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谁去按下出饲料的按钮，谁就会为其他人造福，自己却没有很大的收益。这样久而久之，谁来充当那只费力不讨好的猪就变成一个博弈，而坐享其成的那只“智猪”要如何才能做成，也是一个学问。
中国有个美术片叫做《三个和尚》，里面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看上去，他们都想做那只“智猪”，但是却因为无人愿意承担起义务，而导致每个人都无法获得利益。
用我们日常的话来讲，智猪博弈，就是一个人同期望值之间的博弈，如果所有各方的期望值都相同，那么结果就会是三个和尚那样僵持，如果有一方的期望值低于另一方的期望值，而且这种期望值也容易实现，那么另一方就大可做那只坐享其成的“智猪”。所以，期望值在这个博弈里面是关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目标”是否合理，是解决这个困境的关键之处。
“尊王攘夷”的博弈论
在期望值不明确且风险较大的时候，此时的博弈参与者将应该如何自处？是盲目行动还是静观其变？这里我们可以借用“智猪定律”来进行选择。那么何谓“智猪定律”呢？我们不妨先看看博弈论中对这一理论的阐述。在博弈论中，它是先假设了两头猪，一头大的，一头小的，同在一个猪槽里进食，猪槽一端有一个按钮，另一端就是出猪食的，只要一按按钮，出猪食端就会放出十份猪食，而两头猪都在按钮端。如果由大猪按按钮，小猪可以吃到四份猪食，大猪也能吃到四份猪食；但如果小猪按按钮的话，将吃到负一份猪食，而大猪将吃到九份猪食；如果都不按，就都吃不到猪食，也就是一份也得不到。
在大猪与小猪的博弈中，小猪就有一个严格优势策略即等待大猪去按按钮，而如果删除小猪的严格劣势策略的话，按按钮其实也成了大猪的严格优势策略。简单说来，就是小猪可以搭大猪的便车。或者说小猪在剥削大猪。因此，我们所说的智猪其实就是指那头小猪了。那么在我国历史上的春秋争霸时期，哪些是聪明的“小猪”呢？
我们认为，第一头聪明的“小猪”应该是周。当时周的力量已经衰微，虽然名义上其他诸侯国都是它的属国，但它们的眼中已经没有它这个宗主国了，根本不听它的指挥。但是当它们有了危难的时候，就又向周这个宗主国请求援助了。当时。周边的诸侯小国都遭到了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于是它们纷纷向周王室请求援助。此时，周有三种选择：一是直接援助；二是请求其他的大国援助；三是不作为，听之任之。在这三种策略中，直接援助相当于智猪定律中的小猪按按钮，属于严格劣势策略，因为它那点微弱的援助，不仅不能打退入侵的少数民族，而且还会把自己都搭进去；而主动请求大国的援助，它们如果答应还好，如果不答应的话，把周天子的脸面就全丢尽了，风险虽比直接援助要小，但还是有风险；惟有不作为，虽然帮不了有危难的小诸侯国，也丢了一点面子，但跟那些大诸侯国比，这就算不得什么了，因为一旦小的诸侯国被灭亡的话，就增加了少数民族的势力，它们也就更有力量来侵扰大的诸侯国了，更何况大诸侯国帮助了小诸侯国，那么这些小诸侯国就会听从和拥护帮助大诸侯国，还趁机就把自己的影响和势力扩大了，这可是一举两得的美事，所以损失最大的不是周王室，因此这是周的严格优势策略。当然，这也是弱小者没有办法的办法。事情总是有所得必有所失，随之而来的当然是周王室尊严的进一步下降，诸侯国的进一步强大以致最后把周灭掉。
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春秋时期就成为我国历史上的诸侯争霸时期。这个时候最早称霸的是齐桓公，齐桓公以管仲为相，整顿国政，废除公田制，按土地的肥瘠，确定赋税，设盐、铁官和铸钱，增加财政收入，寓兵于农，将基层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为一体，增加了兵源和作战能力，迅速成为华夏各国中最富强的国家。
很明显，在华夏大地上齐国也就成了惟一的“大猪”，可要按按钮却还要等待时机。需经主人允许，否则可能不仅得不到猪食，还会挨打。所以齐桓公还必须把自己帮助或干涉其他国家的行动合法化，因为当时名义上齐国还是周的一个属国，它还没有这种权力。但当时由于周王室的力量已经衰弱，对各诸侯国的事务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周边的各诸侯国又不断地遭到外族的入侵，急需一个强国来帮助他们，齐国理所当然成了他们的救世主了，但它却没有合法的资格。那怎么办？那只能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呀，所以齐桓公就打起了“尊王攘夷”的旗号，“尊王”是因为当时周天子毕竟是传统上的“天下共主”，如果公开抛弃他，取他的地位而代之，必然遭到各国诸侯的共同反对，不如表面上打起“尊王”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攘夷”是因为在周边少数民族的威胁面前，一些较弱小的诸侯国难以自卫，需要大国出面联合各诸侯国共同进行抵抗。
在智猪博弈里，利用他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智者是最大的受益人，因为他不必付出什么劳动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关键就在于如何让对手心甘情愿地按照自己的期望去行动。
“尊王攘夷”是齐桓公成功的对外政策，也是他争霸的有力手段。通过以上的政策和策略，齐桓公多次大会诸侯，帮助或干涉其他国家，抗击夷狄的侵扰，终于在周僖王三年（前679年）成为霸主。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齐桓公带领八个诸侯国的联军，以优势兵力迫使楚国服从他，订立了召陵（今河南偃城）之盟。后来，周王室发生纠纷，齐桓公又帮助太子姬郑巩固了地位。太子即位后，就是周襄王。周襄王为了报答齐桓公，在随后进行的“葵丘会盟”中，周天子特地派使者把祭祀太庙的祭肉送给齐桓公，算是一份厚礼，因为这就等于是正式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从而使齐国的称霸行为名正言顺了。所以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中最盛大的一次，也是他霸业的顶点。
