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的暴风骤雨突然涤荡整个皇权的时候，青岛成了中国不多的可供挑选的世外桃源之一。海景、山境、绿树、红楼和德国法律的保护，让包括赵尔巽在内的许多风云人物，有了使紧张神经得以放松的机会。

    辜鸿铭│辛亥年

    ◎记忆地标：天后宫/总督学校/太清宫

    在表面上，辛亥年的青岛没有一丁点革命气氛。清宣统三年、辛亥年和1911年，这三个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纪年方式，揭示出了一种帝国晚年的脆弱时间逻辑。只是在钟声还没有敲响的时候，大部分人并不觉得异常。

    并且，青岛似乎有理由保持正常，因为几乎所有的征象都在指往一个方向：这个城市正在不可阻挡地成长为德国的海外模范殖民地。根据截至1910年底的人口统计，青岛德国租借地范围内有中国住民34180人。而以德国人为主体的外籍移民，大致保持在1800人上下。在这一年的夏天，青岛的海水浴场持续了以往的旅游热潮，咖啡、啤酒、赛马、帆船、射猎、登山这些有钱人的闲暇光景，充满1911年前10个月的城市现场。尽管中国住民占了绝大多数，但到今天还保留在历史记录中的人头，已经不超过100个，我们不清楚个个腰缠万贯的诸如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周宝山、成兰圃、胡存约、李德顺、刘子山们，在这个特别年份的所作所为。作为中国人和德国租借地的居民这两种并不统一的身份，使得这些地方领袖必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里。尽管在这个年度结束前，他们尚不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作为地方士绅的代表，胡存约写作的《海云堂随笔》，记录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乡村青岛。这个青岛，在1911年时已经渐行渐远。

    和这些与时俱进的城里人比较，有一个乡村知识者却不肯轻易牺牲旧名声，他在他还不曾预感到的一场革命暴风雨到来前，通过一种自毁方式，捍卫了以大清国为国家标志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尊严。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节后，这位谨守道义的即墨生员宫仲栶，在家乡南屋石村选择以一种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表达对所居村庄被划入“德国租借地”的抗议。这个默默无闻的老派知识分子离去的日子，距李鸿章和翁同龢在北京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刚好6周年。对宫仲栶和许多士子来说，这是个祭日。自缢身死前，宫仲栶留下“死者人之常事，但落个清白可耳”的遗言。宫仲栶死后7年，革命来了。

    1911年，透过德国人管制下青岛的平静外表，大清国的消亡预兆，不能说没有蛛丝马迹。但寻找踪迹的工作，却并非易事。

    1911年2月17日，已经出版十多年的《青岛官报》，改称《胶澳官报》。1900年7月7日由德国总督府创办的《青岛官报》，一直作着官样文章，主旋律文稿多用德文，涉及华人的布告、通知、告白之类，则用德文和中文对照刊出，每星期六出版一号，每期8开，4到8页，间或增至12页。今天，人们偶尔在图书馆发现几张滋润过几滴污渍的报纸，研究者往往如获至宝，以为可以得悉些殖民地真相，岂不知那个年代也有报喜不报忧的坏习惯，结果就不免失望。对长江流域前途不明朗的革命风暴的描述，大致同理，比如现在想通过这些报纸看清楚辛亥年的政治局势，就不那么容易。德国总督府关心租借地的既定秩序，以及这些秩序的运转状态，官报自然循规蹈矩。

    从2月开始，一个叫爱因哈特·舒曼的德国年轻人，开始担任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教师。他的同事中有数位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植物学家，如《数学杂志》创始人康拉德·克诺谱、量子物理学家卡尔艾利希、植物学家威廉·瓦格纳等。青岛德华高等学堂为大清国与德国联合创办，管理规则由大清学部颁布，开办经费为64万马克，其中德国政府支出60万马克，其余由大清国协筹，常年经费之大半亦由德国支付。学校1909年10月5日正式开学，德国地质学家及海军部官员格奥尔格·凯泊出任校长。学校设在火车站西南，1910年至1912年陆续建设的校园一直延展至海边。在所有建筑竣工之前，学校借用前野战炮兵部队兵营上课。当舒曼获得教职时，庞大的校园建设计划依然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中。

    爱因哈特·舒曼出生于1883年，26岁时申请获得赴青岛的教师职位，1909年9月10日从德国出发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辗转14天来到青岛。舒曼先是在皇家总督学校（今江苏路实验小学）任教，授课同时兼任总督教堂管风琴师。舒曼参与了在总督学校附近的总督教堂管风琴的安装调试。1910年10月23日总督教堂开放时，舒曼曾写颂歌在教堂弹唱。在青岛5年中，舒曼用一架木盒相机拍摄了许多照片，并一直给在德国的父母邮寄各种青岛明信片和照片，其中一张拍摄青岛高等学堂课堂情形的照片，显示舒曼和二三十位穿长衫的中国学生在上写生课，对着花瓶和烛台练习素描。舒曼在这张寄给父母的照片上写道：“我任教的班级学生在上写生课。那位正在画花瓶模型的学生颇有才华。在教室的墙上，挂的都是学生的优秀作品。”

    这一年的夏季学期结束时，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32名学生首次进行了毕业考试，有20名学生通过。其中18名学生进入高级部，大部分进入工程学科，另有一人到德国学医。与此同时，学校高级部还新开设了医学系。

    夏天，一个叫周学熙的官家子弟从市区到了崂山太清宫，每日焚香顶礼检阅《道藏》，三个月后返回青岛。太清宫的《道藏》，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刻本，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十月初三由万历皇帝敕谕赐给崂山太清宫。《太清宫志》中载有万历皇帝颁赐《道藏》“敕文”和“敕谕碑文记”。《道藏》藏于太清宫三清殿正殿神像两侧6个木柜抽屉内，按经卷册数目录存放，共计4787卷，4486册。而这个检阅《道藏》的年轻人，除了出身豪门，经历也不平凡。安徽建德人周学熙，字缉之，又字止庵，是前山东巡抚周馥的儿子。其为清代光绪年间举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筹办直隶银圆局，次年创办工艺局，督办官银号。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任天津道道台，次年任长芦盐运使。辛亥事发后出任财务总长，在天津、青岛、唐山、安阳开办有华新纱厂等企业，为民国初期北方实业界代表。周学熙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可奇妙的是，不论革命前还是革命后，周学熙似乎都是顺风顺水。而更有趣的是，在以1911年为标志的中国，如周学熙一般从容转身的人物，却又一捉一大把，根本不难寻觅。

    在周学熙崂山修身养性的同时，租借地青岛的新式教育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截至7月1日，总督府学校在校学生增长到162人。学校设置一个三年级的学前班和一个六年级的实科中学。对这些变化，具有官方背景的一张德国报纸认为：“在教育事业的形成过程中，海军管理部门始终给予特别关照，几乎所有部门都有了令人满意的进展。”早在1901年秋天，总督府学校的校舍就已经建成，包括4间面积60平方米的教室、教师用房间和教堂。1907年迫于生源的剧增，在近海处又增建了一座教学楼，并增设礼堂、理化实验室、劳作室、绘画室等。课程有德文、英文、法文、拉丁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宗教、绘画、唱歌等。学生来自青岛、香港、上海、北京、黑龙江和神户等地，以德国学生为主，也有少数英、美、俄国学生。对远途学生，学校提供专门宿舍。很快，这些孩子就成了一个崩溃的东方帝国的最年少的见证者，这些在租借地道听途说的混乱故事，让他们后来对中国的革命面目，一直迷惑不解。

    7月里，一些中国学校的德国教师在青岛进行了一次聚会。这些喝着咖啡的男男女女，举行了有关德国在中国教学活动的目标、目的和有关适用教具、教材的座谈。会议结束时，他们决定1912年再次在青岛聚会。后来在1912年4月19日出版的《远东劳埃德报》，曾愉快地报告说，这些德国教师的聚会，“表明了青岛开始成为德国在中国进行精神追求的中心”。显然，德国人对这个“德国在中国进行精神追求”的顾念，大于他们对中国革命与否的关心，仿佛这些是租借地外面的遥远事情一般。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个中国的辛亥年，1911年深秋的武装起义，的确与青岛无关。

