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十分明确的，那样的话，就不会有“囚徒困境”了。他们只要串供就可以了，谁都不会受到严惩。但问题就在于他们无法知晓全部的信息，因而才在无奈之下作出了并不是最佳的选择。
信息是否能够完全掌握，这正是博弈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博弈中，信息是一个变量，如果对信息能够完全掌握的话，那么就能选出最合理的应对策略；相反，如果不能掌握全部的信息，那么只能靠自己所掌握的部分信息，按照归纳或者演绎的办法。自己去推测那些未知信息的情况，从而进行策略选择。显然，猜测的成分越大，博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就越差。
按照掌握信息的情况不同，博弈就可以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是指参与者对所有参与者的策略空间以及策略组合下的支付有完全的了解，否则，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概括，因为在实际的博弈过程中，还有一个时间变量，随着时间的变化，信息也会随之产生变化，这样一来信息本身就复杂了很多。所以，完全信息博弈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提法。就像是实验室里面提取出来的纯净物一样，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在其他的条件因素都相对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信息的掌握不同，就会导致博弈中策略选择的变化。正因为信息在博弈中的重要性，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里面，一提到战争，往往有一种角色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探子”、“探马”。如何去掌握更多的信息，并且制造出假信息迷惑对手，是博弈中的重要内容。
瞒天过海的诀窍
要把握信息、控制信息，使自己掌握全部的信息，而让对手蒙在鼓里，是高明的博弈策略。但是，有一句话叫做“没有不透风的墙”，也就是说，不可能有永远封闭的信息环境，任何信息都有泄露的一天。那么，如何做好信息保护工作，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单纯的保密，不如让对手替自己保密。这个说法看上去好像是十分荒谬的——对手想要知道你这方面的信息还来不及呢。难道还会替你保密？当然会，这就是让对手逐渐习惯一种模式，让他产生松懈的情绪，也就是“审美疲劳”，不再对己方的某些信息敏感，那么，只要在对手不敏感的地方做好伪装工作，就可以瞒天过海，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中国古代的兵书《三十六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说的就是让对方对己方的行为不敏感，然后把其他信息伪装成此类信息迷惑敌军，造成单方面了解全部信息而对手毫不知情的效果。
战国时期孙膑使用的“添兵减灶”的谋略，正是这种信息迷惑的办法。
“战国”这个时期得名的原因，就是因为连年的战争和大国之间互相的争斗。战争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有一次，魏国和赵国联合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王派田忌率领军队前去救援，径直进军大梁。魏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率师撤离韩国回魏，而齐军已经越过边界向西挺进了。当时齐国的军师孙膑对田忌说：“那魏军向来凶悍勇猛。看不起齐兵，齐兵被称做胆小怯懦。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就要顺应着这样的趋势而加以引导。兵法上说：‘用急行军走百里和敌人争利的，有可能折损上将军；用急行军走五十里和敌人争利的，可能有一半士兵掉队。’命令军队进入魏境先砌十万人做饭的灶，第二天砌五万人做饭的灶，第三天砌三万人做饭的灶。”
庞涓行军三日，看到齐国军队中的灶越来越少，就特别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军胆小怯懦，进入我国境才三天，开小差的就超过了半数啊！”于是放弃了他的步兵，只和他轻装精锐的部队日夜兼程地追击齐军。孙膑估计他的行程当晚可以赶到马陵。马陵的道路狭窄，两旁又多是峻隘险阻，适合埋伏军队，孙膑就叫人砍去树皮，露出白木，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然后又命令一万名善于射箭的齐兵隐伏在马陵道两边，约定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庞涓当晚果然赶到砍去树皮的大树下，看见白木上写着字，就点火照树干上的字，上边的字还没读完，齐军伏兵就万箭齐发，魏军大乱，互不接应。庞涓自知无计可施，败局已定，就拔剑自刎。齐军乘胜追击，把魏军彻底击溃，俘虏了魏国太子申，孙膑也因此名扬天下。
孙膑使用的信息战，就是利用魏国人日常观念中“齐国军队胆小怯懦”的常识做文章，一边减少军营中的灶，一边增加军队数量，让己方的军事实力超过对方，然后进行伏击。而魏国的将军庞涓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他过于相信自己所知道的常识，认为齐国军队真的军心涣散逃亡过半了。一方面是孙膑准确掌握了双方的实力对比，另一方面是庞涓茫然无知，最终的结果也正是孙膑技高一筹，把魏国军队杀得片甲不留。他们之间的博弈树如图所示：
不可能有永远封闭的信息环境，因此，只有在对手不敏感的地方做好伪装工作，才能占据信息战中的制高点。
这种利用对方不敏感的信息来蒙蔽对手的做法，不但可以用于进攻，也可以用于防守和撤退。在《三国演义》的第一百回中，就有一个诸葛亮减兵添灶的故事。
