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祖国在我心中

    杜鹃啼血哭神州，海棠有泪伤秋瘦。

    ——李叔同《秋柳》

    李叔同生存的那个年代，正是我们国家的多事之秋。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领土上肆无忌惮地抢夺，之后又是军阀连年混战，内忧外患，把偌大一个中国折腾得民不聊生，处处哀鸿遍野，多少人流离失所，身陷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这样一幅悲惨的景象，身为一个热血男儿怎能袖手旁观而无动于衷？于是李叔同奋笔疾书，继而东渡扶桑寻求救国之路，内心深处的大悲全都化作了拳拳爱国之心，就是在出家之后，他的寮房墙上写着“念佛不忘救国”的字样。李叔同的一生没有一刻不想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爱国之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亘古不变的传统美德。尽管生活经历、社会遭遇可能会给人造成种种创伤，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却一直是维系人们奋发图强的精神支柱。而那些对国家一片赤诚的人，历史也从不会把他们忘记。

    爱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首先从爱自己的邻居、宗族和家乡，爱生养自己的那一片土地开始。国家，也经常被叫做“社稷”，社稷最初的含义就是古人祭祀的土神和谷神。爱国，属于一种知恩图报的感恩情怀。

    究竟怎样算爱国呢？就是做对国家有益的事。哪些事情对国家有益呢？

    这需要自己拿出判断来，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能够不失国家的尊严，是不是给国家的发展强大带来好处。

    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在总体上是不矛盾的，俗话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想一想在日本入侵下的中国百姓日常生活就知道了。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保家卫国，抗暴御辱，一直是令人激赏的，除了张自忠等抗日名将外，古代最著名的例子还有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等等。他们置生死于不顾，正如林则徐所谓：“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福祸趋避之？”东汉名将马援，不顾老迈，提出了“马革裹尸”的报国信念。书法大师颜真卿的家族以爱国著称，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力劝叛将李希烈归顺唐朝，而终于杀身成仁。革命女侠秋瑾，则以“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诗句，抒发自己为国为民、不怕牺牲的豪情壮志。

    国家，并不是一族一姓的国家，所以爱国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忠于某一个皇帝老子。当敌人俘虏了明英宗以要挟明朝的时候，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毅然领兵抗敌，保卫国土。这是一个非常光辉的爱国壮举。即使国家危亡，覆水难收，不能一时扭转乾坤的时候，我们也不该丧失信心。顾炎武提出：

    “有亡国，有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的意思是：一姓一族的王朝更替是“亡国”，仁义闭塞、道德沦丧而至于失去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亡天下”。这句话将文化视为国家的命脉，极大地扩展了爱国主义的内涵。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不断激励着仁人志士为国奋斗。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诗人屈原、杜甫，史学家司马迁等人都是这种精神的光辉榜样。爱国爱家，目的就是为了国家自立和自强，不仅仅是军事的，还包括文化的、外交的、经济的等等。在和平时期，我们应该做的，像李叔同那样，时时刻刻把祖国放在心中，激励自己从自我做起。李叔同“念佛不忘救国”，我们不用念佛，只需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踏踏实实地在各行各业中努力进取即可。

    第二节 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应该善而待之

    昔日互残杀，而今共爱亲。何兮物与我，大地一家春。

    ——李叔同《冬日的同乐》

    1928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弘一大师在行船上看到一只老鸭被关在笼子里，据鸭主人说这老鸭肉可以治病，此鸭正是送给乡间病者宰杀食肉的。弘一大师听后，倍感老鸭之不幸。他于是恳请船主替老鸭乞命，并表示愿意用三金赎老鸭。在他的救助之下，老鸭终于免其恶运，随大师一同下船。事后，弘一大师特意让丰子恺将老鸭的造型绘出，一并收入《护生画集》。弘一大师为此画的题词是：“罪恶第一为杀，天地大德曰生。老鸭札札，延颈哀鸣；我为赎归，畜于灵囿。功德回施群生，愿悉无病长寿。”

    弘一大师对待护生的态度可谓郑重之极。夏丏尊先生在十年后有这样的回忆：“犹忆十年前和尚偶过上海，向坊间购请仿宋活字印经典。病其字体参差，行列不匀，因发愿特写字模一通，制成大小活字，以印佛经。还山依字典部首逐一书写，聚精会神，日作数十字，偏正肥瘦大小稍不当意，即易之。期月后书至刀部，忽中止。问其故，则曰：刀部之字，多有杀伤意，不忍下笔耳。其悲悯恻隐，有如此者。”

    方才说起《护生画集》，有必要多言几句。

    1927年秋，弘一大师和他的学生丰子恺酝酿了一个弘扬佛法、劝人从善戒杀的大计划——编绘《护生画集》。大半个世纪以来，《护生画集》在佛教界内外广泛流传，影响十分深远，为宣传佛教、弘扬佛学、培养爱心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虽然禁止杀生只是佛教的清规戒律，但是反映到现实生活中，这个问题同时也关系到人性天性、良心悲悯、人本和功利、生态平衡等等问题。

    要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先来看一个故事。

    事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物极其短缺，周围能入口的东西都已成了腹中物，可还是不断有人饿死。于是，有人提议上山找吃的。