    9月26日，一本收录了各种租借地管理章程的《青岛全书》用德文出版。全书分上下卷，涉及了参议督署德华董事章程；治理青岛、鲍岛、东镇、西镇章程总则；华人民事诉讼择要；保卫地方治安；卫生章程；保护林木章程；取缔烟土吗啡章程；取缔商工各业章程；盖户自来水接紧要章程；正用钱币衡量章程；中华商会章程；船舶码头并码头各栈户章程；保卫滋生禽兽并打猎章程；海关各项章程；买卖田地章程；消事章程；征收课税章程等等。下卷有青岛发展史、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组织法、地基方面并界内人数、商务兴盛一览表等。

    9月，英文《泰晤士报》开始在本地发行。这是青岛最早的英文报纸。之前青岛已有《德国亚细亚报》《青岛官报》和《青岛德文报》等德文报纸发行。英文《泰晤士报》的出现，似乎传递出了本地新闻传播业的某种开放信息。而这种迟到的自由表达姿态，试图表明的是租借地统治的稳定景象。这个局面，是柏林方面喜闻乐见的。

    到了秋天，青岛德华高等学堂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212名。学校在本学期开始时设立了第二个工程系、第二个法律社会系和第二个农林科学系。因此学校的高级部已包括两个工程系、两个法律社会系、两个农林系和一个医学系，总共74名学生。有28名学生学习工程自然科学专业，有20人学习法律社会科学专业，有10人在农林专业，有16名学生学医。初级部学生的平均年龄约为23岁。初级部5年的教程，学习课程有德语、历史、地理、绘画、体操、游泳，在高年级还有逻辑课。用中文教学的有：文字和语法、句子结构、古典著作、哲学、历史、地理、文学、标准汉语。除了中文专业外，教学语言使用德语，辅以中文。高级部包括工程系4年、法律社会科学系3年、农林系2年（暂时施行，计划3年）、医学系4年。各系均教授德语、汉语、科学、卫生保健和体操。法律系有英语课，医学系则用拉丁语授课。这些学生中间，相当多的家庭都具有雄厚的政治和财富背景。这不奇怪，因为这些中国孩子的父辈，十分清楚地知道一个德国人的大学，在中国代表的是怎样的上升势头。何况这个新式学校，已经获得了大清国最高层的首肯，几乎没有任何政治风险。

    10月，青岛俱乐部在前海完成施工。当本地的达官贵人开始谈论一个新去处的时候，辛亥年的标志性事件在武昌出现了。

    这一天，是1911年10月10日，也就是辛亥年八月十九日。

    1911年10月10日当天，没人知道就武昌这么些人，稀里哗啦，革命居然成了。20天后，吴宓日记大略记录了大清国首都的惊慌失措：“今日北京情状略如常日，闻初五、六两日备极恐慌，今日似又稍清。然京官眷属业已纷送出京，其逃避出京之人，日不可以数计。城中各校学生业已尽退，几乎全空，而仍上课维持如故。京津等各火车，日售票至三千余张。而以拥挤不得上车而复归者，每晨又数百人。由津至沪轮船之拥挤称是，船价确已涨至二十五元。而天津旅客客栈等处，住客已满不能容。北京亦然，租价日增。而北京市面恐慌尤达极点，汇兑亦几不通，诸人皆告窘乏。余始欲向王世叔商量借钱三四十元，以为危急时逃亡上海之预计，继思如此窘乏，决不能得钱，乃止。”吴宓的这则日记写在辛亥九月初八日，第二天，也就是10月30日，刚刚被资政院要求“明正典刑”的邮传部部长盛宣怀，由天津乘德国“提督号”商轮，经大连转往青岛躲避。

    盛宣怀离开天津的时候恰好是重阳节，在这个本应家族倾室而出的踏秋日，盛宣怀已经顾不上登高“避灾”了。他站在这艘德国轮船上，躲避的是一个正在崩溃的时代。这一天，另外有许多人的命运也和这位大清国邮传部部长类似。茫茫大海，令盛宣怀对前路迷茫。这个时候，曹丕《九日与钟繇书》所谓“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便不免令人感慨系之。是日晚，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在昆明发动起义，次日毙十九镇统制钟麟同，俘总督李经羲。

    很快，上海的庇护也失去了。11月3日一整天，张士珩顽强抵抗上海革命党人起义武装对江南制造局围攻的行动，成了这个前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对朝廷的最后忠诚。下午，作为制造局总办的张士珩，曾经扣押了前来劝降的起义领袖陈其美，并成功控制了局面。但是，是日夜，被发动起来的沪军营、巡警、商团等武装开始三面围攻制造局，翌日凌晨，起义军从防御薄弱的后墙翻入，举火焚厂，致使清廷在上海的最后堡垒终于被攻破。悲愤之中，张士珩偕襄办乘小火轮出逃，就此开始了7年的亡命生涯。

    张士珩从上海逃往青岛时的狼狈和愤怒情形，被德国传教士卫礼贤描述为是“永远忘记不了”的一幕。卫礼贤当时正在工作，张士珩突然“怒气冲冲”地出现了，情绪显得很激动。“看到他脸色苍白、不知所措的样子”，卫礼贤“非常惊异”。张告诉卫礼贤说，在制造局被攻破后，他和他的秘书历经千辛万苦才从起事的士兵手中逃出来，赶到了青岛。

    武昌起义的一个意外结果，是大清国的卫道士辜鸿铭被驱赶到了青岛。蔡元培在《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里，大致讲了故事的来龙去脉。蔡元培说，武昌起义后，上海望平街有人发传单，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

    辜鸿铭的“暂时避居青岛”，恰恰是因为发生了被南洋公学学生诘责事件。热情和权威的对抗，促成了辜的辞职。这个时候，青岛正开始敞开大门，接纳着一大批慌慌张张逃亡的前清遗老和北洋旧臣，以及形形色色的官员、寓公、隐士、道长、风水先生等等，辜不乏朋友和对手。卫礼贤在他的《中国心灵》中曾这样描述，辜经常来做些或短或长的停留。他总是像流星一样突然出现，充满各种怪念头，诅咒和诟骂新纪元、革命和该为每一件事情负责的外国人。同时他会对中国文化进行纵览，揭示先哲智慧中最深刻的内涵，富于想象地描绘古时精神活动的画面。他会在中国和欧洲的人及其时代之间做表面的对比。传教士说，坏脾气上来时，他对所有的事情不满。没有一个人他找不出缺点来。因此，他伤害了许多人。

    前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学生沈来秋回忆说，1910年他在高等学堂就读时，奥国教授赫善心博士就一直推辜鸿铭为“中国现代哲学家”。1920年沈来秋到德国，接触过不少社会人士，包括普通民众，出乎他意料的是，“辜鸿铭的名字流传于人口”。研究表明，“这一时期，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政论家”。[2]

    辜鸿铭始终认为“拳乱是人民之声”，并且他坚持认为这些“人民之声”和青岛的出现有必然联系。在林语堂看来，这些议论在他1901年出版的《总督衙门来书》一书中表露出来。这时，他正处在从迷惑中觉醒过来的心态。当然，拳乱是由传教士、鸦片及战舰等三项因素所引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记得因为杀害一个教士，中国要偿付威廉大帝青岛港口及山东全省的铁路建筑权”。林语堂相信，在辜鸿铭的《近代传教与新近动乱之关系》和《中国问题的新近纪录》里面，他的声音是尖锐的，“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充满了烈酒般的讽刺”。

