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认为：同一物品的每一个单位给消费者所带来的满足程度是不同的，随着所消费的该物品数量的增加，该物品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种现象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租种中等地比劣等地交纳的地租多，而租种上等地又比中等地交纳的多。这种与土地等级相联系的地租，叫做级差地租。
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体现出了一种占有量超过需求量所带来的困境，红楼梦里面说“咋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说的就是占有量超过需求量之后，人们反而会为多占的资源发愁的情况。
而级差地租的现象，则揭示了为了获取收益不断对资源进行掠夺的行为。揠苗助长、涸泽而渔，都是以级差地租形式掠夺资源的表现。
看上去，这两者是水火不容的，一个是递减，一个是递增。但是，这两个概念却能在社会现象之中融合，而不仅限于经济领域。
在同一发展过程中，人们在想要获得更多资源的时候，往往会采用级差地租的掠夺方式，但是当掠夺的资源极大极多的情况下，就会转化成为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
在社会现象中，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就表现为一种对自己的欲望和需求的扭曲扣限制，而级差地租则表现为对人才的控制和对人才能力的过度使用。说得更为直接一些，边际效应主要用于人们自身的修养，而级差地租则用于皇帝或政府对人才和资源的控制。
富人为何要偷破烂
墨子讲过一个故事讽刺楚王，说一个富人有好马好车，却去偷窃邻居家的破车破衣服。墨子的故事是讽刺楚王贪得无厌想要吞并宋国的行为，不过这种“富人偷破烂”的心理却在历朝历代都有所表现。
富人们的逻辑是：财富越多越好，为得到财富付出的费用应该是越少越好。现在有不用付出成本就可以得到的财富，所以，应该不计后果地多拿。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逻辑推理，使得这般平时视绫罗绸缎如粪土的贵族们丑态百出。但这种富人偷破烂的情结实在是太具有诱惑力，在这种错误逻辑下身败名裂的达官显贵可谓是不计其数。
清朝的和珅是贪官的代名词。和珅是满族正红旗人，姓钮枯禄氏，家世低微。他自己是文秀才出身，稍通文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充当三等侍卫，似乎难有出人头地之日。没想到他的堂堂仪表帮了大忙，乾隆四十年（1775年），皇帝在检阅侍卫时发现了他。
和珅时来运转，不久升任御前侍卫和副都统。这只是他一连串好运的开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接连升为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兼北京崇文门税务监督。四年后，他从户部侍郎升为尚书，副都统改为都统，内务府大臣之上加衔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之上加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取得了皇帝之下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威望，乾隆帝并且把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之子，君臣两人结成儿女亲家。
和珅在历史上是以贪污而闻名的，他贪污几乎达到了毫无廉耻的程度。一位叫做汪如龙的官员送了他几十万银两，谋求肥缺。和珅立即回报，汪顶替了另一位官员征瑞做了两淮监政。征瑞每年向和珅贡献十万两，可是眼睁睁地看着汪如龙得宠，霸占自己的官职，心中不悦，向和珅质问：“和大人，吾每年也向国家（此国家乃和砷之家也）贡献白银十万两。贡献如此之丰，何以迁我边关？”和珅抓住他的双手，用自己的双手盖在征瑞手上，笑眯眯地说：“别人的贡献更大。”征瑞自然无话可说。江苏吴县有个叫石远梅的人，专门贩卖珍珠，每个珍珠外面用赤金包裹成丸状，大粒值两万金，次等万金，最便宜的也值八千金。官员争相购买，向和珅进献，为的是保官升官。
