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青岛和新月文人，和酒，和寂寞，和风花雪月，成就了别样的193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国的第19年。一任外面的世界眼花缭乱，港湾里的文人“举重若轻”，不及于乱——不论是酒场争雄，还是文化论战、政治逐鹿。

    王统照│望海楼上的茶

    ◎记忆地标：观海二路/望海台/铁路中学

    1930年，民国十九年。

    开年伊始，文人的自由言论就一如既往地噼里啪啦响个不停，除了黄袍加身的体制附庸（附庸们并非没有头脑，而是屁股坐在了体制沙发上，舒舒服服晒太阳，脑袋就水泼不进了），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不同派别、不同立场的知识人，一窝蜂地抨击漏洞百出的民国政治，热烈的时候，批评现场就像土地庙的说书场，上来下去，你进我出，熙熙攘攘。但如果就此想象民国这会儿已然成了自由言论的伊甸园，大概会让人觉得是说笑话。

    1930年1月7日和14日，杨杏佛和马寅初博士分别在上海演讲，二人针砭时弊，诙谐解颐。杨杏佛去的是上海中学，比喻武力犹如火炉，为增加温度，则需要加以煤炭，如武力为解决纠纷，不得不招兵买马。然火炉终究系暂时热度工具，稍微不慎，或煤炭太多，势必发生爆裂或熄灭，所以断言武力只能解决一时纠纷，非真和平工具。马寅初去的是徐家汇交通大学，讲金禁，以德国一杯咖啡卖到数十万马克为例，阐述纸币不断泛滥，物价不断飞腾的循环。两人的演讲，都上了《申报》，被拉杂记之。不断加炭的火炉和数十万马克一杯的咖啡，无疑击中了此时中国社会的两大顽疾。

    马博士在交通大学讲数十万一杯的德国咖啡才一个月，2月14日，自由言论的反制就来了，目标是赵尔巽领导纂修的《清史稿》——一个软柿子。国民政府行政院在这一天发布通令，禁售《清史稿》。通令一下，赵尔巽离开青岛后“近取翰苑名流，远征文章名宿”，花费了14年时间纂修的《清史稿》就嘎嘣玩完了。赵尔巽1927年秋天死了，倒是没所谓了，可他的一班百十号人的写作班子还在，吆喝了几声，没人搭腔，也就不去自讨没趣了。《清史稿》被禁售的理由，大致是“不奉民国正朔，乃只用干支，叙事复不明显，态度暧昧，有反民国之嫌”。[10]其实，《清史稿》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对清末变法维新与革命运动竟没有一丁点记载，如此一来，牺牲了无数先烈的共和革命就成了空中楼阁，失去了合法性和历史线索，这当然让国民党不高兴。国民党不高兴，问题就严重了，先是故宫博物院在1929年邀请学者对《清史稿》进行审查，最后列举各种错误19条，并建议“永远封存，禁其发行”。随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出禁令，《清史稿》的死刑宣判就开始执行了。

    不过，死个把本《清史稿》，和活泼着的鸳鸯蝴蝶们的莺歌燕舞一样，与真正的言论自由关系不大，没多少人会关心。因为，一些更激烈和更吸引眼球的自由捍卫行动，早就此起彼伏。其实，在行政院发出禁令的前两天，一个激进的文化联合体已经出现，这就是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0年2月12日，由鲁迅、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周全平、郑伯奇、潘汉年等人在上海发起的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开宗明义要求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并出版刊物《自由运动》。鲁迅执笔写了《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呼吁：“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这个刚刚和学生许广平生了个儿子的作家说：“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毫无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语不能自由。封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一切群众组织，未经委派整理，便遭封禁，集会结社不能自由。至于一切劳苦群众征求改进自己生活的罢工抗租的行动，更遭绝对禁止。甚至任意局部，偶语弃市，身体生命全无保障。不自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

    鲁迅呼吁：“我们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坚决为自由而斗争，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民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

    文人论道说理，自古天经地义。但自由运动同盟的伙计们火气太大，无理都争三分，得理就更不饶人，看见不平往往火冒三丈，火药味从上海扩散开来，弥漫了半个知识界。国民党也不是好欺负的主，自由同盟一成立，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便勃然大怒，声称：你们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果然，自由就“真的是收起了”。[11]党的喉舌宣称：在“以党治国的时代”，“一切非党员的国民，也只有在党的自由之下才有自由，决没有到党外去再求自由的道理”。[12]随后，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鲁迅因此一度离家避难。对此，鲁迅慨叹“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13]

    青岛偏僻，大事小事都波澜不惊，包括争取言论自由。至少在春天到来之前，自由的声音在青岛并没有得到多少响应。尽管鲁迅、杨杏佛和马寅初这些不同阵营的知识人在上海频频口诛笔伐，1930年的青岛却始终热闹不起来，文人多蛰伏着，各自忙活着各自的事情，比如来自北京大学的两个教授，一个会用纯正的纽黑文英语谈论着日益暖和起来的天气，一个则专心致志地清点着自己家里堆积着的不同文本的戏剧图书。而他们俩，都曾是马寅初的北大老同事，前面喜欢说英语的那位，还和马寅初同是法科教授会成员。年轻人意气风发，易冲动，可几所学校的几个学生间或弄出点动静，很快就被海边的潮起潮落淹没了，浪头拍击到礁石上，水花四溅。

    1930年1月初的一个星期日，16岁的即墨孩子于黑丁找到观海二路49号，拜访王统照。王与郑振铎、沈雁冰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时在青岛文学界自然举足轻重，观海二路的王家类似文学圣地。对这次访问，于黑丁后来回忆说：“我找到了49号。走进大门，上了几磴台阶，这寂静的庭院几株被海风轻轻吹动的落叶花木，似乎在欢跃地迎接春天的到来。开大门的人把我引入右边一幢小平房的一间陈设简单，朴素、幽雅的会客室。我站在门口朝上望去，是十几磴高石阶，尽头便是一幢小洋房，这便是王统照师的住宅和书房。”

    坦率地说，在20世纪前40年里，真正与青岛发生过最紧密的联系的作家，只有王统照，一个出生在离这个新生的殖民城市100公里远的大户人家的儿子。在有记录的作家与青岛所构成的对应关系中，比较因各种原因寓居在此的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方令孺、沈从文、老舍、洪深、汪静之、陈翔鹤和萧红与萧军，以及匆匆来去的郁达夫、冯至、巴金、卞之琳等等，唯有王统照接近一个较为完全意义上的定居者，一个植根于本土的文学拓荒者，一个可以成为坐标的精神守望者。这个从山东诸城走出的地主儿子，经过济南、北京的历练，最终在青岛完成了蜕变，也完成了一个作家的职业积累。在这个意义上说，王统照是整个20世纪前50年中唯一的在文化传统、地域范围、居住时间和写作内容上均属于青岛的本土作家。不过，这个时候的王统照也并不如意，所以坐在家里“悠然见南山（海）”的日子就多少有些无奈。也许正因为无奈的困扰，观海二路49号这个可以称呼为家的地方，便愈加显现出了难以忘却的温情。

    在20世纪的最后时刻，已70多岁的王统照儿子王立诚曾表示，几十年来，他始终认为只有青岛观海二路49号的老房子才是他的家，他的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家。他说，“那里是我的父母生我、育我的地方，那里寄托着我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的一切”。王立诚对青岛，对观海二路49号的老房子的依恋，可以在很大意义上代表着作家王统照的态度和情感。因为，已有的史料也清楚地显示着，从1926年起开始在观海二路49号定居的王统照，断续地在这个被分为上中下三层的院落中居住的时间接近30年。这几乎是作家一生的一半，是作家有效写作时间的大部分。

    王统照出生的1897年，正是德国海军士兵武装占领胶澳的一年。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没有人会预测到诸城相州镇王家的这个男孩，会在29年后和海边的一个叫青岛的城市，发生一种被历史记忆着的联系。在完成了保守的私塾学习后，离开相州镇家乡的王统照去了济南府，进入育英中学读书。五年后，王统照去了北京，就读于中国大学的英国文学系，随后开始尝试写作，逐渐成为有影响力的作家。

    中国大学是孙中山效仿日本早稻田大学于1912年在北京创办的学校，宋教仁、黄兴、彭允彝等为前几任校长，孙中山自任校董。学校初名国民大学，国民政府拨款84500两白银为开办费，租得前门内西城根愿学堂为校址，1913年4月正式开学。1914年1月学校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改称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3月5日，在北京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改名中国大学，迁入西单二龙坑郑王府新址，时在校学生已达千余。王统照考入中国大学英国文学系的时间是1918年，同年江西万安的曾天宇（1896—1928）考入政治经济系，次年辽宁沈阳法库人车向忱（1898—1971）考入法科。此前，四川温江县人王光祁（1891—1936）1914年进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学习的也是法律。其间主持学校的是早年留学早稻田大学的第六任校长姚憾。1921年，姚憾任期届满后王正廷任校长，校务由副校长周龙光和教务长方宗鳌负责。早期中国大学的头面人物，如校董、校长等，多是国民政府要员，少见纯粹学人，这也让中国大学的党派色彩格外彰显。

    王统照在中国大学的学习状况无资料记录，关于其活动的叙述，多指向同期受《新青年》的影响和与郑振铎、耿济之等人的结识。1919年5月，他参加了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行动，发泄出对政府在青岛权益问题态度软弱的愤怒。这是王统照第一次和作为前殖民地城市的青岛发生关联。1921年元旦，24岁的王统照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瞿世英、蒋百里、叶绍钧、朱希祖、耿济之、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人发起创办文学研究会，发表宣言及简章，号召“为人生而艺术”。后研究会陆续增加有谢婉莹、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舒庆春、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170多人。文学研究会“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14]从“为人生”出发，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包括王统照在内的成员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因此被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的文学。1924年，王统照还曾与徐志摩一起，陪同访华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并作为其英语翻译。从1922年中国大学毕业到1926年离开北京到青岛，王统照的身份是中国大学教师。其间出版有长篇小说《一叶》《黄昏》，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霜痕》，诗文集《童心》等。

