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规则的制定与突破

    博弈论，实际上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竞赛，或者是大家协作去完成一项任务，或者是各自为政去比赛谁更强。既然是竞赛，就要有一个竞赛的规则，只有规则确定，比赛才能继续，否则就无法进行博弈的竞赛，而只能进行混战了。

    那么，博弈的规则是什么？博弈的规则又由谁来制定？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博弈的规则，其实就是在一定的环境、一定的条件下，围绕着某一个具体的问题形成的。而规则不一定非要有一个制定者，因为许多博弈的情况，是自然形成的一种局势，也有的是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对惯例的遵循，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是由具体的人来制定一个规则的。

    规则制定之后，就必须由博弈的各方共同遵守并且执行。如果有人不遵守博弈的规则，那么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他在这个博弈对局中被规则所淘汰，另一个就是他主动脱离这个博弈对局不受这一规则的约束。

    因为要围绕着规则进行博弈，那么如果双方是要通过博弈来决定胜负，那么，如果规则是明显对一方有利，另一方就会对规则不满，进而对这个博弈过程表示质疑。

    有的时候，规则是隐蔽的，秘而不宣的，所以竞争的各方都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最终能否胜出，所以就要想办法让自己的意愿变成规则——反正大家也不知道真正的规则是什么。这种表现，正是对博弈规则的突破，从原有的博弈对局中冲出来，建立一个由自己制定规则的新博弈对局。

    巧妙运用舆论

    有一句话，叫做成功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灵感。这句话对错与否先不去说，就这句话本身的意思来讲，是把努力在成功中的作用高度强调了的。

    有的事情是努力就会成功的，比如用铲子挖坑，只要努力，就会把坑挖大挖深，有的事情则不一样。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不知道该如何去努力的时候，就会想办法在别的方面下工夫。其实，作弊的道理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生如果不知道考卷要考查哪些知识，自然会想到比较省力的办法，就是夹带、抄袭、替考。这里举抄袭的例子，并不是说抄袭是可以得到允许的，而是说当学生不知道如何能达到考好这个目标的时候，就可能会采取特殊的方式去完成这个目标。

    事实上，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很多的规则、途径都是秘而不宣的，之所以要这样，就是为了保持一种对资源的控制权——只有制定规则的人才拥有公布谜底的权力，这样资源自然就围绕着他聚集了。可正是这种秘而不宣的方式，让为了这个谜底而追逐的外围人群无所适从，因为制定规则的人可以随时改变说法，无论追逐者如何努力，都可能最终愿望落空，只因为他们手中没有控制着谜底解释权这个资源。

    所以，追逐者和规则制定者之间，就展开了一种博弈。一方面，规则的制定者从不公布得出谜底的途径，以免追逐者知道这一途径之后按部就班地进行努力，这样子谜底毫无神秘感可言，控制了谜底解释权的规则制定者自然就不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谜底的追逐者想尽办法想要知道得出谜底的途径，如果无法知晓这个途径，他们就无法努力，因而他们往往会在无法知道途径的情况下，采取特殊的方式，自己制造出一个谜底来，逼规则制定者就范。

    这种谜底追逐者反过来逼规则制定者就范的情况，其实就是一个新的规则制定者诞生的过程。因为追逐者逼制定者就范的过程，本身就是追逐者按照自己的利益制定出一套新的规则，并在这一规则下制造出一个新谜底的过程。

    追逐者成为新的规则制定者，有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有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的，这关键在于追逐者的实力。所谓水到渠成，当实力足够，自然不需要暴力也能完成从追逐者到制定者的转化。而历史上非暴力的追逐者身份转化案例，最为明显的，就是明朝后期通过“梃击案”而成为太子的朱常洛。

    明朝中后期，出了一位十分古怪的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他本人并不荒淫，但是在他在位期间，明朝政治荒废，因为他长达几十年不上朝，不处理朝政，处于消极怠工状态。万历皇帝罢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中的大臣们不同意他立自己所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福王为太子。

    按照旧有的惯例，太子应该是皇帝的长子来做的，可是问题就在于，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是万历皇帝少年时代所生，太子的母亲也没有得到万历皇帝的喜爱。而相反，福王虽然并非长子，但是他的母亲郑贵妃却是万历皇帝一生都十分宠爱的女子。按照万历皇帝的意思，是要废长立幼的，可是许多的朝廷大臣都认为这是一件荒谬的事情，皇帝不能因为自己的感情就轻易决定太子的人选。因而，万历皇帝对于传位的事情一直犹豫不决。

    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很多的规则、途径都是秘而不宣的，之所以要这样，就是为了保持一种对资源的控制权——只有制定规则的人才拥有公布谜底的权力，这样资源自然就围绕着他聚集了。

    而继承皇位的两个候选人，一个是在朝的太子朱常洛，一个是在野的皇子福王朱常洵。按当时的礼法上来说，朱常洛是太子，有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具有长子这一优势身份；而福王朱常洵，相对朱常洛来说，既能得到万历皇帝的喜爱，又比较接近老百姓，了解一些民间的状况，特别是头脑比较清楚。实际上，万历皇帝心里，是要把皇位传给福王朱常洵的，只是因为大臣们一再反对，才没有最后确定下来，只能随便把长子朱常洛册封为太子来缓解大臣们施加的压力。正是这种尴尬的局面，才让太子朱常洛铤而走险，一手策划出了“明末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

    此案的过程其实十分简单：一个叫做张差的傻大汉，提起一根枣木棍冲进皇宫，见人就打，但很快就被制伏。他被抓后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要行刺太子的，在审问的时候，他招认自己是受到郑贵妃（福王朱常洵的母亲）指使。明眼人都知道，这不过是栽赃嫁祸的行为，目的就在于疏远万历皇帝和郑贵妃母子的感情。可是此案有个最大的难点，就是凶手张差一口咬定自己是受人指使的刺客，而且指使自己行刺太子的正是太子的竞争对手福王的母亲。

    这个事情一闹，朝中的许多大臣都认为郑贵妃母子确实有谋害太子之心，一些原本处于中立状态甚至是支持福王登基的大臣也都改变了立场，要求严惩凶手。大臣们这样一介入，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后果就是左右了万历皇帝的决定，让万历皇帝在理智上认为确实是福王在背后搞阴谋危害太子（在情感上皇帝是肯定不会觉得福王有什么不好的），这样一来，万历皇帝对太子就从冷落、漠视到同情、保护，也就自然会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坚持由太子登基的原则。另一个后果，就是如果万历皇帝并没有受到理智上的影响，而是继续从感情上考虑问题，维护福王和郑贵妃，就会形成一种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加剧朝野对立，这样一来，福王就会成为被大臣们指责、对立的人了，而且万历皇帝就算是仅仅要保持社会稳定，也不能轻易免除太子的皇位继承权。

