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如同赌徒试图用很小的投入去赢得大量资本一样。当投入和收益的比值越来越趋向于零（也就是投入越来越小但收益越来越大）的时候，自然是利益最大了，但这种情况不是永远都会出现的。而是要有一个几率，如果每个投机者都能达到这个理想状态获得巨额收益，那么这个世界除非有一个能够永远创造金钱的聚宝盆，否则怎么可能会让每个人都多进少出呢？
如果用严格的经济眼光和数学公式去考察的话，那么在投机行为中，成功率几乎是和投机者自己所期望的投入与收益的比值相当的。举例说来，如果一个投机者想要投入一块钱而获得一百万元的话，那么他获得这种收益的几率也就几乎是百万分之一。从理性的角度去考虑，这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是在赌徒的逻辑里面，只要几率不是零，就可以去放手一搏——风险大、几率小，但收益也高，这就是赌徒逻辑存在的三个基本点。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收益，赌徒们一掷千金的情况比比皆是。而稍微理性的人，则选择了买彩票或者买股票、债券的形式，这些形式，究其根本，都是一种风险投资，他们所获得的是风险收益。只不过赌博的风险最大，买股票次之，买债券又次之，买彩票最小。而如果从“风险博彩”这个角度出发，所有带有风险性的行为都可以视为一种赌博，诸如打劫、偷盗、诈骗也可属于此类——这是从风险的性质出发对社会行为归类，而不是从经济角度出发所作的归纳。
而历史上，能够流传下来的故事，在风险中搏杀的，更多的是政治投机。在政治场中进行风险投资，本身就需要胆量和实力，这也是一种赌博，只不过入场的门槛更高一些而已。
为何要变卖老底
经济学里面讲投资，这个词后来被应用到各个领域，比如“政治投资”、“感情投资”、“教育投资”等等。实际上，投资是什么？是一种带有风险性的行为，换言之，是一种近乎赌博的行为，不同的就是赌博是风险性高而收益几率不固定的行为，而投资则是有预期、行目的的有一定收益几率的行为。
既然是投资，就需要一定的投入，而有的时候，需要很大的投入，看上去有点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样子。一旦做到这个程度，就和赌博没有什么区别了，因为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的一种投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果失败了，就要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田氏代齐”的事件，正是田氏家族孤注一掷变卖老底而换得国君地位的一种赌博性投资。
齐国原系周室分给功臣姜尚之封邑，姜尚即姜子牙，他是周武王的开国功臣，为周王朝的兴起立下了不朽之功。周武王将它封在营丘（山东临淄北），国号齐，这里是薄姑之民的故地，也是一股巨大的抗周势力。武王让他在这里镇抚薄姑之民，其封疆东至海滨，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山东沂水县北），北至无棣（山东无棣）。它也是周王室控制东夷的重要力量，同时周王还授予他征伐违抗王室的侯伯的权力。齐国是一个大国，在诸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至齐桓公姜小白时，“九会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公认的霸主，盛极一时。
春秋末年，霸政局面近于尾声，中国逐渐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七雄竞争的战国时代。本来春秋初年的大小诸侯国有一百数十个，后经不断兼并，小国渐被消灭。战国初期，大小国家只余下二十来个，其中又以韩、赵、魏、楚、燕、齐、秦最为强大，号称“战国七雄”。燕、楚、秦是春秋旧国，韩、赵、魏则由瓜分晋国而形成，而这时的齐国，姜氏之同亦大权旁落，渐为卿大夫田氏所控。
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公子完奔齐，被任命为工正，这是陈（田）氏立足于齐的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田氏与公室（春秋时期的各个国家，国君都称“公”或者“侯”，故而其家族称为“公室”）关系非常密切。后来，由于齐国奴隶和平民反对奴隶主、反对公室的斗争广泛开展，旧制度的崩溃和公室的灭亡已成必然的趋势。田氏适应形势的发展，走向背离公室的道路。代表新兴势力的田氏家族，采用施恩授惠的手段，与“公室”展开争夺民众的斗争。可是，齐国的旧势力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以田氏为首的新兴势力不得不以暴力手段对旧势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于是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在公元前545年，田完四世孙田桓子，联合鲍氏以及大族栾氏、高氏合力在齐灭了当国的庆氏。之后田氏、鲍氏又共灭栾、高二氏。田桓子继而讨好公族与国人，他规定，那些作为贵族的公子、公孙，如果没有固定的“禄”，就要分给他们一些采邑来供养他们的生活；而国人之中如果有贫困、孤寡的，就要给他们粮食，从而取得了公族与国人的支持。
至齐景公时，公室腐败，剥削沉重。田桓子之子田乞，即田僖子，采取了一些争取民心的有效措施。他用大斗借出，小斗回收，于是“齐之民归之如流水”，田氏借此增强了势力。这就是所谓“公弃其民，而归于田氏”。田僖子与齐旧贵族国惠子、高昭子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国、高二氏当权，田氏在表面上尽职于齐国公族，“伪事高、国者”。暗地里却组织力量，准备推翻国、高二氏。公元前489年，齐景公死，国、高二氏立公子荼为国君。田乞发动政变，赶走国、高二氏，另立公子阳生为国君。田乞自立为相，掌握了齐国的政权。
同时，田氏还实行了一套“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鱼盐蚌蜃，不加于海”的产销地等价的政策，这是一种薄利多销、赚取财富的手段，结果使“民财为之归”。田氏由此获得雄厚资财，就为他从事“厚施薄敛”提供了保证。果然，田氏“得齐众心”，民众大量逃往田氏门下。而重敛于民的“公室”却逐渐被抽空了。
投资是一种带有风险性的行为，换言之，是一种近乎赌博的行为，不同的，就是赌博是风险性高而收益几率不固定的行为，而投资则是有预期、有目的的有一定收益几率的行为。
田乞死后，其子田恒（田常）代立为齐相，是为田成子。田成子继续采用田僖子所制定的政策，用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大力争取民众。田氏暗地里实行笼络百姓的办法，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当时流传的民谣唱道：“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田氏的这种做法，如果只是赢得民心，但是没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的话，最终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这种大斗出、小斗进的补贴平民的办法，是在拼家底，用自己的老本来积攒政治资源，这种做法，是一种带有很大投机性的赌博。
公元前481年，田成子发动武装政变，在民众的支持下，以武力战胜齐简公亲信监止，监止、齐简公出逃，后被杀死。许多强宗贵族也在这次斗争中被铲除，田氏另立齐平公，进一步把持了政权，对残留的旧贵族势力尽行诛戮。以后，又任命田氏兄弟和同族人做都邑大夫，扩大了自己的封地。田成子又通过“修公行赏”等亲民政策，使国民人心所向，使齐国国君实际上变成了傀儡。公元前391年，国相田和将齐国国君齐康公放逐到海上，只留一城之地作为他的食邑，田和成为了齐国实际上的国君。
公元前386年，周室册封田和为齐侯，正式将他列为诸侯。过了几年齐康公病逝，姜氏在齐国的统治结束，齐国全部为田氏所统治。史称“田氏代齐”，因为仅国君易姓，国名并未改变，故战国时代的齐国往往被称为“田齐”。田氏与齐国国君的博弈可以用以下矩阵来表示：
这里的数字不是比值，而是收益值，6为最大值，也就是，只要田氏投入1个收益值，他将获得最大的收益值为6，这里6就代表齐国的最高权力。
在汉朝、唐朝、明朝，都有一些共同的历史现象，就是在皇帝统治最为衰弱的末期，都有尚为幼儿或者并未成年的小皇帝登基，而一些出身于外戚或者宦官的权臣在背后像操纵木偶一样把持着朝政，还口口声声说是皇帝的意思。
实际上，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这些权臣们都是靠着和皇帝的特殊关系——裙带关系，走向把持政局的前台的。而权臣们大多数只是停留在把持朝政满足个人权力欲的阶段，还没有几个想要取而代之，自己走向前台成为皇帝的。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自己走向前台，自己就不再是潜伏的猛虎，而是处于众矢之的的国贼了。
即使再强大的投机者，都只是处于实际统治地位而没有名义上的君主权或领导权的幕后指挥；而作为他们手中筹码的皇权，即使再软弱再无知，也都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处于实际统治权的权臣控制处于名义统治权的皇帝时，他们所处的是攻势地位，意在进取；而如果他们同时也拥有了名义上的统治权，他们就要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名义而采取守势。但是，对于猛虎而言，他们不具备对统治名义守势的条件，一旦攻守易势，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历代的投机者中，偏偏有人想要以身试法，以权臣的姿态变成龙椅上的真命天子。这个人，就是西汉末期的外戚王莽。
王莽的家族是西汉后期的大族，世世代代都与朝廷有密切关系，他的姑母更是成为皇后，后来皇帝去世，他的姑母成了皇太后，在朝中占有重要地位。王莽看自己的家族势力庞大，加上有姑母在朝中做靠山，他便想依靠这一切力量为自己服务，成为君临天下的皇帝。
王莽自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所以不免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成分，做事不计后果，以为自己的家族既然有如此实力，自己就一定能成功。这种不识进退的性格，导致了他后来的失败。
王莽借助自己家族的势力，做了朝中的大司马，地位已经是位极人臣了。但是他恰恰想借助自己的地位谋取更大的政治资本，直到篡位。刚好，当时的政治局势对他非常有利，皇帝昏庸无道，大臣贪赃枉法，满朝上下没有凝聚力，他正好可以扩充自己的势力，将汉朝江山扭转过来。
作为投机者的权臣与作为赌注的皇权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实力的强弱和主动被动的姿态，更是在于一个名义上的差别。所以，作为握有实权的投机者，应该避免追求虚名。虚名正是权臣的大忌，曹操就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不可慕虚名而处实祸。”
他先选择了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孩子做皇帝，而他自己则以辅政大臣的身份发号施令，连自己的姑母太皇太后都被他所蒙蔽，以为他是为汉朝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一位贤臣。王莽就借助自己手中的势力，以违反国法的借口罢免了许多的大臣。其实。当时官场的腐败已经是人所共知的现象，所谓违反国法治罪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借口而已。实际上，王莽和他的党羽又何尝没有违反国法呢？
在他的欺诈之下，许多大臣被贬官，还有一部分大臣心灰意懒，辞官回家。王莽对外还宣称经过自己的治理，国家政令严明、官员清廉。同时，王莽做出了礼贤下士的姿态，还故作勤俭，一时赢得了“克己复礼”的美名。
接下去，王莽又指派手下在各地伪造奇异现象，先后献上多种“祥瑞”的动物和山石草木，并派人在社会中制造王莽道德过人，应当做天子的舆论。
在这个时候，王莽还处在幕后，像是一只蓄势待发的猛虎，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皇帝的宝座。
等到小皇帝立皇后的机会，他授意为皇帝挑选皇后人选的官员。将其他女子一并排除在外，只将自己的女儿留下，成为没有竞争者的皇后人选。这样，王莽除了辅政大臣以外，还多了一重国丈的身份。这对他篡夺皇位又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也就是说，即使皇帝成年，他也一样可以以国丈的身份参与朝政的决策。
