仁义、吴办农等人，看上去和韩复榘并没有瓜葛。如果这不是一开始就用心设计下的一个掩人耳目之举，那么1934年2月到1935年夏至少还有15个月时间，中间发生了一些变更，也未可知。但其后这里和韩复榘、汪精卫、宋子文的联系，应可基本确定。1934年6月16日出版的《中央时事周报》载，6月3日韩复榘偕胶济铁路局长葛光庭、师长展书堂、顾问葛仲文等专程赴南京，依次谒见林森、汪精卫、蒋介石。林汪对“以鲁省政绩日有进步对韩慰勉有加”。4日晚上，汪精卫还以行政院长身份设宴为韩洗尘。[69]
被认定为韩复榘别墅的房屋，据考是素有建筑博览会之誉的八大关内唯一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这个《老残游记》一般的说法语焉不详，却给韩寓戴上了一顶不伦不类的帽子。整幢建筑砖混结构，面积为895.57平方米，楼的主体连地下室共三层，挂瓦式屋顶，红砖墙面，花岗石砌成墙角装饰。韩寓真正鹤立鸡群，其实和汪精卫的短暂逗留有很大关系。1935年夏天，汪精卫因与蒋介石产生矛盾，离开南京后曾暂住韩复榘青岛别墅，在这里，汪精卫声称“与大海为伍，不问政治”。这使蒋介石很难堪，派专使再三敦请，汪才重回南京。
韩复榘别墅的隔壁，是建于1934年的国民政府前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别墅，土地编号为山海关路10号公地，陈其信设计。王正廷早年参加同盟会，北洋西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1910年在耶鲁大学完成学业。王正廷和青岛的瓜葛，贯穿了青岛回归始末。1922年3月王正廷出任鲁案善后督办，同年12月与日本签订鲁案协议，办理完成移交胶澳管理手续。而荣成路东“特别规定建筑地”，恰是青岛回归后最大规模的城市开发举措。
山海关路上的这两位邻居形同路人。没有资料显示，韩复榘和王正廷在山海关路这条临海的街道上有过任何交集。
韩子华回忆：“父亲的烟瘾也很大，而且只吸大号哈德门牌纸烟，当时这是很普通的一种烟，有钱人都吸绿炮台牌的。他吸这种烟也未必是出于节约，这可能是他在长期艰苦的军旅生活中养成的习惯。他持烟的姿势也很有特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纸烟的中部，并使烟头向上翘着，这样似乎有点笨拙，其实是为了不使烟熏了手指。”在西北军，吸烟是严禁的，冯玉祥经常检查官兵的手指，若发现有熏黄的痕迹，轻则罚跪，重则打军棍。韩复榘日久成习，难以改掉，就形成了这种古怪的吸烟姿势。韩子华说：“父亲对吃饭十分随意。平时他在自己办公室单独用餐，每餐两菜一汤，都很平常。”韩复榘爱吃烙饼、饺子之类面食。“母亲带着我们以及家庭教师在东大楼用餐，每餐四菜一汤，冬天多个火锅，逢年过节才有鸡、鱼之类。”
在儿子的印象中，虽然韩复榘对吃饭无所谓，但对酒却情有独钟，爱喝家乡的老白干。下酒菜永远是两小碟，一是香椿炒鸡蛋，一是小葱拌豆腐。韩子华说：这是他严格指定的，连母亲也不敢变动。“父亲酒量很大，每次饮半斤白酒一点儿醉意都没有，但他一般也就喝半斤酒，我没见他醉过酒。”
没人确切知道韩复榘在山海关路13号喝过几回酒，吃过几顿饭。因为，根据1930年代中期先后任职国民政府青岛市教育局编审主任和青岛市政府人事处长的芮麟回忆，当时凡遇有军政要人、文化名流莅青，主政青岛的沈鸿烈都会在市区的迎宾馆盛宴接风。作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常因事来青，沈多请韩下榻迎宾馆。内里的接待细节，芮麟语焉不详，但从沈对韩“投其所好，特备盛宴，酒至半酣，招妓助兴”的只言片语里，大致能够看出些眉目。这自然是在韩子华的父亲回忆中看不见的。在儿子眼里，父亲是个知礼义廉耻的善类，比如从来不肯乘人力车和轿子，认为人拉人、人抬人最不平等。比如讨厌“老爷”“少爷”的称呼，严禁家里的用人称孩子们为“少爷”，等等。但凡在儿子记老子的回忆里，光亮面总是被有意无意地放大，这实属尽孝尽忠尽本分之举，和真相无关，和历史变局下的人格气节与政治责任更不沾边。不过，即便是透过公开的文献看，韩复榘的施政风景，确也与他人不同，比如1936年1月1日在《山东省政府公报》发布的《元旦训勉文武官吏》中，他的三条训言的第一条，竟是“不爱钱，不怕死”这样的大白话，后两条则依次为：培养伟大人格；各尽本分，排除困难，为人民谋幸福。
作为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和国民政府的特别市青岛关系应算是“徒有其表”，有时候则连“表”也顾忌不了，不免磕磕绊绊。棉被里面的秘密勾当，文人过客自然看不见，能够公开的资讯，多是隔靴搔痒。1932年6月17日黄际遇在《万年山中日记》第一册记：“今日《大青岛报》报庐山会议，有肃清阎、冯及请韩复榘表明态度二则，履霜坚冰此其渐也，大学膏火挹注山东。月落乌啼，终非爽邱之乐局耳。”7月1日，黄际遇到济南“四时许幼山以车来，天方曙也。同至省政府见韩向方主席”。见过省主席，却未置一词，大约是无甚可记。可接下来“又与张秘书长子仁，李民政厅长荫轩，王财政厅长筱帆、王实业厅长芳亭等商谈维持青大之事”，却明明白白写上“未便记入”，这就出故事了。“未便记入”者，自然是隐秘之事，而除了人事，怕就没什么“维持青大之事”的秘密了。韩主席对国立大学设青岛，一直耿耿于怀，遇到风吹草动搞个小动作，在所难免。鉴于黄际遇的《万年山中日记》可供好友借阅流传，记录者的顾虑，便在情理之中。