    这个案件是太子朱常洛在幕后策划的，应该说，整个事情都是按照他的想法发展的，局势全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通过梃击案，太子一方面拉拢了朝臣，另一方面打击了福王的政治吸引力，而且还影响了万历皇帝的决策。太子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万历皇帝表态，谁来继承皇位，就是皇帝不表态，他也能通过这个事件增加自己的支持率，在万历皇帝百年之后依靠这一支持率登上皇位。

    这个事件的最后结果，是郑贵妃和朱常洛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具体谈了什么不得而知，在会谈之后，万历皇帝召见群臣，确认了太子在皇位继承权上的合法性。可以说，这个最后的结果，是太子朱常洛硬塞给万历皇帝的，因为这是太子自己想要的结果，然后他通过阴谋的手段，让万历皇帝不得不承认这一结果。

    朱常洛利用梃击案这一突发事件，打破了原本神秘的皇位继承标准，用自导自演的阴谋手段争取了舆论的支持，又在舆论的支持下逼得万历皇帝就范，不得不承认他的继承权。最终，朱常洛正是靠着万历皇帝对他继承者身份的确认，在万历皇帝驾崩后登上了君位。

    要让自己神秘起来

    规则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乡规民约、礼节、学生守则、收费条例、商业合同、职业操守、道德观念、法律法规、社会制度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道德和法律。道德的覆盖面广；约束力弱，而法律的覆盖面小，约束力强。

    每一种道德和法律都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博弈的情形下发生的，它们的功能是为了达成和维护那种博弈情形下的博弈均衡态；这种均衡态对于博弈各方都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而那种道德和法律对于各方也都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是，该道德和法律只有得到确定的落实，才能发挥出这种功能。道德和法律要得到落实，真正起到平衡各方的作用，最好的方法本来是把它们公之于众，让大家有目共睹，这样大家都依照规则办事，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就能使博弈双方都能够在公共规则下维护自己的最大利益。

    但是，规则往往是由强者制定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最大利益，他们往往要把规则神秘化。上古时代的夏商之际，统治者做什么事情都讲究占卜，然后让人装神弄鬼地解释一番，假借这是上天的意思。到东周春秋时期，统治者对于法律还不肯公开，奴隶主还神神秘秘地主张“临事制刑，不预设法”，希望达到“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目的。说白了，就是使人对规则产生神秘感，从而使强者获取最大的好处。

    其实，规则也是一柄双刃剑，只要参与进来博弈的人，你神秘也好，公开也好，玩得好，便可以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玩得不好，反而会被利刃所伤，有时也会得不偿失。但是，对强者来说，规则由自己说了算，甚至像帝王一样，崇尚所谓“朕就是法律，法律就是朕”，在一定程度上，他可能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政治家，在自己是弱者的时候，往往希望博弈双方都遵守游戏规则，但在自己处于强者的时候，却往往希望规则掌握在自己心中，使博弈的游戏变得无规则可循，从而从中受益。我们可以从曹操的故事中得到一些教训和启发。

    但是，规则往往是由强者制定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最大利益，他们往往要把规则神秘化，说白了，就是使人对规则产生神秘感，从而使强者获取最大的好处。

    曹操在历史上被人描绘成奸雄，人们觉得他的成就都是靠奸诈狡邪的手段获取的。实际上，这就错了，曹操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只是这些规则大部分时候都掌握在他自己手中，有时也是博弈对手没有遵守或者没有明白罢了。

    最早认为曹操是奸雄的是汝南名士许劭，传说他善丁品评人物，每月更换一个论题，观察人非常准确，见解颇为独到，号为“月旦评”，在当时十分有名。曹操年轻时曾找到许劭，请许劭评价一下他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许劭最初不愿回答，曹操非要许劭说不可，许劭乃道：“子洽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闻言，不仅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许劭的标准是什么，曹操为什么哈哈大笑，我们都无从得知，但曹操的许多所作所为，的确是一种奸雄所为。说曹操是奸雄的往往都会引用曹操杀粮官以塞众人的故事。在与袁绍对峙时，军中粮草已快用尽，粮官鉴于职责所在，如实汇报曹操，曹操生怕士兵们因为吃不上饭而生变故，于是问粮官：“你有什么好主意？”粮官说：“分发粮食时可用小斛代替大斛。”曹操高兴地答应了。但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肯定瞒不过将士们，军营里顿时议论纷纷，都骂曹操克扣军粮，是个十足的大骗子。其实曹操何尝不知此法难以欺众？对此他早已胸有成竹，前一段他假装不知，等到众怒难犯的时候，他对粮官说：“我要借你的头以平众怒，不然事情不好办。”遂将粮官斩首，令人挑着粮官的头在军营中示众，血淋淋的脑袋上还贴着曹操的亲笔判词：“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将军粮不足的责任推到了粮官的身上。众人见曹操已经将“贪宫”斩首，也就消了气。而此时，曹操借着粮官用小斛节省下来的粮食又支撑了一段时间，最后找个机会，把袁绍的军粮烧了，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