齐桓公打着“尊王”的旗号，还有一点尊王的态度，他强调诸侯在向齐国进贡的同时还应该要向周王室进贡，在祭祀的时候还要和周天子一起来主持太庙的祭祀，只是分享了周王室形式权力的一半，那是因为比齐国稍弱的国家也选择了智猪定律，但它们随时有实力去“按按钮”。对齐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但一旦大诸侯国之间的实力相差比较大时，而且也愿意选择智猪定律时，那霸主对周这头智猪的控制和要求分享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多了，后面争霸的晋国和楚国都说明了这一点。
晋国国内安定以后，晋文公便开始了一系列争霸战争和外交活动。首先就是发动了对称霸有决定意义的晋楚“城濮之战”。周襄王十九年（前633年），楚成王率楚、郑、陈、蔡、许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援。晋文公抓住这个时机，立即进行战前准备，文公首先派兵攻打楚国的盟国卫国和曹国，想以此吸引楚军前来救援，以解除楚军对宋国的围攻。晋国军队渡过黄河，活捉了曹共公。
晋楚两国在城濮（今山东省鄄城西南）交兵，晋文公对楚军退避三舍，以避其锋芒。楚军统帅，令尹子玉求战心切，派人请战。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四月四日，晋楚两军决战，晋军大胜。这次战争，由于晋文公在外交上争取了秦、齐两国参战，在军事上采取了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方针，化劣势为优势，被动转变为主动，终于取得了对楚国的决定性胜利，奠定了晋国称霸中原的基础。“城濮之战”把北上争霸的楚国打败后，使楚国的力量有所削弱，加上晋文公与楚成王之间的交情，晋楚两国随即在宋国的斡旋下进行了弭兵活动，达成了一致的协议，而齐国和秦国都是晋国的盟友。再加上晋文公对周天子的礼节也是做得很到位的，他为周襄王在践土（今河南省荥泽县西北）建起一座行宫，举行向周襄王献俘的盛大仪式。由此他从周天子那里分享到的权力也就比齐桓公更多了，几乎成了周天子的代言人。周襄王不仅命大臣王子虎等册命晋文公为齐桓公以后的又一位侯伯。而且还赐给晋文公象征霸主权威的礼器，及黄河以南的大量土地。晋文公从此可以直接祭祀天神，自由征伐，成了周天子正式的合法的代言人。他随即在践土与各国诸侯举行了盟会，史称“践土之盟”。
如果说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是以武力为后盾，以德行和礼仪外交为手段来取得了对周这头“智猪”进行控制的话，并打着周天子的旗号以和平的方式来剥夺周的应有的象征统治权，从而获得现实的收益值。那么楚庄王的称霸手段就要直接和赤裸得多了。
公元前613年，楚成王的孙子楚庄王新即位，做了国君。晋国趁这个机会，把几个一向归附楚国的国家又拉了过去，订立盟约。楚国的大臣们很不服气，都向楚庄王提出要他出兵争霸权。
但楚庄王认为时机不成熟，决心改革国政。他一面把一批奉承拍马的人撤了职，把敢于进谏的伍举、苏从提拔起来，帮助他处理国家大事，一面制造武器，操练兵马，当年，就收服了南方许多部落。第六年，打败了宋国。第八年，又打败了陆浑（在今河南嵩县东北）的戎族，一直打到周都洛邑附近。为了显示楚国的兵威，楚庄王在洛邑的郊外举行了一次大检阅。这样一来，可把那个挂名的周天子吓坏了。他派一个大臣王孙满到郊外去慰劳楚军。楚庄王和王孙满交谈的时候，楚庄王问起周王宫里藏着的九鼎大小轻重怎么样。九鼎是象征周王室权威的礼器，楚庄王问起九鼎，就是表示他有夺取周天子权力的野心。王孙满是个善于应付的人，他劝说楚庄王：“国家的强盛，主要靠德行服人，不必去打听鼎的轻重。”这就是“问鼎中原”。楚直接就想灭掉周这头智猪，最终因为不具备灭掉周朝的条件，楚庄王也就带兵回国了。
后来，楚庄王又请了一位楚国有名的隐士孙叔敖当令尹（楚国的国相）。孙叔敖当了令尹以后，开垦荒地，挖掘河道，奖励生产。为了免除水灾旱灾，他还组织楚国人开辟河道，能灌溉百万亩庄稼，每年多打了不少粮食。没几年工夫，楚国更加强大起来，先后平定了郑国和陈国的两次内乱，终于和中原霸主晋国冲突起来。
公元前597年，楚庄王率领大军攻打郑国，晋国派兵救郑。在邺地（今河南郑州市东）和楚国发生了一次大战，晋国遭到了惨败。从此楚庄王成就了霸业。
周虽然运用了博弈论中的智猪定律，但智猪定律中的智猪都是假定了的理性的猪，不会弱肉强食，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国与国的关系中，那却是谁拥有了按按钮的权力，谁就拥有了更多的实惠和话语权了，大猪完全有可能对小猪进行威胁和嘶咬，甚至杀死小猪。所以周选择智猪定律只不过是弱者的无奈之举。其实如周一样弱小的诸侯都只能运用智猪定律，在选择它的同时也就沦为了霸主们称霸的工具和附庸了。祭祀太庙的祭肉本是周王室的专有权力，周鼎就更是周朝存在的标志，但就连这一点作为“天下共主”的仪式上的王权标志，也不得不跟霸主们一起分享了。霸主们都打着“尊王”的旗号，但干的却是“践王”的行为。
诸侯与周王室之间的博弈矩阵如下：
在智猪博弈的模型中，要摆脱大家都无法生存的困境，就要让双方的期望值不同，然后由一方作出现象上的让步——实际上，让步的这一方，只是在现象上看起来是谦让了，但他不是无原则无目的地让步，绝不像孔融让梨那样是出自道德心，而是出于自己理性的盘算和对期望值的估计，然后才采取看似让步的举动的。这样一来，别人看来你是让步了，因为现象上是如此的，而你自己又在不违背自己的计划和意愿的基础上，打破了困境，实现了自己的期望，看似愚蠢，实际却是智慧之举。
春秋时代，晋国“退避三舍”而大胜楚国，正是智猪博弈模型的复杂变化。
晋文公即位以后，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把晋国治理得渐渐强盛起来，他也想能像齐桓公那样，做个中原的霸主。这时候，正好周朝的天子周襄王派人来讨救兵。周襄王有个异母兄弟叫太叔带，联合了一些大臣，向狄国借兵，夺了王位，周襄王带着几十个随从逃到郑国。他发出命令，要求各国诸侯护送他回洛邑去。列国诸侯有派人去慰问天子的，也有送食物去的，可就是没有人愿意发兵打狄人。
有人对周襄王说：“现在诸侯当中，只有秦、晋两国有力量打退狄人。别人恐怕不中用。”襄王才打发使者去请晋文公护送他回朝。晋文公马上发兵往东打过去，把狄人打败，又杀了太叔带和他那一帮人，护送天子回到京城。过了两年，又有宋襄公的儿子宋成公来讨救兵，说楚国派大将成得臣率领楚、陈、蔡、郑、许五国兵马攻打宋国。大臣们都说：“楚国老是欺负中原诸侯，主公要扶助有困难的国家，建立霸业，这可是时候啦。”
晋文公早就看出，要当上中原霸主，就得打败楚国。他就扩充军队，建立了三个军，浩浩荡荡地去救宋国。公元前632年，晋军打下了归附楚国的两个小国——曹国和卫国，把两国国君都俘虏了。楚成王本来并不想同晋文公交战，听到晋国出兵，立刻派人下命令叫成得臣退兵。可是成得臣以为宋国迟早可以拿下来，不肯半途而废，他派部将去对楚成王说：“我虽然不敢说一定打胜仗，也要拼一个死活。”楚成王很不痛快，只派了少量兵力归成得臣指挥。
