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晋之好

    中国人做事讲规矩，所以，围绕着不同性质的事情，创立了很多的规矩，又围绕着不同的规矩，发明了很多名词。在古代中国，最为讲究的是伦理，伦理是什么？说白了，就是排队的规则。

    中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建立严格的秩序，并根据这种秩序的基本原则，为政治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进行概念上的归纳，用各种名词来规范各种概念。所以，一旦背上了“叛逆”、“弑君”、“弄权”、“谄媚”等恶名，就意味着在政治生活中违背了正常的秩序，那么自己以后的政治道路将步履维艰。

    那么，这种现象，在博弈论中又是一个什么说法呢？在博弈论中，遵循一种秩序原则，正是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之下，各方共同建立的一种互相之间的平衡。

    如果有人单方面改变了自己的地位，那么整个平衡都要被打破，不到自己能够绝对掌握局势的时候，如果贸然打破平衡，势必要受到其他各方的群起围攻。所以，遵循一个秩序，既是维护他人，也是保护自己。同样，在实力足以改变这种平衡的时候，原有的这种共同建立秩序的合作性博弈也就要被非合作性博弈所取代，朝着建立一个新秩序的目标而行动了。

    从历史发展的整体来看，合作性博弈下的秩序稳定是一个主流，但是这个主流却一次又一次被非合作性博弈下改变排队规则的行为所冲击。冲击过后，一个新的排队规则建立了，大家在社会和政治秩序上再次开始合作性博弈，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合作性博弈中各方都要维护秩序稳定这个因素造成的，只有其中一方的力量完全可以改变局势时，才能完成从合作性博弈到非合作性博弈的转化。

    已有的规则不要轻易地破坏

    政治秩序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东西，稍有不慎，就会犯了忌讳，所以，只有时时刻刻都十分勤勉注意的人，才能避免因为违反政治秩序而引来的祸端。“小心使得万年船”，对没有野心而只想好好过一生的人来说，不冒进，不抢镜头，不乱表态，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只能做老二”，不管最大的掌权者是否在场，自己都不能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模样，而是要时时摆正自己的位置，让自己没有逾礼的表现。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的，自然是近年来一直被人们所称道的晚清名臣曾国藩，而他隐忍的性格、有预见性的谋划和为了严守政治秩序不惜放弃一切的作风，都是他人所不及的。

    最明显的，就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他解散湘军的行为。湘军是曾国藩一手组建的，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由此可见，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人。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都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军成立后，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依仗洋枪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镇压下去，在清朝正规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管制。自从满清入关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的权力是满清入关以来汉族官僚获得的最大权力。

    对此，曾国藩并没有洋洋自得，也不敢过于高兴。他头脑非常清醒，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居安思危，审时度势。后来，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这对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是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计的曾国藩此时并未感到春风得意，飘飘然。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谨慎。他在这个时候想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成绩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他想起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

    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叫他弟弟认真回忆一下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渡过一次次政治危机的。湘军进了天京城后，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其弟曾国荃抢得最多。左宗棠等人据此曾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罪，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国藩很知趣，进城后，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考试，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三是裁撤湘军四万人，以示自己并不是在谋取权势。这三件事一办，立即缓和了多方面矛盾，原来准备弹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弹劾了，清廷也只好不再追究。

    不冒进，不扛旗，是一种人生修养，而这种人生修养来自哪里？就是来自一种博弈论的原则——不轻易破坏规则，严守秩序就是胜利。

    他又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解散。曾国藩想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而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曾国藩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为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许多湘军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因为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对清廷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曾国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琢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时，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曾国藩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才能审时度势，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策略，赢得了一个忠臣的美名。下面的树状图表明了曾国藩的高明抉择：

    曾国藩挥军自重清政府容忍清政府威信受损地方军阀出现讨伐清政府再次进行战争曾国藩存亡两不知裁军自律清政府保住江山，曾保住富贵曾国藩的自保术把自己的蛋孵在皇宫里《西游记》里面，孙悟空有一项绝技，就是钻进别人的肚子里面制伏敌人，铁扇公主、青狮魔王都曾经被他用这一招制伏。钻进别人的肚子，并且在里面动手脚，是对手防不胜防的，因此孙悟空每每得手。

    有个成语叫做“鸠占鹊巢”，意思是外来的侵略者占据了原有实力的地盘，这种行为和孙悟空的“内部手术”哪个更厉害？外来的要占本地的大权，一定要集聚力量之后真刀真枪地比拼，胜者为王，而孙悟空的着数，只需要借助对方的粗心大意，在对方内部进行破坏，就可以彻底打倒对手。事实上，进入对手内部，然后占据主动地位打击对手，也正是当年《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木马计的精髓所在。

    在需要遵循一个政治秩序的时代，如果一个实力派权臣要自己称帝，把原来的统治者赶下宝座，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个过渡性的政府，把对手的力量转化为自己的，把对手的朝廷变成自己的。像项羽那样火烧皇宫另起炉灶的做法，已经被证明是不受欢迎的，只有在对手温暖的皇宫里面，孵化自己的蛋——权威，才能事半功倍。纵观权臣称帝的道路，通向权威之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如何在“过渡”上做文章，利用一切自己可以利用的现有资源，将原来归对手所有的一切都划归到自己的名下，将原来政权内部的所有权力逐渐移交到自己的政治机构中。成功者如曹操、刘备、司马懿，失败者如董卓、李催、袁绍，在“过渡”方面的表现正是他们胜败的关键所在。

    刘备夺取益州，令许多《三国》的读者十分意外，他们觉得刘备这么一个“仁义”的人怎么能做出反复无常的事情呢？实际上，夺取益州，吞并刘璋势力，正是刘备巧用“孙悟空战术”的妙棋。刘备从没有立锥之地的军阀，变成坐拥一方的霸主，从进入西川到反客为主，正是在和刘璋集团联合建立过渡性政府中，坐在刘璋的大本营里面孵化自己的蛋的结果。