可是王莽有一点没有算到，就是小皇帝渐渐长大以后，开始讨厌他并想要在成年之后杀掉他。当他得知了小皇帝的意愿，非常震怒，命人用毒酒毒死了小皇帝，另外立了一个刚出世不久的小孩做皇帝。
在另立小皇帝之后，王莽依然怕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也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事情，便加紧了篡位的准备。终于，他指使大臣们上表，劝汉朝皇帝退位，让王莽顺应天意做皇帝。经过精心的布置，他按照“上天”——其实是他自己伪造的——旨意，接受了汉朝小皇帝的禅让，自己定国号为“新”，黄袍加身，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
王莽做了皇帝，也失去了在皇权的背后指手画脚的外戚的身份。他从暗处走向明处，让天下人惊诧不已。人们终于知道了他的篡位野心，以前被他蒙蔽的人们也奋然反对他，使他颁布的法令难以推行。汉朝的皇室因为江山易主，对他也十分痛恨，他们在各地组织人马，准备武装反抗他的统治。
在王莽做了十几年皇帝之后，农民起义的火焰终于燃烧起来，成为全社会各种势力反对王莽的导火线。一时天下大乱，各路人马群起而攻之，王莽自己也在绝望中被杀。
王莽一生追逐权力，可是始终不明白，自己作为一个没有合法名义的大势力的领袖，是不能轻易抛弃可以利用的政治筹码，径直走向前台成为最高统治者的。他的理想主义使他求全责备，有了实际上的最高权力还不够，还想把名义上的皇帝地位也抓在手中，可正是这个冒险的行动，使他葬送了自己。为了更明了王莽与西汉皇帝的博弈形式，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的博弈树：
中国古代的兵法，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谋定而后动”，如果没有全面的筹划和准备，是不能贸然行事的，否则就会成为盲动。而采用什么样的谋略来“动”，则是更重要的事情。有时候做一样的事情，但因为谋略不同，所以结果也不尽相同。就比如，同样是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江山，袁世凯就长袖善舞，一面对着清朝的太后哭泣说自己逼不得已，一面又忙不迭地逼迫末代皇帝溥仪退位；而曹操、曹丕父子则对汉朝皇帝采取刻薄而又严厉的态度，惹得一片骂声。
改朝换代是一件大事情，如果决定要进行这一行动，无异于用自己的身家性命进行赌博，这是一场成王败寇的豪赌，正所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而在进行豪赌的时候，一面做足官样文章，一面实施自己的计划，又是野心家，又是慈善家，让人放松警惕，才能一举成功。历史上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就是这样的成功典范。“陈桥兵变”是宋太祖赵匡胤发动取代后周、建立宋朝的兵变事件。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世宗柴荣突然一病而死，宰相范质受命扶助柴荣幼子柴宗训继位为恭帝。这时恭帝年仅七岁（一说五岁），后周出现了“主少国疑”的不稳定局势，一个由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策划的军事政变计划正在酝酿着。
翌年正月初一，传来了契丹和北汉发兵南下要攻打后周的消息。其实，这个消息正是赵匡胤派人放出的，目的就是要借助这个“外敌入侵”的假象来调动军队，为自己的野心服务。可以想像，如果当时后周的权臣们能够认真分析形势，准确获取信息，就能分辨出消息的真伪，从而阻止兵变的发生。可是后周的执政大臣范质等人不辨真假，以为国家真的面临着军事威胁，就匆忙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
正月初三，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开封东北二十公里白勺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兵变计划就付诸实践了。这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这时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即宋太宗赵炅）和亲信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刚刚醒来的赵匡胤身上，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的声音几里外都能听到，遂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欺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于是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
表面上看来，这确实是赵匡胤本人不知情而且“被迫”发生的一场军队哗变，但是仔细考察蛛丝马迹，就能看出其中的问题了。问题之一，就是赵匡胤在当时的地位。在柴荣在世的时候，赵匡胤作为柴荣十分信任的大将，担任着禁军将领的职务，并且最后做到了殿前都点检的职位。作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军官，赵匡胤在当时的权力是十分大的，而且，五代时期，改朝换代都是由控制军队的大将进行的，有前例可循。问题之二，就是为什么传来契丹和北汉进攻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带兵出征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哗变发生。看上去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事件发生的地点，是距离都城十分近的陈桥，军人为什么不在京城出发之前就进行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不在远离了京城，被镇压的危险变小之后再进行这样的举动？显然，这是有预谋的，一开始就是为了制造出行军过程中发生兵变的假象而且利于迅速控制中央政权的篡位行为。问题之三，为什么煽动军人进行哗变的都是赵匡胤的亲信？真的是他们替赵匡胤忿忿不平吗？显然不是，他们只是替赵匡胤说话，让赵匡胤本人保全一个忠臣的形象而已。
这么一分析，赵匡胤作为野心家的形象已经暴露无遗了，而通过这些伪装，他也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迫不得已遵从军心的忠于后周政权的慈善家。接下来，就是如何用慈善家的面目，去实行野心家的霸业的具体步骤了。
当赵匡胤“答应”将士自立为天子并且率部队返回京城之后，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促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出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历史上习惯把赵匡胤建立的赵宋王朝称做北宋，赵匡胤死后被尊为宋太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的真相。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在局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投机者们往往不会死守一个布局不变，他们信奉的原则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越是局势混乱没有头绪的时候，这些投机者就越是喜欢到处下注，利用自己的敏锐感觉随时去培养可以给自己带来收益的个股。
这其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战国时代齐国孟尝君的“狡兔三窟”策略了。孟尝君在齐国政治失意，接受了门客的建议，到处宣扬自己的才能和影响，结果几个国家都相继要求孟尝君出任他们的宰相。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买方市场，孟尝君自己的回旋余地十分大，可以随意选择一个对自己发展最为有利的地方。
这种到处广注押宝的情况，在天下大乱的时代出现得更为频繁。这是因为在天下大乱时，失去了一个统一的权威，才使得各种强权势力更容易利用自己手中的筹码成就一番事业。
有时候，这些强权势力还包括多个子势力，这些子势力的根本利益都是一致的，他们不过是因为血缘或者地域的原因分为不同的势力而已。这些子势力也要各自扶持对自己有利的“伥”，无论哪一个他们所培养的个股成为名义上的统治者，最终的受益者都是那些子势力背后的那些投机者。
为了从各个子势力中选择出最适合自己控制的局面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赌注，强大的投机者们往往要在子势力中培养若干“个股”，让这些作为个股的竞争者们并存，让他们互相竞争，哪个个股的表现最适合投机者的利益，就扶植哪个个股，反之，则放弃那些不能充分实现自己愿望的个股。
这种方式，利于那些强大的投机者寻找到最具有生命力又最能听命于自己的代言人。
春秋时期，因为连年混战，中原早已没有宁静之日。在东方的大国齐国境内，就出现了强大的政治投机者们，这就是齐王属下的贵族们。他们在齐国境内拥有强大的权力，而且生性贪婪。他们想要争夺更大的利益，齐国虽然号称大国，但军事实力和政治权威远远不足以欺凌其他国家，所以他们想要扶持能够实现他们称霸愿望的君主上台，为之服务。
在齐国贵族这群投机者的大势力下，存在着两个子势力，那就是以管仲为代表的拥护公子纠的势力和以鲍叔牙为代表的拥护公子小白的势力。
这两位公子的父亲齐麓公在位时，齐国在对外战争上毫无建树，齐麓公去世后，他的长子即位为齐襄公。
齐襄公更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君主，而且荒淫无道，因为与自己的妹妹鲁国王后私通而引起齐鲁两国的不睦，又欺凌朝中大臣，齐国贵族对他十分不满。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就在贵族们的鼓动下出逃，而后襄公也被大臣杀死，权臣公孙无知篡位。
在保护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出逃时，管仲和鲍叔牙就商议好，由管仲辅佐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无论哪一个公子以后成为齐国的君主，另一个人都要回来辅佐新国王。
管仲和鲍叔牙两个都是齐国贵族势力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这个商议可以说是为齐国贵族们寻找代言人——个股的行为。
在两位公子出逃外国之后，齐国的贵族对襄公以及杀死襄公的篡权者公孙无知的政策更为不满，最后他们买通民间侠士杀死了公孙无知，并将消息通报给流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希望他们能回来继承王位。
两位公子得到了消息，都动身出发，准备赶回齐国即位。但是，这两个兄弟都想自己做君主，便明争暗斗，负责辅佐公子纠的管仲为了帮助公子纠，还一箭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衣带钩。小白将计就计，当时装死。
应该说，两位公子之间的斗争，对他们背后的齐国贵族来说，是一个意外情况，因为他们的本意是扶持一个能够实现他们意愿的君主上台，并不想造成两位公子的手足相残。
尤其是两位公子在出逃后都和管仲、鲍叔牙学了很多治国之术，这些治国之术也都是有益于贵族们的，损伤了其中的一位公子，对贵族们也是一种损失。
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也就只能让管仲保护公子纠回国即位了。
公子小白装死骗过管仲之后，在鲍叔牙的保护下，日夜兼程，比公子纠先回到了齐国，宣布即位，是为齐桓公。公子小白做了君主之后，也是一心想除掉自己的哥哥公子纠，但是齐国贵族们极力反对他们手足相残，他只好使用借刀杀人之计，让鲁国将公子纠杀死，并将管仲押送回齐国。
投资不能死守一个个股，而是要到处寻找培养有价值的个股，来投入自己的期望。所以，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无论哪个个股胜利，最大的收益者都是那些到处投资的赌徒。
事实上，齐国贵族见到他们所扶持的公子小白已经即位，而且辅佐他的鲍叔牙也将帮助小白执行贵族们的政治主张，就已经满足了。这只齐国之虎已经看到他们扶持的“伥”坐上了王位，即将为他们服务了，所以不愿意节外生枝，让小白和公子纠自相残杀，他们也怕其他国家借口帮助公子纠而进攻齐国，那样贵族们的计划就将落空了。
不过，小白使用借刀杀人的计策让公子纠在鲁国送命，又把管仲押解回国，没有引起任何震动，贵族们也稍稍放心了。