    1960年，饥肠辘辘的人们围了两个山头，要把这个范围的猴子赶尽杀绝，不为别的，就为了肚子，零星的野猪、麂子已经解决不了问题，饥肠辘辘的山民把目光转向了群体的猴子。两座山的树木几乎全被伐光，最终一千多人将三群猴子围困在一个不大的山包上。猴子的四周没有了树木，被黑压压的人群层层包围，插翅难逃。双方在对峙，那是一场心理的较量。猴群不动声色地在有限的林子里躲藏着，人在四周安营扎寨，时时地敲击响器，大声呐喊，不给猴群以歇息机会。三日以后，猴群已经精疲力竭，准备冒死突围，人也做好了准备，开始收网进攻。于是，在小小的林子里展开了激战，猴的老弱妇孺开始向中间靠拢，以求存活；人的老弱妇孺在外围呐喊，造出声势，青壮进行厮杀，彼此都拼出全部力气浴血奋战，说到底都是为了活命。

    战斗整整进行了一个白天，黄昏的时候，林子里渐渐平息下来，无数的死猴被收集在一起，各生产队按人头进行分配。

    那天，有两个老猎人没有参加分配，他们俩为了追击一只母猴来到被砍伐后的秃山坡上。母猴怀里紧紧抱着自己的崽，背上背着抢出来的另外猴的崽，匆忙地沿着荒脊的山岭逃窜。两个老猎人拿着猎枪穷追不舍，他们是有经验的猎人，知道抱着两个崽的母猴跑不了多远。于是他们分头包抄，和母猴绕圈子，消耗它的体力。

    母猴慌不择路，最终爬上了空地上一棵孤零零的小树。这棵树太小了，几乎禁不住猴子的重量，绝对是砍伐者的疏忽，他根本没把它看成一棵树。上了树的母猴再无路可逃，它绝望地望着追赶到跟前的猎人，更坚定地搂住了它的崽。

    绝佳的角度，绝佳的时机，两个猎人同时举起了枪。正要扣扳机，他们看到母猴突然做了一个手势，两人一愣，分散了注意力，就在犹疑间，只见母猴将背上的、怀中的小崽儿，一同搂在胸前，喂它们吃奶。两个小东西大约是不饿，吃了几口便不吃了。这时，母猴将它们搁在更高的树杈上，自己上上下下摘了许多树叶，将奶水一滴滴挤在叶子上，搁在小猴能够够到的地方。做完了这些事，母猴缓缓地转过身，面对着猎人，用前爪捂住了眼睛——母猴的意思很明确：现在可以开枪了……

    母猴的背后映衬着落日的余晖，一片凄艳的晚霞和群山的剪影，两只小猴天真无邪地在树梢上嬉戏，全不知危险近在眼前。

    猎人的枪放下了，永远地放下了……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猎人在瞬间改变了初衷？是至高无上的生命的权利，是尚未泯灭的良心的发现。众生平等，生命的权利属于世间所有的生物。

    人权往前推演一步，就是动物权，就是承认众生平等，承认动物也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于是，人本主义被质疑，人权受到挑战。凭什么以人为中心，以人的意志和利益来规定这个世界的秩序？凭什么以人的无节制的欲望，来剥夺动物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尊重动物对生存和福祉的追求，对痛苦和死亡的恐惧，素食主义就作为一种伦理原则被提出，动物保护组织就应运而生，对动物的虐杀就更被视作野蛮和卑劣了。

    对于人类，对于世俗社会，其原则底限当为：可以杀生，但不要超出你自己的生存需求，不要危及被食用者的物种生存，不要赶尽杀绝，不要暴殄天物，不要无端地残害生命，也不要为满足自己那点好奇心或小情趣，去囚禁生命，包括动物园囚禁众多珍禽异兽和市井人家囚禁一只相思鸟。

    是的，也许我们做不到李叔同所提倡的绝对不杀生，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发展到今天，是一个自然选择的结果，每一个物种的存在和自然灭亡都有其自身的理由，所以对其他物种的索取应适可而止，对于那些以恣意妄为、残暴贪婪以杀生为乐，以杀生为谋利手段的人，请以下面一首诗自勉、自重：“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第三节 慈悲济世离不开一颗善良的爱心

    为善最乐；读书便佳。

    ——李叔同《格言别录》

    李叔同自幼生活在一个积善之家，其父便是天津卫有名的李善人，家里连年开粥厂、施善财。李家虽是富豪之家，但在穷人中间的口碑却甚好。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在这样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李叔同自然有一颗善心。

    长大后的李叔同继承了其父遗风，处处以与人为善为人生信条，救人于苦难之中的故事数不胜数，特别是出家以后，更是将普度众生当成了毕生所愿。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李叔同的话，便是：善良。

    善良是一种美德，是从灵魂深处散发出来的照亮人间寒夜的人性光芒。从善良的人身上，我们能感觉到温暖，更能体会到生命美丽和灿烂。

    善良是犹如泥土使万物生长。它丰富了人类的灵魂精神世界，提升了人性的高度。

    尽管善良常常意味着付出，但与人为善的精神还是被我们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大家都说：好人才有好报。

    北宋初年，大将曹彬率军攻打南唐不妄杀一人，体现了仁者爱人的儒帅风范，被传为美谈。在宋代佛教和道教都很有地位，教徒们往往用曹彬的故事来告诉人们：多做好事，好人才有好报，这不是空话套话，而是有实例为证。

