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那么一天，日子是古历黄道初九，清高宗乾隆一道诏书把我叫去了。我一到金銮大殿，文武百官分站两旁，齐刷刷地看着我。那大殿呀，金砖金瓦金柱子，连香炉、灯座都是金做的。到皇帝面前，我正要下跪，乾隆皇帝一招手，说：“免了免了。”

    跟着，乾隆皇帝又摆了一下手，文武百官就都退出了大殿。

    这当儿，大殿里余下我和皇帝俩人啦。皇帝说：“听说你的象棋杀遍天下？”

    我说：“不敢皇上……”

    皇帝说：“听说你从九岁开始下棋，整整下了六十年？”

    我说：“不敢皇上……”

    皇帝说：“我清高宗想和你下盘棋。”

    我说：“不敢皇上，真的不敢……”

    皇帝生气了：“再不敢我就杀了你的头！”

    我忙说：“敢敢敢，皇上我敢。”

    这样，我就和清高宗乾隆皇帝下起了棋。我们都盘腿坐在一张檀香木雕龙画凤镶金镀银的红床上，边上放着御茶，那茶香味在金銮殿大梁上绕半天不散。你们不知道，乾隆皇帝那棋下得是真好，车有车路，马有马道，小卒子没错走一步。我们从日出开局下到日落，最后的残局上，皇帝还有一卒一马，我还有一卒一炮。然后，皇帝请我吃了顿皇宫夜饭，我们就又接着下残局。到下半夜鸡叫时分，我有意地打了一个盹，一睁眼，乾隆皇帝就马跳一个卒攻心。

    我输了。

    皇帝问我：“谁的棋艺高？”

    我说：“皇上你棋艺在天，我的棋艺在地。”

    皇帝又问：“你哪村人？”

    我说：“洛阳正西一百三十里外的瑶沟村人。”

    “谢你让了我一步棋，”清高宗乾隆皇帝笑笑说，“日后保你们瑶沟村出一个大人物。”

    这个时候，田地都已分了。村人们零零碎碎从自家责任田中摇出来，晃下山坡。嬉笑声在村口流水样荡动。秋后的太阳，病怏怏地升上东天，病怏怏地照着村落。村街上、房坡上、墙壁上、牛羊背上和将要落的树叶上，都轻轻薄薄糊着一层浅淡的光亮。

    我从耙耧山坡上像船桨般摆到村口，就看见老皂角树下围了一群人。疯七爷在向村人们述说他昨儿夜里做的梦。在瑶沟村，疯七爷是很受人冷凉的。他自小就出去闯关东，一荡五十年，去年不知从哪回来了，无妻无小，无儿无女，独个儿回来住在打麦场上的场房屋，靠给庄稼人看风水、治邪病、送日迎月，光景也一天天消消停停地从他的疯态中流过去。在外的五十年岁月，疯七爷是如何打发的，他从未向村人们提起过。田地一分，人们就顾不了许多事情，也顾不了去研究七爷的过去，似乎七爷原本就没离开过瑶沟一样，使人们对他的往年产生深刻的淡然。只有在谁家老人、小儿有了古怪病症，谁家要迁坟起房，人们才想起场房屋的七爷。而七爷自己，没事时也极少从村头黄土崖下的屋中走回村里来。隔三差五地在人多处出现，那就必然是他做了一个不能不向人们述说的好梦。比如，他梦见道光皇帝请他吃了一顿饭；或梦见秦始皇突然站到了他的屋门口；再或是毛主席冷丁儿又活了，拉着他的手，两人一道儿上了天安门大城楼，如此等等。别样的事情七爷是不会向村人述说的。

    七爷在村中似乎很伟大。

    七爷的伟大似乎很空洞。

    我走近七爷的时候，七爷那和清高宗乾隆皇帝一道下棋的梦已经说完。看见我走来，他就踩着阳光弯到我面前。

    “连科，听说支书想把闺女嫁给你？”

    我不语，看着七爷。

    “看来你该有一份天下了，七爷恭喜你。”

    “七爷，我不同意这亲事。”

    七爷不语，看着我。

    “我不想去攀支书家的高门槛，不想让人瞧不起。”

    “孙子，七爷给你磕个头，你就应了这门亲事吧！委屈是你自个的事，娶不娶支书的闺女是咱瑶沟村的事。为了咱瑶沟三十六户人家，世代没出过人物头儿，七爷给你跪下了。”

    我没想到七爷真的给我下跪，他那六十九岁的骨身朝我跪下时，身子弯得像老树上的曲枝似的。我听到了七爷身上各骨节嘣嘣裂裂，折断一般炸响。

    我忙不迭儿上前扶着疯七爷。

    “七爷，你别这样……”

    “你答应七爷了？”七爷抬头盯着我，阳光在他的脸上映出半红半金的紫色来，“答应了就好，答应了就好，咱瑶沟村到了该生人物的时候啦……”

    离开七爷，我朝村中走去。胡同两边的墙壁，像沟渊两岸的绝崖样挤压着我。薄凉的秋风汩汩地从我对面流过。谁家的一群鸡子刚从窝里出门，扑棱着翅膀，似乎要脱地飞起，可是鸡永远也飞不高远，就只那么拍打几下，原地打着转儿。我想起了村人们，村人们就如鸡一般，飞不起来，却年年月月都想飞起来，想让村中突然间生出一个支书来，生出一个公社书记或是县长来。这渴望就像久旱盼雨般，折磨了村人们一年又一年，一辈又一辈。

    可是，村中却什么人物头儿也不曾生出过。解放前没有地主、没有富农，连一户富裕中农也没有。解放后没有国家干部，没有大队干部，没有军属烈属，没有党员模范，连个五好民兵也没有。