    王立诚回忆说，大致是在1926年祖母病逝之后，父亲王统照决定把家搬到青岛居住。他托人买了观海山西坡一亩多地，盖了十几间平房，为久居之地。王立诚相信，父亲选择这个住址，主要是因为风景优美。走出房门，就可以远看整个胶州湾和大半个市区，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每天夜晚，市声静了下来，就可以听到夜潮的声音。雾天，还可听到德国人安装的一种便于船舶在雾天出入港口的自动报警喇叭的呜咽。“因为面西，每天下午，太阳光正射在我们的院落里，夕阳西下，照得海水一片通红。”为了方便观海，王统照还在书房外特意修了一座小平台，叫望海台，常常同朋友登台品茗、看海。访问者名单中除了有闻一多、老舍、朱自清、洪深、王亚平等文化人以外，更多的是接踵而至的文学青年。这些虔诚的朝拜者经常在这里坐拥王统照，像围绕在鲁迅身边的上海激进青年一样。有时，王统照也把书房题名为望海楼，这样，就彻底打通了屋里屋外的限制。王的这间书房里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此外就是书，“不但书架上摆满了书，而且地板上也堆放了不少的书，他从欧洲回国后又带来了几大木箱的外文书，屋里摆不下了，就临时摆在门外的走廊上，还有的一直没有开箱，直到抗战时被一扫而光”。

    29岁的王统照迁居青岛后，先后在铁路中学和市立中学任教，同时主编了青岛历史上第一本文艺杂志《青潮》，但这些经历都不长，因为这期间王统照还东游了日本。1929年9月5日，王发表了在青岛完成的早期作品《刀柄》《火城》。此后，王又创作了《海浴之后》《沉船》等，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作者依据在青岛耳闻目睹的故事写成。在青岛前期创作的小说，王统照收集在了1928年由上海复旦书店出版的《号声》中，而散文和杂文，则收在了生活书店的《青纱帐》和《片云记》中。

    于黑丁1930年1月初对王统照的拜访，让这个后来的河南文联主席记忆了大半生。尽管时间已经消磨掉了许多有意味的细节，但在回忆这些早年经历时，于黑丁的感念之情依然溢于言表。作为新文学在青岛的旗帜，王统照对文学新人的感召力不言而喻。如同于黑丁这样的文学信徒，当时在王统照周围还有不少。王慢慢开导着他们的心智，统照着他们的文学前程。

    自然，王统照也不敢耽误自己的写作，拉拉杂杂笔耕不断，以验证一个写作者对文学和人生的信念。对作为作家的王统照，文学史研究者更为关注的是其在青岛创作的长篇小说《山雨》。主流研究认为，这部以青岛为故事背景的小说，描写了破产的农民背井离乡进入城市以后的生活状况，写出了“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显然，无论就农民与城市的突发性遭遇还是一个新生城市对一代背井离乡者命运的影响，《山雨》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叙述尝试，是里程碑式的奠基之作。1933年《山雨》出版后，社会反响强烈，因《山雨》与茅盾的《子夜》同一年出版，因而，是年被文学评论界称为“子夜山雨年”。和王统照始终相互支持的茅盾则著文指出，小说《山雨》是“目前这文坛上应当引人注意的著作”。

    1935年，王统照赴欧洲游历了一年。王立诚后来回忆说，当年父亲书房墙上挂有一幅日本古画，绘着深山古寺和僧人，还有一幅邓石如写的字迹飘逸的行书屏条。书桌上悬着一个小镜框，里面镶着他从荷兰带回来的一幅绣花手帕，绣着风车。书桌上有大砚、大笔筒、铜笔架，后来还摆上了一个铜制的罗马武士雕像，也是他从意大利带回来的。

    1936年春夏之交，王回到青岛后久，即南下去了上海，1936年7月出任了《文学月刊》的主编。1937年，迫于青岛形势的紧张，王统照举家迁往上海，这一去，就是八年。直到抗战结束后，一家人才又重归故里。此时，王统照的观海路老宅已是家徒四壁，家具、藏书、资料都被劫掠一空，剩下的只是一个空宅子。回到青岛的第二年，王统照成为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去山东大学任教，本来是王统照一直期待的结果，不料却因为日益恶化的政治环境而变得越来越失去了价值。1947年闻一多被刺悲剧发生，这成为王统照愤然辞职的重要理由。结果，中文系教授的板凳没坐多长时间，他就拍拍屁股，走了。伴随着这些黯淡的事件，王统照出版了《银龙集》。此后不久，王统照在一个他相信是光明时代来临的时候前往济南任职，离开了青岛——一个在他的一生中极为重要的城市。

    王统照曾就读的中国大学，1930年改称中国学院。1933年，中国学院毕业生张智忠、孙乐文先后来到青岛后，筹划开办一家经销新文学书刊的书店，得到崇德中学教师乔天华、《青岛民报》副刊编辑于黑丁的赞同。同年9月，由中国学院同学宁推之出资500元，孙乐文、张智忠出资100元，在刚建成的东方市场租赁北门一处二层楼，开办起了荒岛书店。宁推之任书店经理，孙乐文、张智忠实际操持，店员有丁振清、于志杰、张福泰等。书店正门在广西路，门牌为广西路新5号，门头牌匾由乔天华题写。荒岛书店除经营新文学书刊外，还销售列宁、高尔基、绥拉菲摩维支等苏联政治文学作品和鲁迅等左翼作家作品，受到青岛文化界的普遍关注。任教国立山东大学的老舍、洪深、赵少侯，执教中小学的王统照、汪静之、孟超、王亚平，《晨报》副刊编辑萧军，市立中学学生黄宗江、李前管（后改名李普，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等，都曾光顾。臧克家的诗集《烙印》、沈旭的诗集《黎明前奏曲》和《避暑录话》单行本等，都曾由荒岛书店代售。鲁迅和萧军、萧红的通信，也由书店代转。荒岛书店的政治倾向，很快引起政府警惕。青岛市社会局局长储镇曾对宁推之的弟弟宁修本说，荒岛书店是反政府宣传的大本营。遂在1933年、1934年书店两次遭到社会局查封，多次被检查。1935年夏，当局到书店搜捕孙乐文、张智忠，二人因及时获知消息躲避，未被捕获。其后书店公开摆放的多是普通书刊，当局查禁的书刊除少量藏在店内，主要存在黄县路宁推之家中。

    每况愈下的中国学院1949年3月在北京停办。从中国大学到中国学院，这所早年具有黄埔军校一般号召力的政治大学前后历经36年，终于在一个改天换地的时刻，结束了历史使命。

    1957年11月29日，王统照去世，终年60岁。20世纪的后来岁月，作为王统照学生的作家于黑丁都经历了，直到2001年逝世。遗憾的是，我们在于黑丁后半生的文字里，看见了铺天盖地的热烈，却唯独看不到他自己的思考。我们不确定他遗留下的文字，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这种情形，接下来我们在《青岛民报》一帮年轻的副刊编辑身上，同样可以感受到。

    宋春舫│海洋戏剧

    ◎记忆地标：青岛观象台/中国海洋研究所/水族馆

    1930年2月的青岛，依然不暖和。迟到的阳光慢条斯理地丈量着一栋栋楼房在街道上的距离，任凭迎春花漫无边际地抢夺掉屋檐下所有的开阔地。进入闹市区，耳朵和鼻子机灵的人会猛然发现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声音和美式咖啡的味道日见高昂、浓烈起来。这是因为王景西创办了一张叫《青岛民报》的新报纸，还因为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徐崇钦，一个说英语比说中文还顺口的江苏人当上了青岛市教育局长。而徐崇钦的出现，不过是一台红火大戏的过场，锣鼓声一过，新月诗人的团队就陆续粉墨登场了，上海文人的是非，也顺手嫁接到了青岛。仿佛一夜之间，青岛就成了自由文人走亲访友的根据地。胡适、蔡元培、徐志摩、杨振声的朋友们来来往往，却惹得鲁迅老大不高兴，就此发誓不来青岛了。

    不过，1930年一大早徐崇钦上任的时候，后来的这一切还是未知数。

    2月27日，徐崇钦就职青岛市教育局长。同日青岛市教育局发《青岛市教育局长徐崇钦就职日期公函》。徐崇钦一上任，教育局里大概立刻就蔓延开美式咖啡的味道，闻者无不惊诧，以为到了街肆。这时候，如果仅仅以为徐崇钦是个乐呵呵的咖啡友，那就大错特错了。1929年12月出版的《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上面刊有徐崇钦写的《八年回想》，看看开头的几行字，就知道这位新任青岛教育局长的来路了：“鄙人于宣统三年春辞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教授一席，改就京师大学堂之聘，至民国七年秋，前后首尾共八载有半，目睹北大自马神庙一院扩充至三院，而学生由本、预两科三百五十余人，渐渐达到一千三百余人，可云盛矣。”

    徐崇钦是如何到青岛的，线索不甚清晰。好像在这个职位上他也没什么大的作为，大约也不过是“稍竭绵薄耳”。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知识分子，择偏僻之地谋一小职，施展抱负的冲动大概早就非死即伤了，剩下的不外是在咖啡里消磨时光，看窗户外面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是快乐还是寂寥，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陌生的北大老人，耶鲁受教育，学经济学，教英语，会交流，擅管理，却始终不是新文化的同路人，是他骨头里面根本就是食古不化，还是这个新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对他来说过于轻薄、孟浪和妄自尊大？这大概还真是个问题。徐崇钦的这份淡漠，不仅与杜宇、臧克家、于黑丁一帮青岛年轻人大相径庭，就是和一年前到青岛的另外一位北大文科教授比较，也是格格不入。徐崇钦的寂寥，可见已经深入骨髓。好在1930年的青岛犹如世外桃源，这里的风平浪静，应该符合这位北大前预科学长的心境。

    徐崇钦到教育局上班的第二天，也就是1930年2月28日，他的一个北大同事宋春舫主持成立了青岛观象台图书馆。而这个宋春舫，经历尽管和徐崇钦不同，却也一样充满了戏剧性。