    当时曹彬围攻南京半年多，连秦淮河、白露洲、西门水寨都占领了。到最后，只要一仗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攻进金陵——南京城了。在这紧要关头，统帅曹彬突然生病了。生的什么病呢？大家都着急，副将潘美，先锋曹翰等都去探问，大家纷纷主张招募名医。曹彬说：“不必了，我患的是心病，医生治不好的；只有你们各位能治好我这心病。”

    大家都很着急，究竟做些什么能治好统帅的心病呢？曹彬说：“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打进南京的时候，任何人不得滥杀无辜，也不许奸淫掳掠。大家能不能做到？”一班将领们回答：“只管统帅吩咐！”曹彬说：“嘴上这么说说可不行，大家必须要发誓遵从命令才行。”于是将士们就发誓决不在南京城内随意杀掠。

    随后，曹彬下了攻击令！

    曹彬为什么一定要大家发誓后才开始攻城呢？因为他知道潘美和曹翰好杀，都不好控制。在授命打江南的时候，赵匡胤曾要求曹彬尽可能少杀人，对南唐皇帝李煜一家，务必要保全。曹彬当下既不抗拒命令，也没有明确的答复，只是问：

    “副将是谁？”赵匡胤马上懂了他的意思，立刻召见了潘美、曹翰等人，当着大伙的面，把自己随身用的一把宝剑交给曹彬，告诉他说：“你拿着这把剑，就等于我本人在场一样，凡是手下不听命令的，只管军法处置。先斩后奏，一切由你全权做主。”他一边对曹彬说，一边把眼角撇向潘美、曹翰。吓得这些人汗流浃背，赶紧说：“末将听命！”

    曹翰、潘美等破城以后，李煜无可奈何，穿着白纱衫帽，亲自向曹彬投递降书。

    曹彬知道有些人是靠不住的。等李煜走后，他表示自己要暂时离开三天，把统率部队的责任交给副将潘美，并特别交代不许杀人抢掠。然后，曹彬带二百名亲信，在南唐的宫殿四周布防保卫，自己亲守大门，不许任何人闯进去，防止有人滥杀无辜。第三天，李煜及其家眷三百多人上了船后，曹彬才进宫查封财物，逐次登记呈报给朝廷。

    曹彬常常告诫他的儿子：领兵打仗，关键靠纪律，不可屠城、焚烧民房、掠夺民财、奸淫妇女。见别人的父母逃亡，应想想如果自己的父母逃亡，我要做什么？见别人的妻女流离失所，应想想如果自己的妻女流离失所，我要做什么？

    免除苍生劫难，是当权者应该肩负的责任。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曹彬的后代都很好，儿子有出息，享受高官厚爵，孙女做了宋仁宗的皇后，曾垂帘听政，被誉为圣太后。传说中八仙过海的曹国舅，就是曹彬的孙子。

    曹彬的故事，后来深深感动了忽必烈，他在攻打大理城的时候效法曹彬，尽可能地减少战争对普通老百姓的侵扰，为元朝争得了民心。

    正所谓“与人为善，善莫大焉”。善良是一种崇高的道德修养，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更是社会和谐的一种润滑剂。今天，继承和弘扬这种“与人为善”的传统美德，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会起到很积极的作用。

    与人为善，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就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就是尊老爱幼、秉公好义，就是真诚友善、助人为乐。

    善良是一种人性美，一种道义美，一种良知美。它的美是内在的，是一种值得崇尚的美，这种美我们看不见的，摸不着的，它需要用心来感受。

    有时候，你也会发现，美丽如此容易，一个并不完美的外表，因为有了美丽的灵魂，折射出的美感竟是这样动人心魄。

    善良的人外表并不一定美，他的美在于内心。有句话说得好“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善良，可以使一个相貌平平的人增添几分可爱，几分美丽。善良，可以给一个女人增添几分“女人味”，女人，可以不漂亮，但不可以不善良。善良同样可以给一个男人增添几分魅力，善良并非软弱，善良对于男人来说，还须有正直的成分，无原则的善良并非真善良，善良对于男人来说，是站得正，看得远，走得直。善良，不仅不会降低男人的刚性反而会给男人增添阳刚之气，一个善良的男人是深受女人喜欢的，因为他能给女人以安全感。所以，善良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都属宝贵的资源。善良，可以使一个人更美丽，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

    善良能使人美丽，美好的品行能帮你塑造美好的外貌。你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动人之处都会存在心里，点点滴滴积累起来，渐渐改变你的眉目、鼻子和嘴巴，慢慢地令你周身透出可亲、动人和美丽的光芒，充满迷人的魅力。

    记得莎士比亚说过，外在的相貌其实是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善良使人美丽。拥有一颗善良的心，远胜过任何服饰、珠宝和妆扮。善良所带来的美丽，不仅发自内心，溢于言表，并且持久高贵。所谓相由心生，说的就是一个人的相貌是可塑的，人的心灵对他的外表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来改变自己的相貌。

    至于生活中不断涌现的舍己为人者、无私奉献者及至慈善家们，他们更是因为善良的品性与行为，而令我们深觉可爱可敬！是他们撑起了我们生活中的美丽，并让我们确信阳光是不会消失的，且明日更加灿烂！