1922年青岛回归之后，这个前德国租借地的时局说起来算是平静，除了各派军阀和日本人的兴风作浪[70]，老百姓的日子基本过得去。两极分化自是弊端，不过政府蜻蜓点水式的扶持举措，也足以让自己面子上不太难看。很多时候，这个日趋丰满的城市还能够成为各种各样需求的避风港，天灾人祸刮大风下大雨的，往往就会囤积起一堆人。1932年9月18日，韩复榘与驻山东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军长刘珍年冲突，为驱逐刘部进攻莱阳。莱阳情危，省立莱阳乡村师范学校紧急决定师生各自分逃。“职教员方面，当时分途辗转逃集青岛后，共议静候时局解决办法：大部分同仁即留住青岛，利用山海物产，研究自然科学；一部分约赴济南，组织临时办公处……”[71]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代表废止内战同盟会由天津赴济南，调解韩复榘与刘珍年的摩擦。9月26日早晨，张乘火车抵达青岛，青岛市长沈鸿烈赴车站迎接并陪同至青岛俱乐部下榻处。是日下午，沈和教育局长雷法章再陪同张伯苓参观市立女中、圣功女中和市立中学。在市立中学操场，张向师生发表讲演，言称：“九一八的国难刚过去，东三省富饶的土地被日占领，各位看报章读新闻，自然新鲜地记牢，九一八国难的发作，不是一朝一夕，这病症早种因于九一八以前，这亦是各位所认识清楚。”张伯苓在八大关街对面说这些话的时候，“九一八”刚过周年，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一事件最终会如何演变。
山东、青岛，各走各道，对青岛来说，韩复榘终究是个摆设。而蒋介石对韩复榘的态度，则就牵一发而动全身了。只是在1935年的时候，偶尔在山海关路13号露一下脸的韩复榘，并不知道命在旦夕。不过，这个结局同样与青岛无涉，以霸县为“家乡”的韩复榘，青岛连“他乡”也算不上，他的“他乡”在济南。
韩复榘与蒋介石的貌合神离，最终让韩复榘搭上了性命。抗战全面展开后，图霸华北的韩表面上在抗日，实则观望局势。日本人在进兵山东之前，曾暗地派人找过韩，以探虚实，可是韩的态度不明朗。1937年12月19日夜，日军从黄河北岸的门台子渡口偷渡，被韩统领的二十二师发现，发生激战。韩得知后，即下令撤退，使日军顺利渡河。韩的不战而退守山东西南，使津浦路正面空虚，日军迅速进入山东南部。蒋介石闻讯，大发雷霆。
1938年1月11日下午7时，蒋介石从南京赶至开封主持紧急会议。脸色铁青的蒋劈头便说：“今天我问韩主席：你不放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由谁来负？”1月19日，蒋介石组织高等军法会审。1月24日晚上7时左右，韩复榘被枪决。是年，这位二级上将48岁。
至此，韩复渠的山海关路时光寿终正寝，那些虚无缥缈的传说，慢慢烟消云散，人去楼空的寂寞随后被新的故事取而代之，只留下些没有细节的是是非非。
汪精卫│谁道刺客不书生？
◎记忆地标：韩复榘别墅/小青岛山/太平角/斐然亭
八大关的“他乡”过客中，汪精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不过，汪精卫之“异”，差不多伴随了其一生，1935年8月青岛之行的“异举”，最多算是意气用事，说不上惊世骇俗。诡异的倒是汪氏在山海关路说的“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这一预言，似乎诠释了后来转变的路径。这个时候，那些“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的感慨，就意味深长了。
汪精卫《双照楼诗稿》（畏神公子集录），曾吟八大关并崂山数首。集者记诗稿未校未注，暂作资读，并嘱斧正者“以斯文为限”。当下对汪氏行使斯文，大概不仅需要雅量，即便是探讨汪氏的前汉奸时代，风险一如在势如破竹的拆迁工地上看家护院。从1905年在日本参与组建同盟会，到1944年病逝于日本名古屋，汪的一生以1938年12月29日由林柏生代发艳电为分界，似乎黑白分明，但其中是非曲直，却非一条分界线可以厘清。理想、气质、抱负、野心、欲望、冲动、错位凡此种种，成就了一个革命者诡异的政治人生。汪的困窘，始终缠绕在革命、共和、民生、民主、宪政这条逻辑线上，抗战、和谈、袒共、清共、退隐、复国，概莫能外。不从这里看汪氏，得出的结论不免南辕北辙，难以完全。其实，去除了“清绝玉箫声里月，万山如睡一松醒”里面的矫情，“飘然我欲去乘风”未必不是一个曾经刺客的真实心迹。心高气傲的书生意气裹挟着神经质的迷狂，一任“松风直下接涛声”。很有风采，也很诗意。痛快淋漓之余，危机四伏的现实就被隐蔽了，仿佛没有背景，如此刺客作风，恰恰是政治行为者的大敌。1935年3月18日出版的《时代》周刊曾把其比喻为“鲸须汪”，容易弯曲，也能予以反击。而这个时候，《时代》周刊和汪精卫自己都不可能预想到5年后的演变。
1935年盛夏，也就是《时代》周刊封面报道汪精卫五个月后，身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汪氏避居青岛，入住山海关路13号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宅。汪氏青岛之行的公开理由是养病，所谓“月余以来，标病虽去，本病未治，偶一用心，辄复眩晕”。[72]背后的隐情，则是国民党中枢两巨头之间的龙虎斗。权力争夺的“本病未治”，让看客“辄复眩晕”的政治矛盾，便一触即发。