上门进献也非易事。有位山西巡抚派其下属携银二十万两，专程赴京给和珅送礼。可是连去了几次，也没人接待。一打听才明白，即拿出五千两白银，送给接待的人，这才出来一个身穿华丽衣服的少年仆人，一开口就问：“是黄（金）的，还是白（银）的？”来人说是白的，少年仆人吩咐手下人将银子收入外库，给来人一张写好的纸柬，说：“拿这个回去为证，就说东西已收了。”说完，扬长而去。送去那么多银子，连和珅的面也没见上！和珅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像这样的事，俯拾皆是。
和珅贪污也是大小通吃，敛财的手段也是无所不用。他为了创收，甚至连北京的崇文门税官都愿意担任！和珅所定的税率几乎高达到雁过拔毛的地步，寻常百姓宁愿绕道而行，也不愿过其门。为了更好地控制京城税务，和珅打破惯例，兼任了本应由内务府掌管的崇文门税务监督。有了和珅的控制，崇文门便天下知名了，清人记载：“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最侈且暴。”为了征税，甚至连进京朝圣的官员，赶考的举子都不放过！清人陈焯在其笔记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崇文门税收情况可见一斑：“凡外吏人都，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大臣展觐，亦从无与较者。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关吏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子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人，从故人借衾褥，事竣还之而去。”可见，崇文门税吏在行人带随身衣服时都要收税，而且，即使是外省大官亦不留丝毫情面。
和珅为什么能够得到乾隆的长期眷顾，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就连他贪污多少财物，从清朝到现在还是人们争论的话题。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次日，嘉庆帝命和珅与户部尚书福长安轮流看守殡殿，不得擅自出入，实施软禁。接着下了一道圣旨，命令着实查办围剿白莲教不力者及幕后庇护之人。当天就有大臣领会到皇帝的意图，于是弹劾和坤的奏章源源不断地送到嘉庆帝手中。嘉庆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立即下令逮捕和珅入狱。
和珅家产之富，向为街巷茶余所乐道，而多以薛氏《庸庵笔记》的记载作为依据。《笔记》记载和珅家产清单共有一百零九张，其中八十三张未估价，就二十六张清单估价，计银263895160两。但丁国均《荷香馆琐言》记录就有数可稽者共10055490000两，这个天文数字已是庚子赔款和利息总数（98200000两）的十倍强，更是二十六张清单数的四十倍！抄和珅的家，光宴席用的金银碗碟，就是金的餐具，有32座，4288件；银的餐具32座，4288件。在和珅家里那个夹墙里头和司库里头，抄出黄金三万二千两。在和珅的地窖里头，抄出白银二百万两。查抄他的房子，出租的房子一千零一间半。那查抄和珅的财产有多少？有不同的版本，不同抄家的清单，有人估算大约有一千万两银子，有人估算是两千万两银子，最高估算是两万万两银子。正因为和珅家产如此之富，民间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无限制、无节制的欲望，导致了无休止的盘剥，这正是级差地租的表现。古人说“网开一面”，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无休止的掠夺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可惜利字当头，大多数人都无法去理性地选择应有的策略。
