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治泰│斯泰尔修会的青岛路线图
◎记忆地标：圣言会会馆/天主教堂/圣女修道院
天主教传教修会圣言会，1875年9月由艾诺德·杨生神父在荷兰小镇斯泰尔创立。这一年的开头，刚刚19岁的大清国第10位皇帝爱新觉罗·载淳死了。不论是对自己的国家、国民还是懵懵懂懂的西方世界，这个属龙的傀儡皇帝都来不及了解更多，也没什么作为。他任内最重要的贡献，大概就是设立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使大清国与外国的政治、宗教、贸易联络有了条名正言顺的通道。不过，尽管路看似是通了，大清国和各路强国大大小小的麻烦事，却并没减少。这总理衙门就像个皇帝身边的农贸市场，天天熙熙攘攘，坏事情比好事情多。6岁就登上帝位的同治帝，把他亲娘叶赫那拉氏累了个半死，到终了也是一团乱麻。这边同治皇帝奔赴黄泉了，那边巴伐利亚人安治泰和蒂罗尔人福若瑟却加入了杨生的大家庭，成了圣言会的第一批传教士。从此，两人的命运就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生的大部分故事，都在慈禧太后掌管的大清国上演。
1879年，安治泰和福若瑟来到中国，当年的4月20日抵达香港。学习了一段时间中文以后，他们于1882年前往山东西南部阳谷县坡里庄，1885年起负责新成立的山东南境代牧区，这个教区的辖境包括曹州府、兖州府、沂州府和济宁直隶州。1897年在朝野引发起种种麻烦的巨野教案，就发生在山东南境代牧区所辖的曹州府。这个导火索，从胶州湾一直勾连到紫禁城，最终点燃了戊戌年大清国政治变法的火焰。
在某种联系上，圣言会斯泰尔修会和青岛发生的纠缠，是一种宿命。1897年11月1日大半夜，两个斯泰尔修会传教士在巨野的死亡，直接导致了11月14日青岛的被占领，也开拓了斯泰尔修会通向殖民地的道路。
在从巨野命案到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整个过程中，主教安治泰的身影时隐时现。在某种意义上，安治泰的中国传教路线图，核心就是斯泰尔修会的青岛路线图。因为安治泰相信：“立足胶州湾，事关生死存亡。”
在与负责山东传教事务的方济各会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安治泰在1881年1月获得了山东南部地区作为自己的活动范围。1882年1月2日，安治泰被任命为鲁南传教区的副主教，暂时仍受意大利方济各会领导。
1885年12月，根据圣言会院长艾诺德·杨生的请求，罗马教廷传信部把鲁南提升为独立的使徒代理区，也就是主教区。安治泰被任命为德国在中国的第一位传教主教。1886年1月他又在斯泰尔接受任命，被祝圣为正式主教。
安治泰的鲁南传教作为，使德国外交官看到了一个有利于扩展政治利益的机会。起初，德国传教士同其他外国传教士一样，接受法国的保护。自1886年起，德国政府外交部在驻华公使巴兰德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承担保护德国传教士义务的意图。1888年夏天，俾斯麦授意向总理衙门提出保护权要求，认为德国传教士可以在德国护照和法国护照当中，任选一种。尽管由于法国方面的强烈抗议，此方案的实施花费了一些周折，然而，热切希望德国政府能够对其传教活动提供支持的安治泰，还是在1890年6月做出最后决定，同意改换保护国。10月份，安治泰到罗马就自由选择保护国一事请求教皇的正式许可。1890年11月23日，安治泰在柏林宣布斯泰尔的中国传教活动接受德意志帝国保护。与此同时，通过德国使馆，安治泰也得到了大清国的保护并获得了官阶，1893年他得到三品顶戴，第二年又获得二品顶戴，与中国总督、巡抚平行。比方在安治泰安身立命的山东，他这个二品顶戴就和张曜、李秉衡、张汝梅、毓贤、袁世凯、周馥这些地方首长相当，无怪乎巨野命案一发生，他上上下下弄出的动静会那么大。
1897年11月1日巨野命案发生时，安治泰正在荷兰斯泰尔，他闻讯后立即赶到柏林，通过德国外交部向大清国提出三项要求：一、赔偿所有遭抢劫和遭伤害者的生命财产；二、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花费；三、建造两座赎罪教堂并由欧洲建筑师主持建筑工程。1897年11月29日，在山东的福若瑟也赶赴北京，向德国公使汇报两传教士死后的传教形势。后来的事实证明，安治泰和福若瑟都极力试图从国家意图中，谋取传教的最大利益。
但是，在青岛成为殖民地之后，德国政府对安治泰和斯泰尔修会的态度，一度很矛盾。1899年4月12日，海因里希亲王在写给威廉二世的信中曾说，安治泰对传播德国文化事宜漠不关心，无论在青岛还是在国内，他所考虑的都是天主教的势力扩展。6月27日，德国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在写给青岛总督叶世克的信中则认为，有理由怀疑这些传教士不是安分守己的人，为了他们的利益，的确应当善待传教士，但他们又不能走得太远，以至于把总督变成供传教士驱使的工具。蒂尔皮茨甚至认为，传教士的出现对于租借地的发展是一个可怕的危险，他同时传递了皇帝陛下的话：应当对传教士小心谨慎。
斯泰尔修会后来和青岛方面的关系，的确并非一帆风顺。在诸如购买土地这样一些具体事务上，租借地当局的不合作，曾经使安治泰大为愤怒。后来，安治泰的大部分活动，依然集中在鲁南，青岛天主教斯泰尔修会的工作，主要是在传教士白明德的领导下开展的。1903年11月24日安治泰去世，时年52岁。5年后，福若瑟也因服侍伤寒病者受感染，在济宁戴庄去世。早在1892年的2月9日，福若瑟在写给家乡恩人维博的信中曾这样说：“我越来越爱我亲爱的中国人，我唯一的渴望就是要和他们共同生活并且在他们这里去世。我现在更多是一个中国人，超过是个蒂罗尔人，将来在天堂里，我也要继续当一个中国人！”
在福若瑟“越来越爱”的中国，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销声匿迹后，更激烈的变革从此就此起彼伏，一摊摊的鲜血伴随着稀稀落落的枪炮声铺过去，直到辛亥年帝国大厦轰然坍塌。倒卧在这条血腥之路上的，不乏虔诚的基督徒。在上帝和民族自觉之间，自由召唤的声音一直若隐若现。
大清国死去的时候，斯泰尔修会影响区域的老百姓安之若素，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嗑瓜子，喝稀饭，生孩子，晒太阳，忧虑着田地里的收成。对大部分人来说，耶和华和国家的事情都太遥远，无关紧要。
在安治泰和福若瑟死后的20年，斯泰尔修会并不平坦的青岛路线图的继续推进，基本上由白明德掌握着。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的白明德热忱、专注、敬业并擅长沟通，和1895年兰山知县朱钟祺描绘的“阴险谬戾，贪诈凶横”之形状，几乎无相似之处。在这个过程中，是白明德经历过一次痛不欲生的洗心革面，还是当年朱钟祺的小报告原本就是偏见，两者应该只有一个是真实的。似乎，作为地方官吏的朱钟祺并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基督教文化抵抗者，因为就在他不遗余力地讨伐白明德的同时，他也赞扬了辖区内美国传教士纪力实的“安分少事”。如此看来，白明德的问题，大概就出在多事后的“怙恶丛怨”上。
巴尔·泰尔斯的中文名字叫白明德，在青岛，这个中文名字远比他的德文名字有更大的号召力。他被认为是一位“特别勤奋”的牧师，或许正是因为勤奋，白明德在1898年的秋季获得了主教安治泰的任命，前往青岛负责圣言会斯泰尔修会的传教工作。此后的很长时间，包括1914年秋天日德战事期间和青岛沦陷后，他一直坚持留在这里，直到1928年复活节时突然去世。白明德在青岛的30年，使天主教的影响在这里得到了迅速扩展，同时，他也把建设在一个山丘上的斯泰尔修会的日常工作机构，最终演变成了青岛天主教的圣地。
从到达青岛的一开始，白明德就同时承担了天主教会在殖民地活动的规划者和建设者的重要角色。刚来的时候，他先是在一个“属于道观”的房屋暂时安顿下，然后在旁边修了一个宽敞的临时教堂。本地历史研究者认为，白明德的这个木房教堂在太平路天后宫后，并毫无疑问地成了天主教在青岛市区的第一处活动场所。实质上，一直到1902年，白明德建立的这个临时教堂，都被用作欧洲居民的礼拜堂。每个星期天，德国海军少校封罗索夫就会率领约100个士兵，到这个教堂做礼拜。新来的传教士贝日曼，则负责给信天主教的平民、商人、职员和手工匠做礼拜。但是，很长时间里，他们来的人寥寥无几。
有一段时间，主教安治泰和白明德一直在购买土地的问题上花费心思，因为政府不肯在他们看好的地方，依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和价格提供土地。这个事情曾经令安治泰非常愤怒。在他看来，青岛的获得，恰恰是用斯泰尔修会传教士的生命换取的。后来，白明德陆续在欧洲市区和大鲍岛购买了至少7处地产。这其中包括了主教安治泰最终为传教会争取到的在一个风景诱人的山丘上的一大片土地。白明德获得的“山丘土地”，就是今天分布在曲阜路、安徽路、德县路、浙江路之间的地皮。
在这片土地上，白明德委托建筑师贝尔纳茨进行设计，建起了印刷厂、会计处和教会机构。此外，还建立了方济会的生灵修道院，以及寄宿学校。同时还为中国人建立了一个男子学校和一所医院。一些文献显示，在进行这些多方面的紧张工作的时候，白明德得到了他的同事以及独立教团高水平的未授职修士们的有力支持。
斯泰尔修会在博山路3号的公益医院，是在政府行政部门的建议下设立的。海军参谋部的医生玛科琳博士每天到医院开诊3个小时。医院的组织和内部领导，由方济会的修女们承担。病人大多为中国人和日本人，那些付不起医疗费的人，可以在这里获得免费的治疗和照顾。尽管当时已经有了为军人和欧洲人设立的政府野战医院和同善医院，这个天主教医院依然有很多人前来看病。这说明新的医院的建立，符合了大量低收入者的需要。统计显示，从1905年7月至1906年1月，斯泰尔修会的公益医院开诊时间为2571小时，共治疗了1140个病人。医院进行了88个手术，接纳了41个住院病人。白明德自己每天都在医院里工作很多小时，并且亲自参加了所有重要的手术。
一如中国大部分沿海城市，教会学校是现代教育的奠基者，也是引路者。在20世纪初，青岛的教会学校如同灯塔，照耀着黎明的前路，也慰藉着苦难的灵魂。尽管历史没有保留下这些启蒙教育的许多日常细节，却同样也没有穷尽后人连接这些开端时光的信念。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涉及白明德和斯泰尔修会学校初创期情形的，都缺少直接的证据。大致在1900年时，作为天主教的附属事业，白明德在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的东边创办德华学校。这些信息似是而非，需要拼接的空白太大。这里本来就是1898年殖民当局划拨给为德国获得青岛付出了牺牲的天主教会的大宗土地的一部分。到20世纪的第一年，这里包括教堂、学校、印刷所在内的教会事业，已一一建设完成。在1899、1900、1901和1902年的青岛殖民政府备忘录中，都有天主教和新教进行学校建设的简单记录，但不幸的是，这些受到篇幅限制的官方文件，却不能证明白明德早期进行了哪些具体工作。比如1902年的备忘录中说，天主教传教士在青岛开办了一所德中男童学校，一所铁路学校，并且指出铁路学校主要培训中国人到铁路部门供职等等。1902年10月至1903年10月的政府备忘录记录说：“青岛德中神学校目前已有七十名学员。由于房子受限，尽管要求入学的人很多，却不能吸收更多学员。值得提出的一个可喜的现象是，补充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官员界的学员。课程由三名德籍，五名华籍教师担任。学校的教学计划得到了扩大，科学系的课程延长为七年。年限与新建的中国学校制度相结合。学校的计划与一所县级学校的公立中国学校的计划相适应。特别重视基础德语和汉语知识的学习。为了不至在汉语基础方面花费很多时间，学生在入学时都经过汉语考试。”