    刘备为什么一定要得到益州？当然，诸葛亮当年在“隆中对”里面提出“跨有荆益”的理论，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迫切的原因，就是孙刘联盟已经趋向解体。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有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荆州原有的官吏将士归顺刘备的也不少。刘备为了安抚荆州人和堵塞孙权欲独吞荆州的意图，特意上表请求封刘琦为荆州刺史。不久，刘琦病死，群下推举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今湖北公安县油江口）。孙权这时占有江夏和南郡，见到刘备已有相当的实力，既想拉拢刘备继续对抗曹操，又怕刘备势力增长，对自己构成威胁。由于前一因素更为紧要，所以孙权对刘备继续采取笼络手段，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已经人到中年的刘备。周瑜这时镇守江陵，他到建业去面见孙权，建议进取益州。孙权答应了他，可是他在回江陵的路上就病死了，孙权令鲁肃接替周瑜的职务。

    鲁肃劝孙权把江陵借给刘备，与之共抗曹操。孙权听从了鲁肃的建议，于是以鲁肃为汉昌太守，屯驻陆口（今湖北蒲圻县陆溪口）。当时刘备所占有的地区不仅很小，而且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并且处于曹、孙及刘璋等强大势力的夹缝中，很难长久支撑下去。要想不被吞并，团结孙权是一个良策，但这只是外交上的努力，如果不扩大自己的地盘，是不能持久的。谋士庞统曾对刘备说：“荆州荒残，人物弹尽，东有孙权，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诸葛亮后来也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可见当时刘备的处境极为困难。假若他不向西发展，取得“天府之土”的益州，实难维持住独立的局面。所以我们说赤壁之战后的刘备也尚未得到安全保障。

    当然，事业的成败盛衰不只在于力量的强弱，人谋和偶然性也常起作用。就在这时，给刘备提供了西取益州的机遇。益州牧刘璋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在他统治之下的益州，不但存在着土著将领与外来将领的矛盾，而且刘璋手下一些才智之士也感到没有出路，渴望另外找一个英明的君主，以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前途。当刘璋听说刘琮向曹操投降的消息时，非常害怕，派出州中大员张松向曹操致敬，并观望动静，随时准备投降。张松自负其才辩，也想从曹操那里捞到好处。可是，这时曹操已到达江陵，把刘备打得七零八落，狼狈逃窜，不免被胜利冲昏头脑，根本不把刘璋放在眼里，对张松更不屑给个脸色。在《三国演义》里面，还有一段张松凭借自己惊人的记忆力戏弄曹操，致使曹操把自己耗尽心血写成的《孟德新书》付之一炬的故事。实际上，张松根本没有机会卖弄才能，只能坐坐曹操的冷板凳，因此张松怀恨在心，回去劝刘璋勿再与曹操来往，另外走与刘备联合的路。刘璋听从了张松的话，又派出谋士法正到荆州结好刘备。

    对刘璋来说，向刘备求助，是引狼人室，对刘备来说，进入益州正没有借口，恰好刘璋主动上门来请，刘备巴不得有这样好的机会，他对法正“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事实上，他不仅仅是礼遇法正，请法正吃饭喝酒而已，他还经常找法正谈话，而且诸葛亮也发挥辩论才能与法正讨论天下大事，并许诺如果刘备成为益州的主人，一定会给法正加官进爵。法正并不是一个十分忠于刘璋的人，听到刘备和诸葛亮的政治许诺，岂能不动心，于是他在回去复命的时候，在刘璋面前极力陈述刘备的好处，背地里又对张松述说“备有雄略”。估计这个时候，法正已经成为刘备安插到刘璋政权内部的“猎头”，开始为刘备夺取西川招募人才了，所以才会拉拢在刘璋手下并不得志的张松。张松听了法正的话，对刘备十分心仪，于是二人进一步密谋迎接刘备，以为州主。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璋听说曹操要派兵遣将征伐汉中的张鲁，心中十分恐惧。张松趁机向刘璋建议迎接刘备入蜀，让刘备去讨伐张鲁。于是刘璋再次派遣法正带领四千军队到荆州去迎接刘备。法正这一次到荆州，不仅是刘璋这边的接见代表，也是刘备这边的超级间谍。他把回到益州以后所做的一切报告给了刘备和诸葛亮，并且把益州的军事分布地图献给刘备，并详细地向刘备献策进取刘璋。刘备手下的谋士庞统也认可法正的意见，劝刘备及早作决定，趁机夺取益州的领导权。庞统对刘备说，如果刘备不拿下益州，刘璋恐怕也将被曹操所吞并。刘备于是留下诸葛亮、关羽守荆州，以赵云领留营司马，自己和庞统带领步卒约二万余人，随同法正西上。刘备到江州（今重庆市）后，由垫江水（今涪水）乘船至涪（今四川绵阳市）。刘璋亲自率军来迎。刘备和刘璋的博弈可以用下图表示：

    法正、庞统向刘备建议在和刘璋会面的时候杀掉刘璋，显然，这是标准的“鸠占鹊巢”思维。如果刘备真的那样做，即使杀掉了刘璋，也会引起刘璋部下的反抗，可能刘备等人都不会活命离开。刘备认为初入益州，对官员和百姓“恩信未著”，不可如此仓促动手，而是要从长计议。刘璋和刘备会面之后，非常信任他，不但让刘备和自己共商国事，更增派军队给刘备调遣，请刘备去攻打汉中的张鲁。不久，刘璋又把白水军（即白水关守军，白水关在今四川昭化西北一百二十里）的统兵权交给刘备。这时刘备的军队增至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货资俱备。可是刘备到达葭萌关（今四川昭化县南）以后，即停留不进，惟“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刘备一方面取得刘璋的信任，让自己可以获得发展势力的时间，一方面积极和益州当地的大族豪强与刘璋手下的文武大臣联系，希望他们能够归顺自己。经过一番经营，刘备觉得动手的时机已到。

