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的英格兰姑娘爱上了一个同样年轻的英格兰小伙儿，当然，小伙子也爱她。两人甜甜蜜蜜，我的眼里只有你，你的眼里只有我，让周围的人都感叹羡慕。但他们还不能结婚。并不是家人反对，也不是有第三者，而是小伙子要离开家乡去伦敦读书，姑娘只能等他学成归来再完婚。在等待的曰子里，姑娘的思念像野草一样疯长，尽管她是个含蓄的姑娘，也很难克制不让自己的感情流露。母亲见她神思恍惚，茶饭不香，就说，孩子，我来教你编织吧，这样你既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准备嫁妆，也可以打发难捱的光阴。姑娘家乡的妇女都很善于编织，家里的窗帘被单桌布都出自她们的手。姑娘就在母亲手把手地教导下学起了编织。起初她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排遣思念。忽然有一天她想，我为他织一条毛毯吧，让他日日夜夜地盖在身上，替我温暖他陪伴他。这么一想她立即就有了热情。她选了英格兰最好的羊毛，选了最密最美的图案，开始为她的爱情编织。她没日没夜地织着，日子不再难熬，所有的爱所有的情，丝丝缕缕都织进了毛毯里。当她的心上人学成归来时，一条世界上最美最暖和的毛毯就诞生了，姑娘带着毛毯嫁给了她的心上人。
这就是毛毯的出身。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它毕竟是与众不同的。
婚后的日子没什么可说的，毛毯亲眼目睹两人恩恩爱爱，相敬如宾。小伙子在伦敦大学里教书，姑娘为他操持家务养育孩子。这样就到了三十年代，他们都已经人到中年了。为了便于讲述，我们就叫他们杰克和珍妮吧，因为他们的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毛毯。此时的毛毯已是个上了些岁数的毛毯了。
在杰克教的学生里，有一个来自中国，他是专门来留洋学习法律的。杰克是法学教授。杰克挺喜欢这个中国学生，除了勤奋好学之外，他的神秘而遥远的国度也让他感兴趣。没事的时候，他会把他请到自己家来，喝下午茶，听他聊聊中国，聊聊那个遥远的东方民族。时间长了，珍妮也认识了这个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叫什么呢，他的名字也不重要，本文的主人公是毛毯。我们就叫他吴祖德吧，那个时代叫这个名字的人很多。
吴祖德喜欢被邀请去杰克的家，除了喜欢喝珍妮烧的下午茶，就是喜欢看到他们夫妻之间那种和谐温暖的关系。在一个喝下午茶的日子里，吴祖德就听到了关于爱情毛毯的故事，当然是杰克讲给他听的。杰克坐在沙发上，腿上盖着那条毛毯。他有关节炎，英格兰多雨的气候常让他的关节疼痛。珍妮在一旁含羞地听着，偶尔补充两句。雨后的阳光照进客厅，让这个故事更加充满了温馨和爱意，也让吴祖德在心里暗下决心：回国后，就和等待自己多年的未婚妻结婚，也像他们一样恩爱生活。
就在吴祖德即将完成学业返回祖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晚上杰克和珍妮的小女儿苏珊，吃过饭从餐厅跑出来时，忽然跌倒站不起来了，脸色苍白呼吸困难。珍妮一见情况不好，大声喊着杰克，要把苏珊送到医院去。不想杰克背上苏珊后，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了，他的关节像折断了一样。正在这个时候吴祖德来了，或许是天意，他因为要离开英格兰有些难过，想来和他们聊聊。他立即将苏珊背下楼。那天天气糟透了，叫不到计程车，吴祖德就背着苏珊奔跑，一直跑到医院。等珍妮搀扶着杰克随后赶到时，苏珊已在医生的抢救下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说幸好送得及时。
吴祖德离开英格兰那天，珍妮一定要把家里的一套祖传银餐具送给他，以表达他们对他救女儿一命的深深谢意。吴祖德坚持不收，珍妮坚持要送。后来吴祖德说，如果你们实在要送，就把那条毛毯送给我吧。珍妮说，可那是一条旧毛毯了，我们用十几年了。吴祖德说，在我看来那是最珍贵的，我把它带在身边，会永远记住你们，记住你们美丽的爱情。
杰克和珍妮当然答应了，立即将他们的爱情毛毯送给了这位对他们的女儿有救命之恩的中国学生。
毛毯来到了中国。
吴祖德'回国后，真的和等待了他多年的未婚妻结了婚，并努力像杰克夫妇那样平等相爱。他们也的确生活得不错，毛毯可以作证。他从没有打骂过妻子，也从不像所有的中国男人那样指使妻子端洗脚水什么的。晚上睡觉，毛毯总是共同盖在他们身上。