    善良的人，生活一定很美丽，善良的美丽在于她的内心世界很纯洁，每一个人都有她善良的一面。有时再善良的人内心也难免会被自私、占有欲甚至小小的邪恶占上风，所以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修炼成一个有善良之心的越来越美丽的人！善良的人或许没有做善事，做善事的人，一定都是善良的！美丽的人或许不善良，善良的人，一定是美丽的！

    对好人善良是一种美丽，对恶人善良是一种慈悲。恶人其实更需要他人的善待，因为人性本善，你的真诚和善良可以唤醒他的良知，也许可以让他从此改过迁善。所以，无条件的善良才是真正的善良。

    心地善良，这是美丽的源泉。我们要培养自己的爱心。有爱心的人，才有豁达的心胸，真诚地与人相处，善待家人、朋友和他人。和这样心地善良的人交往，如春风荡漾在人们的心田。有爱心的人，能够得到生活的回报，真真切切地感受生活的美好，过好平平实实的每一天。我们积极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现在的我们大多肩挑家庭和事业两副重担，扮演着多重的社会角色。只有坚信美好的生活目标，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才能以强大的勇气，想方设法战胜困难，顺利走过人生的低谷，从工作中赢得快乐和自信，从家庭中得到“家和万事兴”的美好幸福。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李叔同所言“为善最乐”的意思是说快乐是在具体的善行中获得，所以人不仅要有一颗善心，善行同样重要。善心是善行的内在动力，善行是善心的外在表现。善心，就是高尚的灵魂、仁厚的品德。心灵美，行为必美。相反，倘若内心卑鄙阴暗，那就必然总在算计别人，即便偶然“行善”，也只能是伪善而已。善心，就是爱心。心存大爱，自然胸怀宽广，志向恢弘。父慈子才孝，官仁民风淳。希望别人善待自己，首先应该善待别人，人人都能与人为善，爱与善的土壤就会越来越坚实，和谐与温馨的空气就会越来越浓厚。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人为善，是一种摆脱了浅薄与狭隘的自我完善，是一种超越了低级趣味的至真至美！

    第四节 慈悲之心怎可图利

    一蟹失足，二蟹扶持。物知慈悲人何不如？

    ——李叔同《护生通集配诗·生的扶持》

    《生的扶持》是李叔同在《护生画集》上做的配图诗，说的是两只螃蟹相互搀扶、互相帮助。连螃蟹都能发慈悲心行善积德，为什么我们人类帮助他人之前总要衡量自己的得失，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呢？其中寓意之深刻，令人汗颜！

    李叔同就是想通过这幅画告诫世人：以慈悲之心助人不是交易，不应期待相等的回报。别斤斤计较，要付出便要付得心甘情愿。要让别人感激，不是要人感到内疚。其实老天爷很公平，有付出一定有回报，只是回报不一定来得如我们所预期。因此无所求的态度才最健康。

    要是你到处怨恨别人不知感激，那么该怪谁呢？是该怪人性如此，还是该怪我们对人性不了解呢？让我们试着不要指望别人报答，那么如果我们偶然得到别人的感激，就会是一种意外的惊喜；如果我们得不到，也不会为这点难过。

    人类天性容易忘记感激别人，所以，如果我们施一点点恩惠都希望别人感激的话，那结果一定会使我们大为头痛。

    一个住在纽约的女人，她常常因为孤独而不停地埋怨，她的亲戚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接近她——这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如果你去拜访她，她就会连续几个钟头不停诉说她做的各种好事。

    她帮助过的侄女们偶尔会来看看她，只是为了责任感。可是她们都很害怕来看她，因为她们知道必须坐在那儿好几个小时，听她拐弯抹角地骂人，还得听她那没完没了的埋怨和自怜的叹息。后来这个女人无法威逼利诱她的侄女再来看她的时候，她还有一个“法宝”：心脏病发作。

    她是不是真发心脏病呢？是的，医生说她有一个“很神经的心脏”，才会发生心脏亢进症。可是医生们也说，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她的问题完全是情感上的。

    这个女人所真正需要的是爱和关注，可是她称之为“感恩图报”。

    而她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感恩和爱，因为她去要求它，她认为那些是她该得的。

    亚里士多德说，“理想的人以施惠于人为乐，但却会因别人施惠于他而感到羞愧。因为能表现仁慈就是高人一等，而接受别人的恩惠，却代表低人一等。”不管怎样，如果我们想得到快乐，我们就不要去想感恩或忘恩，而只享受施予的快乐。

    如果为他人付出时还心想：他应该感激我，我应该得到回报；他应该感到内疚。

    那根本不算是付出，那是交换条件。

    可是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在一边付出一边索取，可奇怪的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付出的太多而获得的回报却太少。这样想的人无异于自寻烦恼，其实仔细想一下，在施恩于人时，在帮助别人时，你不是已经从这一善举中得到快乐，储蓄了感情吗？你已经有了收获，又何必为别人是否回报这份恩情而计较呢？

    施恩望报既是在苛求自己，也是在苛求他人，生活中就是这样，你可能会付出很多，但永远不要企图付出就该回报很多！

    有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仗义的人，广交天下豪杰武夫。临终前对他儿子讲，别看我自小在江湖闯荡，结交的人如过江之鲫，其实我这一生就交了一个半朋友。