    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东击孙权，孙权求救于刘备。刘备向刘璋提出了增加军队及粮草的要求。刘璋只答应增加四千的兵给刘备，其余皆减半。刘备即以此为反刘璋的口实，他激怒军士说：“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劳瘁，而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大夫死战乎！”这时张松兄广汉太守张肃，恐松谋被璋发觉，祸连及己，因此向璋告发。于是璋收斩松，敕关戍诸将勿复与刘备互通文书。备大怒，召璋白水军督杨怀、高沛，责以无礼，斩之，并其兵，进据涪城，南向成都。璋遣诸将拒战，或败或降。只是在雒城（今四川广汉县），备遇到坚强抵抗，费了一年的工夫，损失了庞统才把雒城攻克。建安十九年（214年），备进至成都城下，这时，诸葛亮、张飞、赵云也自荆州分路引军来会。不久，马超脱离张鲁来降，与备等共围成都。刘璋见大势已去，乃出城投降，备遂得益州。刘备获得了形势险固、物产富饶的益州，便可以进攻退守，应付自如。

    警惕权钱交易

    中国最早宣扬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韩非子认为君臣的关系就是一种互利性的博弈过程，所谓“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但同时他也需要人来帮他经营和维护这些财富；臣子除了自身的知识和智慧，别无所长，他们要获得维护自身和家人生存的物质利益，必须与君主进行博弈，必须用自己的智慧去换取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和利益。所以，君主和臣民只是一种单纯的博弈，相互之间毫无忠义可言。

    现代人分析认为，在封建社会存在着两种主要的价值原则，一种是“权本位”，一种是“钱本位”。这里说的“权”，是特指宗法等级制度下的君权、族权等；“钱”则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关系的代表。“权”是第一位的，“钱”是第二位的，如果单纯是“权”和“钱”进行博弈，“钱”是不堪一击的。在西汉武帝时期，由于长期对匈奴的战争，国库人不敷出，封建君主的一道命令，通过“算缗”和“告缗”制度，就使无数的大地主破产，通过几代人辛苦剥削农民的财富一下子就转移到国家或者说君主的手中。血淋淋的教训使拥有财富的人知道一个事实，没有“权力”保护的“钱”是危险的，通过“权力”来获得“钱”是轻而易举的。于是他们或者通过各种手段挤入国家权力圈内，通过掌握权力来攫取经济利益，或者在拥有财富之后，再用财富来交换权力，从而稳妥地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我们称之为“权钱交易”。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依靠权钱交易而发家致富的人可谓是多如牛毛，清末的胡雪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胡雪岩，人们评价他是商界的奇才，是官场的帮闲，是黑社会的龙头，是重农轻商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杀出来的一匹黑马。此人出生于1823年，安徽绩溪人。年少丧父，家境贫寒，从小就在钱庄当学徒。也就因为出身贫穷，胡雪岩自小就明白：做事要靠朋友，助人就是助己。据各种资料记载，胡雪岩的第一笔买卖就是在“权力”上进行投资的：据说胡雪岩二十岁左右的时候，遇见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名叫王有龄。王的父亲死在浙江任上，由于为官清廉，致使妻儿有家难归，滞留杭州。王有龄很有才华，也很有抱负，有机会做官，但是缺少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但二话没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送给了王有龄。这样一来，他虽因此失业了，但却为自己铺就了锦绣前程。王有龄科举成名，再经过各方打点，由粮台升任杭州知府，再升任浙江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做了官的王有龄感其恩德，视其为生死之交。得势的胡雪岩也利用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发达，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从而迅速暴富。

    胡雪岩是伴随着战争而发家的，他积极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和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争。清政府晚期财力匮乏，无力筹集和支付巨额的战争费用，只能靠大小官员自己想办法解决。而官员又只能与商人达成协议，由官员用权力来保护商人的“特定经营”，商人向官员提供必要的战争费用。早期他靠王有龄发迹，王有龄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战死之后，胡雪岩又与德馨、左宗棠等大员往来密切，他在军中运筹财政，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当然也少不了中饱私囊、大发横财。《一叶轩漫笔》记载：“左文襄公西征，转输军食，深资其力，师捷后膺卓荐。观察盛时，理财之大名著，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当事借用外债千数百万。西人得其一言以为重。”胡雪岩与清官共赢的局面从下图中可以看出：

    胡雪岩红顶商人普通商人扶植

    胡雪岩成功的秘诀在于官商勾结，他的阴暗面与封建专制政体相生相成。他处世极为圆滑，高帽不离手，随时奉上，马屁不离口，随时拍上。他善于寻找专制制度的漏洞，利用漏洞大发横财；他善于发现大小官员的弱点，针对弱点准确出击。他用金银开道，打通各路神仙，然后用公款作为私人资本开钱庄，财源滚滚而来。据资料记载，胡雪岩的生意与国库常通有无，据说胡雪岩开设钱庄，其分店遍布于大江南北，富名震乎内外。官商寄存在他那的钱财，动辄巨万，更加壮大了他的声势。江浙丝茧在清代一向是出口的主要产品，由外商把持经营，中国商人无人能够和他们竞争，胡雪岩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控制。“国库收支有时常通有无，颇以为缓急之计”，由此可见，清王朝的财政紊乱到了何等程度。