成得臣先派人通知晋军，要他们释放卫曹两国国君。晋文公却暗地通知这两国国君，答应恢复他们的君位，但是要他们先跟楚国断交。曹卫两国真的按晋文公的意思办了。成得臣本想救这两个国家，不料他们倒先来跟楚国绝交。这样一来，真气得他双脚直跳，他嚷着说：“这分明是重耳这个老贼逼他们做的。”他立即下令，催动全军赶到晋军驻扎的地方去。
楚军一进军，晋文公立刻命令往后撤。晋军中有些将士可想不开啦，说：“我们的统帅是国君，对方带兵的是臣子，哪有国君让臣子的理儿？”
狐偃解释说：“打仗先要凭个理，理直气就壮。当初楚王曾经帮助过主公，主公在楚王面前答应过：要是两国交战，晋国情愿退避三舍。今天后撤，就是为了实现这个诺言啊。要是我们对楚国失了信，那么我们就理亏了。我们退了兵，如果他们还不罢休，步步紧逼，那就是他们输了理，我们再跟他们交手也不迟。”
诈败作为一种常用的策略，一直为国人所称道，但如何使用这一策略，在什么形势下使用这一策略，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一个固定的套路。如果放在智猪博弈的视角下，通过诈败，让对方陷入自己所期望的情况下，为己所制，是最好的状态。
晋军一口气后撤了九十里，到了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才停下来，布置好了阵势。楚国有些将军见晋军后撤，想停止进攻，可是成得臣却不答应，一步盯一步地追到城濮，跟晋军遥遥相对。成得臣还派人向晋文公下战书，措辞十分傲慢。晋文公也派人回答说：“贵国的恩惠，我们从来都不敢忘记，所以退让到这儿。现在既然你们不肯谅解，那只好在战场上比个高低啦。”
大战展开了。才一交手，晋国的将军用两面大旗指挥军队向后败退。他们还在战车后面拖着伐下的树枝，战车后退时，地上扬起一阵阵的尘土，显出十分慌乱的模样。成得臣一向骄傲自大，不把晋军放在眼里。他不顾前后地直追上去，正中了晋军的埋伏。晋军的中军精锐，猛冲过来，把成得臣的军队拦腰切断。原来假装败退的晋军又回过头来，前后夹击，把楚军杀得七零八落。晋文公连忙下令，吩咐将士们只要把楚军赶跑就是了，不再追杀。成得臣带了残兵败将回去，半路上，自己觉得没法向楚成王交代，就自杀了。
晋军占领了楚国营地，把楚军遗弃下来的粮食吃了三天，才凯旋回国。
晋国打败楚国的消息传到周都洛邑，周襄王和大臣都认为晋文公立了大功。周襄王还亲自到践土慰劳晋军。晋文公趁此机会，在践土给天子造了一座新行宫，还约了各国诸侯开个大会，订立盟约。这样，晋文公就当上了中原的霸主。
在这一事件中，晋文公主动让步，让楚国先进军，表面上是作了让步，好像是那只愚蠢地跑来跑去为别人找食物的猪，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十分巧妙的策略。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让晋国军队在战术上能够更加稳定，不会因为渡河而引起队形紊乱；另一方面，通过这种让步，晋国在道义上做到了仁至义尽，让楚国不再有攻击晋国的口实；同时，这种自己按兵不动甚至退后，等待对手主动出击的做法，也正符合智猪博弈的精神。正是这种巧妙的安排，让晋国不费力气地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并且扬威于天下。其博弈矩阵如下：
晋后退楚国进攻晋：0；楚：1不进攻吴：-1；蜀：1不后退楚国进攻晋：-1；楚：-1后退晋：0；楚：-1城濮之战的选择
从矩阵看来，只要晋国选择了后退，就可以赢得称霸的威信，而不管楚国是否进攻。因此我们说，后退是晋国的优势策略。
合理规避风险
在智猪博弈中，小猪的优势策略就是坐等大猪去按按钮，然后从中受益。换句话说，小猪在这个博弈中具有后动优势，大猪按不按按钮，小猪的损失都不如大猪的多。大猪不按，双方都没有吃的；大猪按按钮，小猪可以多吃。这样的后动优势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朱元璋接受谋士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就属于一种后发制人的策略，也是智猪博弈的生动再现。
1356年，朱元璋进攻婺源，却久战不下。他早闻朱升大名，便决定诚心诚意地去拜访朱升，可是朱升却来了个避而不见，但他也不愿辜负了朱元璋的一片诚意，所以就留下了锦囊妙计。朱元璋依计而行，果然一举获胜，由此他就更加钦佩朱升了，决心再访。当他得知朱升遁居石门时，恨不得立即就拜见朱升，但他接受前一次的教训。怕朱升早早得到他的动向情况而再次远走他乡，所以他就将所率卫队佯装成商队，由江西绕道浙江，悄悄来到朱升教馆前，请求朱升辅佐他打天下。朱升避之不及，但还是婉言拒绝了朱元璋。朱元璋无可奈何，又不敢强逼，就只好退而求其次，向朱升恳求安邦定国的大计。他对朱升说：“现今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学当救国，敢问先生以何来安定天下？”朱升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对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朱元璋一听，心中豁然大亮，当即拜朱升为中顺大夫。
为什么这短短的九个字竟能使颇有心计的朱元璋如此折服呢？我们不妨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九个字。“高筑墙”，看似保守，其实它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成功地防住敌人的进攻，保存自己的实力：第二，可以使敌人望而生畏，而不到急需之时是不会轻易来攻城的，这样自己就可以在城里养精蓄锐，有足够的力量来击败对手。“广积粮”，在战乱年代，它的作用就更大了，它至少有三大好处：第一，能够守城，古人早就说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草，这仗就无法打下去了，这城也就无法守下去；第二，能战，有了粮草，军心就会稳定，将士也就能够安心打仗了，士气和军队的实力就会大为提升，特别是当对手的粮草不足时，这就是不战而胜最有效的根本；第三，能够及时扩充自己的势力，招收更多的将士，这样自己实力也就会随着战争的推进而逐步提高。“缓称王”，这是制敌的妙着，看似是承认自己的弱小，或者是在向其他反元势力和割据势力示弱，但这种示弱却为自己赢得了多种好处。