    卫礼贤在青岛记录了辛亥年混乱的中国和传统知识分子的慌乱，并在耶纳出版了批判文集《辜鸿铭：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抵抗》，同时还在报刊上发表大量中国问题研究文章，如《老子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中国动乱的原因》。这个时候，辜鸿铭和那些逃亡到青岛的大清国卫道士在卫礼贤的笔下，用各种匍匐在德国租借地上的极端形状，相互证明着一种矛盾的末路信息。他们不知道，失去了惯常的帝国控制的国家，该走向哪里。

    在辜鸿铭发出尖锐诅咒的时候，一批年轻的革命者秘密进入青岛，试图借租借地的屏障，组织武装力量。这些年轻人表情沉着，意志坚定，频繁地在华人集中区的街道出入，以图获得更大更直接的资本支持，但结果却令他们失望。在到处闪烁着温暖灯火的殖民地，他们孤单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黑暗的房屋外面，徒劳无益的努力大多没有换回同情，建立完整秘密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终于沦为有始无终的泡影。辛亥年后来被戏剧化了的波澜壮阔，很容易让今天的人们将这些细节磨损掉，仿佛没有发生，但是这却是1911年青岛的真实。当寒风一阵阵刮过城市的时候，革命遭遇革命利益同盟者的蔑视、冷漠，其实比面对革命反对者的血腥抵抗，更叫人绝望。

    如果说1911年的青岛曾经有过光明召唤，这些影影绰绰的人像其实才是真正的共和先声，尽管他们和他们发出的声音，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这个日益寒冷的冬天，进入记录的共和先驱者寥寥无几，刘冠三、王麟阁、班麟书、邓天乙、丁惟汾、陈干、吕子人、赵魏、邓天乙、赵文庆、秦明堂、王长庆、贾振琨这些名字，仿佛是些没有血肉的符号，一直埋藏在城市记忆的最隐秘处，等待发掘。

    实质上，对这个简陋名单上的一些年轻人，比如赵魏、贾振琨们，辛亥年的青岛已经是最后的人生记忆了。离开青岛数天之后，他们一一赴死，用生命祭奠了热望的共和国。1912年1月15日，刚刚在青岛被推举为光复青州总司令的赵魏乘火车西行，预备宣布青州独立。18日下午，这个27岁的寿光知识青年出师未捷身先死，在青州夏庄小庙以东被跟踪的青州满营密探瑞增射杀头部，当场倒地身亡。[3]从青岛到达青州前，赵魏在潍县和久别的父亲见了一面，之后父子便天各一方了。没有人知道，瑞增掏出手枪在赵魏背后开枪射击的时候，是怎样一副表情。这个忠心耿耿的大清国士兵和年轻的青州革命领袖赵魏，一同放大了宪政道路上的腥风血雨。赵魏遇刺后，先前从青岛到青州秘密进行准备的王长庆被推举为光复青州总司令，同时撤出青州。与此同时，自日本回国的同盟会会员贾振琨也正从青岛赶往青州参加起义。当到达青州火车站时，赵魏遇害已成事实，青州独立计划败露。无奈贾转而取道诸城，2月3日随革命军一举占领诸城县城。不料2月10日大量清兵猝至，诸城顷刻陷落，贾振琨等80余人被俘，第二天在诸城北门外被杀。所有这一切，就发生在租借地青岛的眼皮底下，而青岛就如同一个冷酷的看客，在自家阳台上喝着刚刚煮沸的咖啡，对一幕幕革命和围剿革命的激烈行动熟视无睹，仿佛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青岛的平静和不动声色，令人窒息。当然，这是后来人们对德国租借地的习惯性判断。事实是，在中国南北共和革命（就是卫礼贤所谓的中国动乱）烽火四起的时候，青岛的两个教会学校开学了。11月，美国基督教北美长老会在阳信路2号开办明德学堂，招收40名信徒子弟入学。12月，通过私人捐助募集资金建设的新教总传教会青岛德华女校落成。这个非宗教性学校遵循的目的，是让中国女孩接受欧式教育。

    与此同时，来自一个邻邦的关注也意味深长。不幸的是，这种关注不久就会以一种战争的方式，显现出其背后的贪婪和残酷。在这个秘而不宣的准备期，这个东洋帝国除了不遗余力地进行关于青岛的各种资料的搜集外，也把目标放在了一些大人物身上，比如盛宣怀和另外一些逃亡的大清国政治家。10月30日乘德国商轮经大连到青岛的盛宣怀，最终听从了日本人的劝告，12月14日离开青岛前往大连，12月31日转移到日本内地。盛宣怀似乎相信，只有日本才能帮助中国恢复秩序，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本人也会脱离困厄。根据1911年末的统计，本年度在青岛的日本人为312人。4年后，当日本帝国取代德意志帝国成为青岛的新统治者的时候，这个数字一下子就被扩大了几十倍的移民数据替代了。

    在危险出现之前，一切似乎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前面提过的《青岛全书》，1912年6月出版了中译本。而似乎蒸蒸日上的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在1914年停止运转。战争爆发之前，教师舒曼离开青岛，途经香港时被英国当局押送澳大利亚，5年后回到德国。在战俘营里，舒曼办过语言学校，给战俘教授中文和其他知识。回德国后舒曼出任中学校长，并营救过一位犹太学生。

    作为张士珩的朋友，卫礼贤认为李鸿章的这个外甥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他“在中国文学方面学识渊博，罕有人能与之匹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卫礼贤觉得由张来担任江南制造局的总办，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更令卫礼贤惊奇的是，张士珩居然可以把制造局经营得很好。在传教士的眼里，张士珩是一个意志坚定并沉默寡言的人，有时候一个晚上，都难得听他说几句话。卫礼贤相信，在青岛，张士珩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道家式的冥想。遁居青岛的张士珩在今曲阜路拥宅问道，院内竹林繁茂，由南京故居迁入的一块由俞樾题写的“竹居读书处”的碑刻，曾长时间放置在园中。张士珩逝世后，张宅改建为瀛洲大旅社，但院内竹园依然保留，碑刻也一直存放在假山上。张士珩在青岛时，张宅与曲阜路8号徐世昌住处是对门。在这条普通的德国街道上，两个政治方向不尽相同的朝廷旧臣，过着相似的隐居生活。1915年3月21日，袁世凯任命张士珩为造币总厂监督。数月后张因病去职。61岁时，这个曾唱吟“欲问幽栖处，云封不可寻”的前二品衔分省补用道病逝。

    1911年结束的钟声响了。冥冥之中，仿佛1911年并不愿意阒然无声地沉入历史，而不留下一点蛛丝马迹。12月30日，一封挂号信从银装素裹的青岛寄往瑞士，信封上混贴着两枚蟠龙与三枚德国胶州客邮票，正面盖有手填挂号印及德国挂号标签，注明为由青岛挂号第023号。这大概是1911年从青岛发出的最后一声问候了，可惜我们不知道里面说了些什么。在冬雪覆盖下的青岛，仿佛一个世外桃源，美轮美奂，却鸦雀无声。这是一个容纳了不同种族、不同观点、不同立场、不同信仰、不同经历和经验的城市，在这个城市，荒诞、荒谬、荒唐和阴谋、预谋、计谋和平共处，统统不显山不露水，只等待着外面的金戈铁马，仰天长啸。实质上，要真正弄清楚1911年青岛的形形色色，近乎不可能，因为不论是租借地方面还是溃败之中的清政府、政治流亡者、官僚资本家，抑或是革命党、武器走私者、帮会、社团、留学生、地方士绅，都不希望将自己的真实大白于天下。于是，青岛1911年结束时刻的鹅毛大雪，恰好就迎合了所有人的心意，唯独留下一个一个的谜团，让后人猜度。

    2007年6月26日，当这个1911年岁末从青岛寄往瑞士的信封出现在上海泓盛春拍会上时，人们试图通过实物凭证窥视辛亥年真相的欲望，再度被勾起来。透过微微泛黄的皮面，百年前的故事仿佛就在眼前，人们探究内里究竟的冲动，突然强烈。