    人们将胡雪岩称为“红顶商人”，是因为胡雪岩由于供应左宗棠的西征军需有功，左宗棠向清政府请赏，胡雪岩被封为四品大员。

    朝廷赏赐的官爵，与官场大员王有龄、左宗棠等不同寻常的关系这就是胡的“护官符”。胡雪岩的成功，实际上就是一场典型的“权本位”与“钱本位”的合作性博弈。胡雪岩有通过获得官商勾结经营和正当经营两种选择，拥有权力的官员有支持和阻挠的选择，有无“护官符”，对当时胡雪岩的商业王国的成败至关重要。胡雪岩有护官符，清政府的大小官员支持他，这样，胡经营成功，清政府及其大小官员也从中获益；假定与之接触的官员不予支持，胡可以寻找别的官员，通过左宗棠这棵大树来实现自己的目的，那么对于从中作梗的官吏来说，这是得不偿失的；没有护官符，官员支持就师出无名，也就不会热心，胡的商业经营就不会那么顺利，不可能获得高额垄断利益，相应回报给官吏的“回扣”也就少了；如果官员不支持，胡的经营或许小打小闹，兴许一败涂地，官吏也得不到多少甚至任何好处。

    正是因为在封建社会，商人和官员都知道权力永远是第一位的，钱财只是权力的附属品，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所以商人不遗余力地去巴结官员，在官员身上进行投资。而拥有权力的官员，由于地位特殊，他们不能够公开直接地将自己的权力转化为钱财，因此，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代理人”的方法与商人作出一笔笔权钱交易。

    “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臣子除了自身的知识和智慧之外别无所长。所以，君主和臣民只是一种单纯的博弈，相互之间毫无忠义可言。

    成功后的胡雪岩乐善好施，汪康年的《庄谐选录》记载：“当其受知湘阴相国，主持善后诸事，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阡，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朝廷有大军旅，各省有大灾荒，皆捐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但这种散钱财做善事，只是暴发户们的惯常举动，他们企图用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创造自上而下的舆论保障，同时为自己的不义之财多一分心理安慰。这种施舍钱财的一大特点既对官吏适用，又对小民捐助，既对个人，又向公共事业。这事实上还是一种权钱的交易，因为他乐善好施所支出的财物大部分还是落人官吏的囊中。这样胡雪岩便加速向官场靠拢，他的财产更是成倍地增加。

    但胡雪岩最终还是破产了，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挥霍无度、看不清国际形势、不能引进现代化的生产和管理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失去了后台。胡雪岩后期依靠的是左宗棠一派，从而得罪了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自己身不由己地深陷于官场斗争中。左宗棠死后，他便成了官场瓜分的牺牲品。终其一生，可谓成也官，败也官。他的失意可以用图表示：

    胡雪岩的成功也好，他的败亡也罢，都不是通过正常的途径获得的，也不可能由正常途径来取得。他的失败也不是简单的自身经营的失败，而是取决于封建社会的制度。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拥有权力的官员无论怎样对待商人，他们都是受益者。中国封建社会从形成到发展，最后到灭亡，商人的地位一直是很低的，战国时期管仲把齐民分为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可见商人从一开始就是最没有地位的阶层，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以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国家，“重农抑商”是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所以商人的地位在整个封建社会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而长期由儒家思想统治的中国官场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仕”，官员从骨子里是轻视商人的，但拥有权力的官吏又有一种榨取商人财富的狂热欲望。历代王朝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都实行垄断经营，这是封建经济成为一个权力和财富混杂的怪胎，为权力和财富合作博弈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特权经济必然带来特权商人，胡雪岩的兴起，既说明封建经济是一种在权力孳生下来的怪物，又表明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商人阶级，商人不过是官僚的依附者，他们的商业活动必须在专制体制下运作，而不可能诞生现代意义的公平竞争，也不可能有商业的真正兴旺。胡雪岩的败亡，说明在封建社会中，依托于权力而获得的财富最终会被权力的贪欲而吞噬。胡雪岩所处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法”的社会。因此，他的财产自然也没有“法”来保障。

    内弟的博弈学问

    任何游戏都有规则，生活在这个博弈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人和社会集团自然也是如此。在互利性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商品交易、人力资源管理、金融、司法、体育竞技、公共产品的提供等各种领域，人与人之间的互利性博弈是无处不存、无时不在的，在反复地、不断地进行的博弈中，博弈各方却又都需要规则，都需要明码实价，需要行规，需要固定性的法规，对这些规则，参与各方都需要了解。

    这样各方对各方都有一个具有确实性的预期，大家按照这个规则和尺度进行互利性的社会活动。所以，规则应该固定而且公开，必须得到博弈各方的严格执行。但规则并不等于生搬硬套，它还有一定的弹性，这就好像法官在作出判决一样，他必须有一个自由裁量权，所以规则都有一定的伸缩余地，可以由博弈参与者在合理的限度内自由地作出抉择。

    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实行的是个人独裁制，权力都掌握在惟一的皇帝手中，皇帝是真命天子，他是代表上天来治理百姓的，真命天子只有一个，所以历史上，龙子龙孙越多，兄弟之间围绕权力的斗争也就会越来越厉害，历史上大大有名的秦始皇、唐太宗、宋太宗，哪一个不是为了成为至高权力的惟一继承人而展开兄弟之间生死相搏的。由于在这场权力的博弈中，胜利者的惟一性，决定了这种博弈的残酷性。但历史上也有不少的兄弟合理地处理了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兄弟关系就显得不那么血腥和恐怖。

    历史上的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乱世人命贱如草，这不仅是指平民百姓，就是生于帝王之家的龙子龙孙也逃不出这种命运。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刘宋自从开国皇帝刘裕逝世以后，子孙窝里斗，死得干干净净，结果让萧道成捡了便宜；萧氏兄弟没有好上十几年，又走上了刘氏兄弟的老路，结果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又让萧衍捡了便宜。