    在这场不对等的博弈中，面对军粮的短缺，曹操从节约军粮的角度入手，有命令用大斛还是用小斛的两种选择。用大斛，他可以赢得将士们的信任，但军粮会马上用尽，更大的恶果是很可能不战自溃，输给袁军；用小斛，他可以拖延一段时间，从而可能取得获胜的机会。当曹操决定用小斛时，粮官无论遵守还是不遵守，他的命运都决定了，那就是当替罪羊的角色。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双方的博弈几率：曹操如果仍决定用大斛，粮官遵守。曹操粮食必然迅速用尽，曹操的利益可以说是为零，粮官遵守，他属于忠于职守，他的利益不受损失，假定为2；粮官不遵守，主动用小斛，按照理论，这对曹操有利，假定他真的不知，粮官替他节约了部分粮食，曹操的利益上升为1，曹操对粮官可以撤职，也可以处罚，最严酷的手段是杀头，粮官的利益降为负1。曹操如果命令用小斛，粮官遵守，曹操可以等到众怒难犯的时候动手，这使曹操储存够了能支持一段时间的粮食，可以和袁绍相持下去，甚至可以取得胜利，这时他的利益上升到3，但对于粮官，那可大大不妙，粮官遵守，按理来说，他是依照命令行事，即使无功，也没有过错，他的利益应该仍然为2，如果粮官不遵守，他违抗军令，必然斩首，他的利益就应该是负2。但在曹操与粮官的这场博弈中，曹操的标的物是军队的粮食和军队对他的忠诚，而粮官应该来说就是是否忠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曹操选择了用小斛，他获得了粮食，但面临着失去军队信任的结果，本来粮官是听令行事，可以说是对曹操的忠诚，但曹操需要的是整个军队的忠诚，人忠诚和集体忠诚的利益谁大谁小，一看就知，因此，曹操就改变了和粮官的博弈规则，杀了粮官，平息了众怒。

    所以，对粮官来说，在这场博弈中，他不是规则的制定者，除了第一种博弈，曹操仍旧用大斛，他遵守，有可能保住自己的利益以外，其他三种方式，他必然会成为博弈的牺牲品。所以，在博弈中，大家都希望自己是强者。用图则显示如下：

    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证明曹操是利用博弈规则的老手，也是人们常常用来证明曹操老奸巨猾的典型案例，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曹操能“梦中杀人”的故事。曹操曾经暗算过别人，因此也生怕遭人暗算，为了防范他人，他扬言自己有特异功能，谁若在他熟睡时靠近其卧榻，他虽在梦中也能觉察到。他还对侍臣和姬妾们说：“我睡觉时不可随便靠近我，一靠近我，我便杀人，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一日，曹操佯装熟睡，故意没盖被子，一个近侍好心去给他盖上了被子，结果此人好心未得好报，被一跃而起的曹操一剑砍死。曹操杀了自己的侍卫之后，假装不知，爬上床头，依旧蒙头大睡。被杀死的侍卫血淋淋地横在床下，谁也不敢接近。第二天，曹操醒来，假装不知。其余侍卫告诉他真实情况，曹操抱头大哭，痛哭之后，责备侍卫没有听自己的话，在睡觉的时候接近自己。从此，在曹操睡觉的时候，左右谁也不敢靠近其卧榻。

    在这个故事中，曹操制定了一条规则，熟睡之后，谁也不能接近，否则就有可能被杀。这样，曹操对睡觉时接近自己的侍卫，就有杀和不杀两种选择。而侍卫对曹操的制度有遵守和不遵守两种选择。如果侍卫遵守，曹操杀了侍卫，侍卫失去生命，曹操失去信誉，双方利益都受损失，假定各为负2；侍卫遵守，曹操不杀，曹操的目的达到，应该达到纳什均衡，双方共赢，可以称为各为2；如果侍卫不遵守，曹操杀，这就是故事中的结局，侍卫应该是负2，曹操证实了自己的特异功能，达到了任何人在他熟睡之时不敢近身的目的，他的利益应该为3；如果侍卫不遵守，曹操不杀，曹操的骗局就会被揭穿，就有遭人暗算的可能，曹操的利益应该为负3，侍卫则为零。但曹操内心既然有杀人立威的打算，因此，这场博弈只能以侍卫的失败而告终。在这个故事中，曹操制定了博弈规则，但为什么侍卫最终会送了命，关键曹操还有隐性的规则，即道德规则和职业准则，这些规则决定了，主人熟睡却没有盖上被子，奴才自然有义务和责任帮他盖上，但奴才遵守了道德和职业规则的时候，却违反了主子的特别规定，因此，曹操是挖了陷阱等奴才跳进去，所以，我们再用图来加以说明，可以看出这场博弈是奴才必输无疑的啦。

    正是因为博弈中，规则的不确定性，或者强者掌握规则的制定，很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以，政治家们都喜欢把规则制定得含含糊糊，这样，使对方不知不觉地走进陷阱里去。规则就是自己，自己就是规则，这可能是野心家最喜欢的规则。

    事实上，曹操这种人将规则制定得神神秘秘，只能对粮官和侍卫这些小人物玩玩罢了，当遇到实力相当或者有一定实力的博弈对手时，对方也可以不遵守，或者修改规则，那你也就只能干瞪眼了。曹操将汉献帝胁持到许昌，动不动就打着天子的名义，后人总说曹操是在政治上棋高一招，但按博弈的规则来看，这是曹操一厢情愿的做法。按曹操的规则，以天子的号令行事，地方诸侯，你听令，实际上就是听我的命令；你不听令，就以天子的名义讨伐你，使对手有所顾忌。但在实际的争斗中，曹操无论征讨袁绍也好，攻击袁术、张秀也好，都打着天子的名义，但谁又买他的账呢？就是赤壁之战，曹操也是打着奉天子名义狩猎东吴，对手是皇帝的叔叔刘备，可双方还是该打就打，该杀就杀。天子，谁买账，谁有实力，谁都可以当天子。只是可怜的曹操背上了“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罪名，这实际上就是他在博弈中规则制定的失策。

    起用“代言人”的学问

    在互利性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与人之间的互利性博弈无处不在，强者往往决定了游戏的规则，但规则并非由某一个人说了算，有一些公共规则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因为大家按照这个规则和尺度进行互利性的社会活动，可以达成某些纳什均衡。因为只有在一定的规则之下博弈，才能有效地降低各方成本，提高各方的博弈收益，所以建立并各自服从规则，是各方的共同利益。在规则之下进行博弈，往往能收到奇效。

    历史上的吕不韦是战国时期韩国阳翟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相传他年轻的时候问父亲，种田一年能获得多少利润，父亲说最多能获得十倍的利；贩卖珠宝能获得多大的利呢？能获得百倍的利；那么扶植一个本没有希望的人做国君能获得多大的利，那就无法计算了。长大后的吕不韦奔走于各国，以贩卖珠宝为主，兼做各种生意，很快成为巨富。但这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还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长期的辗转奔波，使他对各国的政治情况了如指掌，时时刻刻在寻找更大的利润。

    秦昭王四十年（前267年），太子去世了。到了昭王四十二年，把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立为太子。而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安国君有个非常宠爱的妃子，立她为正夫人，称之为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虽然受宠，但却没有儿子。在安国君一大堆的儿子中，有个排行居中的儿子名叫子楚，子楚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宠爱。古时子以母贵，由于母亲地位低下，因此子楚作为秦国的人质被派到赵国。