毫无疑问，白明德参与了其中的许多工作。有材料显示，白明德在为德国孩子设立的学校负责天主教方面的事务，他每天讲一个小时的课。斯泰尔修会方面努力争取教团修女们的加入，因为青岛非常需要母语为德文、英文和法文的修女。这些修女负责管理一个为外国女孩设立的学校，和其配套的还有一个寄宿学校和幼儿园。1902年4月1日上述机构开始启用。在以后几年中，白明德的“山丘土地”还陆续扩建了修道院、教堂和孤儿院。1904年初，学校共有48个女学生，其中有12名来自天津、上海和日本。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这所学校已有了70名女孩。这些学生中间，有总督特鲁泊和野战医院医生科尼希的女儿。夏天的早晨，在餐桌上喝过咖啡之后，总督和科尼希医生，会陪同孩子们一起到学校上课。
作为获得殖民地保护的传教团体，斯泰尔修会在1914年日德青岛争夺战期间，经受了考验。在战斗激烈的10月，白明德和他的同事是在教会的地下室度过的，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这个地下室和斯泰尔修会的老办公楼，后来都获得了完好的保存，只是白明德时代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
1914年11月6日，曲阜路圣言会斯泰尔修会的会馆第一次被炮弹击中，而在战斗的最后20分钟，这里落下了9发炮弹。会馆所有的玻璃全部都碎了，门也被严重破坏。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斯泰尔修会在青岛的扩张路线图被彻底改变了。
和绝大部分被迫离开青岛的德国人不同，白明德战后获准留了下来，直到1928年复活节在青岛去世。在向这个享有很高威信的传教士表示哀悼的时候，送葬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头。
白明德参与创办的学校，在1914年以后遇到了一些生存上的困扰。1923年6月3日《汉诺威信使报》副刊上有报道曾提及，在1919年左右，“德国的教会学校受到日本人的干扰，它们1920年11月底在青岛以充公的方式得以保留下来”。1923年3月，白明德的教会学校更名为明德小学，继承了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内的两幢楼房、三间平房和一个礼堂。到1951年3月时，明德小学有教职员工25人，学生1036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个早春，人们对现实理想的狂热拥戴，很快就会淹没掉过往，包括来自荷兰小镇斯泰尔的圣言会和与其有关的所有痕迹。其实，在1875年艾诺德·杨生神父创立圣言会的那一年，沈钧儒、张作霖、秋瑾相继都来到了人世。远隔千山万水，将天主教圣言会和诞生在大清国的几个无神论者搅拌在一起叙述，似乎荒诞。但一一比较下来，却可以看清楚圣言会中国化的路径，看清楚变化着的圣言会生长的土壤。显然，除了向日葵和茉莉花的含糊隐喻之外，他们之间的某种内在的联系是持续存在的。这中间包括了民族主义和信仰的分合，也包括了西方宗教扩张背景下中国军事、法律、革命、文化的成长传奇。就这些要素而言，沈钧儒、张作霖、秋瑾恰恰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世俗经验。作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个掌权者，张作霖这个东北王在1928年6月4日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而早在1907年，同盟会的鉴湖女侠秋瑾已死在了绍兴轩亭口，这个革命者逐渐远去的背影，更像一个倡导女性解放的女权主义先驱的预言，默默无闻来，轰轰烈烈走，用死亡占卜未来。沈钧儒活的时间最长，这位前上海法科大学的教务长不仅经历了国民政府的全盛期，还看着这个日趋专制的制度在大陆最终分崩离析。1933年6月全国律师协会在青岛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时，沈钧儒和陈志皋等三人作为上海律师公会代表出席，在会上提出《请立法院即行颁制冤狱赔偿法案》，主张：凡民事使人无故蒙受损害者，应负法律的责任和赔偿的义务；刑事捏词告诉他人者，应受诬告之罪；伪词指证使他人不利者，应处伪证之罪。提案经大会一致通过后，转呈国民政府，但被束之高阁。人们并不确定，为上帝工作的白明德，和争取人权的沈钧儒、护卫东北的张作霖、向往共和民主的秋瑾，是不是走在一条道路上，但隐约觉得大致方向应该是一致的。这突然就让这些个没有发生过纠葛的人，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关联，一种具有相同价值的连接。这种联想，令人沉迷并怅惘。
可以确定的是，古往今来，通向精神圣地的共同道路，一定有许多人在走。
从安治泰、福若瑟到白明德，斯泰尔修会的青岛路线图，前后延续了30年。斯泰尔修会行走在青岛的那些年，大清帝国崩溃了，德意志帝国战败了，大日本帝国回家了。其间在青岛出生的第一代城里人，已经慢慢长大。
卫礼贤│不务正业的传教士
◎记忆地标：传教山魏玛传教会/克烈纳德住宅/大鲍岛
随着1898年3月6日《胶澳租借条约》尘埃落定，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和新移民一起陆续进入殖民地青岛，使得世俗的青岛和上帝的青岛几乎无法分别。好在大家各有所求，身份识别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可安定下来后，人们却发现，也有身份确定的传教士，同时在进行着一些和传教不相干的事务。他们早期的代表人物是埃·福柏，他的中文名字叫花之安；之后，卫礼贤在更人文化的学术方向上，继承了福柏的使命。
1898年4月5日福柏到达青岛的时候，刚刚支起铺盖的殖民地，并没有一杯热咖啡可以给他享用。一年以后，这种类似原始状态的生活方式，依然没有大的改变。不过，传教士福柏好像并不太在意这些，有没有一杯热咖啡，对他来说似乎没那么重要。他的热情，更多地倾注在当地原始植物品性的发现上，并且乐此不疲。
实质上，从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道听途说发现青岛的地理价值，到植物学家福柏在这块土地上一点一点逐个调查物种，两个不同身份的德国人的行事背景，已经有了相当不同。但是，他们身上执着的探索精神，他们始终如一的对科学的尊重，他们所具有的严谨的工作作风，他们对东方自然与文化的实事求是的认知态度，却是共同的。
从纯粹的科学发现角度看，植物学家埃·福柏可以被认为是青岛早期城市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1839年出生于科堡的福柏，23岁在巴门神学院毕业后进入巴塞尔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读书，在歌塔地质学研究所彼得曼博士门下受业的经历，对他影响很大。1864年或者是1865年，福柏作为礼贤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4月26日到达香港，随后辗转广东。这时期，福柏除了办学及办诊所外，还在1873年写出了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西国学校》，两年后又出版了《教化论》。十多年后，福柏脱离礼贤会，以自由传教士的身份独立活动。1885年，福柏加入同善会，次年的5月赴上海从事著述和传教活动。作为写作者，福柏最著名的文字是《自西徂东》，这是一本在今天阅读起来依然富有启发性的比较文化论著，在当时希望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完成《自西徂东》15年后的1898年4月5日，福柏“作为第一个德国新教福音传教士”，从上海移居到青岛。
最初，福柏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是，随着他以一种受尊敬的方式开展的基础性工作的进行，他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直到最后，福柏没有争议地成为一个开拓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一个有献身精神的代表。
作为同善会派遣的传教士，福柏在青岛的工作是在两个方向同时展开的：一方面他需要完成同善会委派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则依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着与科学有关的调查。在青岛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福柏对这里的植物生长情况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完成了《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在当时，这是一项异常困难的开拓性工作，缺少必要的资料，也没有太多的帮助，所有的徒步调查和物种的分类整理，都需要独立完成。我们可以想象，在居住、饮食、气候和地理状况都极为恶劣的条件下，福柏在一个广阔地域进行探索性调查时的艰险。后来的实践证明，福柏在有限的时间里夜以继日的努力，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人们相信，福柏把他的生命的最后时间，都用于了这项卓有成效的工作。
福柏在青岛的生活情形，没有更多文献印证，我们只是在1899年5月福柏自己向同善会的一份报告里发现，他当时的居住条件非常糟糕。在经历了一场疾病的袭击之后，福柏向教会报告说：“我设法布置所租的房间，并租下阁楼，以便在睡觉时得到比较新鲜的空气。直到第一次下雨前一切还好，这场雨使两个房屋都漏满了雨水。”也就是在这个夏天，福柏将他珍藏的书籍和手稿送到了他的年轻同事卫礼贤那里，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
在19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福柏依然在进行着的植物调查中断了：1899年9月20日，这位有着传教士身份的植物学专家在青岛去世，终年60岁。这是1897年冬天德国进入这里之后，最早一位将生命终止在青岛的德国著名人士。