    宋春舫（1892—1938），浙江吴兴人，国学大师王国维表弟，王氏后人后来印行《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宋春舫即为作序者。宋春舫13岁在清末最后一次科考中考取秀才，后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旧学新学都有涉猎。随后宋赴瑞士日内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掌握了法、德、英、意、西班牙和拉丁文等多种文字。巴黎游学期间，宋春舫迷恋上戏剧和文学，终生不渝。后来陆续做过外交官、律师、大学教授的宋春舫，五四时期开始卖力介绍欧洲现代戏剧，著有《宋春舫论剧》和喜剧《五里雾中》《一幅喜神》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曾在《文汇读书周报》著文说，1918年10月《新青年》第5卷第4号发表署名宋春舫的《近世名戏百种目》，为宋春舫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上。该期《新青年》是“戏剧改良专号”，还发表了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傅斯年的《戏剧改良各面观》等等。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访问中国，在北京与宋春舫见面，探讨中西戏剧之异同，后来毛姆在游记《中国屏风》中专门写了《戏剧学者》一章，记述了他与宋春舫的谈话。[15]

    不过，毛姆和宋春舫的谈话，并不融洽，更多时候，宋春舫像个听众。在毛姆的《戏剧学者》里，宋春舫“是一位年轻人，个儿矮小，有一双小巧、文雅的手，一只比你看见过的一般中国人大的鼻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虽然这天天气暖和，他还穿着一套厚花呢西装。他似乎有一点点拘谨。虽说他的嗓子并没有倒，他说话用一种高亢的假声，由于这些尖声的音调，使我不能凭声音弄清和他的谈话里有些什么不真实的感情”。[16]对毛姆和宋春舫观念的差异，林以亮在《毛姆与我的父亲》里说：“毛姆心目中的中国戏是京戏，所谓象征手法和思想性是他认为京戏中所特有而为当时欧洲舞台剧所缺少的。毛姆自己写惯了写实的舞台剧，当然对中国京戏那种表面上简单而又经过提炼的手法羡慕万分。可是我父亲，同他那一时代的参加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一样，总希望文学能对时代发生一点作用，对改良社会有所贡献。”

    不久，宋春舫希望“对改良社会有所贡献”的热情，开始转到海洋学上。

    1928年暑期末，任教北京大学的宋春舫到青岛避暑，寄寓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然家中。闲谈涉及新兴海洋学，宋春舫认为就青岛三面环水的自然环境而论，应开办海洋研究所。宋春舫遂先以个人名义写《海洋学与海洋研究》文章，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建议中国第一个海洋所最好设在青岛。文章发表后，引起青岛当局注意，青岛观象台的海洋科建设计划就此开始酝酿。随后在11月15日，宋春舫辞北京大学教职到青岛，组建成立青岛观象台海洋科。宋春舫担任科长，青岛观象台成为中国第一个综合海洋研究机构。蒋丙然回忆说：“青岛观象台本有海温与潮汐两项有关海洋观测，而就青岛言则地临黄海，居全国海岸线中心，观测海洋自属任务之要，且海洋学一科，正于此时为全世界学者所注意，当与法国利莎工厂商制测量海洋用器，十七年秋始运到，因即增设海洋一科，从事海洋各要素观测，所注重者为海洋物理、海洋生物、海底地质等。此为国人提倡海洋学之始。”

    《青岛观象台十周年纪念册》载：“十九年春特辟东大楼下层为藏书之馆，并以春舫为主任，专司其事，下设管理员二人，分掌图书收发、登记，编目等事。”蒋丙然在《青岛观象台自民国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大事简记》中说：“青岛气象台历年所购置及交换之图书杂志加之以德日时代所藏之图书杂志，数逾万册，因将办公室一部分，成立一图书馆，将所有图书杂志，分类庋藏，加以编目印成图书目录，以供同人阅览及研究之用。”宋春舫主持观象台图书馆，似乎理所当然，因为他自己就是个藏书家，有世界三大戏剧藏书家之一的美誉，建设观象台图书馆的同时，他已在青岛筹备建立私人图书馆“褐木庐”。

    1930年7月，宋春舫“斥金四千，始建褐木庐于青岛之滨”，收藏戏剧书籍4800余册，为著名戏剧专业图书馆。梁实秋记：“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褐木庐’为第一。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并不与其寓邸相连，是单独的一栋。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太平清话》：‘李德茂环积坟籍，名曰书城。’我想那书城未必能和褐木庐相比。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柜比人高，但不及栋，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闪闪发亮……”在1930年代的青岛，如果说王统照的观海二路49号是一班文学青年的朝拜圣地，那么宋春舫的褐木庐，就是学术精英们的私人茶馆。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洪深、章铁民、张友松、孙大雨诸人，都是褐木庐常客。胡适曾客居宋宅，记述褐木庐里藏有五种文字版本的《哈姆雷特》。

    1930年秋，中国科学社在青岛开会，蔡元培、李石曾、杨杏佛等鉴于宋春舫主持的青岛观象台海洋科的海洋研究工作成果和青岛的海洋环境，倡议在青岛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会议公推宋春舫、蒋丙然和青岛市长胡若愚等三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着手永久性的研究所机构建设。青岛观象台海洋科负责组织设计和施工，随后在1932年1月建成青岛水族馆，成为中国第一个海洋生物博物馆。在这个基础上，宋春舫1935年又与从国外学成回青的朱祖佑、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张玺等人商议，计划进一步推动海洋研究事业。他联络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教育部、经济部、山东大学和青岛市政府等机构，再次提出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决定先在青岛水族馆东侧建设海滨生物研究站，配备专人从事研究，同时接纳国内外各大学和学术机构人员来青岛从事海洋科学考察。宋春舫的设想后来部分得到了实现，这其中包括于1937年夏建成的生物研究站。但是，“七七事变”爆发后，海洋研究所的各项筹备工作陷于停顿。1938年，水族馆、青岛观象台沦陷于日本人之手，而这时，宋春舫也在青岛病逝了。

    1930年去冰之后的青岛，波澜不惊之中，隐藏着一条条大鱼。春暖花开，波光粼粼，风光无限。其时，沐浴在鸟语花香间的，有王统照、徐崇钦、蒋丙然、宋春舫们，也有昌邑乡贤黄孝胥。随后，新月歌者群贤毕至。其实，在新月门派的主要人物出场之前，另外两个激进青年也过路到了青岛。

    是春，从上海到济南省立高中教书的胡也频，因宣传普罗文学遭当局通缉，5月时与妻子丁玲绕道青岛回上海。一年后的1931年2月7日，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5位左翼青年作家在上海龙华殉难。事后鲁迅写《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章。胡也频死去的时候，年仅28岁，死前才完成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高恩洪│大学预演

    ◎记忆地标：俾斯麦兵营/定安山/胶济铁路局

    自1914年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随着德国管治的崩溃而告终结之后，煌煌大学梦一直是一些和青岛有勾连的知识分子的未了心事。就此，一大把年纪的康有为曾经忙活了好一会儿，终因障碍太多而罢手。不过，康南海的心思，好些人有，并且瞅准机会就大力推进，这其中包括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这样的半拉子知识分子，也包括依靠青岛发了大财的新城市豪门。

    1923年3月，教育部派李贻燕调查青岛教育，事毕李呈报《调查青岛教育报告书》云：“李贻燕谨识。结论……（青岛）山明水秀，诚理想的文化都会惟一候补地。地方教育经费预算之应增加，小学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之宜改良增设，固不待言。即中央政府应予青岛设一国立大学，不特可为收回青岛之一大纪念，而齐鲁于中国历史上为圣人邦，阐扬文化，昌明教育，亦国家应负之责任也……青岛为天然文化中心点，德国前此办理大学，其发达成绩即可预知。应予此地设立大学一所，以便各省子弟入学，离政治中心较远者可得安心讲学，而学子亦可得安心求学。俾斯麦兵营若能拨充甚为适宜，若从新建筑，则湛山临海一带山麓平地亦觉宽旷。”[17]关于这个北洋教育特使李贻燕的资料不多，除了早年他和为创建共和民国立下殊勋的黄兴有过交往外，简单的记录指向国立北平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1月到1919年9月，他曾经是那里的图书馆馆长。1930年代中期，他似乎还参与了中学地理课程标准修订工作。放大想象力，李贻燕大致应该算个私立青岛大学的卫道士。那年月，这样的卫道士还包括康有为和蔡元培，而后者的声名和推动力，显然都比李贻燕大。

    1924年5月29日，私立青岛大学筹备处成立。在这个过程中，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和青岛商界的倡导和推动，居功至伟。高恩洪，字定安，亦作定庵，1875年出生在山东蓬莱上口高家村，农民出身。先后就读上海电气测量学校、英国津普大学，曾任清廷驻英使馆翻译。回国后，历任参赞、西藏通商交涉事宜督办、东三省军政事宜督办、交通部秘书等职。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高恩洪先后任汉口及成都电报局局长、湖北军政监督、川藏电政监督、驻上海全国电料管理局监督、交通部顾问等职。1922年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后任教育总长。1924年就任胶澳商埠督办。

    筹备处推举高恩洪、邵筠农、宋传典、傅炳昭、张德纯、刘子山、王子雍、宋雨亭、于耀西、孙丙炎、孙广钦等11人组成校董会，复由校董会推举孙广钦为筹备主任，邵筠农、孙丙炎为副主任。聘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为名誉理事。除去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和名誉理事不计，私立青岛大学筹备处荐出的校董，商人占了多半，且不仅限于青岛本地的傅炳昭、刘子山、宋雨亭，还有主要在济南、烟台行商的于耀西和王子雍。请了这么多商人，筹备处的用心不言而喻：办大学是个花钱的买卖，胶澳商埠没多少钱可支派，少了商业领袖们的支持，大学梦恐怕圆不起来。后来从青岛士绅每月4000元的实际捐赠看，这个设置当属妥当。筹备主任孙广钦是刘子山刚刚创办的私立青岛中学校长，应该有几分学问。虽然有波折，但学校选址在原德国海军第三营的俾斯麦兵营（日占后改为万年兵营）基本算有惊无险。时青岛驻军对此地亦图分享，高恩洪以胶澳商埠督办身份不允。双方争执不休，官司打到洛阳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处。吴是蓬莱人，清末秀才出身，与高恩洪同乡同僚，私谊甚厚，也算知音，遂一锤定音敲定兵营作为办学之用。据张沈川回忆，学校用的兵营房产本来就是公家的，高恩洪当时之所以坚持将学校取名为私立青岛大学，当是为了使学生不卷入“政治旋涡”。学校旁边的一座山头，也因他号定安，而取名“定安山”。[18]如是看，对学校未来的动荡命运，高恩洪似应有所预见。