    日子委实是过分平淡了。

    瑶沟委实是该出一个人物了。

    阳光很稀薄，我却觉得就如烧红的一块铁板压在我头上。我抬头的时候，仿佛用了很大劲，脖子稍微地疼起来。对面山坡上，庄稼都已收尽，绿了一春一夏的野草开始无奈地枯萎，青色像云一样消失了，留下一片粗粗糙糙的雨雾似的颜色铺盖着坡面。有一条跛腿小狗，沿着拧在荒草中的小路，一瘸一瘸地朝着山顶爬，脏污的小身子如同一个草团，在草坡上隐隐现现朝上滚动着，默默地，无声无息。

    我盯着跛腿小狗。

    跛腿小狗默默地、无声无息地朝上爬。

    我想我就是那跛腿小狗。

    过些日子，大队就要改为村，就要由村长主持大队的事务了。支书年纪稍微大了些，也许当村长，也许不当村长了。支书家的孩娃是痴呆，上月娶了个哑巴女。支书的闺女十九岁，支书要在大队选个小伙做女婿，把闺女的终身详详细细安排安排。支书是个很和善、为人极好、极细的庄稼人，大队的事务他如种地一样耕收了几十年，眼下支书不想再种了。

    “连科，支书想选你做女婿。”

    “我……不配。”

    “不配也得配，你一定要把支书的闺女娶过来！”

    队长从大队开会回来时这样说，就像给我分配去收割庄稼那样儿，让我把支书的女儿收割了。

    我想也许我一定得把支书的女儿娶回来！也许娶了支书的女儿，这全大队的十八个生产队，四千二百口子人，就归属我管了；瑶沟村就出了一个人物头；在镇上，就没人小瞧我们十八队的社员了，我也就不枉读了八年书，爹娘也不枉送我连科来世上走一遭，姐们也不枉为我吃了那么多的苦……

    跛腿小狗爬到了半山坡，就像一只吃过药的老鼠在草中晃摆着。

    我到家门口，立下脚，死眼盯着小狗朝着坡顶爬，就像看着我自个朝着山脊挪爬一样儿。

    爹道：“听说了吧？”

    我说：“三叔说啦。”

    爹道：“咋样？”

    我说：“不行。”

    爹道：“咋不行？”

    我说：“你又不是没见过支书的闺女啥模样！”

    爹道：“妈的，支书家闺女漂亮还能嫁给你？”

    我说：“我又不是讨不到媳妇的人。”

    爹道：“连科，爹和娘一辈子打过你一下没？”

    我说：“……没。”

    爹道：“那你就听爹娘一句话，把支书家这门亲事应下来。”

    我说：“……”

    爹道：“咋样？”

    我说：“想想。”

    回到家，后街二叔和爹坐在院里石桌上。娘给二叔舀了一碗汤饭，拿了一块烙馍，他就和爹一道吃起来。我走进院落，二叔忙不迭儿推下碗，脸上飞着土红色。

    “回来啦？”

    “你坐二叔。”

    “二叔想给你说个事。”

    我放下家什，舀水洗着脸，二叔就那么站着，等我洗完了，他去把挂在门吊儿上的擦脸手巾递给我，端着我洗过的脏水朝着院外走。

    爹说：“让他倒。”

    二叔不回头：“我来倒。”

    我过去和二叔争着倒脏水，脸盆一歪，水就流满了我的鞋。

    二叔僵着：“都怪我……”

    我忽然可怜二叔，笑笑：“没事二叔。”

    二叔极没趣地回到原处，呆呆站着，等我倒了水，换了鞋，从屋里出来，先给我让个凳子，自个儿才迟缓地坐下来。“没啥大事，”二叔说，“日后，大队改为村，你要能在村委会主个事儿了，二叔想请你想着你兄弟三林。”

    三林是二叔家三孩娃。

    我说：“我主不了啥事儿。”

    二叔笑了：“只要能和支书家结亲戚。”

    我说：“没影儿的事。”

    二叔说：“成的。叔先给你招呼一声，到时候让三林干个大队的电工、信贷员都行。”

    说着，二叔似乎就和我家的关系近了许多许多。爹在一边参言说，眼下还太早，到时候我催连科记住这件事。这样，似乎事情已经谈妥，不日二叔家的老三就可去当电工或信贷员啥儿的。二叔满面红光，一身轻松，又说了几句闲言，就起身走了。

    二叔走后，我去收二叔没吃过的饭碗，忽然发现那碗下边压了一个红纸包，纸包里包了五张新极新极的十元票。

    不消说，是二叔送的。

    “看见了吧，”爹说，“这钱咱不能要，可你死也要把支书家闺女娶回来。”

    我说：“是想娶就能娶的？”

    爹默了好一阵：“事靠人去做。”

    支书的女儿叫红玲，高中毕业，和一个中医西医都行的老头承包了医务所。她上班不穿白大褂，可是满大队社员打针、包扎都缺少不了她。听说她每月都可挣千儿或几百。

    从各方各面说，红玲都是极有用的人。红玲长得不好，可她一样是大队的一面旗帜，在镇上各户人家中，都飘扬出猎猎的声响。

    一天夜里，娘病了，发烧，我去医务所拿药，月光像水样在地上浇着。从瑶沟到镇上的二里沙路，静得虫鸣都如海啸一样震耳。道两旁的杨树、槐树，黄叶不断像影子般轻微微、无声无息地旋着落下来，落在我的脚前；落在我的身后；落到我的脖子里，凉阴阴的，就像谁用手在轻轻抚摸我。我走得很快，嘴里还哼着曲儿，到镇上时，看镇街和野外一样，静默悄息，只有两条狗在路边卧着，像等主人归回似的。