和珅的家人奴仆也富得惊人。他们凭借和的权势，疯狂敛财。据统计，和珅的家奴多达一千二百余人，为他管理钱庄、店铺、馆舍、经营土地、服侍他的日常生活，包括为他警卫。如家奴刘全有资产二十余万两，他与另一个姓马的家奴，共有房产182间，金银古玩价值368．6万两。至于衣物、器皿、洋货、皮革、绸缎、人参等，总计值白银155万两：另有土地六百余顷，当铺千处，本金一百二十万两。和珅宅中太监呼什图，抄其家时，现银就达十余万两，抄出谷物11065石。奴仆暴富如此，和珅之富有，用所谓的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和珅作为乾隆的第一宠臣。兼任的职务达到数十项之多，就是凭借他正常的俸禄和皇帝的各种赏赐也就可以过上人上人的生活。而事实上他聚敛这么多的财富，如果按照正常的花销，就是几十代人也用不完，而就钱财本身来说，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聚敛太多，也没有用处，只会遭人妒恨。对于这个道理，历史上贪图钱财的人都非常明白，他们可以在官场上呼风唤雨，专横跋扈，可以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的智商不可谓不高，但为什么像和珅这种人对钱财方面却看不透，都有一种敛财癖呢？
这种疯狂的敛财行为，可以用现代经济学来解剖。经济学有一个概念，那就是边际效应，有时也称为边际贡献，是指消费者在逐次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品的时候，带来的单位效用是逐渐递减的（虽然带来的总效用仍然是增加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工资是三百来块钱的时候，如果一次增加一百五十块的工资，人们都非常兴奋，觉得工资实在是涨得太多了。可当人们拥有六百多块钱的工资了，如果又增加一百五十块钱的时候，人们兴奋的感觉就不会像第一次那么强烈。当人们拥有一千五百块钱的工资时。涨工资时还是加一百五十块，人们就会觉得太少，说不定还会产生埋怨心理。这就是说，人们所拥有的越多，真正能够给人们带来边际效应或者说能够使人得到刺激，产生兴奋感程度的却越少。
而人们为了追求边际效应，就得不断地加大对量的追求。这种情况就好像吸毒一样，越往后，就只能增大注射的剂量，才能产生相同的兴奋度。贪官们敛财，就好像与所追求的兴奋感进行一场博弈，他们要求的是获得财富所带来的满足感和兴奋感，而财富越多，这种满足和兴奋就越难以得到，为了得到它，就必须不停地进行掠夺，恨不得把天下的财富都聚积在自己的手中，这样就产生了那种富人偷破烂的心理，不管自己拥有多少，只要不在自己手中，就要想方设法将它们弄到手。只是在这种博弈中，贪官们永远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们的财富越多，但单位财富产生的单位边际效应越小，要想得到他们最初一无所有时获得第一笔财富时那种兴奋的感觉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他们为了追求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不可能，只有永不停息地贪污，永不停息地与内心的贪欲博弈，直到最后身败名裂，才会醒悟到“人生一梦，万物归空”。和珅的失败我们可以用下图辅以说明：
如果一个人要租用一块土地，但是他只能租种三年，此后他就不再拥有土地的使用权，那么他会怎么做？一般来说，租用土地者都不会在土地的环境保养和土壤质量上进行投入，因为这种投入属于长期见效的行为，等到投入见效了，他的租用期早就过去了，因而对租用者来说，尽可能地减少这种有利于他人但对自己无益的投入，尽量多地从土地上索取收益，是一个十分直接可行的方案。
这种不顾后果尽量进行土地利用与开发的行为，来源于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对于这种有点无政府主义的行为，马克思称之为对“级差地租Ⅱ”的争夺，即不顾一切疯狂地掠夺土地资源，与土地所有者争夺土地资源所能带来的财富的行为。
在土地租用者与所有者之间。围绕着土地所能带来的额外收入的争夺中，因为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所以二者在追加投资和可能收益方面进行了博弈，他们的分歧就在于无法达成一致，使用者不能长期使用因而不肯追加投资，所有者因为无需使用也不肯进行投资，于是二者之间没有形成合作关系，而是互相对抗。
政治行为有时和经济行为有出奇的相似之处。在乱世中，一个王朝虽然拥有当时的统治权，但是因为统治者无法保证自己的国家是否明天就要被他人取而代之，所以，对他而言，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只不过是自己临时驱使的人才而已。而真正可以拥有这些臣子的，是不断变化的政治权力，无论谁掌权，谁都可以把这些人才召唤到自己的旗下。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对人才的使用上，也有一个“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情况。但不同的是，这个“所有者”是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假想事物，而“使用者”却是一个个真实的王朝。因而，围绕着对人才的使用，乱世王朝的统治者们进行着一种“一个人的战争”，自己和自己博弈，尽可能地把人才当成甘蔗一样榨出汁来，而不是给人才磨炼自己、丰富自己的机会。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人才的能力受到限制，甚至慢慢失去原有的活力。