    人质本来是各国之间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而将宗族子弟派往他国的信物，他们的命运往往因为国家间关系的好坏而升降起伏。正是因为人质随时有性命之忧，作为补偿，所以各国对派往他国的人质的供应都是很充足的。但是席卷天下的秦国却是多次攻打赵国，赵国对子楚也不以礼相待。

    由于子楚是秦王庶出的孙子，母亲不受宠，秦王似乎忘记了还有一个在赵国当人质的孙子，所以在赵国当人质的子楚日常的财用都不富足，生活困窘，很不得意。吕不韦到邯郸去做生意，见到子楚，了解情况后，说：“子楚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屯积居奇，以待高价售出。”于是他就前去拜访子楚，对他游说道：“我能光大你的门庭。”子楚笑着说：“你姑且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吕不韦说：“你不懂啊，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能光大。”子楚明白吕不韦所言必有所出，于是就拉他坐在一起深谈。吕不韦说：“秦王已经老了，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私下听说安国君非常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能够选立太子的只有华阳夫人一个。现在你的兄弟有二十多人，你又排行中间，不受秦王宠幸，长期被留在诸侯国当人质，即使是秦王死去，安国君继位为王，你也不要指望同你长兄们争太子之位啦。”子楚惨笑到：“正如先生所言，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吕不韦说：“你很贫窘，又客居在此，也拿不出什么来献给亲长，结交宾客。我吕不韦虽然不富有，但愿意拿出千金来为你西去秦国游说，侍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他们立你为太子。”子楚于是叩头拜谢道：“如果实现了您的计划，我愿意分秦国的土地和您共享。”

    吕不韦和子楚之间实际上就是一种博弈。对于吕不韦来说，他有两种抉择，帮助或者不帮助，子楚也有两种选择，答应或者不答应。吕不韦答应，子楚也答应，那么成功的话，子楚能做秦王，吕不韦能得到无数的回报；吕答应而子楚不答应，吕可以继续他的获利百倍的珠宝生意，而子楚仍是朝夕不保的人质一个；吕不帮助子楚，吕仍是富商，子楚仍是贫困潦倒，子楚无论答应还是不答应，结果都一样。正是因为对于子楚来说，吕不韦的计划对他有百利而无一害，因此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而对吕不韦来说，无异于开始了一场更大的博弈，他必须使子楚成为太子，这样按照游戏规则，他才可能成为秦王，自己才能得到回报。

    规则并非由某一个人说了算，有一些公共规则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因为大家按照这个规则和尺度进行互利性的社会活动，可以达成某些纳什均衡。因为只有在一定的规则之下博弈，才能有效地降低各方成本，提高各方的博弈收益。

    吕不韦于是拿出五百金送给子楚，作为日常生活和交结宾客之用；又拿出五百金买珍奇玩物，自己带着千金西去秦国游说，先拜见华阳夫人的姐姐，把带来的东西统统献给华阳夫人。顺便谈及子楚聪明贤能，所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及天下，称赞子楚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和夫人，夫人非常高兴。吕不韦趁机又让华阳夫人的姐姐劝说华阳夫人道：“我听说用美色来侍奉别人的，一旦色衰，宠爱也就随之减少。现在夫人您侍奉太子，甚被宠爱，却没有儿子，不趁这时早一点在太子的儿子中找一个有才能而孝顺的人，立他为继承人而又像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那么，丈夫在世时受到尊重，丈夫死后，自己立的儿子继位为王，最终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句话能得到万世的好处啊。不在容貌美丽之时树立根本，为自己找好退路，等到容貌衰竭，宠爱失去后，虽然想和太子说上一句话，还有可能吗？现在子楚贤能，而自己也知道排行居中，按次序是不能被立为继承人的，而他的生母又不受宠爱，自己主动依附于夫人，夫人若真能在此时提拔他为继承人，那么夫人您一生在秦国都要受到尊宠啦。”

    华阳夫人听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后，深以为然，就趁太子开心的时候，委婉地谈到在赵国做人质的子楚非常有才能，来往的人都称赞他，接着就哭着说：“我有幸能填充后宫，但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儿子，我希望能立子楚为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安国君岂能眼看爱妾伤心，自然满口承诺，华阳夫人不放心，就要太子对天盟誓，刻下玉符，决定立子楚为继承人。安国君和华阳夫人都送好多礼物给子楚，而请吕不韦当他的老师，因此子楚的名声在诸侯中越来越大。

    在这里，吕不韦代替子楚和华阳夫人进行另一场博弈，双方的标的物看似不相同，对子楚来说，目的是成为太子；华阳夫人的目的是保住自己正室的地位，实质上双方都是追求未来的富贵。按照既定的规则，只有华阳夫人认下子楚做自己的儿子，子楚才可能成为未来的太子。对华阳夫人来说是认还是不认的选择，对子楚也有两种命运，成为太子或者不成为太子。

    华阳夫人认了，结果是现在子以母贵，子楚成为太子，利益无穷大，但等到华阳夫人年老色衰，仍能保住自己的富贵，利益也是无穷大；如果，华阳夫人不答应，子楚成为太子，子楚的利益无穷，华阳夫人也只能保住年轻时的富贵；如果华阳夫人答应，子楚仍成不了太子，华阳夫人和子楚的利益相对会小些；如果子楚不成太子，华阳夫人也没有答应，子楚的利益为零，华阳夫人也只能保住当前的利益。双方在这场博弈中之所以能够一拍即合，就是由于有无形的规则要求他们遵守，只有华阳夫人答应认子楚为儿子，子楚才最有希望成为太子，华阳才最有可能保住自己色衰时的富贵命运。正是由于在这种规则的支配下，双方才找到了纳什均衡。

    其后事态的发展正如吕不韦所预想的那样，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派王翦围攻邯郸，情况非常紧急，赵国想杀死子楚。子楚就和吕不韦密谋，拿出六百斤金子送给守城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这才得以顺利回国。秦昭王五十六年（前251年），他去世了，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

    安国君继位一年之后去世，谥号为孝文王。太子子楚继位，他就是秦襄王。秦襄王尊奉为母的华阳王后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尊称为夏太后。秦襄王元年（前249年），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