    6月，高恩洪以胶澳不应驻兵为由，请吴佩孚将胶防司令王翰章率兵撤回潍县，并取消每月津贴，原兵营改办青岛大学。高恩洪随后命人赶修校舍，添置器材。

    8月，报请山东督办府备案，私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经费由胶澳商埠督办行署每月拨款10000元，胶济铁路局每月拨款6000元，青岛士绅富商每月捐赠4000元，作为学校日常支出。校董会公推高恩洪任校长，聘孙广钦为校务主任，李贻燕为教务主任，接收刘子山出资创办的私立青岛中学为附属中学。

    9月15日，私立青岛大学首届学生入学，并宣布学校法规。20日，私立青岛大学开学。校长高恩洪督办发表训词：“本埠地绾南北，舟车四达，山水幽雅，气候中和，于此设立大学，发展文化最为相宜……本校为新创之学校，诸生为新来之学生，一切当以实事求是、日新又新为前提，一洗各地不良之陋习，蔚成本校特有良好之校风，为全国青年之模范，为将来国家有用之长才是则。”[19]

    10月25日，私立青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是日被私立青岛大学定为成立纪念日。同月《私立青岛大学暂行大纲》颁行，《大纲》分9章15条，对办学宗旨、学科设置、入学资格、学位授予、常设机构、校董会及训育、图书等专门委员会的组成及其主要职责，均做明确规定。私立青岛大学董事会根据《大学令》确定私立青岛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规划分为文、理、法、商、工、医、农林七科，考虑青岛工商发展的需要，创办之初以设置实用学科为主，先设工、商两科。

    1925年直奉战争再起，直系军阀失败后高恩洪下野，私立青岛大学濒于倒闭。高恩洪倒下的时候，私立青岛大学便只好有病乱投医，校董会开出的验方，是山东省议长宋传典。这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苟延残喘，希冀鱼死网不破。这样，接下来的教育事业也许还可以持续。离开青岛后，高恩洪退出政界，在老家烟台经营烟潍路自动车公司，自己当总经理。1926年迁居上海继续兴办实业，还是和公路汽车环环相扣。1943年病逝于北平。

    1925年1月，私立青岛大学校董会推举校董宋传典继任校长。宋传典早些年名化忠，字徽五，1875年出生在山东益都。父为益都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广德书院厨师兼校役。宋传典受传教士库寿宁资助就读广德书院，并取“传播耶稣经典”意改名为传典。1898年毕业后留校任英文教习，其间翻译《化学详要》，为益都各校争相使用。1900年义和团爆发后书院停办，宋随库寿宁去烟台躲避。返回后受聘益都县立高等小学堂校长、青州公立中学堂教员，兼任益都县教育会会长。后经库寿宁介绍到烟台学习花边编织技术，并按库寿宁意旨弃教经商，投资200元在益都城创办德昌洋行，经营花边和发网业，同时进行汽车、自行车、布匹、呢绒、花生米、核桃等贸易。至1920年，德昌洋行已在济南、青岛、潍县、烟台、天津、上海等地设立分行或分号，还设有地毯厂、火柴厂和肥皂厂，资本总额达100多万元。1922年山东省议会举行第三届选举，宋凭借雄厚财力，花费十数万元贿买选票，当选议长。

    宋传典继任私立青岛大学校长后，聘请林济青为校务主任。高恩洪去职后，学校经费来源断失，教师多有辞职，学生亦有流失。宋传典和林济青顾不上“日新又新”，只有维持。私立青岛大学学生张沈川回忆：“宋、林等信奉基督教，聘请的教职员，亦多为基督教徒。其中有些人每个礼拜天都去做祷告，有的还拉学生去参加。多数教员留学美国，教课时讲英语，教科书用英文本，有的书是直接从纽约买来的。他们教学认真，考试严格，规定每课每月考试一至数次，不及格者还要重新学习。教学方法，只是灌注，导致学生死读书、读死书。禁止学生参加社会活动。”[20]

    1928年春国民政府的北伐军进抵山东，4月30日奉系张宗昌率部撤出济南，宋传典逃往天津。归顺到国民党门下的山东省政府以“附逆”罪名下令通缉宋传典，并没收其益都、济南两地60万元资产。宋自身难保，私立青岛大学自然经费断绝，只好停办，学生按大学结业处理。

    1929年6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二十六次会议讨论通过筹建国立青岛大学议案，内容如下：“教蒋部长（梦麟）提：国立山东大学筹备经费，因事实上困难，一切尚待规划，查该省青岛地方，有私立青岛大学一所，为张宗昌逆党前省议会议长宋传典所办，自胶济经中央接收，该校长早离校他往，现校中状况纷乱，自不待言。且该校向无确定基金，全赖鲁省款及青岛市款补助。拟将该校取消，其校产归山东大学收用，国立山东大学名称，拟改为国立青岛大学。查青岛交通便利，环境优胜，设立大学，自较济南为宜，可否敬候公决案。”本来就有蔡元培推介青岛，现在教育部长发话说青岛地方不错，还有现成校产可用，决案自然照办。

    6月29日，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完成接收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校舍手续。私立青岛大学公函第137号称：“敝校所有一切校产、校舍、账册、图表暨学生成绩名册、器具、书籍、仪器等均已于六月二十九日交于贵委员会赵委员点收无讹并奉到。”[21]至此，私立青岛大学终结使命。

    被通缉后，宋传典通过同为基督徒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向蒋介石游说，终使国民政府1930年1月宣布对其解除通缉。不料，宋命不该看见青岛大学的新生，他获悉消息后欣喜若狂，竟突发脑溢血毙命。

    接下来，就该国立青岛大学出场操练了。

    杨振声│三驾马车

    ◎记忆地标：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鱼山路/俾斯麦兵营

    1930年4月26日，杨振声获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这一年，杨刚好40岁。1890年11月24日杨振声在蓬莱出生的时候，作为城市的青岛还不曾出现。40年后，这个前殖民地城市玉汝于成，除了缺少一所大学和一些戴眼镜的长衣者装点门面，似乎愈来愈接近“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标准。而杨振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学的留学背景，和中大、武大、燕大、北大、清华兼而有之的人脉资源，对促成青岛的“大学梦”，近乎驾轻就熟。与此同时，作为清华大学的教务长，杨振声对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校训，耳熟能详。而这16个字，对后来国立青岛大学走向的真正影响，令人狐疑。后来的事实证明，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在青岛的缓慢展开过程，诡异并脆弱。一颗颗种子播种下去，收成如何，俗话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当缺一不可。

    1930年的春天，不论是对青岛还是杨振声，悬念大致尘埃落定，一个被事先张扬的高等教育操练场，在给抱负、野心、欲望提供实现和满足机会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性机制缺陷，只是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缺陷很容易被一派春色遮蔽掉，仿佛一切风平浪静。

    毫无疑问，福兮祸兮都需要杨振声担当。可当下最紧要的，还不是预测福祸，而是给国立青岛大学这驾被寄托了希望的教育马车配备粮草，以让它上路。梁实秋回忆：“杨振声，字金甫，后改今甫，山东蓬莱人，五四运动时肄业北京大学国文系。著有中篇小说《玉君》，白话诗亦偶有尝试。今甫身材修长，仪表甚伟，友辈常比之于他所最激赏的名伶武生杨小楼。而其谈吐风度则又温文尔雅，不似山东大汉。在五四时代的文人中他是佼佼者之一。毕业后不久，得南洋兄弟公司主人资助游学英美，返国后即在燕大教书。”[22]杨振声知道，他的青岛大学校长这个位置，并不是天上掉下的，从北京到南京到济南，蔡元培一班人的斡旋不可谓不严丝合缝，就这样也是传言不断。国立青大几近白手起家，除了几栋德国房子和一堆没多少用途的教具，青岛这地场一无所有，没米做不了饭，没好厨师也成不了气候，当过清华大学教务长的杨振声，自然掂量出分量。

    王先进回忆：“1930年，时值中原大战，津浦铁路不通，杨振声曾绕道青岛去南京。我以学生代表的身份谒见杨先生，问他是否办历史系。他说：‘能请到好的历史系教授就办，请不到好教授就不办。’以后没请到好的历史教授，当时真的没办历史系。”[23]

    1930年早些时候，关于国立青岛大学的走向，其实并不十分清晰。杨振声最终获得了教育部的任命，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的机缘巧合让杨振声的行走步伐，变得有迹可循了。是春，因学潮去职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的闻一多前往上海寻差事，遇上受教育部委派筹备青岛大学的老友杨振声。杨到上海的使命，本来就是物色教员，随即邀闻到青岛观光，并请其主持中文系，同时邀梁实秋主持外文系。开始闻似乎有些犹豫不决，杨振声则劝言青岛是难得胜地，三面临海，风光秀美，既可修身养性，又是做学问的好地方等，时梁实秋欲回北平探亲，闻一多便与梁实秋商定去青岛实地考察之后再作定夺。梁实秋回忆，两人到青岛住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后，上街发现果然市容整洁，街道宽敞。两人雇了马车，四处观光，眼看见到处都是红瓦楼房掩映在绿树中间。印象最深的是连人力车夫都彬彬有礼，顿觉青岛天时、地利、人和样样都好，宜于定居，于是决定投奔杨振声旗下。游罢青岛，杨振声设宴款待，时闻一多已不再推辞，酒席上接下聘书，就此铺垫起一言难尽的青岛岁月。杨振声子杨起回忆：“那时候父亲从全国挖了很多人才，我记得他到上海去找闻一多、梁实秋等人，游说他们到青岛任教。”[24]