按照齐桓公（公子小白）的意思，管仲差点伤了自己的性命，应该处死，而且要用最残酷的方法处死他。可惜齐桓公还不知道自己在整盘棋中的地位。不知道自己只是贵族们掌握下的“伥”，还以为自己是手操生杀大权的最高权威。他更不知道，管仲和鲍叔牙曾经定下各自辅佐一个公子，以后二人共同帮助新君主治理国家的约定。所以，鲍叔牙极力反对齐桓公处死管仲，并且对桓公说，管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杀了他，不但齐国失去了一个栋梁，更会使天下的人才对齐国心寒而不肯来齐国效力。所以，鲍叔牙亲自到齐鲁两国的边境去，等到押解管仲的人到了齐国，他便马上释放了管仲，并且说服了齐桓公，让齐桓公任命管仲做齐国的宰相。对齐国的贵族来说，虽然杀掉管仲是一件可惜的事情，但是对于整个大局的影响还不会非常大，不过如果能保全管仲，自然是锦上添花的美事。故而他们并没有对齐桓公施加压力，而鲍叔牙则出于对大局的考虑，以个人的魅力说服了齐桓公，任用管仲来施行贵族们的政治要求。
果然，管仲做齐国的宰相之后，为实现贵族们的愿望励精图治，先是改革了军制，刻苦练兵，又利用齐国的自然环境优势，发展渔业和制盐业，使齐国迅速成为一个军事经济强国。
他又建议齐桓公推行“尊王攘夷”的外交政策，打出周天子的旗号去侵略其他的国家，最终促成了齐桓公在葵丘与诸侯会盟，成为中原的霸主，使齐国在春秋初期就建立了霸业。这里的博弈矩阵如下：
齐国贵族利用扶持公子小白，使他成为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并通过管仲辅佐他，实现了贵族们称霸天下、夺取财富的愿望。齐桓公成为名垂千古的君主，贵族们则获得了实际的利益，这种投机者遍地撒网到处押宝，最终带来投机者与个股之间共生共荣的结果确实值得后人去思考。
千万不要明知故犯
占小便宜吃大亏，这是一个妇孺皆知的道理，但是，如果是大便宜，而且好像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又该怎么选择呢？
面对大利益，人们就往往不会那么冷静了，他们会觉得是上天对自己的眷顾，或者是自己应得的，完全没有考虑到这背后有可能存在骗局和陷阱，甚至会让自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可是，赌徒的性格就是这样，能够让他们用一块钱赢得一百万，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拿出这一块钱，而没有想过这一百万属于自己的几率有多大。
正是利用这种赌徒心理，外交掮客们才有可乘之机。而张仪哄骗楚怀王的事情，则是其中最为荒诞也是最令人深思的。
战国后期的时候，秦国想要攻打齐国，然而齐楚两国缔结了合纵相亲的盟约，于是张仪肩负着拆散齐楚盟约的任务，前往楚国出任国相。
楚怀王听说张仪来，空出上等的宾馆，亲自到宾馆安排他住宿，说：“这是个偏僻鄙陋的国家，您用什么来指教我呢？”张仪游说楚王说：“大王如果真要听从我的意见，就和齐国断绝往来，解除盟约，我请秦王献出商於一带六百里的土地，让秦国的女子作为服侍大王的侍妾，秦楚之间娶妇嫁女，永远结为兄弟国家，这样向北可削弱齐国。而西方的秦国也可以得到好处，没有比这更好的策略了。”
六百里的土地有多大？对一个国家来说，那是用五十万大军三年都难以攻取的土地，所以，这么大的利益放在面前，很少有人能够拒绝，何况代价只是解除盟约，并不需要什么实际的付出。
所以，楚王非常高兴地应允了他。大臣们来向楚王祝贺，惟独陈轸为他伤悼。楚王很生气地说：“我用不着调兵遣将就得到六百里土地，臣子们向我祝贺，惟独你为我伤悼，这是为什么？”
陈轸回答说：“不是这样，在我看来，商於一带的土地不仅不能得到，而且齐国和秦国可能会联合起来。齐秦联合起来，那么一定会祸患临头。”
楚王说：“能说明理由吗？”
陈轸回答说：“秦国之所以重视楚国，是因为楚国有结盟的齐国。
如今和齐国断绝往来，废除盟约，那么楚国就孤立了。
秦国为什么不满足追求一个孤立无援的楚国，而给它六百里土地呢？张仪回到秦国，一定会背弃向大王的承诺。
这是向北和齐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又从西方的秦国招来祸患，两国的军队必然会一起打到楚国。我妥善地替大王想出了对策，不如暗中和齐国联合而表面上断绝关系，并派人跟随张仪去秦国。
假如秦国给了我们土地，再和齐国断交也不算晚；假如秦国不给我们土地，那就符合了我们的策略。”
应该说，陈轸的计划是最为周全完备的，他的策略是，不见到实际的利益，就不能随便下注，不能听信张仪的花言巧语。
而楚怀王则不这么看，他急于得到六百里的土地，而且觉得机不可失，如果按照陈轸的做法，万一被秦国知道真相，这六百里土地就无法到手了。
楚怀王就像一个红了眼的赌徒一样，只看到了六百里土地的报酬，没有看到这个报酬到底是否能够兑现。我们不妨来看看它的博弈树：
楚王说：“希望陈先生闭上嘴，不要再讲话了，等着我得到土地。”然后就把相印授给了张仪，还馈赠了大量的财物，于是就和齐国断绝了关系，废除了盟约，派了一位将军跟着张仪到秦国去接收土地。
张仪回到秦国，假装没拉住车上的绳索，跌下车来受了伤，一连三个月没上朝，楚王听到这件事，说：“张仪是因为我与齐国断交还不彻底吧？”就派勇士到宋国，借了宋国的符节，到北方的齐国辱骂齐王，齐王愤怒，斩断符节而委屈地和秦国结交。秦齐建立了邦交，张仪才上朝，他对楚国的使者说：“我有秦王赐给的六里封地，愿把它献给楚王。”楚国使者说：“我奉楚王的命令，来接收商於之地六百里，不曾听说过六里。”使者回报楚王，楚王怒火填胸，立刻要出动军队攻打秦国。陈轸说：“我可以张开嘴说话了吗？与其攻打秦国，不如反过来割让土地贿赂秦国，和它合兵攻打齐国，我们把割让给秦国的土地，再从齐国夺回来补偿，这样，大王的国家还可以生存下去。”楚王不听，终于出动军队并派将军屈句进攻秦国。秦齐两国共同攻打楚国，杀死官兵八万，并杀死屈句，于是夺取了丹阳、汉中的土地。楚国又派出更多的军队去袭击秦国，到蓝田，展开大规模的战争，楚军大败，于是楚国又割让两座城池和秦国媾和。
秦国要挟楚国，想得到黔中一带的土地，要用武关以外的土地交换它。楚王说：“我不愿意交换土地，只要得到张仪，愿献出黔中地区。”秦王想要遣送张仪，又不忍开口说出来，张仪却请求前往。秦惠王说：“那楚王恼恨先生背弃奉送商於土地的承诺，这是存心报复您。”张仪说：“秦国强大，楚国弱小，我和楚国大夫靳尚关系亲善，靳尚能够去奉承楚国夫人郑袖，而郑袖的话楚王是全部听从的。况且我是奉大王的命令出使楚国的，楚王怎么敢杀我？假如杀死我而替秦国取得黔中的土地，这也是我的最高愿望。”于是，他出使楚国。
楚怀王等张仪一到就把他囚禁起来，要杀掉他。靳尚对郑袖说：“您知道您将被大王鄙弃吗？”郑袖说：“为什么？”靳尚说：“秦王特别钟爱张仪而打算把他从囚禁中救出来，如今将要用上庸六个县的土地贿赂楚国，把美女嫁给楚王，用宫中擅长歌唱的女人做陪嫁。楚王看重土地，就会敬重秦国，秦国的美女一定会受到宠爱而尊贵。这样，夫人也将被鄙弃了。不如替张仪讲情，使他从囚禁中释放出来。”于是郑袖日夜向怀王讲情说：“作为臣子，各自为他们的国家效力。现在土地还没有交给秦国，秦王就派张仪来了，对大王的尊重达到了极点。大王还没有回礼却杀张仪？秦王必定大怒出兵攻打楚国。我请求让我们母子都搬到江南去住，不要让秦国像鱼肉一样地欺凌屠戮。”楚怀王后悔了，赦免了张仪，像过去一样优厚地款待他。
要与对手下实现双赢
一个成功的赌徒应该是什么样的？按照庄子的说法，就是“呆若木鸡”，不到关键时刻不显露自己的能力。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不过，在“实战”中，器度和策略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要做成功的靠赌博发家的大户，便不能斤斤计较，更不能因小失大。
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水浒传》里“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情节。林冲正是卖了一个破绽，让洪教头失去戒心，急躁进攻，才轻松取胜的。这段描写十分精彩——“洪教头深怪林冲来，又要争这个大银子，又怕输了锐气，把棒来尽心使个旗鼓，吐个门户，唤做把火烧天势。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里只要我赢他。’也横着棒，使个门户，吐个势，唤做拨草寻蛇势。洪教头喝一声：‘来，来，来！’便使棒盖将人来。林冲望后一退，洪教头赶人一步，提起棒又复一棒下来。林冲看他步已乱了，被林冲把棒从地下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那一跳里和身一转，那棒直扫着洪教头臁儿骨上，撇了棒，扑地倒了。”
一般人会理解成这是林冲的“以退为进”的战术，实际上，这是林冲在实战中器度和策略的体现。如果器度不够，就无法做到先退；如果策略不足，就无法看清对手的弱点。所以，单纯的以退为进是没有好处的，关键是要有足够的器度能够容忍对方的攻城略地和气焰嚣张，然后靠着策略撕破对方的防线，这才是高明的做法。
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器度，有谋略，策略高。
中国人素来崇尚智慧，热衷谋略。所谓“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形象写照。因此，历史上凡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物，其最大的特色必定是政治智慧超凡人圣，谋略运用炉火纯青，风风雨雨等闲而过，把握主动永不言败。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一。
郑庄公与共叔段都是姜氏之子，可是由于姜氏生郑庄公时难产，于是对庄公遂生厌恶，想立她的小儿子共叔段。姜氏想方设法把共叔段安置在要地，后来在郑武公那里讨了京这块地方，共叔段便大大方方地做起了“京城太叔”。祭仲对郑庄公说：“都城过了百雉（雉，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是国家的祸害，如今京地超过了它本应有的限度，不合先王之制，你将来要控制不住的。”郑庄公便说：“姜氏要这样，哪能避开祸害呢？”祭仲说道：“姜氏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不如早给共叔段安排个便于控制的地方。”郑庄公只是回答说：“你等着瞧吧！那小子多行不义，必会自取灭亡。”
后来那个“京城太叔”共叔段划出属于自己的地域。郑大夫公子日说：“一个国家容不得两个国君的，你打算把郑国送给共叙段，那我就侍奉他；你要不甘心让位于他，那请我除掉他！”郑庄公又是极为平淡地说：“用不着了，他会自己赶上灾祸的。”
这正是郑庄公政治智慧高明的第一个表现，就是遇事能忍，器量不凡。苏轼在《留侯论》里面有一番话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郑庄公就是这样的人。
当他的母亲姜氏与胞弟共叔段串通一气，给他多方制造麻烦的时候，他能做到隐忍不发。共叔段想占好的地方，他就把共叔段分封到京地；共叔段贪欲不足，大修城邑，图谋不轨，他也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忍下一时之气。
共叔段自私得很，又把原来划出的地域正式收为自己所有，到了郑邑庆延。于封说：“土地广大了会得民心。”郑庄公却说：“共叔段不义，不能笼住民心，土地占多了就要垮台。”
共叔段继续修葺城墙，并开始制造甲衣武器，准备步车兵车，将要袭击郑国。姜氏欲为内应，为共叔段开城门。郑庄公听到共叔段袭郑的日期，说：“太好了！”便派于封率大队人马伐京，京人背叛共叔段，共叔段最后仓皇而逃。
孔子说“过犹不及”。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是非常理智的，绝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适可而止，不做赌徒。
从隐忍不发到及时出击，正是郑庄公政治智慧高明的第二个表现，就是有谋略，出手狠辣。郑庄公在胞弟逼宫问题上的隐忍，说到底不是单纯的隐忍或退让，而属于韬光养晦，后发制人。
他不曾马上实施反制，是他不愿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过早地和对手摊牌。所以，郑庄公在隐忍的同时，私底下一直在作充分的准备，以求一招制敌。
可笑的是，他的对手却对此茫然无知，把郑庄公的克制隐忍、妥协退让误认为是软弱可欺，于是乎步步进逼：共叔段动员军队企图偷袭郑国国都，谁知他忘乎所以的举动，恰好为郑庄公痛下决心全面反击提供了机会。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他予对手以迎头痛击：“克段于鄢。”一举端掉国内动乱的祸根。
可见，不出手则罢，一旦出手，就又准又狠，雷霆万钧，摧枯拉朽，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共叔段与姜氏二人可谓确实自私透顶。姜氏因生郑庄公时难产便不想让他继承王位；共叔段不仅自私，而且爱耍小聪明，时而划分疆域，时而扩充地盘，时而修兵买马。