汪精卫到达青岛的时间为7月15日。次日，沪津两地报章均有报道。《申报》题《汪院长自沪飞抵青》，云“汪院长、陈璧君、褚民谊、林秘书、诺尔医生夫妇暨随员三人，十五日午前十一时半乘机飞青，沈市长葛光庭暨各机关长官各界领袖等百余人，均在机场欢迎”。《申报》描述，褚民谊先下，与欢迎者寒暄，随后“由担架队抬汪下机入医院救护车，直驶山海关路韩复榘宅下榻”。《大公报》以《汪院长转地疗养》为题报称：“行政院汪院长因病于上月三十日至上海就医，昨已飞往青岛，转地疗养，观其已能旅行空中，可见病体确有进步，此堪为之庆幸者也。”汪氏青岛疗养的前几天，似乎风平浪静。17日下午4点，立法院院长孙科携眷自上海乘海贞轮抵达青岛避暑，沈鸿烈夫妇到码头迎接，随后孙回莱阳路2号本宅歇息。[73]行前，孙在沪表示计划在青岛居留一个月，称抵青后即会访晤汪氏，探视病况。因为本地正举办第四届铁展会，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和王正廷分别在16日和18日早晨前往参观，20日沈鸿烈宴请参展200余职员。[74]
7月22日晨返回南京的褚民谊，上午“九时出席政院纪念周，向全院职员报告汪院长病状。据云，汪自沪转青时，因于机场系坐接送病人汽车，其苦颇顿，抵青时亦然。颇感不适，热度增高几至三十八度。复因医生主饮卡尔司白特矿泉水以流通胆管，但隔日连服两次，每次饮后肝部作痛，足证胆囊仍在发炎。经医生打针调治，并用药继续热敷于胸部，病状已逐渐减退。医生验血，白血输亦见减少，热度常在三十七度半上下。惟据诺尔云，照离沪时状况，在青调养四星期，本可希望痊愈，现因胆囊尚未退炎，医疗方法须略延长，恐须多得两星期，始可复原。再汪此次赴青，完全为疗养病体，使早得复元。在养病期间，医生坚嘱不许见客，故到青后，至今未接见一客，惟嘱本人持片向到场欢迎者及来寓慰问者道谢”。[75]自20日离开青岛前，褚每日向南京报告汪氏病况。
有人看出了门道。7月22日出版的《国闻周报》以《汪院长飞青岛养病》为题，评论“消闲”政治道：“南京现在国府主席是赴庐山避暑去了，行政院长病在青岛，立法孙院长也到青休息，监察于院长据传也要到青岛消暑。五院长中，在首都者只有念佛的戴院长和不大问事的居院长，真可谓寂寞消闲之至！”[76]7月26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发布第3775号公函，云中央政治会议7月24日决议，在行政院长汪兆铭因病请假期内，行政院长职位，由副院长孔祥熙依法代理，移送中央常务会议备案。
《国闻周报》的消息果然准确，行政院长在青岛疗养，立法院长孙科也前后脚到了。随后，到青岛参加第四届铁展会的铁道部次长曾仲鸣一干人，也来了。7月20日中午，北平档案管理处处长王曾思由北平乘机抵青慰问汪病。23日，浙江省主席黄绍雄自上海飞往青岛，探视汪精卫病况并报告赴蓉谒见蒋介石经过，沈鸿烈等接机，寓迎宾馆。24日中午，沈鸿烈在迎宾馆宴请实业部长陈公博和黄绍雄，并请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马寅初等作陪。《申报》次日发布消息说，“汪病较前渐痊，胆囊发炎已略退，经人挟侍在楼台上散步，诺尔医生每天诊视二次”。[77]7月25日，前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乘船抵青探视汪病兼避暑，寓彭东原宅。[78]26日一大早，鲁豫监察使方觉慧自济南专程赶来探视汪精卫，并称“别无任务”。同日，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亦过济南赴青岛。[79]27日早晨，沈鸿烈和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葛光庭到火车站迎接唐生智，第三舰队司令员谢刚哲同日晨也乘顺天轮由威海来青迎候。一下子，唐生智、方觉慧和孙科，就在青岛聚齐了。唐生智在青岛有住房家眷，期间住自宅。[80]
汪精卫自上海避居青岛引发的公共关注，由是开始升温。
表面上看，青岛依旧波澜不惊。7月28日陈公博、黄绍雄“以汪病日渐愈可，无久留必要”为由，乘机返京。30日晚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由沪乘新丰轮抵青，向孙科报告公务。8月1日，王正廷、姚以价、王用宾、褚民谊来青，孙科、唐生智赴威海卫游历。王正廷、姚以价和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都是晚上10点15分乘火车由济南到青岛，褚民谊则是上午8点自上海乘坐中国航空公司沪平线“道格拉斯号”机，中午11点飞至。当天，褚民谊住入观海一路23号私宅。[81]《申报》披露，褚将探望汪疾，并出席全国运动会预备会议、体育讨论会，同时应青岛市政府邀请演讲卫生运动要义。次日，褚民谊公开谈论汪精卫病状，谓汪病良好，再静养三个星期，即可返京。[82]
8月2日，全国体育讨论会在青岛闭幕，中华体育协会同时成立。3日早晨，沈鸿烈陪同褚民谊、王用宾乘船游览了崂山。次日下午，王用宾乘坐胶济铁路火车赴济南转北平。有意思的是，青岛记者公会仿佛不知道汪精卫、孙科都在青岛休养一般，8月4日一本正经地分署两人并电行政立法两院，对修正出版法提出复议意见。8月4日中午12点25分返回上海的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在虹桥机场对中央社记者称，“汪院长日来病状颇为良好，热度已退，精神充足，惟胆囊发炎，尚未完全消退，每日施以敷药，日夜两次，且日饮泉水，以冀胆汁流通，诺尔医生日前返沪料理院务，业于前日飞青诊治汪病。汪院长大约休养数日，即可步行，20日左右，当可康复返京，主持院务”。[83]褚民谊似心情愉快，看不出丝毫“山雨欲来”的风声鹤唳。
8月4日晚上，青岛方面出了些状况。沧口华新纱厂700工人突然罢工，形成严重局势，经多方调解，第二天基本平息，500余工人复工。[84]山海关路距离华新纱厂路途遥远，除了沈鸿烈一夜难眠，纱厂工人人声鼎沸的吵吵闹闹，大概不会扰乱了汪院长的休养梦。