    医务所已经闩门，一条灯光如一条玻璃样直直地横倒在街上，把好端端的大街切断了。

    我敲了敲门。

    “谁？”

    “我。”

    “干啥？”

    “我娘病了。”

    “重不重？”

    “不太重。”

    “不太重明天来吧，今儿我上山采了一天药，早早睡啦。”

    我已经听出来，里边说话的是红玲。她的鼻音很重，就像永远鼻子不通似的。待在门外的一团尴尬里，我一时如被红玲吊在了半空。过一阵，我扒着门缝一瞧，看见她没睡，好像是坐在床上看书，想妈的你个红玲，有一天娶你到家敢这样我就敢揍你，叫你知道天下人都是一般儿肩高肩低的，谁也不能刻薄了谁。

    过了好一阵，我把嗓门抬高了。

    “红玲，我是连科。”

    她在里边明显不耐烦，“谁都一样，睡啦！”

    “我娘发烧，是高烧。”

    “多高？”

    “没量。”

    “没量你咋知道是高烧！”说着，医务所的门哗一下敞开了，灯光很硬地打在我脸上。我眨了几下眼，见红玲穿得整整齐齐，如一段短柱般竖在我面前，心里立马如塞满了一捆柴草，烦乱且没有味道。我极想把红玲一把推倒一边去，或朝她那粗粗糙糙的脸上抽去一耳光。我想她那肉乎乎的脸上若真的挨上一耳光，一定会鼓出一片血红来，就仿佛烂熟的红柿子。

    可是，我却说：“我娘烧得不轻……”

    她没有接话，转身回去绕进药柜里。我看见靠墙的床上果真被子没铺开，药柜上反扣着一本书，黄皮封面，是《中草药制作》。不消说，她真的压根没有睡。当即，我在心里骂了句：“妈的红玲，总有一天我要让你见了我都笑脸迎过去；招呼一声，你得慌不迭儿往我家里跑。”

    药是九个白片和三包粉面，包完，她像赶我一样，老远撂到了我面前。

    没言声，付了钱我转身就走出了医务所。我前脚走出，她后脚跟上，随即就把门又闩上了。那条玻璃似的灯光，翻过我的肩头，落在笔直的大街上。

    镇街上很静，远处有脚步声如石块一下一下砸过去，到十字街口，朝东一拐，又一下一下朝远处砸过去。我走在空寂的街上，孤零零如落在旷野的一条小狗。月亮挂在耙耧山顶，就仿佛是立在瑶沟村谁家房脊上的一面镜子。脚下是白云一般的月色。红玲的关门声，极为古怪地在我身后响着不散。突然间，我感到我像被红玲从一间屋里推了出来，从支书的心中推了出来。我知道，支书想选我做婿还没给红玲讲，讲了红玲也许不会这样儿，可是我心中仍是扭不过那道弯。

    我走路脚步很轻，脚步声如纸船样在月光中漂着，一浮一浮就出了镇街。空旷的田野在夜里像青天落在了地上，蓝莹莹的颜色均匀地涂满了十里二十里的光秃秃的庄稼地。不时有野兔在田野中大胆地走动，响声惊心破胆地叫在我耳边。我踩着我的影子朝着瑶沟走。田湖镇渐渐被丢在身后，显得越来越小。当我在沙路上登上一道坡顶时，我回过身来，镇子就一下落进了我的双眼里。

    我站着不动，我知道眼下我的身子要比镇上最高的房子高许多。

    镇上最高的房子是支书家新盖的两层楼，青砖青瓦，玻璃镶窗，阳台和门洞四周都用瓷砖嵌出了一圈红边。支书家的院落，如同是国家机关的一个办公小院，又清丽，又洋派，可惜眼下和所有房屋一样，都淹在了月光的模糊中。镇上的狗吠声，很单调地从支书家那个方向传过来，也许那叫的就是支书家的狗。我的身后，是如今还没有一家盖起不见土泥房屋的瑶沟村，各户散散乱乱，有几窗灯光，像几页黄纸在夜里挂着，和田湖镇比起来，显得破落，狭小，仿佛是被田湖镇遗弃的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私生孩娃儿。我站在这村镇中间，觉得一切都离我那么遥远，天高得我永生永世也难以摸到一次，地阔得我永生永世也找不到边沿。在这高天阔地之间，我就如一只断了腿的蚂蚁，天不属于我，地不属于我，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属于我。月光、树林、村落、房屋、河流、庄稼、花草、土粒、沙石，啥儿啥儿的，都不会因为我而有所变动。田湖大队这么大，十八个生产队，四千多口人，谁会听我指派一句话？

    谁也不会！

    有一只夜莺在我头顶尖叫一声飞走了，那清冷的叫声如冰凌条儿一样留在了我心里。我感到内心又凄苦，又寒冷，想到红玲刚才给我扔药的姿势儿，不免心中生出一阵酸楚，在这世界上，我是啥儿？不过是秋天的一片黄叶，冬风中的一粒沙土。我读过高中，我能写一笔上好对联，在校时我的作文被当成范文让老师点评过三次。可离开学校，到家里种了三春庄稼，这一切都不值一文了，不被人记起了。想到我在人世间只不过是芸芸生中的一员，在田湖镇只不过是一个社员时，心里便就堵得发慌。红玲的关门声似乎还在我脑中古怪地响着。有一只野兔从我身后夺路跑了过去，我回过身子，瑶沟村那几窗黄光不见了，只有村头黄土崖下的场房屋里，还亮着昏花的亮色。