当时，诸葛亮得胜收兵，回到祁山时，永安城李严遣都尉苟安解送粮米至军中交割。苟安好酒，路上延误了时间，超过限期十日。诸葛亮按照军法，对他杖责八十。苟安受刑之后心中怀恨，连夜引亲随五六骑径奔魏寨投降。司马懿吩咐他回成都布散流言，说诸葛亮有怨上之意，早晚欲称帝，好让后主刘禅召回诸葛亮。苟安按照司马懿的计策，回成都见了宦官，布散流言，说诸葛亮自倚大功，早晚必将篡国。宦官闻知后马上告诉给后主，后主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使者星夜召诸葛亮回师，诸葛亮当时知道这是敌军所用的离间计策，仰天长叹：“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侧！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我如不回，是欺主矣。若奉命而退，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于是只能安排撤军事宜。
《三国演义》里面对诸葛亮安排撤军的计策进行了详细记述：
姜维问曰：“若大军退，司马懿乘势掩杀，当复如何？”孔明曰：“吾今退军。可分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营，假如营内一千兵，却掘二千灶，明日掘三千灶，后日掘四千灶……每日退军，添灶而行。”杨仪曰：“昔孙膑擒庞涓，用添兵减灶之法而取胜；今丞相退兵，何故增灶？”孔明曰：“司马懿善能用兵，知吾兵退，必然追赶；心中疑吾有伏兵，定于旧营内数灶；见每日增灶，兵又不知退与不退，则疑而不敢追。吾徐徐而退，自无损兵之患。”遂传令退军。
司马懿只待蜀兵退时，一齐掩杀。正踌躇间，忽报蜀寨空虚，人马皆去。懿因孔明多谋，不敢轻追，自引百余骑前来蜀营内踏看，教军士数灶，仍回本寨；次日，又教军士赶到那个营内，查点灶数。回报说：“这营内之灶，比前又增一分。”司马懿谓诸将曰：“吾料孔明多谋，今果添兵增灶，吾若追之，必中其计；不如且退，再作良图。”于是回军不追。孔明不折一人，望成都而去。次后，川口的土著居民来报司马懿，说孔明退兵之时，未见添兵，只见增灶。懿仰天长叹曰：“孔明效虞诩之法，瞒过吾也！其谋略吾不如之！”遂引大军还洛阳。
孙膑擒庞涓，用的是添兵减灶之法。但诸葛亮并没有简单的模仿，而是使用相反的方式，用减兵添灶之法，骗过司马懿。得以全军退回到汉中，使“蜀兵不曾折了一人”。诸葛亮所利用的是司马懿对自己这种“添灶”行为的猜测。他知道司马懿平生十分多疑，所以就利用这一点，故布疑阵，让司马懿畏首畏尾，错失了战机，而他却能从容地调动军队顺利撤回。
皮包公司的学问
在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如何利用信息这一变量，隐藏自己的弱点。限制对方的优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策略。而利用信息做文章进行博弈的时候，不但要对信息进行控制和保密。更要利用信息给对方造成混乱，虚虚实实，变化无穷。说到底，这就是一种心理战术，在己方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故意向敌人暴露一些真实存在的弱点。正所谓“虚者虚之”，敌方产生怀疑，更会犹豫不前。所以说。进行不完全信息博弈的时侯，打心理战，就像现代社会的皮包公司进行天花乱坠的宣传一样，都是为了迷惑对方，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种“虚者虚之”的策略，用真实信息去引诱对手并且利用对手的疑虑误导对手的做法，正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空城计”。实际上，空城计并非创始自三国时代的诸葛亮，而是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投入使用并且在此后的历史上批量生产了。
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宰相）公子元，在他哥哥楚文王死了之后，非常想占有漂亮的嫂子文夫人。他用各种方法去讨好，文夫人却无动于衷。于是他想建立功业，显显自己的能耐，以此讨得文夫人的欢心。公元前666年，公子元亲率兵车六百乘，浩浩荡荡攻打郑国。楚国大军一路连下几城，直逼郑国国都。郑国国力较弱。都城内更是兵力空虚，无法抵挡楚军的进军。
郑国危在旦夕，群臣慌乱。有的主张纳款请和，有的主张拼一死战，有的主张固守待援。这几种主张都难解国之危难。上卿叔詹说：“请和与决战都非上策。固守待援，倒是可取的方案。郑国和齐国订有盟约，而今有难，齐国会出兵相助。只是空谈固守，恐怕也难守住。公子元伐郑，实际上是想邀功图名讨好文夫人。他一定急于求成，又特别害怕失败。我有一计，可退楚军。”郑国按叔詹的计策，在城内作了安排。命令士兵全部埋伏起来，不让敌人看见一兵一卒，令店铺照常开门，百姓往来如常，不准露一丝慌乱之色，大开城门，放下吊桥，摆出完全不设防的样子。楚军先锋到达郑国都城城下，见此情景，心里起了怀疑：莫非城中有了埋伏，诱我中计？不敢妄动，等待公子元。公子元赶到城下，也觉得好生奇怪。他率众将到城外高地眺望，见城中确实空虚。但又隐隐约约看到了郑国的旌旗甲士。公子元认为其中有诈，不可贸然进攻，先进城探听虚实，于是按兵不动。
这时，齐国接到郑国的求援信，已联合鲁宋两国发兵救郑。公子元闻报，知道三国兵到，楚军定不能胜，好在也打了几个胜仗，还是赶快撤退为妙。他害怕撤退时郑国军队会出城追击，于是下令全军连夜撤走，人衔枚，马裹蹄，不出一点声响，所有营寨都不拆走，旌旗照旧飘扬。第二天清晨，叔詹登城一望，说道：“楚军已经撤走。”众人见敌营旌旗招展，不信已经撤军。叔詹说：“如果营中有人，怎会有那样多的飞鸟盘旋上下呢？他也用空城计欺骗了我们，急忙撤兵了。”
所谓“空城计”，不一定非要在城内才使用，而是要掌握这一博弈技巧的核心精神，就是让对方摸不透自己的实力，对己方的信息不了解，最好是作出错误的判断，以便己方打出信息牌，干扰对方，然后趁乱施展自己的计谋。