    儿子纳闷不已。他的父亲就贴在他的耳朵边交代一番，然后对他说，你按我说的去见见我的这一个半朋友，朋友的要义你自然就会懂得。

    儿子先去了他父亲认定的“一个朋友”那里，对他说：“我是某某的儿子，现在正被朝廷追杀，情急之下投身你处，希望予以搭救！”这人一听，容不得思索，赶快叫来自己的儿子，喝令儿子速速将衣服换下，穿在了眼前这个并不相识的“朝廷要犯”身上，而自己儿子却穿上了“朝廷要犯”的衣服。

    儿子明白了：在你生死攸关时刻，那个能为你肝胆相照、甚至不惜割舍自己亲生骨肉搭救你的人，可以称作你的一个朋友。这就是“一个朋友”的选择。

    儿子又去了他父亲说的“半个朋友”那里。抱拳相乞把同样的话叙说了一遍。这“半个朋友”听了，对眼前这个求救的“朝廷要犯”说：“孩子，这等大事我可救不了你，我这里给你足够的盘缠，你远走高飞快快逃命，我保证不会向官府告发。”儿子明白：在你患难时刻，那个能够明哲保身、不落井下石加害你的人，也可称作你的半个朋友。这也是“半个朋友”的选择。

    你可以广结朋友，也不妨对朋友用心善待，但绝不可以苛求朋友给你同样回报。善待朋友是一件纯粹快乐的事，其意义也常在如此。如果苛求回报，快乐就大打折扣，而且失望也同时隐伏。毕竟，你待他人好与他人待你好是两码事，就像给予与被给予是两码事一样。

    所以，善待别人、义助别人时，你尽可以为这种善举欢欣，但却不要有太功利的想法，因为助人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爱人就是在爱己。

    对于一个身陷困境的穷人，一枚铜板的帮助可能会使他握着这枚铜板忍一下极度的饥饿和困苦，或许还能干番事业，闯出自己的天下。

    对于一个执迷不悟的浪子，一次促膝交心可能会使他建立做人的尊严和自信，或许在悬崖前勒马之后奔驰于希望的原野，成为一名勇士。

    就是在平和的日子里，对一个正直的举动送去一缕可信的眼神，这一眼神无形中可能就是正义强大的动力。对一种新颖的见解报以一阵赞同的掌声，这一掌声无意中可能就是对革新思想的巨大支持。

    就是对一个陌生人很随意的一次帮助，可能也会使那个陌生人突然悟到善良的难得和真情的可贵。说不定他看到有人遭到难处时，他会很快从自己曾经被人帮助的回忆中汲取勇气和仁慈。

    其实，人在旅途，既需要别人的帮助，又需要帮助别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帮人就是积善。

    也许没有比帮助这一善举更能体现一个人宽广的胸怀和慷慨的气度的了。不要小看对一个失意的人说一句暖心的话，对一个跌倒的人轻轻扶一把，对一个无望的人赋予一个真挚的信任。也许自己什么都没失去，而对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来说，也许就是醒悟，就是支持，就是宽慰。相反，不肯帮助别人，总是太看重自己丝丝缕缕的得失。因为担心别人不回报自己，就漠视别人的困境，这样的人不仅可能堕落成一个无情的人，而且还会沦落为一个可悲的人。因为他的心除了只能容下一个可怜的自己，整个世界都无需关注和关心，其实，他也在一步步堵死自己所有可能的路，同时也在拒绝所有可能的帮助。

    有恩于人，也不必有什么优越感，更不要时刻盘算着我能得到什么，功利的想法只会抵消掉这笔人情！

    第五节 悲悯之心济沧生

    水边垂钓，闲情逸致。是以物命，而为儿戏。刺骨穿肠，于心何忍。愿发仁慈，常起悲悯。

    ——李叔同《护生画集配诗·诱杀》

    李叔同在《悲智颂》里说：悲智具足，乃名菩萨。只有生存的智慧，而没有半点悲悯之心，别说做菩萨，就是做个人都不合格吧？

    悲悯、博爱、同情是一个人是否成为人的基本标志，是区别人与其他低级物种最重要的标准。人不能只披着人皮而失去人应有的品格。

    在今天，罪恶、丑陋的事每天都在发生，抢劫、杀人、投毒、坑蒙拐骗、欺行霸市等等践踏人性的行为通过公开或半公开的信息传播渠道进入我们的视野，然而，有多少人对此“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他人利益的得与失与己无关，一个生命甚至一群生命的存在与消失仿佛无足轻重，悲悯与爱极度匮乏，幸灾乐祸几乎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

    朱光潜在《论恻隐之心》一文中指出：恻隐之心本是人道基本，它的最高度的发展是悲天悯人，对象不仅是某人某物，而是全体有生之类。突然想起了李叔同出家后曾在旅途上救获一只将要被屠杀的老鸭，从而唤起了他作《护生画集》的想法，这应该就是悲天悯人之心最完美的写照吧？

    当人们没有了这种悲悯和恻隐之心，就会变得极端自私、麻木不仁。这就酿成了一个社会最大的罪恶：对人的生命、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的漠视与剥夺。