首先，能够让对手轻视自己而使他们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这样在真正进行对阵的时候就使对手无法估计自己的实力，而自己却能够看清对手的实力，从而更有利于寻找克敌制胜的计谋。至元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在采石仓促称帝后，率舟师顺流而下，锋芒直指应天。
陈友谅认为这场战争很快就能够结束，因为光从兵力对比来看，他的军队是朱元璋守城军队的十倍，所以很是轻视朱元璋。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朱政权内部也出现意见分歧，“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以钟山有王气，欲奔据之，或欲决死一战，不胜而走未晚也”。
朱元璋采纳刘基的意见，用计谋战胜了陈友谅。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曾经是陈友凉的故友，朱元璋让康茂才致书陈友谅，愿意做陈友谅的内应。陈友谅不知是计，应约到江东桥，连呼“老康”，见没有答应的时，陈友谅才明白中计了，立即与他的弟弟陈友仁率舟千余只向龙湾逃奔。但为时已晚，朱元璋的伏四起，内外合击，陈友谅的军队大败溃逃，恰在这时又正值退潮，陈友谅军队的船搁浅不能动了，这样被杀死溺死的不计其数，被俘的就达到二万多人。陈友谅的大将张志雄、梁铉、喻国兴、刘世衍等都投降了朱元璋，所造的名叫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这些名称的巨舰有一百多艘以及其他战船数百艘都被朱元璋的军队所获得。与此同时，朱元璋遣其将胡大海克信州（今江西上饶），以牵制陈友谅。陈友凉兵败后逃奔江州，朱军乘胜取太平、安庆。这一次陈友谅就是犯了轻视朱元璋的低级错误而轻信了朱元璋。从而被朱元璋打得大败。
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不过是一个策略的选择，而非根本的原则分歧。到底是选择先发还是后发，在博弈论中，就要先分析形势，按照风险最小利益最大的原则，把风险留给对手，把获益的机会把握在自己手中。
无独有偶，朱元璋的另外一个对手——张士诚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朱元璋已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势力向东扩展，与张军开始接触。六月，朱元璋遣杨宪通好于士诚，提出“睦邻守国，保境息民”的主张。张士诚踌躇满志，根本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得书不悦，竟拘留杨宪不遣。此时，朱元璋还只是称吴王，而张士诚已经建立了大周政权并称帝了，由此才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七月，张士诚遣兵攻打镇江，被朱元璋的军队击败。朱元璋遣他的大将徐达攻打常州，张士诚的军队被打得大败，张、鲍二将被俘，张士诚此时才感到惧怕，派遣使臣孙君寿向朱元璋请和并且愿意每年输送粮食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银三百斤，作为犒劳军队的物资。朱元璋回复书信谴责张士诚，张士诚获得书信不敢回复。
至正十七年（1357年）三月，已经降元的方国珍攻打太仓、昆山，张士诚大败。而朱元璋连续克长兴、常州、泰兴、江阴、常熟等地，张士诚在常熟被朱元璋的军队所俘，张士诚北有淮海，南有浙西，江阴、长兴二邑都是他的要害。得到了长兴，那么张士诚的步骑不敢出广德、宣、歙；得到了江阴，那么张士诚的舟师不敢出大江、上金、焦。这样张士诚在战场上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其次，可以转移对手的攻击目标，特别在当时天下割据势力很多，而元朝还比较强大时，就可以使各个割据势力相互争斗，而不把朱元璋当做主要对手来攻打，而元朝也不会把朱元璋当做敌人来镇压，甚至还会把他当做联盟的对象来扶持，而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的。
在元末并起的群雄中，朱元璋并不算强大，刘福通、张士诚、徐寿辉等农民军无论从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远远超过他。但他善于审时度势，依靠这九字方针，特别是“缓称王”的高招。寻找时机，向元势力薄弱的地区发展。这样，朱元璋的队伍不仅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而且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发展生产，缩小并减少了元政府的注意力，取得了壮大队伍的实效。在以后的几年间，尽管他的势力已到足以称王，自成一体的地步，但他仍然打着小明王韩林儿的旗号培植自己的势力，甚至在小明王遭到了张士诚围攻时，还亲率大军北上救援，这着一石二鸟，既把小明王控制在自己的掌心，又取得了小明王其他部下的支持，他的势力更加庞大了。所以当他向南荡平群雄，向北打败元军后，便轻而易举地借口接小明王从滁州来南京议事之名，在中途凿沉小明王的船，除掉了小明王。这时已没有任何一支力量可以阻挡朱元璋改朝换代的步伐了。
1368年，朱元璋终于成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但是，在朱元璋的军队还不是足够强大的时候，朱元璋是尽量避免与元朝的军队直接对阵的。这在智猪的博弈中就是小猪的选择，因为我的力量比较弱小，我当然不是元朝的对手，我自然是跟在强手的后面，或者坚守后方了。如果力量强大的大猪不去打元朝，那么元朝反过来也会最先去打他们，因为他们对元朝的威胁最大。刘福通、张士诚、徐寿辉他们去攻打元朝是优势策略。但当他们相互之间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朱元璋这头智猪却又成了坐山观虎斗的猎人，也是鹬蚌相争中的渔翁，占尽了后动的优势。因此，当他发动攻击时，不管是对割据势力还是对元朝都是致命的。
再次，随时可以倚重一方打击另外一方。在与陈友谅的斗争中，他就与明玉珍修好，并打着韩林儿的旗号四面围攻陈友谅。
总之，在博弈中既有先动优势策略，也有后动优势策略。至于在具体的博弈中究竟是选择先动还是后动，都是由博弈参与者的各方具体情形所决定的。