    疯七爷还没睡。我想起了疯七爷说的梦，冷丁儿，我身上就有股力气在一跳一跳地走动，像一条洪水河在我的血管中哗哗啦啦地畅流，最后，那滚滚涌着的河水，到我的头上就旋着流不出去了。我的脑壳像将要决堤的水库在漩流边上发抖，抖得很厉害。

    我想叫！

    我重又转过身子来，背向瑶沟村，面对田湖镇，双目把视线搁到支书家那栋小楼的方向上，就扯开嗓子大声地唤：

    “红玲——我要娶了你！”

    “红玲——我一定要娶了你！”

    我的叫声，像旱天雷样嘶哑沉沉地在夜野上滚动，铺天盖地般朝远处扩散，瑶沟村和田湖镇被我的唤声如鞭子般抽打得瑟瑟抖动。

    我感到，满世界都在我的喊声中发抖了，于是，我从脚下捡起一块石头，用尽气力，朝着支书家的方向摔过去。我看那石头在空中穿破月光，急速地转着，越飞越高，又越飞越低，落在了田野上，发出了很单调、很无力的声音。立马，我又觉得浑身少了许多气力，就十分泄气地对着天空无来由地骂：

    “我操你奶奶八辈子——”

    “我操你奶奶八辈子——”

    “我——操——你——奶——奶——八——辈——子——”

    我读初中时，学校在镇上的一个古庙里，学生来自于全公社的十四个大队，统共七十四名，分一班、二班。有一次语文老师上完课，留下一道作文题。题目是：我长大做什么？

    我的作文写得很短：

    长大我不当工程师，不当科学家，也不当啥作家和诗人。我长大想当一名大队支部书记。当上支部书记就能让村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让村人们干啥他们就得去干啥……

    我长大一定当支书！

    语文老师看了我的作文，用红笔写了一句批语：作文写得好。你一定会当上支书的！

    姐说：“连科，红玲长得好？”

    我说：“不好。”

    姐说：“为人好？”

    我说：“谈不上。”

    姐说：“文化高？”

    我说：“不很高。”

    姐说：“你喜欢她哪？”

    我说：“哪也不喜欢。”

    姐说：“那你为啥回支书话说你对亲事没意见？”

    我说：“别问姐，你不知道。”

    姐说：“我要问，我是你姐我该问！你说你是不是看上了她爹是支书？”

    我说：“我那么贱吗姐？”

    姐说：“你就那么贱……跟红玲结婚你会后悔一辈子！”

    我说：“我不会。”

    姐说：“你准会。我是过来的人我知道。”

    我说：“我没法儿姐……”

    姐说：“你不同意就是了。”

    我说：“爹同意，娘同意，队长同意，瑶沟村的社员都同意！”

    姐说：“这是你自个儿的婚事你自个做主张。”

    我说：“这不是我的婚事，这是一个村的婚事，这是十八小队二百多口人以后的日子！”

    姐说：“你疯啦……”

    我说：“真疯了倒好……”

    姐说：“我去跟队长说你不同意这亲事。”

    我说：“我同意。”

    姐说：“你不同意！”

    我说：“我真的同意！”

    姐说：“你现在真疯了……”

    我说：“真疯了我就不同意这门亲事啦……”

    姐说：“你要为你自己多想想。”

    我说：“这样都是为了我自己。”

    姐说：“连科，你变啦……”

    我说：“姐，我二十岁了，长大啦……”

    姐说：“你没先前善和啦，变坏啦。”

    我说：“我比先前懂事啦，成熟啦。”

    姐说：“你……下决心要和红玲订婚了？”

    我说：“不会改变主意了。”

    姐说：“真这样？”

    我说：“真这样！”

    姐说：“红玲也同意？”

    我说：“不知道。”

    姐说：“红玲瞧起你？”

    我说：“我有啥让她瞧得起？”

    姐说：“万一红玲压根儿不同意……”

    我说：“我想法儿让她同意。”

    姐说：“啥法？”

    我说：“不知道。”

    姐说：“真是儿戏……”

    我说：“是真的。”

    姐说：“那姐等着看你娶支书的女儿了。”

    我说：“姐，你看着弟在这世上混事吧，弟要在这世上混出一份天下来！”

    姐怔怔地看着我。

    我也怔怔地看着姐。

    姐看了我许久。

    我也看了姐许久。

    姐对我叹了一口气。

    我对姐不张嘴地笑笑。

    姐说：“兄弟，姐等着在你身后享福了。”

    我说：“姐，这是你一辈子头次挖苦我。”

    姐说：“不是挖苦。”

    我说：“不挖苦你还是我原来的姐，连科至死记住你是他亲姐，至死记住他是爹娘的亲儿子，记住他是瑶沟村供读出来的唯一一个高中生。他死也要在世上混出一个人样来！”

    姐不再说啥，默默地。

    我也不再说啥，一样地默默着。

    支书家也有责任田，有一块就在耙耧山坡下。那是一块低洼地，土质好极，越旱越有好收成，遇着涝天，就是别地庄稼淹了，那儿也收成八九。村人们说那地下有水沙。旱天水沙润土养苗，涝天吸水干地。

    分地时是对地块儿抓阄，支书随手一抓就抓到了那块地。

    吃罢午饭，爹刚扛着锨走上耙耧山，队长三叔就来了，说支书到洼地翻田了，没别的人去，最好让我去帮支书翻翻田。

    “支书没说让我去。”

    “这还要支书开口吗？”

    “我不想去。”

    “去！”三叔说，“支书就喜欢有文化、又勤快的小伙子。”

    我说：“三叔，支书见你时没说啥？”

    “说啦，说把大队改为村有的县已经开始啦；说他红玲也觉得该找婆家了，也同意在本大队选一个；说没想到他痴孩娃娶的哑巴媳妇竟还识几把儿字。”说到这，队长朝我笑笑，过来拍拍我的肩，“扛张锨去吧，今天你去给支书家干活，明天就会有人扛锨来你家翻地。”