    君不见在人流如织的大街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情景：

    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一个哭得几乎没有了声音、几个月大的婴儿，坐、跪在行人如潮的马路旁求乞。苍蝇一群又一群地在婴儿四周盘旋，婴儿的跟前放着一个乞讨用的大碗。有时一段不长的马路便同时有不止一摊抱婴跪乞者。很明显，婴儿的作用和大碗一样，仅仅是乞讨的道具。大碗中零零星星的纸币与硬币，正在赎买这个婴儿的生命！这些在烈日中暴晒的婴儿通常来自一个集中的地方，大多为人们遗弃的女婴。这些婴儿每天在烈日下暴晒，极少能够存活下来，并且有的死后被扔到垃圾堆中！对于这样的行径，究竟该谴责谁？报警？谴责那个女人？谴责麻木的路人？其实最该谴责的正是我们自己，正是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冷漠、麻木，甚至认识到了麻木、冷漠但却没有一丁点挽救麻木冷漠的行为，才造成这种非人的罪恶。

    要知道，尊重别人的尊严就是尊重自己的尊严，蹂躏别人的尊严就是在亵渎自己的品格，向别人施予爱与悲悯就是向自己渺小的生命施予爱与悲悯，因为在没有爱与悲悯的社会你自己也得不到爱与悲悯。

    所以人们首先都应该学会施予。

    有一个基督教会的修女，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付出自己的博爱与悲悯之心是人间一道多么美丽的风景。

    特蕾莎修女（1910—1997），生于南斯拉夫，37岁正式成为修女，1948年远赴印度加尔各答，且于两年后正式成立仁爱传教修女会，竭力服侍穷苦者，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97年9月葬于加尔各答。

    特蕾莎只是一位满面皱纹、瘦弱文静的修女。1979年，当她去世时，印度政府为她举行国葬，全国哀悼两天。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倾盆大雨走上街头，为她的离去流下了哀伤的眼泪。1979年授予她的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词说：“她的事业的一个特征就是对个人的尊重……最孤独的人、最悲惨的人、濒临死亡的人，都从她的手中接受到了不含施舍意味的同情，接受到了建立在对人的尊重之上的同情。”

    她被视为“贫民窟的圣人”，世人亲切地称她为“特蕾莎嬷嬷”。

    她1910年出生在南斯拉夫境内的一户阿尔巴尼亚农家，那一带一直为贫穷、混乱和民族战争所困扰，她小小年纪就开始思索人生，12岁时感悟到自己的天职是帮助穷人，17岁时发了初愿，到爱尔兰的劳莱法修女院学习，随后到印度大吉岭受训。27岁时发誓终身愿成为修女。此后，她放弃在女子学校和修道院做老师的优雅生活，向教会请求批准辞职，走出修道院的高墙，来到世界上以贫民窟多而闻名、被印度总理尼赫鲁称为“噩梦之城”的加尔各答，走进那些不避风雨的贫民窟，置身在贫困者中间。她在那里开办了一所学校——圣马利亚中学，让那里较大的孩子受教育；她从美国医疗遣使修女那里学习并掌握了基本的医学常识，然后到患病者的家中去医治他们。她亲手握住快要在街头横死的穷人的手，给他们临终前最后的一丝温暖，让他们含着微笑离开了这个残酷的世界。她亲吻那些艾滋病患者的脸庞，为他们筹集医疗资金。她给柬埔寨内战中被炸掉双腿的难民送去轮椅，也送去生活的希望。她细心地从难民溃烂的伤口中捡出蛆虫，她亲切地抚摸麻风病人的残肢……

    自1952年开始，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的街头遍寻垂死者，她和她修道院（仁爱传教修女会）的修女，将爱心和慰藉分别带给400万被舍弃街头的人。但出乎意料的是，有过半数的人，在特蕾莎修女等人的悉心照料下，日渐康复了。

    特蕾莎修女自己也是一个穷人，她的生活朴实无华，但同时她又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为她拥有爱、给予爱、收获爱。特蕾莎修女清醒地认识到，居高临下的给予，接受者会有被施舍的屈辱感觉，这对一个人的尊严是伤害极大的，他可能导出苦涩的敌意，而不是和谐与和平。她曾动情地说：“我们做的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特蕾莎修女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好像母亲给孩子讲故事，没有花招，没有卖弄，有的只是一颗直白坦率的心灵。她微笑着说，让我们记住这一点：没有人不需要关爱，我们要总是以微笑相见，尤其是在很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微笑。

    特蕾莎修女在她获诺贝尔和平奖后的演讲里这样说道：一天晚上，我们外出，从街上带回了两个人，其中一个生命岌岌可危。于是我告诉修女们说：“你们照料其他三个，这个濒危的人就由我来照顾了。”就这样，我为她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将她放在床上，看到她的脸上绽露出如此美丽的微笑。她握着我的手说，只说了句“谢谢您”就死了。我情不自禁地在她面前审视起自己的良知来。我问我自己，如果我是她的话，会说些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我会尽量引起旁人对我的关注，我会说我饥饿难忍，奄奄一息，冷得发抖，痛苦不堪，诸如此类的话。但是她给我的却是更多——她给了我她的感激之情。她死时脸上却带着微笑。我们从排水道带回来的那个男子也是如此。当时，他几乎全身都快被虫子吃掉了，我们把他带回了家。“在街上，我一直像个动物一样地活着，但我将像个天使一样地死去，有人爱，有人关心。”真是太好了，我看到了他的伟大之处，不责怪任何人，不诅咒任何人，无欲无求。像天使一样——这便是我们的人民伟大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我饥肠辘辘，我衣不蔽体，我无家可归，我不为人所要，不为人所爱，也不为人所关心，然而，你却为我做了这一切。

