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说，经济生活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就是影响价值波动的价值规律。后来，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凯恩斯又提出，经济管理上，要有一只“看得见的手”，这就是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实际上，“看得见的手”是对“看不见的手”的反映和具体体现，而“看不见的手”才是起到决定作用的。
社会生活中也是一样，那些真正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政策、法规和制度，是看得见的，但是这些具体的规则背后，又有着不为人知的“看不见的手”，这就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后台程序”。
那么，这些后台程序是什么呢？按照博弈论的说法，这些后台程序，就是处于公众知识之外的权力。当一种权力处于公众知识之外的时候，它就会成为权力拥有者的一种独占资源，因而就成为一种可以具有强制力的暴力工具。而且，权力拥有者为了自己的地位稳固，还会不断地把一些资源强行划为公共知识之外的垄断性权力，让自己占有的资源越来越多，而相应地，普通民众所拥有的公共知识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古代的愚民政策，和一些宗教国家把祭祀权垄断到贵族手中的行为，都是权力拥有者独占后台程序的例证。
握有很大权力的当权者，他们在和他人合作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参与者，而其他人只能作为陪衬而存在。而当权者所掌握的后台程序，也是加强他们的权力、增强他们在参与某些事务时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力量。
柔性渗透的学问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里面，老子一向是强调柔与刚之间的关系的，他认为无论是柔还是刚，都不能单独长久地维持下去，只有互相调剂才能有长久的安宁。
如果把这个基本思路放在处理具体问题之中，就很容易联想到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丘吉尔说过的话：“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所谓的朋友、敌人，其实就是围绕着某一个合作的规则所达成的双方之间的博弈关系，或者是合作，或者是对抗。那么，为什么有时是合作，有时是对抗呢？一切都取决于利益，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可以做朋友，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是敌人。
那么，按照己方的利益，去确定与他人的博弈关系，与“刚”、“柔”又有什么联系呢？这正是丘吉尔所说的话所没有透露出的信息：规则的渐变性。当按照自己的利益去确立一个博弈规则的时候，肯定是受到当时种种现实原因制约的，而这些现实的原因不会一朝一夕就改变，所以如果要对博弈的规则进行调整变通，势必要先考虑到现实的限制，一步步去推行渐变，而不是不顾现实情况去大刀阔斧地破旧立新。
具体来说，要改变一项博弈规则，至少需要几个条件：既定目标按照原有规则难以顺利实现，时局的发展与原有的规则相背离，但只是暂时性的背离而非永久性的改变；执行既定目标的人有回旋的余地，能够在时局变化之后迅速调整自己的思路，将规则作出变通，以保证既定目标不受影响。
要实现既定的目标，可以使用雷厉风行的手法，也可以用春风化雨的风洛，具体的方法要视情况而定。不过，如果原来是使用雷厉风行的手法保证既定目标的实现，而在时局变化之后，尤其是要实现目标的阻力增大以后，继续使用强攻策略、奉行清除所有阻力的原则就不切实际了，只能作出变通，让阻力与动力并存于实现目标的过程之中，把策略转换成怀柔之法。
和亲政策是汉代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政策在很长时期内存在，并在汉代、唐代等王朝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一政策的出台，以及此政策的具体应用，正是当时汉代的决策者审时度势、合理地对规则进行渐变的结果。
战国时期，北方的匈奴逐渐强大起来。匈奴人以游牧为生，所以马上作战能力很强，他们就经常南下，侵扰与他们相毗邻的秦国、赵国、燕国等北部国家。当时各国都修筑长城，并在北部边境屯驻大量军队，预防匈奴的进犯。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倚仗着秦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对匈奴进行强攻，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击败匈奴。夺得了河套地区水草丰美的土地。当时的匈奴人非常沮丧，认为从此失去了生活的乐土。
秦始皇时期，国富兵强，所以有实力对匈奴开战，也借助武力暂时解除了匈奴对北部边疆的威胁。但是到了秦朝末年，因为地方上的农民起义和原来各国残余势力的反扑，使国家力量丧失殆尽，而匈奴此时又出现了一位英明的首领冒顿，双方的实力对比马上出现了逆转。
经过多年的战争，最终刘邦灭掉了其他的势力，在中原建立了西汉。在西汉建立之时，北方的匈奴在冒顿的率领下，经过多年征战。已经称雄大漠，并不时南下侵扰中原百姓。这个北方的心腹之患，终于变成危及中原政权和北方百姓生活的大灾难了。在如何处理匈奴问题上，西汉君臣之间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那些靠军功起家的大将，都认为应该彻底解决匈奴问题，而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则只有继续秦始皇时期的强攻政策，进行军事征服才可以；而一些文臣谋士们则很清楚国家当时的状况，知道以当时汉朝的实力无法和匈奴抗衡，建议改变政策，对匈奴进行怀柔，等到实力强大再作处理。
面对这两种不同的方案，汉高祖刘邦一时难以下决定。不过，历来各国对匈奴都是以战争对抗为主的，所以战争这个原则对决策者而言是非常熟悉的；而怀柔政策则是一个全新的方法，这对马上得天下的刘邦而言，不仅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不会使用。所以，刘邦是倾向于武将们的强攻的观点的。不过，因为他忙于平定内部的叛乱和居功自傲的大臣，暂时还没有对匈奴下手。
汉高祖七年，匈奴的首领冒顿单于率大军南下，而汉朝驻守北边的韩王信投降了匈奴，让汉朝的大片疆土落入匈奴手中。汉高祖刘邦大怒之下亲自率领军队准备和匈奴决战。但是，因为天气苦寒，汉军的许多士卒被冻伤，而且冒顿使用诱敌深入之计，引得刘邦孤军深入，死伤惨重。刘邦被困在白登山，最后靠陈平使用离间计说服了冒顿的妻子。使她竭力劝冒顿撤军，刘邦被困七日后才解围而出。经过这番惊险，刘邦对匈奴十分忌惮，知道单靠战争无法消灭匈奴，更知道现在自己的实力不足以与匈奴决战，但又不知如何才能解决匈奴问题，便向大臣们问计。
谋士们觉得这个时候说服刘邦，变通处理匈奴问题的处事规则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他们推举在和匈奴作战时曾经立下大功的建信侯刘敬出面陈说他们的观点。刘敬为刘邦进行了一番详尽地分析，他说：“现在天下初定，士卒们都不愿再有战争，不可以武力强行攻打匈奴。而且冒顿这个人崇信武力，也不可以用仁义的道理去说服他。只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方法可以使用，那就是让他的子孙为汉代臣子的办法，但是不知陛下能否答应。”
刘邦听说有此良策，急忙追问，并表示没有不能答应的要求。刘敬便说：“如果您把亲生女儿嫁给冒顿，然后再送大量的钱货，冒顿单于见了这等好处，必然会立您的女儿为阏氏（单于的王后），将她所生的儿子立为太子，来表示匈奴对您的友好，以期望从您这里得到更多的实惠。您就可以每年把我们所剩余的而匈奴所缺少的物品送给他，并慢慢用中原礼法教化匈奴。冒顿活着，是您的女婿；他死了，他的儿子、继位的单于是您的外孙，又哪里有外孙和外公分庭抗礼的道理呢？这样，可以不用兵而慢慢令匈奴臣服。另外，如果您不愿把女儿嫁给冒顿，也可以让宗室或者后宫的女子诈称公主而出嫁，但是冒顿肯定会知道，便不会和您过分亲近，那样和亲就失去最佳效果了。”