临近尾声的第四届铁展会，是这几天迎来送往的主角，伴随着络绎不绝的吃吃喝喝，各种消息也接踵而至。8月5日下午，铁展会在该会礼堂招待各铁路沿线行商公会代表、各路新闻界人士400余人，铁道部货等运价委员会常务委员邝英杰出面主持。8月6日上午，铁道部次长曾仲鸣从南京飞抵青岛，参加将在10日进行的铁展会闭幕礼。但一下飞机，曾仲鸣就直接去了山海关路汪精卫的休养地，并住在了那里。曾仲鸣此行到底是探视汪病还是参加铁展会闭幕，媒体的说法相互矛盾。6日晚上，青岛市长沈鸿烈在迎宾馆举办了盛大异常的茶舞会，款待各国领事和海军侨民700余人，被《申报》描述为“极一时之盛”。当天晚上同一时间，铁展会则在“汇泉咖啡”宴请审查委员，到场主宾60余人，曾仲鸣、邝英杰报告本届展览品审查办法。
1935年8月的青岛，暗流涌动，气氛诡异。汪精卫的到来，已成街谈巷议的公开新闻。8月8日上午，远东国家扶轮社在青岛市民大礼堂举行年会，王正廷以英语致开会辞，沈鸿烈致祝辞。[85]中午，与会的前外交部秘书刘云舫到东海饭店参加扶轮社宴请，饭吃得如何只字不提，倒是不忘记下“东海饭店适当海隅，距此次汪精卫先生莅青休憩之所，近在咫尺”。第二天中午，刘云舫出席沈鸿烈在迎宾馆的宴请，晚上老地方再吃，进去一看，除了胶济铁路委员长和诸位委员，还有孙哲生、王儒堂、曾仲鸣、傅秉常、马寅初、吴经熊等旅青名流。[86]
来吃饭的这几位，个个都不是一般角色。孙哲生即孙科，孙中山长子，曾任铁道部长、行政院长。1932年年底任立法院长与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王儒堂为王正廷，政治、外交界的头面人物，1922年参与接收青岛，本地人脉了然于心。曾仲鸣和汪精卫的紧密关系，圈子里的人多一目了然。这位留法文学博士，1925年回国后历任国民政府秘书、汪精卫秘书、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铁道部次长兼交通部次长等职。这一次来青岛，他就住在汪精卫那里。傅秉常也和铁路有些关系，他曾任职沪杭铁路局，1919年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处秘书，1927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署长，1928年任国民政府首届立法院立法委员，兼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1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吴经熊1917年入读上海东吴大学法科，1921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1929年出任上海特区法院院长，1933年任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任上公布《中华民国宪法第一草案》，被称作《吴氏宪草》。
一下子，陈公博、黄季宽、叶楚伧、蔡元培、魏怀、张群和孙哲生、王儒堂、曾仲鸣、傅秉常、马寅初、吴经熊、刘云舫等等不同派系的代表，都会集到了巴掌大小的地方，山海关路汪精卫“休憩之所”的热闹，自不寻常。
有记录说，在此期间汪精卫曾在山海关路宴请陈公博、黄季宽和沈鸿烈。席间汪氏最著名的语录，是其对陈公博说的这段话：“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87]上述意思，随后其便以“若不自量度，仍然尸位，一身固不足惜，贻误国事，何堪设想？”[88]的卑微状，公开了出去。
8月8日，青岛台风来袭，气氛紧张。“青岛丸号”轮船出港后，下午4点再度返回。
这一天，汪精卫以“犹虞不给”为由，在青岛致电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请辞行政院及外交部本兼各职，引来陈公博、黄季宽、叶楚伧、蔡元培、魏怀、张群、褚民谊一班人马察言观色，各司其职，各行其是，甚是热闹的背后，汪蒋斗智的蛛丝马迹密布八大关。8月10日，《申报》一口气发了《汪院长电京辞职》《孔祥熙昨晨抵沪谈中央决挽留汪院长》《蔡元培定今晨赴青奉命挽留汪院长》三条消息。
汪精卫青岛请辞当日，国民党中常会委托中委蔡元培、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代表中央前往慰留。9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自庐山致电青岛慰留。[89]10日王养冲电胡汉民云：“汪精卫辞去本兼各职。叶楚伧、蔡元培奉蒋中正命前往。”叶楚伧乘坐火车10日早晨7点半自南京抵达青岛，沈鸿烈、葛光庭、曾仲鸣等到站迎接。叶下车后赴迎宾馆下榻，吃过沈鸿烈请的中午饭，下午就去探望汪氏，代表中央慰留。[90]蔡元培自上海乘招商局海亨轮11日傍晚抵达青岛，蔡住入平原路12号。12日一大早，叶楚伧即电报南京，报告晤汪经过，随后赶往火车站乘胶济铁路火车返回南京，行前告诉记者，来青后曾数次和汪精卫见面表达中央慰留诚意，结果尚不清楚。12日下午，汪精卫偕眷出门，游览了小青岛山。13日晚上，叶楚伧乘火车自青返京，向中央社披露“汪精神极佳”，“对各同志情感极融洽，决不摆脱中央方面职位”。当日晚，国民政府文官处文官长魏怀亦受林森派遣，乘车赴青岛慰留。[91]