    我想，我们算不上是真正的社会工作者。在人们的眼中，或许我们是在做社会工作，但实际上，我们真的只是世界中心的修行者。因为，一天24小时，我们都在触摸基督的圣体……我想，在我们的大家庭里，我们不需要枪支和炮弹来破坏和平，或带来和平，我们只需要团结起来，彼此相爱，将和平、欢乐以及没有一个家庭成员的精神都带回世界。这样，我们就能战胜实际上现存的一切邪恶。

    我准备用我所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资金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建立自己的家园。因为我相信，爱源自家庭，如果我们能为穷人建立家园，我想爱便会传播得更广。而且，我们将通过这种宽容博大的爱而带来和平，成为穷人的福音。首先为我们自己家里的穷人，其次为我们国家，为全世界的穷人。为了做到这一点，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就必须与祷告紧密相连，必须同基督结为一体才能互相体谅，共同分享。因为今天的世界上仍有如此多的苦难存在……当我从街上带回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时，给他一盘饭，一片面包，我就能使他心满意足了，我就能驱除他的饥饿。但是，如果一个人露宿街头，感到不为人所要，不为人所爱，惶恐不安，被社会抛弃——他们的贫困让人心痛，如此无法忍受。因此，让我们总是微笑地面对每个人，因为微笑就是爱的开端，一旦我们开始彼此相爱，我们就会自然地想着为对方做点什么了。

    古今伟

    大人物的生平大半都能证明真正敢作敢为的人往往是富于同类情感的。

    菩萨心肠与英雄气骨常有连带关系。而李叔同和特蕾莎修女只是其中一个典型、一个代表而已。世间勇于作济世企图的人，都有一片极深挚的悲悯心肠，令他们时时鼓起勇气，令他们无畏无惧、勇往直前，从而把人性中最美的一面撒向人间，他们是正义和善良的化身，他们是人类精神世界永远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

    第六节 悲欣交集看生死

    悲欣交集。

    ——李叔同《遗墨》

    1942年9月，这是弘一大师生命中最后的一个月。可他仍然在为弘法做着最后的努力。

    9月1日，弘一大师在温陵养老院假过化亭为戒坛，教演出家剃度仪式，为广翰、道祥两沙弥证明传授沙弥戒。9月24日、25日，又讲《八大人觉经》《净土法要》。弘一大师在讲经的时候，精神虽然兴奋，但是他的声音语气已微带黯然神伤之意。到了10月2日，大师为转道、转逢二老写大柱联，又为晋江中学学生书写中堂百余幅。这之后，大师身体遂觉得不适，发热，饭也吃得很少了。弘一大师其实已真正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这之前，他开始向教内外的友人作种种最后的告别。

    他给弟子龚天发写信，作最后的遗训：“窃谓居士曾不邪淫、不饮酒戒，今后当尽力护持。若犯此戒，非余之弟子也。余将西归矣，书此以为最后之训。”

    这时王梦惺汇寄旅费，请大师赴永春弘法，弘一大师回书曰：“朽人老态日增，精神恍惚，未能往尊邑弘法，至用歉然……不久闭门净养，谢绝缘务，诵经念佛，冀早生极乐耳。承寄旅费，已无所需，附以寄返，乞改作他用。”

    弘一大师将前述遗嘱写好之后，把它交给了随侍在侧的弟子妙莲法师，嘱咐他将来填上日期后分寄夏丏尊和刘质平两位。

    对于自己的后事，弘一大师也写了一纸嘱咐：“余于未命终前，临命终时，既命终后，皆托妙莲师一人负责。他人无论何人，不得干预。”

    弘一大师病重以后，拒绝医疗探问，一心念佛。他告诉妙莲法师：

    “你在为我助念时，看到我眼里流泪，这不是留恋人间，或挂念亲人，而是在回忆我一生的憾事。”

    接着，弘一大师又用一种平静的口吻说：

    “当我呼吸停止时，要待热度散尽，再送去火化，身上就穿这破旧的短衣，因为我福气不够。身体停龛时，要用四只小碗填龛四脚，再盛满水，以免蚂蚁爬上来，这样也可在焚化时免得损伤蚂蚁。”

    对于这些嘱咐，妙莲强忍着热泪一一答应。

    10月10日下午，弘一大师用颤抖的双唇说：

    “妙莲，研些墨，我想写几个字……”

    妙莲把墨备妥，轻轻地将大师扶下床。大师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庄严地写下了四个大字：“悲欣交集。”

    这是弘一大师一生最后的遗墨。

    写完这些字后，大师再不做别的事情，只管念佛。

    10月13日晚7时45分，大师呼吸急促，8时正，妙莲法师贴近大师慈祥的脸庞，知道大师已往生西方。弘一大师没有痛苦，平静而安详地斜卧在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的板床上，他的眼角沁出晶莹的泪花。