刘敬的这番话令刘邦深为折服，连连称善，并准备将女儿嫁给冒顿。但是吕后不舍得让女儿嫁给外族，日夜哭泣，对高祖说：“我只有太子和这一个女儿，怎么能将她嫁给匈奴呢？”在吕后的一再要求下，刘邦最终没有将女儿嫁给冒顿，而是另选一名女子冒充长公主嫁给了冒顿，并根据刘敬的筹划赠送给匈奴大批财物，冒顿单于这才减少了对汉代边境的侵扰。
刘敬为汉高祖筹划的和亲之计，是在权衡了利弊之后得出的比较理性的方案。他从汉代的现状、双方的实力、冒顿的个性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办法，就是以婚姻为纽带，在文化上对匈奴潜移默化，经济上对其尽量满足以减少其侵犯边境情况的发生，政治关系上用婚姻——血缘关系缓和敌对关系。既顾及到眼前利益，又考虑到长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理性的一个提议。这正是在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及时根据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不拘泥于已有的方案，变通规则解决问题的一个范例。而且，刘敬提出的解决方案，虽然与以往的以战争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但目的还是为了解决匈奴问题，为了让汉朝不受到匈奴的侵扰，可以说是和用武力方式解决问题殊途同归的。
在汉文帝时期，因为统治者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朝的军事、经济实力都有了恢复和发展，在解决匈奴威胁北部边疆的问题上，可以有多种选择的方式了。一次，匈奴的单于又提出与汉朝和亲，文帝向大臣们咨询究竟应该继续和匈奴和亲还是出兵和匈奴交战。富有政治经验的大臣们都说，匈奴刚刚在对大月氏的战争中取胜，应该避其锋芒，不应出兵；而且即使取胜，匈奴的领土也大部分是沼泽和盐碱地，不适合农耕，还是和亲可以免除祸患。从高祖到文帝的选择。我们可以用图加以说明：
匈奴劫取财物西汉反抗匈奴攻击敌强我弱自取其辱退却匈奴逞凶代价沉重和亲匈奴骚扰匈奴得财保存部分力量和亲匈奴得财保存主要力量
柔性渗透政策
对于最高统治者的选择，历代都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当时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匈奴现在横行于北边，而且肆意侵入汉境掠夺人口、财物，这种祸患如果不加制止，只有到汉代亡于匈奴才能停止。而汉代皇帝居然还要每年向匈奴单于赠送财物，完全是一副臣子的模样，这样的卑微姿态、顺从态度都没能让匈奴停止扰边，祸患不知何时才能停止。他激愤地提出：“匈奴的人口，也不过和汉的一个大县相当。以天下之大，竟然被一个县的人所困扰，我真为执政者痛惜啊！陛下您何不试试任命我为主管经营匈奴事务的官员来办理此事，并按照我的计划行事，我一定会扼住其要害而制伏他们的！”
贾谊的言论虽然感人，但是因为汉代内部还有同姓诸侯王势力过大的问题尚未解决，所以不能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来抗击匈奴。汉文帝也是出于此点考虑，最终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而是采取鼓励人民拓边、养马等迂回的方法，为以后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汉文帝时期的大臣们对和亲与战争的看法，基本上继承了高祖时期的思路，而且他们能够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匈奴的军事成功以及匈奴领地的贫瘠——来作出更为理智的判断，可惜他们只将眼光放在当下，而不考虑到日后如何解决匈奴问题。而贾谊恰恰相反，他因为看到了汉代的上升势头，所以急切建议文帝对匈奴采取强硬政策，却没有估计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
作为最终的决策者，汉文帝既考虑到当下，又顾及到将来，因为他知道，当初之所以汉高祖会和匈奴和亲，全是因为双方实力相差太大，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边患问题，所以想要用怀柔政策暂时缓解匈奴对边境的压力。这种和亲政策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当初刘敬为汉高祖筹划的改变匈奴的风俗并让匈奴以亲戚的身份臣服于汉朝的目的却没有达到，所以贾谊的话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还是不可不注意的。因而，汉文帝一面坚持奉行和亲政策，一面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以和亲为盾、以武力为矛，而且还屡屡教诲子孙，不要忘了和亲的目的是要解决边患，而不是要汉朝对匈奴俯首称臣。汉文帝的想法，是随着时局的变化对原有的以和亲方式维持双方暂时互不侵扰的规则进行渐变，既不是怯懦地一味龟缩，也不是鲁莽地贸然出击。就这样，最终到了汉武帝时代，由大将卫青和霍去病讨伐匈奴，彻底解决了北部边境的问题。
太极中的四两拨千斤
博弈需要规则，而博弈中的合作，更是需要建立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规则，让大家有章可循。这规则来自于合作各方的实力对比和他们所处的具体形势，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合作各方的较量和让步，最后会形成一个对各方都具有约束力的契约。
所以，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契约都是不可动摇的规则，是不容侵犯的，更不要说篡改了。
不过，如果在特殊的情况下，合作的基础发生了改变，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规则，也需要及时进行变通，才能维持合作的良性发展。实际上，对政治契约进行变通，对于实现契约订立时规定下的目标，反而更有帮助。
什么情况下可以对契约进行变通？变通后是否能保证原有的契约中的各方继续保持合作关系，并且最终可以得到自己应有的利益？契约既然不容侵犯，那么一旦要修改契约，一定不仅仅是契约本身受到挑战，而是最初订立契约的合作者们本身的地位也受到了挑战。此时，应该从订立契约的人们的身份变化着手，先保证他们在形势变化之后，合作的状态不会改变，只有这样，合作才能延续，而契约也才能维持。一旦他们在合作状态下摆脱一时遇到的特殊情况，原有的契约自然也就可以恢复了，这就是一个迂回往复的过程。
这种变通的做法，正是所谓“能屈能伸”。“屈”并不是为了求得一时的安逸，而是为了日后有“伸”的机会，而且“屈”与“伸”是并不矛盾的，恰恰是可以用表面上的一时之屈换得日后顺利伸展的良机。而从博弈的角度来看，在形势变化之后，原有的合作各方，并不是只能束手无策，而是可以在合作这一大前提之下，进行弹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只是策略上的变化，是在合作所允许的范围内的合理弹性。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西汉王朝建立不久的时候，陈平巧妙地与处于强势的吕后周旋，最终保全了汉家山河的事情，正是在功臣与皇帝之间的政治合作中所采取的一种弹性的自保方案。
汉高祖刘邦本来只是一个无名之人，后来在秦末的大变乱中加入了反秦军队，才慢慢崭露头角。他之所以能够建立汉朝，一方面是靠一批勇猛善战的大将，另一方面是靠善于运筹帷幄的文臣谋士。这些人为什么要和刘邦一起打天下？
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就是建立新政权，建功立业。正是这种政治上的一致性，使刘邦和功臣们之间建立了合作的默契，也因为有这种合作，所以，刘邦统一天下不久，便举行了一个仪式，和辅佐他打天下的功臣们杀白马为盟，订立了一个关于富贵等级的政治契约。
契约中规定，功臣们可以在朝廷中享有极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而且规定只有皇室成员才能封王，只有拥有大功的人才能封侯，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就要受到天下人的共同征讨。这个政治契约正是对刘邦和功臣们之间原有的合作关系的一种维护，一方面保证了功臣们在国家中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刘姓江山的安全。皇帝为功臣们提供特殊待遇，功臣们负责拥护刘姓人做皇帝不受侵犯。这个规则让汉高祖和他的功臣们相处得比较融洽，彼此间很少有什么争斗。