庄公不动声色，任其弟为所欲为，只是说：“等着瞧吧！等着瞧吧！到时候他会自己碰到灾祸的。”等共叔段准备暗袭郑国时，庄公才出动军马大加讨伐。
共叔段为了争王位只能偷偷摸摸，灭郑也只能用“暗袭”的方式，而郑庄公争王位却是堂而皇之，灭掉共叔段也完全可以采用“大加讨伐”的姿态。
共叔段目光短浅、胸无点墨；而郑庄公则胸怀大志，让共叔段自己露出尾巴，然后以正义之师出师讨伐，故而一举获胜。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三为善后能稳。孔子说“过犹不及”，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是非常理智的，决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适可而止，见好便收，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郑庄公在这方面的作为，同样可圈可点。当挫败共叔段的叛乱阴谋，迫使他逃窜共地后，郑庄公便不再追击，因为他知道，共叔段此时已惶惶似丧家之犬，实在不值得继续花工夫去对付，自己的精力应该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果然，经过一番努力，他成了春秋时期最早的一位霸主。
笫九章理性与非理性之战——诚信的博弈
博弈，说到底就是人与人之间采取合作还是对抗的方式进行竞争。不过，博弈论里的理论，我们熟知的，大部分是非合作性博弈。这是为什么呢？是合作性博弈太过普通不值得研究，还是太过复杂研究不了？
其实，这是由博弈论的预设条件所决定的。博弈论里面，假设的条件是人们都是理性的，而理性的人们在面对博弈的局面时，都是理性地去分析，然后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去执行的——显然，博弈论的这个预设前提，忽略了两个重要内容：第一个，难道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都是真正有理性的吗？有很多的行为，看上去是十分符合博弈论模型的，但实际上，处于那种情境的人，都不是理智地、冷静客观地去考虑问题的。同样，除了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之外，还有社会价值标准和道德律法在约束人的行为，不可能只有理性的策略而没有其他方面的内容起作用。
所以，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在现实情况下，到底人们是在采取什么方式博弈，受什么因素影响去进行博弈？尤其，在合作性博弈之中，理性所占的成分有多大？选择合作还是选择单干甚至背叛，是否只有理性在起作用？
可以看到，在现实之中，非理性的情况确实存在，不过，在博弈的局面下，非理性的情绪、情感因素所起的作用，却是不断变化，无法形成一个变量的。当合作的诚意和需要合作的理性相遇的时候，人们是靠诚意进行博弈，还是靠理性进行选择？
诚信是发展的基础
盟约是什么？盟约本质上是博弈双方或者多方为了避免出现双输的结果，在一定条件下达成的协议，在某种意义上盟约就是博弈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例如，前苏联和美国制定削减核武器的条约，这是在双方力量基本对等，谁也无法彻底战胜博弈对手，而如此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再继续下去，最后只会使双方的国家经济都崩溃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在不损害自己的根本利益，保持足够威慑力的条件下，达成如此协议。事实上，盟约在许多博弈的场合都会出现，只是有时能够延续较长的时期，有时候却是昙花一现。博弈双方达成协议和毁掉盟约，其中蕴藏的玄机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秦末刘邦和项羽的两次建盟与背盟中看出其中的奥妙。
秦末农民战争，由陈胜和吴广首先发难，但最终推翻秦朝的却是刘邦和项羽两支起义军。一般人只知道这两人是一对博弈的对手，却不知他们曾经在共同的旗帜下，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合作战斗。只是由于不能达成合作的协议，兄弟又变成对手罢了。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做过秦朝的小吏，由于私自释放囚犯而隐藏在茫砀山的刘邦，终于等到了迟来的春天。他与同乡好友萧何、曹参、樊哙等合谋杀掉沛县县令后，率领沛县数千子弟走上了反秦的道路。此时，楚国的旧贵族，项羽叔侄也起兵响应。由于项羽家族世代为楚将，因此，他们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在陈胜、吴广失败后，项羽叔侄的军队成为义军的主力。
公元前208年，项梁、项羽叔侄率领八千江东子弟渡江北上，在徐州地区消灭了楚怀王景驹，军事实力迅速壮大。刘邦起兵后，一直不顺利，他先依附于景驹，景驹被项梁杀掉后，他便投靠了项梁。刘邦与项羽并肩作战，在灭秦的战争中走到了一起，并结拜为手足兄弟，这一年刘邦47岁，项羽24岁。
公元前207年，起兵反秦的六国旧贵族共同拥立了原楚怀王之孙名心为共主，仍称楚怀王。这时候，章邯所率领的秦军主力和王离统率的边防军正在围困起义的赵国。奉怀王之命，项羽率军救赵。刘邦西进伐秦，怀王与诸侯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救赵途中，项羽本为副将，但主将宋义畏敌不前，项羽便杀了宋义，率军渡过漳水后，下令破釜沉舟，全军只带三天的口粮，以胜则存，败则亡的勇气，在巨鹿大败章邯统率的秦军主力，杀死秦将苏角，俘虏王离，迫使涉问自杀，在战斗中，项羽和楚军将士们勇猛如虎，威震各路诸侯。大战结束后，项羽在辕门召见诸侯军将领，他们各个膝行而前不敢仰视。自此，名义上怀王是天下抗击秦军的共主，实际上项羽成了“霸天下以令诸侯”的统帅。
在项羽率领各路义军与秦军主力浴血奋战的时候，伐秦的刘邦，采纳了张良等谋士的建议，迂回进军，避实就虚，向西挺进，进展顺利。由于项羽拖住了秦军主力，刘邦军队遇到的阻力极小。公元前206年，刘邦先于各路诸侯攻入关中，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不得已向刘邦投降，至此，秦王朝宣告灭亡。刘邦进入成阳后，贪恋财富，喜欢美女，好在还能听从张良、樊哙的劝告，封存秦宫的府库、财宝，退军霸上，并与咸阳父老约法三章，废除了前朝的全部苛政，受到了关中百姓的拥戴，惟恐沛公不为关中王。
项羽经过一系列的战役，迫使秦军主力投降，又将二十万秦降军全部杀死后，也率军杀奔关中而来。见刘邦派兵把守函谷关，大怒，发兵攻破了函谷关，屯兵新丰鸿门，范增要项羽趁机消灭刘邦。生死关头，张良让刘邦赴鸿门，假意谢罪，利用项羽少谋而狂傲的本性，对他卑躬屈膝，俯首称臣，以求自保。刚直而缺少心机的项羽，果然放弃了除掉刘邦的打算，并设宴款待，最后放走了刘邦。
鸿门宴后，项羽率军进入咸阳，杀掉了秦降王子婴，并放火烧毁了秦朝的宫室。公元前206年，项羽在成附分封诸侯，他背弃了当初“先入关中者为王”的约定，自封为“西楚霸王”，并分封了十九个王，刘邦被封到了汉中巴蜀的边远之地做汉王。项羽还把原来的秦国一分为三，封秦军三个降将为王，借以遏制刘邦的发展。刘邦接受萧何“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的建议，忍气引兵西人汉中，养精蓄锐，以图发展。
当时楚怀王与天下诸侯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的时候，秦朝的力量还非常强大，起兵的六国旧贵族根本就没有想过推翻秦朝的统治，只是希望恢复六国旧有的地盘，割据称王。正是由于这种离心离德的想法，使得秦军能够各个击破。为了使六国旧势力能够齐心协力对付秦军，怀王才提出这个一般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而时势造英雄，项羽在巨鹿之战，及其后来对章邯的一系列战斗中，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由于秦朝廷中宦官赵高的责难，使章邯进退两难，被迫投降项羽，项羽成为义军统帅，所率军队百战成钢，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并发展到四十万人。刘邦的军队独树一帜，沿途吸收各路英雄，虽然先人关中，说白了也是三分能力，七分运气。
在鸿门宴的前夕，刘邦和项羽两军无论在哪个方面，刘家军都不是项家军的对手，所以，项羽凭借他的实力，推翻了最初怀王与诸侯定下的盟约。刘邦的那点本钱，无法和项羽进行正面的直接博弈，只能是任人宰割，接受汉王的封号。这就好比两个不成对手的拳击手进行博弈，弱者为了避免失去最后一点本钱，主动宣布放弃博弈，强者也给对方留一点颜面，给了点出场费让他回去。所以，西汉建国过程中的第一次盟约是以项羽的毁约，刘邦的委曲求全而结束。所以刘项的第一次结盟，刘邦获得了与项羽争先进入关中为王的机会，其后，刘邦主动放弃战争手段，保留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在这场博弈中，作出了最佳选择。
不甘屈服的刘邦在汉中经过整顿，拜韩信为大将，采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办法，出其不意，一举平定了三秦。公元前205年，平定了三秦的刘邦，集合了五路诸侯的兵马共五十万人，利用项羽进攻齐地田荣的机会，乘虚攻人项羽的国都彭城，这是刘邦起兵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占领彭城后，刘邦和诸侯军忙着分割胜利果实，毫无戒备。远在齐地平叛的项羽得知彭城失守，立刻率三万精兵，从鲁南杀回彭城。彭城之战刘邦几乎全军覆没，连他的父亲和妻子都做了楚军的俘虏。夺回彭城后，项羽没有对刘邦赶尽杀绝，再次错失了消灭刘邦的良机。
公元前205年至公元前203年是刘邦和项羽之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较量，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彭城之战后，刘邦退守荥阳，收集散卒，补充兵员，又由于萧何全盘掌握了秦国故地，刘邦在该地又颇得民心，所以萧何能源源不断地调拨关中的粮草兵力，汉军得以重整旗鼓，使项羽无法越过荥阳——成皋一线西进。刘邦在正面与项羽对峙，虽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同时让韩信、彭越在项羽的后方和两翼不断地进攻，袭扰阻断了楚军的粮道，使楚军的根据地不断缩小，并很快形成了对西楚合围的态势，使项羽腹背受敌，兵员亏损，粮草殆尽。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项羽不得以同意与刘邦议和，楚汉约定以当年魏惠工开辟的“鸿沟”为界，东归楚，西归汉。议和后，项羽送还了刘邦的父亲和妻子，信守盟约，引兵东归。
鸿沟之盟以后，天下已有大半归汉，张良、陈平建议刘邦抓住这个灭楚的天赐良机，刘邦率军大举东进，追击项羽，把项羽逼到了彭城——垓下一线，这次是刘邦背弃了“鸿沟议和”的约定。最后，刘邦利用韩信的十面埋伏之计，迫使项羽自杀于乌江边上。
透视楚汉的第二次达成盟约，是在长达四年的博弈中，刘邦充分发挥萧何、韩信、张良的才智，再加上自己永不言败的勇气，与项羽相持了近四年，在双方谁也不能吃掉谁，项羽略占下风的时候，刘项双方达成平分天下的盟约。这就好比斗鸡博弈，在谁也无法再前进，但谁也不愿后退的情况下，达成了纳什均衡，但总体上的形式是对刘邦有利。在刘邦许诺分封韩信和彭越为王，获得他们的支持之后，形势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刘邦的实力大大超出了项羽的力量，所以，刘邦撕毁盟约，结盟麻醉项羽，然后主动攻击，垓下一战定胜负，取得彻底胜利，成为第二次博弈的大赢家。
刘项第二次结盟刘邦背盟，表明刘邦又作出了最佳选择。
所以，盟约只是博弈各方在一定形势下的权宜之计，一旦博弈任何一方的实力发生变化，处于强势的博弈方就会毁弃盟约，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西方所说的：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博弈各方最终追求的还是永恒的利益最大化，盟约是手段，却不是最终目的，它必然随实力的变化而变化，所谓的友谊地久天长只是说说罢了。盟约是假的，实力是真的，利益才是至关重要的。
要巧妙地说出丑话
有时候，人们信奉“先礼后兵”的原则，在为人处世的时候不愿意单刀直入，因为那样即便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也会让别人感到不快。可是，这种办法不适用于所有的场合，如果你面对的是老谋深算又深谙人情世故的人，那么先礼后兵或者彬彬有礼的姿态反而会让对方感觉你是在矫揉造作，不肯信任你，也就自然不肯重用你了。
“丑话说在前头”是人们的一句俗语。但是这句俗语在很多场合下都被使用着，说明在一些情况下，不那么中听但是能表现出你没有挟私没有做假的言语更能获取他人的信任。