“江郎才尽”的故事，正是这种统治者掠取“级差地租Ⅱ”的典型行为。
南北朝时期，政权像走马灯一样更替，所以统治者都不大重视培养人才，只是重视使用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人才没有机会去充实自己，只能为统治者服务，直到自己失去利用价值为止。当时有一位著名的文人江淹。早年就因为擅长做文章而声名鹊起，佳作迭出。因为这个原因，他被几个王朝的统治者重视，作为他们的御用文人召至帐下。可是这位才思敏捷的“江郎”，到晚年却才思微退，时人称为“江郎才尽”。
关于“江郎才尽”的故事，还有两段十分离奇的传说。据说是江淹本人曾做过的两个梦。
第一次做梦是他从宣城太守任上被罢免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停船在禅灵寺，夜里梦见一个自称张景阳的人，对江淹说：“以前我送给你一匹锦缎，现在该到还我的时候了。”江淹遂从怀中抽出几尺锦缎。那人很生气，说他把锦缎剪裁得快完了。正在埋怨，看见丘迟（当时的另一位著名文人）站在旁边，张景阳便对丘迟说：“剩下这几尺，也做不成什么了，就送给你吧。”
第二次，江淹住在冶亭，又梦见一人，自称郭璞（两晋时代的著名文学家），对江淹说：“我的笔在你那里多年，现在可以还给我了吧？”江淹随即向怀中一摸，竟真的有一枝五彩笔，也只好归还郭璞。
据说，这两个梦做过之后，江淹就真的才思衰退，写不出好的文章来了。但是这些说法毕竟过于荒诞，看上去更像是一种传言、传说，而不是真实的事情。而且，江淹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怎么会因为做了两个荒诞的梦之后，平白无故地就“才尽”了呢？
实际上，那两个梦，只不过是江淹自我解嘲或者后人猎奇心理作怪，制造出来的奇谈而已。江淹后来写不出漂亮的文章，并不是做梦之后产生了什么心理障碍，而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们无度开发这位文人的智力资源，才造成了他创作的枯竭。
在刘宋王朝担任军事将领，后来成为南齐王朝开国君主的萧道成逐步掌握刘宋王朝的大权后，非常喜欢江淹的文才，把他收到自己麾下。此后萧道成建立齐王朝，江淹开始时来运转，步步高升。可惜萧道成死后，齐王朝连出几个暴君，只用了二十三年就把个短命的小朝廷折腾垮了。其间江淹仕途坎坷，屡受磨难。
到了南齐政局混乱之后，政权又落入了梁武帝萧衍的手中。在梁武帝起事时，江淹及时投靠。在梁朝的官职由相国右长史到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临沮县伯，再到金紫光禄大夫，改封醴陵伯，直到去世。仕途一帆风顺，再没有经历什么风浪。
综观江淹的一生，其佳作名篇频出之时，正是他潦倒失意之日；到他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之后，养尊处优、安富尊荣，反而是才思枯竭，再也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了。个中原由，令人深思。而实际上，他一生中，除了出名之前曾经辛勤学习、刻苦写作，并且在失意时把情怀寄托在文章上之外，其他的时问，尤其是被重用、被当做御用文人的时间里，他所做的就是起草各种官样文章，或者参加各种宴会、交游，没有什么时间去充实自己，反省自己的写作，这样一来，久而久之，他就像一根被榨干了汁液的甘蔗一样，才华被统治者用尽了。所谓梦到前代文人“讨锦”、“索笔”，若非后人秉承“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原则，在为他做传时编个故事给他个台阶下，定是他自己编出来自我解嘲的吧。