要如何才能摆脱一个和别人争夺生存机会的困境？这是智猪博弈的困境能否解开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在技术上进行改进，让人们之间不再有生存的危机，这是一个办法，但是可行度并不高；如果从自身出发，加强自身的实力，让自己成为智猪博弈中当之无愧的主宰者，那么自己就算是主动作出让步或者不参与争夺，也不会对自己的利益产生太大的损害。毕竟，再好的策略，也不如实力能给人安全感，也没有实力稳定可靠。
明朝初年，出现过一场叔侄之间的权力争夺战，这就是著名的“靖难之役”。这基本上就不算是一个完整的博弈案例，因为主宰这场争夺的一直都是这场争夺中的一方，就是作为叔叔的燕王朱棣。他靠着自身的实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明成祖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他出生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亲眼见到了人民颠沛流离的生活，也听说了自己祖父祖母（即朱元璋的父母）因贫苦而死甚至无钱埋葬的故事。
少年时期，他与其他皇子一起接受儒家教育，学习儒家经典与治国之术，后来在明太祖洪武年间被封为燕王，镇守北边。在抵御蒙古各部的战争中，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锻炼，而且明初的政治斗争也对他产生了影响，使他一方面深谙权力斗争的手段，另一方面热衷于把持权力。
朱元璋在位期间，他通过政治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也为自己经营了雄厚的政治资本，在当时的皇室诸王之中，他是权力最大、能力最强、支持率最高的一个。
朱棣在洪武年间被封为燕王，就藩之处在北平（北京）。当时的北平，是北方的重要都市，无论是军事地位，还是政治经济地位。都是举足轻重的。洪武二十三年，明太祖命令朱棣率兵讨伐蒙元的残余势力，朱棣率大军出征，军容严整，布阵有方。
在实战中，他出奇制胜，冒雪进兵，包围了元军，并招降了一批蒙元的重要官员，得到了朱元璋的褒奖。不过，他因为是第四皇子，按照当时的规矩，要皇帝的嫡长子才能继承皇位，所以朱棣只能做一个称霸一方的藩王，当时也并没有争夺皇位的打算。
可是一切都因为太子的去世而改变。朱元璋六十五岁那年，其赢弱的太子朱标因病而死，在群臣的推拥下，懿文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备位东宫。六年后，朱元璋病死，这位皇孙继承了皇位。建文帝朱允炆，自小聪慧好学，是个仁孝的皇子。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月，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
洪武二十九年，老皇帝朱元璋召集诸子于东宫参见朱允炆，行宫廷仪制，也就是让朱允炆的叔叔们拜见未来的国家皇帝。厚道谦和的朱允炆内心很是不安，于东宫按朝廷礼仪受拜后，赶忙人内殿，以“家人礼”拜见诸叔，“以诸王皆尊属也”。
可以说，太子朱标去世之后，朱棣心里那种不和自己的兄弟争夺皇位的亲情安全网已经破裂，他心中对这位皇太孙，将来的皇位继承人并不认可，所以，在朱元璋驾崩之后，他才开始篡位。
朱棣要进行篡位，自然要拥有一定的权力。他的权力，完全来自朱元璋时代。当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南京建都，地距边塞六七千里远，已经失败并且逃到大漠的元朝蒙古残兵败将常常于塞下出没，捕杀吏民，抢夺财物，骚扰边境。
因此，对于各边境重要地区，明初皆以皇子坐镇。朱元璋对属下将领非常猜忌，对他自己的骨肉诸子却一千万个放心，下命诸子可以专制国中，各拥精兵数万，并有征调各路军兵的权力。其中，燕王朱棣的军队最为精良，势力也最大，这支本来用于抵御外敌的军队，就将作为他日后用来进行皇位争夺的筹码，为他出生人死。
朱元璋去世以后，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后马上接受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削夺诸藩，先后削除周、湘、代、齐、岷五王，危及朱棣王位。虽然没有马上把矛头指向燕王，但是建文帝的种种试探性举动都使燕王加强了警惕。
智猪博弈存在的基础，就是双方都无法摆脱共存局面，而且必有一方要付出代价换取双方的利益。而一旦有一方的力量足够打破这种平衡，共存的局面便不复存在，期望值将重新被设定，智猪博弈的局面也随之被破解。
其实，建文帝削藩的行动并不是引起朱棣叛乱夺权的真正原因。早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薨，朱棣便已动窥位之心。当时，在诸王封国时，一个叫做道衍的和尚（俗家名字姚广孝）就去求见燕王朱棣，说“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与大王戴”。“白”加“王”上为皇，与其说这和尚有识皇之眼，不如说朱棣早有不臣之心。朱棣听了之后，一直对这个和尚十分礼遇，并且把他当做心腹，经常和他商量机密要事。
建文帝即位，周王首先被削夺王位，向来就心怀异图的朱棣抓紧时间招兵买马，挑选壮士为卫军，又四处召集异人术士。同年年底，建文君臣已知悉燕王举动不寻常，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提防朱棣。首先，建文帝以防备北边蒙古为名，派武将戍守开平，并下令调征燕王所属卫兵出塞，派人随时就地侦伺这位王爷的动静。
同时，朱棣的大舅子徐辉祖（功臣徐达之子）常常把从妹妹那里打听来的燕王信息密禀于建文帝，十分受建文帝的信任，被加封为太子太傅，与李景隆一起统管军队，随时准备发动图燕之举。
建文元年七月，建文帝派人逮捕燕王手下的官员于谅、周铎至京杀头，并下诏谴责朱棣。为了争取时间，朱棣装疯，于北平市井中狂呼乱走，夺人酒食胡吃海塞，胡言乱语，躺在地上打滚叫骂。一整天一整天地假装不省人事。张芮、谢贵人王府“探病”，盛夏暑天，看见朱棣披着大棉被在一个大火炉子前“烤火”，连连摇头大呼：“冻死我了！”张谢两人密奏，建文帝等人还真有些信以为真。
幸亏有燕王长史葛诚为内应，密报朱棣即将举兵。兵部尚书齐泰确也当机立断，马上发符遣使，命有司迅速前往北平，逮捕燕王府邸内相关人等，并密令张芮、谢贵等人相机行事；同时，又密敕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因其一直为燕王亲任，命他亲自逮捕朱棣。这一行动泄露，最终导致了朱棣率兵造反，前后历经三年多，终于打下了明朝的都城南京，建文帝不知生死，朱棣终于夺取了皇位，成了号令天下的皇帝。