    秦襄王即位三年之后死去，太子赢政继立为王，尊奉吕不韦为相国，称他为“仲父”。吕不韦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几乎等于掌握了秦国的全部财产，这时他才真正从他的投资中获得无穷大的回报，实现了自己少年时扶植国君获利的目的。在这场博弈中，华阳夫人是赢家，赢得了下半辈子的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最大的赢家是吕不韦，他几乎赢得了整个秦国，如果传说中秦王赢政是吕不韦的儿子属实，那他就赢得了整个中国，他应该是中国博弈史上最大的赢家。我们把吕不韦和华阳夫人都看做是投资商的话，那么他们的博弈就可以用下图表示：

    一个规则制定出来，就要有人去遵守，这样规则才有存在的意义。而规则是否被遵守，就要靠监督和审查。而监督和审查，理想的状态下就是考察人们对规则的遵守情况。实际上却远非如此，很多时候，负责监督审查的人，都是为了维护规则制定者的利益而进行自己的监督工作的。

    对规则的制定者来说，遵循他所制定的规则的人，就是善良的，反之，就是邪恶的、有野心的。所以，规则的制定者需要一批为了他的利益而对他人进行监督审查的人。看起来这就是一种判断善恶的监督机制，而实际上，所谓的善恶，只是对制定者而言的，所以，监督者最终是为了制定者的利益而服务的，并不是只拘泥于一些具体的规则内容。

    通过监督者，规则的制定者建立了一个体系，就是执行者要按照自己的规则办事，监督者则用来限制执行者并且维护规则背后的制定者的利益。打着善恶的旗号，实际上进行的却是保证规则制定者的私利的买卖，就好像那个面目奇异但实际上具有甄别善恶的怪兽獬豸一样，只不过是善恶标准的带制定者所豢养的工具而已。

    汉武帝时期御史的领袖人物是张汤，就是一个被规则制定者（皇帝）豢养的典型的獬豸（獬豸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一种神兽，能辨曲直，见人斗即以角触不正直的那个人，闻人争即以口咬不正直的那个人，被视为严格执法的象征）。

    张汤的出人头地，是审理武帝陈皇后“巫蛊之狱”的案件。陈皇后的母亲却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姑姑、皇后的母亲而贪得无厌，经常提出无理要求以满足自己的私欲。久而久之，汉武帝对她们母女开始不满，汉武帝后宫的美女却越来越多，夫妻之情便越来越疏远了。陈皇后为了挽回武帝的宠爱，就找来女巫作法，此事被武帝知道之后非常生气，认为皇后有意加害自己，便命令御史查办。

    当时，张汤只是一个普通的御史，但是他抓住机会，顺着汉武帝的意思去审理案情，便造成了“巫蛊之狱”。张汤借审理巫蛊一案的机会，将后宫的斗争与朝中的争斗之间的关系一点一点揪出来，而且自己毫不偏向哪一方，既把可能危害武帝安全的人都依法治罪，又让武帝觉得他毫无私心。果然，张汤的立场让汉武帝非常欣赏，武帝需要的就是能够按照他个人的意志去做事的人。他看中了张汤的这个优点，连连提拔，让他从一个御史升为太中大夫，后来又提拔他做专门负责刑法事务的廷尉。

    张汤不仅在审理案件时揣摩汉武帝的心意，连一些细枝末节也要投武帝之所好，以博得武帝的赏识。张汤就像汉武帝豢养的獬豸一样，对汉武帝惟命是从，在对汉武帝的宣传上已经达到了虽小善亦张扬，虽大恶亦掩饰的地步。只要是皇帝不喜欢的人，他就严加查问，不遗余力。作为主持国家法律工作的长官廷尉，他竟然以皇帝的是非作为判案标准。

    在张汤努力成为武帝身边最忠诚、最能维护皇帝利益的獬豸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契机，就是诸侯王谋反的案子。汉武帝时的诸侯王谋反，是淮南、衡山王在元狩元年的联合反叛。反叛被平定之后，皇帝自然要追查反叛者的同党，而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张汤身上。张汤从根本上进行追查，据记载，牵扯到的两位诸侯王作乱的党羽，在叛乱过程中死的加上张汤事后查办杀头的，共有数万人。即使张汤亲手查办的仅仅是其中的十分之一，数目也有几千人，这个数目在当时的刑事案件中非同小可，可见他对此事的卖力程度。

    规则的制定者需要一批为了他的利益而对他人进行监督审查的人，看起来这就是一种判断善恶的监督机制。而实际上，所谓的善恶，只是对制定者而言的，所以，监督者最终是为了制定者的利益而服务的，并不是只拘泥于一些具体的规则内容。

    在彻查此案的过程中，张汤查到严助和伍被也与谋反的诸侯王暗中勾结。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始料不及，因为他们两个是武帝身边的红人，尤其是严助，武帝把他视为心腹之臣，谁曾想他会做出与叛逆来往的事情。

    当时，按照武帝的意思，准备将严助、伍被二人释放，因为武帝是一个比较念旧情的人，不忍心处治他们。但是，一旦释放他们，张汤的未来就不知会怎样了，毕竟他们与反叛者的勾结是张汤审问出来的，如果他们被释放，日后还有被皇帝重用的可能，那就难保他们不在皇帝身边说张汤的坏话。而皇帝是张汤找到的最可靠的保护伞，一旦有人离间皇帝和他的关系，他张汤的下场将不堪设想；但如果不放他们，皇帝那里恐怕不好交代，而且违背皇帝的意愿去办案也是他不敢冒的风险。

    张汤万万没想到，自己出力办案向武帝效忠，最终却出现了让自己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但是，他凭着对汉武帝的了解，迅速想出了对策。于是，他在朝堂之上坚持己见，不惜与武帝进行争论。他说：“伍被参与了谋反计划的制定，而严助这个人作为能够在内宫出入的心腹大臣，又是您的亲信，居然私下和诸侯结交，并且犯下如此大的罪行。如果不杀了他们以正国法，恐怕以后对亲信的大臣就更不能约束了。万一他们仗着自己是您的亲信就肆无忌惮，难保日后不再做出对您危害更大的事情，到那时候再想处理，就悔之晚矣了。”

    汉武帝见他的想法十分得体，而且还指出了不惩办二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心中十分赞同他的建议，便忍痛应允将严、伍二人依法治罪。