    1911年过去27天后，也就是辛亥年的寒冬腊月时分，革命党人在即墨武装起事，而后很快被剿灭。青岛租借地的德国人，成了熄灭这些火焰的帮凶。1912年3月22日，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为中国宪政民主事业流尽了最后的鲜血。宋教仁死后，参与暗杀活动的洪氏潜入青岛隐居，租借地殖民当局依然置身事外，仿佛不知道这件事情一样。

    徐镜心│先驱者

    ◎记忆地标：胶州路/震旦公学/日本居留民团

    在国民党的思想领袖宋教仁死去前40天，一个年轻人也死了，他叫邵麟勋。

    邵麟勋大约是为共和革命牺牲的第一个青岛人。死的时候，这个青岛机关部的招待员不到20岁，共和国已经成立2个月又11天。然而，他却依然为共和国死了。邵麟勋的死，究竟唤醒了多少人，似乎一直没有人关心。直到最后，连邵麟勋这个名字也不被记住。邵麟勋死后7个月，孙中山抵达青岛。

    邵麟勋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蛛丝马迹少得可怜，以下的文字，恐怕算目前最完整的记录了：邵麟勋，字文骐，1893年生于高密。幼年入私塾，1906年赴济南从业师求学，肄业于刘冠三等创立的山左公学，期间加入同盟会。1908年受聘潍县端本学堂教员，未几赴青岛任职震旦公学。震旦公学被封后，改名振东应考山东工业学堂，取得第一名，但因剪发未能入学。后被邓文翰聘为胶莱公学教员。暑假返回故里，复应速成陆军学堂考试，改名为琨，亦考取第一，送济南复考，因文中有沦亡二字，被黜归。执教于康家庄高等小学堂。1910年又改名文烈，考入教练所。毕业后复执教于高家庄务本学堂。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在青岛机关部充招待员，嗣后与王永福等率民军光复诸城，组建军政分府。邵麟勋随后接受的任务是赴青岛购置军械，这是革命军惯常的方式，只要不大张旗鼓，殖民当局通常会网开一面。邵麟勋回到诸城的时候，形势已趋向危急。很快，城陷，邵麟勋和民军与敌展开巷战，最后弹竭，邵等自西门冲出，被俘遇害，时为1912年2月11日。

    邵麟勋死后第二天，隆裕太后带着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在养心殿里举行了最后一次朝见礼仪。存活了长达268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了。邵麟勋的血，成为赢得这个结果的最新鲜的一滴。伴随着末代皇帝退位的，是孙中山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7个月后，这位共和革命的教父来到青岛。

    在辛亥年间的暴力革命出现之前，曾短时间会集青岛进行秘密活动的共和党人，大都有相同的经历。比如，他们多长年在周边地区生活，多在日本留学时相识，多和孙中山有直接的联系，并且在青岛有一定的同乡人脉资源。

    在这些和德国租借地保持了适度联系的共和精英中间，徐镜心则是个中心人物。1912年9月的晚些时候，他陪同孙中山在青岛访问三天，见证了共和领袖对这个城市的赞扬。在此后20个月的时间里，他在失去了最亲密的朋友宋教仁之后，也不幸将自己41岁的生命最终停止在共和道路上。

    徐镜心的政治革新倾向很早就显露出来。1873年农历的十一月初二，他出生在黄县黄山馆后徐家村一个大户人家，5岁入私塾开蒙，20岁为县廪生。在家乡时他不仅熟读经史，并已开始涉猎西方书籍。1903年春天，深感旧学“不足以致用”的徐告别家人，赴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早稻田法政大学的徐镜心，很快就开始与共和党人接触。不久，他被推举为同乡会会长。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东京，在张继的引见下，徐镜心谒见了孙。随后在8月20日的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上，孙委任他和丁惟汾为山东主盟。

    1906年春，徐受孙的委派回国，在烟台秘密设立同盟会机关。很快，他以“凌厉无前”的动作将组织扩展到山东各地。在黄县，徐利用自家的榨油作坊，办起了明新学堂和坤元女子学堂。随后，在徐的带动下，山东同盟会利用朝廷改办新式学堂的机会，在各地兴办了几十所公学。同时，共和党人的力量也渗透到了德国租借地青岛，在那里，他们也有过兴办震旦公学的短暂尝试。

    1907年初，同盟会司法部佥事长宋教仁从日本奔赴东北，策动武装起义。徐镜心也奉命到关外活动。这期间，徐镜心还曾担任《盛京时报》的主笔，撰写了鼓吹共和革命的时论和诗文近百篇。徐的活动终于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在被缉捕时期，徐虽被迫避往他处，但依然和宋教仁一起，以木植公司作为掩护，加紧实施东北义举。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风暴吹至北方。湖北军政府传檄山东，希望“速举义旗，右我鄂军。西发临清，扼南北之咽喉；北出渤海，攻塘沽之险隘。直捣巢穴，复汉官之威仪，建共和之民国”。徐镜心等拟定了《山东独立大纲》，并在11月13日逼迫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可惜，山东独立的把戏仅上演了10天，便破灭了。徐镜心被迫离开济南赴上海，与沪军都督陈其美及湖北军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磋商南北策应战略，以图戡定山东。

    1911年12月，徐镜心率10余共和同志辗转返回烟台，筹款组建起义武装。后因行动受挫，徐被迫和刚刚返国的掖县日本留学生邱丕振撤至大连。邱早年曾在青岛学习德语，肄业于振武学校。在大连，邱变卖了家产，帮助徐购买枪械武装部队。1912年1月14日，徐镜心率领200余军民，乘船从大连一举袭占登州，三天后光复黄县。

    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山东同盟会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徐镜心出任同盟会山东分会会长。9月，孙中山途经山东，在济南和青岛两地短暂停留，徐镜心全程陪同。在青岛，孙会见了德国总督、同乡和部分共和同志，并在青岛特别高等学堂发表了演讲。后来陆续发现的文献证明，孙在青岛的所有公开谈话，都回避了对政局的评论，却对青岛的开发、建设和管理表示了肯定。在此期间，徐镜心没有发表意见的记录。

    1912年冬，徐以山东参议院副议长身份当选北京民国政府参议员。有记载说，在京期间，他曾当面告诫袁世凯：“总统者，公仆也，国民者，共主也。仆无自己意志，以主人行动为行动。总统能为此，则中国治，否则中国乱。”袁道：“昔闻子鉴，今见子鉴矣！”

    1913年3月，袁世凯被怀疑策划暗杀了在国会大选中获胜的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徐镜心即在参议院首倡弹劾袁世凯，要求查办国务总理赵秉均，并在北京《顺天时报》上著文：国人念念不忘者，只有“共和民国”四字，谁若不顾民意，擅行专制，即为“共和之蟊贼”。徐的命运，在他发出对“国人之罪人”的声讨后，已无可逆转。

    1914年3月4日，徐镜心被秘密逮捕，5月7日遇难。一年之后，和徐镜心在烟台一起举事的邱丕振，也在济南被杀害。

    在致力于共和的早期活动中，刘冠三有许多次机会和青岛相遇，比如在1908年济南杨家庄山左公学被查禁后，他离济赴青创办震旦公学；比如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奔赴青岛组织革命武装；比如1912年他随同孙中山访问青岛。

    刘冠三是高密县康家庄人，1872年出生，少时曾在城里大户李家陪读。在第一次进入青岛前，刘的基本经历是：1902年考入山东师范学堂；1906年经谢鸿焘介绍加入同盟会；1906年春与丁耕农集资，在济南白雪楼创办《白话报》抨击时政，开山东共和宣传先河。因言论激烈，《白话报》引发朝廷不满，数遭封禁，至次年夏被迫停刊。在开办报馆的同时，刘冠三着手筹办济南山左公学，借此聚拢青年，密谋推翻清廷。在山左公学遭查封前，授业学生已增至数千，且半数以上加入同盟会。