对于埃·福柏的逝世，人们一致表示了哀悼，并认为应该在青岛纪念这位具有牺牲精神的学者。福柏的遗体被埋葬在了政府墓地里。1901年9月，教会在武定路建设的一间为中国人服务的医院，使用了福柏的名字命名。因为，人们相信，这是死者的夙愿。
1905年，同善会与欧洲人协会的侨民在安徽路着手创办一所新医院。为纪念福柏，这所1907年开业的医院最终也被命名为福柏医院，而原福柏医院则改称花之安医院。花之安，是福柏的一个使用广泛的中文名字。福柏用这个名字，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在福柏去世之前，1897年至1898年度的《胶州发展备忘录》收录了他的《青岛至崂山植物概况》。另外一份1899年10月完成的政府文件则显示，福柏所没有完成的工作，后来继续了下去。在青岛的德国医生们最终与德国的植物学研究所取得了联系，继续了青岛地区的植物收集和分类工作。
等到人们在城市中心可以很容易喝到一杯纯正热咖啡的时候，福柏已经在植物实验场西部政府墓地里沉睡了有些年月。福柏栖息的地方后来被称为万国公墓，20世纪60年代被狂热的年轻人摧毁，大量的墓碑拿去做了铺路石。
福柏死前的4个月，卫礼贤这个同样具有符号意义的上帝使者，也抵达了青岛。
不论是作为传教士还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卫礼贤都是个容易让人产生兴趣的人。他的经历，他的作为，他身上承载的符号性特征，让他成为一个殖民地时代的特殊代表。而他的一系列写作活动，则同时使他作为一个历经者的见证意义，在后来的年代显现出非常的价值。
理查德·威廉1873年5月10日出生在斯图加特，但也有资料显示他的出生时间实际在5个月后的10月10日。威廉的父亲是来自图林根的一位手工业者，母亲则是斯图加特人，他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1882年父亲的过早去世，改变了威廉的生活轨道。面对陷入困境的家庭，母亲决定让他转入神学校接受教育。1895年11月，在结束了首次神学职业资格考试后，威廉被授予了斯图加特修道院所属教堂的牧师职位。接着，他去乡村教区承担了两个代理牧师的工作。
1899年，威廉被魏玛传教会选派到中国协助福柏进行传教。5月12日，威廉抵达青岛，由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精彩的生活历程。到青岛后的威廉，很快就显示出了融入中国社会的热情，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这就是卫礼贤。
开始的日子，卫礼贤是一边在简陋的房子里给德国孩子上课，一边在等待来自家乡的信件中度过的。1899年10月14日，卫礼贤在函告友人时曾说：“此间一切初创，万般简陋，但政府的工作很谨慎，且有魄力，主其事者并非总督叶世克，而为文官委员（单威廉）。单氏能干并富有远见，一切建树悉出自彼手。”在这个新的殖民地，雨季的瘟疫是当时最大的敌人，头几年，传教士最经常进行的活动，就是主持葬礼。大致到了1900年的2月，随着魏玛传教会可以容纳两个家庭的房屋投入了使用，卫礼贤的生活开始稳定下来。这时，他把他的未婚妻从家乡接了过来，并举行了婚礼。
接下来，卫礼贤开始了他的办学活动。他的学校1902年在今胶州路柏林传教会教堂旁边建立，定名为礼贤书院。1903年，书院在小鲍岛东山（今上海路第九中学）建成新的“中国式”布局的校舍。此后，书院是在继续吸引新生和不断扩建中逐步发展的。1905年，以卫礼贤夫人名字命名的美懿书院出现，成为青岛第一所女子学校。卫氏学校的课程，除德语外，基本依照清廷颁行的学堂章程设置。1906年，鉴于卫礼贤在兴办教育上的贡献，山东巡抚杨士襄以其“办学有功”，奏请清廷赏赐四品顶戴。
有意味的是，在此期间，作为传教士的卫礼贤实质上并没有广泛传布基督教义，没有发展过一个教徒，反而开始亲和中国文化，逐渐呈现出尊孔读经倾向。1903年开始，他即在《青岛最新消息》和另外一张在上海出版的影响力更大的德文报纸上，发表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和北京方面的时事评论。后来，他还陆续出版了《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等译作。
卫礼贤在青岛期间，和一些在此避难的晚清著名政治人物保持了持续的交往，尤其和改良活动家康有为、前京师大学堂总监劳乃宣和清史馆馆长赵尔巽等过从甚密。在学习儒家经典《论语》和《易经》过程中，劳乃宣曾给卫以很大帮助。1912年，康有为、陈焕章等在上海发起孔教会，卫礼贤亦曾参加活动。从上海回青后，卫即筹划成立青岛尊孔文社，并聘请劳乃宣主持。1913年，卫氏在礼贤书院建立了尊孔文社藏书楼，填补了本地现代图书馆的空白。藏书楼匾额为恭亲王溥伟题写，劳乃宣则以《青岛尊孔文社藏书楼记》赞之：“德国卫礼贤以西人而读吾圣人之书，明吾圣人之道者也。时居青岛闻而忧之，与中国寓岛诸同人结尊孔文社以求圣人之道，议建藏书楼以藏经籍……”时藏书楼藏书多至三万余册。
卫礼贤从1899年至1920年一直住在青岛。后来在几度进入中国后，他回到了德国。张君劢曾这样评价这个“世界公民”：“卫礼贤来到中国时，是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他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在德国，卫礼贤继续了他的翻译工作。先后出版了《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译著。其中的《易经》，卫氏在青岛就开始翻译，毕十年之功，终于在1925年面世，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版本”。他的最后一部译著《吕氏春秋》，在他离世前两年出版。1930年，“两个世界的使者”卫礼贤逝世。
1900年的9月29日，当威廉·舒勒从总督夫人海伦·沃琳的手中，接过由在青岛的德国妇女赠送的教堂台布装饰时，他后来一度租用的德县路3号商人哈拉尔德·克烈纳的房子，才刚刚开始建设。
人们对商人克烈纳的青岛行迹，始终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发现，和这个进出口贸易商一起被时间淹没的，还有他的房子里面的许多匆匆来去的过客。根据马维立教授从波恩提供给青岛学者王栋的资料，克烈纳公司的办公室在大鲍岛，他自己也居住在大鲍岛。克烈纳在德县路买地建房的目的，是为了出租。在城市开发初期建成的这栋私人建筑，以一个敞开式外廊为标志，透露了一种开放的姿态。我们猜测，在一些闲暇时间，这里的房客应该有机会松弛下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透过二楼南边的窗户，眺望威廉皇帝岸外的前海。或者，在这些房间里面，还可以找到诸如阿·施尼茨勒的《古斯特少尉》和托马斯·曼的《去墓地的路》这些刚出版不久的德语读物。它们从遥远的地方被输送到这里，所产生的精神慰藉作用大约相当于半个牧师。尽管，在克烈纳的房客名单里面，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牧师。
其实，除了对克烈纳的行迹缺乏了解外，人们对魏玛传教会的威廉·舒勒牧师，也就是后来克烈纳的房客，也仅仅是一知半解。和传统的天主教不同，新教传教具有鲜明的行动主义和乐观主义特色。传教士被要求以迅速的、大量非基督教徒皈依基督教的方式，来履行建立上帝之国的任务。而舒勒的到来，相信是为了减轻魏玛传教会同事卫礼贤进行“皈依基督教”工作的负担。有一段时间，卫礼贤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病得很重，幸亏后来及时去了上海治疗，才得到恢复。也许正是因为卫礼贤健康状况的糟糕，才使得魏玛传教会下决心再增派舒勒到青岛来。
从1900年5月起，舒勒成为青岛的新教牧师。他的薪水由总督府支付一半，另一半则由魏玛传教会支付。当年的秋天，舒勒在向魏玛传教会的报告中说：“迄今每星期日10点在总督府新教教堂举行弥撒。最近除了海军炮兵的蓝色外衣和水手的军服上装外，也出现了不常见的正规军尖顶头盔和制服。这些人以其家乡着装的方式，透露出他们是刚到亚洲的新人。去年夏天因为很多人被调到外围兵站和疾病，整队前来参加弥撒的连队数目常常锐减。”在舒勒看来，通过珍贵的圣台新台布的装饰，小教堂的外装饰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是青岛夫人们的礼物。这个礼物在1900年的9月29日，由总督叶世克的夫人交给了舒勒。
从1900年2月开始，舒勒住到了魏玛传教会新盖的“可以容纳两个家庭”的房屋里，与卫礼贤是同一座房子里的邻居。卫礼贤住在东翼，舒勒住在西翼。随后，他们两人的未婚妻也分别从自己的家乡来到了这里。1902年，舒勒成为新教教区的全职牧师，这时开始由总督府支付他全部薪水。因为他居住在小鲍岛的上海路，离欧人居住区太远。这样，总督府便为他租用了德县路3号克烈纳住宅里面的一套公寓。
但舒勒在那里只从1902年至1904年居住了一年半。后来他辞去了牧师一职，回到了上海路的魏玛传教会，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两个男孩的父亲了。舒勒离开后，德县路3号房子仍然存在着，并在许多住客的来去中跨越了百年。这中间，包括一些经历过传奇人生的人物。较之那些在偏僻乡间供奉神职的同道，作为官方牧师的舒勒在城市开发初期的生活该算是安逸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安逸对这位牧师似乎很短，旋即，我们便找不到他的踪影。青岛上海路传教山魏玛传教会的房屋和德县路3号的克烈纳住宅，成了我们搜索威廉·舒勒本地生活的两个实物坐标。
和士谦│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记忆地标：浮山/青岛炮台/青岛山
传教士昆泽的青岛故事，是一个混合了奉献和不幸的经历。一方面，他成就了主的事业，而另一方面，他也悲怆地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失去亲人的苦痛。在试图将昆泽还原到当时的环境进行描述的时候，笔者忍不住会去体验某个时刻，体味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昆泽1898年4月15日来到青岛，这时距德国海军进驻到这里不足5个月。这样，柏林信义会就成了随着占领军最早到来的欧洲差会之一。昆泽和他的两个同事，是从遥远的广东赶来的，从1856年开始，昆泽加入的这个差会就在广东客家人中间传教。昆泽受到委派进行的这次旅行，目的是要把信义会的影响扩大到一个新的德国保护区。
实际上，风尘仆仆的昆泽还没有完全洗掉身上的灰土，就进入了角色，他和他的同事进入临时的军队兵营中，开始传递主的声音。而这个时候的青岛，如同另外一个传教士所描绘的那样，晚上能够找到一个舒服的地方睡上一觉，就是主的恩赐了。
和昆泽一起到达青岛的，还有一个叫寇雷克的传教士。好像没过多久，他就回到了广东。后来和昆泽一同工作的，是在1898年的圣诞节到来的和士谦。1899年9月2日，昆泽在今胶州路西端附近租用了一个“简朴但却结实的教堂”。这个专门为中国人服务的教堂，成为德国保护区内的第一个基督教堂。到1900年柏林传教会在今济阳路上的住宅楼完成的时候，昆泽和他的同事们才逐渐具备了开展日常工作的必要条件。1901年1月2日，柏林传教会胶州路礼拜堂举行了在青岛的第一次圣洗典礼。与此同时，昆泽还在台东镇的中心，主持兴建了柏林传教会的第二座礼拜堂。