魏征，作为古代广为人知的一位以“提意见”而著称的大臣，就是一个喜欢把丑话时时说出来的人。其实，他的说丑话，和一些人的说好话，是异曲同工的。
魏征早年在瓦岗军中效力，后来投靠了唐朝。当时，他是作为与唐朝敌对武装力量的下属身份出现的，如果按照正常的升迁途径，他一生都无法显贵。不过，他选择了在太子李建成身边。太子是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在皇帝驾崩之后，太子自然就会成为新任皇帝，而太子登基之后，所重用的人无非是三种：老皇帝留下的朝廷重臣，按照升迁途径一步步走上来的大臣，太子的亲戚和心腹。显然，魏征就是朝着这其中的第三种人的标准去努力的，而且他确实也为李建成出谋划策、尽心尽力。在李建成和李世民展开皇位争夺的时候，魏征甚至建议李建成先发制人，采取武装行动杀掉李世民，可见他的急切心情。
不巧的是，最后先发制人的是李世民。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兵变，杀掉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自己做了太子，并且逼迫唐高祖李渊退位，“名正言顺”地成了唐朝的第二任皇帝。经过皇位争夺，魏征再次遭遇了政治生涯中的失败，不同的是，第一次他是以降将的身份出现，而这次是以阶下囚的身份出现。
在被押送到唐太宗面前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问魏征：“你为什么当初建议太子李建成先下手为强杀掉我？你这不是挑唆我们兄弟相残吗？”
要知道，挑唆皇族手足相残这样的罪名，就算不治一个死罪，此后的政治前途也肯定是没有了。不过魏征十分有应对策略，面对李世民的问题，魏征毫不畏惧地回答说：“要是当初太子接受了我的建议，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局面了。”
言外之意，他的建议是十分正确的，只不过太子没有采纳才导致了失败。这样的回答，看上去好像回避了唐太宗的问题，实际上却委婉地表达了魏征的意思：“所谓手足相残云云，只不过是一个虚伪的道德口号，实际上你还不是杀掉了自己的兄弟才做了太子掌握了政权？”
果然，魏征的回答让唐太宗十分欣赏，他觉得魏征有胆有识，不但敢于当面顶撞自己，而且他当初提出的让太子李建成杀掉自己的计谋也确实合理。就这样，魏征摆脱了政治犯和阶下囚的命运，被唐太宗重用，没过几年就做了宰相，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春天。
魏征这一次，没有像以前那样表现出忠心耿耿，而是直接对唐太宗说：“我希望陛下把我当做一个良臣，而不是把我当做一个忠臣。”这说的是实话，但也是十分高明的自我表白。从事实上来说，魏征前后投靠了几个主子，如果按照“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他肯定是算不上忠臣了，但他没有隐讳这一点，相反，开诚布公地对唐太宗讲了出来，并且摆出了另外一张王牌：良臣。他向唐太宗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治国安邦的人才，只要按照他的建议去做，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唐太宗本人也会成为古往今来少有的好皇帝，这一点对唐太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魏征的这番话正是击中了唐太宗心中最敏感的部位：做一个好皇帝。
从唐太宗本身来讲，靠着政变做了皇帝，已经不够理直气壮，如果再做不好，就会被后人当做秦二世、隋炀帝那样的昏君和暴君来看待了。所以，唐太宗需要良臣帮助他治理国家，魏征既然表明了自己的良臣身份，唐太宗自然会对他另眼相看。
而且，一个臣子是否忠心，最主要的还是看他为皇帝出过多少建议，做过多少实事，对唐太宗而言，这才是最大的忠诚，以前魏征有过多少个主子，相比之下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魏征靠着“做良臣不做忠臣”的口号，为自己谋求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也最终成为千古流芳的名臣。
魏征为唐太宗做过很多的事情，最主要的就是帮助唐太宗制定继位之后的一些基本国策，并且在国家已经安定、统治已经稳固之后，提出善始慎终的原则，提醒唐太宗在实现了清明统治后如何维持下去，让后来的皇帝也能继承这一政治传统。从这方面而言，魏征确实是当得起“良臣”的称号。
不过，在后人眼中，魏征最主要做的事情是进谏，说白了就是给皇帝提意见，这不能不说是对历史的误读。而且，后世广为传颂的魏征的故事，最为著名的就是他因为提意见，惹得唐太宗大为恼火的那一次。
根据史书记载，魏征在朝廷上和唐太宗因为意见不一致争吵起来，结果让唐太宗很下不来台。唐太宗十分气愤，退朝之后，回到后宫，说：“我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乡巴佬儿！”唐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见到丈夫如此发怒，就询问到底是因为什么。
当长孙皇后得知是因为魏征提意见惹得唐太宗不高兴时，她马上进到内室去换了上朝所穿的礼服，出来对太宗行君臣之礼，并且恭喜太宗得到了魏征这样敢于表达正确意见而不是对君主阿谀奉承的人才。这样一来，魏征才转危为安。
实际上是怎么样呢？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魏征当时已经是朝中的宰相，就算唐太宗真的一时动怒想要杀掉他，除非是太宗本人在朝廷上亲自动手，否则都不可能真正杀掉魏征的。为什么呢？因为唐朝的法律有一个规定，就是判处流放以上的罪（包括死刑），都是要在一审判决之后，进行复审，并且还要由朝中最重要的几个行政机关的长官联合审查之后才能执行。有这么一套法律作为保障，就算是唐太宗想要杀魏征，也是要通过一个复审并且审查的过程的，但唐太宗杀魏征的罪名肯定是不成立的，所以，魏征根本就不会因为激怒唐太宗而被判死刑。正因为这样，魏征才能够从容不迫并且理直气壮地顶撞唐太宗，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他知道，自己死不了，顶多是在太宗心中的印象分打折扣而已。
由此可见，以往人们在评价魏征的时候，所用的那些“刚直不阿”、“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评语，都是隔靴搔痒，没有看到魏征恰恰是在制度的保护下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不会受到任何法律制裁这一真相。可以说，如果唐朝不是有这样的法律保障，魏征也许不会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侃侃而谈，甚至会看着唐太宗的眼色行事。
下图显示了一代名臣魏征的匠心独具的生存策略：
魏征说丑话唐太宗接受魏征：忠臣；青史留名
唐太宗：明君，流芳千古不接受魏征：不畏强暴的贤臣
唐太宗：不能虚心纳谏的庸主
魏征的“进谏”与唐太宗的“纳谏”正确认识板凳上的“心”
有的时候，一个人发表什么样的言论，做出什么样的姿态，十分难以判断他的真正用意，这个情况在博弈论中就被称为“言语博弈”。像外交签约、谈判、社交场合的言论、公开发表的感想心得之类，都属于言语博弈。通过言语博弈，能够透露出发言者的一些信息，他是要通过这些信息来和别人进行博弈，来试探他人的反应和态度，并且给能够理解自己真正用意的人以信息提示的。所以，人们常说的“商场无真话”、“官样文章”、“空头支票”，都是对言语博弈试探行为的一种形象概括。
具体到应用上，言语博弈不但有和他人进行试探和彼此探底的作用，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了解自己的人能够从中获取真实信息。所以，对于言语博弈，有人就会当真，认为那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保证，也有人觉得全部是假话，但只有真正了解的人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诸葛亮和刘备一向被称为君臣一体、君臣同心，尤其是刘备临终托孤的表现，更是让人觉得他十分信赖诸葛亮。实际上，刘备正是通过托孤，进行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博弈——对诸葛亮进行拉拢的同时将真实信息透露给他。
作为三国中苦守西陲的国家，蜀汉政权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内外的危机。而蜀汉的开国君主刘备虽然在建国过程中没有太多的功业，完全靠自己和诸葛亮的纵横之术发展势力，但在身后的继承人问题和国策转移的问题上，他却煞费苦心，炮制出一个绝妙的方案。
蜀汉章武三年（223年）春，刘备因为发兵攻打孙权失败而病死在永安（白帝城）。在此之前，刘备因为病倒在永安，无法回到成都，便紧急下令，把诸葛亮从成都召到永安，交代后事。刘备的托孤之语十分有意思，他对诸葛亮说：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诸葛亮不敢怠慢，马上一面磕头一面哭着回答：“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随后，刘备又颁下诏书留给儿子后主刘禅，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表面看来这是刘备、诸葛亮君臣之间互相推心置腹交往的结果，历代的评论家也觉得刘备虽然一生糊涂，但是在临终之前并不吝惜自己的江山，而是希望把国家交给贤明的诸葛亮来治理。其实不然——确实，这一托孤之语，是刘备一生中真正精彩的地方，但这精彩之处在于他这番话背后的意思。我们可以从图中得到启发：
刘备可辅辅之；君可自取诸葛亮辅之刘备：有远见，信任属下
诸葛亮：贤相，万世仰慕自取刘备：用人失察，保住子孙性命
诸葛亮：小人，为后世所唾弃
刘备托孤博弈
蜀汉政权建立的基础本身就不稳固，刘备的江山取自刘璋，而刘璋则是继承了父亲刘焉的势力范围，刘焉又是汉政府派到益州的外来势力，所以和本土大家族向来关系不合。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经营二十多年，吸收了从关中等地区进入益州的外来官僚、从外地归乡的益州本地官僚和雄霸一方的益州本地大地主这三部分力量，形成了自己麾下的松散政治集团。刘焉接受东汉政府的任命来到益州的时候，就曾经屡次和益州本地的豪族发生摩擦和矛盾，甚至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用武力消灭对方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刘璋在位期间，则注重吸纳外来的人才，一方面充实自己的势力，一方面对抗益州本地的豪强，让益州的统治趋于稳定。
而刘备不但从刘璋那里继承了和本地士人的不和关系，而且还背负了刘备集团和刘璋集团之间的冲突。因而，蜀汉政权在和孙吴交兵大败之后，最大的威胁并不在于作为敌国的曹魏和孙吴，而是在于国家内部。蜀汉内部由于政权更替而形成的刘备嫡系和刘璋旧部之间的矛盾纠葛，是蜀汉政治中的隐患，随时可能爆发成为急症，所以刘备不得不防，但由于时目无多，已经无力处理，只能寄希望于和他心意相通的诸葛亮了。
刘备最初是接受了刘璋的邀请进入益州的，而进入益州之后，刘备的部属和刘璋的旧臣之间，就形成了“主客”、“新旧”的关系。而刘璋旧部因为已经和益州本地政治与社会相结合，在统治上占据主动地位，刘备夺取了刘璋的政权之后，广泛任用自己的亲信下属，一时间让主客、新旧的地位倒转过来，一切重要的正职都被刘备属下的“新人”所占据，刘璋旧部怎能没有怨言？所以，为了平息刘璋旧部的怨气和不满，刘备把原来刘璋手下的董和、黄权、李严进行重用，意在安抚人心。
虽然刘备十分注重平衡矛盾、处理内部新旧关系，但刘备从称帝到去世，中间不过短短三年左右的时间，根本没有时间完全弥合益州旧臣和蜀汉新政权之间的所有矛盾，也不能将自己手下所有的政治资源一一整合，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诸葛亮后来的话说，那确实是“败军之际，危难之间”。所谓败军之际，是指刘备在与孙吴的战争中大败而且自己染病身亡；所谓危难之间，就是因为刘备的去世，刚刚建立不久的蜀汉政权因为新旧臣僚的冲突矛盾而趋向内乱和倒台的危险。
刘备是个一生善用权谋的政治家，他不会不知道蜀汉政权内部有潜在的危险存在，所以，他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安排诸葛亮和李严共同接受遗诏——诸葛亮是刘备的班底，李严是刘璋的旧部，二人接受遗命共同辅佐幼主，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这种安排本身就出于尊重新旧双方的利益，共同尊崇等量齐观的考虑。在安排辅政大臣方面刘备都考虑得如此周密，那么在他一生最后的命令中，对诸葛亮所说的托孤言论，怎么可能会不考虑到如何处理他身后蜀汉政权内部新旧臣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摆平小皇帝和旧臣之间的关系这些难题呢？