    从济南成功逃亡到青岛后，刘冠三很快就参与了震旦公学的创办事务。在和他创办震旦公学有关的史料中，显示合作者有陈明侯、酆文翰、李兰佩、赵惠斋等，而先后在胶州路租赁房舍任职或任教的人中间，则有陶成章、商震、吕子人、徐镜心、邵麟勋等。但关于具体的校务活动，涉及刘冠三的部分同样缺少基本情节。可以看到的记述仅仅是公学“曾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号召推翻帝制”“声威和影响极大”等。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在关于刘冠三从青岛开始的新一次出逃过程的叙述里面，却充满了戏剧性，其中化装和独轮车的细节，渲染了出逃行动的仓促和紧张。据一个流行版本的描绘，1908年的最后几天，朝廷终于下决心与青岛德国总督交涉，要求查禁震旦公学，并“引渡”刘冠三。刘冠三闻讯后，化装成农夫，星夜离青回籍。因当局追捕甚急，他遂推起独木轮小车，决计远游。此后，刘冠三先去诸城，过沂水，经曹州，至河南开封，奔安徽，返山西、河北、察哈尔及蒙古柴青堡等地。一路上，他似乎没有忘记使命，依然进行了诸如联络故交、发展盟员、鼓吹革命这样一些活动。刘冠三的逃亡历经两年，行程万里，在这个过程中，刘写有“一程风，一程雪，前行不怕虎狼恶”的诗句。

    在逃亡中，刘冠三和商震曾在新蔡县刘芬佛私塾有过一段共同避难的经历，那里是同盟会秘密设立的一个联络机关。当时和刘冠三、商震在一起的还有朝鲜人金秉万，以及新蔡县的刘芬佛、阎子固、刘纯仁、任芝铭、单懋统等共和革命支持者。

    1911年，因积劳成疾，刘冠三到北京山东会馆养病。至秋，身体康复后回山东，约刘溥霖、蔡自声等秘密组织山东同盟会机关。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在济南召开各界人士会议，成立联合会，并推举山东巡抚孙宝琦为总督，宣布山东独立。之后，刘冠三再一次进入青岛。

    刘冠三重新回到青岛的原因，据说是“他感到孙宝琦不可靠，遂奔赴青岛，与王麟阁、班麟书、邓天乙等组织革命武装”。但关于刘的这次青岛行程的结果，却不见记述。从其他资料看，在1914年之前，青岛并没有产生出一支有组织的共和武装。

    山东独立失败后，刘冠三赴上海拜谒孙中山，被委以领导山东革命的职责。回鲁后，刘冠三即发动了高密、诸城、即墨、安丘、青州的独立运动。

    民国建立初，刘冠三先后出任山东同盟会副会长及临时省议会副议长、山东省留日学生监督等职。1913年国会选举时，刘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据说，袁世凯曾有收买刘冠三的企图，但刘不为所动。在此期间，刘冠三还多次援救过被捕同志，商震被捕时，刘即声称捕错了人，并将其子易商放出狱，促其逃走，后又设法救出其子。

    1914年初刘冠三的被捕，应该是袁世凯的指使下令。后幸赖商震、侯延爽等人营救脱险，刘始到陕西总督陆建章门下避难。1917年，段祺瑞揽权，刘冠三奔赴广州，协助孙中山成立护法政府，并被委为山东招讨使，全权负责山东军务。刘冠三回省招募旧部，成立护法军，屡挫北洋军，并击溃山东都督张树元部。

    1922年国会恢复，刘冠三回北京，复任国会议员。时曹锟为谋取总统，贿买议员。丁惟汾、王乐平等联合会员赴上海对抗。这时，刘冠三却坚持不住了。身患肺癌未走的他，最终接受了曹锟的贿赂，带领一些议员为曹锟投标。后因为病情恶化，刘冠三于1925年7月1日病逝于北京。

    对青岛来说，1908年是个普通的年份。但对于包括陈干在内的革命者而言，这一年却是这个城市的共和元年。使秘密的颠覆行动在这里成为发动机的标志，就是陈干缔造的震旦公学。

    因为陈干，也因为陈干的许多同志，一个仅仅存在了10个月的学校，一个会集了最早的本土民主力量的地方，成为1908年青岛最值得记录的地方。今天，尽管人们走过胶州路的时候，已不会对曾经在那里出现过的震旦公学，对那里曾经发生过的关于共和的种种谋划有任何直观的印象，但是，共和锐利的破土之声，却依然可以在那片坡地的上面，在某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早晨，发出震撼人心的回音：头角兮山崩，撞破自由钟；嘴唇兮海裂，喝尽匈奴血。翻身登上大舞台，雷火天地开。转脚踏渡昆仑顶，风雨欧美并。

    1881年12月29日，陈干出生在山东昌邑白塔庄。16岁时，他开始去东北谋生。1901年5月，陈至京师投营，1904年始随赵尔巽习军。1906年正月，陈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不久，当东三省同盟会在高丽门外郭家店集合准备暴动时，消息外露，赵尔巽派出一营清兵围捕，陈干与商震等人逃往辽阳。1907年，陈干由东北回到山东，进行秘密组织的扩展，吸引吕子人、李长庚、陈希孟、肖香坡等多人加入同盟会。

    1908年正月，陈干等在青岛着手创办震旦公学。这是一个具有速成特征的共和培训基地，军事课程的设置，使得这个学校与一般的普通公学很容易区别开来。革命者希望通过公学的招牌可以掩护共和党人在德国租借地的秘密活动。资料显示，丁惟汾、刘冠三、张继、吕子人等人在这个特殊学堂的创办过程中，都有过积极表现。根据不完整记录，公学的教员有保定商震、浙江陶成章、湖南陈汉元、山西景梅九等多人。当时，在日本的章太炎闻讯后曾大为兴奋，认为“青岛大有可为”。

    关于震旦公学此后数月的活动，已有的资料没有显现出任何完整图像。而在同盟会内部，原始文献的寻找则更加困难。一般的叙述多强调，学校所设课程“一切皆以革命主义为教”，注重共和思想启蒙，同时认为公学关心对学生的军事技能培养。在把共和思想向社会民众传播方面，公学似乎也有尝试，据说曾有“蜂起加盟”的局面。但是，关于学校是否曾购置过武器以为武装起义进行准备的说法，却存在着争议。依据后来对公学一些学生踪迹的追访，同样也不易结构出可信的原貌。这样，曾经的震旦公学就如同一个火星在寒冷的青岛天空上迅速划过，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青岛震旦公学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德国方面不希望任何具有革命色彩的东西出现在租借地中间，同时也不愿意因此引发和山东当局的不快。后来公开发生的“保矿”事件则激化了矛盾。这样，在1908年冬天，公学被以参加保矿活动有碍治安为名查封就是自然的事情了。是年12月，青岛总督在总督府约见陈干，通知他在30天内离开青岛，并要求同时关闭震旦公学。陈干以公学没有触犯德国法律，“有碍治安，也无封禁之理”进行争辩，终不获通融。最后，公学在一种对峙的状态中被强行关闭，陈干遭驱逐。

    1909年10月，离开青岛的陈干在长春组织山东同乡会。辛亥事变后，陈干被陆军总长黄兴任命为山东民军统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干被授少将，任三十九混成旅的旅长。1917年，陈干被调往济南，任山东政务厅厅长。但没过多久，陈干就在混乱的分裂现实面前失去热情，遂于1918年辞去职务，避居青岛。

    1922年9月5日，黎元洪任命陈干为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委员，交涉山东归还问题。陈干与王正廷等4人为谈判代表。1922年12月1日，日本将青岛交还给中国。在山东归还谈判中，陈干被康有为视为“鲁案砥柱”。

    1926年11月至12月间，陈干去南昌谒见蒋介石后被任命为军部参议。1927年9月，任第二支队司令，率部转战千里，一举攻下韩庄、枣庄。就在这时，电文迭至，令陈干撤军返宁。到南京后不久，陈干即成为派系争斗牺牲品，死时年仅46岁。陈干死后，他的朋友商震在他的昌邑坟地立下了“故陆军中将陈公明侯纪念碑”。