    闻一多和杨振声的交往由来已久，1925年现代社再版杨振声的小说《玉君》，封面即由闻一多设计，书封右下角署“多”字形图记。闻一多和梁实秋的关系，就更不用说了，同窗、同志、同好，并且和曾给杨振声小说设计书封一样，新月书店1927年和1928年出版的梁实秋《骂人的艺术》与《文学的纪律》，封面亦为闻一多设计。

    在和闻一多、梁实秋立约聘任差不多同时，经由清华大学教授邓叔存介绍，方令孺进入国立青岛大学任中文系讲师，成为当时国内大学不多的女教师之一。梁实秋记：“我最初认识她是在1930年，在国立青岛大学同事。杨振声校长的一位好朋友邓初（仲存），在青岛大学任校医，邓与令孺有姻谊，因此令孺来青岛教国文。闻一多任国文系主任。一多在南京时有一个学生陈梦家，好写新诗，颇为一多所赏识，梦家又有一个最亲密的写新诗的朋友方玮德，玮德是方令孺的侄儿，也是一多的学生。因此种种关系，一多与令孺成了好朋友，而我也有机会认识她。”[25]就方令孺与陈梦家，唐弢后来在《晦庵书话》里也有议论：“在《新月》上写诗的人，能够跳出同侪的圈子，保持了个人的特点的，我以为有两个人，一个是卞之琳，别一个是方令孺。卞之琳著有《三秋草》，方令孺写诗那时不算太多。”方令孺带着小女儿来到青岛，另两个女儿寄养在陈家祖母处。方令孺住原俾斯麦兵营七号楼，该军官营房时已改为女生宿舍，楼上住单身女教工，方令孺的邻居中有图书馆职员李云鹤和沈从文未婚妻张兆和。李云鹤后来为人熟悉的名字是江青，她和青岛大学教授赵太侔（张道藩辞职后继任教务长职）是亲戚，同时还是中文系的旁听生。

    邓叔存和杨振声关系密切，不是秘密。杨曾在1925年2月的《玉君》初版自序中说：“先谢谢邓叔存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一遍。再谢谢陈通伯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二遍。最后再谢谢胡适之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三遍。”杨振声到国立青岛大学做校长后，邓叔存的二哥邓仲纯也随同杨举家到青岛任青大校医，并和杨振声、赵太侔同住学校公寓。

    5月里，青岛阳光明媚，生机勃勃，从海边到老俾斯麦兵营的路上，法国梧桐枝繁叶茂。从这时起，杨振声以国立青岛大学校长身份到校视事，着手聘请教师、争取经费和安置原有学生等繁杂事项，国立大学筹建始入正规。6月，任职江苏省党部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的张道藩“以养病为名”到青岛，蔡元培顺水推舟，举荐这个神通广大的前英法留学生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张果然就倦容尽去，不提回江苏省党部的事情了。青岛大学7月份后正式开课，张道藩“以负责的精神”辅佐杨振声，确立了运转机制，动作利索干练。张道藩夫人郭淑媛出任青岛大学法文讲师。张氏夫妇住八关山西麓鱼山路7号，与梁实秋为邻，同事之间相互照料，往来不断。某日，张道藩五妹道焜从家乡来青岛投奔长兄，带来贵州特产茅台酒，张教务长分别送给学校喜好杯中物的几个教授每人两瓶。见多识广的梁实秋初见包装粗陋的茅台，以为没啥好味道，便懒得开封尝试。一日梁父来家，进门觉异香扑鼻，找到源头，这才打开茅台享用，父子由是大为赞叹。后人考究，认为这大概是茅台酒在青岛最早的亮相。[26]

    在大陆年轻一代后来的记忆里，张道藩的名声一直不怎么好，似乎干了不少欺男霸女的事情，不太体面。印象中张在政治上也拉大旗作虎皮，行径一如男盗女娼之辈，是不是事实，没人仔细考究，时间一长就仿佛盖棺定论，不太容易翻案了。张氏字卫之，祖籍江苏南京，1897年出生在贵州。1918年底西渡英国，1921年入伦敦大学美术部就读。后留学法国时，和傅斯年、徐悲鸿、邵洵美等交游甚密。法国留学期间，张道藩暗恋蒋碧薇无法解脱，只好娶法国女子素珊为妻。1948年蒋碧薇以情人身份和张道藩同居，直至1958年分手。张道藩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宣传部长，编辑《文化先锋》，有“三民主义文艺理论家”之称号，系民国著名文化活动家、美术家、戏剧家。曾组织成立中国美术会、中华全国美术会，并创办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创作四幕剧《自救》、五幕剧《自误》（1934）、五幕剧《最后关头》、独幕剧《杀敌报国》（1937），出版有《张道藩书画集》。1949年张道藩去台湾后曾任立法院长等职，1968年6月病逝。

    张道藩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期间，发生了新生甄别事件。

    11月间，国立青岛大学进行甄别大一新生考试，张道藩在审核中发现不少学生使用假文凭报考，张以负责的精神处理舞弊者，按学校规定勒令其离校，引起部分学生不满。12月4日，部分学生发起反甄别罢课活动。学生分成两派，一派成立护校团，拥护学校决定，反对罢课学生停课；一派罢课成立纠察队，反对学校当局处罚“假文凭报考”。两派在楼梯发生争执，张道藩打电话调来警察保安队包围校舍。学校当局布告开除闹学潮的学生，被除名者38人，罢课失败。据梁实秋称，对这次学潮的压制，张道藩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在警察不敢捉人时，是张道藩给警察壮胆”。梁实秋对校长杨振声的处境表示同情，写信给徐志摩说，“事变之来如疾风暴雨，其衷心苦闷可以想见”。

    12月9日，青大召开校务会议，决定校务会议每星期四下午举行。会议公推张道藩、赵太侔和杜光埙起草校务会议规则，并议定“每年九月二十日为本校成立纪念日”。这大概是张道藩参加的最后的国立青岛大学校务会议。1930年12月，张道藩辞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职，调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张道藩担任的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职，旋由赵太侔填补。梁实秋记：“赵畸，字太侔，也是山东人，长我十二岁。和今甫是同学。平生最大特点是寡言笑。他可以和客相对很久很久一言不发，使人莫测高深。我初次晤见他是在美国波斯顿，时民国十三年夏，我们一群中国学生排演‘琵琶记’，他应邀从纽约赶来助阵。他未来之前，闻一多先即有函来，说明太侔之为人，犹金人之三缄其口，幸无误会。一见之后，他果然是无多言。预演之夕，只见他攘臂挽袖，运斤拉锯制作布景，不发一语。莲池大师云：‘世间酽醯醕醴，藏之弥久而弥美者，皆繇封锢牢密不泄气故。’太侔就是才华内蕴而封锢牢密。人不开口说话，佛亦奈何他不得。他有相当酒量，也能一口一大盅，但是他从不参加拇战。他写得一笔行书，绵密有致。据一多告我，太侔本是一个衷肠激烈的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革命，掷过炸弹，以后竟变得韬光养晦沉默寡言了。我曾以此事相询，他只是笑而不答。他有妻室儿子，他家住在北平宣外北椿树胡同，他秘不告人，也从不回家，他甚至原籍亦不肯宣布。庄子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疏曰：‘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无有，而疏外形体，乖异人伦，不耦于俗。’怪不得他名畸字太侔了。”[27]

    梁实秋│门里门外

    ◎记忆地标：大学路/常出屋斋

    如果说1930年的国立青岛大学是道门槛，那么看看门里门外的人，其实很有意思。门里的人，除了新月派的同盟军，还有就是杨振声的同事、老乡，遍及要害部门。被阻挡在门外的，多是文学研究会的派系中人，如王统照、杨晦、废名。后面两个尽管有周作人和俞平伯的关系，最终也都未能如愿。

    杨振声请的会计主任，是“从小一块儿念书”的蓬莱老乡刘本钊（康甫），秘书长也是山东人，叫陈命凡（季超）。刘本钊离开北京后，偕夫人董琳及子女一起到了青岛。梁实秋回忆：刘本钊“小心谨慎，恂恂君子。患严重耳聋，但亦嗜杯中物。因为耳聋关系，不易控制声音大小，拇战之时呼声特高。而对力呼声，他不甚了了，只消示意令饮，他即听命倾杯”[28]。刘子刘光鼎记：“我父亲叫刘康甫，教中文的，写得一笔好字。当时，我父亲在清华大学工作，后来从清华到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当时，齐白石那些人都在艺专。然后，我父亲到青岛山东大学，当时叫青岛大学。杨振声，就是杨起的父亲，是国立青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我父亲跟闻一多、杨振声都是朋友。父亲跟杨振声从小一块儿念书，两人关系非常好。”[29]

    刘本钊生于1892年，比杨振声小两岁。祖父刘贤宝教过御学，王垿为其学生之一。父刘汪浩为优等廪生，进士及第，曾为东北柳河知县。刘本钊少时秉承家学，稍长后入蓬莱新学堂，并曾执教家馆。后到北京，考入朝阳大学学习法律，1915年左右与凌霄馆主徐彬彬合办《小京报》。1920年赴朝鲜大学留学，1923年回国，任北洋政府外交部主事，主编北京蓬莱同乡会《蓬莱旬刊》。1928年夏，杨振声从中山大学到北京出任清华教务长，获杨振声推荐担任清华大学会计科长，月薪300现大洋。杨振声到任国立青岛大学后，刘受其邀请离开清华到青岛，先后担任国立青岛大学的会计主任和秘书长等职。1932年杨振声辞职回北平后，刘本钊留任国立山东大学。1937年后辗转至昆明西南联大，与杨振声及其女儿杨蔚、儿子杨起，以及汪和宗、萧乾等人一起住北门街蔡锷旧居，后沈从文偕张兆和、张允和、张充和等也搬入。据张充和回忆，当时院中还寄养着金岳霖的一只大公鸡。杨振声俨然家长，吃饭时一大桌，杨面南而坐，刘左沈右，无人指定，却自然有序。当时傅斯年、罗常培等也常来此处吃饭、聊天。刘本钊到昆明不久担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秘书。后西南联大设立叙永分校，杨振声担任分校主任，刘本钊父女二人也随同到四川，任分校秘书。山东大学1946年复校后，刘本钊受校长赵太侔邀请返回青岛，当年8月起担任山大秘书主任，多次出席校务会议。1949年刘本钊与丁西林一家一起离开青岛，搭船赴台。梁实秋在回忆中透露曾与刘本钊谈起1949年的撤离过程，据刘本钊说，他曾约赵太侔和刘次箫（大学训导长）一同搭船逃离青岛，但未能成行。到台湾后刘本钊受梅贻琦之邀到新竹清华大学工作，直至退休。1968年在台湾逝世，终年76岁。