汪精卫请辞，引发行政院内外的一系列辞职浪潮。8月9日陈树人辞侨务委员会委员长职之后，趋势愈演愈烈，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教育部长王世杰、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蒙藏会委员长黄慕松、交通部长朱家骅相继向行政院等提出辞呈。与此同时，川流不息的你来我往似也没有停歇。11日早晨，中委王懋功自南京抵达，住万国疗养院，晚上张发奎、邓哲熙、梁寒操同车离青赴济转京平，沈鸿烈、葛光庭到火车站送行。[92]12日晚，第三舰队司令员谢刚哲奉军委会令，也乘胶济铁路火车离青赴京。13日晚，张发奎夫妇抵达北平，次日会晤王克敏后即入协和医院检查身体。谢刚哲14日到京后表示，孙科离青返京日期未定，料就在数日内。15日，立法委员郑鸿年赶往青岛，向孙科请示“要公”。另据15日《申报》刊登的国民党中委行踪一览显示，李烈钧、蔡元培都在青岛。
8月10日下午，在青岛举办的第四届铁展会依旧举行闭幕典礼，曾仲鸣主持，沈鸿烈到场，未见汪精卫、孙科身影。同日《申报》记者在铁展现场采访曾仲鸣，询问汪的病状及辞职原因，曾仲鸣称汪病确有起色，唯辞意坚决。[93]汪病“确有起色”的证据，是诺尔医生14日的返回，并且汪精卫本人14日还乘军舰游览了崂山，直到晚上7点50分才登岸。14日的崂山游后，汪“诗纪之”，云“卧病青岛，少愈，试游崂山，为诗纪之，得若干首”，其中不乏“海阔天空归一览，始知人在最高峰”的感慨。
扑朔迷离之中，青岛成为时局关键词，围绕着汪精卫的各路说客和各种传言层出不穷，直至到8月中旬形成高峰。15日，南京中常会184次会议决议慰留汪精卫，随后由秘书处电汪。16日，林森自牯岭电令国府文官处再电汪精卫，促即返京。同日《申报》打探到可靠消息，称汪有望回心转意，打消辞意。[94]17日褚民谊飞往青岛探汪，同日张群代表蒋介石飞赴青岛劝慰，并于次日再度谒汪，传“汪意已活动”。[95]18日早晨8点张群再赴山海关路汪寓时，孙科亦在座。汪精卫、张群和孙科三人在汪离青前最后一天的谈话，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恐怕已不太容易辨别清楚了。张群本来就是个传话的，还带来了蒋的亲笔信，成不成，都不在他的功夫。而陈布雷后来的记录，则言简意赅：“汪氏忽萌退志称病赴青岛，蒋公以中枢无主，乃飞往庐山，命张岳军（群）先生至青岛挽留汪氏，未得要领，乃回南京，出席中央政治会议，对出席各同志痛切说明革命之环境现状与中枢诸人及中央委员应协同负责以济艰危之理，京中空气，始见转移。”[96]
看上去，汪精卫需要一个台阶，蒋介石把台阶搬过来，悬念也就没了。转折在8月18日逐渐显现。尽管当天早晨从汪寓直接去机场的褚民谊依旧表示汪“辞意仍坚”，但紧张气氛已明显和缓。而汪精卫确定将不日离青的表态，显示这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辞职剧情，大半落幕。这一天，张群从山海关路出来，沈鸿烈就开始陪同游览市区和名胜古迹，下午去浴场，晚上又在迎宾馆宴张，忙个不亦乐乎。一个月下来，迎着、陪着、跟着、看着、听着、想着，这个半明半暗的中枢故事会向何处发展，沈鸿烈自然也就心知肚明了。
8月19日上午9点20分，汪精卫在陈璧君、曾仲鸣、罗广霖（随从医生）、秘书侍从和子女的陪同下，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号”飞机离青，11点55分抵沪，次日晚回南京，23日宣告复职。[97]19日上午11点15分，孙科、张群也飞抵南京。孙科和张群的飞机起飞时，汪一行尚在青岛机场候机。汪精卫的随从十人及两辆汽车、百余件行李，19日晚一并运济转京。[98]
青岛风波，始告平息。
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时，汪氏突遭原十九路军排长孙凤鸣枪击，伤重请辞本兼各职。当日消息传入青岛，街市“标金狂长”。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院长黄际遇在《不其山馆日记》中，清晰记录了这个寒冷日子的形形色色：“晨六十二度，晴，午霠，晡风作。晡承佑来言，广播电云：今早六全会开幕，有人狙击显者。市人得讯，标金狂长。以电话告纫秋。则号外满街，不可掩耳矣。旋浅哉、承佑、春林、淦昌、怡荪并至，同诣君复处守聆。”[99]汪遇刺当日，沈鸿烈亦驰电南京，关心备至：“顷闻院长囚公受惊，惶惑万状，嗣悉吉人天相，幸无危险，欣慰万分，际兹内外多故，焦虑足以伤身，尚祈转陈静心调治，以期早日痊可，国家前途，实利赖之，掬诚奉候，不尽欲言，沈鸿烈叩，东印。”[100]
实力、性格和命运，外加十九路军排长孙凤鸣射出的子弹，冥冥之中注定汪精卫没有胜算，大势已去，落花流水。故地一去5年，忽然天翻地覆，1940年1月汪氏再度到青岛，已面貌可疑。昨日共和英雄成“油锅”玩意，更令人慨叹命运多舛。东亚联盟旗帜下面的“鲸须汪”，风采已散，诗意尽失。1944年汪精卫死后，胡适道：“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胡适日记》，1944年11月13日）
汪精卫称病山海关路期间，陈璧君陪伴左右，并有一些公开活动。1935年8月6日，《申报》披露陈璧君“提倡游泳”，捐2000元建青岛跳水台一座。此后，消息逐渐扩散，如9月10日上海《妇女月报》第1卷第8期就转发了《申报》报道陈璧君青岛捐建跳水台的善举。
汪氏写青岛最著名的诗，为《太平角独坐》和《斐然亭晚眺》。其中《太平角独坐》云：“近天风露自泠泠，波远微光闪似萤。清绝玉箫声里月，万山如睡一松醒。”孤独、自傲之气跃然纸上，非一般境界可比拟。持平而论，20世纪各色人等吟太平角诗章若干，引经据典也不在少数，超过汪精卫的，却罕见。究其原因，非功力不及，实境界未逮。联系汪氏在青岛慨叹的中国复兴“看不见”说，其中的精神苦闷与折磨，确足以自谓太平角一隅的“独醒松”。醒者，自清绝。由是，走极端便符合性格逻辑。