20世纪晚些时候，依据德国学者华纳《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里面的中文翻译，人们相信柏林传教会的住宅楼是由传教士路切维茨设计的。在此后本地的几乎所有出版物里面，这个说法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实，在华纳的德文报告中间，这一建筑的设计者记录的却是昆泽。后来，指导华纳进行研究的马维立教授，证实了住宅楼的设计者是昆泽的说法，这使得这个至今还存在着的朴素房屋，成为我们可以和昆泽进行一些对话的地方。
柏林传教会和魏玛传教会的距离很近。后来非常著名的传教士福柏和卫礼贤，都属于后者。据汉斯·魏克尔1908年在柏林出版的《胶州，德国在东亚的保护地》的介绍，昆泽加入的柏林传教会和卫礼贤加入的魏玛传教会，实质上有很大区别。柏林传教会“沿用自古以来的传教方式开展教务活动。传教士通过个人交往和慈善事业如学校、医院来努力深入人心。欲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徒先申请受洗，接受为期一年的洗礼教育”。而魏玛传教会则不同。青岛柏林传教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德国保护区和临近的几个县建立一个基督教区。设在大鲍岛、台东镇和李村的几个小教堂，均隶属这一教区。此外，传教会还兴办了一所德华学校，开设了德语、算术、地理、古汉语、圣经史和教义学等课程。
在经过了早期的异常艰苦的开拓性努力之后，昆泽坚持了下来，并看到了他始终期待着的正规福音堂以不同凡响的方式开始建设。这时候，昆泽在青岛已生活了9年。
1907年6月1日，处于内城和俾斯麦兵营中间的总督教堂建设项目，开始向东亚建筑师征集方案，这个在小教堂和总督学校北侧的教堂，获得了广泛的关注。1910年10月23日，总督教堂落成。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日期，当时在教堂塔楼一侧的入口处，留设了一块石碑。这个在今天依然获得了很好保存的江苏路基督教堂，在建成后由昆泽主持了很长时间的教务。
对柏林传教会的发展有很大贡献的昆泽，1922年8月在青岛去世。这一年，他刚好60岁。昆泽的一家，在青岛遭遇了一系列的不幸。在他去世前12年，他的妻子在一次探访华人信徒家庭时，不慎被感染了伤寒，并传染给了他们4个孩子中2个较小的，不久，昆泽的妻子和孩子便在痛苦中相继死去了。
1907年2月7日下午，当和士谦的婚礼在青岛如期举行的时候，现场包括卫礼贤太太在内的许多人，都为这个带着两个半大孩子的鳏夫的第二次结婚，感到欣慰。这个就要到来的春天，已经是作为传教士的和士谦在青岛度过的第8个春季了，他有理由为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生活高兴，也有理由为柏林传教会所取得的成就高兴。这中间，包含了昆泽、寇雷克和他自己的许多努力。在这个让人记忆深刻的下午，聚会现场提供的风味纯正的德国咖啡，给参加婚礼庆典的人们一种回家的感觉。
和士谦是沃斯卡姆普的中文名字，他生于1859年。早在1884年的时候，他就和昆泽、劳艾施纳一起共事了。1898年的圣诞节，和士谦在继昆泽和寇雷克之后，也来到这块新的德国租借地。
整体上看，和士谦介入殖民地生活很深。到达青岛后，他先后和昆泽在大鲍岛、台东镇和李村滨河路建立了教堂，同时也在平民教育和医疗方面展开了工作。这个时期的和士谦，是在一种非常困难的状况下进行传教工作的，他和他的同事昆泽一起，在缺少必要的物资生活准备的情况下，为柏林传教会在殖民地事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贡献。
1910年10月23日，在人们的长时间期待中，青岛福音堂最终在江苏路落成，这个正规基督堂的日常教务工作，最后确定由经验丰富的和士谦主持。实质上，和士谦和这个基督堂，很快就融合成了一个整体。1912年，普特纳姆·维勒曾描述说：一座高贵的德国教堂在一种古老的风格里，使整个画面毫不费力地融入朝阳之中，让人难以忘怀。这是完美的西方色彩，恰当地汇入了纯粹的东方文化中。
和另外一些传教士不同，和士谦并不拒绝评论殖民地的公共问题。后来，和士谦的一些观点，被广泛地使用到对殖民地事务的评价上，比如，他在《德国人在山东》（载法思远编《山东》，1912年版）中间关于“德国殖民化的工作，也是从学校教育开始的”的说法，就非常有影响。同时，和士谦也对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事务发表过意见，比如他认为，青岛的海关实质上已成为德国殖民地预算的资金来源，等等。
和士谦和传教有关的工作，还包括一些灵修书籍的翻译。他曾经和陈建勋合作，把马丁·路德的著作《基督徒的自由》翻译成了中文。这本被认为是“宗教上潜思默想的结晶”和“一种轻微恬静之声”的路德早期最重要的作品，和士谦和陈建勋可能是最早的中文翻译者。因为和士谦和陈建勋的努力，路德的“因着信，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因着爱，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受一切管辖”的声音，被传输到了中国信徒的心中。
1914年的秋天，和士谦开始经历一场新的考验：战争来临了。尽管他开始并不知道，在以后不久的日子，他需要为这场残酷并没有希望获得胜利的战争付出儿子的生命。
11月4日，和士谦的儿子盖哈德阵亡。11月5日晚9点，和士谦在极度的悲痛中埋葬了儿子。他和送葬的人们一起，站在海边唱“你期待着，我的灵魂”。他知道，这是儿子最喜爱的歌曲。在送葬的现场，一口棺材也没有，他和送葬的人们用白色的床单将死者裹上，并装饰上花环。和士谦后来这样写道：“我亲爱的孩子，在黄海之滨，你这样安息在上帝的怀抱。你热爱青岛，你的全心系于中国，你生在中国，它的语言和习俗，就是你的家乡。”和士谦知道，盖哈德已经永远失去了一个梦想。因为，盖哈德原来计划在欧洲接受教育以后，到中国就业居住。现在，他已没有机会了。
尽管经受了儿子阵亡这样的巨大悲痛，和士谦依然试图对战争做出结论：“这些天充满火和死亡。德国民族迸发活力的精神，给了我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它证明我们人民心中存在那种对上帝的深深畏惧。”和士谦相信：在强烈的死亡威胁下，父亲们的信仰已经变得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在失去儿子的同时，和士谦也认识了“强烈地否认生活”的日本人。他认为，“日本的士兵也是善战的战士，他们具有的灵活性、耐力和军事素质给我们的人留下印象。人们嘲笑这些小男人，但是也佩服他们。日本人的纪律性，建立在盲目服从上帝般的皇帝，以及无条件的奴仆般的忠诚之上”。
因为上帝，也因为儿子盖哈德，和士谦这一生注定和青岛分离不开了。或许，在最终，他会看到飘荡在城市上空中的灵魂？
单威廉│浸泡在咖啡杯里的法律
◎记忆地标：单威廉住宅/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齐摩尔曼律师楼
单威廉长达20年的中国故事，从北京开始，经香港、广州、上海再到青岛，最后结束在广州。青岛的11年生活，应该是单威廉一生中间最刻骨铭心的经历，作为一个低级别的政府官员和一个广泛涉及神学、法律、地理、阿拉伯语和汉语知识的学者，他的贡献和作用，显然已超出了职务范围。最终，他通过在广州为孙中山政府的工作，使自己成为一个奠定并推动了中国新土地政策的人。
在有关青岛最早的土地收购和早期土地标售政策制定等一系列事件中，单威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单威廉，即便殖民当局相关的法规不会有过大的变动，但实施的速度应该不会那么快，效率也会相应地被削弱。所以，在1897年12月至1909年的11年中，尽管备受争议，单威廉的意见对一些政策的制定，还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1859年10月2日生于爱森的威廉·路易·单，1878年读完六年制中学后，到波昂大学修读神学及东方语言，后又转至莱比锡。1881年在波昂，单完成了《回教化之前阿拉伯之宿命论》的博士论文。约于1885年9月，单氏由柏林外交部派往中国学习汉文。1897年11月14日德国进占青岛后，德外交部电令上海总领事司徒白及翻译官单威廉前往青岛占领军处服务。二人11月27日启程，12月1日到青岛。
单氏在青岛的最早工作，根据单氏报告大致如下：最紧急的问题是，“为了解当地土地情形，土地所有权问题、面积大小等等，以及寻求实用的、不违反中国居民法律观念的办法，以取得优先购买权。为彻底了解与沟通，首先必须和各地方长老，以及附近村里的主管官员，分别洽谈。并查阅当地税据，求得各地私产公平可行的税率与地价”。
为取得优先购买权，占领军所采取的办法是由海军司令与地主一一订立契约。按此契约，地主今后只准售地给德国政府，而不准售给他人。地主受此约束，海军司令付给地主一项一次的补偿费，其金额为每年应缴地税额的两倍。单氏在报告中写道：“购地交涉，均由司徒白博士及余与地主在当地面谈，执行此项任务虽然辛若，亦有不便之处，且有些农民不易说服而须费很大的耐心，但此项工作仍不缺吸引力。晚间查对中国税簿及准备地主签字用之副本，翌晨天亮即冒着12月间风寒外出，以便与地主交涉。”
1898年7月2日，《柏林日报》刊出旅行记者邬尔夫披露的单氏借代表政府负责征购土地之机，私自违规购买了一片山地的详情，这令德国国内舆论哗然。但是，就在邬尔夫全力攻击华人事务官的同时，获得了总督罗绅达全力保护的单威廉，则专心在1898年4月至6月间，草拟了青岛的土地法规。这份伴随着一杯杯咖啡诞生的法律文件，成为单威廉贡献给这个新生殖民地城市的最珍贵礼物。随后，单去职。1915年单回忆：自彼去职之后，遗缺华人事务委员一职，即悬空不补，最后并取消该缺，其工作改由民政委员主管。
单氏于1898年以私费在克拉拉海湾与克拉拉山之间所试购的土地，数月后便移归了政府，次年，在此地装配了木造的总督官邸。政府另外建造的两幢住宅，一幢供总督副官居住，另一幢则为单威廉使用。1900年9月15日，单氏夫妇迁入此宅。单氏连襟熊伯格一家，则住在附近。次年单氏次子出生于此，3年后女儿出世。1898年4月5日抵达青岛并成为到达这里的第一位欧洲女性的单妻克拉拉，受到了很高的礼遇，现在的汇泉湾和后面的山丘，当时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1903年12月11日，凯萨威廉第二子奉派到青岛海军实习，与单氏夫妇相识，亲王盛夸单夫人的漂亮与风度，因此提出愿做其女的教父，赐以己名，所以，单女名为阿达尔贝塔，这一隆重的仪式，后来在单宅举行。
1908年初，患肺病的单夫人携三儿女离开青岛，返回德国故乡。5月，单氏一人迁住海因里希亲王饭店。没有人知道，在此后的7个月时间里，孤独的单威廉喝下了多少苦咖啡。咖啡和前面的大海，成了这个华人事务委员留在青岛的最好记忆。1909年1月16日，青岛新闻刊载消息称：海军参事单威廉博士已于昨日返国休假9个月。到柏林后单全家迁往近郊哈伦湖畔，1909年底单氏获准退休，时年50岁整。
