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存约│本土象征
◎记忆地标：青岛村/天后宫/三江会馆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象征色彩的土著文化符号，胡存约是人们今天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曾经在殖民地中心地带生活过的原居民样本。对早期青岛来说，一度声名显赫的胡存约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华人领袖，一个记录了地方状况的随笔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融和的魔术师。胡存约曾经的存在，使得一部青岛早期城市史中的些许章节，变得生动和有趣了许多。
长时间里，在可见的出版物中，胡存约的生卒年月都相当模糊。据胡的后人新近披露的考订结果，胡氏应该出生在1859年，1916年去世，享年57岁。本地民俗学研究者认为，这个说法与《胡氏族谱》中的有关记载相符。胡存约早年失父，“事母至孝”。胡存约很早就弃读从商了，经营土产杂品和航运。这个字规臣的胡氏后代，始终没有功名。可以推断的是，胡存约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围绕着他的生长地青岛村这个半径不大的地方度过的。
根据海因里希·谋乐1899年6月编辑完成的《山东德邑村镇志》记载，青岛村分上下两部分，青岛口称为下村，下青岛；被一个山谷和几块田地区分开的青岛村，则称为上村，上青岛。胡存约的生长地，是上青岛村。在这里，胡氏这个“先世经营商业”而逐渐富裕起来的家族，平静地生活在可以看见海口的山冈上，并受到了村民的尊重。到1897年11月德国占领前夕，青岛村已经从原来的300至400名居民，发展到了1300人，有房屋229座。
和许多青岛村乡民一样，胡存约的人生轨迹变化，发生在1891年和1897年两个重要的年份。1891年胡存约32岁的时候，清军总兵章高元率领3000士兵进驻到这里，在青岛村下面建起了总兵衙门，逐渐使胡的村庄周围成了“中国最重要的防卫点和交通港口”。而6年后，清军溃逃，德国人来了，接近不惑之年的胡存约，不得不接受新的考验。在1898年晚些时候开始的土地统一收购行动中，胡存约生长地上的几乎所有建筑和民俗、商业设施被完全摧毁。原居民以被流放的形式分散在殖民政府依照“华洋分制”原则规划的欧洲人居住区之外，这些区域范围很大，在新城市的东北形成群落。被分散的人群中，包括了胡氏家族的大部分成员，后来他们逐渐变化居住地，近至王演庄、台东镇、阎家山，远则迁至胶县、海阳等处。从1924年编制的《胡氏族谱》上看，胡存约一支，最后生活在胶县徐哥庄。
然而，胡存约却没有离开。他留在了这个新出现的城市里，继续从事着传统的商业交易，并且很快就成为一个活动在德国租借地中间的社团利益代表，一个可以发出独立声音的华人领袖。在研究者看来，这样一个事实应该是真实的：1897年的占领事件和随后德国租借地的建立，似乎没有颠覆胡氏的商业路线，依靠“先世经营商业”的积累和自己的商业天才，胡存约延续了家族的事业，并开始迅速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在不长的时间里，胡成了青岛中华商务局的董事和殖民地参议会的成员。在当时，这两个职位均是可以直接参与华人事务管理的重要角色。在《胶澳志》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记载：“青岛开埠之始，市政权操诸外人，华商稍能自振代表同业以参预市政者，仅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周宝山、成兰圃与存约数人而已。”有意味的是，在这部著名地方史书的《人物志》里，商人胡存约被归入素受尊敬的“乡贤”一类。
表明胡存约贤举的，是其联络民众保护前海天后宫的行动。依照《胶澳志》的说法是，“德人议移天后宫，存约与傅炳昭等力争之乃止”。在这个最终得到缓解的对抗性事件中，胡存约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和声誉，“以此为众所倚重，有事悉就商焉”。
有资料显示，1912年9月底孙中山到访青岛时，曾在三江会馆和胡存约有过简短接触。这是孙中山在短暂的访问中和本地商人进行的少数会面之一。但真正让历史记住胡存约这个青岛村原居民的，也许应该是他写作的《海云堂随笔》，在这部文字简约的个人笔记里，他记录了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乡村青岛。胡存约的这个青岛，曾经很纯粹。
1914年冬天，德国战败，两年后胡存约去世。他离开的时候，青岛依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城市。
胡存约的逝去，标志了一个旧时代的消亡，也预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出现。
作为新兴经济力量的代表，傅炳昭们随之上场了。
有关黄县商人傅炳昭的信息，多集中在他和胡存约发起组织保护前海天后宫的行动上。在今天可以看到的许多城市史描述中，这个被不断扩大着意义的事件几乎成为殖民时代唯一的对抗性话语。然而，仅仅从这个缺少细节的孤立事件中去认识傅炳昭，并不能让作为零售贸易商人和华人社会领袖的傅炳昭清晰起来，也不容易连接起开发时期的城市整体面貌。
在一个以居住隔离制度和贸易公平的欠缺为主要特征的殖民时代，不论是作为本地土著还是外来移民，所有华商在青岛的活动，都不曾真正享受到完全的平等市场。尽管制度平台的设计者后来从繁荣经济的需要出发，对城市公共政策和贸易原则进行了一些修正，但直到这个殖民地成为历史之前，数量不断增加的华商始终没有机会获得完整的竞争机制的支持。
其实，这种尴尬从青岛作为德国保护区的开始就存在着，而1902年山东巡抚周馥的到访，则让矛盾公开化了。在接见了青岛一些华商后的晚上，周馥向青岛总督特鲁泊再次表达了他的担忧。尽管周馥也认为矛盾的发生部分原因是因为误解，但他显然对中国人“牢骚满腹”的情况很不满意。后来，他直接指出了设立中国领事馆，派遣官员来青的必要性。甚至，周馥还规定了目的是“出面调停中国人之间争端”的派遣官员的身份，认为他们应当是中华商务总局的委托人或律师。作为一位中国官员，周馥坚持居住在青岛的中国人同先前一样仍然是清王朝的家庭和种族成员之一，受清律的制约和保护。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保护青岛的华商利益和制造公平竞争环境这两方面，周馥和他的继任者显然都无能为力。
在周馥到达青岛的这个冬季，傅炳昭显然已经开始成为本地新兴经济力量的代表。在某种意义上，傅炳昭首先需要关心的商业竞争者并不是德国公司，而是正纷至沓来的各地华商。
傅炳昭和青岛发生联系的记录，基本出现在1902年以后。是年，这个黄县人成为泰祥号经理，并同时参与发起成立了同乡会组织齐燕会馆。不过，关于傅炳昭所创办商号的名称，也有元泰号的记录。傅的商号被笼统地描绘为经营洋广杂货，而这也是当时华商的常规商业路线。一般说来，这些企业多派员在日本大阪设庄或驻沪采购，主要经营纸张、钟表、颜料、化妆品、乐器、食品及其他杂货。傅在青岛似乎不完全是白手起家，他的创业准备应该是早年在日本完成的。青岛华新纱厂主周学熙的儿子曾在关于华新纱厂的历程回忆中，证实过傅炳昭的日本经商经历。
由傅炳昭和成通号经理朱杰发起的齐燕会馆，是由在本地的山东与河北商人组成的同乡会。傅是山东黄县人，朱杰是天津人，他们的组合，恰好可以实现同乡会的地域要求。这个具有明显社会功能的泛经济组织，后来成为傅炳昭等商业领袖联系本地社会并同时扩大个人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从这里出发，傅炳昭在1910年中华商务公局被撤销后，成了依照清廷公布的《商会简明章程》组织的青岛商务总会的会长。这个职位有些轮流坐庄的意思，而轮流的规则，则建立在坐庄者掌握资源的多寡上。
1912年，失去权力的共和领袖孙中山访问青岛，曾经和部分非广东籍的青岛华商有过以募集资本为目的的接触，在后来出现的一份名单上，傅炳昭、丁敬臣、古成章、郑章华都赫然在列。但根据青岛总督瓦德克的报告，除了广东籍华商，其他商人都对孙中山的到访和资助革命的要求，保持了沉默。