从蜀汉政权内部结构来看，以李严为首的刘璋旧部在数量上占多数，而刘备的心腹班底在其中只是少数派。但是，因为刘备打败了刘璋成为益州的主人，所以刘备的旧部也就随之反客为主占据了朝中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是刘备成为蜀汉政权皇帝的基础，失去了这一点，刘备及其继承者也就失去了统治蜀汉的力量，所以，刘备绝对不允许在他死后出现形势逆转的现象。
使用李严，并且任命他做托孤的辅政大臣，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平衡势力，安抚矛盾，避免双方起冲突。但是，李严获得了辅政大臣的身份之后，既可以作为刘璋旧部的领军人物，率刘璋旧部与刘备部下合作，又可以利用其辅政身份和在刘璋旧部中的威信与地位图谋不轨。因而，刘备还要准备好厉害的后着防备李严才行。所以，他在托孤的时候，对诸葛亮说出了“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话。
在刘备看来。当时自己的儿子刘禅年纪尚幼，无法和李严为首的刘璋旧部周旋抗衡，所以只能依靠自己的心腹来完成平衡内部矛盾、整合新旧政治资源的工作。而朝中大臣里，真正可以托付的，只有诸葛亮，因为诸葛亮既是自己的心腹，又是自己在进入西川之前的班底，更是自己老部下中的领袖人物。诸葛亮在接受刘备的遗诏，辅佐年幼的君主执政方面，和李严是地位平等、不分高下的。但是，如果要预防李严为首的刘璋旧部发动内部的叛乱，就必须授予诸葛亮特别的权力，让他可以有控制李严而不被李严压服的特殊名义。所以，刘备的托孤遗言，所谓在关键时刻令诸葛亮对蜀汉政权“君可自取”的嘱咐，正是为了在接受遗命的李严面前，突出诸葛亮的特殊地位，暗示如果在刘璋旧部有所行动、阴谋叛变的危急时刻，通过国家行政方面的力量无法有效处理时，诸葛亮可以为了刘备集团的利益，不顾君臣名分，走向前台，自取帝位来与旧人们相抗衡。
果然，诸葛亮明白了刘备的用意，在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以蜀汉皇帝的名义，把刘璋手下最有权力的李严外放到江州（今重庆市），还委派亲刘备的将领陈到为永安都督，起到随时监视李严的作用。这样一来，李严对蜀汉中央政治没有插手的余地，只能做一个象征性的朝臣领袖。通过这个前期的和平策略，让诸葛亮抓住了任用亲刘备集团的新人充实统治基础，而进一步彻底解决新旧关系的休养时间。
李严在镇守江州期间，曾经去信劝诸葛亮封王。对李严的这个建议，诸葛亮的回答十分出人意料，他说：“我确实应该接受封赏为王，可是没有，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而是现在时机还不到。”李严和诸葛亮二人在这里通过封王的问题，对刘备的托孤遗命进行了一次引申。因为刘备托孤时的言论，让李严觉得诸葛亮肯定要位居群臣之上，成为蜀汉的“影子皇帝”，所以他以封王为借口试探诸葛亮本人是否有此心意。诸葛亮也知道李严的用心，所以毫无顾忌地表示自己完全可以封王，表示自己始终处于李严之上，可以控制蜀汉形势的身份。
要学会巧妙跳槽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这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道理，“跳槽”讲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重新选择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地方。但是，一旦选择了一个发展的环境，就要相应地形成某种契约或者准契约关系。有了这种契约关系，才能确立自己在这个环境中的位置，同时也让这个环境确认你在他们之中的身份。如果无故违背契约，是要受到一定惩罚的——有时候这个惩罚是具体的，比如罚金；有时候这个惩罚则是抽象的，比如产生对你不利的评价和口碑。
为什么违背契约也要受到指责？因为契约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双方合作的关系（只要是双方在非胁迫状态下以对等身份确认的自愿合作），这种关系一旦确立，就不能随便反悔，否则就会被认为是缺乏社会信用和合作诚意。
契约之所以要带有这种属性，正是基于人都是驱利避害这一前提的。既然每个人都想着更利于自己的情况，那么对订立契约的双方而言，都怕对方先背叛自己而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便要让契约带有一种社会约束力。因而，在选择跳槽之前，一个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单方面违背契约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否值得。如果跳槽之后所能得到的收益高于自己受到的惩罚，自然可以选择跳槽：如果持平，则不必非跳槽不可；如果是弊大于利，则出于理性不应该跳槽。不过，有的时候，跳槽时是否能够分析清楚自己将来的得失，是十分难说的。吴三桂先投降李自成后投靠清朝的行为，正是在跳槽中对未来的预期无法把握的一个混沌选择。
吴三桂出身于武举，此后就随着辽东军队四处征战，勇猛过人，人称“小吴总兵”。有一次他以寡敌众，为了救出被清军围困的父亲，直接与皇太极交战，突围而出，让皇太极十分欣赏，甚至说出“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的话来。吴三桂在辽东立下了赫赫战功，与清军长期对峙交锋，最后成为明王朝牵制清军的最后一张王牌。可就是这张王牌，亲自把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迎接进了山海关，从此把关内的万里江山送到了清朝统治者手上。
1644年，清军入关，从此正式宣告了一个新王朝的诞生。而清军入关，又与明朝的灭亡、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和清王朝的胜利这三个重大事件直接相关。李自成在当年的3月19日进入北京，明朝的末代君主崇祯皇帝自缢而死，明朝几百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李自成在北京的统治也不过维持了短短的四十二天，就因为在4月22日兵败山海关而不得不进行撤退。4月30日就匆匆逃离北京，开始了最后的流亡；同时，清军从4月9日自沈阳出发。一路长驱直入，在5月2日进入北京并宣告称帝。
清军入关这个影响到当时三方局势的大事件，历来都被认为是吴三桂引狼入室、卖国求荣的结果。可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吴三桂不投降，清军难道就进不了关，李自成就不会失败吗？我们看到的是，清军入关之后一路势如破竹。无论是打击李自成的农民军，还是扫荡明朝残余势力，都表现出摧枯拉朽的气势。如果清军只是侥幸靠着吴三桂的投降才“捡起”了明朝皇帝失落的玉玺，那么他们又怎么能够横扫关内，统一中国呢？当然，有一种回答，就是汉奸足够多，投降足够多，所以清军才会取得天下。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江南一带，不屈不挠的抵抗是屡见不鲜的，而农民军对清军的斗争也是长期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清军就不会获得全面的胜利。这么看来，吴三桂的投降对历史的影响，需要重新去估计，而吴三桂的汉奸历史，也有很多我们未曾注意的前前后后。
吴三桂长期在辽东生活，对明朝的政局和关外的清军都十分了解。一方面，辽东的将领们，如袁崇焕、祖大寿这些最优秀的军事指挥者，都成为明朝中央党争的牺牲品，袁崇焕甚至被凌迟处死，这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现实让吴三桂对明朝政府有些灰心。虽然在明朝灭亡之前，作为辽东将领中硕果仅存的吴三桂被明朝封为平西伯，但他知道那不过是因为他有非凡的军事才能，而不是因为他对明朝的忠心。另一方面，因为兵败而投降清朝的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父，吴三桂本人也出身于辽东祖氏军事集团，无论从血统上还是出身上，吴三桂与祖大寿都有很多相通之处。
吴三桂对清朝的政策也比较了解，知道他们十分优待那些有才能的汉人。无论是自愿投靠还是被迫投降，清朝统治者都能予以重用。而且，清朝当时最为倚重的军事大臣，无论是范文程还是洪承畴，都是汉人，洪承畴还曾经在辽东指挥明军与清军作战。这样的比较，自然会令吴三桂心中有一个得失的权衡，一旦发生了非常事件，他会选择与清朝合作，而不是为那个翻脸无情的明朝政府尽忠。
实际上，清朝早就对吴三桂进行过策反工作，前后几次对他进行招降，但都被吴三桂所拒绝。可见，吴三桂并不是那种不知廉耻卖国求荣的阴险小人，否则他早就投入用人政治清明、国力蒸蒸日上的清朝的怀抱了。这时候吴三桂与清朝的利害关系可以从下面矩阵中看出：
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在李自成农民军已经向明朝发动最后的总攻时，崇祯皇帝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了吴三桂的兵力情况，然后提升了吴襄的官职，大有把明朝的命运托付在吴三桂身上的意思。在李自成已经占领山西、威胁北京的时候，明朝紧急召吴三桂回师保卫北京。可是吴三桂当时迟迟没有动身，这也成为他被指责为拥兵自重的一个罪证。实际上，那是因为他迫不得已——他手下的军兵，大部分都是辽东本地人，如果军队从辽东撤回关内，军队的家属就没有安全保证。他们与清军仇杀多年，所以辽东军兵的家属很可能会因为军队调走而被清军杀害，所以这些将士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家属留在辽东，吴三桂不得已只能先把军人家属运往关内。正是这样一件事，耽误了吴三桂的行程，当他的军队刚刚从山海关行进到丰润的时候，农民军已经攻陷北京了。
明朝灭亡了，吴三桂也面临着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应该如何选择未来。当时他的前途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马上投降李自成，二是出关投降清朝，三是依靠兵力自保。
当时，从北京到山海关一带的明军将领，都投降了李自成，所以吴三桂如果要依靠兵力自保，或者和明朝的残余力量联络，是最不可能的选择。一来，他如何突围？二来，他的军需供应从哪里来？这两个问题就是他无法解决的。
而投降清朝，对吴三桂来说，大门是永远对他敞开的，首先来说有他的舅父祖大寿在清朝，其次清朝还有优待投降汉人的政策，加上吴三桂在辽东防线上的重要地位，他如果投降，将是清政府十分欢迎的。不过，吴三桂此刻正在去北京的路上，沿途关卡都已经在李自成手中，如果转身投清，势必要杀出一条血路，代价太大。
而且，当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明朝的几千名官员都投降了，其中还包括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所以，吴三桂自然要考虑到父亲的处境，作出自己的选择。李自成对吴三桂也十分看重，进入北京之后就马上派使者招降吴三桂，并且对吴三桂进行了十分有诚意的安抚。当时吴三桂手下的将士已经长达十四个月没有军饷，生活十分困难，而李自成招降吴三桂的时候，就率先派人对他的部队进行了犒赏，并且发放了粮饷，这对吴三桂而言，无疑是久旱逢甘霖。所以，他马上和李自成达成共识，愿意投降李自成。不过吴三桂对李自成投降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后来他投靠清朝之后又极力掩饰此事，所以给人们造成的印象就是，吴三桂一开始就左右摇摆，最后因为陈圆圆的事情才投靠清朝。
可惜好景不长，李自成的军队进入北京之后，就开始了对明朝官员没收家产、追缴赃款的行动，很多明朝官员身受酷刑甚至被折磨至死，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被严刑拷打。这个消息传到吴三桂的耳中，他十分气愤，于是秘密率兵返回山海关，准备向李自成报复。吴三桂知道，如果自己去北京，免不了也和父亲一个命运，那还不如另谋出路，为父亲报仇。
但他背叛李自成，马上就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南边是李自成的农民军，北边是清军，凭他的实力，无法和这两支力量抗衡，于是，吴三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投降了清朝。不过，他当时是有所保留的，他与多尔衮进行接洽的时候，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请求清军帮助他报国恨家仇，剿灭农民军，而且要求多尔衮入关之后，辅佐明朝的皇太子登基，并且不允许清军从山海关入关，把这个重要关口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吴三桂与李自成的博弈可以用下面的矩阵图反映出来：吴三桂（弱）对抗投诚对抗。