与此相比，在一个相对稳定，统治相对长久的王朝里，对人才的使用，就相对不那么急功近利了。北宋的时候，宋仁宗在位时，苏轼考中了进士，但是宋仁宗并没有马上任命他做什么重要的宫职宫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在官员升迁方面有一定的制度；另一方面，就像宋神宗继位之后，皇太后对神宗所说的，当初仁宗皇帝没有重用苏轼，就是为了让苏轼到各地游历，增加人生和政治阅历，为后来的皇帝做宰相。从下图可以看出不同统治者的用人之策，孰优孰劣立判高下。
多个目标中，如何确定哪个是最主要的目标，哪个是次要的，哪个是无关紧要的，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只要确定了最主要的目标，就要相应地调整自己，让自己投入最主要的精力和时间去实现这个目标。
不过，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不受任何影响，一直都坚持着去为了自己的主要目标去奋斗。有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最主要的目标无法实现了，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重新选择的问题：到底是要坚持下去，用超乎常人的毅力和信念去继续追求原有的主要目标，还是先退让一步，重新去考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如何安排自己的这些目标，选择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成为最新的主要目标。
自己来作出选择，这也是一个博弈问题，就像一个人喜欢吃鸡蛋，也喜欢吃牛肉，但是在这两种食物不能同时吃的条件限制下，他就要决定哪一顿饭吃鸡蛋，哪一顿饭吃牛肉。这种选择看起来十分简单，实际上却比较难操作，许多人在自己的主要目标无法实现的时候，都选择了沉沦、颓废甚至自杀，这就是一个无法重新作出选择的悲剧。对他们来说，失去了人生的主要目标，就如同丧家之犬一样，再也没有继续奋斗的勇气了。
是否那些不能实现人生的主要目标的人，真的就成为无处容身甚至无法求生的丧家之犬了？就算是丧家之犬，他们能否摆脱困境，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究竟应该如何作出选择，安排自己的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呢？又如何在主要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比较顺利地完成把次要目标转化成主要目标这一过程呢？孔子的经历，就是一个最为形象的写照。从抱着兼济天下的信念，到转而教书授徒，孔子完成了他人生目标的重新选择。
儒家的理想是“立德、立言、立功”，其中，著书立说排在第二位，可见对学说和文章的重视。在一个人要作一生中最大的抉择时，是入仕建功还是退而讲学，往往成为令许多人困惑的问题。王阳明在为官失意之时转而钻研哲学，终于开创了阳明心学一派，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韩非在治学之余，想要治国平天下，结果被李斯陷害而死在狱中，他学说的精要之处也因此而不传。
在治学还是做官两难选择的时期，甘于清贫与寂寞，去专心治学，将自己的思想和学说流传后世，是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者的志向。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大教育家孔子，就是在政治上不得意之后转而研治学问教授弟子的。孔子是鲁国人，但是在鲁国被奸臣排挤而不得重用。他周游列国，游说各国君主，希望他们实行周代的仁政，可是春秋时期的各国忙于争霸根本对孔子的说法不予理会，孔子一时困顿，还曾经在游历的路上几乎丧命。
政治上的失败，生活的贫困，一度让孔子不能自拔。这时，他已经步入了人生的收官之时，是重整旗鼓再次从政，还是退而专攻学术，成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经过反复的抉择，孔子觉得自己之所以在政治上失败，完全是社会上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政，所以他决心广收门徒，弘扬自己的学说，以期日后能够有人用来安邦治国。
孔子的时代，周王衰微，礼崩乐坏，《诗》、《书》也缺失不全了。孔子探究夏、商、西周三代的礼仪制度，编定了《书传》的篇次，上起唐尧、虞舜之时，下至秦穆公，依照事情的先后，加以整理编排。孔子考察了殷代继承夏代对礼仪制度所作的增减之后说：“周代的礼仪制度是在参照了夏代和殷代的基础上制定的，多么丰富多彩呀，我主张用周代的礼仪。”所以编订了《书传》、《礼记》。