作为商业领袖，傅炳昭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1915年到1922年的日本占领时期，傅的个人影响尽管遭到了明显削弱，但他依然可以在诸如华新纱厂开办这样一些重要的经济活动中，保持调解的能力。
1924年5月，胶澳督办高恩洪发起筹办私立青岛大学，傅炳昭和刘子山、宋雨亭等著名商人成为校董。现在看，这是本地商人的一次慷慨的集体善举，尽管它很快就夭折了。
周馥│租借地的破冰之旅
◎记忆地标：齐燕会馆/华新纱厂
基于早年作为李鸿章幕僚受到的熏陶，和后来作为袁世凯同盟经过的历练，周馥在1902年选择对德国青岛租借地进行史无前例的破冰之旅，确是一个合乎其政治逻辑的行动。这个有些冒险的举动，使周馥把自己和同时代的政治家拉开了距离。
1902年，周馥是在一场流行霍乱被平息后到达青岛的。霍乱造成了176人死亡，其中有170名中国人。但是，周的到访，却和霍乱及死去的中国人没有直接关系。1902年5月，周馥被任命为山东巡抚。在这之前，他已经有了四川和直隶布政使的政治履历。主政山东后，他继续了袁世凯的新政，其中包括修整大运河和小清河的工程，希望通过改善山东基础设施与青岛海港和山东铁路抗衡。
1902年12月周馥提出的访问要求，令青岛总督特鲁泊深感意外。这并不奇怪，因为周馥是第一位提出这种要求的中国高级官员。而在这之前，山东和青岛的联系都是在非正常的状态下进行的。建立一种常规沟通的尝试，无疑符合青岛的利益。特鲁泊在致蒂尔皮茨的信中，描述了在获悉周馥的这个“几乎无法令人相信的愿望”后的惊诧。但是，特鲁泊并非没有戒备。根据传教士卫礼贤的说法，他在“采取了一些秘密的防备措施”后，接受了周馥的访问要求。
对周馥来说，沟通的压力的确迫在眉睫。他不能容忍对几百公里之外的一个德国占领区保持长时间的无知，特别是这个地区已开始以一种令他吃惊的方式迅速发展了起来。其实，前往青岛的目的，周馥在完成访问后专门致军机处的报告中，已有含糊表述，即试图“亲眼看一看当地的境况”，了解德国对租借地发展的规划。后来山东自开商埠的事实说明，周馥的访问动机，核心仍然放在了希望找到发展山东经济的方法上。
周馥在青岛访问期间，和特鲁泊举行了几次政治会晤，周馥谈了一些关于济南与青岛关系的具体问题。鉴于机构联系的缺乏，周巡抚希望通过外交访问的方式，加以弥补。值得注意的是，周馥在青岛期间所发表的谈话，不仅表达了中国想要收回丧失的权利，结束殖民统治的基本意图，而且也显示出对当下状态的关心。按照周馥的见解，在德国管理下的青岛，中国居民的事务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周巡抚曾对特鲁泊说：“即使青岛已租借给德国，它仍属于山东地盘。”
在接见中国商人时，周馥除了谈到一些促进青岛与山东的贸易关系的措施，也提到了在青岛设立中国领事机构的积极意义，他还提议派遣一位官员调解商人之间的争端或者协助处理诉讼。
接见商人后的晚上，周馥和特鲁泊再次谈到了上午他讲过的建议。周大人比先前“学院式讨论”场合更加坚决地指出了设立中国领事馆、派遣官员来青的必要性，同时希望后者以中华商务总局的委托人身份，出面调停中国人之间的争端。对此，特鲁泊表示了异议。
1902年12月31日，周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表示，相信德国人已经把租借地当作自己的国土来看待了。条约签订后，生活在租借地的中国人受制于德国的统治，对此很难提出异议。周馥建议：“必须通过工业和商业关系，对（德意志人）加以控制。”
周馥在青岛的访问和与德国总督的会晤，在多大意义上促成了周氏观念的某种转变，并没有可信任的证据加以说明。周馥回省后，即上疏奏请在山东铁路、矿山购买华股。1904年，周馥促成了济南和周村两处商埠的开放，并通过竞争迫使德国的山东矿物公司最终破产。
1906年7月，周馥被调任闽浙总督，未到任。旋又调补两广总督。次年，以年老多病，奏请“回籍就医”。1921年8月21日，周馥病逝在天津寓所，终年84岁。
1912年前后，周馥曾有举家迁居青岛的计划，并确实在青岛生活了一段时间。周馥后来在青岛进行的频繁活动，是多方面的，这其中包括他与儿子周学熙购买了沧口德国一个缫丝制品公司的土地和厂房，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华新纱厂。同时，他也继续了和卫礼贤等人的友谊。他同时期在青岛从事的一些半公开的政治活动，使他保持了持续的社会影响力。
蔡元培│青岛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
◎记忆地标：俾斯麦兵营/八关山/大学路/鱼山路
1929年夏季，蔡元培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俾斯麦兵营里面已有20年树龄的法国梧桐树下。茂密的枝叶，遮蔽了这位前北京大学校长的脸，使他那似乎是很闲散的行走，很快就隐藏进了时间的屏障。
这里实际上是一片丘陵中间被填平的谷地，是前德国第三海军营的兵营。1903年至1909年间，这里建设了4座H型营房。当时，兵营被要求设立了同宿舍和厕所分开的盥洗间，厕所里安装了冲洗设备。这使得青岛成为东亚第一座大规模安装这种卫生设施的城市。德国人和日本人都走了，这里开办了私立青岛大学。携眷至青岛小憩的蔡元培，就住在大学的女生宿舍楼内。这时，这个私立青岛大学也已停办了。
蔡元培对这里不陌生。他本身就是私立青岛大学的校董。而在这个夏季前不久，他已经成为南京政府教育部重新调整的国立山东大学的筹备委员会的9个成员之一。不知道是不是这次的青岛之行影响了蔡元培，使得他开始力主将正在筹备的国立山东大学的校址设在青岛。蔡元培的理由是：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战争频仍，济南四省通衢，兵家必争；青岛地处海陲，既有舟车之便，又可免战乱影响；且“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之关系甚大”。
实际上，早在1903年，蔡元培就曾经到过青岛。是年6月15日，蔡氏因为一个不大的冲突愤而离沪来青。到青岛后，其先是跟《胶州报》的创办人李幼阐学习德语，后又跟随一个德国传教士继续语言的训练。在青岛，蔡元培还用了三个月时间，由日文译出了德国哲学家科培尔的《哲学要领》，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来青不到一个月，上海发生“苏报案”，邹容、章炳麟被捕，《苏报》被封，蔡元培则在青岛躲过一劫。人们相信，在就国立山东大学校址的选择上，留学德国的蔡元培，无疑对青岛这个德国特色浓郁的城市，留有一种被吸引的好感。或者，这个曾经收留过他的城市，也让他感到亲切。
后来人们知道的是，蔡元培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九人筹委会根据蔡的建议，报请教育部批准，遂决定将国立山东大学迁至青岛重新组建，接收私立青岛大学校舍，校名称国立青岛大学。接下来，蔡元培继续在国立青大的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为学校题写了校牌，并推荐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的杨振声出任国立青大校长。杨氏是蔡先生的高足，熟悉蔡“提倡学术研究与学术民主，主张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实行民主管理与教授治校”的教育思想。而蔡对杨的推荐，后来被证明是个正确的选择。
1929年8月3日，对于国立青岛大学的经费问题，蔡元培还曾致函南京中央政府监察院院长吴敬恒，敦请协赞解决。蔡信内容如下：
稚晖先生鉴：杏佛兄来，询知先生在京甚好为慰。兹有启者，山东旧有山东大学，又有私立青岛大学，现教育部取消两大学，而设一青岛大学，似乎又多设一大学，而实则并两为一也。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之关系甚大，其经费预算年六十万元，拟请中央政府及省政府各出二十四万元，而市政府与胶济铁路各出六万元，省政府原拨各专门学校经费二十八万元，后即移作山东大学经费，减去四万元，本无问题，惟中央应出之费，闻业与财政部宋（子文）商及，尚无确切答复。弟因研究院关系，未便再向要求，欲请先生向子文切实一言，如能请蒋主席对宋谆嘱则尤善。除由何仙槎（思源）见面详陈一切外，专此奉托。