从两个矩阵图可以看出，吴三桂与清政权合作是极为有利的。可能有人会觉得吴三桂提出的让多尔衮拥立明朝皇太子登基的想法是幼稚的甚至是可笑的，但是实际上，清军虽然多年与明朝作战，但一直都没有放弃讲和，而且多次表示愿意接受明朝的统治，只是想做东北的主人而已。所以，吴三桂才会觉得。清军不过是和自己一样，都是明朝的臣子，他认为，清朝就像唐朝那些割据的藩镇一样，所以才提出要辅佐太子登基的条件。多尔衮对此满口应承，并且马上派兵，在山海关附近和吴三桂联手击败了李自成。
随后，清军马上大举入关，占领了北京，可是，多尔衮并没有遵守先前的诺言拥立明朝太子登基，反而把清朝的小皇帝顺治搬到北京君临天下。吴三桂与多尔衮订立的契约是秘而不宣的，所以吴三桂吃了一个大亏，虽然报了家仇，但是国恨却并未得报，反而是他引清军入关这一事实让他背上了汉奸的罪名。后来，多尔衮等清朝统治者又有意利用吴三桂，让他去追剿明朝的残余势力，吴三桂亲手杀了明朝的桂王，让汉奸这个名声坐实了。
兄弟和对手的区别
自两汉对匈奴发动决定性打击后，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渐迁至内地并逐步汉化；北匈奴逐渐西迁，给欧亚大陆政治格局带来剧烈变化；还有一些别支在广阔的北方草原生息繁衍，有人认为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他们迁居到金山（阿尔泰山）之南，以游牧为生，又工于铁作。当时正值柔然汗国强盛。突厥人受其奴役，为他们充当“铁工”，但势力渐盛。后来突厥灭柔然汗国，建立突厥政权。由于突厥非常强大，纵横捭阖于齐、周之间，利用双方的矛盾战争，不断索取财物。隋王朝时，突厥因为内部矛盾，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隋文帝杨坚利用其内部的纷争，迫使突厥归附。
隋末中原纷乱，突厥又再度强盛起来，“控弦百万”，曾经围攻隋炀帝于雁门。这一时期，突厥汗国是我国北方颇能左右大局的政治力量，隋末北方诸雄几乎都和突厥有勾连，要么结盟，要么称臣，连李渊也不例外。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李渊）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抉择，在这场博弈中，双方力量是不均等的，各种割据势力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与突厥为敌，被突厥灭亡或被突厥支持的其他势力消灭；要么臣服于突厥，向其交纳一定财物从而维护自己的政权或者去欺诈其他割据势力。当时，突厥骑兵给中原地区很大骚扰，突厥贵族不仅向唐王朝和其他割据势力勒索财物，而且大量掳掠北方无辜百姓为奴。唐高祖武德初年，突厥始毕可汗之弟处罗趁李氏家族率兵进入关中争夺天下之际，带兵攻破太原，大抢三天，“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统一全国。突厥统治者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各个割据者手中勒索财物了，因此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产。东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人攻并州，掳男女5000余人；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颉利可汗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既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与之结盟，乃领兵而退。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便桥之盟”。这次结盟中，唐太宗和颉利可汗约为兄弟，唐朝和突厥的关系在这是和西汉初年与匈奴的关系极为相似的。这从图可以看出：
在这场博弈中，唐王朝处于下风，对于唐朝来讲，这时也有两个选择的机会，战与和，与突厥进行战争是一种选择，但由于中原的内战刚刚结束，形式上虽然实现了统一，然而残破经济犹待恢复，各种不确定的反抗势力正在伺机而动，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力量，唐王朝都还比较弱小，贸然采取攻势，只能或是国家败亡或是长期衰弱，汉高祖的百登山之围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在敌人强大的时期，只能采取与之和解的方式，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然而，这时的唐王朝不是李氏父子在太原起兵，胜败存亡未卜，也不是盛唐威名远播之期，而是由一个从弱到强的过渡阶段，需要时间来恢复战争创伤，由时间决定成败，但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帝国的尊严、开国的霸气又使唐王朝不可能再像割据时期那样纳贡称臣。因此，唐太宗只能采取有声和无声的两种博弈方式，在无声的博弈中，他率军队严阵以待，隔着渭水对峙，既利用天然屏障，展示唐军的强大，又给突厥以回旋的余地。有声的博弈，他亲自出马，与突厥最高统治者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这一下在气势上压倒了对手，也能尽快地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看出突厥的目的就是女子玉帛，许之以利，唐太宗占据了信息上的优势。而对于突厥一方来说，掠夺财物是最终目的，战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与其在不知对手虚实的情况下贸然对阵，还不如捞到多少是多少。正是由于双方都考虑到能够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纳什均衡才能产生。这时候的兄弟关系，实质上应该是突厥为兄，唐朝为弟，唐朝被人家兵临城下，结成城下之盟，对雄心勃勃的开国皇帝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但唐朝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为下一场更大的博弈建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建立在盟约基础上的共存，是一种合作性博弈，而一旦要放弃盟约，就是从合作走向对抗，这一转变，首先就是要践踏自己的信誉，把诚信资本抛弃。如果没有更大的利益期望，理性的人不会随便抛弃诚信资本，所以，利益期望是最关键的一环。
“便桥之盟”后，太宗进一步加紧备战。他亲自垂范练兵，每日“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于是“士卒皆为精锐”，中原经济已得到一定恢复，国力逐渐强盛，反击突厥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从贞观三年拉开了唐代与突厥30余年战争的序幕，“汉家大将西出师”，唐太宗的决心是剿灭突厥，彻底消除内地遭受的祸患。这时候唐王朝与突厥的关系由形式上的兄弟变成了对手，唐朝能取得这场博弈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占据着实力和信息上的优势，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唐朝这一方面，唐太宗已经决定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以暴制暴，以杀止杀，在军事上作了充分准备，给北征创造了良好条件。而对突厥来说，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一方面这时突厥内部出现了混乱，《通典》记述：贞观元年（627年），阳山以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都发生了叛乱。颉利可汗派突利率兵讨伐，突利又兵败，轻骑奔还。颉利可汗将突利关押了几十天，突利于是也发生怨言，产生背叛之心。突利为突厥王族，颉利亲侄，他怨汗欲叛，说明在突厥的最高统治阶层也发生了严重裂痕。
另外，颉利后期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部众早就不满，史料记载“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再遇上连年大雪之灾，六畜冻死，就引起了突厥内部大崩溃。对这些情况，唐朝方面是了如指掌的，因此，唐太宗命令徐世责（李责）、李靖，分统大军十余万，于贞观三年出击。这次出击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成功的，在李靖突击突厥大本营时，唐太宗派出的使节都不知道，还在与颉利可汗进行和谈。颉利可汗在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对唐朝“兄弟”的谦让自然是万分高兴，双方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面对这种和谈即将成功的情况，是战是和，李靖不仅作为一个军事家，作为政治家的才干也显示出来，他明白实力决定一切，“一日纵敌，万世之患”。
李靖在一个大雾迷茫的早上袭击了突厥的中军营帐，在定襄（治所在今山西忻县）、云中（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打败东突厥，突利可汗请降，颉利向铁山逃亡（今内蒙古阴山北），李靖乘胜追击。生擒颉利，俘其众十余万，东突厥灭亡。图可以显示唐王朝的忍辱负重策略的成功。
这场博弈，唐王朝是赢得干净利落。一般说来，战争胜败取决于实力、信息、战略和人心，如果其中一方各方面均优于另外一方，并且弱的一方知道的话，理性的弱者就不会进行战争的，唐太宗的便桥会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理智地选择了求和。但在贞观四年这一系列战争中，作战的有利因素全都掌握在唐朝这一边，唐朝的最高统治者面临的抉择是，唐朝不主动开战，而突厥不可能主动开战，那就得履行前约，每年送金银珠宝；如果在等突厥内乱平息，挑起战端，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双方是两败俱伤；而出其不意，主动发起战争，又在敌占区进行这一场战争，这就注定会赢得胜利。因为既然唐军已经发动了攻势，对突厥来说，就是两种命运，知道而且主动迎战，失败、损失小一些；不知道被动迎战，只能彻底失败。
在东突厥问题解决之后，对西突厥的战争，是在唐高宗时期完成的，伴随着唐与西突厥对西域的激烈争夺。唐初，西突厥势力极盛，“控弦数十万，霸有两域”，对唐朝形成严重威胁，并阻碍着中西商业交通。
与西突厥的博弈，唐太宗和高宗父子两人用的策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削其枝叶，弱其主干，因为对东突厥战争以后，唐朝已经失去了战争的突然性，在与两突厥的博弈中，既然双方都选择了战争，只有一方在感到技不如人，愿意臣服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纳什均衡。在战争初期，综合实力又相当的情况下，从太宗起就开始了剪其羽翼的战略。贞观年间降吐谷浑、平高昌、讨焉耆、征龟兹，西域震骇，中西商路复通。此时西突厥首领为阿史那贺鲁，他曾因突厥内争失败而归附唐朝，受封左骁卫将军，但太宗死，贺鲁即起反心，自号可汗，建牙帐（相当于帅府）于千泉（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与唐为敌，数扰西域，对于这种时降时叛的部落，只有将其彻底击垮。
唐高宗时期，仍然继承了太宗避实就虚的战略，经过多年的征战，逐个击破其联盟或附属各部。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平西突厥最后一战开始。唐军由大将苏定方统辖，兵分南北两路，合击阿史那贺鲁，激烈的战斗接连不断，天降大雪，平地深二尺，唐军踏雪兼程追敌，士气高昂，阿史那贺鲁战败跳伊犁河逃往石国（今塔什干），被当地人擒获，送与唐军。西突厥自此灭亡。
在与两突厥的长期征战中，由于双方都选择了战争，那么要想达到均衡，只有一方被消灭或臣服才能达到新的均衡。唐朝在战略上是棋高一招，唐朝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向汉代一样，派出大量的军队，“劳师以袭远”，与西突厥硬碰硬，双方损失相当；一种是削其枝叶，弱其主干，最后摧枯拉朽。