西汉时期，北方匈奴势力逐渐强大，不断兴兵进犯中原。飞将军李广任，上郡太守，抵挡匈奴南进。一天，皇帝派到上郡的宦官带人外出打猎，遇到三个匈奴兵的袭击，宦官受伤逃回。李广大怒，亲自率领一百名骑兵前去追击，一直追了几十里地，终于追上，杀了两名，活捉一名。正准备回营时，忽然发现有数千名匈奴骑兵也向这里开来，匈奴队伍也发现了李广，但看见李广只有百名骑兵，以为是为大部队诱敌的前锋，不敢贸然攻击，急忙上山摆开阵势，观察动静。
李广的骑兵非常恐慌。李广沉着地稳住队伍：“我们只有百余骑，离我们的大营有几十里远。如果我们逃跑，匈奴定会追杀我们。如果我们按兵不动，敌人肯定会疑心我们有大部队行动，他们绝不敢轻易进攻。现在，我们继续前进。”到了离敌阵仅二里地光景的地方，李广下令：“全体下马休息。”李广的士兵卸下马鞍，悠闲地躺在草地上休息，看着战马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吃草。
匈奴部将感到十分奇怪，派了一名军官出阵观察形势。李广立即命令上马，冲杀过去，一箭射死了这个军官，然后又回到原地，继续休息。匈奴部将见此情形，更加恐慌，料定李广胸有成竹，附近定有伏兵。天黑以后，李广的人马仍无动静。匈奴部将怕遭到大部队的突袭，慌慌张张引兵逃跑了，李广的百余骑得以安全返回大营。
李广的做法，就是空城计中的精髓——皮包公司策略。
本来自己一无所有，但是要摆出气度非凡、出手阔绰的样子，让对手摸不清自己的底细，并且在对手迷惑的时候，作出种种干扰，让对手陷入一种真假难辨的信息困境，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自己的计划。
明白了这一精髓，对空城计策略的使用也就会更加得心应手了。在唐朝历史上，还有一次直接抄袭搬用诸葛亮的空城计并建立奇功的事例，那就是张守圭抗击吐蕃。唐朝中后期的时候，吐蕃进犯中原，曾经一度占领了瓜州。当时张守圭接替战死的王君焕担任瓜州刺史，他正在带领军民修筑城墙的时候，敌兵又突然来袭，城里没有任何守御的设备，大家惊慌失措，张守圭说：“敌众我寡，又处在城池剐剐破坏之后，光用石头和弓箭是打不退敌人的，应该用计谋。”他让将士们和他一道，坐在城上，饮酒奏乐，若无其事。敌人怀疑城中有备，只有退兵。无独有偶，另一位将领齐祖铤也用近似的方法退兵，他的做法比张守圭又多一招：等贼兵以为人走城空，不设警备时，突然命士兵大声叫唤，更将敌军搞得稀里糊涂，不知城内的虚实，只得退兵。
要全面理解战场作弊
信息是一个变量。既然如此，就应该把握住这个特点，不断调整自己的信息策略，让对手对自己的信息掌握跟不上自己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对手永远无法知道自己下一步将要如何行动，也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掌握对手的信息，另一方面隐藏起自己的信息和真实意图。当然，这有点不按照牌理出牌的意思，可是这恰恰是十分有效的信息博弈方式。
如何不断变化己方的信息变量？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作弊”。这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抄袭夹带，不过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屡见不鲜的作弊形式——替考。变化己方的策略，最重要的就是使用不同的人去执行同一项指令，不同的人是会采取不同的具体策略的，这样一来，对手所掌握的己方的部署也就自然作废了。在《三国演义》里面，孙吴之所以能够夺取荆州，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关羽的大意和骄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孙吴临时更换了主将。根据《三国演义》的记载，当时孙吴的大将吕蒙假装生病而辞职，孙吴委派年轻的陆逊做了长江一带的军事统帅。陆逊作为一个小字辈，对关羽表现出崇拜和谦恭，关羽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可是，就在这种条件下，孙吴偷偷地委派吕蒙率领军队化装成商人，渡江对荆州进行突袭，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关羽杀掉并且夺取了荆州。孙吴的做法固然精彩，不过，这一“作弊”行为最有效的一次，还要数战国后期秦国和赵国之间的长平之战。
战国后期，秦军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展开围攻赵国重兵的大规模歼灭战。周赧王五十三年（前262年），秦攻取韩地野王（今河南泌阳），隔绝上党郡（今山西东南部）与韩本土的联系。韩桓惠王震恐，欲献上党与秦议和。上党郡守冯亭欲借赵军以抗秦。私献上党于赵。赵为固守西南屏障，于次年遣廉颇屯军上党郡地长平。五十五年，秦将王龅率军攻上党。秦军远离国土作战，企图速决取胜，开始即猛攻赵军。廉颇初战失利，就开始采取固守的战术。
秦军久攻不下，军队消耗十分严重，于是想出了“作弊”的办法。这个办法实际上十分简单，就是派秦国一个并非出类拔萃的将领统领大军，同时想办法让赵国把廉颇替换下去，然后再把秦国最能干也最勇敢的大将换上场，与赵国军队进行决战。
秦国使用的办法，就是派人到赵国进行离间。赵王本来就对廉颇初战失利然后守而不战的行为十分不满，所以秦国的策反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秦国的卧底进入赵国之后，买通了赵王身边的大臣，让他在廉颇的饮食里面下了泻药。赵王觉得廉颇总是防守不进攻的策略不怎么样，而且觉得这不像是当年骁勇善战的廉颇，于是就派这个下药的大臣去查探廉颇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这位大臣去了之后，因为廉颇吃了泻药，在一顿饭之间去了三次茅厕，这个大臣回去之后便借题发挥，说廉颇已经老了，十分不中用了，连吃饭都要不停地去茅厕，身体已经支撑不了几天了，不能再胜任军队指挥工作。赵王轻易地相信了这一传言——因为廉颇席间去茅厕也是确有其事，于是就考虑把廉颇撤换下来。
这时候，秦国开始了第二步的信息博弈，就是到处散播消息，说秦国的军队，别人都不怕，只怕赵括，一旦赵括率领赵国军队出战，秦国的军队就会不堪一击。赵王听到了这个消息，考虑都没有考虑就下令让赵括代廉颇为将。实际上，赵括这个人言过其实，而且只读过兵书，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根本无法控制整个战局。