吴祖德在一个县里任法官，工作中他努力想如同他在西洋看到的那样，实行法治，实行民主。这可就行不通了，他的力量太小。在官场上他不再是家长，不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而旧中国官场上的黑暗、不民主、无视法律的严重程度，让他实在无法接受。他常常与地方长官发生冲突，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常常拍案而起。这样就惹得地方官很恼火。终于有一天，为了一个不公正的案子，吴祖德再也不能忍受了，拂袖而去，或者说，挂印而去。没人拦他，他就回到了农村老家。
那时他家里还是有些家底，否则当初也没那个能力把他送到英国去读书。他回到家，靠地租和几家茶行生活，每日读读闲书，收收租子，教育一下孩子，倒也舒服。他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均已念小学。所以即使是回乡为民，夜里睡觉的时候，毛毯倒也很少听到他失眠叹气的声音。
碰上出大太阳的好天气，毛毯就会和他家祖传的字画一起，被拿出来晒太阳。毛毯躺在那张老得发红的楠木躺椅上，一边享受着太阳的温暖，一边也感受着吴祖德思念的目光。他睹物思人，看着毛毯，想念着杰克和珍妮，还有小苏珊。偶尔他也会给他们写信，但路途遥遥，很久以后才有回音。日子就在这毛毯的翻翻晒晒中过去了。毛毯并没有因为来到异国他乡而不适应，也没有因为上了年纪而发朽，阳光下依然闪着光泽。那是好毛线特有的光泽。
坐吃山空是不可能持久的，家境渐渐衰败。为了供两个孩子读书，吴祖德不断地变卖家产，先是卖茶行，后是卖地，之后连家里的字画也一样一样地拿出去卖掉。有一回一个买主竟然看上了毛毯，说这床毯子肯定是从西洋来的吧，一看就是好东西。吴祖德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那是传家宝，永远也不卖。
等大儿子离开家乡去念大学的时候，吴祖德卖掉了最后一张字画，那是他最喜欢的仇英的马，一共四幅，全卖了，给儿子凑足了路费。最后，吴祖德让老伴将毛毯也收拾一下给儿子，算是一份儿家产吧。那时毛毯已经有些老了，尽管毛色依然发亮，但四边裹着的亚麻布边儿都破朽了。老伴就拆了自己的一件锦缎棉袍，将毛毯的四边重新镶了一圈，让它又面貌一新。
吴祖德对儿子说，等你大学毕业了就去英国，带着这床毛毯，替我去看看你的杰克伯伯、珍妮阿姨和苏珊姐姐。
吴祖德还将这一想法写信告诉杰克和珍妮^但他没有得到回音。算一算，他们也该是六七十岁的人了。
儿子就带着毛毯到了北平，上大学。儿子叫什么？也许叫吴向英，或者吴念英。父亲总是无法忘记英国，这也体现在孩子的名字上。
毛毯在寒冷的北方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引起了同学们的赞叹，因为它的身上总闪烁着奇异的光泽。吴向英很自豪地说，这是我父亲从英国带回来的。
吴向英大学毕业时，正赶上中国政权更迭之际，他和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对新生活充满了向往，渴望用自己的双手去建设新中国，早把父亲要他去英国的事忘在了脑后。不过那时父亲吴祖德也已经去世，带着许多的遗憾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对儿子是否听他的话去英国，已经无所谓了。他走了算是幸运的，家乡搞土地改革，他们家被定为地主，虽然没什么地和财产可分，仍成了专政对象。老伴受不了打击和折磨，很快病故。这样地主的帽子就留给了没有外出读书的小女儿吴念英戴着。
远在他乡的吴向英并不知道这一切。大学毕业他来不及回家就参军了，是铁道兵。刚组建的铁道兵急需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热情地欢迎他，于是他成了铁道兵的一名技术员。他的生活一下变得很匆忙，很急促，也很新鲜陌生。
在他还没完全适应部队生活时，部队就开拔了，而且一拨拨到了国外一去了朝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说跨过鸭绿江，当然不是两腿这么一迈跨过去的，他们是坐火车。
上火车之前，上级要求他们把所有的随身物品都集中起来办托运，等到了驻地再领取。吴向英就和大家一样，把洗漱用具之外的所有物品都上交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还上交了那床毛毯。那床毛毯也和他一起到了部队，一来他知道朝鲜是个寒冷的国家，二来他也无处寄存，这算得上是他们家的传家宝了，他不能扔下它。