但是，汉高祖死后，他的妻子吕后专权，以皇太后的身份干涉朝政，名义上是辅助她的儿子惠帝，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家族吕氏争权夺利。吕后要建立吕氏家族的统治，首先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刘姓皇族和开国功臣之间的合作关系。
如果国家的这一基础不变，那么吕氏只能做一个裙带关系下的暴发户家族，而不能成为真正的统治者。所以，要改朝换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瓦解这种政治合作，而瓦解这种政治合作，就要颠覆他们合作的契约，让他们没有合作的依据。
吕后本人十分工于心计，她知道自己这样做会引起功臣们的不满，就等到功臣中的两位元老萧何和曹参先后去世之后，才慢慢推行自己的计划。但是，这样也引起了许多功臣的不满，吕后则使用各种手段，将他们撤职或者给予一个没有实权的职位，逐渐把权力交给臣服于她的大臣，意图就在掌握政权，为吕氏牟利。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十分有效，因为它剥离了原有政治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上的互相扶植，以及皇帝必须对功臣的地位进行保证。
但是，吕后还是没有触及到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当初刘邦和功臣们之间的那种共富贵的关系。功臣们虽然有的离开重要的工作岗位，但是他们的爵位依然存在，既然他们有爵位，他们的地位就没有改变，皇帝维护他们地位的话就没有落空，所以这些功臣们就要继续担负起与皇室合作，维护刘氏江山的任务。
可是吕后对此却似乎并没有考虑到，她只是从政治权力去考虑问题，认为没有了权力就没有了一切，并没有考虑到爵位这个地位标志对于汉朝的实际维护力。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吕后觉得人事安排上已经基本搞定，便着手计划封吕氏家族的人为王加强实力。她计划封王的名单，都是她的兄弟和侄子辈的人，用意也在于先让吕氏诸人先拥有和功臣们一样甚至更高的地位，然后逐步把持各方面的权力，最后如果事情顺利。就可以让吕氏代替刘氏成为君临天下的皇帝了。
吕后的这一步计划，是十分危险的，最初在刘邦和功臣们订立的契约中，只有皇室成员，也就是姓刘的人才可以封王，除此以外其他人这样做，就要受到天下人的共同讨伐。契约中没有说要立即讨伐违反这一规定的人，所以，对于功臣而言，这就是一个可以发挥的规则弹性，可以马上动手反对违背契约的人，也可以从长计议等待时机。
在一天上朝的时候，吕后把给吕氏家族的人封王的想法对大臣们直接说了出来。当时，功臣出身的右丞相（相当于首相）王陵极力表示反对，并且搬出了汉高祖刘邦当年与功臣们订立契约的誓言，和吕后当场发生争执。
王陵认为，刘邦统一天下时和功臣们立下盟约，规定只有刘氏才能封王，其他人不得染指王爵，因此他极力反对吕后的做法。
吕后本以为自己既然提出了计划，就应该水到渠成，毫不费力就为吕氏家族争得地位，根本没想到作为首相的王陵会率先反对。她十分气愤，但是表面上没有表露出来，反而和颜悦色地对王陵说，治理天下要靠人才，而自己帮助刘邦多年，吕氏家族也为汉朝呕心沥血，按照功劳也可以封王；而且吕后还怀有恨意地质问王陵是不是欺负她是一个妇道人家。
王陵虽然官居丞相，但是权变之术却一窍不通。他认定了刘邦与功臣之间的政治契约不容侵犯，便把刚才那番话翻来覆去地说，就是不同意吕后的建议。
吕后非常难堪，而且她也知道先帝与功臣的盟约在政治上的地位，不敢直接对此进行否认，只得为自己寻找台阶，问当时站立一旁的左丞相陈平：
“陈丞相，您是先帝身边最有智谋的人之一，深谋远虑，智慧过人，先帝对您非常欣赏，常常说您的见解最合他的心意。我刚才说的事情，您有什么看法？”
陈平是一个文臣，不像王陵那样战功卓著，但他的计谋一向为刘邦所重视。他也知道这几年来吕后所作所为的目的，也知道现在吕后这么问他，就是想征得他的同意，挽回面子。并且顺利地把封吕氏为王的计划推行下去。他思考了一下，就对吕后说：
“先帝为国家考虑，所以与功臣订立了盟约。而先帝去世之后，太后为国家殚精竭虑，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太后治国的功劳之大，我们这些臣子有目共睹，而且太后是先帝的皇后，根本不是外人，太后的兄弟子侄，也和刘氏大有渊源，以此而论，封他们为王，并不为过。”
所谓“能屈能伸”，正是一种博弈原则。“屈”并不是为了求得一时的安逸，而是为了日后有“伸”的机会，而且“屈”与“伸”是并不矛盾的，恰恰是可以用表面上的一时之屈换得日后顺利伸展的良机。
陈平的这番话让吕后十分高兴，于是她便宣布封自己的兄弟侄子几人为王。可是，上朝的功臣们十分不满，尤其是右丞相王陵，觉得陈平在朝堂上的举动简直就是奴颜媚骨、背叛先帝，在下朝之后，他就当面责问陈平为何说出赞同吕后主张的话来。
陈平面对王陵的责问，缓缓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先帝和功臣们订立盟约的目的，是为了让大汉江山长治久安，让我们这些功臣效忠于大汉，为他的子孙尽心地服务。但是，现在吕太后当权，她所说的话名义上是代表我们的皇帝，可谁要是不服从，就会被扣上大逆不道的罪过。
现在王丞相您是因为功高位重，太后才没有公开对您作出处置，但是也会暗中削弱您的权力。如果功臣们都像您这样冲动，我们又靠什么保护大汉江山呢？在朝堂上和太后明争，拂逆太后的面子，这一点不足取，因为在朝堂上的争辩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这一点上，我们做臣子的拗不过太后；而在暗中进行部署，让先帝的子侄们能够保存下来以待日后即位，我们这些功臣再保存实力保护刘姓江山，这一点上，太后也斗不过我们。所以，何不顺水推舟，暂时进行权变呢？”
听了陈平这番解释，功臣们才稍稍放心。不过，因为王陵在朝堂上和吕后当面争吵，吕后不久就把他调离丞相的职位，封他做地位很高但毫无实权的太傅，而陈平则因为这次权变的成功而留任，并升任为右丞相。在吕后去世之后，吕氏家族果然对汉朝江山有非分之想，这时候，陈平就与周勃等人齐心合力，剿灭了吕氏家族的势力，辅佐汉文帝登基，使刘姓江山躲过了一劫。
陈平面对吕后在朝廷上的强势，知道不能硬碰硬，因为那样的结果只能是以卵击石。所以，他采用了变通的方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吕后作出了让步，而实际上他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保全汉朝的江山，并且让当初与刘邦定下誓约的功臣们的利益得到了应有的保护。陈平的考虑基于以下的三点：
第一，刘邦和功臣们订立的契约，说违反了受封爵位这一契约的人就要天下共同讨伐，这个说法是为了维护皇室和功臣的地位而设定的，所以只要最后实现了保卫皇帝权威、保全功臣地位的目的，就可以在这个目的的允许下进行变通。
第二，在刘邦死后，中央大权落入了吕后手中，这个时候功臣和吕后之间的力量对比就有了变化。吕后手中操纵着皇帝，如果功臣与吕后对抗，吕后随时会搬出皇帝的名义来，这样就相当于是吕后和皇帝合作起来，破坏了原有的皇帝与功臣合作的局面。所以，只有维持原有的合作状态，才可以继续把合作进行下去。并获得合作状态下应有的利益。
第三，原有的契约里面说，违反了封王封侯原则的人，天下要共同讨伐。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两种情况：一是有人有这种居心，就应该讨伐；二是这种情况成为了事实，应该讨伐。而吕后当时的状况，这种居心已经表露无遗，但是当时的力量对比，还不允许功臣们有讨伐的举动，所以按照第二种理解来处理，让吕氏家族落下可以被讨伐的口实，日后再图讨伐，自然是最为便利的办法。
这三点考虑，正是建立在合作的规则之上，而且又被合作规则所允许的一种弹性权变。靠着这种权变，陈平才让汉代江山没有经历太多的血雨腥风，保存了下来，并且恢复了原有的权威。这种结局，用图表可以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
吕后分封兄侄为王刘邦老臣吕后坚持吕后胜，群臣败刘氏江山难保放弃吕后不快，群臣危险刘氏江山难保顺从吕后麻痹吕后，暂渡难关等待时机，以图大计
陈平的策略巧妙而合理地运用机遇