    但在南朝的第三个小王朝，萧衍兄弟就做得强多了。他们在皇权的博弈中合理地站好了队，妥善处理好了老大和老二，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关系。萧宏是梁武帝萧衍的六弟，梁武帝起兵夺取政权以后，被封为临川郡王。他身高八尺，相貌堂堂，动作举止都很优雅，可惜他没有真才实学，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天监四年，梁武帝下诏命令萧宏都督诸军人侵北魏。萧宏作为梁武帝的弟弟，所领诸军器械精良，军容十分严整，北方人认为是一百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军到达洛口，前锋攻克梁城。诸将想要乘胜深入，萧宏听说北魏的援军已近，心中畏惧，不敢前进。天监五年九月，梁军营中因暴风雨发生夜惊，他率先逃亡，诸将寻找不到萧宏，就四散而归，河流田野，到处都是梁军的武器和装备，患病者都被抛弃不管，强壮的将土仅仅得以脱身。萧宏乘小船渡过长江，夜晚来到白石垒，叩城门请求入城。临汝侯萧渊献登城对他说：“百万大军，一下四散奔溃，国家的存亡还尚未可知。恐怕有人乘机作乱，城门不可在晚上打开。”萧宏无言以对，于是城上吊下食物来让他们吃。

    但就是这样一个畏敌如虎，被北魏人讥为“萧娘”的亲王，却是一个敛财能手。由于他是皇帝的弟弟，许多人对他行贿，他是来者不拒，照单全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无非是要他在哥哥面前为这些送钱的人升官卖些力气。为了防止有人偷盗他的钱财，也为防备家贼，他就关门上锁，将存放钱的库房锁得很紧，从不让人随意进出。有人觉得可疑，就向梁武帝告了密，说里面可能藏着铠甲武器，是萧宏为谋反而准备的。武帝听了半信半疑，决定找个机会去看看，万一不是，硬闯进去检查反而会弄巧成拙，伤了兄弟感情。在独裁的体制下，只能产生非合作博弈，为了同一目标期望而努力的各方，最终只能有一个存活下来，其他的竞争者只能被淘汰，而且是被彻底消灭。这是非合作博弈产生的大背景，只有在这样的土壤上，才能让非合作博弈大行其道。

    这时，正好萧宏的爱妾身体不适，萧宏宠幸爱妾江氏，在吃饭、睡觉时都不愿离开。梁武帝有一天送去丰盛的饮食给江氏说：“我要到你这里来进行欢宴。”他只携带未登皇位时的老朋友校尉丘佗卿前去。萧衍与萧宏及江氏喝了很多酒，梁武帝半醉后对他们说：“我现在想要看看你的后房。”就招呼随从直接前往后房。萧宏恐怕梁武帝看到他聚敛而来的财物，脸上表情十分恐惧，梁武帝更加相信他收藏着武器，因此逐屋巡视。萧宏为了便于计算，把一百万钱堆成一聚，用一块黄榜标明，一千万钱占一间库房，悬挂一个紫标，像这样的有三十余间库房。梁武帝与丘佗卿屈指计算，萧宏收存的现钱有三亿余万，其余库房贮存的布、绢、丝、漆、蜜等杂货，只看见堆满房屋，不知多少。梁武帝才知道不是武器，大为高兴，一点都没有怀疑弟弟的钱来路不正，反而夸赞弟弟善于生财，生活幸福，于是回去继续饮酒，直到夜里举着蜡烛而回宫，从此兄弟的友情更加和睦。

    武帝的儿子萧综对萧宏的贪婪吝啬非常痛恨，就仿照前人的《钱神论》写了一篇《钱愚论》，讽刺叔叔贪婪无度，写得很是精彩。武帝知道后，不但没有处罚萧宏，反而责备儿子：“天下文章写什么不行，怎么写这些东西？”立即下令烧毁所有印好的文章。

    萧宏为了敛财，还进行抵押贷款，放高利贷，让借主立下文书，等期限一到，不还钱，就立即去侵占借主的房产。结果弄得百姓中好多人最后失了业，无家可归。武帝起初并不在意，但事情越闹越大，民怨沸腾，就是皇亲国戚也有所不满，武帝只好亲自出马，命令他不要再侵占别人的房产。萧宏对此很是害怕，贪财之举稍微有所收敛。这才使失业的人逐渐减少。

    就是这样一个治国无术、统军无方、生财有道的皇弟，却一直得到皇帝的信任，先后任扬州刺史、司徒、太尉、司空等朝廷要职，直到普通七年（526年）四月去世。从他得病到去世，梁武帝七次前去探视。萧宏死后，梁武帝下诏追赠侍中、大将军、扬州牧、假黄铖，并给羽葆、鼓吹一部，赐给谥号称靖惠。从下面的矩阵图我们可以看出这对兄弟的双赢局面：

    为什么这样以为只会挖封建帝国墙角的人却得到皇帝的如此信任和偏袒呢？按理来说，这样的人纯属国家的蠹虫。但这样的皇亲国戚，在封建社会却是最受皇帝欢迎的。封建帝王最担心的就是有人想分享或者剥夺他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任何人只要对他的皇权构成威胁，他都不得不防范。因此，在梁武帝和萧宏这对兄弟的博弈中，梁武帝有防范和不防范两种选择，萧宏有敛财还是贪权的选择。萧宏敛财，武帝加以防范，一个聚敛的财少，一个忧虑小心，兄弟相互提防，感情淡薄；萧宏敛财而不贪权，武帝不加以防范，一个得到大量的钱财，一个无须担忧权势地位，各取所需，可以达到最好的纳什均衡；萧宏贪权，武帝时刻小心，双方均可谓得不偿失；兄弟贪权，武帝不防范，自己的帝位和脑袋说不定哪天就没了。所以，在这四种博弈结果中，一个放弃权力而贪恋财富的亲王对处心积虑想保护自己权力的皇帝来说是最好的兄弟。在这场博弈中，作为排在第一位的老大博弈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主动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力，对兄弟的敛财行为，只要不威胁到政权生存的根本，他就睁只眼闭只眼，作为弟弟放弃最高权力的补偿。作为皇弟，萧宏以贪恋财富的形式来表现自己无意争权而志在逐利。放弃了对最高皇权争夺的人，自然会得到皇帝的信任和喜爱，而统军北伐，一败涂地，只是更加证明他没有政治才能，这种人在军队中自然也就会没有什么威信，这对于本身无意北伐统一中原的萧衍来说，更加可心领神会而不可言传的奥秘。