在这里，蔡元培对青岛文化的期许，跃然纸上。1930年夏，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就绪，校长杨振声到职。是年秋，就中国气象和海洋科学的开展，蔡元培和李世曾、杨杏佛等学人聚会青岛。这个时候，蔡元培一直关心的国立青大已经瓜熟蒂落了。
1931年夏，蔡元培为会长的中国科学会议在国立青岛大学召开，开幕式上，蔡先生在杨振声的陪同下走进会场，全场与会者自动起立，向这位中国教育和学术界的“一时之彦”致敬。之后，蔡元培做了开幕报告。会议期间，杨振声还恭请蔡元培向青大师生做了一次美学报告。据说，蔡的演讲受到了热烈欢迎。
国立青岛大学创办10年后，蔡元培逝世。然而不幸的是，一直到这时，蔡先生的青岛“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的预言，也没有实现。
康有为│戊戌维新领袖的晚年
◎记忆地标：福山支路/康有为纪念馆
康有为与青岛的联系，始于1897年11月14日的胶州湾事件。这一事件在翌年3月6日以中德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作为结束，却同时成了康有为发起戊戌变法的理由。可以说，从德国占领胶州湾行动的一开始，这个外交事件在康有为心目中就已成为他一直等待着的改变中国走向的借口。这个野心勃勃的广东知识分子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历史给予的机会。他知道，他并没有多少这样的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1898年6月2日，经过了紧张的准备，康有为的变法改革方案出台。这中间连同戊戌春节在内，一共是6个月14天，在这关键性的190多天里，胶州湾事件在一群以康有为为首的、并无多少政治背景的知识分子手中，终于聚发成了一场得到了光绪皇帝支持的改革运动。
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9月21日，变法失败，六君子遇难。而此前一日，号称“外祸亟，吾策行矣”的康有为，则一个人逃掉了。
现在回头看从6月11日到9月21日的日子，康有为的确没有再记忆起胶州湾，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胶州湾对他已经不重要了，他并不知道他还会回到这个起点，更不曾想到他会最终把生命葬送在这里。如果的确有所谓的宿命，那么，作为一个地理节点的青岛和康有为的人生在冥冥之中的关联逻辑，恐怕连他自己这个明白人也分析不明白。实质上，在经过了10多年的逃亡回到国内的早期，康有为也依然不觉得他会真正遭遇这个曾经的德国城市。那个变法改革，他已经忘记了。他在忙着写字卖钱，忙着把自己这个过气了的圣人形象打扮得更时尚。
1917年底，因参与张勋复辟，康有为被北洋政府通缉，躲入了北京的美国公使馆。美国人派专车把他秘密送至天律。在返回上海途中，康有为第一次有机会来到了青岛。在这里，他恭敬地拜遏了恭亲王溥伟，并开始被这里陌生的海滨景致吸引，盛赞青岛“绿树青山，碧海蓝天，中国第一”。
康有为第二次到青岛，在1923年夏天，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接待了他。暂在客栈栖身的他四处游玩，似乎有些喜欢上这里了。7月10日，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今个人住客栈极贵，俟得屋，当电告，至时可来青岛。”
终于，康有为获得了购买一幢前德国总督副官住宅的机会，匆忙题名天游园，使之成为他在上海和杭州之外的第三处房产。有资料显示，青岛这幢“吾生所未有”的佳宅，康似乎是用不太合法的手续贱价买下的。但在契约尚未订妥时，胶澳督办换了负性倔强的高恩洪，结果康又增加了10000多元，才买下房子。康说，“此屋卑小而园甚大，望海碧波仅距百步”。康在这个山坡住宅里断断续续地度过了其一生的最后岁月。因康家住客太多，他曾将原总督马厩改造，加建为二层，供居住。在青期间，康的公开身份是万国道德总会的会长。据信，康曾有在青岛开办大学的计划，因选中的俾斯麦兵营时正被北洋五师占用，故未成功。其时，康有几个子女在青岛一所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
1927年3月8日，康有为70寿辰，原来打算在济南祝寿的他，后来改在上海设宴。前一天，徐良由天津抵达上海，带来末代皇帝溥仪题赠的御笔“岳峙渊清”四字匾额和玉如意一柄。康有为则起草了1000多字的《谢恩摺》，石印千份，分赠给了祝寿贺客。
这时，正当北伐军所向披靡，从安全上考虑，康有为想把全家转移到别处，以躲避北伐军的锋芒。3月18日，康离开上海去青岛。据康同璧的记载说：“先君离沪时，亲自检点遗稿，并将礼服携带，临行前，巡视园中殆遍，且曰：我与上海缘尽矣。以其像片分赠工友，以作纪念，若预知永别者焉。”
3月29日，在青岛的康有为参加了一位广东同乡的宴请。回家饮了一杯柠檬红茶，顿时腹痛如绞，急请医生诊断，其中有日本医生断为食物中毒。3月31日清晨5时康有为断气。据说，康有为死时七窍溢血，尸体不僵。但是，康的真正死因，至今没有定论。死后，康有为被埋葬在青岛，从此不再和这里分离了。
昆泽│一座教堂的建设史
◎记忆地标：信号山/总督教堂/江苏路
1910年10月23日，在青岛信号山下一块突出的坡地上，新落成的总督教堂前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竣工仪式，包括总督夫人在内的众多新教教徒，盛装出席了庆典。一年前从德国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辗转来到青岛的音乐教师爱因哈特·舒曼，为这个典礼专门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颂歌，在现场进行了弹唱。这一个月，舒曼除了创作这首颂歌，还参与了总督教堂管风琴的安装调试。在这一天，年轻的舒曼就如同历史慢镜头中一个活泼的符号，让一座新教堂的开端增加了生动的人间气息。就此，在秋高气爽的1910年10月23日，伴随着塔楼报时钟声的开启，总督教堂成为青岛这个新兴城市的信仰里程碑。
而对另一个德国人昆泽来说，这一天已经等待了许久。
昆泽，是一位基督教信义会的传教士。
德国信义会是随着占领军最早来到青岛的欧洲差会之一。自1856年开始，信义会进入广东客家人中间传教，成为鸦片战争之后新一轮宗教扩张的有机部分。1897年11月德国对胶州湾的占领，使信义会进入青岛的通道敞开了。
在德国海军陆战队进驻胶州湾陆地不足4个月，信义会便迅速派出昆泽等3名牧师从广东赶往青岛，进入临时的军队兵营中领礼拜。这些临时兵营分布在今天的大学路、朝城路一带。随着时光的流逝，后来已经很难识别出这些地方的过往，更听不到早些年那些传教士的喃喃自语了。
这一年是1898年。从这一年春至第二年的晚些时候，昆泽和他的两位同道一边学着北方官话，一边从事着他们认为有效的传播福音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是通过筹办学校来实现的。直到一个小教堂和一所学校建成前，昆泽们的工作显然要比在广东时辛苦得多，与他一同到达青岛的一名客家籍牧师，因不习惯北方生活，两年后客死异乡。
昆泽坚持了下来。1904年，昆泽在李村河北建立了柏林教会礼拜堂。随着历史文献的发掘，我们能够陆陆续续地发现，传教士昆泽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的青岛故事，是一个混合了奉献和经受不幸的故事。一方面，他成就了基督教的事业，而另一方面，他也悲怆地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失去亲人的苦痛。在试图将昆泽还原到当时的环境进行叙述的时候，我们似乎能够看见，那些不经意的时刻，一个早晨，或者一个傍晚，一个踟蹰的孤独背影，最终显现出了信念的持续力量。
这种力量，支持着离乡背井的昆泽，也慰藉着经受苦难的昆泽。
在这个长达10年的过程中，昆泽一直期待着一座大规模福音堂的建成。
1907年，这个目标开始接近了。
信号山下的青岛总督教堂建设经过了精心准备。这其中包括了诸如昆泽这些老一代传教士不遗余力的推动。这个后来成了青岛最吸引人的景观之一的基督教堂，1907年6月1日正式向东亚的建筑师征集方案。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兴城市，世俗青岛的繁荣，已经初露端倪。