当知道赵括成了赵国主帅之后，秦国开始了最后一步的部署，就是秘密地委任军事天才白起为上将军，代替王龅为秦军的主将。白起在秦国以骁勇、智谋和血腥而著称，东方六国听说白起的名字没有不皱眉的，这次白起作为秘密的主将，目的就是为了彻底击垮赵国的军事力量。
果然，秦国的这次临场换人取得了功效。赵括秉承赵王意图，急于求胜，一到长平，即更换部将，改变部署，与秦军决战。而白起利用赵括只善于纸上谈兵而缺乏实战经验和骄傲轻敌的弱点，交战时佯败而退。赵括率军追至秦军营垒。秦军以主力坚守，以两万五千步卒切断赵括退路，将赵军分割为二；又以五千骑兵插入赵军营垒间，以防止营垒中的赵军出援。赵括攻秦垒不破，四面被围，又遭秦军轻兵袭击，于是筑垒待援。秦昭王闻赵重兵被围，亲赴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地区）。征发十五岁以上男丁至长平，堵截援军，断其粮道。前来救援的齐楚军见秦军势大，观望不前。赵向齐乞粮不得，赵军饥饿四十六天，以致杀人而食。赵括分兵四队，轮番突围未成，遂亲率精兵搏战。被秦军射死。赵四十万众全部降秦，史传被白起尽数坑杀于平谷口（今高平西），秦军也伤亡过半。长平一战，赵国实力大损，再也无法抵御秦国的进攻，而秦国之所以能够一举将赵国的军事力量击溃，靠的就是在信息上做文章，让经验丰富而且作风强硬的白起作为秘密主将登场，操控了整个战局。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以下博弈矩阵来表示：
由此矩阵看来，赵国派赵括领兵，在信息上已经输给了秦国，战争的结局就由不可预料变得能够预料了。
正确解读上天的预言
当人们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时，因为这种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同，就会形成一种地位的区别。反过来，如果人们处于不同的地位，那么也会影响到他们对信息资源的掌握和控制程度。举一个十分简单的例子，明朝建国之后，通过逐渐的调整，特务政治越来越完备，锦衣卫和东厂作为特务机构，采集了大量的社会信息。而这些信息，是上报给太监头目和皇帝的，普通的百姓根本无法得知这么多的信息，又因为不知道如此丰富的信息从而对国家缺乏足够的了解。
当对信息的掌握已经能够达到垄断的状态时，就会出现对信息的解释权的争夺。比如，某个地方下了大雪，民间的百姓可能有一种说法，说这是一种好的气象；知识分子可能是一种说法，说这是上天意志的体现；术士们又可能有另一种说法，说这场大雪里面包含着什么潜在的信息和暗示。面对同一个信息，解读会有很多种，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解释权的争夺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对上天的预言——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天象和气候现象——进行解释。也成为信息博弈的一个内容，因为人们往往不是简单地进行科学的研究而去解释天象，而是怀着自己的政治目的对天象和气候进行分析。这种把自然现象人性化解释的做法，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博弈，但围绕的是对信息解释权的博弈。
中国古代有个把自然现象和社会政治现象联系起来的理论，叫做“天命说”。
“天命说”是指在社会和政治上出现变化或者即将出现变化的时候，上天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征兆来提醒世人。这些征兆分两种，一种是预示旧的统治将要结束的，称为“灾异”，比如母鸡突然变成公鸡，大旗被风吹断，地震海啸等等；而另一种是预示谁将会是新的统治者的，称为“灵徵”，比如出现凤凰、麒麟、连理树、金光之类的迹象。这个说法出现得很早，至少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就有追溯上古时代的著名灵异物品“洛书”、“河图”的说法，据说那是上古帝王伏羲得到天命的象征。
当对信息的掌握已经能够达到垄断的状态时，就会出现对信息的解释权的争夺。当解释权被垄断时，信启也就被人格化了，这也是一种信启、不对称的博弈。
到了两汉时期，“天命说”发展得越来越玄、也越来越复杂，儒生们宣称天命有三种，分别称为“赤统”、“白统”与“黑统”，只有得到这三统中的一种才得以建立新王朝。而且，儒家子弟学了一些阴阳五行的学说，又推出一个“谶纬”理论，一方面以古怪的图画和莫名其妙的谶语作为天命的象征，另一方面伪造出一些“注释”儒家经典的“纬书”来宣扬天命观念。俗话说，“假做真时真亦假”，“谶纬”学说神乎其神的样子，让帝王将相乃至平民百姓逐渐接受并深信不疑，而那些怀有野心的政客们，也开始伪造上天的意旨，做出一些灵异现象来宣称自己是可以改朝换代的“新圣人”。
在东汉末年，曹操虽然位极人臣，但是一辈子都没有称帝，因为他知道，维护汉朝皇帝统治权威的“天命说”还无法攻破。那么，为什么曹丕还要篡夺皇位呢？为什么在曹魏政权的最后，司马懿的孙子、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会顺顺当当地改朝换代呢？这就是他们使用了“天命说”。曹操太过聪明，也太过小心，他自己知道天命说不足以骗聪明人，所以自己不肯使用天命说来逼汉献帝退位；他也知道许多平民百姓就相信天命，所以他反过来觉得汉朝的天命还应该维持下去。曹丕却不一样，他喜欢使用一切可以为自己服务的东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废掉汉献帝而自己称帝，使用的正是“天命”。
曹丕有什么天命呢？这就要说到西汉末年就流传的一句谶语了。这句谶语的内容是“代汉者当塗高”，什么意思，大家谁都不知道，只知道汉朝会被取代，至于什么时候被取代、被什么人取代。一概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大家都乱猜，是不是一个名字叫做“当塗高”的人将取代汉朝呢？“当塗高”这个姓氏似乎是有的。但是好像人数特别少，在这个姓氏的人里面还要出一个取代汉朝的人，概率更是小得可怜。所以，许多人开始牵强附会，王莽篡汉之后，各地兴起了讨伐王莽的军队，而割据四川一带的公孙述就说，这个“当塗”，就是“在路上”的意思，而自己的名字“述”，不就是道路吗？所以自己应该取代汉朝。