法律和道德是一个社会显性和隐性的博弈规则，除此之外，形形色色的规则还有很多。一般来说，为了维护一个社会的稳定，规则本身就需要稳定，古人所说“一国三公，吾谁与从”，就是政出多门，让下面的人无所适从的明显例子。同样，朝令夕改，也是人们所忌讳的，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像烹饪一条小鱼一样，是乱动不得的，稍有不当，小鱼就支离破碎了。所以，规则为了发挥自身的“轨道性”功能，就必须具有绝对性、自然性。
可是，当我们把视野放宽放长，就会发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法律、道德，也就是说，任何规则都不是万古不变的，法律和道德这些所谓的规则是根据客观情况派生出来的第二性的东西，而规则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历史上的各种改革。规则的变化，实质上就是博弈均衡点的变化，因为博弈处境变了，博弈的均衡点也就会变，所以法律道德的内容也会相应地改变。一旦改变成功，原来认为的“天理”就不再是“天理”，原来认为是神圣的规则就不再神圣。但是，改革要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抓住契机：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打响一场正确的博弈规则改革，这本身也就是一场博弈。
在中国历史上，开展这种博弈的人很多，从最早的西周建国初期的周公的礼制改革到清末的戊戌政变，实际上都是在进行改革博弈规则的博弈，但早期取得最大成功的当属西汉的汉武帝的体制改革。汉武帝做了许多对以后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情，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巩固汉帝国的统一和发展，促进“大一统”观念的形成。
这在当时看来固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刘家政权，可是，从此以后，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在任何时期的各个割据政权都以实现国家的大一统为最高目标，这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中，惟有中华文明能够自始至终地延续下来而不被湮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汉武帝并不是实行“大一统”的首创者，从西周分封诸国之后，各国就开始了兼并战争，到战国七雄的阶段，实现全国统一的战争发展到最残酷的阶段，最后以秦国的胜利而告终，秦国为了实现这一天的到来，足足花了五百多年的时间。
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中央集权的人，但是，秦始皇所建立的中央集权政治，基础并不巩固。在秦朝灭亡以后，项羽便曾一度恢复分封制，先后分封了十九个王。刘邦在和项羽争夺帝位的时候，为了争取有实力的人的拥护，对于一些有功的将领和一些有很大实力的地方贵族，也封他们为王，例如齐王韩信、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燕王臧荼等等。各个王在藩国里，有很大的独立性，他们直接控制着人民和土地，实质上就是地方割据政权。在取得天下之后，刘邦又东奔西跑，花了很大的气力将这些异姓诸王一一剿灭，为此，刘邦自己也丧了命。
在消灭异姓诸王的同时，刘邦因为自己新朝廷的实力不能到达全国各地，又认为自己本家的子弟是可靠的，因此就分封了许多同姓子弟为王，把他们分封到各地去。西汉时期，全国大约有五十六个郡，但直属中央的仅仅十九个，在各个藩国手中的却有三十七个，这种枝强干弱的局面在汉初几十年中央和地方实力都还弱小的时候，矛盾还没有显露出来。
汉初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封国之间是一种合作性的博弈，中央需要地方的封国来支持形式上的刘氏政权，防范外来或外姓势力颠覆刘家的天下，这在铲除吕氏家族势力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地方需要中央的册封来确认他的合法地位，并以中央作为自己统治的后盾，因此，它们是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所以，这时候的博弈应该是刘氏和潜在的威胁刘氏政权势力的博弈，从图可以表明，中央和地方应该是合作性博弈。
西汉前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汉初建国时，统治者根据当时社会经过长期战乱，百姓财力匮乏，急需休养生息的情况采取休养生息，不与百姓争利，清静无为的治国策略。
这种策略在汉初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经过文景之治，西汉已经是国富民强。但在汉中央政府的力量强大的同时，各地藩王的势力也比以前大得多了，他们各自发展势力，拥地自雄，这就使中央和各藩国的矛盾尖锐了起来。在三十税一的政策下，商人和地主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各地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豪强势力。利益的驱使，使中央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才能解决当时的矛盾。
汉武帝十六岁时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那时候掌握大权的是他的祖母窦太后。窦太后崇尚道家思想，主张清静无为，实际上是一个保守现状的守旧派。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死去，汉武帝才解除了施展政治抱负的障碍。
汉武帝为了把一切大权都掌握到自己的手里，使自己的政治抱负能够顺利地实现，首先便是削弱丞相的权力。丞相本来在行政上总理一切，地位很高。这时候汉武帝就将原来在他身边只管拿拿文书的尚书或中书（用士人称尚书，用宦官称中书，职务一样）的地位得到提高，终于使丞相成为有名无实的职位。汉武帝以后的汉朝的历代皇帝，直到东汉，“中书”或“尚书”都是中央发号施令的机构。
在把国家大权完全掌握到自己的手里以后，为了使王权得到彻底的贯彻，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制度，这就面临着和藩国直接进行一场权力与利益的博弈。汉武帝采取了主父偃建议的“推恩”办法，命令藩王们不能把封地仅仅传授给继承王位的长子，而必须划出一部分来分封给其他子弟做诸侯国，并且规定这些诸侯国不再受藩王的管领，而直接由各地的郡来管辖。这样一来，藩国的土地越分越小，小的只有三五个县，大的也不过十几个县，势力越来越弱，自然也就无法跟中央对抗了。
与此同时，汉武帝还用种种借口来剥夺侯国封君的爵位。汉武帝每年八月会诸侯于庙中，诸侯必须出金助祭，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借口列侯所献黄金分量和成色不足，夺爵一百零六人。据统计，汉朝初年因功封侯的有一百四十三人；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年）就只剩下了五人。经汉武帝自己封侯的有七十五人，而其中六十八人后来被剥夺了爵位。因推恩法而封侯的各藩王子弟一百七十五人，在汉武帝手里失侯的也有一百一十三人。
为了同样的目的，汉武帝又加强了原有的监察制度。汉朝初年，中央政府虽然因沿用秦朝的制度设有御史大夫，但废除了负责监察地方的监御史。汉武帝贝Ⅱ把监察制度大大加以扩充，并建立了“州刺史”制度。汉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三个道，设置了一个司隶校尉和十三个州刺史，分别负责中央和地方的监察工作，对各郡国进行严密的监督：监督的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包括地方豪强和郡太守是否遵守中央法令，是否互相勾结称霸逞强等等，此外，州刺史还有直接行使“治断冤狱”的司法权。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还建立了一套选用官吏的制度。汉武帝以前，中央政府的大官，多是功臣或功臣子弟。这样，官吏的来源很狭隘，而新兴的地主阶级随着力量的加强，他们迫切要求政治上的地位。汉武帝通过“察选”、“荐举”、“征召”等各种方法“破格用人”，把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大量提拔起来，充当中央和地方的官吏，从而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汉武帝还设立“太学”，通过学校来选拔官僚。