    帝王家的兄弟关系本来就是最紧张的，因为他们都有能力改变博弈的规则。兄弟都有才干的话，就会互相猜忌，引起争斗，所以，聪明的老弟，总是会韬光养晦，忍辱负重。当年东汉汉明帝的弟弟在山东地方郡县为王，派官吏到洛阳向皇帝述职，王爷问官吏：“你怎样向皇帝汇报？”属下说：“我如实向皇帝说王爷在地方上勤于政事，爱护百姓，受到百姓爱戴。”王爷大惊，说：“你这是害我，你应该说，我天天足不出户，贪杯好色，喜欢榨取民财，这样，我才能保住性命。”官员按照吩咐做了，结果在中央当皇帝的哥哥放心了，在地方做王爷的弟弟也放心了。但如果兄弟都是笨蛋，而且又都贪恋权力的话，只能引起争斗，这无异于双方都采取边缘策略，结果是自家的江山难保。

    历史上的公共关系

    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坛，都需要一个秩序，但是，秩序实际上是由统治者制定的，统治者自然可以按照自己的好恶，随时对秩序进行修改，或者进行偶然性的“破格”处理。

    这种不遵守秩序的行为，实际上恰恰体现了重要的一点：无论什么秩序，都有自身无法维系的脆弱性，而秩序的最终裁决者的行为，是不受也不能受到秩序控制的。因而，秩序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终裁决者的意愿，而不是秩序本身的张力。

    当然，秩序也是要起作用的，当最终裁决者决定要任用自己的亲信或者有能力的人才时，这些人的升迁道路，是要受到秩序的制约的。但是，这种制约的力量微乎其微，因为最终裁决者可以随时选择一种说法，进行机动灵活的变通，破坏秩序的稳定性。

    这是一场秩序与裁决者、破格提升者之间的博弈。在这场多人博弈中，秩序裁决者是最关键的一级，破格提升者是处于裁决者和秩序双方合力影响一下进行发展的一级，而秩序则作为其中的消极力量，被动地接受裁决者的改动，又消极地制约着破格提升者的发展道路。

    如果裁决者决定要破格对某个人进行提升，那么即使这个人并不具有实际的才能或者高贵的出身，也会迅速走红，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就算这个人脚下踩着的是足球，也会像火箭一样具有极大的马力将此人送上云端，因为裁决者拥有把足球变成火箭的魔力。

    北宋时期，靠着“踢足球”而迅速位极人臣的高俅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

    高俅曾是苏轼手下的下级文书官员，苏轼从翰林侍读两学士外调到定州，写信给朋友曾布推荐高俅，但被曾布婉拒，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好友王诜。

    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宋徽宗的姑夫。王诜虽然是驸马，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不过王诜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徽宗登基前，常与之切磋，关系很好。元符末年，高俅的人生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而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是与端王赵佶的相识。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篦子刀，一种用来梳理头发的工具，在《红楼梦》里面有过记载，用来清理头发中的虱子和头屑等杂物），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佶用后对王诜说：“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毯，高俅便站在一旁看，微有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倒也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结果甚合赵佶的口味。赵佶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篦子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于是，高俅终于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手下。更巧的事情是，很快哲宗就死了，赵佶幸运地被选中为继位者，位登大宝，成为了大宋皇帝。而高俅这个搭上末班车的“旧臣”，也鸿运当头，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

    赵佶即位以后，高俅这个新受宠的潜邸“旧臣”，便被特别恩宠，开始了直升飞机般的升迁。徽宗先是把高俅下放到基层，托给大将刘仲武，以此来“镀金”，这样就不愁没有升迁的理由了。徽宗崇宁年间，西边的战事又起。刘仲武指挥恰当，大胜而使赵怀德等复降。在大观二年（1108年），童贯及刘仲武在西边取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他们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徽宗对此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了刘仲武，颇为恩宠。因为宋徽宗有意的提拔，和机缘的巧合，高俅得以迅速升迁，在政和七年，已经身为殿前都指挥使并被升为太尉。

    高俅掌管了殿前司，但是在任期间基本上无所作为。虽然北宋后期的殿前司已经不像其前期一样显赫，但仍然位高权重，高俅本是小吏出身，虽然也在西北前线镀过金，但没有打仗立功的经历，无非是靠关系增加升官的资本罢了，显然他是不懂军事的。管理军队，无非是要抓好训练，严格管理，但高俅做得都很糟糕，对于军队训练，高俅还是拿出他攀援徽宗的本领，玩的都是花架子，如同儿戏。

    训练耍花架子，高俅对于军队的管理更是糟糕。在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换，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对军政的严重破坏。高俅恃宠营私，捞军营的地皮建私宅，这可能还算小问题。但是严重的是，他不仅不按时发放军饷，而且把禁军当做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赚钱，也无法操练了。于是不管有钱没钱。军事训练都没人管了。

    当然这样的部队自然是“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恐怕连一般的“土寇”也对付不了。总而言之，没有任何记载殿前都指挥使高俅到底打过什么仗。他带领的部队自然在金兵打来时，“人不知兵，无一可用”。

    无论什么秩序，都有自身无法维系的脆弱性，而秩序的最终裁决者的行为，是不受也不能受到秩序控制的。因而，秩序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终裁决者的意愿，而不是秩序本身的张力。