    因为张汤处处为汉武帝考虑，甚至能在武帝自己拿好主意之前提出自己的想法，而且办事滴水不漏，武帝觉得他是一个堪当大任的人才，便任命他做御史大夫——御史机构的首席长官和副宰相。

    张汤在监督群臣的过程中，以汉武帝的好恶为好恶，一切都为了汉武帝的利益出发，而汉武帝也感觉到了张汤对自己的维护，所以十分信赖他。不但如此，作为张汤的保护伞，汉武帝还经常在关键场合为张汤撑腰。在匈奴派遣使者要求和亲时，博士狄山因为在言语上冒犯了张汤，并斥责张汤是“诈忠”，令汉武帝勃然变了脸色，找到狄山言语中的一个空子便派狄山去汉朝与匈奴的边界镇守，结果狄山被匈奴所杀，汉武帝才觉得为自己和张汤出了一口恶气。

    张汤和汉武帝之间，正是一种为了维护一种博弈规则，而互相支援的稳定状态。所以，他们的矩阵图应该如下：

    驯养獬豸的学问克制暗箱操作注意事项

    在博弈中形成的规则，大部分时间里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即使是参与者是一强一弱仍是如此，因为规则并不意味着优势一方想占什么便宜都能占到，它总能满足弱势一方的某些利益。博弈双方在博弈之初，都不知道对于这次博弈，自己的期望值应该定在何处，自己的利益满足到何种程度自己才会觉得满足和能够接受，他们往往是在博弈过程中，摸清对方的意图之后，明白了他们各自能获得的利益份额究竟是多少。在这个均衡点上双方达成了妥协，取得纳什均衡。

    这时，如果劣势一方中有人想对这个点作出有利于己方的位置改变，他一定会遭到优势一方的还击。博弈的规则大部分是优势一方制定的，但处于劣势的一方并非没有改变规则的可能，只是看他如何来打碎它，取得新的均衡。玄武门事变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事例。

    唐太宗的即位是通过兵变得到的，而且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事后虽然采取了不少的补救措施，但亲兄弟之间这样的结局总让人有些心存芥蒂。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就是有这种过多的血腥味儿，无毒不丈夫，用这句话形容帝王位置的血腥争夺战看来还是比较准确的。

    历史上，由于唐太宗统一全国的赫赫战功，在玄武门事变，即位之后，对内在较长的时间里可谓是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为唐王朝走向强盛的顶峰奠定了基础；对外，他解决了从北朝以来，长期威胁中原政权的游牧民族势力，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夷夏之分，对每个民族都一视同仁，有利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后代子孙及史学家抱着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态度，将玄武门事变演绎成太子为了保住自己继承人的地位，不断通过各种方式陷害李世民，被逼上绝路的李世民没有办法，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才出现了玄武门事变。历史的真相真是如此吗？如果按照现代博弈论来分析，可能在这场皇权的争夺战中，采取阴谋，改变游戏规则的可能更多的是李世民。

    李建成并非像小说中那样描绘的平庸无能，如果将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位置换一换，李建成并不一定干得比李世民差劲，李建成的军事才能从两次行动中就可以看出。李渊太原起兵后，兵分两路，由建成和世民各率一路，直指关中，目的是一举夺取隋朝的心脏地带，震慑群雄，李建成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完成任务。

    另一件事是在击败并俘获深得人心的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后，李渊不该将其在长安斩首，窦的部将刘黑闼两次起兵反唐，第一次被李世民镇压下去，但由于残酷迫害，刘黑闼不久又卷土重来，打得唐军不敢开关迎敌。在这种情况下，李建成主动领兵，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安抚为辅，使河北的叛乱彻底平息。

    这些事实表明，李建成不仅具有较高的军事才干，还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在政治上，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他是大唐王朝理所当然的继承人，由于名正言顺，在中央和地方得到的支持都较世民多；在人才方面，李建成拥有魏征、王圭等人；作为太子，他手中所掌握的军队也不比秦王少。但为什么李建成在皇位的争夺战中却以失败而告终呢？

    如果按照规则进行博弈，李建成的势力，再加上齐王李元吉的支持，秦王李世民继承皇位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我们知道，决定博弈结果最终还是靠综合实力，而事实上太子府加上齐王府的实力比秦王府要雄厚得多。但史料记载的大部分是李建成兄弟如何谋害李世民的事情。

    在玄武门之变以前，李建成和李元吉便多次想除掉李世民。有一次，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李元吉府上，李元吉就打算趁机刺杀李世民，大概李建成觉得不好当着父亲的面做此事，所以制止了李元吉。

    历史记载，626年（武德九年），有一天，太子李建成晚上找李世民去喝酒，在酒里下了鸩毒，李世民心痛剧烈，吐了几升血，幸亏淮安王李神通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才得救。

    李建成和李元吉并没有就此罢休，相反更加紧了行动。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秦王手下的男将尉迟敬德，表示要跟尉迟敬德交个朋友，还给尉迟敬德送去一车金银。尉迟敬德跟建成的使者说：“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私下跟太子来往，对秦王三心二意，我就成了个贪利忘义的小人。这样的人对太子又有什么用呢？”说着，他把一车金银原封不动地退回了。虽然收买秦王府将领的阴谋没有得逞，但在李渊的支持下将房玄龄和杜如晦调出了秦王府，削弱了李世民的力量。在激烈争夺继承权的时候，恰逢突厥南侵，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时机到来，便由李建成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伐突厥，李渊同意了。

    然后，他们就进一步提出，调秦王的部下大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随同出征，还要求将秦王的精兵划归李元吉统领。这很明显是想孤立李世民，然后再下手除掉他，但李渊也同意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商议在出兵饯行的时候，派人将李世民刺死。太子李建成的一个属官得知后，马上向李世民报告了这个机密消息，李世民决定先下手，以免后患。