吴向英把毛毯交出去时，心里划过那么一丝不安，他又回头看了一眼，并且摸了一下，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不会丢了吧？但仅仅是一闪，就过去了。他被热情洋溢的战友们喊上了车。他心里装的更多的是即将奔赴的战场，和即将投入的新生活。他若知道这是他与毛毯的诀别，或许会再看上两眼的。当然也就是看两眼，他不可能改变它的命运的。它的命运就是要离开他。
他们是凌晨到达朝鲜的，一踏上那片土地，吴向英和战友们都心情沉重。真是满目创伤，烧黑的树，炸光的山头，炸断的路，燃烧的村庄，哭泣的孩子……
由于这样心情的影响，所以，当吴向英去领自己的物品，发现那床毛毯不见了时，虽然很难过，但也很快过去了，毕竟有更难过的事情在面前摆着。他只是心存侥幸地想，也许是谁拿错了，等到达了驻地跟领导反映一下，再找吧。
不过他隐约有种预感，毛毯不会找到了。
吴向英背上背包，拿着自己的东西上了卡车。他们还要继续向前开拔。
第二天黄昏，他们终于到达了临时驻地。吴向英和另外三个技术员被分配在一个帐篷里。他们都是刚入伍不久的学生，有大专生，有中专生，只有吴向英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出发前领导曾嘱咐吴向英要起好带头作用，吴向英很当回事，一路上一直照顾着大家。
就在吴向英带着对毛毯的挂念整理自己的床铺时，他的眼前一亮：他看到了他的毛毯，毛毯正躺在对面那张钢丝床上呢。还是那么安详，那么有光泽。母亲亲手镶上去的缎子边儿，安分地围绕在毛毯四周。他忍不住“啊”
了一声，对面钢丝床的主人听见他的“啊”声猛地抬起头来，两个人的目光对上了，有一瞬间的静默。吴向英把下面那句话吞了下去：那不是我的毛毯吗？他是等着对面那个人问：你怎么啦？他便可以说，你是不是拿错东西了？那毛毯是我的。但对面那个人立即把目光挪开了，继续整理他的床铺。
吴向英不知该怎么办，他呆在那儿。挨着他铺位的一个技术员问他，你怎么啦？吴向英一瞬间本能地想，不能公开说这事，那个同事会难堪的。于是他掩饰住自己的情绪说，没什么，没什么。他说的时候，眼睛仍一直盯着那人。他想，他一定明白毛毯是我的了，也许他现在不好意思还我，等一会儿会悄悄还我的。他若像没事儿一样悄悄把毛毯放在我的床上，我也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放下行李他们就去吃饭，然后是开会，讲形势和任务，一直到很晚才回到帐篷里。一进帐篷吴向英就发现，毛毯已经不见了，对面的钢丝床上和他一样，只有一床军用被和一件军大衣。而对面那个人，看见他也若无其事了。他不朋白是怎么回事，难道他刚才出现的是幻觉？不可能啊，他亲眼看见毛毯在那儿的，他不会认错的，那是世上独一无二的毛毯。再说了，他也亲眼看见了对面那个人不安的眼神，有慌张，有羞愧。
可现在，“对面那个人”却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一言不发，拉开被子倒头就睡。吴向英也只好睡了。他想，他总要拿出来的，他藏不住的，等他再拿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要直说了。
接下来的日子，是根本无暇顾及毛毯的日子。他们所在的部队，担负着守护和维修大宁江大桥的任务。大宁江桥是朝鲜最重要的金义线上的一座大桥，它的畅通关系到整个金义线的畅通。当然，敌人也知道它的重要性，所以说守护是不现实的，敌机天天轰炸，根本不可能守护，他们只能是不断地抢修，不断地和轰炸择速度。敌机上午炸他们下午修，敌机下午炸他们夜里修，总之坚决不让这条重要的交通线中断。
有一天下午他们正在抢修时，敌机突然来轰炸了。因为当天上午已经炸过一次了，所以大家丝毫没有准备，一发发炮弹呼啸而至，在工地上四处开花，硝烟四起，震耳欲聋。正在工地上指挥抢修的师长大喊了一声：“大家快卧倒！”吴向英一时有些慌神儿了，他奔跑着想找个隐蔽的地方卧倒，却觉得哪儿都不安全。慌乱中有个人冲过来猛地扑上来，将他按倒在地。刚刚倒地，一发炮弹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炸开了，他若再跑两步，就肯定被炸得粉身碎骨了。
敌机离去后他惊魂未定地起身，发现把他按倒在地的那个人，竟是他“对面那个人”，即那个拿走他毛毯的人。他稍稍愣了一下，即连连说，谢谢你了！谢谢你了！但“对面那个人“什么也没说，只是拍拍自己头上的尘土，就走开了。