1914年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单悲丧万分，认为这是一生最难过之一日。11月至12月间，单写成1897年至1914年《胶州开发回忆》，于次年初发表。
1924年初，单威廉受孙中山电邀担任广州市顾问。1926年1月完成土地税法草案10日后，乘人力车时颠覆受伤，1月5日去世。
法官格尔皮克抵达青岛的时间，比单威廉晚半年。但他却比单威廉离去得早。
尽管格尔皮克来去匆匆，但他的工作在青岛这个新的殖民地无疑具有奠基意味。当1898年秋天威廉二世使青岛成为一个德国城市的时候，格尔皮克则在具体的法律事务上，让城市的公平保持了平衡。
保尔·格尔皮克到达青岛的时间是1898年夏天，这时离德国占领这里不足7个月。这个时候的胶州湾，依然雾气弥漫。格尔皮克到来之前，柏林方面已明确了占领地由德国海军部而不是外交部管理的特殊体制安排，同时中德也在北京完成了《胶澳租借条约》这个必需的法律文件的签订。4月27日，威廉皇帝正式宣布胶州湾为德国保护区，并发布了租借地根据德国法律立法的命令。显然，至少在时间顺序上，格尔皮克的出现跟前面的这些外交、制度和法律安排，有相当的逻辑关系。
作为首位在青岛出现的德国法官，格尔皮克的工作，是帮助海军部领导的青岛殖民地政府建立基本的法律规范，并审理了一些最早出现的法律案件。在这个新的殖民地，他得到了政府方面的很好的照顾。比如，在1899年的时候，他住进了总督府为他专门准备的一所别墅，在当时，这是个很难得的奢侈安排，因为许多海军军官和重要的政府工作人员，还依然居住在一些简陋的临时建筑里。而这里，格尔皮克的居所拥有装修细致的敞厅、餐厅、客厅，并且设施完备。同时，居所室内的细节，也具有中西结合的文化象征意味：门券石柱上饰有龙凤浅浮雕，楼梯望梁柱左右分别装点着狮子和彩龙，木柱木梁上还雕有金龙。可惜的是，格尔皮克享用这里的时间并不长，我们猜想，在这里的岁月，应该是构成这位德国法官东方记忆最新鲜和生动的部分。
格尔皮克1898年6月到达青岛后，摆在他面前的工作已经很多，并且许多事情在时间要求上显然紧迫。7月，青岛、李村两区设立法院，确定分别审理租借地的华人案件。随后到10月至11月，就有100多件法律案件在等待着法官的审判。据后来的统计，这两个月中间积累下的绝大多数案件，都牵扯到了本地的传统居民。与此同时，格尔皮克参与的殖民地法律的实施准备工作，无疑同样紧张，可以部分地印证这项任务的复杂和繁重是许多重要法令的颁发。1899年3月到6月的3个月中间，仅仅在行政方面就有《平民团体参加行政管理法令》《地亩局法令》《华人司法问题法令》《胶州地区临时海关法令》《青岛港规法令》《食肉检验法令》和《牛奶运送检查法令》等相继颁布。
格尔皮克紧张的工作状态，似乎在1899年结束的时候才有了些可以轻松下来的理由：自1900年1月1日起，在大陆法系国家与《法国民法典》同为民事立法典范的《德国民法典》实施生效。这部由5编2385条辞条组成的重要民法典，后来对瑞士、奥地利、日本及中华民国的民法，都有较大影响。同一天，和格尔皮克的工作直接有关的“新制定的帝国法律的一些规定，大部分已经开始在胶州生效”，这中间就包括了《德国民法典》和《德国商法典》。到了这个时候，格尔皮克个人的殖民地使命似乎已经完成了，因为这时离他回国的日期，已经很近了。也许，只是在这时，这个有些疲惫的法官，才有机会享受到些许殖民地生活的乐趣。但是，本地的管理者却依然面临着新的问题，因为，对于那些涉及在青岛保护区有自主性，但在处理时又必须考虑德国法律的有关规定的地区性法规，仍然需要做一些更改。这中间，一份政府方面的文件，特别提到了地产登记方面法规的修改。
后来的这些工作和烦琐的日常法律事务，是由保尔·格尔皮克的继任者魏尔克以及克鲁森陆续完成的。不知道出于怎样的考虑，格尔皮克回到汉堡后，魏尔克和克鲁森都没有进入到格尔皮克逗留过的沂水路3号居住。
实质上，关于法官格尔皮克、魏尔克和克鲁森的青岛故事，到今天依然是个没有细节的模糊轮廓。像飘逝的那些咖啡气味，只能想象，无法捕捉。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至今不能够断定，在青岛之外，他们之间是否发生过直接的联系。从城市发展的一般逻辑推理，来自德国不同地方的法律专家在这里的工作，使得法律的施行和秩序的有效组织，在这个刚刚诞生的殖民地城市中间，成为现实的可能。无疑，对成长中的青岛来说，格尔皮克等人所扮演的角色，意义重大。
和之前在青岛的两任殖民地法官比较，克鲁森的工作期限显示出了明显的长度。不论这是不是和他职责的特殊性有关，他的持续居留，使他在公职人员中间成了一个独特的例外。客观上，他的存在使人们对殖民地的司法过程有了一个连续了解的机会。
格奥尔格·克鲁森1867年5月15日生于汉诺威近郊。1886年通过汉诺威学校的考试后，先后在柏林、莱比锡、马尔普尔克的大学学习。1895年至1899年，他在普罗伊森任候补法官，1899年成为法兰克福区法院的法官，并利用两年半的假期前往日本。这期间，他在东京担任了日本内务省和法务省的顾问，同时兼任警察学校和刑事学校的讲师。1902年，35岁的克鲁森到达青岛。
在克鲁森之前，格尔皮克和魏尔克作为两任殖民地法官，已先后在这里工作了4年。格尔皮克1898年的夏天来到这里，工作到1900年；魏尔克在青岛工作的时间则是1900年至1902年。克鲁森到达青岛之前，已经通过在日本政府和警察学校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尊敬。从1902年9月至1914年，克鲁森一直在青岛这个殖民地担任高等法院的大法官。他是三任法官里面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最受关注的一位。和他的前任们不同，克鲁森没有住在政府提供的专门公寓里面，而是选择了在俾斯麦大街（江苏路）的最北面自己建造房屋。那是一块占地3238平方米的土地，1903年至1906年完成建筑的施工。房子的北面拥有一个很宽敞的院落。那里，离总督野战医院很近。
有意味的是，在克鲁森涉及殖民地的专业语言中，司法和医院的比喻随处可见。100年后，德国学者余凯思注意到了克鲁森的这个倾向。在《1897至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一书中，他描绘了克鲁森时代的法律和医学的关系：同医学体系一样，规范和规则的法学话语也是驯化的工具。疾病和犯罪被视为某种受文化制约的、“错误的”生活方式的结果，而殖民政权恰恰想要改革这种生活方式。法学和医学，为进一步的思想改造提供了客观证据。
作为一个从1902年到1914年一直任职胶州高等法院的大法官，克鲁森后来和他在日本时期的经历一样，同时还兼任了1909年10月开学的德华大学的讲师。在法律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方面，这个设置在青岛西海岸的德华大学，一直是同时期中国高等学校效法的榜样。在青岛，克鲁森的收入非常高，包括殖民地津贴在内的年薪为14000马克。除了享受破格待遇的总督外，克鲁森是拿最高年薪的青岛官员。这可能是他可以在俾斯麦大街北面购买大面积土地建房的主要原因。
克鲁森之所以受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殖民地法律体系“灵活处理”的观点。1913年，在论证两级法律体系时，克鲁森曾这样写道：基于文化差异，德国的法律没有被运用于青岛的原居民。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加强德国的国家权威，而且也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经济和文化目标。克鲁森分析说：生活在这里的原居民是人种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还处于中国文化的文化圈内，他们就属于臣服于中国国家政权的种族成员。
克鲁森在这里要证明的，是“在法律方面采取不同措施，实行灵活处理的必要性”。克鲁森显然相信，只要他者“还处于中国文化……的文化圈内”，就必须用别的法律尺度来评判其行为。
在当时，克鲁森博士除了自己在殖民地的具体审判工作外，还积极参与了对胶澳租借地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论证和辩护。在这方面，他和在柏林大学教授殖民法和殖民政治等课程，并自1907年起成了胶澳租借地经济和法律事务首席顾问的奥托·凯伯讷一起，进行了许多努力。他们都一再试图从具体经历中推导一般原则，并希望这些原则可以帮助人们制定未来的政策。
在克鲁森工作的后期，他完成了包括《胶澳租借地中国人的法律地位》（载1913年《殖民法学杂志》）和《胶澳地区中国人刑法中的现代思想》（载1914年《国际犯罪侦查学联合会通报》）这样一些重要的研究文章。
克鲁森在1909年结婚，育有一儿一女。德日青岛之战爆发后，克鲁森应征入伍。战事结束前，他与家人一起逃往上海。对他在俾斯麦大街占地广大的私宅，1917年8月日本方面的估价为30000日本金元。那个地方，在日本占领时期，是万年町19号。
和战事结束前与家人逃往上海的克鲁森法官不同，律师和公证人齐摩尔曼在1914年的最后日子里成为战俘，并被羁押在日本的俘虏营。
1879年出生的曼弗雷迪·齐摩尔曼来到青岛的时候不到30岁，他的职业身份是律师和公证人。除了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齐摩尔曼还相继担任了福柏医院的董事会主席和登山、狩猎等多个民间协会的负责人。
在齐摩尔曼领导的福柏医院董事会里面，成员包括有管理汉堡—美洲航线的尼考莱和埃勒斯公司的克勒克纳，他们分别是秘书和财务主管，副主席贝恩属于施瓦茨科普夫公司，副秘书威廉博士则属于魏玛布道团，其他成员为医学博士埃尔勒、副财务主管西姆森、海关官员巴坡和施密特。
紧密围绕着齐摩尔曼的青岛故事的，是他在沂水路和湖南路口建造的房子。作为这个朴素房屋的原始所有者，齐摩尔曼在这里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他的离开，同时伴随了一个德国法律时代的结束。
总督广场东面齐摩尔曼的这个建筑在1910年出现的时候，南边的开治酒店和西边的胶州法院都还没有进行建设。这样，总督广场的边界，实质上首先是由北面的官署和东面齐摩尔曼的这个住宅划定下来的。
也许是土地拍卖制度所产生的影响，总督广场周围的建筑并不完全是政府所有，这里既有私人住宅，也有商业建筑。这中间，就包括了齐摩尔曼的办公室和住宅。在后来的一个时期，这里成了英国领事馆。齐摩尔曼获得土地的途径和交易情况，没有记载。在他进行房屋的建设之前，这块土地似乎已经闲置了10年。
在当时，作为受到许可的律师和公证人，齐摩尔曼的工作和他给城市所能提供的服务，无疑是维护这个德国模范殖民地正常的法律秩序的重要环节。但是，对青岛来说，齐摩尔曼却显然不是这个领域的最早的职务履行者。在他之前，已经有至少一位德国职业律师获得过本地从业的许可。
早在1899年10月至1900年10月的《胶州发展备忘录》里面，就涉及了殖民地专业律师的匮乏问题。1901年7月，青岛已经有一名律师开业。一个月后，总督府颁布了关于律师费用的法令，规定青岛德国保护区内律师雇请费，原则上的银圆数与在德国本土收取的马克一样多。这一原则后来也适用了各项费用的收取，包括法院、法院办事人员、证人及顾问人员等。同一年度的政府报告期望，第二位律师会比较快地出现在这个殖民地。但是，后来所发生的情况，却并不像期待的那样顺利。尽管第二位律师很快就出现在了青岛，但是之前到来的唯一的一位德国律师却离开青岛去了上海。1903年10月完成的另外一份政府报告显示，在长时间不曾在青岛活动之后，青岛法院已准许那位驻留上海的律师放弃了在青岛的权利。实际上，到1903年的晚些时候，青岛本地依然只有两个律师，他们同时也是公证人。通常，在较大的民事案件中，双方都雇请律师代表。尽管只有两个律师，但政府方面相信，“这种人事上的稳定对于司法的运行具有良好的影响”。