新的正式教堂，选择建立在一座小山丘上，西面与别墅林立的居住区毗邻。这些风格各异的建筑物，分布在江苏路、平原路、沂水路和湖南路上。早在1898年的青岛城市规划第一方案中，这块地皮便已预备辟为教堂使用，此后一直闲置，直到1907年开始进行公开设计招标。同更高处的总督别墅一样，教堂的位置处于规划城区和大学路东边的俾斯麦兵营中间，视野开阔，具有明显的标志性。1899年落成的总督小教堂和总督学校，位于教堂选址的南侧，而再向南，就是烟波浩渺的青岛湾了。从福音堂高地瞭望海湾，被认为是当时亚洲最美丽的景观之一。
在接下来的招标竞赛中，建筑师库尔特·罗克格崭露头角。
罗克格对建筑材料的要求是：所有墙用石均采用青岛当地出产的花岗岩，外露面不进行任何加工，保持开采后的自然形态。墙面涂抹原色粗灰泥，桁架用牛血着色。罗克格的设计完成后，方案评委会评价说，该设计达到了油画般的效果。而更重要的是，处在数条街道交汇处的教堂钟楼，对市区错落有致的轮廓线的形成起到了统帅作用。
进入总督教堂，前方正中设置有祭台，祭台正上方是彩色玻璃拼成的大幅耶稣画像，祭台右侧用大理石砌成1.5米高的讲道台，祭台左侧是施洗用的大理石盆。礼拜堂后方是唱诗楼，装有管风琴。礼拜堂大厅排列着靠背与跪凳一体的长条凳，堂中的窗户都是彩色玻璃拼成的教会历史故事画面。堂内的这种设施布局，被认为恰如其分地体现出了信义宗的格调。百年之后，尽管这个教堂历经岁月沧桑，尽管已经没有了昆泽、舒曼、罗克格的一丁点痕迹，但我们透过缓慢移动的摄像机，依然能够看到一种本源的质朴精神，一种信仰的力量。
总督教堂从1908年4月开始建造，至1910年10月完工。在青岛本地名声显赫的汉堡阿尔托纳区·施密特工程公司，进行了建筑施工。这是一家大规模的建筑承建商，参与了青岛包括总督府和啤酒公司在内的一系列大型建筑工程的施工。除了主体圆穹大厅外，总督教堂在堂区院内，还另外建有两幢二层楼房，一幢是教堂的附堂，一幢是传教士住宅。建成后的总督教堂，不隶属任何差会或教派，不兴办任何附属事业，仅供信徒宗教活动之用。教堂所需经费，由总督府供给。为了纪念1910年10月23日这一教堂落成典礼的日期，教堂塔楼一侧的入口处，特意留设了一块纪念石碑。也就在这一天，教堂塔楼上的报时钟，开始昼夜不息地鸣响在城市上空。
总督教堂建成后，由昆泽主持教务。这一结果，昆泽已等待了很久。
和昆泽一样如愿以偿的，还有在教堂落成典礼上弹唱颂歌的爱因哈特·舒曼。1911年2月，舒曼开始担任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教师，和数位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植物学家成为同事，舒曼的另外一项兼职，是总督教堂的管风琴师。
1914年日本侵占青岛后，总督教堂自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籍传教士回国，该堂由在青岛的美国差会接管，供在青岛的外国信徒使用，又称国际礼拜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1年以前教堂由青岛同善会德籍牧师主持，1942年至1945年由圣公会使用，德国信徒和美国信徒分别在上午和晚上在这里聚会。
和罗克格一样，另一位与总督教堂有关联的德国建筑师里希特，也于1946年在青岛去世。在1936年和1937年，他先后在青岛设计了德国教会学校和总督教堂后面的德国教会俱乐部。里希特的这两个设计，完善了江苏路教堂区域的景观。而里希特与罗克格在建筑语言上的对应，也丰富了这个信仰高地的精神内涵。
与此同时，在青岛的华人牧师开始更多地参与到日常的福音传播事务中，影响力逐渐扩大。1930年的8月，本地华人牧师王德润、郭金南邀刘寿山、杨光恩等20余人酝酿建立青岛的教会联合机构，以增进全市基督教各教会之间的联系。1933年，青岛基督教联合会在上海路9号成立，由各教会负责人组成常务理事会管理会务。
至此，一座教堂的建设史和一座城市的信仰史，完成了奠基。接下来，这座教堂和这座城市将经历更多的风风雨雨。幸运的是，作为城市精神记录与积累的一部分，江苏路的这座教堂一直安然无恙，完好如初。伴随着响彻百年的教堂钟声，一个城市的爱与宽容、善与坚守，显现无遗。
龚照玙│一座铁码头的来龙去脉
◎记忆地标：太平路海岸线/澄心亭
100多年里，始终被视为青岛标志的栈桥，是青岛的主权象征，也是青岛城市化的里程碑。进入公共开放时代之后，栈桥更无时无刻不与日常青岛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一座风光之桥、普惠之桥、愉悦之桥。桥上的人流风景，日日不同；桥上的过客背影，个个迥异。栈桥浸泡着潮起潮落，在一些斑斑驳驳的陈年旧账和一代又一代停泊者的记忆里面，加固了一个过往青岛不曾停止的想象。
依据目前的通用说法，作为胶州湾军事防地最早的军用码头，前海这个后来被统称为“栈桥”的人工设施，由清朝登州镇总兵章高元主持建造，位于青岛湾北侧，与小青岛隔水相望，北端与一条稍后开通的街道成一直线相连。工程开始于1892年秋天，1893年春末竣工。但这一叙述的来源并不清晰，似乎也缺乏直接文献的支持。在直隶总督李鸿章1894年5月29日的奏折中，简略记有“道员龚照玙又于青岛前建设大铁码头一座，现拟于铁码头后建造水雷营，紧扼口门”数语。[4]如果“青岛前”建设的这个“大铁码头”就是后来的栈桥，那么至少可以确认在1894年夏天之前，青岛前海的这一军事设施已经大部建成。比对龚照玙经历，其1890年经李鸿章推荐总办旅顺船坞工程，并会办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1895年1月因“统兵将帅失守要港罪”交刑部审讯，任职时间与胶州湾码头的建筑年代吻合。1900年龚照玙出狱。青岛波涛之中的大铁码头，却早已与大清国渐行渐远。
始建期栈桥全长200米，宽10米，石基灰面，桥面两侧装有铁护栏。与建造时间的模糊性相关联，早期栈桥的完整性同样存在疑问。参照同期章高元在胶州湾施工的大部分军事设施都是半拉子工程这一事实，到1897年11月之前栈桥仅仅完成了设计一部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德国青岛翻译官海因里希·谋乐在其1901年编撰的《山东德邑村镇志》中，也传递出了“栈桥尚未完工”的信息。1910年6月11日，青岛总督府的另外一个翻译埃利希·米歇尔森，在迎接德国殖民地学会主席麦克伦堡大公约翰·何尔布莱希特的晚会上，曾做过一个题为《青岛发展回顾》的报告，其中说“青岛的新历史开始于1891年，这一年中国总兵章率领三千兵进驻这里，在青岛村下面建起总兵府。这便是今天仍然存在的衙门，直到1906年还是我们总督府的办公用地。另外还专门为部队建了营房。为更好地防卫海岸，在防御阵地上堆起了带整平位置的高土堤，它沿着青岛海岸直到现在德华高等学校的位置。这条土堤也相当于今天的威廉皇帝海岸（前海）。还建了栈桥，其钢铁结构是在当时还属于中国旅顺的中国工厂制造并运抵青岛的，由中国工程人员安装，这就是至今还在的青岛栈桥”。米歇尔森的报告，从不同的信息渠道印证了旅顺方面参与青岛栈桥建设工程的说法。而这个时候，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与旅顺船坞营务处会办龚照玙，已去世8年。
民国时期许多青岛记录中涉及栈桥始建的考据，多只言片语，人云亦云。但牵扯到的建造时间与建造者，却也五花八门。如吴之璞1936年7月在《交通杂志》第4卷第7期发表《青岛航业概况》，称“前海栈桥，又名青岛栈桥，位于前海小青岛之北，与中山路南端相接，昔为光绪十九年登州总兵衙门章高元所建，专供当时海军运输之用，初为石基灰面”。吴之璞所记光绪十九年，对应的是公元1893年，和之前的大部分叙述出入不大，“章高元所建”的说法也循规蹈矩。一个月之后，陈国钧发表在《中国建设》杂志第14卷4期的《青岛的市政》笼统记载，就花样翻新了，说栈桥为“光绪十六年李鸿章修建”。光绪十六年为公元1890年，这个年份早于目前认定的章高元驻军胶州湾时间，这便给栈桥的起始故事增添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其实，栈桥牵扯出李鸿章，并非1930年代的空穴来风。早在1929年夏天，刘筠“有庄有谐、无伦无次、放诞猖狂”的《青岛百吟》，就曾云“相公胜迹至今留，山色波光映画楼。惆怅伊人不可见，凭栏无意看渔舟”。诗后并记：“栈桥筑于南海中，北接中山路，长约半里；北段大石砌成，为‘李合肥’相国东巡时所建，德人又于南段延长，下立铁柱，承以木板。山海辉映，风景清幽，士女游踪不绝；夏日更肩摩屣错，贻兰赠药，绮韵风怀，诚欲界之仙都，人世之乐国也。”无独有偶，和陈国钧同时期访问青岛的作家苏雪林也曾记录说：“那时北洋海军正在编练，李鸿章命人在青岛湾建筑此桥，以供海军运输物资之用。原来桥身是木架构成。德国人占据胶州湾，改用钢骨水泥建筑。”如此看来，扑朔迷离的栈桥故事里面想要撇开李鸿章大人，还不太容易。