这样，汉武帝就把秦以前已经开端，秦始皇曾经加以发展的官僚制度大大加强了。用从“民间”（实际上是地主阶级中间）选拔出来的官僚来代替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没有被废的王侯只是“衣租食税”，地方豪强的行为也受到严密的监督，秦始皇开始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到汉武帝这时候才算巩固了。
汉武帝体制改革的最大特色就是剥夺了世袭藩王、功臣贵族的权力，从中小贵族中选拔人才，实行任期制，而废除终身制。这事实上也就是一场二。维护帝王的权力，而与地方势力展开的博弈。对汉武帝来说，他有加强中央集权和维护现状的两种选择，地方势力有反抗和服从的选择。汉武帝加强集权，地方反抗，中央必须付出一定代价，但中央势力已经得到大大加强，最终会胜利，单个地方势力已经无法抗衡，对抗诸侯只会身死国除；不反抗，还能够“衣租食税”或享受朝廷俸禄，保存一定的利益；汉武帝不加强中央集权，维持现状，中央获益相对小一些，地方如果再反抗，诸侯利益只会彻底废除；不反抗，利益自然会较加强中央集权大一些。汉武帝之所以要加强中央集权，是因为国家的统一，必须改变那种政出多门的状况，加强君主的绝对权威。他之所以能够大量地剥夺藩王、诸侯的爵位而没有受到武力反抗，是因为在他父亲汉景帝时，地方势力在最强的时候，爆发了一次“七国之乱”，七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联合起来和中央对抗，也仅仅持续了三个月。而武帝时期，中央实力进一步加强，地方武力反抗也是自取灭亡，彻底失败；而不对抗，还能最低限度的保存自己的利益。用图则可作如下表示：
汉武帝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汉武帝的改革使中央和地方势力由建国初期的合作性博弈转变为非合作性博弈。
在这场博弈中，汉武帝成功地改变了博弈规则，最大限度的加强了中央的权力，将地方势力压缩到最低限度，而博弈取胜的关键点就在于他在最佳的时机展开博弈，规则的制定和修改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所以他成功了。
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博弈的核心，就是围绕着一个规则，各方或者合作，或者单干。其实，就算是没有合作的博弈，也是要一个规则的，那种情况下，规则的作用就在于制约各方朝着最大的利己目标发展，而又不会采取互利的形式谋求各方的利益。
如果把这一规则推而广之，就可以发现，在完成同一项任务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变化或者执行者关注重心的改变，这项任务中也会出现不同的预期目标，那么，如何把这些预期目标进行统筹，就是一个博弈的问题了。而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不同的工作重心下，调整思路，修改博奔规则。可以说，在不同的阶段，因为重心不同，所以要完成的目标也不同，因而这些不同的预期目标，就可以看做是一个个没有互利关系的单方面利益。那么，如何让这些单方面的利益得以实现，又不会因为一个目标而牺牲其他方面的利益呢？这就需要在调整规则的时候仔细考虑。
对规则进行调整和修改，需要一个相对固定的出发点，这就是在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的前提下，在特殊的情况下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如果既定的目标都被抛开，那么，由此带来的所谓“变通”或者“灵活”，就不是进行博弈的规则调整，而是朝令夕改、政策混乱。
在《列子》中，有一个讽刺修改既定目标而行事的故事：一个养猴子的人，用橡子喂猴子。他对猴子们说，早上喂它们三个橡子，晚上给它们四个橡子。猴子们听了之后比较生气，他赶忙说，那就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猴子们才高兴地同意了。这个故事讽刺了那些喜欢朝令夕改、反复无常的人，嘲笑他们是像猴子那样的蠢人。
看上去这好像就是一个笑话，但实际上这种被实际情况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的情况却屡见不鲜。在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中，黄河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历朝历代开发黄河、治理黄河的举措，也成为中华文明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明朝对于黄河的治理，正是没有合理变通规则，错误地进行目标转移的教训。
明王朝的统治前后共计二百七十余年，其中，明太祖朱元璋和建文帝朱允坟都以南京作为首都，这个时期对黄河的治理，只不过是对国家境内一条大河的治理。自从明成祖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之后，大部分时间都是以北京为政治、军事中心的。为了维持首都北京数量巨大的粮食和各种消费品的需求，在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年），明成祖下令修复了元代在北京附近开凿的会通河，又沟通了从江南到北京的水道，使北京和江南建立了水运上的直线联系。从此以后，北京的物品需求，就主要依靠南北运河运输，这样一来，维持南北大运河的漕运畅通无阻，就成为明政府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更是举足轻重的政治问题。
运河漕运既然成为明代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与运河有关的方方面面也就越发重要起来。因而，穿越运河而人海的黄河就与漕运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明成祖永乐年间以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对黄河的治理，基本目标就是保证漕运不受影响。
当时，黄河的决溢泛滥大多在河南境内发生，尤其是开封上下，决溢次数非常频繁，黄河由中游所挟带的泥沙也经常淤积运河的河道，而使漕运受阻。当时，治理黄河、运河，与黄河夺淮人海后产生的治理淮河问题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治理的困难程度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河道的紊乱也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面对黄河、运河治理过程中问题相互交叉的形势，明代的治河者既害怕黄河决堤冲毁或者淤塞运河河道，又希望借用黄河之水，以补充运河的水流量，增加运河的深度，以保证运河的畅通。这种治理黄河的思路，就是既想遏制黄河的水患，保障漕运的顺利畅通，又想引导黄河之水，趋利避害，以黄河水支持漕运。明代人也正是出于这种极力避免黄河水患破坏社会生活，又要利用黄河水流支持运河漕运的双重愿望，一方面竭力防止黄河妨害运河畅通的情况，特别是防止黄河向北摆头侵犯会通河，避免黄河冲毁运河河道；另一方面又要不使黄河干流脱离徐州以南的运河河道，力图引黄河之水充实运河，保证运河水量充足，来保证漕运的顺利进行。
为了避免运河经常被黄河所侵扰、破坏，明代开始了开凿新运河河道避开黄河泛滥区域的方法。应该说，这个方法是通过变通规则。使黄河与运河河道相分离，这样治理黄河就可以不必考虑到漕运的问题了。到了明神宗万历年间，新运河全线基本竣工，避开了黄河容易决口、泛滥的险段三百三十里。不过，明人避开黄河以保证漕运畅通的目的，一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完全实现，仍然有将近二百里的路程需要以黄河河道作为漕运干线的一部分来维持。