这听起来太过牵强，也太可笑，可是这段话却是在公孙述写给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的信里面作为严肃的说辞的。刘秀也不含糊，他说“代汉者当塗高”这个事情一定会有的，但是肯定不是公孙述，公孙述能解释“当塗”，那么“高”又是什么呢？看上去，好像刘秀在和公孙述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实际上，刘秀是在讨论严肃的政治问题，驳斥公孙述胡乱联系和天命有关的谶语为自己造势的行为。
东汉建国以后，“代汉者当塗高”这句谶语没有就此绝迹，而是继续流传。无巧不成书，到了汉末军阀割据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皇帝瘾的军阀——袁术，他捡起了公孙述当年说过的话，说这个“当塗高”就是指他袁术，所以他应该做皇帝。当时的军阀们每个都想自己做皇帝，所以对袁术的这番话自然纷纷进行反驳，曹操甚至斥之为“冢中枯骨”。
到了曹丕的时候，又要重新捡起被公孙述和袁术用过的这句谶语来了。不过曹丕和他的谋士们解释得倒是合理一些。“代汉者当塗高”，这个“当塗高”到底是什么呢？当时，在路上，有所谓“魏阙”，就是高大的嘹望台之类的东西。“魏阙”立在路上，而且很高，所以正是“当塗高”。当时，曹氏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曹操生前就被封为“魏王”。所以人们听说之后恍然大悟，觉得这句流传了二百年的谶语终于到了应验的时候了。于是乎，曹丕有了“天命”，就差一个“禅让”的仪式了。
在曹丕手下大臣的逼迫下，汉献帝终于“写下”（实际是曹丕的手下写好让他签字的）了退位并且禅让给魏王曹丕的诏书。这诏书在朝廷上宣布的时候，按照“禅让”的惯例，接受禅让者应该连续拒绝三次；而且每次还要把脸换一个方向站立。曹丕规规矩矩地执行这个惯例，接连推辞再三，说自己才德不够，怎能随便就接受禅让之类的话。但是大臣们纷纷叩头，并且说如果曹丕不接受禅让，人民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之类的肉麻话来。最后，曹丕不再推辞，终于坐上皇位。
接受禅让时候的“推辞”和大臣们“声泪俱下”的场景，不知道曹丕和他的心腹们排练过没有，反正根据历史的记载，是栩栩如生，好像真的是就应该顺应天命让曹丕做皇帝一样。这种表演已经完全没有了尧舜之间禅让的那种实质，而是完全落入水楼台形式主义，没有互相谦让的诚信，完全成了体现自己伟大与崇高的表演而已。但是，作为一场闹剧，曹丕的表演，正是体现了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对人们公认的政治信息“代汉者当塗高”进行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的结果。他利用了当时人们相信天命的特点，同时又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这句据说能体现天命的预言解释成自己应该取代汉朝，牵强地为自己找到了改朝换代的合法依据。对上面的博弈，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博弈树来表示：
汉献帝相信天命曹丕相信天命曹：作出合理理解；汉：禅让不相信天命曹：不作解释；汉：不禅让不相信天命曹：作出合理解释；汉：不禅让
禅让的信息垄断
从博弈树来看，相信天命是当时的公共知识，汉献帝不相信天命是不合常理的，应该去掉。作为公共知识，曹丕当然知道天命，但他可以不信或不作解释，也可以取得帝位，但就不可能有所谓的汉献帝的禅让的形式，那么，他的帝位就名不正言不顺了，就难以封住众人之口了。
近水楼台的博弈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为春”，这实际上就表明了一个博弈的原理：谁先掌握了信息，谁就可能获得更多的优势。信息是知识，如果说博弈的均衡取决于知识结构，那么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博弈的均衡取决于信息的获得、构建和组合。自然，信息在博弈中的作用就体现为：信息的不同组合对博弈结果有重大影响。同时，在博弈中，参与人也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来传递和发出信息、信号（如承诺和威胁），进而使博弈中的其他参与人改变原先的策略，得到新的博弈的均衡，或者隐匿、故意泄露自己的信息，使博弈的结果对自己有利。在动态博弈过程中，外部信息和类型依存的参与人行动所发出的信息对其他参与人的信念具有修正作用，使博弈最终达到一定的均衡。所以，在博弈中，参与人要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纳什均衡，掌握大量的信息是非常必要的。
在专制的封建王权制度下，皇帝是一座最大的信息宝库。谁能够尽早地从这位最高统治者手中获得信息，在官场权力的角逐中就会处于优势地位。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或多或少都出现了宦官与朝臣的博弈，为什么熟读四书五经，精通权术谋略的朝臣屡屡败在出身低微的宦官手中？为什么一字不识的太监也能掌握天下官员的生杀予夺大权，控制所有的政治、经济命脉？掌握了博弈的信息论，就不难解释这种现象。
明代自从永乐皇帝以后，宦官就登上了政治的舞台。在明武宗时，出了一位大太监刘谨。刘谨本是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后来入宫侍候姓刘的大宦官，于是跟着他姓。一次，刘谨犯法，按律应该处死，不料因祸得福被派去伺候太子。太子即位之后，原来在东宫伺候的太监都“以旧恩得幸”，时称“八虎”，刘谨即为“八虎”之首。正德皇帝登基时不过十五岁，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刘谨是个粗人，颇能理解顽童的趣味，便和另外七位太监一起与皇上“击毯”，“日进鹰犬、歌舞、角危氐之戏”。还带着皇帝微服出行。小皇帝玩得“太欢乐”，对刘谨便日渐信任。