    博弈的规则大部分是优势一方制定的，但处于劣势的一方并非没有改变规则的可能，只是看他如何来打碎他，取得新的均衡。

    历史上记载的这些事实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这是令人怀疑的，梁启超说：“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正史都是皇帝身边的史官写的，在取得胜利之后，将光环套在自己头上，将对手抹黑，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此，这些事情都是不大可信的。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出，李建成的实力至始至终都比李世民要强。在玄武门事变中，李世民杀了建成和元吉两人，东宫闻此凶讯，卫队首领带领东宫卫队联合齐王府亲兵就来攻打玄武门，李世民的部下根本抵挡不住，最后靠抛出建成兄弟的头颅，要尉迟敬德逼迫李渊宣布太子谋反才渡过这一难关。因此，如果建成兄弟真的对李世民采取谋杀的手段，李世民有九条命也早就没了。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李建成和李世民都在谋杀与不杀之间进行博弈：如果建成和李世民都采取谋杀的手段来争夺帝位，建成的实力强，肯定成功的概率比李世民要大；如果建成采用谋杀，而李世民不采取谋杀，建成的胜算几乎是百分之百；建成不采取谋杀而李世民采取谋杀手段，世民成功的机会自然就会增加；如果建成和李世民都不采取谋杀手段，建成的胜算则明显大于世民。所以对李世民来说，采用谋杀是他惟一成功的手段。

    李建成正因为胜券在握，所以他更本没想到用同室操戈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帝位。至于建成贿赂李世民的部下，将李世民的谋臣武将调离秦王府，都是采用釜底抽薪的策略，希望李世民知难而退，主动放弃与他争夺帝位的想法。李建成在这场博弈中的失败，败就败在他既想获得帝位，又不想在历史上留下手足相残的骂名，沽名钓誉的虚荣心，这不仅使他失去了帝位，还丧失了性命。

    从某种程度上说，李建成博弈中的底线是在不用流血的基础上，双方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争斗；而李世民各方面的实力不如建成，因此，他的底线就是只求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从玄武门事变一开始就可以看出，它是李世民一手策划的。

    武德九年六月三日，李世民向李渊报告建成、元吉淫乱后宫，李渊答应第二天早朝时对质，处理此事，李世民同时部署了行动计划。李世民去见李渊的事被倾向李建成的后宫张婕妤得知，马上派人密告李建成，但李建成认为京城守卫都是自己的人，没想到会出意外。

    六月六日清晨，李世民命属将伏兵于长安宫城北门口即玄武门。李建成没有收买成李世民的将领，李世民却成功地收买了李建成的将领，玄武门守将便是被收买的李建成的属将。正因为李建成认为有自己的人在，才敢于上朝去，结果走进了死路。

    李建成和李元吉走到临湖殿时。发觉守门的士卒不是自己的属下，便想回头。但此时李世民骑马赶来，双方发生了激战，李元吉射了三箭没有射中李世民，李世民却一箭将李建成射死，尉迟敬德领骑兵将李元吉射死。然后，李世民派尉迟敬德披甲戴盔，手持兵刃向李渊报告说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造反，已经被秦王杀死，李渊只好下诏平息了两派的激战。

    六月六日，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八月，李渊传位给李世民，自己做了太上皇。在这场博弈中的关键人物李渊的态度是暧昧的，可以说，他的犹豫不决直接导致了兄弟的火并。624年（武德七年）六月，庆州总管杨文干叛乱，牵涉到了太子李建成，李渊命李世民讨伐，还许诺在乎定后立他为太子。但事后，李渊又听从李元吉和后妃的话，改了主意。如果李渊果断地把帝位继承人彻底定下来，建成、世民兄弟的博弈就会由于父亲的偏向和决定而结束。正是由于李渊的摇摆不定，使李世民对这种黑箱操作感到绝望，才采敢打破暗箱操作，改变游戏规则，为自己争取最后一线机会的方法。他成功了，所以阴谋诡计都落到对手头上，英名神武的唐太宗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采取“正当防卫”，由于兄弟都死光了，所以不得不挑起皇帝这副重担了。把事情做得这么完美，真是难为他了。从下图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处于弱势的唐太宗不遵守规则才成为最大的赢家。

    克服暗箱操作要合理防止垄断的产生

    法律和道德是一个社会最普遍的博弈规则，所有的法律道德，都是出自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需要、人性意愿，出自每个人对社会关系的看法、观点和认识，这是法律道德的主观性。可是，一旦人们通过社会博弈，形成了某种均衡态，形成了某种统一性的社会规范，那就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遵从这一规范。在一个社会，这些规范不仅对被统治者适用，就是统治者，他们是大部分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同时也是监督者，因此，他们本身也应该遵守这些博弈规则。然而，正是由于统治者在博弈中处于强者的地位，他们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因此，往往在他们最大利益受到损失，或者觉得自己可能会得到更大利益的时候，他们会主动撕毁自己制定的博弈规则，从而使一种合作性博弈演变为非合作性博弈。

    在农业社会，最常见的博弈是军事官僚统治集团和广大农民之间的博弈，虽然这两大集团或者说阶级在组织性力量的对比上差距很大，但互利性则比较弱，因为官僚们给农民提供不了什么利益。农民给官僚们虽然提供利益，但总量比较固定，农业生产发展的余地总是有限的。军事官僚统治集团往往希望借助于他们制定的法律来攫取更多的利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由于农民创造的价值在总量上是有限的，在维护他们自身生存和繁衍后代之后，剩余的已经不多，因此，在遇到具有长远目光的统治者时，他们一般会把对农民的剥削控制在农民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这就是古人所谓的“盛世”，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实际上都是这样。但人的欲望是无穷的，统治者总希望不断得到更多的财富，因此，越是一个王朝的末期，由于他的统治者没有经历过农民风暴的洗礼，他总是过于相信自己的权势，总想改变博弈的规则，试图获取更大的财富。而当他们试图攫取的财富超出农民可以忍受的程度时，这就会导致民变，严重的就会是叛乱，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农民起义。所以，反过来说，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很大原因在于作为强者的一方自己改变了博弈的规则，最后使己方利益受到损害。这种事情在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是举不胜举。

    西晋末年，由于统治阶层的腐朽统治和诸王的混战，给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加上接连不断的天灾，许多地方的农民没有粮吃，被迫离开自己的故乡，成群结队到别的地方逃荒。这种逃荒的农民叫做“流民”。

    公元298年，关中地区闹了一场大饥荒，略阳（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东北）、天水等六郡十几万流民逃荒到蜀地。有一个氐族人李特和他兄弟李庠、李流，也跟着流民一起逃荒。一路上，流民中间有挨饿的、生病的，李特兄弟虽然自己兄弟也十分艰苦，但还是常常接济他们，照顾他们，并将流民组织起来，一路扶老携幼，终于使大部分人走到了四川。流民都很感激、敬重李特兄弟。