对规则进行调整和修改，需要一个相对固定的出发点，这就是在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的前提下，在特殊的情况下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如果既定的目标都被抛开，那么，由此带来的所谓“变通”或者“灵活”，就不是进行博弈的规则调整，而是朝令夕改、政策混乱。
作为一个政权，要保证首都的安定与繁荣，是十分必要的。那么，如何保证向首都畅通无阻地运送物资，并考虑到让沿途的百姓生活在稳定的环境下不至于造反起义呢？这就要采取合理的方法才能实现了。明代前期治理黄河的经验证明，要实现国家中枢与地方社会安定的“双赢”。就应该在两者的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然后再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管理。黄河的泛滥已经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的大灾难，同时也是阻碍向首都运输物资的拦路虎，所以，二者都希望将黄河治理好，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但是出于“趋利避害”的基本原则是没有不同的。到了明代后期，在黄河的治理问题上，和“保漕”的经济目的相背离，出现了在南部的“护陵”问题。
明代前期为了保证漕运、护卫京师，对黄河及其沿线作出了一系列的处理，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些短期的成就也为明朝后半期的治河埋下了十分严重的隐患。它使黄河水患从河南一带南移到山东、南直隶一带，尤其集中于曹县、单县、沛县、徐州等地，但是这些地区恰恰是明代皇家陵寝的周边地区。当时，明代的凤阳皇陵、泗州祖陵、寿春王陵都在黄泛区之内，所以河患屡次危及到明代的祖陵、王陵、皇陵，使得明代后期治河的思路不得不从前期简单的为安定以及为经济利益的“保漕”目的转到与事关皇家陵寝安危的政治因素——“护陵”上来。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黄河在淮河与泗水之间决口，大水涨到了泗州的明祖陵陵门，令当时的君臣大为震惊。于是，“护陵”压倒了保障漕运的目标，成为明代中后期治河的首要原则。但是，由于护陵要确保黄河所流经的南部地区不能过远，而保障漕运则要求黄河要在不淤塞河道的前提下充实运河的水流量，这一南一北两大限制使治理黄河陷入了政治经济两大问题的范围之中，治河的成效大打折扣。这种情形，一直到万历年间运河的新河道开通之后才有些许好转。但是，护陵这个目标在很大的程度上束缚了明朝人治河的能动性，使他们束手束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全局观，因而治河的收效甚微，在漕运和明祖陵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也往往一筹莫展，应付起来也是捉襟见肘。
应该说，明代后期将治理黄河的目的由保障漕运改为保护祖陵之后，虽然在保护祖陵不受黄河侵蚀淹没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远远不如前期为了保障漕运畅通而取得的成就大。从这一前一后的对比，就可以看出，明代后期的治河，因为随意改变既定目标，使前期治河积累下来的经验失去了用武之地，反而使漕运的畅通也时时受到威胁，确实得不偿失。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明代人在那个皇权至上的时代，一切以皇家问题为中心，所以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治河目标，而将政治目的作为第一位的要务来指导治河工作。
明代治河的人和发出治河计划的最高统治者们，既以政治目标为纲忽视其他方面，又不懂得变通规则，所以朝令夕改，让黄河水患得以继续肆虐。
明代的统治者和治理黄河的人，不也是像“朝三暮四”的故事里面那个被猴子嘲笑的人一样，被黄河所戏弄而自顾不暇，被迫放弃既定目标而得过且过的蠢人吗？由明代治河的历史，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不懂变通规则只知变更目标的可悲。我们可以用图作如下表示：
黄河泛滥政府治理以护航为主人民支持有所改善，利于大以护陵为主反对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明代治河的策略调整合作才能发展。
人际关系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处理重大问题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因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单独势力不足以完成复杂的事业，只有通过某种协议，与其他人、其他势力达成共识，互相支援彼此合作，才能完成目标。
这就是博弈产生的基础，如果没有合作的需要，那么可能博弈的精神就不会出现，至少在中国历史上是如此。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合作性质的博弈多于不合作乃至斗争性质的博弈（不过在西方历史上则恰恰相反），所以，能否与他人合作，如何就一个目标进行合作，是能否产生博弈规则的重要诱因。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在进行改革的时候表现得十分突出，因为改革的主体大多来自于下层，而他们却又往往不采取合作的态度，而是孤军奋战。中国历史上改革多失败，正是改革主体与博弈规则冲突的结果。
一般来说，最倾心于改革的、最坚定的力量，往往来自于下层。可是，来自下层的官员们，却因为缺乏政治资本，只能靠特殊的途径谋取高位，而他们自己也往往因此而受到指责，他们自己也因为缺少支持而采取激进的手段打击反对者，最终或是与反对派同归于尽，或是被反对派打垮。来自下层的人士虽然倾心于改革，但是他们缺少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所以他们一旦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就要修改施政原则，而修改施政原则的同时，也要为推行自己所制定的新规则而打击在政治上占重要地位但反对他们的势力。因此，他们的改革，往往是把政治斗争也掺杂在改革措施之中，让改革本身带上了污点，所以一旦他们的政治地位被动摇，他们所推行的改革，修改的规则也将被一并推翻，使事业和他们自己的政治生命一同终结。
发生在唐朝中期的“二王八司马”革新运动，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统治危机不断加深，藩镇割据、宦官弄权闹得乌烟瘴气。但是，仍然有很多读书人没有放弃振兴唐朝的努力，他们要求改革弊政，经常在朝野各处宣传变革的重要性。
在中晚唐声势浩大的改革呼声中，“二王八司马”（因为其核心人物中，两人姓王，另外有八人在改革失败后被贬为司马，故称“二王八司马”）革新就是其中昙花一现的改革火花。他们在唐德宗驾崩之后，利用自己和新皇帝唐顺宗的私人关系而人主朝廷，进行改革。但是因为他们执行的政策针对性太强，受到极大的阻力；他们违背官员升迁的原则骤然显贵，也引起许多朝臣不满；加之他们行事不甚光明磊落，甚至在搞小人的伎俩，也失去了很多支持者。
最终，他们在新一轮的皇位竞争中成为牺牲品。其核心人物王叔文被贬的第二年就被赐死，王伍被贬之后病死，另外八名主力干将也被贬为边远地区的地方官，这些人是：永州司马柳宗元，朗州司马刘禹锡，崖州司马韦执谊，虔州司马韩泰，饶州司马韩晔，台州司马陈谏，连州司马凌准，郴州司马程异。
这些人多数出身低微，在朝中没有任何依靠，虽然刘禹锡、柳宗元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但二人在政治上并无建树，所以只是凭借自己在文坛的影响以及同太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而置身于高层的。但他们自己也没有拿出可行的革除弊政的方略，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要铲除宦官和藩镇对唐朝的祸害，就如螳臂当车一般，可是他们自己却认为只要太子做了皇帝，他们革除弊政的愿望就可以实现。
后台程序是超越公众知识之上的，因而带有权力的垄断性。如果不考虑到这些后台程序背后的权力，只是从表面出发，进行全盘推翻旧有规则的休克疗法，自然会惊动掌握后台程序的权力拥有者，因而，这些休克疗法，只不过是隔靴搔痒。