刘谨以权力和财富而记录史册。夏燮的《明通鉴》记载刘谨的财富：“金银累数百万。”清代赵翼经过考证，在《廿二史札记》记载：刘谨有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明朝强盛的时候，国家每年的正式税收是二百万两。刘谨巨额财富是怎样来的呢？
史料记载，正德元年，刘谨刚刚得势。便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一个人一千两银子，多的要到五千两，不给的要贬斥，给得多了则升迁，这无异按职位论价，掌握了官职的专卖权。所谓“天下三司”，指的是当时全国十三个省的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分管各省的兵马、钱粮和刑名，号称封疆大吏。这批人的总数，以每个职位至少两人计算，大约有七八十人，搜刮一次便有十万雪花银的进项。正德三年（1508年），天下诸司赴京朝觐，刘谨下令每个布政司送银两万两，交了钱才放人回去。这等于就是将职位第二次出售，交钱就保官，不交钱就滚蛋。这一次专卖权的垄断，使得官员不得不向京师巨富借钱买官。
正德初年，刘谨当政期间，兵科给事中（明代的一种官职。负责监察工作，和六部配套设置，故而统称“六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事情来得突然，身边人抢救时，周先生已不能言，从者拿来纸笔，周钥写下“赵知府误我”几个字后便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明史》记载，刘谨当权，甚为骄横，奉使出差的人回来，刘谨都要重重地索取一笔贿赂。周钥到淮安办事，与知府赵俊的关系不错，赵知府答应贷给周钥“千金”，以支付刘谨，临走时又变卦了。周钥“计无所出”，船走到桃源时自杀。
因为完不成一千两银子的摊派而自杀，这的确让人费解，但明代陈洪谟的一段记载可以解释其中的玄机。据陈洪谟所著的《继世纪闻》记录：刘谨权势最大的时候，不仅控制了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并且有许多发明创造，用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套在脖子上，就是他们的发明之一。戴了这种枷，“不数日辄死”。
给事中安奎、御史张永出京查盘钱粮，返京后刘谨索贿，嫌那二位给得少，就说他们参劾官员失当，大发雷霆，用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将这二位枷于公生门。当时正是夏季，大雨昼夜不停，这二位就在雨中淋着。可见摆在周钥面前的前景多么可怕，既然很可能被活活枷死，自杀反而是一种幸福的解脱。
面对刘谨的嚣张气焰，咄咄逼人的攻势，天下臣子的官职和爵位似乎都掌握在这么一位太监的手中。但朝臣并没有任其宰割，而是采取了自卫策略。这无异是一场宦官和朝臣的博弈。
正德元年，文官以刘谨等太监引诱皇帝“游宴”为导火线。纷纷上疏论谏，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带头。给事中和御史呼应。形成了外廷文官对内廷宦官的攻击之势。年幼的皇帝烦透了文官讲的大道理，却被武官监侯杨源拿星相变化说事的一篇上疏说害怕了。见小皇帝有点怕，朝臣便发起一轮更凶猛的攻势。要求皇帝诛杀刘谨。小皇帝心虚了，有让步的意思，就召来宦官中地位最高的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让他们和阁臣们商量，把刘谨等人发到南京闲住。王岳等人代表小皇帝往返三次，与大臣们讨价还价，皇帝希望缓和处理，大臣非要杀人不可。大臣中有人劝刘健也让一步，以免过激生变，但刘键寸步不让。
据说太监王岳比较正直，又有些嫉妒刘谨。刘谨是皇帝的亲信，而他这位地位更高的太监却常常被晾在一边。在传话的过程中，王岳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对小皇帝说，阁臣们的意见对。于是刘健胆气更壮，与众大臣约定次日早朝“伏阕面争”，诛杀刘谨，王岳为内应。
在这场博弈中。博弈一方的朝臣要求处死刘谨为首的一帮太监，这无异于把对手逼上了绝路，双方不可能达成均衡。但在这场博奔中，朝臣和宫中不满刘谨的太监结成同盟，似乎占据了主动权，但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皇帝，他是这次博弈的裁判员，他站在哪一边，博弈就会出现一边倒的结局。
当天晚上，吏部尚书焦芳派人向刘谨报警。刘谨大惧，连夜和他那几个太监们伏在小皇帝周围磕头痛哭。刘谨说：“王岳想害奴等。他勾结阁臣，目的是管制皇上的进出行动，我们不让他管制皇上，他就要锄掉我们这些障碍。再说了，玩鹰玩狗有什么大不了的，有点损失也不过万分之几。如果司礼监太监用对了人，那些文官岂敢这么闹？”小皇帝一下想通了，这些人内外勾结是要管住他，不让他玩，顿时大怒。立命刘谨出掌司礼监，另外两个趴在地上哭的太监出掌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并逮捕王岳等三位帮助文官的太监，连夜发配南京充军。
皇帝态度的转变，对朝臣就大大不利了。大臣手里并没有制约皇权的能力，皇上决心一下，他们除了干瞪眼，只剩下辞职一途。刘健等三位阁臣立即辞职求去，报告刚送上去就批下来了，同时，任命焦芳人阁为大学士。刘谨初战告捷。立刻开始镇压反对派，杀人立威，扩大战果。首先派人追杀充军的王岳等人；其次“杖责”上疏请留刘健的六位给事中和十三位御史；再次把上疏为给事中挨打鸣不平的王阳明等四人打了一顿板子，撤职贬谪；然后又杖死杨源——那位拿星相说事，险些要了刘谨性命的天文官。直到打得朝廷上下鸦雀无声，刘谨大获全胜。
更快、更准确地掌握信息。当时局对自己不利时，能够利用自己所处的地位，制造新的信息或者改变对信息的解释，让自己永远在信息占有方面处于不败之地，是那些身居要津者的不二法门。