朱棣走上皇位的道路，是从他多年经营的实力中得来的。没有什么过于精巧的策略和十分奇妙的招式，但是他就是这样成功了。这也可以理解成为智猪博弈的一种情况，那就是在双方实力不均衡的情况下，由强势的一方打破这个困境。其博弈形式如下：
朱棣（大猪）起兵建文帝进攻朱：4；建：2不进攻朱：6；建：6不起兵建文帝剥夺兵权朱：-3；建：3不剥压兵权朱：0；建：0消藩与叛乱
从上面的矩阵看来，朱棣起兵和建文帝进兵就成了博弈中的优势策略，就是二者的直接对抗，而在智猪的博弈中，大猪有实力的优势，而朱棣是头大猪，所以他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取胜。
正确对待他人的冒失
在智猪定律中，小猪最好的策略就是等待，因为小猪如果主动出击，去按按钮，只会得不偿失；等大猪按按钮，小猪捉住机会分一杯羹，实际上就是趁火打劫，这在合作性博弈中无疑是应该双赢的均衡。但是，在实际的博弈中，对抗性的博弈屡见不鲜，由于双方情况千变万化，弱势一方如果墨守成规，胶柱鼓瑟，只能使自己坐失良机。因此，真正的博弈高手，绝对是捕捉时机的高手，根据实际形势的变化，而灵活地选择自己的策略。在我国历史上很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对抗性博弈中，智猪策略的选择与放弃，就深深地体现了我国古人在博弈中的杰出智慧。
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是一场典型的小猪与大猪之间的博弈。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在统一北方后，不断向南扩张，在攻占东晋梁、益（约今陕西南部及四川）二州后，继占襄阳、彭城等地，急欲灭亡东晋，统一天下。
秦建元十九年（晋太元八年，383年）七月，秦王苻坚自恃国强兵众，不听群臣劝阻，下诏伐晋，在政权所及范围内征兵调粮，并作如下部署：命丞相、征南大将军苻融督统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直趋寿阳（今安徽寿县）；命幽州、冀州所征兵员向彭城（今江苏徐州）集结；命姚苌督梁、益之师，顺江而下；苻坚亲率主力大军由长安出发，经项城（今河南沈丘）趋寿阳。几路大军，合计约百余万人，“东西万里，水陆并进”，大有席卷江南，一举扫平东晋之势。
面对前秦军队的攻势，东晋也作了下列防御部署：丞相谢安居中调度；桓冲都督长江中游巴东、江陵等地武装力量，控扼上游；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率北府兵八万赴淮南迎击秦军主力。这年10月18日，苻坚之弟苻融率秦前锋部队攻占了寿阳，俘虏晋军守将徐元喜。与此同时，秦军慕容垂部攻占了郧城（今湖北郧县）。奉命率水军驰援寿阳的胡彬在半路上得知寿阳已被苻融攻破，便退守硖石（今安徽凤台西南），等待与谢石、谢玄的大军会合，苻融又率军攻打硖石。苻融部将梁成率兵五万进攻洛涧（在今安徽淮南东），截断淮河交通，阻断了胡彬的退路。胡彬粮草用尽，难以支撑，写信向谢石告急，但送信的晋兵被秦兵捉住，此信落在苻融手里。
苻融立刻向苻坚报告了晋军兵少，粮草缺乏的情况，建议迅速起兵，以防晋军逃遁。苻坚得报，把大军留在项城，亲率八千骑兵疾趋寿阳，并派晋降将朱序到晋营劝降。不想朱序一心向晋，反将秦军情况密告谢石，并建议趁秦军尚未集中，迅速发起反攻，击败其前锋。谢石采纳其建议，命谢玄派猛将刘牢之率五千精骑，夜渡洛涧，袭击梁成大营，一举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斩梁成等十员大将。晋军士气大振，乘胜直逼淝水东岸。
此时，苻坚登寿阳城头，望见晋军布阵严整，见城外八公山上，于秋风中起伏的草木，以为是东晋之伏兵，始有惧色。由于秦军逼淝水而阵，晋军不得渡河，谢玄便派人至秦方要求秦军后撤一段距离，以便晋军渡河决战。苻坚心存幻想，企图待晋军半渡，一举战而胜之，所以答应了这个要求。不料，秦军此时已军心不稳，一听后撤的命令，便借机奔退，由此而不可遏止。朱序等人又在阵后大喊：“秦军败矣！”秦军后队不明前方战情，均信以为真，于是争相奔溃，全线大乱。晋军乘势追杀，大获全胜，苻融战殁，苻坚狼狈逃归，损失惨重。淝水之战以后，北方重新陷入动荡纷乱的局面，苻坚在两年以后也被其他部落首领杀害。
智猪博弈能否从合作性博弈转化为对抗性博弈？看起来似乎不可能，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因为双方期望值的变化，从合作走向对抗的对局数不胜数，在这种形势下，就再也不能死守着智猪博弈原有的原则，而是要积极变换策略迎接挑战。
淝水之战，前秦实力强大，东晋相对弱小，如果完全照搬智猪博弈策略，小猪傻乎乎地等大猪出牌的话，那只有让人一口口地吃掉。因为在智猪博弈中，大小猪有共同的目标，即食槽中的食物，也就是说他们的博弈，是一种利益的分配如何达到均衡，而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是谁吃掉谁的问题，因此，被动消极的等待是不合时宜的。东晋能够取得胜利，一方面是博弈一方前秦的冒失，另一方面是靠东晋突破囚徒困境，主动选择最佳时机，把握了主动权。
如果仔细计算双方的力量，淝水之战实际上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博弈。双方的实力是相当的，与其说是以少胜多，还不如说是一场综合实力旗鼓相当的博弈。
首先，从双方实际参战的力量对比看，史料声称前秦有百万之众，但作为一个刚刚从长期战乱中统一的北方政权，这可能是史学家吹嘘的成分居多，即使有，苻坚也不可能全部征调伐晋，至少要留一些驻守各地重镇。更重要的是，这虚数百万也没有全部赶赴前线，苻坚到彭城时，凉州、幽冀、蜀汉之兵均未到达淮淝一带，后续部队凉州兵才到达咸阳，西路的蜀汉兵刚刚顺江而下，东路的幽冀兵才到达彭城，兵力极其分散。当时集结在淮淝一带的军队，是苻坚的弟弟苻融率领的三十万大军，他们也没有全部投入战斗，而被分布在西至郧城、东至洛涧五百余里长的战线上。驻扎在寿阳及其附近的军队，充其量不过十万，加上苻坚从项城带来的“轻骑八千”，也不过十多万人。正因为寿阳一带兵力不多，苻坚才会在看到晋军严整的阵容时，面有惧色，产生草木皆兵之感。晋军八万，除刘牢之所率五千人进军洛涧外，均参加了战斗。当时，晋军在长江中游地区布置的兵力，本来就较雄厚，再加上新投入的八万，因此当秦晋双方沿长江中游至淮水一线交战的时候，晋方在前线至少有二十万以上的兵力。所以，从战略全局上说，前秦的军队要远远多于东晋，但就淝水之战的战役来说，前秦的兵力并不占优势。