吴向英从此不再想他的毛毯了。他想，毛毯是当年父亲救了别人而得，如今他救了我他也该得。他就是不拿走我也该送给他。他甚至想对对面那个人说，你拿出来用吧，就算我送给你了。我不会怪你的，朝鲜多冷啊，多需要毛毯啊。
但他不能说，他也说不出口。他说了，不是等于指认他是贼吗？他想，他对他最好的报答，就是对此事永远缄默。他就缄默，并且在对他的态度上体现出了他对此事认可的态度。可“对面那个人”没有任何表示。他既不用毛毯，也不谈有关毛毯的任何话题。吴向英很奇怪，他把毛毯藏到哪里去了？他们每个人就那么点儿放私人物品的地方。难道他把他扔了？不会吧？
吴向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想这些私事。战斗越来越激烈了，敌机对大宁河桥的轰炸也越来越厉害了。他们企图中断这条重要的运输线，不让后方的物资送到前方去。但有铁道兵守在那里，这企图就成了妄想。
为了大桥随时能够通行，吴向英和战友们日夜奋战，个个都熬红了眼。他们针锋相对，在大宁江的正桥旁，修了三座便桥，还有一座浮桥。这样即使正桥一时难以修通，开往前方的汽车依然可以通过三座便桥或者水上浮桥畅通无阻。那真是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了。美国的媒体感叹说：“美国和其他盟军的飞机一直在轰炸共产党的运输系统，但北朝鲜仍有火车在行驶……坦白地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坚决的建设铁路的人。”
轰炸不见效，敌人又换了一种方式，投掷细菌弹，用以杀伤这些“最坚决的铁路建设者”。于是第二年春天，吴向英又一次遭遇险情：他被美军飞机投下的细菌弹染上了斑疹伤寒。这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他病得不轻，立即被送到了师医院。在医院里他整日昏迷不醒，高烧不止。在高烧烧到神情迷乱的时候，他隐约觉得有很多同志来看他，其中也有“对面那个人”。他似乎还给他盖上了毯子。是那床英格兰毛毯吗？他不能确定。他好像还对他说了“对不起”、“请原谅”之类的话……
后来他终于苏醒过来了。
苏醒过来是早上，他感觉自己睡了很长的觉，神清气爽。医生走过来笑眯眯地说，嚯，小伙子，你终于醒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去摸过阎王鼻子了？他很诧异，说我怎么啦？我生病了吗？医生说，你岂止是生病，你中了细菌弹，已经昏睡了七天七夜。
他一看墙上的日历，啊，果然是这样，他记得他上工地那天是四月二十二日，现在已是五月一日了。他一下感觉到醒来是多么好，活着是多么好。他发现自己身上的确盖着毛毯，而且是两床，当然都是草绿色的军毯。医生说是他的同事们给他拿来的，昏迷中的他总是发抖、打摆。他想会是谁的呢？一种直觉告诉他，是“对面那个人”。
吴向英已经有些同情他了。你说为了一床不能用的毛毯，背多大的包袱啊。
吴向英住了一个月的医院才彻底康复。他急着想回到工地上去。他知道那里非常繁忙，非常需要人手。他不能再躺在这里了。
不想就在他即将出院的那天，“对面那个人”也染上了同样的斑疹伤寒，被送进了医院，而且病情比他还重。医生找到吴向英，说，我们要从你身上抽5毫升的血，因为你的血已经有免疫力了。把你的血输给你的战友，他就会很快康复。吴向英爽快地伸出了胳膊，能用自己的血救活战友，他一百个意。
果然，他的血输给“对面那个人“后，“对面那个人”很快苏醒了过来。昏迷的时间比吴向英少了整整五天。真是有效。吴向英放心地返回了部队。没过多久，“对面那个人”也出院了，他们又一起战斗，共生死，共患难。毛毯在这样的生死患难之间已经化为乌有了。
两年后的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的战火终于停息，停战谈判开了。
吴向英和战友们闻之欣喜若狂，立即在帐篷里开起了庆祝会。吴向英借着酒劲儿，终于找到“对面那个人”说了他一直想说的话。他说咱们是生死患难的战友，没有什么事儿可以影响咱们之间的感情。你不必再背什么包袱，我都理解。
“对面那个人”眼圈红了，依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仰头喝下了那杯酒。