    别看高俅没什么真本领，但徽宗对他的宠信却二十多年未衰，不断地加官晋级。高俅最鼎盛时的官爵还有检校太保、奉国军节度使、简国公，可见真是荣耀无比，几乎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高俅的父亲、兄弟、儿子也跟着他一道升官。高俅的老爹高敦复当上了节度使，高俅的兄弟高伸、高僳，前者进士及第，官至延康殿学土，后者也当上了左金吾卫大将军，高俅的儿子高尧卿是岳阳军承宣使，高尧辅为安国军承宣使，高尧康为桂州观察使，真是满门朱紫。徽宗对高俅除了不断地加官晋级外，各种额外的恩宠自然也少不了，徽宗还亲自御书赐给高俅“风云庆会”的碑额，以示优宠和表彰。

    此外，徽宗的赐宴自然也少不了。据蔡京记载，徽宗在政和二年三月于皇宫后苑的太清楼设宴，款待他的兄弟和诸宠臣。出席宴会的有蔡京、燕王、越王、蔡攸、刘正夫、吴居厚、郑居中、邓洵武、童贯、高俅等人，“亲近无问”，极尽奢华。

    皇帝的过分宠幸，对于高俅来说，也免不了自我膨胀。高俅在加开府仪同三司后，每次在路上遇见当时的宰相王黼，就不让道，而是分道而行。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作个揖而已，全然不顾殿帅要自以属下之礼，来迎见宰相的宋朝旧例。

    徽宗一朝，高俅这个从龙旧人可谓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过着“鲜花著锦，烈火烹油”般的生活。

    高俅的发家史我们可以用如下树状图表示：

    端王赵佶爱踢球高俅爱踢球，借机讨好赵佶宋徽宗赵佶重用高俅鲜花著棉，烈火烹油不重用高俅也能当个普通小吏不爱踢球，送篦子完成任务你做你的皇帝，我当我的小厮。

    高俅成功的阶梯木偶戏和双簧

    博弈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而保证这种秩序，就要进行“排队”。对于政治博弈来说，排队更多的体现在一种“名义”上，也就是无论实际上你控制了多少政治资源，名义上你都要遵循一定的等级规则去做事。其实，这也是历代权臣当政但没有称帝的原因。

    权臣当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皇帝当做木偶，需要皇帝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事，就提起木偶身上的线，让木偶活动活动；另外一种是把皇帝当做哑巴，只要皇帝坐在那里随便张嘴动一动，自己在别处说话，和皇帝配配口型，亲自发号施令。

    让皇帝做木偶与和皇帝演双簧有什么区别呢？做木偶的皇帝，看上去死气沉沉，毫无自己的动作；演双簧的皇帝，看上去还颇有生气，但是一句话也不能说，只能保持张嘴闭嘴的口型而已。一般来说，后宫的后妃或者宦官专权的时候，皇帝会成为木偶，而外朝的大臣弄权的时候，皇帝会成为双簧演员。说得直白一点，后妃垂帘听政或者宦官专权的时候，皇帝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只能机械地签字画押或者出席一些根本无需耗费脑力的礼仪活动，比如祭天；而做双簧演员的皇帝，则可以开口，有时候还可以和权臣一问一答，但是说到实质性的问题，则全都是权臣在讲话，皇帝或者照着权臣的意思去宣布，或者就成为哑巴。

    这两种现象的差异源头在哪里？在于掌权者对当时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宫内的后妃和宦官，势力无法达到宫外，也无法控制朝臣，所以只能阻塞皇帝和大臣们联络的通道，并且控制皇帝，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能量。因而，他们只能让皇帝随着自己的想法动，否则皇帝一旦和大臣们说起一样的话，他们的权威就不存在了。

    而权臣对政治资源的控制，远远超过后宫。权臣甚至不需要控制皇帝，他们只要控制了朝廷，让所有的朝臣不能对自己的看法有异议，皇帝说什么也就无所谓了。虽然皇帝可以开口，但是最后还是要和自己保持一致，因为朝中大臣支持的都是权臣而不是皇帝。

    可见，掌握的政治资源有多少，皇帝在政治中的表现就有什么形式。而在几个权臣都想将政治资源据为己有的时候，他们也随着自己控制政治资源的不同而使皇帝有不同的表现，同样，他们想要让皇帝什么样，自己就必须拥有什么样的政治资源。

    三国时期，司马懿之所以能够最终独揽大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和他争夺权势的曹爽没有控制好政治资源。而且，曹爽还十分自满，只想让皇帝做自己手中的提线木偶，没有想过让皇帝成为自己的双簧演员。

    魏文帝曹丕对司马懿十分器重，给以领兵大权。曹丕临死之前，令曹真、曹休、陈群与司马懿一起接受托孤，做顾命大臣辅佐曹叡敬。曹休、曹真相继死去后，司马懿理所当然地成为曹魏第一统兵大将。曹叡死后，幼主曹芳即位，曹爽与司马懿奉曹叡之命共同辅政。

    对资源的控制程度和方式的不同，可以造就不同的博弈对局。而博弈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那么，如何在这个既有的秩序下发挥自己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就是一个重要的策略问题了。

    当时曹爽身边的主要人物，是那些以“名士”、“世族”自居，而不屑与依靠战功这样辛苦事业换得地位的新贵交往。和曹爽同时被司马懿杀害的曹爽派首要分子多是权门大族出身。他们虽有高度的文化修养，但没有治国的经验，更谈不上有治国的能力了，他们只是到处炫耀自己的家世出身和知识修养。他们掌权的时候，还大肆搜刮土地财物，不但没有为曹爽集团赢得什么政治支持，反而让曹爽得罪了百姓和地方官员。至于曹爽本人，也是一个花花公子。曹爽过着如此骄奢淫逸的生活，手下的人也没有扩展政治资源的能力，所以，曹爽每次上殿，都前呼后拥，然后不等小皇帝曹芳说话，就高谈阔论一番，接着宣布退朝。表面上看来，曹爽的权力确实很大，他都可以让皇帝无法发言，但是实际上，曹爽有点色厉内荏，空有一个辅佐幼主的名头和一个皇亲国戚的身份，但是政治实力不足，政治经验欠缺，因而不得不使用后宫专权的那套办法，把皇帝当成一个木偶摆在龙椅上，不让皇帝有什么表现。