    对秘书长陈命凡，梁实秋记：其“精明强干，为今甫左右手。豁起拳来，出手奇快，而且嗓音响亮，往往先声夺人，常自诩为山东老拳。关于拇战，虽小道，亦有可观。民国十五年，我在国立东南大学教书，同事中之酒友不少，与罗清生、李辉光往来较多，罗清生最精于猜拳，其术颇为简单，惟运用纯熟，则非易事。据告其诀窍在于知己知彼。默察对方惯有之路数，例如一之后常为二，二之后常为三，余类推。同时变化自己之路数，不使对方捉摸。经此指点，我大有领悟。我与季超拇战，常为席间商潮，大致旗鼓相当，也许我略逊一筹”。[30]

    1930年7月，国立青岛大学在《申报》等报纸连续刊载招生广告。8月分别在青岛、济南招收第一年级新生153人。

    暑假过后，梁实秋偕全家到青岛，当上了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月薪400元。梁晚年回忆，到青岛后，赁屋于鱼山路7号（现鱼山路33号），房主王君乃铁路局职员，以其薄薪多年积蓄成此小筑。

    到了这时候，经徐志摩、胡适与杨振声的撮合，梁实秋、闻一多、方令孺、沈从文（沈已经确定来青岛，但因中原战事交通中断受阻）这个文学组合，已经让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的新月派色彩显现无疑。随后在秋天里，方令孺与陈梦家商议在《新月》之外再办一个发表诗歌的刊物。陈梦家说：“十九年的秋天，我带了令孺九姑和玮德的愿望，到上海告诉他（指徐志摩）我们再想办一个《诗刊》。他乐极了，马上发信四处收稿；他自己，在沪宁路来回的颠簸中，也写成了一首长叙事诗——爱的灵感。”[31]刊名最终根据方令孺建议定名《诗刊》，1931年1月出版第一期，发表了闻一多的《奇迹》和方令孺的《诗一首》。

    1930年9月21日，国立青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杨振声宣誓就职。杜光埙回忆：“民国十九年杨振声奉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后，以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之决议，先行设立文理两学院，并于同年八月招收新生，九月开课。”[32]文学院下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教育3个系；理学院分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4个系。全校教职员工约100人，学生近300人。汤腾汉出任理学院院长，同时是化学系教授、系主任。汤腾汉1900年生人，印尼爪哇华侨。1917年回国求学，先后就读于南京工专机械系和天津北洋大学。1922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获化学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即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

    300名学生中，有来自河北衡水的王弢。王弢是年9月离开北平今是中学，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王端阳在《父亲和黄敬》中记述：“青岛大学当时刚刚开办，由杨振声任校长，张道藩任教务长，并请来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闻一多为文学系主任。父亲是青大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之一。”[33]

    大致在进入青岛大学的当年，王弢就参与组织了学生海鸥剧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组织179人青岛大学学生请愿团南下南京请愿，要求抗日。请愿失败后，通过海鸥剧社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剧社先后由王弢、俞启威负责，成员有王东升、崔嵬、张福华和李云鹤等十几人。1935年12月和黄敬一起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8月到东北军学兵队做地下工作，经历“西安事变”。1937年回冀中参加抗战，1949年随军进入天津，任文联副主席等职。著有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腹地》《站起来的人民》《一二·九进行曲》《叱咤风云》等。

    杨振声在1930年的后半年，一边急三火四地找人，一边却还需要推三挡四。8月11日上午，在北京的周作人为杨晦图谋国立青岛大学教职事，致函杨振声。

    周家三兄弟中，鲁迅和杨振声不睦众所周知。1929年7月，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刚刚对杨振声进行了讥讽：“青岛大学已开。文科主任杨振声，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之流矣。陈源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肖景深、沈从文、易家钺之流云。”杨振声与周作人的往来多些，但似也并不密切。周作人曾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等人发起文学研究会，历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杨振声执教清华，曾在燕大兼职教现代文学。周作人后来的选择令辩护者找不到说词——1941年元旦其接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成了一个叛国者。1945年12月，周在北京以汉奸罪名被国民政府逮捕，押解南京受审。1946年11月6日，周被高等法院判处14年徒刑。1967年5月6日病逝，享年82岁。

    1930年8月周作人向杨振声推荐的杨晦，是个激进青年。杨晦原名杨兴栋，1899年生，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有朱自清、谭平山、陈公博等，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为火烧赵家楼领导者之一。臧克家曾回忆说：“我读到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别的老同志所写的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回忆录。文章说，当年冲在前头，越墙而过的有七八个英雄人物，杨晦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我与杨先生相识这么多年，未曾从他口中听到这消息。”1920年起杨晦先后在沈阳、北京、济南、天津、青岛等地任教，与冯至、陈翔鹤、陈炜谟等创办沉钟社。1934年春由北平前往上海，1936年6月与鲁迅、茅盾、巴金等在《作家》月刊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41年后陆续任陕西城固西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上海幼专、北京大学教授。1944年4月14日晚上，杨晦曾在沙坪坝中大演讲《文艺与民主》，说“文艺像一面镜子，照出生活的真相，因此文艺也是争取民主中最有效的工具”。[34]1952年至1966年杨晦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1955年秋在北大中文系新生入学大会上发表言辞“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当作家的不要到这里来”，此言一出，颇受争议。其研究生吴泰昌说，先生晚年“常坐在书桌的转椅前，对来看望他的学生说：我这一辈子，没有留下什么著作，若说也做了点事，那就是在你们身上了”。[35]1983年5月14日，杨晦逝世。

    在1930年的这个秋天，杨晦最终和国立青岛大学失之交臂。杨振声没有接受周作人推荐的原因，究竟在于杨晦自身还是另有隐情，人们难解其详。8月28日，周作人接到杨振声寄自青岛的快信，知杨晦未获聘青岛大学教职。周作人当天记：“访慧修，转示金甫信。”周作人的事情没办好，接下来俞平伯遇到托传话的，干脆就不搭腔了。求到俞平伯清华园门上的，是废名。其时废名正在青岛暂居，信也是在青岛写的，请俞平伯关照杨振声以谋取国立青岛大学教职。俞未致函杨振声，两天后复函废名，劝其打消在青岛任教念头。废名因而未能通过俞平伯关系，进入国立青岛大学任教。废名与周作人关系甚好，未托周而转请俞平伯游说，大约在于周作人已经碰了一个钉子，不便再出面了。

    1932年废名在《今年的暑假》中说：“前年冬去青岛，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慨然有归与之情，而且决定命余西山之居为‘常出屋斋’焉。亡友秋心君曾爱好我的斋名，与‘十字街头的塔’有同样的妙处。我细想，确是不错的。其实起名字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许多，只是听说古有田生，十年不出屋，我则常喜欢到马路上走走，也比得上人家的开卷有得而已。”[36]在青岛期间，废名与周作人、俞平伯多有书信往来，还曾题名赠书闻一多。

    废名本名冯文炳，生于1901年，湖北黄梅人，1917年考入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立志“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毕业后留武昌一所小学任教，开始与周作人交往。在周作人看来，“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37]1922年废名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开始发表诗和小说，参加浅草社并投稿《语丝》，1925年10月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7年张作霖下令解散北大改组京师大学堂，废名愤而退学，卜居西山，后任教成达中学。1929年在重新改组的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英国文学系毕业，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任讲师。次年和冯至等创办《骆驼草》并主持编务，共出刊26期。抗日战争期间回黄梅县教小学，写就《阿赖耶识论》。1946年废名由俞平伯推荐到北大国文系当副教授，1952年调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1967年10月7日因癌症病逝于长春。

    1930年9月13日，朱自清写《南行杂记》云“我来去两次经过青岛。船停的时间虽不算少却也不算多，所以只看到青岛的一角；而我们上岸又都在白天，不曾看到青岛的夜——听说青岛夏夜的跳舞很可看，有些人是特地从上海赶来跳舞的”。[38]是年，还有一样东西朱自清没看到，这就是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青岛设立的饮料装瓶厂。此后，可口可乐开始在青岛流行。对青岛的夏夜来说，有美国汽水和没美国汽水，不一样。

    胡适│秋天一般的迷离

    ◎记忆地标：河南路市立图书馆/朝城路民众教育馆/海滨公园

    1930年的秋天来了，无精打采，漫不经心。这个秋天，有点像一个醉酒醒来的人，浑身依然散发着酒气，却又不得不装模作样，穿起长衫，招摇过市。好不容易躲到一栋房子里面，也不管干净不干净，躺下便呼呼大睡。

    街头树木还茂盛的时候，一个叫民众教育馆的机构成立了暑期讲习会，教育局大张声势，公函派员听讲。10月1日新建立的民众教育馆由教育局管理，设置在朝城路坡地上，原址为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教学工厂和实验室。硕大的一个院落芳草萋萋，令20年前那个雄心勃勃的大学计划的夭折，显得尤其凄凉。不知道后来马寅初到此发表演讲的时候，是否发出过“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之类的感慨。被习称为德华大学的青岛高等学堂的短暂过往，上任半年的教育局长徐崇钦想必知道，而这个民众教育馆能够扮演多少旧学堂的社会功能，想必他也知道。他不确定的，恰恰是他自己热情的缩水度。