    盛宣怀│一个溃退信号

    ◎记忆地标：宁阳路/湖南路

    从1910年开始，盛宣怀生命中间的最后4年，注定要在动荡中间度过。是年正月，清廷委派给了这个李鸿章最得力的前助手一个尴尬的职位——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于是，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熟悉煤铁矿务，督办过铁路、航运、电报、邮政、纺织厂、铁厂和公学，管理过财政商务事务的盛宣怀，开始如履薄冰。

    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后，盛宣怀重新获得了被起用的机会。七月初十日，盛氏到达北京，赴邮传部本任，并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十二月初六日，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左侍郎，吴郁生为右侍郎。1911年5月，内阁改制，盛氏由本官简授邮传大臣。受事数月，盛宣怀收回邮政，接管驿站，规划官建各路，拓展川藏电线，厘定全国轨制。

    随后，朝廷接受盛宣怀的建议，决定所有在1911年以前批准的干路各案一律取消。盛氏主张将先收归国有的川汉、粤汉铁路所招各股，改换官办股票，同时又议订与英、德、法、美各银行600万镑借款合同。盛氏的这个举动，引发了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的保路运动，导致中央官员群起指责盛宣怀肇祸，盛成为众矢之的。8月19日，革命党发动武昌起义，各省相继响应独立。盛宣怀电请袁世凯出山，同时向清廷推荐袁世凯。资政院弹劾盛违宪、乱法、激兵变、侵君权。九月初五，盛宣怀被革职，永不叙用。于是，盛宣怀漂泊的日子，开始了。

    对从1911年到1912年的青岛来说，盛宣怀的到来，是个不小于孙中山到访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说，孙在1912年秋天的短暂访问还具有选择返程路线时的偶然性，那么盛在10个月前的避居，显然就具有了现实的示范意义。这个已接近70岁的洋务老人颤颤巍巍地迈向德国租借地的步伐，像一个燃烧在烽火台上的溃退信号，迅疾就变成了一个涌往东南海岸的集体逃亡行动。这样乌烟瘴气的浩荡场面，鱼龙混杂的热闹程度，为历史罕见。就此，数以百计的达官显贵的到来，书写出了青岛殖民地晚期时光里面最光怪陆离的政治风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盛宣怀并不知道他具有这样大的号召力量。实质上，这个号召力的源泉，的确也不是来自盛氏，而是租借地的德国当局。盛大人不过是个探路者，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盛大人给人的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信号，因为他似乎并无意久留。从1911年开始，盛宣怀在青岛居住的时间并不长，很快，他就去了日本。

    两份权威媒体对盛宣怀的避居青岛保持了必要的敏感。特别是由于盛宣怀的出现而带来的开放，是舆论界始终抱有兴趣的。因为，青岛政府不平等的隔离法规一直存在着。它明确规定，不允许中国人定居在租借地的欧洲区之内。“但是，自从最后一任的满清交通大臣盛宣怀被允许在此居住之后，许多中国的政治难民便前来这个城市定居。德国统治者向他们提供了种种便利，并不去询问他们对现政府是友好还是反对袁世凯。”1914年11月出版的《远东评论》相信，毫无疑问，青岛作为一个庇护所已经向中国难民们敞开了大门，不论他们是属于哪一个党派，都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而在更早时的上海《申报》，则对盛宣怀来到青岛后的行踪，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消息涉及了其住处的转换和在青岛获得的待遇，比如出入都有政府提供的武装保护等。

    《申报》关于盛宣怀的报道出现在1912年的1月7日，而3天后同样在上海出版的同盟会总机关报，则又披露了盛已于1月3日匿名前往日本的消息，报道同时引述了盛的自白，否认了他在青岛期间的种种传闻。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通过其代表给了盛宣怀一个口信，表示民国对他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孙中山同时说，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9月，盛宣怀从日本回到上海。1913年2月22日，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推选盛氏为总经理。这时期，盛宣怀认为孙中山在兴办实业方面“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同时相信袁世凯“措置大局，举重若轻，实超秩乎汉、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无不及”。当革命党人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时，盛宣怀重新避居青岛，希望袁军获胜。1915年，日本曾利诱盛同意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遭拒。

    1916年3月25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终年73岁。

    赵尔巽│逃亡者

    ◎记忆地标：上海路/中国剧院

    在进入青岛尝试短暂停留之前，赵尔巽历时40年的政治履历，已让他的行踪几乎遍及了大半个中国。这使得他与一同流亡青岛的晚清同僚们，有了些许的区别。早年，他去过湖北、福建、广东、贵州、安徽，后来又到过陕西、甘肃、新疆、山西、湖南、盛京，继而任四川、湖广、东三省的总督。但是，在1912年的晚些时候，告退离任的赵尔巽选择这个德国的保护地隐居，则和其他陆续到达的晚清政治家有着大致一样的理由。

    在革命的暴风骤雨突然涤荡整个皇权的时候，青岛成了中国不多的可供挑选的世外桃源之一。海景、山境、绿树、红楼和德国法律的保护，让包括赵尔巽在内的许多风云人物，有了使紧张神经得以放松的机会。赵尔巽在这里发出的“欲逃庄叟人间世，来听成连海上琴”的感慨，大约可以看作是这个“识见通达”者的真实精神状态。至少，在某个闻奏《归去来辞》的瞬间，他或许能够真正体会到血腥政治角逐之外的平静。

    对赵尔巽的政治作为，传统的评价多指“所至以廉能著称”，曾“力扫数百年积弊之巢穴”等。早年在御史任上，他也被认为“抗直敢言”，而“极谏”则更是扩大了他的声誉。赵尔巽的为官作风，被描述为“自奉俭约”，以实为务，比如“新任就道，尝微服入境，屏绝送迎”，比如“居官则未明即起，烛下治案牍辄二三小时，以俟天晓”，等等。从这些记录看，赵的“治事精覆”和“识见通达”，应该是得到了认同的，这也为他以后不断上升的仕途开辟了宽阔空间。

    赵尔巽成为共和的敌人是必然的。在任东北三省总督时，东北党人欲起事，赵尔巽就曾以“保境安民”为名断然镇压，迫使东北革命转入地下。而其弟四川总督赵尔丰，则直接在辛亥年时为革命党人所杀。武昌起义爆发后，赵尔巽更在《忠告于武昌此次肇祸诸君》函电中声称“倘若执迷，则所谓子能覆楚，我必能复楚者”，以申包胥自居的赵尔巽，复仇之势已不加任何掩饰。

    显然，逃亡青岛隐居的赵尔巽，“复楚”梦想是不可能有机会实现了，这不仅仅是赵尔巽的宿命，也是整个清王朝的宿命。寓居的日子，赵尔巽和与他命运类似的一班政治流亡者一样，在享受平静和无聊的等待中，打发着时光。这时候的这些大人物，已没有了前呼后拥的气派，平常的消遣，不外是琴书留赠，游山玩水，看电影，喝大酒。根据一些零散资料的记录，从任东三省总督时赵尔巽就和挚友吕凤岐的女儿吕美荪保持了长时间的联系，并给了这个女诗人许多关照。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青岛。后来，吕美荪也来到了青岛客居，但这时她已没机会直接表示对赵尔巽的感激了，因为在1927年的秋天赵已去世。

    尽管赵尔巽在青岛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后来本地还是陆续发现了一些和他有关的档案文件。2005年5月15日，一家拍卖公司竞拍的25件赵尔巽所藏纸本档案，就是在青岛发现的，这些已有虫蛀的清末写本，拉近了人们和赵尔巽被时间涂抹的距离，也使得赵尔巽的青岛生活开始变得有声有色了。