    李叔同最后的时光是这样的平静，弥留之际的“悲欣交集”四个字就把生死之事看得清清澈澈，此等大智大悲真不愧为大师。

    生与死对于个体而言，其实只是一个符号。生有何哀？死有何惧。对于那些参透生死的人来说，死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北宋大将军曹翰率部下渡过长江，进入圆通寺，禅僧们惊恐奔逃，而缘德禅师却跟往常一般平静地坐着，曹翰走到禅师跟前，禅师不站立不拜揖。曹翰大怒，呵斥道：“长老没听说过杀人不眨眼的将军吗？”禅师看了他很久，回答说：“你哪里知道有不怕死的和尚呢？”曹翰极为惊奇，对禅师产生了敬意，问：“禅僧们为什么走散了呢？”禅师回答：“敲起鼓来自会集合。”曹翰让手下去击鼓，并无禅僧到来。曹翰问：“为什么不来？”禅师答：“因为你有杀人之心。”说着自己起身击鼓，禅僧们就来集合了。曹翰向禅师礼拜，请教取胜的策略，禅师从容答道：“这不是禅僧所了解的事。”

    缘德禅师不惧生死，从心理上击败了大将军曹翰，使圆通寺化险为夷。这种良好的心态是禅师智慧的表现，是在长期的修炼过程中养成的。人生一世，什么情况都会遇到，天灾人祸时时难免，只有炼就不惧生死的良好心态，才能镇定自若，冷静处理，走出险境。即使走不出去，也会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再现大丈夫气概，使后人代代敬仰，奉为楷模。禅宗经典《正法眼藏》对人生的提示是：生即生，灭即灭，正视这轮回往复，均属自然。不怨天，不尤人。

    我们在翻阅禅宗语录时，最使我们震惊的莫过于禅师在死亡之前的那种宁静旷达了。用“视死如归”一词语来形容禅师对待死亡的态度，是绝对没有一丝夸张意味的。唐代法常禅师是这样告别人世的：有一天，法常禅师对弟子们说：“将要来临的不可抑制，已经失去的无法追回。”弟子们大概感觉到了什么，不知说什么好。静默之间，忽然传来老鼠的吱吱叫声。禅师说：“就是这个，并非其他。你们各位，善自保重，吾今逝矣。”说完就去世了。再有，以烧佛像取暖而闻名禅林的天然禅师是这样逝世的：长庆四年六月，禅师对弟子们说：“准备热水洗浴，我就要出发啦。”洗完澡，禅师戴上笠帽，穿上鞋子，操起拄杖，从床上下来，脚还没着地，就去世了。

    类似的记载在禅宗语录和传记中屡见不鲜，更不是后人写作时的美饰和杜撰。得道禅师在死之前丝毫没有惊怕和恐惧，没有因留恋人生而引起的痛苦和不安，没有因世事牵累而造成的遗恨和困惑，而是通达从容，不失诙谐，保持了禅的风格、禅的精神的连贯和一致。禅师们对待死亡有此共识，出于多方面的宗教和人生涵养，其中有一条，那就是清楚地认识了自我在自然界中的适当位置，反映了禅对生命流程，对生死规律的深度认同。

    生死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他可以躲在舒适安全的环境中，碌碌无为度过一生；也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尽力地发挥出自己的光和热，为自己的一生留下一些有价值的、值得回忆的东西。当然，这得需要与命运作斗争的勇气和心胸。有时候，在与困难作斗争的过程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未能使希望实现，这时，我们也不要气馁，而要正视现实，查找根源，尽己所能，历练心志，为以后能迎头赶上打下良好基础。

    《正法眼藏》告诫世人：在无常到来之际，国王、大臣、亲属、仆人、妻子、珍宝，一切都是空的，只能一个人孤独地奔赴黄泉。

    的确，在死亡面前，国王、大臣、亲属、仆人、妻子等，无论是高贵还是卑贱，无论是富有还是贫困，都是无计可施的。受到这种人生无常的哲学思想熏陶之后，人们就会理解心平气和是悟道的表现，也就能够平心应物地生活下去。

    良宽禅师这样写道：“病就让它病好了，死就让它死吧！”可见，再没有比良宽禅师更心平气和的人啦！连李叔同还要“悲欣交集”一番，而这位良宽禅师竟只剩下“欣”了，此等胸怀真是古今罕见。人生是不可预测的，世事无常，不知在什么时候人的生命就要中止了，谁都逃不脱，谁都躲不掉，既是这样，何不放下一颗心，坦然面对？当然，正视死亡并不是什么也不做，等待死亡。相反，了解死是为了更好地活。明白了死不可避免，生命如此脆弱，我们就应当用虔敬的、感激的、清醒的态度和最大的热情、最大的勇气，去过好生命的每时每刻。人生如呼吸一瞬间。如果我们现在不用自己的脚走路，什么时候用自己的脚走路？如果我们现在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什么时候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如果我们现在不说自己想说的话，什么时候才说自己想说的话呢？如果我们现在不用自己的心灵去感知世界，什么时候我们再去感知世界？

    如果我们现在不过自己真正的生活而跟着别人、跟着习俗、跟着舆论跑，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去过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呢？生命的无常和短暂，不应当成为我们厌弃人生的理由，相反它激发我们用这样一种态度去生活，那就是：珍惜生命，热爱生命，随处做主，立处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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