孔子曾对鲁国的乐官太师说：“音乐是可以通晓的。刚开始演奏的时候要互相配合一致，继续下去是节奏和谐，声音清晰，连续不断，这样直到整首乐曲演奏完成。”孔子又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就开始订正诗乐，使《雅》、《颂》都恢复了原来的曲调。”
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篇，到孔子时，他把重复的删掉了，选取与义相合的用于礼义教化，最早的是追述殷始祖契、周始祖后稷，其次是叙述殷、周两代的兴盛，直到周幽王、周厉王的政治缺失，而开头的则是叙述男女夫妇关系和感情的诗篇，所以说，《关睢》这一乐章作为《国风》的第一篇，《鹿鸣》作为《小雅》的第一篇，《文王》作为《大雅》的第一篇，《清庙》作为《颂》的第一篇。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能将其演奏歌唱，以求合于《韶》、《武》、《雅》《颂》这些乐曲的音调。礼乐制度从此才恢复旧观，孔子也完成了对被称为“六艺”的《诗》、《书》、《乐》、《易》、《春秋》的编修。
孔子晚年喜欢钻研《周易》，他详细解释了《彖辞》、《锡辞》、《卦》、《文言》等。孔子读《周易》刻苦勤奋，以至于把编穿书简的牛皮绳子也弄断了多次。他常常慨叹地说，如果能够多活几年，就会对《周易》的文辞和义理就充分掌握理解。孔子用《诗》、《书》、《礼》、《乐》做教材教育弟子，就学的弟子大约有三千人，其中能精通礼、乐、射、御、数、术这六种技艺的有七十二人。至于像颜浊邹那样的人，多方面受到孔子的教诲却没有正式人籍的弟子就更多了。
处于人生的紧要关头，及时作出选择，调整自己的期望收益，就能避免四处碰壁，也能为个人的立身处世找出合理的道路。
孔子教育弟子有四个方面：学问、言行、忠恕、信义。为弟子订了四条禁律：不揣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他认为应当特别谨慎处理的是：斋戒、战争、疾病。
孔子很少谈到利，如果谈到，就与命运、仁德联系起来。他教育弟子的时候，不到人家真正遇到困难，烦闷发急的时候，就不去启发开导他。他说出一个道理，弟子不能触类旁通地推演出类似的道理，他就不再重复讲述了。
孔子在处于人生的紧要关头，及时作出选择，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在治学上，开创了儒家学派，后来他的门人终于以儒家学说打动了皇帝，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长达两千年的统治思想，孔子的成就不可谓不大，他在人生攸关时刻的转型也可谓十分成功。所以孔夫子与时代的博弈，我们也可以用下面的矩阵图来表示，从图中我们就可看出韩非子之流是多么可惜了：
明代著名的政治家于谦在一首诗中写到：两袖清风朝风去，免得阊阎话短长。从此“两袖清风”便成了清官司的代名词。清官是什么，清官就是一个人对官僚体制的博弈。这种博弈，对清官个人来说，显得太崇高了，但对整个特定时期的官僚体制，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并不能起到根本的促进和改善作用。
这里我们可以拿明代清官的典型人物海瑞来探讨一下中国的清官文化。海瑞是广东琼山人，他从小死了父亲，靠母亲抚养长大，家里生活十分贫苦。二十多岁他中了举人后，做过县里的学堂教谕，不久，就被派遣到浙江淳安做知县。海瑞到了淳安，认真审理积案。不管什么疑难案件，到了海瑞手里，都一件件调查得水落石出，从不冤枉好人。当地百姓都称他是“青天”。在淳安，海瑞做了两件让人侧目的事情。
海瑞当知县的时期。正是嘉靖的宠臣严嵩当权时期，严嵩权倾天下，孝子贤孙满地都是，海瑞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是严嵩的同党，仗着他有后台，到处敲榨勒索，谁敢不顺他心，就该谁倒霉。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住在县里的官驿里。在淳安县，海瑞立下一条规矩，不管大官贵戚，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胡公子平时养尊处优惯了，看到驿吏送上来的饭菜，认为是有意怠慢他，气得掀了饭桌子，喝令随从，把驿吏捆绑起来，倒吊在梁上。驿里的差役赶快报告海瑞。海瑞知道胡公子招摇过境，本来已经感到厌烦，现在竟吊打起驿吏来，就觉得非管不可了。