    1914年，北洋政府国务院呈请设馆纂修清史，“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鉴于无穷”。依照郑逸梅的说法，欲借修史以网罗前清遗老的袁世凯于是“特辟清史馆修撰清史”。当时，在史馆主持首长的选择上，需要既是大清贵宦，又要与袁氏要好者，而隐居青岛的赵尔巽恰与袁世凯关系较好，且为满宦寓公之魁。因此，袁世凯最终选定赵尔巽出任清史馆总裁。

    1914年8月，袁世凯派秘书吴缪携亲笔信前往青岛拜访赵尔巽，以说服赵赴京修史。似乎吴缪在青岛花了不大的力气，就完成了袁交代的任务。赵以“修史与官服不同，聘书亦非命令”为理由，给了自己一个台阶，就以“辞谢不获”状从命了。而同时被邀担任清史馆副馆长的刘廷琛和于式枚，却拒绝了邀请，坚持不离开青岛。次年，自嘲“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的赵尔巽到达北京，向袁提出了“往代修史，即以养士，欲援旧例，以絷遗贤”的要求，袁当即答应，并拨给了充足的经费。赵尔巽遂“近取翰苑名流，远征文章名宿”，使《清史稿》在经过14年的纂修后问世。

    1927年9月3日，赵尔巽在《清史稿》告竣后逝世，终年84岁。赵尔巽死后不久，《清史稿》刊成。不过，这本才印刷了1100部的《清史稿》一出来，就被论者发现了藐视先烈、反民国反革命的倾向。北京故宫博物院马上递呈南京行政院请禁发行，不出数月便遭国民政府禁锢。

    溥伟│一些阴谋和半吊子阴谋家

    ◎记忆地标：沂水路/青岛俱乐部

    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头，当一场针对满族王朝的灾难降临北京时，踏上逃亡道路的第二代恭亲王溥伟，并不知道他的离开将是永久性的。他的第一站是青岛。他觉得，他有机会在这个德国的租借地获得短暂的喘息，以争取时间恢复丢失的光荣。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历史并没有给这个满族皇亲任何机会。他的希望和曾经健康的身体，在从青岛开始的漫长流亡中，一点一点地被腐蚀掉了，直到1936年1月连生命一同丢失在新京的一家旅社里。这一年，这个末代恭亲王56岁。

    1912年2月，刚刚到达青岛的溥伟才32岁。他的到来，让这里此起彼伏的复辟狂热，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对溥伟漂泊青岛的原因，溥伟儿子的描述是，父亲曾经试图用具有“尚方宝剑”威力的白虹刀杀袁世凯，但由于“清朝内部一时犹豫，袁世凯没有杀成”，溥伟“怕袁世凯报复，就跑到德国的租界地青岛了”。这个说法或许大致符合事实，但却显然简单化了点。其实，是不是想杀袁世凯并不是溥伟出走的关键，因为在失去了皇权的实际保护之后，曾经的官房大臣、正红旗满洲都统和禁烟事务大臣的逃亡，已实属必然。

    溥伟的青岛行踪，资料和传闻很多，这中间就包括了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中大量可信任的记录。在这本1926年出版的个人见闻录里，卫礼贤用了一个完整的章节来叙述溥伟的青岛行状，他的政治抱负、性格、喜好，他的前朝回忆，他在艰难时刻的表现。显然，卫礼贤并不掩饰他对这个中国贵族的好感。通过在青岛的密切交往，溥伟和卫礼贤成了朋友。卫礼贤对溥伟的描述，真实勾画出了奕訢之后的第二代恭亲王和青岛发生的种种联系的细节。在许多的事件堆砌中，溥伟和青岛发生联系的主线，始终是围绕着试图恢复清朝丢失的皇权这个政治目标。这是溥伟的心病。在卫礼贤看来，恭亲王对挽救王朝表现出的坚定和执着，显然非其他皇族可比。

    据说，在日军1914年占领青岛后，溥伟曾说过这样的话：“有我溥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尽管这是一句没有文献可考的誓言，但却也符合溥伟的性格。在青岛，他和善耆举起“满蒙独立运动”的旗帜，重建已被解散的宗社党，还在辽东一带招纳武装，秘密组织勤王军，为复辟清室全力以赴。1916年2月，溥伟在青岛还曾收到前陕甘总督升允自东京送来的密函，获知升允已经联络到了日本上层力量，支持恢复清室活动。在这一消息的鼓舞下，溥伟遂和善耆马上加快了行动步伐，预谋6月中旬在辽南一带举事。不料6月6日袁世凯突然病死，日本政府随之改变政策，将宗社党军队和蒙古骑兵解散，辽南举事落空。1922年2月，善耆死亡。于是，溥伟恢复清室的计划便一步一步地成为泡影。

    从表面上看，溥伟在青岛行状有三个典型的场景曾经被渲染：一次他和卫礼贤在一起时为小提琴的旋律所感动，并评价其与中国的古琴同为雅乐；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他心灰意冷，常在前海沿一带踢足球，开始游山玩水；1918年康有为来青，两人成为至交，已准备北上旅顺的溥伟将自己的家具送给了康有为。

    1922年秋天，溥伟从青岛移居大连。溥伟的离去，和日本人将青岛管理权交给北洋政府有直接关系，“既反对共和，又想复辟”的他，始终都是民国的敌人。后来在大连黑石礁筑星浦山庄闲居的溥伟，主要是通过与文人的诗画交往打发日子。这时，他已经清楚知道在“东风处处皆芳草”的“春日”，只能“惆怅天涯恨未归”了。此后的14年，在经过了和溥仪徒劳的钩心斗角并体味到生活的艰难后，溥伟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于长春旅社。

    2004年9月15日，恭亲王溥伟81岁的儿子向修缮中的北京前海后街恭王府博物馆捐赠了一幅溥伟手书“静观”。爱新觉罗·毓嶦说，意外发现的书幅是溥伟在青岛时写给一个日本人的，此人后来把字带回了日本。日人亡故后，其妻就把字送给了福冈一个装裱师，毓嶦恰巧认识这个装裱师，这幅字就这样又回到了恭王府。但到了这个时候，恭亲王和恭王府早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权力符号了。对大多数有兴趣探讨这段历史的后人来说，可以静观的，或许恰恰是王朝分崩离析后的世态炎凉。

    劳乃宣│此行为归故乡矣

    ◎记忆地标：礼贤书院/上海路/崂山

    不知道是不是和卫礼贤的记述以及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的记录有关系，关于劳乃宣青岛作为的一些叙述，集中在了尊孔文社和所谓十老会的日常活动上。实质上，就卫礼贤而言，尊孔文社或许是个新鲜的玩意，但对于政治失意的劳乃宣们来说，这个松散的泛精英文化组织，不过是个体面地打发闲暇时间的去处。自始至终，尊孔文社并没有进行多少有价值的学术建设工作，也没有形成规模影响。很快，它就和它的组织者们一样，被遗忘了。

    其实，对“自命孤臣”的浙江桐乡人劳乃宣和“德国人专为收藏这流人物”而设的尊孔文社，溥仪的不以为然早就不加掩饰了。在《我的前半生》里，对这个宣统三年（1911年）的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在辛亥后“躲到青岛”的行为，年轻的末代皇帝直接表示了轻蔑。他说，“那位给梁鼎芬在梁格庄配戏的劳乃宣，在青岛写出了正续《共和解》，公然宣传应该还政于清，并写信给徐世昌，请他劝说袁世凯。这时徐世昌既是清室太傅同时又是民国政府的国务卿，他把劳的文章给袁看了。袁叫人带信给劳乃宣，请他到北京做参议”。到了这里，溥仪和劳乃宣矛盾的实质，就完全泄露了。“还政于清”没问题，但要看是谁代表“清”施“政”。既然不是他溥仪，劳乃宣无疑就是个小丑了。