太平角称谓始自1922年，叶春墀的《青岛概要》记：“太平角为颐养区之中心，西人避暑，皆集于此。避暑别墅，比比皆是。其地林木成荫，一碧无际，所有马路均隐蔽于绿叶丛中。”太平角距离山海关路韩宅，中间隔着一段丘陵，循土路徐行大约需半小时时间，是个合适的漫步去处。崂山斐然亭建于1933年，王正迁撰碑文记“岁壬申夏，市长沈成章治青之明年，政通人知，中外翕习”。从“卧病青岛”《太平角独坐》和“树老天清万壑秋”看，汪诗似应为1935年8月青岛吟记。
1935年8月汪精卫青岛吟记月余，作家老舍亦成青岛《诗三律》。题注曰：“今夏居青岛，得会友论文，亦胜海裕秋来，送别诸贤，怅然者久之！久不为诗，匆匆成三律，贵纪实耳，工拙非所计。《避暑录话》待稿，出此塞责。新诗过难，未敢轻试，剑三克家亚平孟超诸诗家幸勿指为开倒车也。”老舍《诗三律》其二云：“晚风吹雾湿胶州，群岛微茫孤客愁！一夏繁华成海市，几重消息隔渔舟。不关宠辱诗心苦，每忆清高文骨遒。灯影摇摇潮上急，归来无计遣三秋！”都是不如意的“他乡”感伤，拿舒先生诗和汪诗比较，怅然文人和失意政客着力点的分歧，还是容易看出来的。
《双照楼诗稿》（汪氏自序、曾仲鸣跋）有民信公司出版纸本和今人影印本，唯民信公司版民国十九年（1930年）排印。汪兆铭有《扫叶集》自序云：“《小休集》后，续有所作，稍加编次，复成一帙，中有《重九登扫叶楼》一首，颇道出数年来况味，因以‘扫叶’名此集云。”汪氏庚辰暮秋序《双照楼诗词稿》云“《小休集》后，续有所作，未及刊行”，未及刊行者，应当包括青岛并崂山数首。
关于汪精卫的诗作，有个传播广泛的故事。当年汪精卫在刺杀摄政王载沣被捕后，曾口占一首五言绝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后来汪精卫失节，名陈剑魂者在报纸上发表《改汪精卫诗》云：“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从“不负少年头”到“终惭不负少年头”，汪精卫一生的作为，确发人深省。
王正廷│鲁案善后第一人
◎记忆地标：胶澳商埠公署/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市立女子中学/市民大礼堂
作为1922年青岛回归谈判“折冲樽俎，卓著殊勋”的第一责任人，王正廷在10年后选择新开发的荣成路东“特别规定建筑地”筑屋休憩，似乎顺理成章。无须放大想象力，在袁世凯、周馥、杨士骧、袁树勋、孙宝琦、孙中山、徐世昌、康有为之后，王正廷对这个前殖民地城市从精神品质到物质品相的来龙去脉，可谓了然于心，而对这里在后殖民地时代的种种人事与地理变化，也明察秋毫。作为一个“他者”，王正廷与青岛的命运交错，似乎是一种天注定。
10年过去，荣成路东“特别规定建筑地”成为考验中国官僚和职业工程人才智的一个试验场。这是一场自己和自己的竞赛，考场的外面，就是一个几乎完美无缺的城市样板。王正廷建于1934年的别墅在山海关路，与弧形海湾近在咫尺，隔壁邻居是韩复榘，土地编号为山海关路10号公地，由陈其信依照西班牙田园样式设计。也许可以这么说，因为这栋山海关路别墅的存在，王正廷和“他乡”青岛的距离，在地理和心理上，都被缩短了。王正廷还曾经受到沈鸿烈的邀请，与潘公展、林康侯、陈蔗青、王延松诸氏同乘“肇和号”巡洋舰游览崂山。1932年上海人士集资在崂山返岭村东南海滨建斐然亭，次年立斐然亭碑，由王正廷撰写碑文，对沈鸿烈的崂山开发多有赞誉之言。
王正廷（1882—1961），字儒堂，浙江奉化人。1896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堂，1901年进海关任职，1905年赴日本筹设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分会，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美国留学，就读耶鲁大学法律系，1910年毕业后留耶鲁研究院深造，1911年回国。武昌起义爆发后任黎元洪都督府外交司司长，12月任临时参议院议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唐绍仪内阁工商部次长兼代总长，7月辞职回上海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3年4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及副议长，一度代理议长，因袁世凯暴力迫压国会和议员，被驱逐出北京。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王正廷继任参议院副议长。1917年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9月署理军政府外交总长。1919年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全权代表之一，坚持拒签对德和约，获得国内舆论好评。1921年到北京就任中国大学校长，并获长期连任。1922年3月任鲁案善后督办，12月同日本签订“鲁案协定”，并办理移交胶澳管理手续。