    我去了。

    从耙耧山坡下的土道上朝着洼地走，正午的太阳把土道照成一条红亮亮的绸带，很光亮地缠在山脚下。从田地中蒸出的温香的泥土味，浓郁郁地随风在道上飘游。麻雀在那香味中啁啾不停，叫声牵着我的视线。很远我就看见那块洼地上，田头蹲着一个人，田中央还有一人，腰身一直一伸，在翻挖着田地。他翻过的地方，田地露出深红的新色，像有红漆浇在了地上。我认不出那翻地的是谁，他的背弓着，肩头是和鲜土一样的颜色，而始终对着我的头顶，又圆又白，雪似的发茬上闪着朝阳似的光芒。

    我迎着那朝日似的圆头走过去。

    近了，我冷丁儿吃了一惊。

    那是我爹！

    我没想到爹会在这替支书翻地。他六十二岁了，像一条瘦牛一样在洼地中央劳作，每挖起一锨湿土，我便极清晰地看见他肩头上的骨头要连跳几下。汗在他脸上挂着，一粒网着一粒，在日光中映出烁烁的光亮。脱掉的上衣，在他脚边扔着，就像一团破布堆在新翻的土地上。

    支书对着我的是后脑壳。

    支书比我爹小六岁。

    田头那棵小榆树的薄薄阴影，很温顺地盖着支书的身子。他在吸烟，坐在锨把上，和往年没分地时一样悠然闲适。那当儿，他到各队田里转时，就这样坐在田头抽烟，看着社员们干活，等发现问题了，或想起什么事儿了，就把队长叫过来一道抽烟，一道说事，样儿很亲近。可这会儿他还一样坐在田头上！他在欣赏我爹一锨一锨地为他家翻地！他吐出的青烟很缓慢地升上来，飘到他的头上去，高过小树，就化在日光中不见了。

    我默默站在支书身后不远的地方没有动。

    树影在不知不觉中移了移。有一团日光正照着支书的后脑壳。支书刚刚剃过头，后脑壳在那团日光中又圆又亮，像一个白色的冬瓜头，圆嫩圆嫩。

    我忽然觉得，只要我用铁锨轻轻在那冬瓜头上砍一下，一定会极利索地切掉一块儿，像菜刀切瓜时，利索地切掉没用的瓜头儿一样。我看着那冬瓜头儿发呆。我想若把那发亮的一块切掉了，那又薄又圆的一块准会像脱了车的轮子一样落下来，在田头地上转滚出好远，然后撞了啥儿倒下来，白色的一面贴地，红色的一面对天，那圆圆的一片冬瓜，立时就变成了早上刚出山的太阳，红鲜鲜的……

    我盯着支书的冬瓜头，有力地把铁锨插到了脚下的土中。

    支书转过了身，“是连科呀。”

    “在家没事，我来帮你翻一晌地。”

    “你爹已经来了……”

    爹在地里抬起头，“让他来吧让他来吧支书，年轻人多干些活有好处。”

    支书朝我笑笑，如同默许了我替他做活那样，又在树下吸烟了。

    我和爹并着肩，一下一下把铁锨插进土里去，又一下下把湿土翻出来。收过的玉蜀黍茬儿像桩子一样被我们掘下扔到田头上。我比爹翻得快，挖得深，泥皮从锨面脱下，又光又亮。我把那泥皮都当做是支书的冬瓜头，一落在地上，就用锨在泥皮上猛砍三五下，把泥皮儿切成细碎的片儿，如同用菜刀把瓜片儿切成菜馅儿。那样做的时候，我的心里洋溢着一种快慰，仿佛真的把那冬瓜头切成了碎片儿。

    支书在田头，把一包“喜梅”牌嘴烟抽了一支又一支。抽够了，他就站起身，也到田里干活来。

    “你别动了叔，”我说，“这点活儿不够我半天干。”

    支书就果真站在地里，把下颏搁在拄着的锨把头儿上，“连科，高中毕业几年啦？”

    “三年半。”

    “文化别丢掉，以后用得上。”

    我直腰看着支书。

    “屁用，白读了书……”

    支书想了想。

    “给你一个大队的担子，你敢挑吗连科？”

    我心里动一下，“有叔你在我身后，我怕啥？”

    爹不翻地了，住手盯着支书。

    支书又想了想。

    “你是比红玲大一岁吧？”

    我说：“一岁半。”

    “啊，一岁半。”支书嘟囔着，又踱步到了田头上。他不再说啥，好像在想着说过的，又好像把说过的话给忘记了，转到地端那棵小榆树旁，用手拃了拃树的粗细，回过身好像想起了啥儿事，说声我回去给你们提点水喝，就反剪着手，沿田头小路往镇上去了。

    支书走得很慢，不时扭头东张西望，有时碰见麻雀在树上打架，也要住脚看一阵。

    到支书走远后，我盯着支书渐渐变小的冬瓜似的后脑壳看一会儿，问爹咋来给支书翻地了。爹说他在山上看见支书独自翻地就下了山。

    我说：“你走吧，自家的地也要种小麦。”

    爹说：“支书对你有打算……”

    我说：“你走吧，支书回来我说你刚走。”

    爹看着我，看着支书家的地，“和支书说话要多想想，千万不要走了嘴。”嘱托着，爹又瞟一眼走远的支书，就扛锨走了。上了耙耧山坡。

    支书的影子一会儿就快消失了，阳光把他的影子融化成一个黄团儿。我似乎生怕支书的影子从我视线中消失，当那影子最后成为一个圆点时，我举起铁锨，把锨头儿顶在右肩，将锨把对着那将要失去的圆点瞄了瞄，在心中勾了一下枪扳机，又在心中“砰”地叫一声枪响，支书留下的那个黄点就突然不见了，仿佛真的被我毙掉了。