刘谨为什么在与朝臣的博弈中，在看似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博弈的最后胜利，关键在于他能够比朝臣更快、更准确地掌握信息。当时局对他不利的时候，他能够利用自己随时可以接近皇帝的资源，制造新的信息，使皇帝改变主意。而封建专制的独裁性就决定了信息的不确定性，看似处于极为有利地位的朝臣，在太监传递给皇帝错误的信息之后，他们所传递给皇帝的信号已经被全盘否定，而信息的不流畅，使他们在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既定的策略，那就无异于和皇权直接对抗。
一旦皇帝改变了对朝臣的态度，朝臣只能是一败涂地。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之间的博弈矩阵：
包括刘谨在内的太监，为什么能够兴风作浪，玩弄天下臣民于股掌之中，一个很大的优势，就在于他们就在皇帝的身边，能够在最佳时机传递给皇帝错误的信息，获得他们所希望的权力。《明史》说，刘谨用事后，每当向皇帝请示汇报时，必定先侦察一番，专挑小皇帝玩得上瘾的时候。皇帝烦他打扰，火急火燎地挥手赶他走，说：“我用你是干什么的？一件一件的老来麻烦我！”从此，刘谨便独断专权，不用向皇上汇报了。皇权的独断性，使历代朝臣与宦官博弈，实际上争斗的就是如何让皇帝接受自己的信息和如何让皇帝不接受博弈对手的信息。而宦官在传递信息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所以他们能够将皇权转移到自己手中，不仅使自己拥有巨大的权力，而且从垄断的专卖权中获得巨大的利润。宦官这种专制王权的特定产物，又使他们根本不考虑做事的后果，所以一旦在非合作性博弈中取得胜利，就变本加厉地报复，破坏起来也就异常严酷。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又充当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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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需要知识，军事家们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希望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敌人，那样行军布阵自然可以从容不迫。博弈学上按照双方掌握信息的情况，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一般来说，掌握的信息越多，胜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实际上，所谓的了如指掌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博弈的双方都会竭尽全力地获取对方的信息，到现在，这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信息学。一提到信息，人们似乎就想起间谍，的确，间谍就是博弈的产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要依靠间谍们舍生忘死的获取。因为，有些信息是公开的，这就是公共知识，这些妇孺皆知的知识如果运用恰当，它们会为博弈者增加不少的胜算。三国中的刘备就是这种利用公共知识的老手。
中国儒家的“亚圣”孟子曾经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们评论三国中的三个大老板时，公认为曹操占据了天时，孙权拥有地利，刘备依靠的是人和。人和是什么？人和就是人心。要得到他人的支持，就要满足他人的需要，就要从权力和财物上使别人得到满足。如果说要获取人心，曹操应该是最有本钱的，他占据了中原，有钱有权，能够满足文臣武将的各种需要。而历史上的刘备可谓是一个一清二白的大掌柜，要钱没钱，要权没权，但人们却认为他收买人心是最成功的。他到底是靠什么获取人心的呢？他依靠的就是公共知识。
如果把曹操和刘备两个人的综合实力作一比较，刘备可以说算不上曹操的强硬对手。在事业上曹操戎马一生，在诸侯割据的乱世中崛起，东征西讨，凭自己的才能特别是官渡之战的胜利统一了中国北方。可以说曹操的地盘是靠自己真刀真枪打下来的。而刘备投靠刘表，凭借赤壁之战的胜利强“借”到荆州；凭刘璋的好意邀请而占有益州。
在政绩上，曹操改革政治经济体制：政治上废除三公制，实行丞相制；经济上实行屯田、租调制等一系列大胆的措施，使中国北方由战乱不断、社会混乱、人民流离失所逐步到社会安定、生产恢复和发展民族和睦。刘备只是继承了刘表、刘璋的基业，好像没有什么重大的政绩。在个人才能方面，曹操是著名的军事家，有《孙子注》、《兵书要略》、《兵书接要》等“自作兵书十余万言”。曹操是著名的文学家，他是史称“建安风骨”的文化领头人，尤其是他“乐府诗”的造诣是当时的顶峰。曹操在经济上也实行了许多前人没尝试过的政策。刘备除了留下几个“三顾茅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之外，也就没有留下什么了，但为什么刘备能够成为曹操的强硬对手，三分天下，他能够获得西南一隅呢？
刘备的才能主要表现在他的为人处世的圆滑，对宣传和造势尤为擅长，在公共信息战中他占有绝对的优势。刘备最大的本钱就是“刘皇叔”这块招牌。实际上，说穿了也是一文不值，因为刘备按家谱推演，他是西汉中山王刘胜的后代，刘胜是两汉皇室后裔，在历史上以养育的子女多而出名，据考证有一百多个子女。刘备即使是刘胜的后代，也是隔了三百多年的事情，中间已经经历了十几代人。