其次，从内部稳定团结的凝聚力来说，前秦远远不如东晋。前秦的苻坚是一个难得的治国安邦之才，他花费了三十余年的时间统一了北方，初步实现了民族融合，因此，他急欲实现全国统一。但这时候，全国统一的条件还不成熟。前秦刚刚灭掉鲜卑族建立的前燕和羌族建立的西秦，在长期战争之后，士兵厌战，百姓渴望休养，所以，忠于前秦的大臣都反对。而由于苻坚对投降的其他部落的贵族势力过于宽容，他们的实力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
怀有二心的前燕宗室将军幕容垂和羌帅贵族姚苌，都希望苻坚伐晋失败，以便趁机恢复故国的统治，所以竭力怂恿苻坚南伐。苻坚在君臣认识不一的情况下，下达了进攻东晋的命令。而东晋孝武帝虽然昏庸，但其宰相谢安是很有名望的政治家。在前秦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内部矛盾得到缓和，出现了上下齐心、同仇敌忾的局面。
再次，从战略战术上说，战争之初，苻坚犯了轻敌的毛病；在攻占寿阳之后，看到敌军军容严整，又犹豫不前，犯了畏敌的情绪；而且派朱序劝降，无异放虎归山，将自己的虚实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最后，听信敌人之言，盲目后退，自乱阵脚。反观东晋部署，谢石从朱序处掌握敌情之后，立即改变原来坚守不战以待秦军师老兵疲的作战方案，转守为攻，沿淮河西上，与秦军夹水而阵。针对秦军上下离心，士兵厌战和苻坚急于决战的心理，派人至奏营，要求秦军稍微从淝水边后撤一点距离，以让晋军渡河决战，诱使秦军乱了阵脚。朱序在阵后大呼秦军败了，晋军及时抢渡猛攻。秦军大溃，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晋军乘胜追击，取得战争胜利。从局部的战术上来说，晋军又是技高一筹，其博弈矩阵如下：
由上面的矩阵图看来，等待是他们各自的优势策略，因为东晋这只小猪等待的话，他可以找到攻击大猪的弱点；而如果前秦这只大猪通过等待，整顿自己的内部，使自己真正强大了，东晋就会被他一口吃掉，而战争的结果正好说明了这点。
淝水之战，晋军的胜利与其说是凭借自己雄厚的实力，还不如说是前秦苻坚的冒失，使东晋政权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如果从前秦的角度来说，他采用智猪博弈策略来进行这场战斗，可能会处于不败之地，因为他本钱厚，能够承受损失。但由于自身的失策，使他最后的决战演变成斗鸡博弈。前秦的实力远远超过东晋，但他最大的弱点是多民族凑合在一起，自身还没有融合成铁板一块，其他各民族的贵族都是想借机摆脱苻坚，自立山头。而苻坚最信任的大臣王猛已经去世，苻坚刚刚实现北方的统一，自大的心理，使他没有看到己方致命的弱点。
博弈过程中，前秦战线过长，部署不当，各部步调不一，没有形成合力，使他兵力雄厚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这一系列的错误，使秦军处于一种输不起的地步。最后两军淝水决战，这就好比两只实力相当的斗鸡，相互之间正在虎视眈眈地对峙，一只掉头，把薄弱的腹部暴露在对手面前，被对手狠命一啄，乘势一脚，踢得个屁滚尿流。如果真的是两只斗鸡，输的还可卷土重来。可前秦那么多野心家在等着重新崛起，他是一只输不起的斗鸡。一旦失利，贵族势力又重新脱离，瓜分了这只胸口上还淌着血的“大猪”。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坐山观虎斗”。“坐山观虎斗”本来是一个寓言故事，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条成语。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年，韩国跟魏国打仗，打了很久，未分胜负。秦惠王想出兵攻打韩国，从而援助魏国，使魏国获胜。但他在出兵以前想听听大臣们的意见，于是召集大臣们商讨。陈轸就说了一个故事：“有两只老虎为了争一个人而在互相打斗，管庄子（人名）准备刺杀它们，管与（人名）制止他说：‘老虎，是暴戾的动物。人，对它们来说是最好的诱饵。现在两只老虎为争人而打斗，弱的必定会死，强的必定会伤，您等那强虎伤后再刺杀它，那么是一举而得两虎啊。不费刺杀一只老虎的力气，就可以得到杀两只老虎的名声。’管庄子坐了一会儿，然后看看时机已到，就去刺死了那只受伤的大老虎。”
“哦”秦惠王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说，等魏国与韩国再打一阵子，等到它们两个国家将近一死一伤的时候，再攻打它们，这样就可以同时把它们两国都给灭掉。”结果秦国就假装要出兵韩国，而实际上是按兵不动，而魏国以为秦国已经出兵了，就还加大了进攻的力度，等到魏国再攻了一个月后，韩魏两国都陷于困境，韩国几乎亡国了，而魏国也伤亡过半，国力困顿。
此时的秦惠王再出兵攻打韩国，韩国马上答应割地求和；然后秦再攻打魏国，魏国也没有办法，只好又割地求和。就这样，秦国就做了管庄子。很明显，秦国也是运用了博弈论上的后动优势，也就是小猪的静坐优势策略。
如果说，坐山观虎斗，最后还要花刺半只老虎的力量的话，那么鹬蚌相争的得益者就显得轻松多了，实实在在是举手之劳。
要有效率地静坐
坐享其成这个词对个人生活态度来说，就是懒惰的代名词，但在博弈论看来，这却是智猪博弈中小猪的严格优势策略，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小猪静坐也有效率。作为一个博弈策略，在我国历史上被广泛应用。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经常互相攻打，有一年，魏国攻打中山国，魏文侯要向赵国借路。赵国国王赵烈侯（即赵籍）想拒绝魏文侯借路的要求。因为认为自己国家没有获得利益。大臣赵利知道了，便赶忙劝说：“魏国攻打中山国，如果不能胜，也必然消耗重大。使国力疲惫，减轻了对我国的威胁。魏军如果消灭了中山国，由于我们赵国居中，他们想保留中山国的土地，就还要问问我们赵国同意不同意，我们不同意，他们就很难得到。”
赵利见赵烈侯还在犹豫，便进一步说道：“大王还犹豫什么？这件事受损失的是魏国，到头来，获得中山国土地，坐享其成的是我们赵国。因此借路一事，必须答应，这对我们有利无害。”赵利见赵王面带喜悦之色，便又急忙补充说：“答应是答应，但不要高兴地答应。而要装做很为难的样子，如果魏国觉察出我们的用心，就会把攻打中山国的计划取消。要装成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魏赵两国是友邦，为了我们的友好关系，我能不借路吗？’