1922年的300多天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收回主权的外国租借地，在王正廷手上完成了一系列的法律手续和管理对接，形成了事实上的殖民地国有化示范样板。1922年2月4日，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其附件，就交还胶澳租借地等达成协议。3月2日，王正廷“督办鲁案善后事宜”的任命，以大总统令形式发布，同日大总统令另派山东省长田中玉兼任会办。4月2日《督办鲁案善后事宜公署暂行编制》获大总统指令照准备案，5月2日首批驻青日军回国，6月7日王正廷获委任为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长，6月29日胶海关归还中国管理，同月《鲁案善后月报》第1卷第1期出版。
1922年冬天来临的时候，青岛回归的节奏陡然加快。经过5个月的谈判，11月17日，北京政府批准《胶澳商埠暂行章程》，18日胶澳实施市自治令公布，29日接收青岛防务的中国警察和保安队到达青岛。12月1日，中日《山东悬案细目协定》签字，5日中日《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签字，6日王正廷任外交总长，8日抵青岛办理接收事宜。12月10日，中日在青岛举行胶澳行政事宜交接仪式，这标志着在经历了8年艰难的交涉之后，北京政府正式收回青岛主权。《申报》云“今午青岛接收纪念，事前预备升旗鸣炮”。[101]《晨报》谓“青岛市民且于昨日举行纪念青岛收回庆祝大会，各机关各商店均悬挂五色国旗，各校学生则于昨晚举行提灯大会，游行青岛各重要街衢云”。[102]伴随着胶澳商埠公署的成立，1922年10月就任山东省省长的熊炳琦12月兼任胶澳商埠督办，会同王正廷完成接收胶澳事宜。
1922年12月10日，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设立。12月16日，日本驻青岛守备军司令部撤销。与此同时，日侨及日军18000人先后回国。1923年1月1日，胶济铁路接收仪式在青岛举行，胶济铁路管理局同时成立。胶济铁路举步维艰的谈判过程中，传王正廷曾想把日本人作价4000万元的胶济铁路权益，让刘子山私人收回，改为商办。王正廷的这个想法，在当时不可谓不大胆，可惜半途而废。王正廷和刘子山并非萍水相逢，早在1920年王正廷牵头创办上海华丰纺织厂期间，吸纳的银行家股东，便有钱新之、刘子山等。这大致可以解释出售胶济铁路权益给刘子山的动议，应不是空穴来风。王正廷与刘子山的交往，似一直持续，据青岛地方金融史研究者贺伟搜索的资料，1933年王正廷曾应东莱银行总经理吴蔚如之邀，在上海银行公会聚餐会上出资1000银圆，成为青岛国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回家的青岛，换掉的是块牌子，一切似按部就班。北京政府规定胶澳商埠疆域仍沿袭德占时期的区域：自北纬35°53′30″起，至36°16′30″止；自东经120°8′30″起，至120°37′40″止。陆地面积551.75平方千米，海域面积576.50平方千米，总面积1128.25平方千米。行政范围划定了，剩下的就是人口调查，统计结果市内人口为289411人，五方杂处的局面形成事实。
1922年12月11日，王正廷被黎元洪任命为代理国务总理兼外长，至月底结束。1923年3月王任中俄交涉督办，至1924年5月与苏联代表签订中俄协定。未久先后两度任外长，一度兼财政总长。1927年夏任陇海铁路督办。
1928年6月王正廷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6月15日，新官上任的王正廷发表宣言：“中国八十余年间，备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此种束缚，既与国际相互尊重主权之原则相违背，亦为独立国家所不许，今当中国统一告成之会，应进一步而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以副完成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外交部部长的这些话，语调铿锵有力，表述逻辑清晰。7月7日，王再以外交部名义宣布废除旧约和重订新约三原则：已届满期之条约，当然废止，另定新约；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当以相当之手续解除而重定之；旧约满期而新约未定者，另定临时办法而处理一切。
作为青岛回归长时间谈判的当事人，王正廷对以“改订新约”方式废除不平等条约，本应驾轻就熟。不料操作的路径，却并非预计般中规中矩。在革命和废约齐头并进的非常时期，一个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腾挪空间，狭窄且布满荆棘。10月王正廷与日本代表谈判“济案”，未能取得进展。其后与美英法德等国订立“新关税条约”，争取到一些让步，但也没有实质性进展。而王正廷的对日妥协姿态，更引发民众日益不满，1928年12月13日，失去控制的数千民众高呼反日口号，涌入南京萨家湾王正廷寓所，砸毁家具汽车，致现场一片狼藉。是日王正廷人在上海，所幸逃过一劫。
幸和不幸，有些像“塞翁失马”。对这个谙熟法律的外交部部长来说，下一次街头民族运动的后果，就不仅仅是一些财产损失了。1931年9月18日，日军向沈阳东北军北大营发起进攻，“九一八”事变发生。9月28日，南京冒雨请愿的千余学生冲进外交部，抓住在办公室的王正廷一顿狠揍，致其头部血流不止。这个“说不清理还乱”的结果，终使王正廷心灰意冷，遂决意辞职。