    一时间，我心里极轻松！

    回过头来再看耙耧山坡时，爹的影子也一样消失了。在爹走过的路上，我又一次看见云雾似的荒草坡上，有条一脚宽的白色蛇路，曲曲弯弯缠在半焦半黄的荒草中，就如一丝白线在那儿不经意地飘挂着。那条白线似的小路，牵着那只我见过的跛腿小狗朝着山坡上晃，仿佛一团脏了的棉花在风中缓缓地朝上移。我盯着那跛腿小狗一动不动，就像盯着我自己一样，我似乎看见了我瘸着瘦腿，在一步一步朝着很远的地方走，朝着很高的地方爬。我知道那地方很远，很陡峭，也许我一辈子爬不到那个山顶上，可也许我一夜之间就爬到了山顶上。谁知道呢？反正我必须朝着顶上爬。

    跛腿小狗越走越远，越上越高，成了一个光点，像一盏灯笼在耙耧山坡上照着我。我心里不再轻松了。

    翻过的土地渐渐大起来，像一大片红色的沙滩在铺展。远处的田地中，也一样有人在翻地，他们不时地朝这看一看。支书不在了眼前，我的活路也不再做得那么仔细，土地只翻有半锨深，泥片坷垃也不再打得那么细碎了。

    粗粗糙糙的活儿一会儿就在支书家的洼地翻了三分有二。太阳像已经甩出手的火石一般飞到了西天。去提水的支书没回来，到了这个当儿，倒是他的哑媳妇提着一个热水瓶，拿着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茶缸从路的尽头出现了。她走路的样儿很飘然，像一阵风吹着一块布，到田头看见翻地的不是支书，就涨红着脸望着我，样儿似乎很吃惊。

    “支书回去了。”我说着抬起头，和她的目光撞到一块时，心里冷丁儿一动。我已经见过这哑媳妇，在支书家，那时候她端着猪食从我身边一闪进了支书家猪圈，我并不留意她长得如何。这会儿如此一望，我才发现原来这哑媳妇竟这么的水嫩，皮肤像水湿的白绸布光洁凝重，两只眼睛黑大活灵得仿佛是两只卧在白绸布上的家燕。我忽然觉得，哑病落在她的身上也是活该，若她的模样再不聋不哑，那就不知她要攀上啥儿高门亲戚了，她也就决不会在田头那么详细地端详我。

    过一会儿，她倒一杯开水朝我走过来。

    我接过水：“是支书让你送来的？”

    她摇摇头，不打手势，也不“啊”一声，回身到田头拿起支书的铁锨，就远远地离开我，在洼地那头弯腰翻起来。我很惊奇，她做活路竟十分在行，力气也足，田地翻得又深又快，一点儿也不在我下。

    我不再有啥想法，大田中只有我俩。金黄金红的日光镀在土地上，镀在我俩的身上，像布一样包着我们。因为她，我的活路不自觉地又重新细起来、快起来。翻过的土地红亮亮的、虚软软的，如红棉被摊在脚下。洼地统共不足半亩，透出的腥鲜的土味弥漫了整个耙耧山脚。这会儿我忽然觉出，夕阳格外地红润光亮，耙耧山也格外地无棱无角地柔顺，洼地也格外地温暖宜人，透着浅淡的醉人的气味。

    似乎骤然间什么都好了一些。

    我们一锨一锨默默地翻，到日靠西岭时，地翻完了，我们站到了一块。

    她在地上用手写了四个字：“你是连科？”

    “是，”我问她，“支书家娶你花了多少钱？”

    她又写了四个字，“买我八千。”

    我说：“你嫁了一个好人家。”

    她乜斜我一眼。我以为她还要写啥儿，她却一动不动站一会儿，脸上一红，勾下头，提起暖水瓶，拿上茶缸和铁锨，转身走去了，朝着镇子的方向。

    不消说，我惹她生了气，伤了她的心。

    我叫：“嫂子……”

    她站下，不回头地住了一会儿脚，又起脚走得很快。

    太阳似乎是被她踩进了山里似的，走几步路的工夫，就在耙耧山上丢失了，仅余晖淡淡，粉般散在山脚下。

    “我都看见了。”

    “啥？”

    “你和支书家的哑媳妇。”

    “咋的？”

    “她一见你头顶就闪了一条姻缘光。”

    回家时，刚走出田头，就碰见疯七爷从耙耧山坡上摇下来。他腰间系了极长一段红布做腰带，布头儿在裤前如钟摆一晃一晃，如余晖相互映趣。由于路远，又爬坡地，他拄了一条拐杖，是一根未褪皮的头年嫩桃枝，手把下刻一个“符”字，如画着一条白色盘龙。一看便知，疯七爷是去乡下看风水刚回。

    “你看哑媳妇咋样？”

    “薄命。”

    “我呢？”

    “人物。”

    “七爷，你给说道说道心里话。”

    “七爷是据阴处阳，万事出口都有依据。七爷说你会成为人物你就准能成为人物，路选对了早日成，路选错了晚日成。给你说吧孙子，这三天七爷都在三更时分做着同样一个梦。”

    七爷说：“我梦见就那么一日，日子是古历黄道初九，清高宗乾隆皇帝一道诏书把我叫去了。我一到金銮大殿，文武百官们分立两旁，齐刷刷地看着我。那金銮大殿呀，金砖金瓦金柱子，连香炉、灯座都是金做的。到皇帝面前，我正要下跪，乾隆皇帝一招手，说：‘免了免了。’”