海瑞听完差役的报告，装做镇静地说：“总督是个清廉的大臣。他早有吩咐，要各县招待过往官吏，不得铺张浪费。现在来的那个花花公子，排场阔绰，态度骄横，不会是胡大人的公子。一定是什么地方的坏人冒充公子，到本县来招摇撞骗的。”说着，他立刻带了一大批差役赶到驿馆，把胡宗宪的儿子和他的随从统统抓了起来，带回县衙审讯。一开始，那个胡公子仗着父亲的官势，暴跳如雷，但海瑞一口咬定他是假冒公子，还说要把他重办，他才泄了气。海瑞又从他的行装里，搜出几千两银子，统统没收充公，还把他狠狠地教训一顿，撵出县境。等胡公子回到杭州向他父亲哭诉的时候，海瑞的报告也已经送到巡抚衙门，说有人冒充公子，非法吊打驿吏。胡宗宪明知道他儿子吃了大亏，但是海瑞信里没牵连到他，如果把这件事声张出去，反而失了自己的体面，就只好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了。
在这件审讯上司“假公子”的事件中，海瑞掌握了博弈的主动权，由于我们的“胡公子”把事情闹得太大，已经伤了知县太爷的面子，到了非处理不可的地步。因此，在海瑞是处理还是睁只眼闭只眼的选择中，海知县只能是处理。好在他机智地把握了一个前提，就是一口咬定，上司是好人，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此人招摇撞骗，绝非上司公子。这实际上也是设计了一个两难选择让上司往火坑里跳：承认他是自己的少爷，损伤自己的威严。
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少爷，伤害了儿子的利益。好在这位胡总督是一位丢车保帅的高手，两相权衡，反正海瑞已经该打的打了，该没收的没收了，儿子的利益已经受到损害，也就假戏真做，把真公子当假少爷给处理了。可以说，海青天把握了官场上文人“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即贪污归贪污，表面文章还得做的心理，在与上司的这场博弈中，选择了点到为止，双方都能接受的均衡点，因此，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过了不久，又有个叫鄢懋卿的人被派到浙江视察。鄢懋卿是严嵩的干儿子，敲榨勒索的手段更狠。但是鄢懋卿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偏要装出一副奉公守法的样子，通知各地一切从简，这可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海瑞却是假戏真做，给鄢懋卿送了一封信去，信里说：“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招待从简。可是据我们得知，您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大摆筵席，花天酒地。这就叫我们为难啦！要按通知办事，就怕怠慢了您；要是像别的地方一样铺张，只怕违背您的意思。请问该怎么办才好？”这仍是一个两难选择：按照要求办事，与你的表现不合，怕委屈你；不按要求办事，又和你的要求不符，没有尊重上司的意见。
鄢懋卿恨得咬牙切齿，但对于这个两难问题只能是避而不谈，绕过淳安。到别处去了，但最终海瑞被撤了淳安知县的职务。这两场博弈最终还是以海瑞的失利而告终。我们可以用矩阵图表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海瑞的对手选择了不同的策略，海瑞的结局就不一样。胡宗宪的忍让与鄢懋卿的事后报复，海瑞的得失是不一样的，到严嵩倒了台，海瑞恢复了官职，后来又被调到京城。海瑞做了京甘后最著名的事情就是骂皇帝。
当时当政的是明世宗嘉靖，这位是明朝皇帝中最好丹药的帝王，那时明世宗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上朝，他躲在官里一个劲儿地跟一些道士们鬼混。明史《海瑞传》记载，他骂嘉靖最厉害的几句话是：陛下迫切礼佛，一天比一天厉害，弄得每家每户家里光光的，这十几年来闹到极点。
天下人民就用你改元后的年号“嘉靖”，取这两个字的谐音说，嘉靖就是家家皆净，没有财用了。这是明朝的清官与明朝最大的腐败分子——皇帝的一次直接博弈。
海瑞把这道奏章送上去以后，自己估计会触犯明世宗，可能保不住性命。在回家的路上，他顺道买了一口棺材，并且把他死后的事一件件交代好，把家里的仆人也都打发走了，准备随时被捕处死。