作为更接近对象真实和更具“当代性”的记录者，谋乐和米歇尔森的叙述，应该比刘筠、吴之璞、陈国钧和苏雪林的道听途说更具文献价值。但显然，这也不算是第一手资料。
胶州湾这个功能确定的水上建筑，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城市命门，与城市的尊严息息相关，一日不可或缺。在1914年冬天德国投降之前，栈桥在官方地图上的正式标注名称，是“青岛桥”或“登陆桥”两种。“栈桥”的标注方式，应出现在日本占领之后。1922年到1923年，“栈桥”的称谓被大量使用到中文记录之中，显示出这一名称的官方确定性质。如1922年《鲁案善后月报》第1卷第3期《胶州湾租借地内土地调查报告》附录的《德人时代公有土地详细地点面积及新旧名称表》中，已将原称“码头”的前海水上建筑，改称“青岛栈桥”。[5]但从更个人化的叙述看，至少到1934年的时候，“栈桥”包裹的军事痕迹，并未烟消云散。是年夏天，彭望芬到青岛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并考察教育，寓太平路市立女中，结束后撰《青岛漫游》记，“过纪念塔不数步，有海军栈桥，地当中山路口，直伸入海，以供海军停泊舢板，故有海军栈桥之称”。[6]
章高元在青岛湾建筑一座海上栈桥的意义在于建一条海上军火供给线，企图就此扼住胶州湾的咽喉。当1897年11月德军远东舰队从上海赶至胶州湾奔袭时，栈桥并没派上用场。是年11月14日早晨，成了摆设的栈桥被借口军事演习的德军士兵当成占领通道，顺利登陆。
1897年11月14日早晨的胶州湾，停泊在海面上的德国舰队、大清国的铁码头、德国海军陆战队、章高元的四营淮军士兵，共同构成了一种荒诞的占领与被占领关系。在中午章高元的士兵整编制撤退前，整个清军防区没有响起过一枪一炮。清军后撤时，德海上军舰鸣炮21响，用以自贺。这是大清国的国家军队和胶州湾发生的最后一次关联，17年后德国在这里最终溃败的时候，大清帝国早已土崩瓦解。25年后回来的中国人，已经是共和国公民。
青岛进入德国租借地时代后，栈桥成为货运码头。1899年胶海关开始在栈桥陆地一端建设，随后大量仓库、邮政、洋行、建筑事务所建筑陆续出现。1901年5月栈桥扩建，北段第一次使用水泥铺面，铁护栏改为铁索护栏，这一次扩建将桥面向南延长至350米，延长部分为钢架木面结构，增铺轻便铁道，以利运输。托尔斯顿·华纳在其著《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中说，从青岛通往济南的铁路1904年全线通车，沟通了德国租借地与山东省之间的联系。由于大港第一座防波堤直到1904年才告完工，由青岛火车站通向栈桥的铁路，便成了各商行开发地产的必要条件。最初的城市规划方案，曾计划将火车站直接设立在栈桥一带，但弧状的轨道对当时的技术而言显然要求过高，于是车站西移至轨道旁。火车站与栈桥码头的联系，通过另外修筑的一条轻便铁路贯通。1905年前后，商货运输陆续移至建造完成的青岛大港，栈桥遂成为船舶检疫、引水专用码头。振扬在《青岛素描》中记：“凡轮船进口，须在前海投锚于栈桥附近，由海务局派员，自栈桥乘轮，前往检疫后，始得开至内港。”[7]随着港口西移，此前由火车站延伸至栈桥并直接与山东铁路相连的铁轨被闲置，随后于1920年代被拆除。
就纯粹的商业价值而言，栈桥用于航运码头的时间很短。但就在最初几年之中，栈桥和与栈桥码头相连接的铁路线，吸引了众多洋行在周围地区市街的房地产投资。相关资料显示，1904年前后，沿威廉皇帝岸街区（今太平路）的建筑已全部完工，这些建筑主要是驻青岛的各贸易分公司盖起的住宅楼和商厦。在不违反政府规划法规的前提下，洋行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限的土地，一栋连着一栋，有层次地形成了完整的街景。
作为城市命门，栈桥自不乏攀龙附凤者，这其中最乖张的，属毕庶澄。毕字莘舫，山东文登人。1925年1月4日，受奉系张宗昌指派以第八军第二十九旅旅长身份率部占据青岛，当年9月获北洋政府命兼任渤海舰队司令，领海军中将衔。毕喜自比周瑜，全面掌控青岛后别出心裁，命人于“双十节”前夕在栈桥入口处搭起一座彩亭，上悬其手书“澄心亭”匾额，“双十节”夜晚偕夫人在亭内饮酒赋诗，扬扬得意之色溢于言表。[8]不久毕又获升任山东海防总司令兼第八军军长，集青岛陆海军大权于一身，拥兵20000余。来年11月再合并东北海军，在青岛合编为东北渤海舰队，由毕任司令，沈鸿烈为副司令，达到个人事业顶峰。不过，这个时候距离毕庶澄的丧钟鸣响，已为期不远。1927年3月毕庶澄在江苏与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作战中失败，3月24日乘日本轮船“神丸号”逃回青岛。其间毕在上海对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劝降活动反应暧昧，被张宗昌探知，张宗昌遂决定痛下杀手。4月4日，张宗昌电话召毕庶澄到济南议事，毕刚下火车，就被张的亲信褚玉璞率伏兵乱枪击毙。栈桥的“澄心亭”，最终成为毕庶澄的“去命亭”，命运之诡异，莫过于此。
去除了“澄心亭”的栈桥无伤大雅，依旧不管不顾地一味观海听潮，倒是这个“澄心亭”和它的建造者，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没有几个人还记得了。
世界上许多经历战火的城市，都有一些作为主权与尊严象征的建筑物，以纪念军事胜利或主权所属，如巴黎凯旋门、柏林勃兰登堡门、伦敦大本钟、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等等。青岛栈桥的荣誉地位，大致类似。1897年11月14日早晨，德国海军陆战队在栈桥登陆，取得了胶州湾的控制权，并得以建立租借地与军事基地。一年后的1898年11月14日中午，德国在信号山举行占领纪念碑揭幕仪式后，第三海军营军乐队一路演奏乐曲到海边，一些奥地利人伴着音乐来到栈桥船泊地，继续着胜利狂欢。这个时刻的光荣，属于占领者，栈桥从石基灰面到钢铁结构的里里外外，奇寒无比。
青岛的第二次主权变更，发生在1914年冬天到来的时候。取代者是一直对青岛虎视眈眈的日本人。借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分身乏术，日军集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兵力围困青岛，从秋天开始日军分别自胶东半岛和崂山仰口湾登陆，步步为营，最后逼迫德军投降。全面占领青岛后，占领军不忘在栈桥举行纪念活动，这其中包括1914年12月欢送青岛攻城军司令官神尾光臣回国的仪式。从8月份开始，神尾光臣调动以第十八师团为主力的陆军50000人，配备数百门重型攻城重炮、山炮、野炮和多架飞机，在海军掩护下攻占德国租借地青岛，毙俘4000德军，之后获任青岛守备军司令官。1914年的中国作为战争中立国，对自己国土上的栈桥命运，已无力操控，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在上面耀武扬威。
日德青岛围困战的硝烟很快散去，各种传说却并不消停，慢慢散布开来，融入弥漫城市街道房屋内外的雾气之中。1935年夏天，苏雪林避暑青岛，曾听居停主人周先生介绍说，“日本进攻青岛时，德军苦战数月，寡不敌众，只好决定全体投降。独铿登将军不服，率领他自己统带的一只战舰，突破日本封锁线，且战且走，向故国驶去。一路与英日游弋的舰队，很开了几仗。又打掉许多商船，夺取粮食煤炭。直到什么地方，遇着大批英舰的包围，战到一颗子弹都不剩，才肯将白旗挂起”。这个故事，苏雪林记在了她的《岛居漫兴》里面。
1922年12月10日中国收回青岛后，北京政府方面借栈桥宣传“公理战胜强权”，也在此进行过公开活动，以显示主权收回。后来的各种历史变迁当口，如1938年日军第二次占领青岛、1945年抗战胜利与美军驻守青岛，栈桥虽然已完全失去了军事地位，但其作为青岛主权的象征，亦人所共知。