    “跟着，乾隆皇帝又摆了一下手，文武百官们就都退下了金銮大殿。退下时都给我和乾隆磕了头。这当儿，殿里余下我和皇帝俩人啦。皇帝说：‘听说你的象棋杀遍天下？’”

    我说：“不敢皇上……”

    皇帝说：“听说你从九岁开始下棋，整整下了六十年？”

    我说：“不敢皇上……”

    皇帝说：“听说你是一辈子靠下棋为生？”

    我说：“不敢皇上……”

    皇帝说：“我清高宗想和你下盘棋。”

    我说：“不敢皇上，真的不敢……”

    皇帝生气了：“再不敢我就杀了你的头！”

    我忙说：“敢敢敢，皇上我敢。”

    “这样，我就和清高宗乾隆皇帝下起了棋。我们都盘腿坐在一张檀香木雕龙画风镶金镀银的红床上，边上放着御茶，那茶香味在金銮殿的大梁上绕半天不散。你们不知道，乾隆皇帝那棋下得可真好，车有车路，马有马道，小卒子没错走一步。我们从日出开局下到日落，最后的残局上，皇帝还有一卒一马，我还有一卒一炮。然后，皇帝请我吃了顿皇宫夜饭，我们就又接着下残局。到下半夜鸡叫时分，我有意打了一个盹，一睁眼，哟，乾隆皇帝马跳一个卒攻心。”

    “我输了。”

    皇帝问我：“谁的棋艺高？”

    我说：“皇上你棋艺在天，我的棋艺在地。”

    皇帝又问：“你哪村人？”

    我说：“洛阳正西一百三十里外瑶沟村人。”

    “谢你让了我一步棋，”清高宗乾隆皇帝笑笑说，“日后保你们瑶沟村出一个大人物。”

    到家，没料到我高中的同学二林坐在院中石桌上等我。二林人长得白净秀气，做事极有脑眼，舅是县法院院长，前年被招到县法院当了办事员，不知何由，上个月又从县法院回来了。他一见我，就从石桌上弹起，很用力地说：“同学，我来给你商量个事。”

    几句客套，我让二林坐下说。

    “到外边吧，只几句。”

    我跟着二林来到了村头。这儿很静，在路边的一片小泡桐林里，淡淡残晖把景物都抹上了鹅绒黄的底色，几缕炊烟在村中摇着上升，仿佛是白绸在空中飘动。我盯着二林看了好一阵，问：“你不是到县法院工作了？”

    二林顿一下，“我舅犯错误啦，我被开除了。”

    一惊，我心里有一丝喜悦，“找我有事？”

    他拿眼咬着我。

    “想让你给我闪开一条道。”

    我笑笑。

    “你别儿戏二林，我又不是拦路狗。”

    二林双唇闭着。

    “你是！”

    我用眼在他身上刮一遍。

    “有话说吧。”

    他用目光压着我的目光。

    “话不瞒你连科，我想等大队改为村时当村长！”

    我浑身微微一震。

    “能当上？”

    他冷笑。

    “看你的了。”

    我淡笑。

    “你抬举我了。”

    这当儿，余晖散尽，黄昏悄然落下，村里村外都是昏花白灰的颜色。归圈的鸡在路上咕咕叫着回村。远处山坡上，却还安然地挂着一群白羊。没有别的声息，也没别的人影，人世上似乎仅剩了我和二林。

    “我当村长了，可以让你当村委副书记。”二林说。

    我说：“我啥也不想当。”

    他说：“不是实话。”

    我说：“是实话，我就想种地。”

    “别瞒我，”他说话很冷，“我知道支书想把红玲嫁给你。”

    “那是支书自己想的。”

    “你其实也想娶红玲。”

    “你看出来了就好。”

    “可我和你一样想娶她。”

    “红玲长得并不好。”

    “那是次要。”

    “不是说谁想娶红玲红玲就会嫁给谁。”

    “她听她爹的，支书要在咱们这几个高中生里选一个。”

    “那就让他选。”

    “我想让你闪开一条道，给支书说声这门亲事不合适。”

    “可我觉得挺合适。”

    “连科，咱俩没必要你争我夺。”

    “那你就退让给我……”

    “这么说你想和我争一争？”

    “话不能这么说，我又不是讨不到媳妇的人。”

    “可事情就这样！”

    “那就都听天由命吧！”

    我们都不再说话，彼此望着，一人手扶一棵小树。麻雀一群一群从田地飞回，落到头顶的树枝上。有一粒麻雀屎落在我的胳膊上，我没有去擦。又有一粒麻雀屎，从他的鼻尖滑下，滴在他的鞋尖，像一截软面条在那挂着，他看见了也一样没去擦。

    我们就那么彼此望着。

    我说：“该吃饭了。”

    他说：“将来无论谁成人物都不能忘了我们是同学。”

    我说：“村长那么好当？”

    他说：“看透了就不难。”

    我说：“要靠社员们选呐！”

    他说：“主要靠培养。”

    我说：“吃饭吧！”

    他说：“吃饭吧。”

    我们一块上了道，把胳膊和鞋上的鸟屎擦净，彼此很平静地望了一眼。

    “到我家吃吧二林，有烙馍。”

    “我家也有。”他说，“连科，既然你不让道，这段日子我哪儿得罪了你，就请你宽谅。”