到了1906年，青岛本地一共有四位律师获准开业，其中一位同时兼任了公证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律师都能够持续地在本地工作，资料显示，获准开业的四人中间，有两人的经常住址是上海。根据规定，律师获准开业需遵循的原则是，他们必须是在一个德国联邦州中能胜任法官工作并谙熟法律的人。在这一年度，由于原先的一位律师返回了德国，另一位律师则来到了青岛代替他的工作。
1908年1月24日，青岛法院的首席法官宣布，对胶州德国保护区法院律师职权的任免已经做出了新的安排。与以往相比，这个“新的安排”最重要的不同在于：今后将不再批准律师授权申请，在某些渎职的情况下撤销律师权力的规定，只适用于那些经屡次提醒仍不悔悟者。
1910年，律师和公证人齐摩尔曼的办公室出现在威严的总督官署旁边，他的办公室和住宅的对面，就是未来的胶州法院的新办公大楼。法官和齐摩尔曼几乎还没有完全熟悉那里的环境，它就不属于德国和德国法律了。1914年11月，日军攻占青岛，齐摩尔曼成了战俘并被羁押在日本的俘虏营，直至1920年才获释。回到德国后，齐摩尔曼继续了他的律师生涯。他先是住在柏林，后又迁往斯图加特。1961年，82岁的齐摩尔曼去世。
在齐摩尔曼和胶州法院的故事里面，没有传奇。然而，对继承了齐摩尔曼办公室的英国领事馆来说，尽管咖啡的口味变了，但同样没有传奇出现。
科尔│移植德国的建筑师
◎记忆地标：华格纳时装店/总督官邸/青岛俱乐部
看城市史，建筑师大概是最合适的参照系。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建筑师的表情决定了城市的面貌。青岛建设早期，城市规划、建筑立法和城市开发几乎同步，也没有多少行政干预，建筑师们舒展创造力的空间相当开阔。当然，他们也没少继承日耳曼民族的建筑传统，因为除了文化优越感之外，这样做对他们自己和业主来说，都更容易交代。
最早，在青岛的职业建筑师不多，一些早期建筑就由业主自己设计，比如栈桥附近的胶澳海关办公楼和宿舍。不久，随着租借地政府花费了更多气力在德国招募专业人才，并吸引移民投资物业，这种不规范的情况就有了明显的改变。通过经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建筑师的手，德国开始被一点一点地种植在了青岛。
建筑师科尔的意义，在于他是青岛作为德国殖民地之后的第一幢建筑物的缔造者。早在1898年9月2日政府的土地法令颁布之前，科尔就已经在清军总兵衙门（今人民会堂）的西边，建造起了新城市有记录的第一幢房子。
科尔在1898年来到青岛。他设计和建造总兵衙门西边房子的过程，没有详细的资料可以查询。人们不知道他是如何获得建筑房屋的许可的，甚至，人们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因为，在土地法令颁布之前，任何个人的建筑行为，都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在这方面，负责起草土地法和税法的单威廉博士本人，就有深刻教训。因为他的一个不可原谅的个人过失，首任总督罗绅达最终成了殖民地政府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
没有资料证明建筑师科尔具有和华人事务委员单威廉犯同样错误的机会，那么，科尔在总兵衙门西边建造的房子，最大的可能是受政府委托的。完成了这幢扑朔迷离的房子的设计和建造后，没有科尔继续有新的设计作品露面的记录，直到1902年科尔在自己所有的地块建成华格纳时装店。科尔中山路的房子建成后，租给了埃米尔·华格纳经营时装店。而到了1912年，这里也已不属于科尔。查看当年的地籍清册，可以发现那个地块已在礼和洋行熊伯格名下。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却不知道。
从科尔开始，或者是以科尔为线索，回头考察1898年至1914年间青岛数量众多的德国建筑师的情况，会发现许多细节被淹没了。比如卡尔·施特拉塞尔，要确认他设计或建造了哪座建筑，就有点难。德国学者华纳认为德国总督的官邸是施特拉塞尔设计的，但克里斯托弗·林德博士则在关于这座建筑的论文中说，官邸是魏尔纳·拉查洛维茨设计的。而马维立博士却同时指出，官邸的建筑师是弗里德里希·比博尔。同样的缺憾，在另外一些地方也存在着。比如华纳在他的著作里面，没有提到建造基督教堂的建筑师开始是保尔·哈克梅斯特，后来是比博尔。而关于被林德博士认为是总督官邸设计者的拉查洛维茨，则可能是在青岛生活时间最长的建筑师。
作为一个建筑师或技术人员，魏尔纳·拉查洛维茨和青岛的联系，不仅仅限于他参与完成的建筑，同时体现在他对城市开发历史的见证上。拉查洛维茨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几乎贯穿了德国殖民的全过程。他1898年夏天来到青岛，1914年8月日德战争爆发时，才和另外一个建筑师保尔·哈克梅斯特去了北京。他的青岛经历，可以完整地显现整个城市建筑事业逐渐进步的过程，也可以显现城市化变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拉查洛维茨出生在1873年，25岁时来到青岛。这时，这个新的殖民地城市的所有建设，尚没有展开。在此后长达16年的青岛工作历程中间，拉查洛维茨有记录可查的设计活动，涉及了两个著名的建筑，这就是总督官邸和青岛俱乐部。尽管在气势宏伟的总督官邸的设计人员的认定上，一直存在着争议，但至今并没有让人可以信服的文献，排除拉查洛维茨曾参与这个经典建筑的设计。
在总督官邸建成6年后的1913年，德国工厂联合会董事会的一位成员阿尔丰斯·派克韦特，在一本当年于法兰克福出版的书中描述说，这个花岗岩建筑“以威慑四方的气势坐落在坡顶，不禁使人联想到波兹南皇宫那宏伟之状”。据另外一本德国出版物记载，曾有传说青岛的官邸建筑耗资达百万金马克。该出版物相信，虽然百万政府投资没有被证实，但营建费超出可供使用的450000金马克是确有实据的。为此，房建总监施特拉塞尔当年不得不回到柏林，在总会计署申辩缘由。他认为，由于时间紧迫而无法预算建造费用，最后势必提高造价。施特拉塞尔解释，大量使用花岗石砌立面，并非产生额外费用的原因。
在今天，经过了百年风雨的侵袭和磨砺之后，作为城市灵魂建筑的总督官邸的意义，早已非魏尔纳·拉查洛维茨或者施特拉塞尔、比博尔们所能够想象的。实质上，几乎所有漫步在周围的人们都很容易觉察到，这一恢宏建筑高潮的巨大回响，百年后依然令人回味。其实，更值得回味的，或是发生在这里的种种牵动国运的隐秘动作。自从沈鸿烈时代将这里改成迎宾馆后，革命者也好，叛国者也罢，先驱、领袖、旗帜、导师、傀儡、汉奸、叛徒、走狗，20世纪中国政治图谱上的几乎所有大人物，和数不清楚的不大不小的权力寄生者，都和这个波兹南皇宫一般宏伟的德国城堡发生过紧密联系，它的不同时期的政治表情，它的一次次历史性的命运转折，无疑可以当成20世纪中国谜语一样的政治书来阅读。
拉查洛维茨参与的另外一个重要建筑，是青岛俱乐部。中山路和太平路口的青岛俱乐部，在1910年5月至1911年10月完成建造，建筑师是库尔特·罗克格，施工管理是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拉查洛维茨的职责是工程指导和内部设计。而后者的工作，有许多为人称道之处。拉查洛维茨在大型楼梯间的前厅留出的存衣处和厅内蓝色墙壁上镶有金箔的鹰徽，都给光顾过那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鹰徽在后来100年的时间里，居然奇迹一般得到了保留，至今完好无损地镶嵌在大楼一层，令人喟叹时光倒流的荒诞。
青岛俱乐部在当地公共交往中的作用，当时的报纸曾有肯定。1913年11月2日出版的《青岛时报》报道说，“俱乐部作为商人、政客、卫戍部队和巡洋舰队军官的聚会中心，在殖民地的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它以无拘无束和惬意的形式，促进了殖民地各界人士之间的日常交流和相互了解”。俱乐部来了，俱乐部咖啡来了，尽管晚了点儿。这个迟到的俱乐部，通过图书、咖啡、啤酒、谈话、游戏，温暖了许多漂泊者寂寞的时光。为了适应俱乐部的多方面需要，拉查洛维茨在俱乐部底层安排了游戏室、台球厅和阅览室等公共活动空间，二层设计了一个很大的餐厅。而在地下室，拉查洛维茨则设计了造型粗朴的酒窖、厨房、洗衣间、工具间和储藏室。
1914年8月，魏尔纳·拉查洛维茨去了北京。他住在那里并担任私人建筑师，直至1926年在北京去世。他死去的时候，青岛已经从被日本人管理的状况中解脱出来，听命于北京政府的指挥和调遣。
舒巴特│塑造城市
◎记忆地标：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音乐厅/路德公寓/青岛观象台/总督教堂
作为一个建筑师，库尔特·罗克格在青岛具有显著的代表性。这不仅仅因为他的至今依然保存着的作品几乎全部成为具有标志性的典范，更在于他在这些设计中间，表现出的激情和创造精神。他的出现，打破了青岛早期沉闷保守的建筑设计风尚，为这个年轻的殖民地城市注入了一股蓬勃的朝气。
罗克格生于1876年，他在进入青岛之前的经历，大多没有被本地的城市史研究者掌握。人们倾向于认为，他的建筑师生涯可能就是从青岛开始的。他从1903年的秋天起，担任德国青岛海军政府建筑管理局建筑处的建筑工程师。但是，在已经被确认了的罗克格建筑设计目录里面，他在此期间的创作完全是空白。大约在1905年，罗克格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职业自立生涯。区别这两个不同阶段的标志，就是他在这个年度设计的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音乐厅。
严格地说，在整个威廉二世时代，德国并不是艺术家自由创造的天堂。威廉皇帝曾明明白白地表示：不管什么艺术，只要超出了划定的界限，就不再是艺术。但是，即便是在德国，艺术家们也并没有就此止步，而在帝国的海外殖民地上，这种束缚就变得愈加苍白无力了。或许，作为罗克格的事业奠基之作，青岛威廉皇帝海岸边上的亲王饭店音乐厅，便是去除了君主专制精神压迫的结果之一。
1907年6月1日，青岛总督教堂建设项目正式向东亚的西方建筑师征集方案，罗克格参与竞标并最终获得了成功。1909年3月26日柏林出版的《德国建筑业报》，曾经刊载过罗克格的一篇文章，阐述了总督教堂的创作思路：“鉴于各种设施均设在建筑底层，教堂需要较宽大的基座。与此相应，其纵向空间延展并不显得过分引人注目。这一设计十分吻合高地建筑的要求，塔楼的设计高度为27米，从而不至于导致与周围山地高下悬殊的效果。”不过，塔楼的设计理想与实际施工方案依然有一定差异。建成的塔楼实高36米，塔盖的式样也比罗克格的招标方案更为保守。
在1908年前后，罗克格先后去过天津和厦门。在这两个城市，他分别设计了天津德国总会和厦门的美国海军招待所，后者的设计是罗克格受中国政府的委托进行的。在这之后的1910年，他参与了青岛俱乐部的设计。1910年以后，罗克格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了北京。他受聘设计了国会大厦和临时国会大厦、北京国际俱乐部、皇太子载洵的别墅。同时，他还参与了海军部大楼的筹建规划。国会大厦的设计，受到了朝廷的肯定并已开始动工，但由于后来辛亥革命的突然爆发，这座巍峨的巨大建筑，仅仅在完成了地基和土石工程后就不得不宣告搁浅。