1937年“七七事变”的第二天晚上，东北作家端木蕻良挤在中山路的人群中探听消息，看到有人将《青岛时报》收复丰台廊坊的“号外”，贴在日本人办的《大青岛日报》对面。端木蕻良说：“我和一个朋友向栈桥走去。突然电灯完全灭了，许多人跑着。三秒钟工夫，电灯又复原，街上又照常了。我们向南走着，忽然人像潮水般退下来，我仔细一听，没有枪声，也没有什么响动，只是人向北跑。我的朋友在制止他们不要慌。我凭着半瓶醋的军事常识，知道子弹的速率比人跑得快，所以没有动。广播止了，铺子都忙着关门，熄电灯，一霎时街都空了。”几个月后，沈鸿烈实施焦土抗战政策，命令炸毁日本纱厂后撤离，青岛沦陷。栈桥和整个城市复为日本人所得。
日侨开始大规模返回青岛。1938年1月21日出版的日本《支那事变画报》，大肆渲染了发生在栈桥上的青岛日侨“返城”现场：“从去年8月至今，相隔五个月，21日上午10时，日侨乘邮船又回青岛了。这一批打头阵的住青岛的侨民，在极其悲壮和勇敢中来了，船上的498名（其中妇女30名）热泪盈眶的侨民们挥舞着太阳旗，与先期到达、来栈桥迎接他们的民团干事等人热烈握手。这天返回的侨民有民团事务，各公司、银行职员，救护班、同仁会医院、各工会代表及大商店主、旅馆有关系的人士等。”
日本人复来，关于栈桥的来历，也变得可疑起来。1939年《南国少年》第2期刊登天行的游记《青岛之行》，便将栈桥的起始安到日本人的头上：“据说，栈桥的来历，是这样的：从前日本人据有青岛时，港中兵舰很多，他们特地建筑栈桥起来，停泊多数舢舨的，现在已是民众公用的了。”1941年这篇《青岛之行》改头换面，署以因明重新发表在《南洋文化》第1卷第1期，扩大了的文字叙述里面关于栈桥起始的说法，只字未改。不过，作者对栈桥“现在已是民众公用”的记录，则属眼见为实，基本情形描述不差。
郁达夫│栈桥的公共时代
◎记忆地标：太平路海岸线/回澜阁
1923年，栈桥北端两侧辟建为公园。1930年7月15日，青岛狂风暴雨，前海大潮高至数丈，潮头直扑栈桥，幸无大恙。1931年9月至1933年4月，青岛市政当局投资25.8万元扩修，由德国信利洋行承建，将原桥的钢木结构部分改建为钢筋混凝土34排桩通透结构，桥面铺以水泥，桥身延长至440米，同时将桥面高度提高了0.5米，并在南端增建了半圆形防波堤，堤内新筑双层飞檐八角亭阁，定名回澜阁。该阁占地151平方米，建筑面积340平方米。阁身由24根朱红亭柱支撑，外柱成廊内柱间墙，黄色的琉璃瓦顶。阁中有螺旋楼梯，扶梯而上可至顶层。顶层是一圆形大厅，四周全是宽敞的窗户。
1933年6月的一份名为《改筑前海栈桥并修理北段旧石桥》的档案曾载：“于堤上增筑八角二层洋灰亭，以备夏令纳凉之用。亭之周围为便利游人休息起见，添置铁架木椅二十把。亭内添筑石碑一座，以作纪念。”另有记述说，是年6月21日，青岛市长沈鸿烈由市政府秘书长胡家凤等陪同，巡视修复后的栈桥。沈氏观赏过海天风景后赋诗，曰：“渔舟夜泊栈桥西，人倚栏杆水拍堤。纳凉采风夕阳下，观海听涛回澜阁。”胡家凤等随行遂附和称好，传“回澜阁”由此得名。但该记述的真实性，依然有待证实。
更可靠的文献，出现在7月初。1933年7月4日出版的《北洋画报》第20卷第954期刊登郑百辉拍摄的新闻照片，报道“青岛南海长桥重修竣工定于7月1日行落成礼”。照片上，栈桥南端增筑的八角建筑，已历历在目。《北洋画报》发表的这张照片，是目前栈桥“回澜阁”能够确定拍摄时间的最早照片，应该也是关于栈桥“回澜阁”的最早一批图像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南海长桥”的称谓，显示当时“栈桥”并非定称。
回澜阁八角亭的建成，标志着栈桥功能的完全转变。尽管此前10余年间，栈桥已由军事供给线转为民用码头，但这一中式建筑的完成，宣告了栈桥和平的公共时代的来临。从此，栈桥成为青岛的标志性建筑物和著名风景点。
作为栈桥公共化风景的最早见证者，作家王统照记录下了栈桥之夜的安闲：“夜间，我独自在南海岸的杂花道上逛了一会，想着往海滨公园，太远了，便斜坐在栈桥北头小公园的铁桥上面前看。新建成的栈桥，深入海中的亭子，像一座灯塔。水声在桥下面响得格外有力。有几个游人都很安闲地走着，听不到什么言语，弯曲的海岸远远地点缀着灯光，与桥北面的高大楼台的相映，是一种夜色的对称。”这篇《地方印象记青岛》，1934年以健先笔名发表在《中学生》第45期，是那个短暂和平年代的一种平静叙述，很个人化，也很诗意。
一年之后，苏雪林看见的风景却是另外一番情形，远不似王统照的和平：“一层层的狂涛骇浪，如万千白盔白甲跨着白马的士兵，奔腾呼啸而来，猛扑桥脚，以誓取这座长桥为目的。但见雪旆飞扬，银丸似雨，肉搏之烈，无以复加。但当这队决死的骑兵扑到那个字形桥头上的时候，便向两边披靡散开，并且于不知不觉间消灭了。第二队士兵同样扑来，同样披靡、散开、消灭。银色骑队永无休止地攻击，栈桥却永远屹立波心不动。这才知道这桥头的个字堤岸有分散风浪力量的功能。栈桥是一枝长箭，个字桥头，恰肖似一枚箭镞。镞尖正贯海心，又怕什么风狂浪急？”
苏小姐感慨万千，抑制不住发议论说：“钱镠王强弩射江潮，潮头为之畏避，千古英风，传为佳话。这支四百四十公尺长的银箭，镇压得大海不敢扬波，岂不足与钱王故事媲美么？”
进入公共时代的栈桥，依然保留了码头功能。1934年8月18日，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第15届社员年会的百余人从栈桥分批登上“天王号”渡轮，摆渡到一艘军舰上，游历崂山。[9]
在1930年代，青岛的游览手册上曾载有这样的诗句：烟水苍茫月色迷，渔舟晚泊栈桥西。乘凉每至黄昏后，人倚栏杆水拍堤。同时期青岛八景的“飞阁回澜”，指的就是秋日满潮时的栈桥。此时，大片大片的翠波漫过桥面，回澜阁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金光，如一只小红螺漂荡在海面上。也就是在这时，这里开始成为青岛“眺望海景最佳处”。1930年9月受聘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的闻一多，曾在散文《青岛》中描绘栈桥黄昏时的海上夕阳说，“西边浮起几道鲜丽耀眼的光，去别处你永远看不见的”。但这“栈桥黄昏”之光，终究还是赢不过人间暗夜的蝇营狗苟，看过几眼鲜丽之后，闻先生便走掉了，再也没有回头。
成为开放公共景点的栈桥，进入无数文人记忆，如郁达夫、王统照、王芸生、黄际遇、梁漱溟、汪静之、陈伯吹、苏雪林、端木蕻良等等。1933年11月26日黄际遇在《万年山中日记》记：“遥望栈桥，兀出海岸，蜿蜒里许，绝少野游，贪步前趋，曕眺徘徊之乐，寡可共者，间遇数辈，或老或少，亦在吐纳屈伸，领略清景，凡能早起至此舒锻身体者，决非甘于坠落之人，若夫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形影相吊，皆都市万恶之归也。辇毂之下而不涉足者年余，芳草独寻人睡时，寒潭空映日出处，得此秋声，归而图之。”1934年3月19日王统照写下“斜坐在栈桥北头小公园的铁桥上面前看”的感受，灯塔、水声、游人、灯光、楼台，形成“一种夜色的对称”。同年夏天，郁达夫消夏青岛，记有《避暑地日记》，多次提及栈桥和回澜阁。7月20日记：“晨五时即起床，上台西镇去走了半天，回来作北平孟潇然信。午后有青岛《正报》馆的赵怀宝（蜂巢），张紫城两氏来访，晚饭后在栈桥纳凉。”8月2日记：“上午三时即醒，起来去栈桥稍坐，步行至大港第一码头，候房主人之次子上船去上海。八时半返寓，热甚，杨金甫来访，约于明日午后三时半，去青大与学生谈话。”8月9日又记：“午后，友人俱集，吴伯箫君亦来访。在回澜阁前，摄了一影，大约《北洋画报》下二期将登印出来也，摄者为该报记者陈氏。”
栈桥之夜的感受，并非黄际遇、王统照、郁达夫们独享，1935年夏日，苏雪林和朋友康君“清兴大发”，步行了一段远路，到桥上以备领略“海上生明月”的诗情。苏氏记述：“我们走到栈桥的南端，伫立在那防波堤上。新雨之后，乌云厚积，不知是哪一只无形的大手，把淋漓的墨汁泼在海面和天空，弄得黑沉沉的，成了吴稚老的漆黑一团的宇宙。海风挟雨意以俱来，凉沁心骨。空气这么潮湿，整个空间，含着饱和的水点，似乎随时可以倾泻而下。我们想今夕看月已无希望，那么赏赏栈桥的灯光，也可以慰情聊胜。栈桥两边立着两行白石柱，每一柱头，安设一盏水月灯，圆圆的，正像一轮乍自东方升起淡黄色的月亮。月亮哪会这末多？想起了某外国文豪的隽语：林中的煤气灯，是月亮下的蛋。现在月亮选取东海为床，将她的蛋一颗一颗自青天落到软如锦褥的碧波里。不知被谁将这些月蛋连缀在一起，成了两排明珠璎珞，献上海后的柔胸。海后晚卸残妆时，将璎珞随手向什么上一挂，无意间却挂在这支银箭上了。”