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高宗父子的博弈战略是一致的，贯彻得相当的彻底，针对突厥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联盟组织，不仅在军事上逐个击破，而且在政治上进行分化，对于被征服的突厥人，唐王朝并不以战胜者自居，突厥贵族多被唐朝任命为高官，将军、中郎将五品以上的达百人以上，他们都可以参加朝廷的各种大典和被皇帝召见。
由于唐朝对突厥人的优待。当时迁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有万家之多。广大突厥人民，由山林草原进入平原，由落后的经济生活改变为先进的经济生活，而且不愿再回到原来那种奴隶制的生活方式，这就为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也为彻底击败西突厥奠定了政治基础。正因为在博弈过程中，唐王朝放弃了单纯的军事征服，而是以融合为主，以军事进攻为次，这就避免了汉武帝与匈奴几十年的战争弄得国家疲敝，致使西汉衰落的结局，而是使唐王朝在长期战争的同时，国力仍是蒸蒸日上。
正确投资女婿
一个局中人的策略，是他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所将作出的决策的描述。如果在一场博弈中，不论局中人的策略是什么，各局中人所得支付的总和为零，那么该博弈称为零和博弈。此时，局中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凡是不具备这一性质的博弈，称为非零和博弈。二人零和博弈，即只有两个参加者（局中人）并且一方所得恰为另一方所失的博弈。
在春秋时期的秦晋之间的一场博弈就是典型的二人零和博弈。春秋时期，晋献公即位初年的晋国仍是诸侯小国，而此时的齐、楚、秦都已成为地方千里的泱泱大国，而且都想向中原发展。
为了发展晋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能与诸侯争霸天下，晋献公先从巩固政权入手，进而灭掉周围的小国，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秦穆公，从而扩大晋之领地范围，建立了巩固的联盟，使晋国走上了强盛之路。
正当晋献公的霸业蓬勃兴起之时，晋献公灭了骊狄，获得了两个美貌的姑娘，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夫人，不久这两个女人生下了两个儿子，年轻漂亮的夫人骊姬导演了一场以庶代长的争夺君位的内乱。在这次内乱中，太子申生被迫自杀，次子重耳和三子夷吾为避祸而出走。公元前651年，晋献公病逝，骊姬先后立自己和妹妹所生之子为国君，但都被大夫里克、丕郑率三公子的私属杀死在献公灵前。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650年，夷吾在秦国的保护下首先返回晋国做了国君，是为晋惠公。晋惠公的继位并未使晋国从骊姬之乱中摆脱出来，反而由于其对内党同伐异，对外言而无信，使晋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危险之中。晋惠公处理内部事务，他把拥戴他有功的老臣里克以连接诛杀了两位国君为理由，迫其自杀；对外，在没有当上国君之前，秦国答应帮他夺取国君之位，他信口开河，许诺将黄河以西的五座晋国城池作为回报，但即位之后就翻脸不认账。即位后没两年，晋国又遭受旱灾，晋向秦乞求粮食援助，渡过了难关。
第二年，秦国遭受大旱，希望能够得到晋国的援助，哪知晋国居然一毛不拔。晋献公当年把女儿嫁给秦穆公的目的，就是想缓和与秦国的关系，获得秦国的支持，从而放心吞并周围小国；秦与晋结亲，其目的也是找到一条进入中原争霸的捷径，这实际就是一场两人的博弈，但在这一场博弈中，秦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晋的发展反而阻止了秦进入中原的道路，因为秦晋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就博弈来说，这是零和博弈，晋让步，晋的利益就受损失；晋不让步，秦的目的就无法实现。
秦扶植晋惠公，本也就是想再扶植一个傀儡国君，但晋惠公偏偏不买这位姐夫的账。秦晋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公元前645年晋秦的“韩原之战”，晋国在这一战役中遭到惨败，晋惠公及诸大夫成为秦国的阶下囚。最后，晋国被迫答应秦国的条件，割让五城，并且送晋太子（公子圉）为人质才换回了晋惠公。
秦国仍然没有看出秦晋之间利益的不可调和性，为了进一步协调与晋国公室之间的关系，秦穆公将一位宗室女子嫁给做人质的晋太子为妻。可惜这位晋太子并不领秦国的情，在晋惠公死后，抛下妻子一个人，偷偷跑回去继承了国君之位，但这位长期在国外做人质的太子回国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支持，晋国仍然陷于动荡之中。
这时，一个新的人物跑进了秦穆公的视线，这就是晋献公的另外一位公子重耳。重耳是晋献公五位公子中颇具才能的一位，其命运坎坷，在外逃亡十九年，先后流亡于戎狄部落、齐、卫、曹、宋、郑、楚等国，历经艰辛和磨难，最后来到了秦国。重耳的出现，使秦穆公似乎又看到了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的希望，因为与晋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正面交锋是不明智的，这就好比两个身强力壮的人之间的博弈，只能是两败俱伤。秦穆公在晋惠公和晋怀公父子俩身上下的赌注都失败了，但他还不甘心，他想把宝押在公子重耳身上。
为了密切两人之间的关系，他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重耳，这一年，穆公五十三岁，重耳六十一岁。从穆公讨了重耳妹妹这边算，穆公是重耳的小舅子，而从重耳讨了穆公女儿这边算，穆公是重耳的岳丈，秦穆公是晋国的女婿，晋文公也是秦国的女婿，这种说不清、道不白的关系就是历史上所称道的“秦晋之好”吧？公元前636年，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耳打败了新即位的晋怀公（公子圉），重返晋国，登上了王位，是为晋文公。重耳结束了其逃亡生涯，归国执政，晋国趋于稳定，又重新走上了称霸之路。
一个局中人的策略，是他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所将作出的决策的描述。如果在一场博弈中，不论局中人的策略是什么，各局中人所得支付的总和为零，那么该博弈称为零和博弈。此时，局中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凡是不具备这一性质的博弈，称为非零和博弈。
晋文公先后在国外流亡了近二十年，正是所谓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流亡生涯磨砺出来的聪明才智和经验成为其宝贵的政治财富，为晋国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秦国的女婿，他并没有向其他兄弟与侄子一样，翻脸不认人，而是较好地处理了秦晋之间的关系，恭谨地履行翁婿之礼，两国进入了“蜜月期”。
晋国没有后顾之忧，于是就把目标转移到其他方向。文公即位之后，立即展开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并且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他即位的第二年，周王室发生叛乱，周襄王的异母弟王子带与狄人联合将周襄王驱逐出成周，自立为王。周襄王逃奔同姓的郑国，郑国遂向晋告急。
晋文公抓住这一政治良机，亲自带兵迅速平息了叛乱，并护送周襄王重返洛邑。感激之余，周襄王将周成王国畿内的八个城邑赏赐给晋国。这一举措令各诸侯刮目相看，晋国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但与霸主地位还有很大距离。当时实际控制各诸侯国的是楚国，因此，要想独霸天下，必须先征服楚国。
位于南方的楚国，由于地处偏远的“荆蛮”，一向为中原诸国所鄙视，但楚国是最为桀骜不驯的部落。早在两周之际，周昭王因为楚国不听号令，就两次讨伐楚国，但第二次是被楚人设计淹死在汉水中，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记载的“昭王南征而不还”。
面对中原诸国的鄙视，楚国并没自甘堕落，而是发奋图强，先后灭掉五十多个小国，势力逐步从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发展，参与中原诸国的争霸战争，东周已经进入春秋五霸时期。
公元前638年，第一代霸主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当仁不让地扛起了霸主的大旗。楚国最不服气，宋楚之间发生了争霸的泓水之战，楚国大胜，自此一役，除晋、秦、齐三国外，其余诸侯国皆朝贡楚王。
公元前634年，宋国叛楚归晋。第二年，楚国派兵伐宋包围了宋都商丘，宋向晋求援，晋楚之战一触即发。
楚国围宋使晋国出师有名，但一则晋文公在流亡时到楚国，受到了楚成王的很好接待，曾经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再则鉴于楚国力量强大，晋国仍不愿主动与楚国交锋。晋文公采取一系列迂回战术，一退再退，表面上是报答楚成王的恩惠，实际上是诱敌深入，逼迫楚国主动出击。
最后，楚国终于按捺不住，在城濮与晋军展开了决战，结果晋军大获全胜。城濮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它大大挫败了楚国的锐气，此后，楚的盟国纷纷背楚而投向晋国。同年五月，晋文公又请周襄王到践土（今河南荥阳）大会诸侯，襄王立晋侯为晋伯，可以王命讨伐诸侯。自此，晋国确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主地位。
晋文公的成功使秦穆公沾沾自喜，以为在这位女婿上的投资是投对了，因此，在晋国的一系列争霸战争中是真心实意支持晋国的，但秦穆公的真正目的不是让晋国独霸中原，而是要让自己的女婿替自己扫除争霸中原的障碍。
他以为，在晋成功的基础上，晋国会心悦诚服地把秦国推向霸主的地位。但他在这场博弈中却少算了一个事实——秦晋都是大国，而且疆域相连，都有独霸中原的野心，对于这场争霸的博弈，秦晋都有让与不让的两种选择：两国互让，所得利益均为零，只有让他国得利；晋不让步秦让步，晋得益，秦受损；晋让步秦不让步，晋受损，秦受益；秦晋都不让步，双方利益均受损。在晋文公时期，秦晋可以说处于秦让步，晋受益，使晋强大。
晋文公执政虽仅有八年，使晋国由普通的诸侯国发展为雄踞中原的超级大国，并开创了晋国的霸业，建立了以晋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为晋国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晋文公死后，秦穆公认为晋国应该作出让步，让秦国称霸中原。但已经独霸中原的晋却没有作出让步，在晋文公死去的当年即公元前628年就爆发了秦晋崤之战，晋成为阻挡秦向中原发展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此后，公元前597年的晋楚邺之战，公元前589年的晋齐鞍之战，公元前578年晋秦麻隧之战，公元前575年的晋楚鄢陵之战等，几十年的战争使晋国的实力受到极大重创，霸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但公元前573年，孙周在新田继位，是为晋悼公。悼公针对晋国出现的危机，对内对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重振了晋国的霸业。直到公元前546年，晋楚等十四国盟于宋两门之外，楚国争盟，晋让楚先，从此结束了晋国独霸的时代，形成了晋楚共霸的局面。
公元前482年，晋吴会于黄池，吴王列兵劫盟，晋国只好退让，标志着晋国霸业的正式结束。
晋国的强大，使秦国在一百四十年里无法向东方发展，秦穆公在自己女婿上的投资失败，应该是秦国发展史上一个最大的失误，如果他找一个不与自己山水相连的二流的中等小国进行投资，或许就会得到一个争霸中原的助手。但他不该找了一个与自己实力相当而且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晋国进行女婿投资，这只能是养虎成患，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笑话。秦穆公的失策可以从下面的图表看出：
秦穆公选相邻的晋国做女婿晋国合作岳丈的账晋：受损秦受益利用却不买账秦赔了夫人又折兵选不相邻的他国做女婿他国合作买岳丈的账双方受益利用却不买账秦赔了夫人不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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