古代为了避免皇子皇孙坐吃山空，在爵位上实行嫡长子继承祖辈的爵位，而且没有功劳的话，每经历一代人，爵位都降一级，其余的子孙大多只分给一定的家产，所以经过十几代人的延续，到了刘备这一代靠卖草鞋为生，成为贫家子弟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刘皇叔”这个名号还是靠曹操帮他讨到的。试想一下，曹操让刘备见到汉献帝，这位从小颠沛流离、三餐不继的末代皇帝，好不容易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又被曹操盯得死死的，毫无帝王尊严可言，好不容易找到一位似乎有点名堂的宗族，查查家谱，还能攀上亲，于是刘备就捡了个“刘皇叔”的称号。这位“刘皇叔”抗击曹操的旗帜就是他是“汉室后裔的正宗”，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有汉献帝的“衣带诏”。他把这块招牌举得高高的。让天下人都知道，这就是公共知识，刘备反击曹操就成了正义与邪恶、正统与败类的较量了，这在被儒家思想灌输了近四百年的士大夫中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无数的士人被刘备欺骗，或者将官印拱手让给刘备，如陶谦之流；或者像徐庶、诸葛亮一样，跟着刘备东奔西跑，到处流亡。而事实上，刘备干的是折腾汉室江山的勾当，关羽、张飞欲杀操救帝，刘备就是不点这个头，就是汉献帝以血书求救，刘备照旧不为所动，当他人逼着救驾时，刘备干脆不辞而别。刘备的那块疆土不是从外姓手中夺来的，他先是算计刘表，后是排挤刘璋，倒腾的都是汉家宗室控制的地盘。对待汉家的一贯方针是：先巴结讨好，取得信任，等站稳脚跟后，再主动出击，最后是清理门户。对汉家可谓是“宁叫刘备负汉家，也绝不叫汉家负刘备”。
刘备表面上同刘璋兄弟相称，实际上早已暗中收买背叛刘璋的张松等人，当刘璋以诚相邀时，刘备却顺手牵羊，取而代之。刘备又厚在那里，仁在何方？刘备自己不为汉家尽心尽力，却念念不忘汉家这面破旗，用皇叔之名捞取好处，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出这块招牌。甚至编些民谣，让小孩到处传唱，为自己收买人心。
反观刘备的对手曹操却是对公共知识利用得最不成功的一位。曹操本来是拥有公共资源最多的老板，可惜他在信息宣传上却让对手占了上风。他最大的本钱是胁持了汉献帝，逼迫汉献帝封自己为丞相本来可谓师出有名，但他的对手却利用他手中的“王牌”做了反面文章。
袁绍进攻曹操时，曾令陈琳代写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文中说曹操“豺狼野心，潜苞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除灭中正，专为枭雄”，连曹操听了，都出了一身冷汗。周瑜在赤壁之战的时候，也骂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曹操所有的对手都知道，如果让老百姓真的认可了曹操是汉朝丞相，那曹操就占据了公共资源的优势。于是大家都左一个“汉贼”，右一个“汉贼”地叫骂开了，同时又不约而同地认可刘备“刘皇叔”的招牌，把刘备捧得高高的来抑制曹操。正如西方哲学家所说：谎言说了一百遍也会变成真理。刘备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子，被汉献帝一拉，大家一吹，就成为“匡复汉室”的正统，被汉献帝正儿八经封为丞相的曹操反而成为想窃取帝位的“奸雄”。曹操想拿汉献帝号令天下，怎奈诸侯不听；想将汉献帝抛弃，则担心自己“匡扶汉室”的招牌毁于一旦，从而招来万世骂名；想取而代之，又怕引起更强烈的反对，成为天下公敌。所以，汉献帝成了曹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根鸡肋。曹操挟持汉献帝达二十四年之久，废之易如反掌，曹操却始终不敢。在他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只好将代汉的历史使命交给了儿子曹丕。
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捧杀”和“骂杀”的博弈策略，可以将信息翻云覆雨，从而为自己制造出最需要也是最具有“可信度”的信息来。
相对于曹操来说，刘备和孙权要幸运得多。曹操做丞相、封魏王，起码在名义上是经过了汉献帝的正式册封。而刘备平定西蜀之后，没经汉献帝的批准，便在成都自称“汉中王”，怎么就没有人说刘备是“僭越”呢？后来，刘备和孙权都登基做了小王朝的皇帝，有谁说过他们是“国贼”、“奸雄”、“叛逆”？甚至从未想过要匡扶汉室的袁绍、袁术、刘表、吕布等人，也没有被加上“汉贼”的恶名。
我们把刘备和曹操在公共资源的利用上转化为博弈，两者之间在信息利用效率上谁占了上风就更加明显。刘备有利用“刘皇叔”和像别人一样做割据军阀两种选择。曹操也有作为“汉相”和军阀两种出路。而实际上，刘备用“刘皇叔”可以增加自己的砝码，曹操用“汉相”名义与刘备斗，反而从中占不到便宜；曹操打出自己军阀的本性来与刘备厮杀，还能减少许多顾虑。刘备如果不用“刘皇叔”的招牌，也就是一个小军阀，不管曹操用什么名义，他都是不堪一击。考察历次刘曹之间的战斗，刘备真正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曹操的战役几乎没有，就是有那么一次争夺汉中的战斗，也是以曹操主动撤军而告结束。
曹操屡次有机会杀掉刘备，也有理由杀掉刘备，但一直没有这样做。当年刘备依附公孙瓒时，曹操攻打徐州，陶谦向刘备求救，刘备遂从公孙瓒处借来数千兵马，又借得将军赵云，往徐州救援。此时吕布偷袭曹操的根据地濮阳，曹操不得已而退兵，刘备则进驻徐州。其后陶谦病故，将徐州城交与刘备，刘备遂自领为徐州牧。此后被曹操所败的吕布前来投奔，刘备让其居小沛。刘备引狼人室，让吕布占据了徐州，刘备只能前往许都投奔曹操。曹操不计前仇，反而表奏刘备为豫州牧，至此人称刘备为“刘豫州”。
其后，刘备随曹操的力量灭了吕布，一起回许都，却不愿居于人下，以打袁术为借口，向曹操借兵，曹操允之。打完袁术后，刘备立即攻占徐州，想自立门户，又被曹操打得妻离子散。对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曹操能够以大气量容纳，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刘备的宣传工作到位，他是“刘皇叔”，天下皆知，杀了皇叔。这个“汉贼”可就是铁定的了。所以，在公共信息的利用上，曹操与刘备的博弈，曹操可以说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刘备才是变色龙，是一个真正善于粉刷自己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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