等到唐德宗年老之时，太子李诵身边的二王、刘柳等人开始摩拳擦掌，为太子即位施政作各方面的准备。二王和太子孤掌难鸣，结交刘禹锡、柳宗元身边的年轻人为己所用。而柳、刘身边的那批文学之士太过急功近利，因为自己资历太浅一时无法出任高官，便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希望太子即位之后能够破格提拔他们。
果然，通过太子和二王，柳宗元和刘禹锡被破格任用，他们身边的年轻人也都跃跃欲试，纷纷为太子献策。因为他们所论的政事大多是关于当时有实权的宦官、权臣和藩镇的，所以他们只能秘密往来，这种诡秘的行为遭到了许多大臣的非议。
他们革除弊政的愿望虽然美好，但是二王、刘柳出身低微，缺乏政绩，加上行踪诡秘，令许多人反感，在朝中自然也没有威望，只能利用太子的名义，并结交宦官、后妃等势力来壮大自己。这样，他们虽然在道义上可以得到百姓的支持，但在政治上没有合法性，使得本来就很困难的改革失去了朝中大臣们的认可。而且，他们为了保全自己，也做出了一些伤及无辜的事情，扩大了反对派的实力。王叔文等人清除朝中的异己，却不敢向手握兵权的宦官和割据一方的节度使下手，真正的政敌没有打击，可以成为联盟者的官员们也被推到反对派的一边，他们最终的败亡，在这里就已经初现端倪了。
唐德宗病逝后。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但宦官们并不甘心，而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二王刘柳等人，却以为太子做了皇帝就稳操胜券，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了。
首先，他们抬出了德高望重的老臣杜佑为宰相，作为他们顺利交接政权的筹码。同时，他们又迅速改组厂宰相班子，又将德宗时被贬的名臣陆贽、阳城等人召回，但召回他们只是为了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而不是真的要任用他们。
这一系列的官员任命，虽然有杜佑、陆贽、阳城等人做招牌，但实质就是要安排二王、刘柳集团的人为高官，当时许多大臣都已经看出这一点，对此非常不满。而二王、刘柳却浑然不觉，以为自己的政治地位已经稳固，便不顾宦官和地方节度使的反对，针对这两大势力造成的弊政采取了果断行动。
他们以顺宗的名义颁布诏令，取消弊政，这种一刀切的做法，虽然雷厉风行，但打击面过大，所以虽有皇帝的争命令，下面还是不能执行，反而令本来拥护改革的百姓寒心。
二王等人认为，要使国家彻底有起色，单单在政治上打击藩镇和宦官是不够的，还应该改革经济管理制度。这种想法是对的，但是他们实行的政策又是“一刀切”，没有考虑到实行起来的难度；二王想加强中央对财政的控制，将当时控制财政的重臣大部分解职。因为这一改革中二王作了妥协，将杜佑抬出来管理财政，并让本来做盐铁转运使的李犄任命为节度使，暂时缓解了矛盾，但隐患依然存在。
接下来，王叔文等人开始准备解除宦官的兵权，想将统兵权收归中央，由他们管理军队。可是，当时作为中央禁军的神策军已经完全由宦官控制，宦官在军队中的控制力已经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拔除，可二王因为害怕宦官拥兵自重对自己不利，始终把宦官在军队中的影响力视为自己的心腹之患。他们想趁宦官不备而接管军队，可是很快被宦官们察觉，二王夺取兵权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而且二王集团和宦官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宦官门也准备正面回击。将他们一网打尽。
几件事情积累下来，使得二王集团在政治上陷入绝境，德宗时期的几个著名的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人因为军权几乎被剥夺，率先开始了打击二王势力的活动。他们拥戴顺宗的长子，以牵制二王的改革。王叔文在此时无计司施，只能使用阴谋手段，继续诡秘地会谈，令本来采取观望态度的大臣们十分失望，视他们为奸佞小人。二王、刘柳在朝廷上无可依仗，只能扶植自己的心腹，而且他们提拔的多数都是毫无资历的文人学士，这种用人政策惹恼了许多大臣。
在俱交珍、浏光琦等宦官的坚持下，顺宗册立了他们所支持的皇子李纯为太子，王叔文和皇帝之间的联系也被宦官们阴谋隔断。王叔文心知局势已经不可挽回，悲愤之余只能吟诵杜甫感怀明相诸葛亮的《蜀相》中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而后，因为二王的改革触动了地方节度使的利益，一些强悍的节度使如韦皋、裴均、严绶等三大藩帅相继上表，攻击王叔文等破坏纲纪，危害国政，同时逼迫顺宗让位于太子李纯，不久顺宗就被宦官所害。
事已至此，而王叔文还想求得宦官的支持。这无疑是王叔文陷入绝境又不甘失败的一次挣扎，可是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有效的支持，反而遭到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人的指责。第二天，王叔文就因为母丧而被迫辞官离任，最终被赐死。改革派与实权派的斗争，用矩阵图可作如下表示：
激进的休克疗法
二王集团起于民间，所以对百姓的疾苦、政治的腐败多有切身体会，也有改革弊政的愿望，他们提出的改革方向，也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他们因为出身低微，只能靠依附太子而迅速登上高位；又因为本身没有政治实力，讨论政事只能采取秘密形式；执政之后因为缺乏支持，自己又不懂得争取盟友，导致孤立无援；想削弱宦官和藩镇，却因为没有发动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只能用权谋手段，终于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导致他们失败的因素之中，不计成本的一味急进蛮干，引起中立者和支持者的反对，是他们迅速败亡的最重要原因。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只手擎天，修改误国误民的政治规则，最终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革新成为以小人伎俩做正义事业的闹剧。
盲动的不计成本
从常理上说，国家出现了危难情况，而且危难是由于旧有的一切，比如制度、思想、习俗不适应新时代所引起的，执政者就应该顺应历史潮流，进行变革，推行新的政策，扭转局势，但这只是常理而已。执政者自己所依靠的，恰恰是那些已经不适应历史潮流的一切，如果要变革，势必要削弱他们的统治，动摇他们的势力，所以，越是这个时候，变革就越困难。
在国家危难之际，执政者反对变革的时候，国运便岌岌可危。如果要在这个时候修改旧有的一切制度与秩序，就应该先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变革派的手中，这样才能保证新政策的顺利推行和国运的振兴。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不但变革难以成功，秩序无法改变，甚至会使变革者自身受到威胁，国家的前途命运也作为变革派和保守的执政派之间斗争的代价而被牺牲掉。
说到底，这就是维新与守旧双方在争夺政治控制权和权威话语权上的一种博弈。双方的态度肯定是不合作的，那么如何占尽先机，在夺取政治控制权之后推行自己制定的秩序，对维新派来说，是个关键的问题。可是，维新者往往注意不到这一点，而是在没有控制局势的时候就冲动地推行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在守旧派的反扑中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与治国方略一起葬送。
在摇篮中就被扼杀的清代戊戌变法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清朝从鸦片战争开始，就一步步沦为列强的盘中之餐。光绪皇帝即位时，这种国家的劫难更是愈演愈烈。光绪皇帝苦于寻不到强国之路，困惑不已，在他困惑的同时，列强们也在变本加厉地从中国获取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正当光绪帝苦苦探求报仇雪恨、振兴朝政的时候，一种新的力量正在神州大地上生成，这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势力。