    劳乃宣最后的嘹亮声音，是在他进入青岛前3年发出的。1910年，对儒家法律观念有着极高认同感的劳乃宣，针对《修正刑律草案》向宪政编查馆送上了《修正刑律草案说帖》，表示“且夫国之有刑所以弼教，一国之民有不遵礼教者，以刑齐之，然后民不敢越。所谓礼防未然，刑禁已然”。他认为，新的刑律“其立论在离法律与道德教化而二之，视法律为全无关于道德教化之事。惟其视法律为全无关于道德教化之事，故一味摹仿外国，而于旧律义关伦常诸条弃之如遗”。因此，劳乃宣呼吁，“上谕内‘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之宗旨，必当以恪守矣”。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罗振玉评价劳乃宣说：“公平生为醇儒，为循吏。斥拳教于星火未燎之时，争法律于彝伦将斁之日，论政体于凶焰方张之世，古人所谓不惑、不忧、不惧，惟公当之无愧色。”这是写在《韧叟自订年谱》序里的话，历史上，被罗先生称为“不惑、不忧、不惧”的人，不多。就是这么一个评价，劳乃宣大概也当满足了。

    1913年冬自涞水移居青岛，劳乃宣发现“劳山之麓为吾家得姓之地”，应该算个不大不小的意外。他自云：“癸丑冬，应德儒卫礼贤尊孔文社之招，移家青岛，在劳山麓。《通志·氏族略》云：劳氏其先，居东海劳山，是劳山者吾家最古之祖居也。”于是，劳乃宣便感慨“此行为归故乡矣”。不过，到这个时候，劳乃宣显然并不准备长时间停留在“故乡”，也并不知道自己会终老在这里。

    1914年，袁世凯任大总统，设参政院，聘劳乃宣为参政，他“固辞不受”。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授劳乃宣法部尚书。对这个司法部长的职位，时正居曲阜的他以衰老请辞，但愿以闲散备咨询。不料因函件未达而事败被通缉，劳乃宣只好重新避居青岛。如此，这个做官兼做学问的韧叟，再也没搞出个什么名堂。1921年6月17日，劳乃宣在78岁的时候病逝于青岛。

    对劳乃宣，赵尔巽等撰的《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二记：“乃宣诵服儒先，践履不苟，而于古今政治，四裔情势，靡弗洞达，世目为通儒。”而学界则一般评论其兴趣广泛，对经史、礼制、刑法、历算和教育都下过功夫，用力最多的在语言文字学。

    劳乃宣从政多在基层，历任河北南皮、完县、午桥、临榆、清苑、蠡县等数县知县20余年，所至重农兴学，开发民智。在经过杭州求是书院监院和浙江大学堂监督之后，劳乃宣1908年任宪政编查馆参议，1910年任资政院议员，并任京师大学堂总监、学部副大臣及代理大臣。

    劳乃宣著有《古筹算考释》《筹算浅释》《垛积筹法》等数学书7种，《合声简字谱》《简字丛录》《简字全谱》等简字书籍5种，另有《等韵一得》《遗安录》等。其著述后人辑为《桐乡劳先生遗稿》，《韧叟自订年谱》列于卷首。罗振玉所谓“不惑、不忧、不惧”的评价，就出现在《韧叟自订年谱》的序里面。

    王垿│寄庐里的寄叟

    ◎记忆地标：陵县路/山东街/天津街

    王垿成为“山东京官领袖”的过程，大致和他历任的詹事府詹事、左右春坊、左右赞善、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翰林院学士授内阁学士、法部阁右侍郎、弼德院顾问大臣等职位有关。上任法部阁右侍郎以后，这个出自书香门第的莱阳人，基本上符合了“官居要职”的标准。但是，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坛上，王垿终究算不上个重量级的人物。甚至，在今天要找到一些有关他的职务作为的连续记录，都已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比较起来，在法部阁右侍郎这个职位上的另一个法学家沈家本，却以力图“变法自强”的实践，成为清末“法学之盛衰与政治之忽实息息相通”的代表人物。

    王垿之入史，似乎和他曾任的“要职”关系不大。其擅书的招牌，使他后来戏剧性地演变成了一个和艺术收藏联系密切的书界闻人，他的政治作为，就如同一个模糊的背景，不怎么被人注意了。然而，离开政坛看王垿，毕竟不完整。

    实际上，在寓居青岛之前的几年，王垿在山东矿争和莱阳税捐事件中，有过显示其真实面目的突出表现。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份由优游书屋主人撰写的《拨开迷雾看王垿》里面，王垿被作者认定是一个“与孙宝琦一道被钉在历史羞辱柱上”的不光彩者。根据《山东旅京同乡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的记载，在处理和德国之间的山东矿产纷争过程中，山东巡抚孙宝琦曾就五矿问题，函询过包括王垿在内的同乡京官意见。结果在“全体反对”中，“王竟以一人之私意，冒全体名义以许之”，最后导致孙听命王垿一己私意，以340000两白银赎回本该按期交还的矿权。

    1910年4月，莱阳突遭霜变，粮价飞涨，柏林庄村曲诗文倡议成立联庄会，欲向官府讨还积谷。6月，曲诗文领导的抗捐抗税事件爆发后，王垿在是月18日致电孙宝琦，明确表示“莱阳土匪焚掠甚獗，望速派兵妥办”。7月13日，清兵血洗莱阳，曲诗文事件始被平息。随后，官兵在搜捕失散的起事者时，放火烧毁了13个村庄1834户人家的13400余间民房，炮轰掠杀百姓4802人，造成空前浩劫。

    7月31日，《盛京日报》刊发《莱阳惨案内幕》，披露王垿参与派兵进剿莱阳内情。8月3日，《申报》刊载京师通信，云“此次莱阳激变，王侍郎垿于有力焉，山东人无不恨之入骨”，而“王垿电嘱知县请兵，罪更不容于死”。

    8月19日，《时报》认定“王为此激变之主谋”。9月18日，《大公报》则直言：“孙宝琦官于鲁者也，王垿生于鲁者也。鲁为秉礼之国，周公、孔子之遗风在焉。乃竟以野蛮之手段对鲁人，致启鲁之公愤，于此可以卜礼教之衰。”

    根据1910年9月《正宗爱国报》第1352号的记载，旅京山东各界人士，“无人不痛诋同乡王侍郎及本省孙抚之罪”，拟聚督察院呈控。王垿闻知，即备宴廊房头条同兴饭席，遍下请帖，特约同乡旅京绅商素有望者数十人。然请客之日，竟无一人到场。王遂又寄望于督察院督御史张英麟，此前，王曾“为莱阳兵变事，求张英麟开脱彼罪”。9月15日，旅京山东人士3000余，齐集督察院请愿。公呈上递后，张英麟左右为难，最后促使清廷颁布谕旨，罢免了部分中下级官吏。罢黜王垿的努力虽未遂愿，然对王垿的打击不可谓不致命，此时的王垿，已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了。

    不久，清廷落劫，王垿随大批官吏逃亡青岛。然而，和张勋、康有为及刘廷琛等人不同的是，王垿时已不闻政事，一心甘做寓公，且结交了吴郁生等一班同好，彼此唱和，舞文弄墨。在青岛，王垿所题书匾曾有聚福楼、春和楼、瑞福祥、谦祥益、洪兴德、天德塘、裕长酱园、泉祥茶庄等名号，可惜时过世移，多已不存，唯所题崂山明霞洞刻石至今犹在。

    从照片上看，王垿五官端正，仪表堂堂，这和传说晚年嗜酒的他形成鲜明对照。据说，王垿后来鬻书自济，其价甚低，不论求者是商贾大吏还是贩夫小女，见钱即写，有求必应。时王垿穷困潦倒、失意颓废的状态和作为太后宠臣呼风唤雨的样子，已是天壤之别。

    王垿偕妻李氏举家流寓青岛后，择地势空旷的今陵县路25号建楼，自号寄庐。王垿这个寄叟晚年一直居于此宅，直到1933年冬76岁时终老。王垿的子孙后代多居于青岛。后人藏有其照片、书作及其科举考卷，并撰有长文《王垿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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