在外交部部长任内，王正廷与青岛的职务往来时断时续，如1929年夏天的莅临视察。更深入的日常联系，则发生在去职之后。择地筑屋的想法，也就在常来常往的言谈中水到渠成。1932年秋天，青岛市财政局就王正廷租山海关路公地一事，请示市长沈鸿烈：“王部长不时往来青岛，拟在本市觅地建筑住所……王部长办理接收青岛，折冲樽俎，卓著殊勋，自与普通市民领地建筑者不同，似应予以便利……租权金一项拟按照底额每公亩59元征收，藉示优异，其常年地租仍照章缴纳。”沈批示“照办”。9月21日财政局知会：“王儒堂领租山海关路10号公地11公亩1公厘5，租权金658元7角3分。”
已发现的资料证明，至少在1933年和1935年两个夏天，王正廷都有在青岛活动的广泛记录。1933年7月17日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载：“晚太侔宴全校教职员于海滨青岛咖啡馆，甫入座，余即偕汉尗往平原路应铁路局葛光庭、崔士杰、陈延炆、陆梦熊、彭东原、尹援一诸君之招，同座有李家驹、王正廷等，局终往送幼山、仙槎、筱帆、毅伯登车。”[103]吃饭的这些人，除了胶济铁路的首脑，李家驹、王正廷都不是等闲之辈。尤其客居青岛的李家驹，为光绪进士，授翰林。1903年任湖北学政，后调东三省。1906年出任京师大学堂监督，成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第5任校长。1907年改任出使大臣赴日本，同年派为考察日本宪政大臣，授内阁学士。1909年署理学部左侍郎。曾编写《日本租税制度考》《日本会计制度考》《日本司法制度考》，对清末立宪和官制、税制、司法改革影响深远。1911年李家驹兼任协同纂拟宪法大臣，武昌起义爆发后临危受命，出任资政院总裁，推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912年鉴于立宪主张无望，辞职。1914年再出任参政院参政，之后渐归隐市井。1938年逝世于青岛，终年67岁。
王正廷为斐然亭撰写碑文，也在1933年，其中有云：“迨晨光熹微，云车飚发，高丘峻壑间，轮碾如飞，盖周山均筑驰道矣，不半日而达华严寺，登山而观，大海泱泱，恍惚如睹尚父、桓公之遗烈犹有存着。”这些有感而发的夸大其词，给“昔日之崎岖盘曲者，今一变而为砥直康庄”的沈氏青岛政事，涂抹上一层光彩。也就是在这一年，王正廷出资1000银圆，成为青岛国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其后，青岛国货公司在上海和青岛之间，为中国制造的玉汝于成做出了持续不懈的努力。
依照王正廷山海关路10号公地别墅建于1934年的说法，这位国民政府前外交部部长自此开始，大概就不必在青岛客居他处了。实质上，在1935年夏天，关于王正廷在青岛参加各种公开活动的资讯，的确有所增加。如7月19日，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五届社员大会暨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第13次年会在青岛市立女子中学大礼堂召开，当日上午9时，王正廷参加开幕式并致开会辞，同时有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训词，江问渔报告社务，雷法章报告会员筹备情形。[104]19天后的8月8日上午，远东国家扶轮社在青岛市民大礼堂举行年会，王正廷以英语致开会辞。而自7月15日到8月19日，汪精卫也正避居青岛。8月9日王正廷的饭局，依旧是本地报纸例行公事的网中鱼，次日《青岛晨报》刊登“沈市长昨午欢宴王正廷马寅初等，邀葛委员长等作陪”的消息，让这个昏昏欲睡的青岛之夏，多了一份谈资。
1936年8月，王正廷出任驻美大使。1938年9月奉调回国，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任上海市参议员、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交通银行董事等职。战后国立山东大学在赵太侔主持下于青岛复校，1947年秋王正廷到青岛，传有人建议请王来校演讲，赵以“我们不请政客”作答，回绝了对他的这位原八大关邻居的邀请。而1947年12月中国大学旅青同学会就28日下午4时假中山路青岛咖啡厅欢迎校长王正廷的“广而告之”，以及1948年《大中报》“名宿王儒堂来青度旧岁”的消息，都不免让人产生“夕阳西照”的感慨。对青岛来说，王正廷时代已然成为历史，而这个曾经由王正廷之手获得新生的城市，却并不知道未来通向哪里。1949年初王正廷去香港，出任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12年后病逝于香港。这一天，是1961年5月21日。
差不多在王正廷西去的同时，离王正廷原山海关路别墅不远的八大关宾馆礼堂工程也奄奄一息了。本来，八大关宾馆礼堂是为中央会议而准备的，由中建部第一工业设计院1959年完成设计，1960年经批准正式动工。到1961年4月，礼堂主体基本完工，并进行了少量装修，但附属工程如锅炉房、冷冻机房、变电室却迟迟未动工，原因是没钱了。礼堂动工之后，财政日益困难，因此在有多达80万资金缺口的窘境下，山东省委1961年5月批示“汇泉小礼堂工程属于非生产性项目，收尾工程很大，材料不足”，决定暂缓建设，只进行维护。
不过，关于“他乡”八大关的这一切，王正廷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他和他曾经的山海关路别墅一样，不再属于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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