康有为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时，就曾上书。可惜他的上书光绪皇帝并未见到。此后，在公车上书运动中康有为又撰写了奏章，一个多月后，光绪终于见到了这篇奏章。康有为认为，只要当机立断，速图自强，同样可以拯救国家。
这篇奏章吸引了皇帝，康有为精辟的论述是光绪帝闻所未闻的。“穷则变。变则通”的观点在皇帝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光绪看到了振兴朝政的前景。
1897年11月，德国侵占胶州湾。在此局面下，康有为再度来到北京，他在向光绪上书中警告说：“如果再不变法图强，恐怕大清国将土崩瓦解，你这个皇帝也当不成了。”这份措辞尖锐的上书，由于守旧朝臣的阻挠未能递到光绪帝的手里。康有为还试图发动台谏官员联合起来呼吁清廷变法，可惜响应者寥寥。
局面愈来愈严重，而守旧大臣却袖手旁观。康有为百般无奈下，准备启程南归，此时光绪的老师翁同稣前去挽留，并转达了光绪对他的殷切期望。为了挽救危局，促进变法高潮早日到来，康有为除了呼吁变法外，还组织了以“保国、保教、保种”为宗旨的保国会。由于有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维新派理直气壮的宣传鼓动，变法的声浪此起彼伏，震动京畿。
然而，守旧势力对改革非常敌视，对于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也极为切齿；而对于光绪帝同情支持维新派一事，更是感到十分痛心，于是，他们联合起来，纷纷向光绪帝进言，说祖宗成法千万不可变，光绪帝对此不予理睬。但是，有如此众多的大臣出来阻挠新政，却也使他深感变法前途的艰难。
1898年5月2日，军机大臣刚毅向光绪帝提出要惩治保国会及康有为。守旧派对保国会极为痛恨，荣禄曾公开扬言：“康有为创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未死，还不劳驾他保。他肆意乱为，非杀不可。”而御史潘庆澜则直接向皇上递折，严厉反对康有为立保国会的“劣迹”，而光绪帝的态度十分明确，将守旧派杀气腾腾的言论，通通都驳了回去，他甚至通过亲王奕勖向慈禧捎话说：“太后如果仍不给以主事的权力，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表白了他决心要把变法提上日程的志向。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向全国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这道诏书大体上体现了维新派的政治要求，宣布了要变更成法，博采西学，达到发愤为雄的目的。但是，其中也掺杂了一些折中，甚至是守旧派的观点。这种情况说明，变法在刚一开始就面临着严重阻力，没有慈禧的允诺，一切变革都无从谈起。
如何把握后台程序？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要先成为后台程序的控制者和拥有者，这是一个非合作博弈的过程，如果试图用信义、利益去达成合作博弈，结果就只能是一败涂地，道理很简单：独占性的后台程序作为一种资源，是不可能通过合作来让渡的。
国是诏书颁布后，光绪召见康有为。他决计按照康有为所设计的“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对传统的祖宗之法进行彻底的变革。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任何大规模的政治改革总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但是，一旦要改掉它，就会有人出来大唱反调。百日维新也是如此，例如，八股取士是一种禁锢士人头脑的腐朽制度，在中国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康有为及维新派多次上书痛陈八股危害，认为它禁锢士子的智力发展，要求尽快废除。
因此，光绪命令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废除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但谕旨颁布不久，北京就乱成一团。一些读书人怕因此失掉这个往上爬的阶梯，极为不满，有的人甚至怀揣利刃，准备要对康有为等人行刺，以发泄他们对新法的仇恨。浙江学政陈学菜公然上书朝廷，表示不赞同废除八股，声称一旦废除八股，势必酿成大祸，不利于皇权的稳固。
进入农历七月之后，光绪变法的步伐比以前有明显加快。他不顾守旧官僚的强烈反对，下令对旧有的官僚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各地的行政官员、冗员及闲员下令要在一个月之内裁汰净尽。这些严厉的措施在中央和地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守旧派官员群起出动，与新政为敌，他们造谣说：“皇帝吃了康有为的迷魂药。”有的直接上书，请光绪诛杀康有为、梁启超，以平息“民愤”，保全国体。光绪帝对此十分气愤，令谭嗣同驳斥这些言论，竭尽全力保全维新力量。
政治改革的深入与新旧两党的尖锐冲突同步进行，进入戊戌七月之后，光绪深知守护大臣与自己誓不两立，于是更加放手办事。他不理睬守护大臣的反对，而将谭嗣同、林旭等四人提拔为军机章京。而后，礼部右侍郎徐致靖上了一道《保荐袁世凯折》，说袁世凯智勇双全，是可以信赖的维新志士。光绪正因为自己手头没有可靠的武装力量作为推行新法的后盾，因此一见徐氏的奏折，当即召袁进京。他原以为袁世凯的这支新军赞同变法，守旧势力当会有所收敛。
刚刚进入农历八月，京师的气氛已变得十分紧张，新法能否继续推行成了京城里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不管是守旧官僚，还是维新志士，都注视着光绪与慈禧太后将会如何动作。
9月14日上午，光绪帝去颐和园，他考虑该如何说服太后，因为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早在康有为正月初三递上的奏折中，提出了设立制度局于宫中，提拔通才以议新政的重要建议，但遭到守旧势力的坚决抵制。因为这个机构一旦设立，有的军机处就会被架空。因此，长期以来围绕要不要提拔维新志士的问题，争论不休，不能形成决议。
光绪向慈禧提出了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可是这一试探触怒了慈禧，慈禧指责他要把祖宗的家业葬送于康有为之手。光绪担心守旧派会在近期内采取非常举动，于是在这次和慈禧的会谈之后，很快就在颐和园秘密召见袁世凯，让他专管练兵，做新法的后盾。
可是，9月18日，守旧派杨崇伊上书请慈禧立即训政，防止维新党人乱来。这天傍晚，谭嗣同按照康有为的授意，劝说袁世凯软禁慈禧、捕杀荣禄，结果被袁氏出卖。
9月19日，慈禧突然发动政变，把光绪幽禁，同时开始搜捕维新人士，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被捕后在菜市口被处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至此，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了。可以用矩阵图作出说明：
戊戌变法中两党的博弈
从上图可以看出，处于弱势的群体如果公然与强势群体对抗，只能一败涂地。戊戌变法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变法派在政治上的实力不如守旧派。变法派大多是书生，虽然也有少数地方官员和中央次等官员，但是和守旧派比起来，简直是云泥之别。守旧派既有手握政权的慈禧太后，又有军方大员荣禄，加上那些皇亲国戚，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绝对力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变法派。同时，变法实行的政策虽然符合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却大大损害了守旧派的利益。因为时势危急，不可能采取温和的政策，而且对守旧派温和，也无法真正进行变法。正是这些自始至终就存在的矛盾，让光绪皇帝在要救国还是要皇位的两难选择中选择了变法救国，却因为没有考虑到变法中的巨大阻力和敌我势力的力量对比，最终遗恨终生，使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一起陷入绝境。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