    蜀地离中原地区比较远，而自从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之后，有了较好的水利设施，这对靠天吃饭的农业来说，无疑是上了保险，因此蜀地好称“天府之国”，百姓生活比较安定。流民进了蜀地后，就分散在各地，靠给富户人家打长工过活。

    流民，在历代统治者看来，都是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安置得好，可以增加地方的劳动力，扩大生产；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引发本地和外来人口的冲突，增加地方政府的负担。因此，益州刺史罗尚以为流民可欺，于是借口流民不事生产，无事生非，扰乱地方生计，流民必须回关中务农；同时却在要道上设立关卡，抢夺流民的财物。流民们听到官府要逼他们离开蜀地，想到家乡正在闹饥荒，回去也没法过日子，人人都发愁叫苦。

    规则有时是掌权者所制定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在博弈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既然是博弈，他们也应该考虑到让普通人也有收益。否则就无法形成合作性博弈。当规则不再能保证博弈处于合作状态时，利用群众力量冲击规则也就成了一种激进的求生手段。

    由于李特生性敢作敢当，急公好义，流民们向李特诉苦，李特几次向官府请求放宽遣送流民的限期。流民听到这个消息，感戴李特，纷纷投奔他。李特在绵竹地方设了一个大营，收容流民，不到一个月，流民越聚越多，约有两万人，他的弟弟李流也设营收容了几千流民。李特收容流民之后，派使者阎或去见罗尚，再次请求缓期遣送流民。

    阎或来到罗尚的刺史府，看到那里正在修筑营寨，调动人马，知道他们不怀好意。他见了罗尚，说明了来意。罗尚对阎或说：“我已经准许流民缓期遣送了，你回去告诉他们吧！”阎或直爽地对他说：“罗公听了别人的坏话，看样子恐怕不会饶过他们。不过我倒要劝您，不要小看了老百姓。百姓就好像水，看起来温和可欺，但引导不当，水灾泛滥，也会带来危害。单个的百姓看起来是软弱的，您若逼得他们无路可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只怕对您没有好处。”罗尚假惺惺地说：“我不会骗你，你就这样去说吧！”

    阎或回到绵竹，把罗尚那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李特，并且对李特说：“罗尚虽然这样说，但是我们不能轻信他，所谓有备无患，我们也要多作几手打算，防备他偷袭。”李特是一个有经验的人，结合各方面的信息，也怀疑罗尚的话不可靠，立刻把流民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并准备好武器，布置阵势，准备抵抗晋兵的进攻。

    没过多久，罗尚果然借助一个漆黑的晚上，派部将带了步兵、骑兵三万人，偷袭绵竹大营。晋军进入李特的营地，李特故意镇静自若地躺在大营里。晋将自以为得计，一声号令，率领兵士气势汹汹地攻入李特大营。

    三万晋军刚进了营地，只听得四面八方响起了一阵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大营里预先埋伏好的流民，手拿长矛大刀，一起杀了出来。中国的农民乡土观念本来就重，远离家乡的流民往往能够抱成一团，同甘苦，共患难，在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所爆发的反抗力量更是惊人，因此流民的斗志是晋军无法相比的，可谓是勇猛无比，以一当十。晋军没有料到流民早有准备，中了埋伏，气势上本身就输了三分，心里一慌，更加没有斗志，被流民杀得丢盔弃甲，四散逃窜。两三个晋将逃脱不了，被流民们杀了。

    流民们杀散晋军，等于公开走上了与官府对抗的道路，知道晋朝统治者不会罢休，就请求李特替他们做主，领导他们抗击官府。李特和六郡流民首领一商量，大家推举李特为镇北大将军，李流为镇东将军，几个流民首领都被推举为将领。他们整顿兵马，军威大振。过不了几天，就攻下了附近的广汉，赶走了那里的太守。

    李特进了广汉，学汉高祖刘邦的样子，宣布约法三章，打开了官府的粮仓，救济当地的贫苦百姓。流民组成的军队在李特的领导下，纪律严明。蜀地的百姓平时受尽晋朝官府的压迫，现在来了李特，生活倒安定起来，怎么能不高兴？民间编了一个歌谣说：“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罗尚表面上派使者向李特求和，暗地里却勾结当地豪强势力，围攻李特。李特在奋勇抵抗之后，战败牺牲。他的儿子李雄继续率领流民战斗。

    公元304年，李雄自立为成都王。过了两年，又自称皇帝，国号大成。后来到李雄侄儿李寿在位时，改国号为汉。所以历史上又称“成汉”。西晋在统一全国后没有多久，就又失去了西南的一隅之地。

    李特和罗尚的这场博弈，本来可以是一场共赢的合作性博弈，但由于罗尚的急功近利，最终演变成一场非合作性博弈，走上了历代官逼民反，走上历代农民起义的老路。我们知道，统治集团之间的许多战争，争夺的都是土地和人口，说穿了，就是争夺剥削资源，当年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连下三郡，最后街亭失守，只好退兵的时候，将三郡的人口席卷一空，都带到蜀地，目的就是增加劳动力，实质上就是增加剥削的对象。四川号称富裕，地广人稀，安置几十万流民本身是绰绰有余。因此，对于流民问题，罗尚有和平和武力两种解决方式，和平办法，就是想办法帮助流民在蜀地安置下来，从事劳动生产；武力就是动用暴力机器，将流民赶走或者斩尽杀绝。流民作为外来人口，对待地方官府，有着顺从和反抗两种途径。

    群众资源的利用

    如果罗尚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很可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即流民获得安置，政府得到劳动力和增加赋税收入。因为李特如果采用反抗，流民不会大规模追随李特，只能部分反抗者付出生命的代价。但罗尚在这场博弈中，采用的是武力镇压的策略，以李特为首的流民如果采用顺从的策略，只能是任人宰割，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他们采用反抗的方式，还可能获得生存的机会，因此，双方只能采用非合作性博弈，结果是以罗尚为代表的统治者付出更大的代价，而李特为代表的流民付出相对小的代价。

    这场博弈由合作性博弈转化为非合作性博弈，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统治者的代表罗尚他过于相信自己的实力，他认为，必须由他来主导博弈的规则。殊不知，规则本身就是对双方的一种约束，一方改变，对方也可以不按照原来的规则出牌，这样双方在摸索中重新找到纳什均衡点，只是这个均衡点是在对抗，在各自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达到新的均衡。所以，即使是强者，也不要随意修改既有的博弈规则，以为双方出现付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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