从博弈论来分析，赵国与魏国在就中山国的土地进行博弈，魏国当时是大国强国，它要拓展领土，侵略中山国，但要经过赵国，所以要向赵国借路，其目的有两个：一是要赵国帮助魏国；二是要赵国不帮助中山国，这样它就能够很容易地打下中山国。而赵国的博弈是，如果借路，中山国肯定会被打下，这样魏国肯定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好处的，从而使它变得更强大，但是赵国却能够从这里获得比魏国更多的好处；如果不借，两国什么也不能得到，收益值都为零。因此，两相比较，借路是赵国的严格优势策略，从事件本身的过程来看，也是魏国的严格优势策略。但是，赵国的优势策略比魏国的强多了，它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这就是小猪博弈的最生动的说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赵国具有明显的后动优势。伐燕国，苏代为了燕国就对赵惠王说：“刚才我到赵国来，渡过易水，河蚌刚出来晒太阳，刚好给一只鹬看到了，鹬鸟就啄食河蚌的肉，河蚌受痛就合上了它的硬壳，夹住了鹬鸟的长嘴不放。鹬鸟说：‘今日不下雨，明日不下雨，就会有死蚌肉吃！’河蚌也对鹬鸟说：‘今日你拔不出，明日你拔不出，你就会变成死鹬鸟！’两者谁也不肯相让。渔翁看到了，就把它们都抓回家去了。现在赵准备攻打燕。燕赵肯定会陷于相持战中，这样双方都会因此而削弱。现在我最担心强秦就会成为渔父了。因此我希望大王您好好地考虑一下。”赵惠王说：“很好！”于是就停止了攻打燕国的计划。
这里苏代之所以能够劝说成功，就是因为他正确地分析了博弈双方的得失利弊，使赵惠王认为赵国选择攻打燕国是严格的劣势策略，而秦国将会成为智猪而从中坐收渔翁之利。其博弈矩阵如下：
从上面的矩阵可以看出，秦国具有后动的优势，只要燕赵发生战争。它就可以获得利益，等待能够壮大自己，威胁别国，进攻就能获得完全的胜利。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式下，苏代才能劝说成功。
智猪博弈除了可以直接运用外，也还可以变化着来用，而在历史上变化着来用的事例更是多得不可胜数。最典型的变化运用就是三十六计中的反间计。
反间计最基本的原理还是智猪博弈，只是其中有间谍而已，它的作用就是挑拨敌方自己内斗，而我方坐收渔翁之利。
战国后期，秦国大举伐赵，赵派李牧抵抗秦国的进攻，结果大败秦国军队。秦国不甘心，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结果还是给李牧打败。秦国的大将都一筹莫展，但君命难违，又发动了第三次进攻，这次派了秦国名将王翦去了，赵国还是派李牧去抵御，两国相持不下。
这时，秦国人开始想办法了，王翦就使了个反间计。他派人带了很多珍珠宝贝去贿赂赵王的宠臣郭开，郭开受了秦国的贿赂，就到处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半信半疑，但郭开趁机再进谗言，于是赵王就撤了李牧的职并要法办李牧，并由此改用赵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
可是李牧不接受赵王的命令，这就更加使赵王相信了郭开的谗言，认为李牧真的要造反了，于是赵王派人暗地里设计抓住了李牧，并杀了李牧，然后废除了司马尚的兵权。这下秦国就毫不畏惧了，大规模进攻赵国，不久就攻下了邯郸，并乘胜进攻，灭了赵国。这真是一个间谍就灭亡了一个国家。
作为理性的人，谁都不愿意自己冒风险而为他人带来利益，如果是这样，智猪博弈便无法形成。
如果能够利用对方的弱点，使之相信他的冒险完全值得，而且可以获得足够的收益，那么智猪博弈就会随着你的意愿形成并且发展了。
赵王自毁长城而葬送了赵国，那么后人是不是就一定会接受教训而使悲剧不再上演了呢？但往往是人心难测，悲剧依然会上演，历史有时具有惊人的相似。
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亲自指挥的宁远保卫战，面对努尔哈赤率领的来势汹汹的十三万八旗铁骑的进犯，小小的宁远城被包围得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城墙外面就是黑压压一片的漫山遍野的清军虎狼之兵，当时真有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气氛，而袁崇焕则巍然屹立在宁远的城楼上声嘶力竭地为守城的一万余名将士激励斗志、鼓舞士气，他大声告谕全城军民：置之死地而后生，誓与城池共存亡！
文人出身的袁督师在万分危难之中振臂一呼，一场惨烈的守城血战整整持续了几个昼夜，同仇敌忾的守城将士竟把曾经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十几万大军打得丢盔弃甲，死伤枕籍，大败而归，连努尔哈赤本人也被宁远城中红夷大炮发射的弹片击伤挂彩，后来竟导致其郁郁寡欢患疾而亡。
这是在晚明历史上明朝对后金的战争中一次绝无仅有的大获全胜的军事奇迹，史称“宁远大捷”。这次大捷使明朝朝野人心大为振奋，袁崇焕从此也威镇边关。
后来，皇太极围攻北京，袁崇焕又亲率曾经历过宁远战役洗礼的九千关宁精锐铁骑，从数百里外长途奔袭，驰援京城勤王护驾。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势下，在广渠门外仓促摆开战场，以一当十，拼死鏖战，与满洲大军展开了阵地对攻，白刃厮杀，冒险侥幸击退了清军发动的首轮凶悍进攻，与围城清军形成了对峙之态，初步化解了京城之围。将士们已经拼尽了全力，人困马乏，临阵伤亡很大，部队已趋强弩之末之势，才算确保了京城的安危。
袁崇焕可以说是处于危势的明王朝延喘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出意外，女真人已无力对中原构成大的危胁。可崇祯听信两个从清军营中逃过来的太监的话，认为袁崇焕通敌叛国，然后杀了袁崇焕，这样就中了皇太极的反间之计，自坏长城，几年后清军八旗就踏灭了大明朝。
由此可见，智猪博弈中的小猪静坐就是等待。等待有积极的等待也有消极的等待，消极的等待只能消磨自己的斗志和力量，而积极的等待如果加以很好的变通和利用，就能够在静坐中收到意想不到的效益，这就是博弈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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