    而司马懿的政治力量则强得多。司马懿一派多系曹魏元老，对曹魏的经济、政治事业都作过一定贡献，言行措施比较切合实际，而且在朝中有很高的声誉和政治影响力。团结了他们，司马懿的权力资源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后者的工作与作风比较有魄力，行政效能较高，其所以能取得胜利，并非偶然。另外，司马懿也并非只是倚重世族出身的大臣，他十分注重在各个阶层发现人才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他提拔一些出身低贱但有实际能力的年轻人担任军政要职，所以在两派斗争中，除了司马懿的少数政敌以外，大多数朝臣都愿意选择司马懿。曹爽和司马懿这两位辅政大臣的首轮博弈可以用下图表示：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曹爽选择的是对抗，而司马懿选中的是合作，所以，第一回合的较量，曹爽就输了，这就注定了他的最终失败。司马懿非常懂得为自己经营政治资本，他继承了曹操创立的屯田制度。并且在个人的表现上十分注重谦恭礼让与俭朴的作风，这种作风是完全和魏文帝曹丕与魏明帝曹敏相反的，而大臣与百姓也因为曹丕与曹敏的追求奢华、妄自尊大而饱受煎熬，见到司马懿能够表现出一种儒家道德中“克己复礼”的样子，很多人都十分赞赏并且心中希望司马懿能够掌权击退曹爽。这样一来，司马懿父子已经赢得了基层政治的感情支持。

    曹爽的政治路线，就像是站在盘子上跳舞的美人，虽然舞姿优美，但是舞步却局限在小小的圆盘之内。

    因为这样，他无法控制朝政，更无法控制舆论，只能想办法不让皇帝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把皇帝作为一个公章来使用。

    这样不但让皇帝的威严丧失，更让朝中的大臣甚至曹魏皇室不满。而司马懿却毫不畏惧，无论是身边的得力干将还是基层的一般民众，他都用心去笼络，而且随时抓住机会表现自己的美德，并且时刻不放过表现忠心的机会。

    因此，司马懿才不需要封住小皇帝曹芳的嘴，而是在自己的控制下，使皇帝只能保持和自己同一个声音说话。有人深受《三国演义》中“司马懿诈病赚曹爽”的影响，认为司马懿在发动政变杀死曹爽之前力量一直不如曹爽，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司马懿当时即使不占完全的优势地位，也最少是和曹爽半斤八两，所以，发动政变并不是双方力量的最后转折，而只是一个水到渠成消灭政敌的把戏而已。

    与其说司马懿假装病魔缠身是为了麻痹曹爽，还不如说司马懿是在炫耀自己精湛的演技。

    不然，如果司马懿的力量远不如曹爽，又怎么能够在发动政变之后迅速控制局势并稳定局面呢？

    发动政变杀掉曹爽之后，曹魏中央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入司马懿手中，再也没有和他在朝廷上作对的人了，所以他可以放心地把皇帝请出来和自己表演双簧。

    尽管开始的时候皇帝还不大熟练，总是违背司马懿的意思来说自己的心里话，但经过司马懿的训练加上时事的压力，魏帝曹芳逐渐学会了与司马懿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并且对司马懿言听计从。

    为了更好地表演双簧，表面上制造出君臣共和的样子，实际上操控朝政和言论，让皇帝不可能有违背自己意愿的言行，司马懿继续扩大战果，不断打击异己力量，维护双簧表演的安静环境。

    司马懿专政后，下令把所有的曹魏王公都一律迁徙到邺城，由专人监管，不许他们和外界来往。接下来，司马懿父子又对大臣中不投靠自己的人进行清洗。

    李丰为中书令，受司马氏优待，可内心却倾向于曹魏皇室拥戴夏侯玄，谋求反攻司马懿父子的机会。司马氏绝对不允许皇帝这个双簧角色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杀掉李丰，并把夏侯玄、张缉等以图谋劫持皇帝、谋害大将军司马师的罪名灭族。

    在地方上，曾经和曹爽有同乡情谊的扬州刺史文钦在曹爽被杀后惟恐自己被司马懿父子清洗掉，和毋丘俭商议起兵反抗。正元二年（255年）正月，毋丘俭、文钦在寿春起兵，声讨司马师。

    但司马师当机立断，迅速粉碎了这次军事叛乱。为了表示平叛的决心和力度，司马师将毋丘俭夷三族，并将其党羽七百余人关入狱中。

    经过这次清洗，地方军将和中央大臣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司马氏对朝政的把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满朝文武或者投靠，或者辞官，再也没有朝廷上的反对者，皇帝自然也只能和司马师、司马昭兄弟进行双簧表演了。

    把中央和地方的联系阻断之后，司马氏兄弟又开始了铲除地方异己势力的斗争。都督扬州的诸葛诞企图先发制人发动叛乱，结果被司马昭察觉，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

    这场借用皇帝的招牌与地方势力的博弈，我们可以从下图看出，地方势力选择对抗处于绝对的劣势：

    经过这番战斗，司马氏在朝中没有了反对的声音，在地方没有了反对的力量，已经把曹魏政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曹魏的皇帝对此也无能为力，只能在满朝上下充满了司马氏声音的时候也随声附和，做了司马氏安排在皇位上的双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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