    本来，除了徐崇钦曾供职的北京大学，青岛高等学堂和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一样，很有希望成为变革下中国的一种西式教育样板，可惜，时间没有给青岛机会。1928年时清华已经成长为数一数二的国立大学，而被孙中山推崇过的青岛高等学堂，却死去了整整16年，残缺不全的一点教育种子，嫁接到了上海的同济医工学校，面貌依稀，还乡无望。在这块规划宏大的坡地上，昔人去后，故楼依旧，空留一场黄鹤梦，呜呼哀哉。所幸，杨振声领导的国立青岛大学在这个秋天另起炉灶，开始在老德国兵营里生火做饭，让青岛中断了好些年的大学梦，借着飘飘洒洒的殖民地落叶，重新燃烧起炉火。

    秋风刮过，半条朝城路上法国梧桐的枝叶，在阳光下面熠熠生辉。

    8月里，胡适到青岛小住，居宋春舫家中，浏览宋收藏的大量戏剧书籍，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剧作多种版本。胡适与青岛大学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再次商议翻译西方名著问题。8月13日《胡适日记》记：“我请他们先拟一个欧洲名著一百种的目，略用‘哈佛丛书’为标准。”15日，胡适与任叔永等商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将成立的编译委员会人选，最终确定丁文江、赵元任、傅斯年、陈寅恪、梁实秋、陈源、闻一多等13人，以促进有规模地组织翻译西方科学、哲学与文学等著作。胡适并草拟编译计划，云“此项学术文艺作品，拟先选择必不可不尽先翻译的书若干种，为第一集”。胡适同时提议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此后其先后数次与闻一多、梁实秋等书信往还，讨论翻译计划。

    胡适在青岛的这几天，中国科学社正在青岛举行第15届年会，蔡元培、李石曾、杨杏佛、竺可桢、翁文灏、蒋梦麟、蒋丙然、宋春舫等聚集青岛。蔡元培在开幕式上讲话，希望中国科学社进一步发展，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生物研究所多招收研究生，培养人才：“最初在南京社中，创立生物研究所。内中研究员皆是学校中人，一方面担任教授职务，一方面从事研究生物学，后来研究的成绩很好，并且造就出许多生物学的人材。现在有许多好生物学者，多是那时候的学生。现在生物研究所很是发达，我们意思，待社务再进发展，更须多招研究生，训育中国科学人材。”

    杨杏佛之子杨小佛回忆：“1930年青岛年会，我们全家都去了，是和蔡元培夫妇同乘‘上海丸’去的。在青岛两家合租文登路一屋暂住，年会结束后我们还在那留住了一段时间。”[39]蔡元培年谱载，其在年会开幕前几天到达青岛，与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然、宋春舫等人晤谈，蒋丙然、宋春舫向蔡提议应在青岛发展海洋科学研究，蔡欣然同意。年会期间其联合李石曾、杨杏佛向与会者倡议在青岛组织中国海洋研究所，开展海洋学研究。得青岛当局承诺后，发起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先行开办水族馆，建筑及开办经费预定22500元，由青岛市承担一半，择定海滨公园为馆址。

    待胡适、蔡元培、李石曾、杨杏佛、竺可桢、翁文灏、蒋梦麟等一班大人物离开后，街上的法国梧桐开始零零星星飘下落叶，预告着秋天的到来。

    这时候，在李村河南有一个人却似乎没有感觉到气候的变化，此时，他正为一项市立李村初级中学的建设计划而倍受鼓舞。10月，这个叫谭建之的校长开始主持李村初级中学建校施工。建校的费用，由市政府拨款及工商团体筹款资助，建校用地由李村农事试验场划地14亩解决。学校建设动工后的进展情况并非一帆风顺，因款项不足，建筑计划未能全部完成。抱着个半拉子工程，谭建之也结束了他的第一任校长任期，淡出人们视线。1932年青岛市政府又复拨款，另加地方开明人士再度捐资，建成两座四合院平房校舍。同年教育局任命赵枚为校长，正式定名李村中学，开始招生。当年招收初中一二年级学生，同时附设乡村师范班、速成师范班，翌年又增设师范速成班和农业专修班。1934年，市教育局将市立中学附设的师范班划归李村中学，由于该班许多学生不愿到李村上学，以致风潮四起。校长赵枚宣布，愿留者留下，不愿留者可去。所缺名额，学校重行补招。至此，李村中学师范班形成规模。1934年6月李村中学立建校纪念碑记：“……溯自青岛设市，教育勃兴，市属乡村小学林立。每年由高级毕业之学生无虑数百人，近处无相当之学校供其升学，远道负笈寒酸，又力有未逮，以故地方人士有创立李村中学之建议……”李村中学后来发展成青岛师范，但不知道后来的学生回首1930年政府念及“远道负笈寒酸”的兴学举动时，是否被感动过。

    1930年的秋后，刚刚在青岛建立的国立大学，正酝酿着第一场风暴。这场风暴的余音伴随着后来发生的大事件，一直延续到7年后的城市沦陷。彼时，学校风潮迭起，人来人去，直到让一部分人彻底消耗掉了热情，一部分人在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彼此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其实，如果说青大的这场风暴是学潮，那么顶多是场小儿科预演，和时局无关，也和民族大义无涉。临时集合在一起的各种眉目不清的力量出来亮了个相，或者浑水摸鱼，或者行侠仗义，雨过天晴，就回去忙活自己的正经事了。有哭有笑有看有闹，大致合乎起承转合的范式。

    不过也不能说没有风险。因为在20世纪头几十年的中国，大学和与大学如影相随的学潮对政府来说一直是把双刃剑，建设、储备与对抗、瓦解互相作用，彼此的角力、妥协、缓解、利用、依赖，在几乎所有大事件中显现无疑。这些要素，在后来国立青岛大学的校园风潮中，都能够一一找到对应。因为没有人真正能够控制所有的进程，所以最后的结果就不可能皆大欢喜。过去了想再回头，机会却已经丧失了。大人物和小人物，保守派和急先锋，领袖和凡夫俗子，无不如是。

    11月里，因校方不讲情面，断然处理假文凭学生而引起的罢课事件，今大学路旁国立青岛大学半个校园沸沸扬扬。教务长张道藩处事果断，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头面人物，参与了维护秩序的决策，且态度明确。但奇怪的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闻一多似乎漠不关心，在11月7日和12月10日其分别写给饶孟侃和朱湘的信中，除了谈诗话书说人，一点儿没涉及学校的闹心事，仿佛身边从没发生过烦扰一样。11月7日闻一多写给饶孟侃的信，多谈朱湘，对朱的非常状况关心有加。

    12月10日，闻一多致信朱湘、饶孟侃云：“此地有位方令孺女士，方玮德的姑母，能作诗，有东西，只嫌手腕粗糙点，可是我有办法，我可以指给她一个门径。”同信提及沈从文发表在《新月》的《评死水》。《死水》是闻一多五年前诗作，他相信沈“是那样没有偏见地说中了我的价值和限度”，并不忌讳表示对这个“知音”的“欢喜”。闻一多似乎也很有信心和方令孺成为“知音”。新月诗人方玮德姑姑的“淡淡的哀愁”，令闻一多心动。对新月圈子的繁荣迹象，闻一多兴奋得有些手舞足蹈，冬日里对着自己刚刚“破了例”写出的新诗说，“时运来了，城墙挡不住”。在这封信中，闻一多还提到了两位“门徒”：“陈梦家、方玮德的近作，也使我欣欢鼓舞。梦家是我发现的，不成问题。玮德原来也是我的学生，最近才知道。这两人不足使我自豪吗？……我的门徒恐怕成了我的劲敌，我的畏友。我捏一把汗自夸。还问什么新诗的前途？这两人不是极明显的，具体的证据吗？”

    12月19日，徐志摩致信梁实秋云：“一多竟然也出了《奇迹》，这一半是我的神通之效，因为我自发心要印《诗刊》以来，常常自己想，一多尤其非得挤他点出来，近来睡梦中常常捏紧拳头，大约是在帮着挤多公的《奇迹》！”梁实秋晚年记：“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是那样的回肠荡气。”[40]

    邓仲纯│相互纠缠的人和事

    ◎记忆地标：黄县路

    许多年里，发生在1930年或者由1930年引发的一些人和一些事，被有意无意地隐藏着，偶尔暴露出来，知情人却默不作声，仿佛浑然不知。一星半点儿的风声，透过遮遮掩掩的叙述传递出来，离事实恐怕已经十万八千里了。1930年年中，邓仲纯随同杨振声举家来到青岛任青岛大学校医，并同住黄县路公寓，杨振声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邓仲纯一家住楼下。杨振声和赵太侔的妻室并不随往，传期间“未能免俗”的杨振声和邓仲纯女儿邓绎生（方瑞）发生过一段情事，随即烟消云散，鲜有人提及。梁实秋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回忆说：“今甫（振声）在校长任上两年，相当愉快。校长官邸在学校附近一个山坡上的黄山路，他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一间卧室，中间是客厅，楼下住的是校医邓仲存夫妇和小孩，伙食及家务均由仲存夫人负责料理。今甫和太侔都是有家室的人，但是他们的妻室从不随往任所，今甫有一儿一女偶然露面而已。五四时代，好多知识分子都把原配夫人长久地丢在家乡，自己很洒脱地独居在外，今甫亦正未能免俗。”[41]其实，即便在今天看来已经堪称榜样的国立大学校长杨振声，“未能免俗”的事情也不止这一两件。以“未能免俗”来掩饰真相不足道，而以“未能免俗”来求全责备同样不可取。历史的轨迹本来就是普通人的日常行为积累，抽取了其中的任何关键环节，历史自然就不是本来的面目了。这个标准适用于所有人，包括杨振声，也包括邓仲纯、方瑞。但实质上，这个标准的真正施行，很难。