接下来的1911年，在德累斯顿的医疗卫生展览会上，罗克格按照中国风格设计了大清帝国的展览厅。1914年，罗克格完成了两件重要作品，一是为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称帝加冕仪式设计了政事堂，二是受托设计改建了北京前门和皇城城门，后一件作品由于同时给前门城门上的箭窗设计上了一串半圆形的装饰线，使罗克格受到了空前的指责。
在北京的交通部着手按照罗克格的方案改造前门时，罗却回到了青岛。1914年秋，罗在日德青岛战役中被俘，在日本俘虏营中被囚禁6年。1920年，罗返回中国，继续在北京、天津和上海从事设计活动。1924年，在完成了德国驻沈阳领事馆和法国红衣主教的住宅等设计后，前后在中国工作了接近20年的罗克格返回德国。1946年，这个优秀的建筑师在柏林病逝。
和其他一些政府建筑师比较，海因里希·舒巴特到达青岛的时间要晚许多。这使他失去了开发初期相对容易得到的机会，但同时也检验了他的创造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舒巴特并不是一个平庸的模仿者，而是可以保持艺术个性和城市需要这两者之间困难平衡的一个建筑师。这个年轻的汉诺威人，在青岛工作期间获得了把自己的设计激情释放在了市区著名山顶上的机会，并最终塑造出了新的城市轮廓线。
1878年出生在汉诺威的舒巴特，成年后就读于汉诺威工业大学建筑学专业。191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德国光电学家斯塔克，1906年曾是这所大学的特聘教授。毕业后，舒巴特到了德国重工业中心鲁尔区的杜塞尔多夫为政府工作。1906年，28岁的舒巴特通过了营造专业的第二次国家考试，成为一名合格建筑设计师。一年后，通过应征，他成功获得了前往青岛租界地担任海军政府建筑总监的职位。资料显示，1907年5月1日，舒巴特从热那亚启程，开始了前往青岛的旅途。
7月的晚些时候，参加广西路总督府学校新教学楼的落成典礼，是舒巴特到达青岛后最早进行的公开活动之一。他和5名第一批取得了中学六年级毕业资格的学生一起，见证了为缓解欧洲孩子拥挤的就学状况而建设的新教学楼的竣工。此后，舒巴特参与了政府多项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莱阳路8号的海军军官俱乐部，应该是他较早负责的一个建设项目，这个出现在海角岩石上的独立建筑，填补了青岛城市中心和东部海湾别墅区之间的一段建设空白。随后在10月份，舒巴特开始负责台东镇毛奇兵营的建造，这是殖民地自1899年开始修建的第三个大规模的兵营建筑群。这个为安置第五骑兵连和海军第三营野战炮兵中队而进行建设的军营，在1909年1月21日建成并交付使用。在后来的一段时间，舒巴特还设计了一些小型私人住宅，同时为青岛的殖民地狩猎协会在距城市中心15公里的地方，设计了一个舒适的狩猎俱乐部。可惜的是，尽管本地的研究者后来耗费了很多努力，却始终没能确定这个早已消失了的狩猎俱乐部的具体位置。
接下来，舒巴特施展建筑师才能的机会到来了。这一次他操练的地方不是在海边，而是在市区的一个山顶上。舒巴特最终获得参与的青岛帝国天文观象台工程的设计和建造，是欧洲天文台在东亚的一处重要观测点，同时也是青岛修筑在山顶上的最大规模的建筑体。德国国外船队协会为此提供了高达175000马克的捐助资金。从当时一份政府报告上看，这座天文台主体办公楼的设计，并不是政府直接委托进行的，而是经过了公开的招标过程，并且后来政府还公布了应征结果。舒巴特完成的设计，在很大意义上改变了城市上部的轮廓线，形成了后来人们熟悉的城市外观标识。
舒巴特在青岛的三年始终独自生活，除了建筑设计，他把一部分兴趣放在了对中文的学习上。1910年在合同到期离开青岛时，通过米彻尔森和慕兴立两位政府翻译官的帮助，他已经可以“相当不错”地使用中文进行交流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舒巴特在巴尔干和土耳其负责铁路和桥梁建设。1917年他结婚时，已经39岁了。战后，他进入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东亚研究会继续学习中国文化，并在1921年通过了中文口译的硕士考试。
在1928年的时候，舒巴特成为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顾问。他的任务是为众多的政府公务员和官员规划住宅，同时，政府机关办公建筑也在他的指导下按照现代观点进行了建设。在南京，舒巴特参与的最重要的建设项目是中山陵，他建议兴建的一段长长的台阶，突出了主祭堂，在云雾缭绕的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南京和长江。
1930年秋，舒巴特把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也接来中国。一年后，当他偕同全家经青岛、北京重新回到德国时，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随着1937年12月南京被日军占领，在舒巴特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首都新行政和住宅区化为一片废墟。
科尼希│医生
◎记忆地标：科尼希住宅/总督府野战医院
很长时间里，沂水路上的一个拥有精致塔楼的别墅，一直被认为是Gelpcke君王别墅。君王的招牌，增加了这栋建筑物和其主人的神秘感，尽管，人们并不清楚这个君王是谁和来自何方。但是，随着本地学者的深入发掘，“君王”最终被发现是南柯一梦。研究证明，Gelpcke君王别墅这个名称并不准确。该建筑原名Villa Gelpcke-Koenig，如果直译，的确是Gelpcke君王别墅，但是这里的Koenig，并非指君王，而是指曾住在该别墅的总督府野战医院的主治海军军医哈利·科尼希（Herry Koenig）。所以，沂水路3号建筑的准确名称，应该为Gelpcke-Koenig别墅，即格尔皮克-科尼希别墅。格尔皮克和科尼希，是两个没有关系的人名。根据马维立《波恩通讯》里面提供的线索，这座在1899年就已建成的房子，最初是总督府为首位法官保尔·格尔皮克所准备的。格氏1898年夏天来到这里，很快就离开了。从1902年到1907年，在这里居住的则是科尼希医生。
在青岛的5年时间里，科尼希和他的妻子、孩子，一直都住在这个政府提供的房子里。科尼希的这个住所，离他就职的总督府野战医院（今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很近。除了具有受尊敬的主治军医这个身份外，科尼希还负责这家正规的海军医院的行政管理。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早晨，科尼希和家人用过正式的早餐后，可以很容易地走到医院的办公室。但是，在开始的一段时间，科尼希在到达自己的办公室之前，通常需要先陪同女儿们骑上自行车，去天主教会专门为外国女孩子设立的一个学校上学。教团的修女们负责照顾包括科尼希医生和特鲁泊总督的女儿在内的48个女学生。
在科尼希参与工作的5年时间里，这个已完成全面建设的大规模官方医院，承担起了殖民地主要的医疗任务。但是，一直到科尼希离职，这家医院并不承担对本地中国人的医疗服务。那些数量很大的贫苦病人，被疏散到两家教会医院接受廉价的治疗。在其中一家由天主教建立的医院里，参谋部的医生玛科琳博士每天开诊3小时。
后来，回到德国的科尼希，曾经出版了一本记载包括有其在青岛担任主治军医和医院院长期间经历的回忆录，但很遗憾，目前本地的研究者并没有获得阅读这本科氏个人生活记录的机会。据说，科尼希1926年出版的这本图书，记述了自己随“伊丽莎白号”大帆船环球旅行，以及在东非德国殖民地和青岛的生活。
我们注意到，到1902年的秋天，野战医院装有暖气设备的第三病房已接近完工，在这个设备齐全的病房里，除了值班医生的宿舍外，还有一间为病人举行礼拜活动的小教堂。到这时，医院正常设置的病床已有208个床位，这其中包括了在一幢棚屋中临时安置病员的32张床位，由殖民地病员护理妇女协会派出的4名护士，在这里进行忙碌的工作，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与此同时，在离医院不远的地方，一幢医院办公楼也已建成，里面包括了医院职员的公费宿舍。实质上，科尼希接手的是一个完整并设施优良的医院，这里甚至还修有花园。他接下来的工作，是保证医院高质量和高效率地运转。比如，1905年10月至1906年10月的一份政府年度报告，曾经记录了医院进行的阑尾手术。报告特别提到，不下42例动过手术的人都获得了康复。显然，这份报告的写作者相信，在科尼希的主持下，那个时期野战医院的工作是可以信赖的。
似乎，科尼希对自己在青岛的生活，也表示了满意。在一张拍摄于科尼希时代的照片上，科尼希居住的别墅已楚楚动人：屋顶和塔楼之下雪白的外墙和对比明显的木构架装饰，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诗意化联想。在1905年之后，科尼希的邻居们开始多起来，先后有海军营军官、外交官、商人和避难的政治家住在了这里。至20世纪30年代末，当时间在沂水路酿造出更多故事的时候，淳朴的科尼希别墅依然具有其无可替代的风采。
科尼希医生在这里的故事，随着沂水路3号别墅主人的更替，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科尼希成了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他走过的街道和他工作过的医院，都没有给他留下记忆的空间，在整个城市，人们看不见任何关于这个海军医生曾经停留过的踪迹。
科尼希医生居住过的沂水路3号别墅，据说1913年后成为逊清多罗特氏升允的王邸。
升允，字吉甫，号素庵，姓多罗特氏，清蒙古镶蓝旗人。曾祖富明阿，通州副将；祖色普真，前锋参领；父纳仁，工部侍郎。升允承先祖之遗泽，又以举人出身，深受清廷信任，历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陕甘总督等要职。而在这之前，升允曾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做章京，不久以候补道资格出洋，出使过欧洲各国，对西方的学校、工厂、商业、农业、市政建设等等，都有感性认识，这为他日后在甘肃厉行新政，奠定了基础。
升允的光荣，和大清国的落难互为因果。当年落难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起驾回銮时升允随扈进京，1902年2月26日才回陕视事。1911年10月22日西安爆发起义，升允未在城中。他一边向陕西革命军捐银20000两并致函声言赞成革命，一边却只身逃往甘肃平凉，电告陕甘总督长庚表示誓死效命清廷。重新夺取西安的行动失败后，升允带着家眷逃往西宁，经东北、西伯利亚辗转流亡到日本，参与宗社党的活动，并成为宗社党复辟清王朝的重要人物之一。1913年春升允潜回库伦（今乌兰巴托），纠集旧部并联合沙俄及蒙古王公阴谋起兵恢复亡清，未得逞。同年12月潜入青岛，继续进行复辟活动。