志愿军大部队开始陆续回国了。但吴向英他们还不能走，他们要把炸毁的铁路修好，把炸断的桥修好，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最重要的是，他们首先要把大宁江桥修好。他们已接到命令，要让和谈代表团从正桥上经过，前往板门店去谈判。和谈的重要性、和谈代表的重要性，都要求他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大桥修通。而当时的大宁江桥经过反反复复的轰炸，已被破坏得不像个样子了，几乎需要重建。即使不重建，恢复通车起码也得一年半载，至少得两三个月。但上级给他们的时间却是十天，那几乎是个不可能的时间。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吴向英他们不可能去向上级申诉困难，也不可能说我干多少算多少。他们只能是埋头苦干，没日没夜地干。时值7月，正是洪水泛滥时期，给抢修工作又带来了新的困难。而吴向英的身体自染过斑疹伤寒后一直不太好，时常咳嗽、头疼。在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都无法睡觉的情况下，他再次病倒了，发着高烧。但他不敢躺下，一直在工地上坚持着。
“对面那个人“也和他一样，眼睛熬得血红，胡子拉碴，嘴角起泡，走路人都在打飘。
但谁也不敢休息，谁都心急如焚。和谈代表团的专列已经到了距大宁江桥最近的一个车站了，他们就在那里等着他们把桥修通，等着过桥。为此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来过问此事，到底能不能按时通车？让大家的压力更大了。但越急越出乱，由于长时间不能休息，大家的头脑已近崩溃，吴向英和“对面那个人”还有一些别的技术员，都因为过度疲劳，先后在工作中发生了平时绝不可能发生的计算错误，以至又延误了一些时间。
不管怎么说，他们终于在第^~一天的时候，把桥修通了。
当看着和谈代表的专列从桥上经过，前往板门店谈判时，吴向英再也坚持不住了，一头栽倒在地，他彻底垮了，心力衰竭，人事不省。昏迷之前他的最后一个念头是，我们总算把桥修通了。
但他却不知道，由于他们完成任务的时间比上级交给的时间晚了二十四个小时，上级还是要处分他们。讨论处分时，师长政委和其他领导都带头承担，每人分担了几小时。负责桥梁的吴向英由于计算错误，也须分担两小时。
这时，“对面那个人”站起来情绪激动地说，吴工程师为了完成任务已经累倒了，现在仍昏迷不醒，生命都有危险，你们还忍心处分他？
大家都沉默着。
他又说，如果一定要分担，那就把他那两小时算到我身上。
师长不同意，大家也都不忍，因为他已经承担了两小时，再多承担的话，处分就会从警告升为记大过。
这样，吴向英在昏迷中被处以警告一次。但他没有难过，一点儿也没有。因为他没有机会难过了，他再也没有醒来，就这样去世了。他是死在岗位上的，也是死在战场上的，他因此被追认为烈士。有处分的‘烈士也是烈士。
追悼会上，“对面那个人“突然放声大哭，他扑在吴向英的遗像前边哭边说着什么，没人听清。好在大家都很难过，也没注意去听。大家还想，他特别难过，是不是因为他身上留着吴向英的血？
在整理吴向英的遗物时，人们发现了那床毛毯。毛毯就放在放衣服的纸箱上面。大家很奇怪：从没见他用过，即使是在他身体不好、生病的时候，他也没拿出来盖过，那他带来干什么呢？疑惑无人解答，大家也就没再去追究。组织上还得知，吴向英除了乡下的妹妹已没有亲人了，他还没来得及结婚。于是毛毯和其他物品一起，作为遗物寄回给了老家的妹妹。
吴向英的离去，使“对面那个人”成为了故事的主角，但故事也到了尾声，我想我就没必要再说出他的名字了。还是继续叫他“对面那个人吧“。
“对面那个人“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吴向英的老家看望他的妹妹。他这才知道，由于地主出身的缘故，已经二十六岁的妹妹吴念英一直未嫁，成了村里的老姑娘，而且生活得很不好。哥哥的牺牲又给了她更大的打击，她在这个世上已没有亲人了。
“对面那个人”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向吴念英求婚了。而一直想念哥哥的吴念英见到哥哥的战友分外亲切，也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样吴念英就来到了部队，做了随军家属，同时也享受到了作为一个烈士妹妹应有的荣誉。
随同她出嫁的，是那床毛毯。它见证了三次婚姻，游历了三个国度。你不能不承认，它是一床阅历丰富的毛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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