    邓仲纯的一生，可以拉拉杂杂牵扯出一堆文人故事，青岛7年，尽管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却也勾连起了胡适、杨振声、赵太侔、梁实秋、闻一多、郁达夫、老舍、台静农等好些人物。邓仲纯原名邓初，与信奉“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的陈独秀同为安徽怀宁（安庆）人，出身于书香世家，弟邓以蛰是清华教授。邓仲纯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医学专业，在日本留学期间一度与陈独秀、苏曼殊同室而居。1919年6月11日晚上，陪同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安徽老乡，除了北大教授胡适、北大职员高一涵之外，就是时任内务部佥事的邓仲纯。邓仲纯与方愫悌结婚后，生有两女，分别是姐姐邓绎生、妹妹邓宛生。姐姐邓绎生后来随母姓，改名方瑞。1930年杨振声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请邓仲纯任校医，邓举家到青岛，和杨振声住楼上楼下。杨振声和比其小20岁的方瑞，发生了一段并不热闹也没有结果的桃色情事。据说曹禺后来创作《北京人》，剧中人物曾皓就有杨振声的影子。[42]这样的隐秘事情，各方当事人自然都不愿让人拿着放大镜窥视，时间稍长也就事过境迁了。如果后来方瑞没遇上曹禺，大概连个影子也不会留下。就这段隐情来说，《春秋谷梁传》所谓“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中的尊、贤、亲全齐了，张扬自属不义。其实，事情没扩大，除了杨振声的原因外，应该也和邓仲纯平素为人德厚、忠义有关。到青岛前的1929年，邓仲纯就曾在一个紧要关头帮助过郁达夫，使其幸免于难，这使得郁达夫一直心怀感动。1934年暑假郁达夫和邓仲纯在青岛重聚，郁曾赋诗“京尘回首十年余，尺五城南隔巷居。记得皖公山下别，故人张禄入关初”，以范雎逃魏入秦的典故，比喻对当年邓救助其逃脱迫害的感激。

    抗战爆发后，邓仲纯离开青岛回皖，随后全家避难入川，与当地乡绅邓鹤年、邓燮康叔侄结为同宗，并在邓鹤年叔侄的资助下开办延年医院。1938年8月3日，陈独秀应邓邀从重庆到江津，受到邓的持续帮助。台静农在《陈独秀先生》中记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开始仲甫先生被释出狱，九月由南京到武汉。次年七月到重庆，转至江津定居。江津是一沿江县城，城外德感坝有一临时中学，皆是安徽流亡子弟，以是安徽人甚多，而先生的老友邓初（仲纯）医师，已在此开设一医院，他又是我在青岛山东大学结识的好友。”邓以蛰的儿子邓仲先晚年回忆：“二伯父邓仲纯在江津开了一个延年医院。在江津看见了陈独秀先生，二伯父和他是至交，因陈独秀先生是我祖父的学生。”[43]后来一直到陈独秀逝世，都得到邓仲纯、邓季宣兄弟和邓鹤年、邓燮康叔侄的悉心照顾。战后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邓仲纯似也随赵太侔重返青岛，1947年9月5日老舍在美国纽约八十三西大街118号复信赵太侔，末了有“闻仲纯兄亦在青，请代问好！”一句。之后关于邓仲纯的公开资料甚少。国家制度变化翻天覆地，一个有一大把旧知识分子朋友的前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又与脱党者陈独秀相濡以沫，晚境往好里想，也就是寂寞终了罢了。1959年，邓仲纯在北京撒手人寰，去见他的老朋友陈独秀了。他的青岛老邻居杨振声在此前3年也已病逝于北京，终年66岁。杨振声的最后日子，形单影只，门可罗雀。邓仲纯去世9年后，他的另外一位邻居赵太侔在青岛投海自杀。那是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也是一个疯狂的季节，遥远的花香扑面，赶海的人发现了前国立山东大学校长的尸体。

    丁麟年│光亮之外，一切陷入沉寂

    ◎记忆地标：少海书画社/水族馆/信义会医院

    1930年的青岛和处在青春期的国民党一样，活泼地在上升轨道中有秩序运动，充满了新生、野心和欲望。似乎没有人关心衰老、迟暮和死亡，因为一切都是年轻的：制度、思想、学术、事物。然而，对上一代人，死亡却依然如期而至，像春夏秋冬的自然轮回。

    1930年的死亡记录之一，是丁麟年的病逝。这个信奉“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的旧体制知识分子，一年前才移居青岛，高低不平、曲曲折折的街道还没怎么熟悉，就戴着已经褪色的前清正五品帽子，回归了自然。丁麟年生于1870年，字绂臣，亦称绂宸，号幼石，山东日照涛雒人。生于进士世家，一门父子三进士，家有李鸿章所书“一门三进士”匾额。父丁守存（1812—1883），道光乙未科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军机处章京、湖北督粮道等职，对天文、地理、测量、数学、物理、化学等均有研究，为近代较早的洋务派和军事科学家。丁麟年19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历任户部郎中、兴安府知府等职。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主张变法时，丁麟年正供职户部，对公车上书表示赞同。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梁出走，丁麟年曾施以资助。

    1912年，丁麟年由陕西弃官回归故里，此后相继拒辞就任上海道、烟台道的邀约。1920年2月，出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满足了其“笃嗜金石、热爱考古、精练书法”的夙愿。丁任内整顿、清理、编排馆内所藏图书文物，并搜集铜器、陶器、汉画石刻等文物，均分类鉴定考证，并搜集明刻精本等珍贵图书286种6875册。1929年，丁麟年因病辞职移居青岛，随后参与少海书画社。次年病逝于青岛，终年61岁。

    丁麟年的死亡，差不多带走了自1912年开始在青岛积聚的旧知识精英们的最后文化招牌，剩余的老官僚文人，不是已经远走他乡，就是几近苟延残喘，发挥不了多少余热了。但就如同死亡的自然轮回并不能消纳掉逝者的所有文化信仰一样，新生的力量也并非朝着一个方向奔跑，丁麟年的下一代中，同样不乏传统文化的认同者，并且身体力行。这其中包括了少海书画社的成员，也包括了另外的继承者。《淮南子·泛论训》云：“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故万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必得和之精。”“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新时代的大河奔涌，新旧思想泥沙俱下，后来的时间，继续验证着一个一个不同经历者的不同选择，是是非非，任人评说。

    在丁麟年逝世的1930年，丁参与的少海书画社，和其发生联系的年轻城市一样，继续保持了上升的势头。年中，26岁的赫保真和郭味蕖两位潍县老乡一起，在青岛举办了一个书画联展。赫保真，字聘卿，潍县南关人，早年为潍县画家丁东斋、刘秩东弟子。1924年来到青岛，任青岛模范小学美术教师，1926年加入少海书画社。郭味蕖原名忻，出身潍县书香世家，和赫保真一样，自幼随家乡画家丁东齐、刘秩东习画。早年入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习西画，毕业后任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教师。1937年入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室临摹古代原作，并随黄宾虹学画论及鉴赏。1951年受徐悲鸿之聘任职中央美术学院研究部，1960年任中央美院中国画讲师，后任花鸟科主任。1970年以“战备疏散”为由被迁返潍坊，次年逝于故乡。

    1930年的青岛，一边是新旧交替的嘈杂，一边是小桥流水的恬静，两幅画面交汇在一起，就如同冰火相融，打了个招呼，就各行其是去了。本地尚能发挥余热的老知识分子，寓居者吴郁生为其一。尽管年迈了许多，但这个前内阁学士却也不忘济世救人，以旧作数件捐赠给了苏州冬季书画济贫会和苏州书画赈灾会。那里是他的老家，乡土乡音，寄托着他的文化根脉。在1930年代这个花样翻新的年代，除了喜欢看电影之外，吴郁生继续保持了一个老派文人的习性，像一个老古董，外面裹了一层洒满了花露水的牛皮纸，里面却还是原汁原味，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就是不小心扑通一声跌碎了，也会马上找个工匠，严丝合缝地锔起来。于是，锔者不愁没饭吃。

    有锔者风范的，狭可弄锅碗瓢盆混口饭吃，宽可修治举凡政治国是、军事战局、社会疾病、文化纠纷等等，无一不能。大概在那个年代，有板有眼的潍坊人张同信，就像一个学医的锔者，开始在青岛信义会诊所坐诊，锔连生死。这个叫张同信的医生又名张执符，生于1894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科，同年入潍县乐道医院任医师，后任院长，1930年到青岛基督教信义会诊所任医师。根据零星资料的记载，张同信这一次的青岛执业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返回了原籍。抗战结束后重返青岛，参加接收日伪财产，并再度坐在了信义会医院的椅子上。这一回不同了，他被聘为青岛信义会医院董事会董事兼名誉院长，可谓名副其实的凯旋。1951年信义会医院改为青岛医院后，张同信任院长。1956年革新研制成手摇磨针头机，1967年逝世。这一年，青岛烈日当空，盛行文攻武卫。

    在1930年的青岛，所有疯狂的举动，还未曾完成思想锔合。是年最盛大的文人聚合，是国立青岛大学汇集的“酒中八仙”宴饮。梁实秋记：“酒中八仙，是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三年间我的一些朋友，在青岛大学共事的时候，在一起宴饮作乐，酒酣耳熟，一时忘形，乃比附前贤，戏以八仙自况。青岛是一个好地方，背山面海，冬暖夏凉，有整洁的宽敞的巿容，有东亚最佳的浴场，最宜于家居。唯一的缺憾是缺少文化背景，情调稍嫌枯寂。故每逢周末，辄聚饮于酒楼，得放浪形骸之乐。”“这一群酒徒的成员并不固定，四年之中也有变化，最初是闻一多环顾座上共有八人，一时灵感，遂曰：‘我们是酒中八仙！’这八个人是：杨振声、赵畸、闻一多、陈命凡、黄际遇、刘康甫、方令孺，和区区我。既称为仙，应有仙趣，我们只是沉湎曲蘖的凡人，既无仙风道骨，也不会白日飞升，不过大都端起酒碗举重若轻，三斤多酒下肚尚能不及于乱而已。”[44]

    如是，青岛和新月文人，和酒，和寂寞，和风花雪月，成就了别样的193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国的第19年。一任外面的世界眼花缭乱，港湾里的文人“举重若轻”，不及于乱——不论是酒场争雄，还是文化论战、政治逐鹿。

    如是，1930年的文人和青岛或蜻蜓点水，或一往情深，纠缠得不分你我。若干年后，其中相当部分的人和事，被视若精神矿藏，供人凭吊。可到了这时候，已经没多少人真正关心故事的来龙去脉了，光亮之外，一切都陷入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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