当期望收益过大，而且需要付出的成本过高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是坚持到底还是改弦更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但在博弈论中，以局势的关键点作为策略选择的基础，是最重要的。
果然，嘉靖看了，大怒，把奏本丢到地下，叫左右立刻逮捕，不要让他跑了。宦官黄锦在旁边说：“听说这人自知活不了，已和妻子告别，托人准备后事，家里的用人都跑光了。此人秉性刚直，名声很大，居官清廉，不取官家一丝一粟，是个好官呢！”嘉靖一听海瑞不怕死，倒迟疑起来了，又把奏本捡起来，一面读，一面叹气，自言自语地说：“这人真比得上比干，不过我还不是纣王。”
他叫海瑞是畜生，想起来就发脾气，拍桌子骂人。有一天发怒打宫婢，宫婢私下哭着说：“皇帝挨了海瑞的骂，却拿我们来出气。”后来，明世宗还是下令把海瑞抓了起来，刑部论处海瑞死刑。嘉靖也不批复。直到明世宗死去，海瑞才得到释放。
在这场与皇权直接交锋的博弈中，海瑞自认为是清官，清官就要做他该做的事情，他上书劝谏皇帝处理朝政，事实上也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劝骂也好，不劝骂也好，并不能改变事情的发展，而海瑞不怕死，所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对他来说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这也是海瑞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表现，抬棺进谏。表明自己不怕死的底线。但对于明世宗而言就犯难了，不处理海瑞，还显得他不是一个昏庸透顶的糊涂蛋，但心里愤恨难平；处理海瑞，骂都被骂了，还会更加遭受天下的责难。当然，前提是皇帝还不至愚昧到了一句忠言都听不进的地步。所以，嘉靖对海瑞的种种表现，实际上就是进退两难矛盾心理的反映。
但海瑞骂了皇帝，结果又怎样呢？不理政还是不理政，国事依旧败坏下去。
在明世宗死后，海瑞因与那些碌碌无为的同僚不和，遭受排挤，坐了十五年的冷板凳。1585年，海瑞被重新起用，这时，海瑞向万历提出了一个反贪建议：重典治吏，效法太祖当皇帝时的严刑峻法，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
这一建议无异于向全体官僚宣战，因为贪赃八十贯处死，可以说，除了海瑞外，其他官员没有不达标的。所以，海瑞此后遭遇同僚的参劾也就不足为怪了。参劾的结果，万历皇帝给海瑞下的评语中有这样一段：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会令本官照旧供职。看来，在皇帝心目中，海瑞的作用无非是个道德模范官僚，成事不足，但却不会败事的。最后给他一个闲职，死于任上。去世时，同僚去照顾海瑞，只见用葛布制成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有些是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的，家中仅有十一两白银，靠同僚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海瑞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的地步。
海瑞一生与上级博弈，与皇帝博弈，最后提出的重典治吏，这无异于将自己放在了与全体同僚博弈的对立面。表面上看，同僚为之侧目，连皇帝也让他三分，对他无可奈何；但事实上，所谓“过尤不及”，他正直得过头了，反而树立了太多的敌人。
他被同僚群起而攻之，大部分时间他都处于无事可做的地步。皇帝都把他当做一面旗帜，当做一块遮盖吏治腐败、国是无法收拾的遮羞布。他的政治理想在那个体制不健全的社会只能寄希望于皇帝，正如他在给嘉靖上书的最后一段话所言：天下的治与不治，只在圣人之道德有没有得到贯彻。
人的精神决定一切，天下治乱，只在皇帝一念之间。只要皇帝振作起来，按圣人之言去处理每一件事，那么天下很快就变成传说中的大同盛世，百姓很快就会安居乐业，皇帝也自然成为尧舜那样的伟大帝王。而事实证明，不论任何社会，如果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明君或一两个清官身上，这个社会是不正常的。在这种社会做清官肯定是失败的，因为他的博弈对象是体制，是他根本上无法改变的博弈规则，所以他成了输家。海瑞下的最大赌注我们也可以用图表示：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