至少在1935年，栈桥依然有码头功能。当时小青岛还是孤岛，登岛需从栈桥乘小舢板过去。新闻人王芸生1935年8月在上海《国闻周报》第12卷第31期刊登《青岛游记》记录感受说：“舢板小得如同一个孤儿，在绿色的大海里随着大浪漂荡。”既然到小青岛要摆渡，刮风下雨或者大雾天，游客便只能望洋兴叹。同是这份《国闻周报》，1937年第14卷第28期又刊登汤一雯的《青岛初夏》，记录了雾天在栈桥候舟登岛的情形：“我们溜到回澜阁伏在石栏上看着海水后浪推前浪的撞着石基，真是回澜百转。”如此看来，1930年代的“海上游览”就已是本地常规旅游项目，随便找篇游记出来，就有类似记录。1937年5月1日到此一游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泳修，便在《漫游记残》中记述说：“晨七时偕若瑜等赴海滨观小南海，碧波荡漾中，一小岛孤峙其间，景色秀绝，上有亭屋数间，有乘小舟往游者，沿海滨行约三里许，经山东大学而至中央公园，园中樱花繁茂，爽蔽行道。”高泳修的片段游记，刊登在两个月后出版的《现代读物》第2卷第33、34期合刊上，差不多是战前关于和平青岛的最后记录了。
栈桥和小青岛的关系，不仅仅是码头和目的地的关系，还是两个青岛标志物的彼此呼应。在天行的游记《青岛之行》里，这种海上的地理联系，被通过夜晚灯光的描绘，更加形象化了：“同夏君去海边乘凉，微风习习，夜色苍茫，沿海岸每条长凳上都有人坐着。据夏君说，前几天晚上很凉，海风哨厉，任何人不能在这里坐二三十分钟，今晚要算是热的，游人比较的多。一路向前走去，好容易找到两个坐位我就懒洋洋底坐下来了。夏君年青，却很精神抖擞，口讲指划底说道，你看那边的栈桥，多么长呀！绿光的电灯一连串底映在水上，还有几盏黄光的混在中间凑趣，美丽夺目，这真是上海黄浦江边没有见过的景象。那红灯一隐一见的地方，就是小青岛。”小青岛如此“红灯一隐一见”构成的海上景致，便是彼时青岛八景中的“琴屿飘灯”。
对更多人来说，栈桥“浮桥一样”的奇异自不言而喻，栈桥“随便谈谈”的平易，却也时常令人陶醉。1943年8月上海《万象》第二期刊登夏明游记《蓝色的青岛》，就对这个“平民化”的纳凉去处，大为赞美了一番：“黄昏以后，在栈桥上纳凉的人是极多的。两边桥栏上，每隔一二丈，就有一盏灯，一眼望到尽头，仿佛是两串整齐的夜明珠。灯光柔和地照着，灯影中是川流不息的人影，他们的态度是悠闲的，尤其浓烈地表现着一种夏日黄昏的愉悦与安详。”
栈桥的下一轮城市转变见证，出现在1949年的夏天。发生一些新故事之前，愉悦、安详与凶兆，交替显现。1946年栈桥失火，受伤8人，幸无死亡。1947年9月青岛各界为庆祝第六届体育节及推行民族健康运动大会，在栈桥举行游泳比赛大会。1947年8月栈桥以西浴场暂停开放。1948年9月任致远小住青岛半月，28日晨起独自到栈桥回澜阁看日出，极目远眺东方，慨叹“孤岛擎孤塔，远波接远天”。这首《回澜阁晓望》，发表在1948年12月《海王》21卷第10期，成为“奔腾千马力，凿石自年年”的绝唱。
1949年2月，作家贾植芳偕妻与卢克绪一起乘船抵达青岛。贾植芳晚年借回忆录《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自述：“我们这次到达的时候，它是已经陷入混乱之中，街面上也凌乱不堪，与我记忆中的青岛恍如两个地方，北方的难民逃往南方，南方的难民往北逃，都涌塞到青岛。”贾植芳滞留青岛数月，其间避居火车站旁三义栈客店写作，译就英国作家奥勃伦的《尼采传》和《幻灭》，并撰写《一个人和他的记忆》5万字。
很快，历史就翻过了这一页。
罗克格│青岛俱乐部的诞生
◎记忆地标：太平路海岸线/栈桥
在20世纪初，兴建青岛俱乐部的地段，是这个刚刚诞生的城市沿海最好的地方。其位于栈桥与岸边林荫道相交之处，由其作为先导的中山路向北展开，已成为当时青岛最繁华的商业大街。当时，这条街叫弗里德里希。有文件显示，早在1904年，该处便被定为修建俱乐部的地址，1910年，德国职业建筑师库尔特·罗克格按照青年派风格，为该址设计了一座功能齐全的俱乐部。1910年5月至1911年10月，青岛俱乐部由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组织完成施工。
作为青岛俱乐部的设计者和工程组织者，罗克格和里希特在青岛设计有大量建筑作品，前者代表作有新教教堂、德县路4号路德公寓和中山路1号青岛俱乐部，后者作品包括广西路侯爵饭店和吉利百货公司。里希特是1914年之后唯一留在青岛的德国建筑师，从1920年开始一直住在青岛，直到1946年1月24日去世。他设计的作品，还包括了德国教会学校和新教教堂后面的德国教会俱乐部。这两座房子建于1936至1937年。1911年至1912年间，里希特在沂水路1号投资建造了自己的一栋住宅，设计有卧室、阳台、餐厅、舞厅、化妆间、储藏室、浴室、锅炉房、车库等，室内设置壁炉、暖气、雕花护墙板和黄色人字形地板。1934年这里成为美国领事馆。
工程指导W·拉查洛维茨完成了青岛俱乐部的内部设计。一如德国人在家乡已经习惯了的做法，设计者在大型楼梯间的前厅里没有忘记留出一个存衣处。直到20世纪晚些时候，人们发现，厅内那座蓝色的墙壁上镶有金箔的德意志帝国鹰徽始终没有被铲除掉。俱乐部的底层有一间游戏室、一个台球厅和一间有若干舒适座椅的阅览室，同时还有若干办公室。二层设有一个很大的餐厅，其东南两面各有不同规模的露台出挑。此外，当时的经理室和秘书住房也设在这里。俱乐部在地下室里还设有一个造型粗朴的酒窖、一个带配菜室的厨房、一个洗衣间、楼内设备及工具间、几个储藏室以及若干仆人用房。
关于俱乐部在青岛社交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1913年11月2日出版的《青岛时报》曾发表过这样的一番感慨：在殖民地建立之后的6年中，竟没有人想到修一个俱乐部，一个几乎在每一片欧洲人开辟的新土地上大约都不会缺少的俱乐部。这篇报道分析说，俱乐部是英国人的发明，而住在青岛的这些德国人多数认为，同老酒友凑在一起泡上一个上午或晚上，已经足以代替俱乐部的作用。报道说，“俱乐部作为商人、政客、卫戍部队和巡洋舰队军官的聚会中心，在殖民地的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它以无拘无束和惬意的形式，促进了殖民地各界人士之间的日常交流和相互了解”。
青岛德国租借地1898年3月建立，而中山路1号青岛俱乐部建成的时间，是1911年10月。那么，至少有接近7年的时间，用以公共沟通的青岛俱乐部，是以租赁房屋的方式存在的。在零星的文献记录里，青岛俱乐部至少临时租赁过两处不同的房屋，都距离后来的中山路1号这个理论上的“永久性”地址不远。
然而，《青岛时报》对俱乐部作用的议论刚刚过去一年，伴随着战争的来临，这个尚散发着新建筑气息的俱乐部，对德国人已完全失去意义。1914年11月9日下午，在为大约70名在战火中阵亡的德国士兵举行过葬礼之后，传教士卫礼贤整个晚上都在这个“气氛压抑”的俱乐部度过。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这个德国俱乐部在被彻底改变命运前的最后文字记录。这个“气氛压抑”的晚上，也成为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在经过了“早晨和总督以及恭亲王告别，上午援救战俘，下午送葬”的痛苦的一天之后，卫礼贤觉得，“这个结局没有任何崇高感”。夜里，他写下了围困日记的最后一句话：主使人富人穷，上下沉浮。
沉浮之中，主无能为力。根据1919年三船写真馆出版的《青岛守备步兵第四大队纪念写真帖》记载，德国人沉下去之后，青岛俱乐部成了浮出水面的日本守备军军事法庭的驻所。时间长度跨越了1914年至1922年的整个日本一次殖民占领时期。
9年后，作为成员显然扩大了的新的俱乐部的一分子，德国人又回到了那里，得以重温过去的记忆。1923年6月3日出版的《汉诺威信使报》就这戏剧性的一幕描述说：“在当年威廉皇帝海岸边上，青岛俱乐部的华丽建筑已有了国际俱乐部这个新的名字，其中德国人也作为平等成员被接纳。俱乐部保存得很好，如同其它从前德国的官方和非官方建筑都由日本人保存得完好一样。”但是，许多东西其实已经很不一样了，比如说权威，比如说心情，比如说时代。这个时候，许多本地士绅成了国际俱乐部受尊敬的会员，如刘子山、傅炳昭、成兰圃、隋石卿等。这一族群构成的颠覆性转变，对青岛俱乐部而言，是历史性的。
新的青岛国际俱乐部，颁布了一份包括名称、成员、候选人、入会费和会员费、访客、缺席会员、惩罚条例、会员退会、官员及职责、会员会议、营业时间、服务员小费、俱乐部财产、俱乐部的解散等内容在内的详细《章程》。这份规则，显示了在俱乐部制度设计与日常管理中的浓郁民主风气。