本来，科尼希医生在沂水路3号别墅遗留的咖啡气味，以外交官身份曾在圣彼得堡等地待过的升允并不陌生，可此时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里，所以咖啡之类零碎，始终引不起他的兴趣。我们从升允发自青岛的一封亲笔信中，可以大致看出他参与的一些颠覆共和制度的活动踪迹。升允被时间淹没了的政治野心和抱负，跃然纸上。在信中，升允给新疆都督杨增新、蒙古族郡王帕拉特、甘肃都督赵惟熙、宁夏镇护军使马福祥、那王彦图、蒙古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嘉木养禅师、绥达将军张绍曾、热河都统姜桂题等人发出讯号，说他已联络到散落在20省的遗老遗少，图谋恢复清朝统治。但和这期间青岛广泛存在的大量复辟阴谋一样，升允的图谋，最后依然没有成功。到了1917年，矢志不渝的升允在青岛继续努力，他寻求到日本守备军司令官的支持，并去上海找郑孝胥秘密商议，同时致函正率兵入京的辫帅张勋，督促其抓住“机会”宣言复辟。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第二天升允即获授大学士。7月12日昙花一现的复辟失败后，升允再次亡命青岛，慨叹无力回天。也许，到了这时候，他才真正品味出杯中咖啡的苦滋味。1931年夏天，这位为复辟多年奔波的多罗特氏，死于天津租界内。升允死后，废帝宣统赠谥曰文忠。溥儒为其作《神道碑》，云“武侯尽瘁，天道可知；申胥空还，臣力尽矣”。
1922年北京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沂水路3号别墅曾设立培基医院，院长为钱培基医生，楼上为病房，楼下为诊疗室。到20世纪50年代，这里成为青岛日报社职工宿舍，后来在庭院内加建起了新楼。
里希特恩│建造港口的人
◎记忆地标：青岛港/港口新海关办公楼
埃米尔·里希特恩在青岛逗留的时间很短暂，所以，把里希特恩1899年的这次历时几个月的青岛之行称为访问，是合适的。实质上，作为柏林德国政府海军部的技术官员，里希特恩对青岛港的建设并不负有直接的责任。所以，即便是从职务范围和管理权限上看，他在1899年的青岛之行也符合访问的性质。
根据马维立博士在《波恩通信》中向青岛城市史研究人士提供的线索，里希特恩1839年5月7日出生在不来梅近郊。1876年他成为威廉港的海军建港顾问后，威廉港的军港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在1891年的时候，里希特恩被提拔到柏林德国政府的海军部。所以，当1898年在青岛建立一个现代港口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有关方面希望得到有经验的里希特恩的支持，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实质上，存在着海军部曾向里希特恩咨询过的证据，这包括青岛的港口应该建在哪里，以及如何建设等专业问题。而后来里希特恩的青岛行程，显然也与港口有密切关系。
在里希特恩到来之前，青岛港口的建设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根据把大港建在胶州湾中的计划，1898年的年底，政府方面就开始在妇人岛及与其毗邻的位于西南方的一个暗礁所在的水域之间填筑一道石坝。这道石坝将构成港内抵御强大西北风侵袭的防浪堤的主要部分。石坝工程所用石料，分别来自沧口以北的采石场和在俾斯麦山北新开的一个采石场。一条铁轨由采石场通往海岸，石料则由一个活动的倾翻架装上车辆，以方便在所需地点翻卸。
1899年秋天制作的政府报告中记录，当年的夏季，测量技术部门对港湾水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查。这次勘查的主要目的，是要搞清楚在海平面下多深的地方才能触到岩石，因为这可决定需要疏挖的港湾的水深。在开工前进行的钻探取样，初步结果已通过在大约延伸4平方公里的水域内的勘查，获得了满意的证实。到报告完成时，勘查工作已经结束，而码头的最终设计方案，也可以提出了。
就是在这个时间，里希特恩出现在了青岛。
在到达青岛之前，里希特恩实际上不仅仅接受过一般性的咨询，他也曾经被要求去青岛直接指导或监督那里的港口建造。但是，这个要求被里希特恩拒绝了。人们不确切知道里希特恩拒绝担任这个职务的真正原因，但从年龄上推断，他在接近60岁的时候如果长时间被派出在一个待开发的殖民地任职，可能有相当的困难。从研究者后来掌握的实际情况看，里希特恩的健康状况可能并不是很好，因为在拒绝去青岛任职的5年后，他就去世了。但是，没有亲自监督青岛港口建造的里希特恩，还是认真地选择了一个能干的技术官员去了青岛。1898年5月16日，受里希特恩派遣的筑港工程师乔治·格罗姆施来到青岛，成为青岛建港部门的首位负责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格罗姆施对港口的建设过程和大港最后如何完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他反对改变最初计划里的一号码头和二号码头的走向等。
里希特恩1899年在青岛活动的具体细节，研究者目前还没有获得可信任的记录。据说马维立博士在里希特恩的孙女那里得到了里希特恩的日记，但尚不清楚那里面是不是涉及了里希特恩1899年访问青岛的内容。在青岛的几个月，这个60岁的海军港口建设顾问的行踪，被胶州湾的海浪淹没了，人们不知道这中间是否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史实。文件显示的是，在1899年秋天的时候，海军胶州政府计划的工程修建速度是，当山东铁路由潍县修到青岛港并交付使用时，这个港口应能对若干艘大型船只提供有蔽障的泊位。同时，政府希望妇人岛至暗礁之间达到高水位线的石坝工程，可以在1900年的早些时候完成。那样，就可对港湾内域进行有效的保护，以使政府船只、私人舢板和帆船可在这里得到安全的停泊。
最终由维林公司获得了港口建设工程并进展顺利，1904年3月6日一号码头投入使用，胶州总督以及山东巡抚周馥都出席了竣工仪式。随后二号码头也在1906年完成。里希特恩应该获得了一号码头建造顺利的消息，但他却不知道胶州总督关于为“殖民地历史一个如此重要的阶段”立一块纪念碑的想法，他没有活着看到这个码头的最终建成。1903年5月3日，里希特恩在柏林去世。
和作为铁路工程师与青岛发生联系的锡乐巴一样，以筑港工程师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的斯提克弗茨，接受的也是独立商业机构的委派。连接锡乐巴的是山东铁路，而围绕着斯提克弗茨故事的一直是青岛港。和之前已经在中国工作了许多年的锡乐巴不同，斯提克弗茨对与这个陌生城市的相遇缺少准备，并且，他似乎算不上喜欢这里。
约翰·斯提克弗茨所服务的，是汉堡的维林公司，这个公司在早些时候青岛的一些出版物上，一直被翻译成回利格公司。早在1875年，维林还是不来梅的一个不出名的铁路工程师，可能是出于对个人前途的不确定的考虑，后来他开始转行从事港口建设。1879年，维林在威廉港参与了海军码头的大规模扩建工程，1883年至1889年，他则在汉堡建造了三个远洋轮船的港池。之后，他还参与了耗资3200万马克的北海至波罗的海的运河工程。
1897年11月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建造一座可以通行大型军舰和远洋轮船的现代化港口，便成了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此前，虽然中国军队早在1892年就已经建造了一座伸入大海的栈桥，但这座简易的军用码头仅能靠泊吃水很浅的小型船舶。经过柏林海军测量部的考察勘测，新港口最终选址在胶州湾内，原因是那里夏天不受东南季风和可能到来的台风影响，冬季也可以躲开强劲的北风。
筑港的首要任务是建造一座巨大的半圆形防波堤，以保护锚地免受北风的影响。这座防波堤的建造开始于1898年10月29日。1899年，防波堤的建筑工程由施密特公司接手。
早在1898年5月，受海军部建港顾问埃米尔·里希特恩的派遣，格奥尔格·格罗姆施就成了胶州总督府筑港工程部的首位负责人。5月16日，格罗姆施来到青岛。随后，格罗姆施制订了整个大港，包括后来的半圆形大防波堤和一、二号码头的建设规划。维林公司的出现，基于格罗姆施和总督府的一个共识，这就是他们都认为，大港工程的建造，应交由一家私营公司来完成，而来自汉堡的维林公司恰好符合要求。
1898年11月23日，维林在汉堡和海军部进行了首次会谈。结果维林表示愿意负责建造青岛港，并提出把工程师约翰·斯提克弗茨派往青岛。在1896年的时候，斯氏已经考察了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但随后进行的合作并不顺利，斯提克弗茨在1899年来到青岛后只看了看施工现场，就离开了。显然，在一些我们不十分清楚的关键环节上，他和格罗姆施或者叶世克总督没有取得一致。这样，青岛方面便决定取消与维林公司的合同。
原本，斯提克弗茨短暂的青岛之行会以匆忙的方式结束，但事情后来的发展却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原因是柏林的海军部无法再找到另一家愿意建造青岛港的德国公司，只好回过头来，再与维林公司商榷。据说，在这个有利的时机，维林问斯提克弗茨，工程的造价会有多高，斯氏的估计是8501000马克。但维林回答，这根本不够。最后，维林向德国政府提出了自己的报价：9519250马克。经过长时间的磋商，1901年3月25日，德国政府最终在汉堡与维林公司签订了合同，同意支付9336840马克的建港费用。这样，约翰·斯提克弗茨就重新回到了青岛，和他的助手弗里德里希·施瑙克一同负责起了码头工程的建造。
在斯氏的组织下，1904年3月6日一号码头投入使用。当天，总督在竣工仪式上对施工公司的“各位先生”表示了感谢，并“感谢全能的上帝迄今给予我们事业的护佑，祈求他将其护佑和支持的手保持在这项工程的始终”。上帝继续帮助了斯提克弗茨，在1906年，二号码头工程完成。
在重新回到青岛的开始阶段，斯氏住在现武定路北端的维林公司别墅，大约在1905年前后，他搬到了沂水路5号。斯提克弗茨有三个儿子，由于受到筑港工程师这个职业的影响，他的儿子们便在青岛的德国学校里有了Mole1（一号码头）、Mole2（二号码头）、Mole3（三号码头）这样的绰号。结束了青岛港的建设后，斯提克弗茨在1909或是1910年的时候离开了青岛，在此之前，施瑙克已于1907年回国。离开青岛前，斯氏把自己在沂水路的房子卖给了希塔斯·博拉姆拜克公司（哈利洋行）的董事奥古斯特森。后来，维林公司就从所有的记载中消失了，看不到一点踪影。
1925年，受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的邀请，当年的筑港工程师施瑙克又回到青岛，并从1927年2月起担任青岛港的顾问工程师，直至1937年在青岛去世。就在施瑙克去世的前一年，于1934年开工的大港三号码头在2月10日举行了竣工典礼，而这项工程是由德国工程师沃尔特·伯特舍尔负责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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