民主意识体现在俱乐部制度设计的全过程。《章程》规定：任何在青岛社会地位良好的绅士均有资格成为本俱乐部会员。会员分为荣誉会员和正式会员。一些具有特殊社会身份或拥有特别荣誉的人，可以由总务委员会选为荣誉会员。荣誉会员虽然不具有选举权，但在俱乐部召开的常规及特别会议上，可表达观点。
在俱乐部会员的产生上，俱乐部章程则体现出了程序正义。对俱乐部会员候选人的产生，《章程》规定：欲成为正式会员的候选人，须由一名正式会员提名推荐，并由另外一名正式会员二次推荐。然后候选人的姓名、阶层、职业、住址等信息将被列入正式会员候选人资料名单，然后由第一和第二推荐人签字，他们将对候选人资格负有责任。候选人姓名将于投票表决前在俱乐部内张贴公示一个月。投票将由选举委员会执行，这个委员会中含总务委员会十名成员及五位其他成员。须有不少于十名成员对候选人投赞成票，方可成为正式会员。如果有两人投反对票，候选人将被排除在外。
青岛国际俱乐部的所有正式会员，均需在当选后3周内缴清50美元的入会费。如果超出一周未缴纳，由选举产生的会员资格将被取消，除非该会员能够给委员会提供不遵循此条款的合理解释。任何会员在入会后12个月内因合理原因需离开的，可获得一半入会费的返还。自收到返还金之日起，其会员资格将被终止。正式会员每月需提前缴纳会员费7美元。正式会员候选人也需要按月缴纳会费，这些会员费将被列为俱乐部收益。
由两名会员引介并记入访客名册的访客，可享受不超过两个月的俱乐部会员优惠活动，但此类访客不允许再介绍其他访客。此类访客10日后也须每月付7美元的参与费，由他们的介绍人负责其此阶段的账单。两月后，如果访客想继续参与俱乐部活动，必须成为正式会员候选人。会员可以介绍访客，但一天内介绍访客不得超过3人，当被介绍的访客每月超过一天居住在青岛，除却最初的两个月之后，介绍人不得重复引介同一访客。在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支持的情况下，总务委员会可随时撤销授予访客的各种特权。
有意思的是，俱乐部还有一条特别规定：其任何一名离开青岛的正式会员，通过支付25美元均可被授权终生列入缺席会员名单。缺席会员若短期逗留青岛不必每月缴纳会费，除非造访时间超过10天。
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国际俱乐部都存在着，也继续着这里的温情和奢华。和以前明显不同的是，这里的成员中间越来越多地增加了富有的中国人，这里面有成功的本地商人，有清王朝的流亡贵族和前中央政府的重要官员，也包括有山东大学教授洪深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据说，富足的洪深曾在这里的二层餐厅宴请过电影皇后胡蝶。而另外的娱乐新闻，则还包括知名女星李丽华在这里所引起的交通堵塞。
在青岛俱乐部的过客名单里，诸如洪深这样的新派知识分子，并非鲜见。据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院长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第21册的记录，1934年9月13日上午和“健谈者”洪深见过面后，“晚胡秀松、雷法章宴蔡鹤卿夫妇青岛俱乐部。少时闻蔡元培尝到澄海，问之而信，于汕头主薛子珊，于澄海主李雪岩云”。晚上在中山路1号吃饭的几个人，除了记录者黄际遇，胡秀松即青岛市政府秘书长胡家凤，江西南昌人；雷法章时任青岛市教育局长，湖北汉川人；蔡鹤卿夫妇即后文提及的蔡元培和夫人周峻。
1934年的青岛之夏，一如既往的熙熙攘攘。9月1日出版的《新社会》半月刊第7卷第5期，就曾刊登《青岛海滨拾零》云：“今年夏天较往年特别的热，据说世界各国都是一样。亏我苦心设法到青岛来，却又刚碰着一场热闹，宋子文呀，颜惠庆呀，顾维钧呀，王正廷呀，刘瑞恒呀，各要人纷至沓来，害得我渺乎小民避暑不成，倒成为趁热闹了，冤哉冤哉。”接下来的几天，可记录的大事小事不少。9月7日，上海戏剧界人士为洪深离沪赴青任教饯行，席间田汉题诗《送洪深先生赴青岛》相赠；9月9日，萧红长篇小说《麦场》在青岛脱稿，后改名《生死场》出版，成为萧红和晚年鲁迅建立友谊的桥梁；9月11日，黄际遇和张煦、老舍、游国恩、彭啸咸一番长谈，也算是其乐融融；9月12日，蔡元培刚刚移居到福山支路14号，第二天就到青岛俱乐部大吃大喝了一顿。短短半个月，宋子文、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刘瑞恒和蔡元培、黄际遇、洪深、萧红、张煦、老舍、游国恩、彭啸咸你来我往的“各行其是”，也真让这个青岛之夏增加了不少热闹。
但是，国际俱乐部的大门，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敞开的。上面提到的萧红和萧军、端木蕻良、艾芜、吴伯箫这样一些贫穷的年轻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机会进入到俱乐部的花园里喝上一杯咖啡。梅林回忆，她和萧红、萧军徜徉在栈桥，唱着“太阳起来又落山哪”，在午后则把自己抛在浴场的蓝色大海里。
而对年轻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日子也不长久。1934年12月初危险逼近，某夜《青岛晨报》投资人孙乐文把萧军约至俱乐部门外，督促其早些离开青岛。同行的梅林回忆：12月初，他们坐到一只日本船的货舱里，同咸鱼包粉条杂货一道，席地而坐，到上海去。萧军和萧红离开青岛两年半后，东北青年端木蕻良到达青岛。这一天是1937年7月8日。当日凌晨4时左右，日军突然进攻宛平县城，卢沟桥战事由此开始。7月9日的青岛之夜，危机四伏。国际俱乐部门口的混乱一夜，成了端木蕻良青岛记忆的分水岭。
1930年代，青岛国际俱乐部开始更多地参与到一些重大的经济活动之中，成为城市公共事务的沟通平台。1935年春季，青岛中鲁银行发生挤兑危机，造成市面恐慌。因该银行存款户多为平民，为维护社会稳定，市政府号召本地13家银行暂借30万元拨付中鲁银行，以维持所需。不料资金到位后随即被存款人提空，中鲁银行经理张玉田与商会代表火急报告市政府。5月18日晚上，市政府秘书长胡家凤、社会局局长褚铁生在中山路1号俱乐部召集各银行开会研究对策。除中央银行经理请假未到外，在青银行经理悉数参会，胡家凤传达了市长沈鸿烈的救市意见，即“市面本已衰败，如再有银行歇业，影响势必更巨，盼各行对中鲁继续维持”。然而，到会的“各同业当即声明救急不救穷之本旨，并询中鲁账面如何，贷款手续如何，以及维持后是否即可保全”。在中鲁经理张玉田恳切陈辞下，经过多次讨论后，各银行决定再次支持政府稳定市面，第二次给予借款共10万银圆。会议经胡家凤决定，各银行所收中鲁支票一概送中国银行转账，每日下班后按照借款份额转交各出借银行。但这次紧急会议和随后通过的应变措施，最终也没能挽救危机四伏的中鲁银行，俱乐部里众银行家的一番努力，只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过，银行同业对“屋漏偏逢连夜雨”的中鲁连续施出的援手，却并非可有可无，成为城市同舟共济的互助样板。这个传统，在后来城市的发展中始终不曾丢弃。
太平洋战争期间，这座楼房的歌舞升平再次被打破，建筑被直接赋予了军事使命，直到战争结束。战后，国际俱乐部在中山路原址恢复，并很快成为公共交往的重要场所。1947年10月26日正午，山东大学旅青同学会假国际俱乐部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并聚餐，是日秋阳赠暖，出席者甚为踊跃。计到名誉会员赵太侔、刘次箫、杨季璠、周钟岐、童第周、丁山、王贯三等10余人，会员40余人。济济一堂，融融洩洩。1点宣布开会，主席陈自忠报告开会意义，及一年来工作概况，旋请名誉会员赵太侔校长、刘次箫训导长、杨季璠教务长、皮达吾会计长、周总务长、丁山教授等先后致辞，继即讨论会务，修改会章。除同学会改称校友会外，余皆一仍旧贯。最后进入改选环节，选出张佩甫、张希周、王华文、牛星垣、陈自忠、佟元俊、祝楣高、哲生、王济诚9人为理事，张怀新、孙凤英、严曙明3人为候补理事。刘次箫、丁山、周钟岐3人为监事，皮达吾为候补监事，3点餐毕散会。在恢复后的国际俱乐部，诸如山东大学同学会这样的聚会、聚餐，屡见不鲜，直到战争的威胁再度迫在眉睫。在一株迎春花的衬托下，1949年早春乍暖还寒的萧瑟，构成了青岛国际俱乐部在旧制度轨道里的最后遗像。几个月后，细雨霏霏，物是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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