    “都宽谅吧。”我说着，很和善地笑了笑。

    他也很和善地笑笑，就转身朝镇上走去。这时候，天已黑下，像黑纱罩着世界，二林的身影一会儿就被黑纱裹没了。

    我一夜未睡。

    屋里的灯光像落日一般昏黄而又柔静，照着厢房东屋的角角落落。剥落的墙壁不时有泥片、灰土悄悄地落下。房顶上的椽子，被虫蛀出的粉面像日光中尘灰星儿似的在灯光中打着旋儿飘下，发出听不见的声音。我想这房应该翻修了，再盖就必须要盖青砖青瓦不见土的洋屋，而爹的一生已经耗尽了气力，起屋的事也推不掉地落到了我的头上。要起新屋，我以为我有一天准能盖起和支书家一样的新瓦屋！

    有一只蜘蛛，在墙角结网，前半夜那儿只还有几丝亮线，到了下半夜，不觉中我抬头一望，一盘蛛网都已结成，一道道，一圈圈，像一个筛子底儿。那只蜘蛛劳累了一夜，眼下似乎长大了许多，如一粒早落的棉蕾在网心悠然地卧着，睡得安闲舒适。

    我想这个月和红玲的婚事确定下来，明年一定要把新屋盖起。尽管眼下还没有一木一瓦，我以为房子准能盖起来。

    人只要想去做事，那事情就准定能成。

    极怪，我一夜未睡，却很少想到红玲和二林，而是想了一夜房子。

    早上推开屋门时，太阳已经高悬，像剪得极细腻的花圈顶上扎着的一圆金纸在村头挂着，黄亮亮的光泽洒在山坡上、土崖上、村房上、树木上、街道上。我家的院落里里外外扫得光光滑滑，游动着早日的亮色，仿佛土墙、草屋、柴棒上都闪着透明的泽光。

    爹和队长三叔在院落中立着，听见门声，都转过头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漂着一样的难色，浅淡的红黄。不消说，有啥事情堆到了他们面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不然队长三叔是不会这副模样儿。

    我知礼达节地叫了声三叔。

    三叔问：“二林找过你？”

    我说：“找过。”

    三叔说：“他家昨夜儿托人去支书家提亲了。”

    我一愣，在心里狠骂了句二林。

    “支书答应了？”

    “支书说过几天回个死话。”

    “我们咋办？”

    “支书那里还是倾向你，支书媳妇那儿有些不通。”

    “让后村五婶去说说，她不是和支书媳妇娘家一个村。”

    “一早去过了，那媳妇不松口，嫌你家穷。”

    这样，我就和队长三叔与爹一道陷进沉默里，在院中央站着，仿佛是站在一眼井里般气闷。

    爹和三叔开始吸烟，吐出的白烟在太阳光中闪着丝线的光亮。娘在灶房忙出忙进。

    一会儿，大姐突然从灶房出来，说三叔，何不让五婶回娘家一趟，找到支书媳妇的娘。她不听支书的话，总不该不听她八十几岁老娘的话吧。

    队长想想，说：“试试吧，操他八辈子，没想到堂堂支书还当不了媳妇的家。”

    五婶被叫来了。我给五婶端过一张凳。

    说明了情况，五婶说难办，大老远的路。

    队长说用自行车送你。

    五婶说怕讲不通情，白跑一趟。

    “你说吧去不去，”队长三叔有些生气，把烟灰立时磕在地上，起身煞煞腰带，“别以为分田到户了，我就管不到你了老五媳妇。跟你说，明年责任田还要调整，我说给你们家调好地就调好地，说调孬地就调孬地！”

    五婶胆怯地瞟一眼队长，“连科……非娶她家红玲？”

    队长说：“你只说去不去，别问那么多。”

    五婶说：“我去也是看在连科侄儿的面子上……”

    “你只要想法儿说服了支书媳妇。”队长道，“明年调地我当家多给你们家分一亩！”

    五婶眼睛亮一下，“我试试。”

    就这样，我去备了自行车，买了礼品，由姐骑着带五婶一早上了路。

    如今再想那场婚事，真同一场婚姻大战一般。天暮黑时姐和五婶回来，说支书媳妇娘家那头，对我是一百个赞成。当下，五婶水不打牙，就去了支书家，告诉支书媳妇说，她八十老母生病了，让她连夜回娘家一趟。

    支书媳妇回了娘家。

    支书媳妇从娘家回来说，女儿的婚姻大事，万万马虎不得，得一家人坐下商量商量再定。

    一商量过去了七天。

    这七天里，瑶沟人的心都悬在这桩婚事上，队长、五婶不时往支书家跑坐，我和爹把支书家秋地翻了一大半，然事情仍无定音。整个村落，直到了那天傍黑，方知船是弯在哪儿。

    我去给支书家帮种了一天小麦，回来一到家，就见我的同学社社坐在我家。他一见我，就从凳上立起，很用力地说：“连科，到外面吧，我给你商量个事。”

    我们一块走出树林，上了路道，把胳膊和皮鞋上的鸟屎擦净，彼此很平静地望了一眼，他就转身朝镇上走去。这时候，没星没月，天已彻底脱开黄昏，进入了正夜，像被黑布罩了一般，社社走了几步，身影就淹没在了黑夜里。

    景况其实很不好。支书媳妇是社社表姨；二林舅法院院长不当了，倒了骆驼不散架，听说昨儿天他还去支书家吃了一顿饭。队长三叔吃过早饭去了支书家，再提起红玲的婚事，支书的喉腔变调了。

    “孩娃的事，最末还得由孩娃当家。”

    这是推辞，不消说的。

    我急。

    队长也急。

    从支书家回来，队长说我娘：“破费点钱，准备一桌饭菜！”

    太阳当空时，饭菜准备好了。我家屋中央摆了一张八仙桌，姐和娘的手艺就摆在桌上：葱炒鸡蛋、青椒肉丝、红椒豆腐、凉拌番茄、凉拌黄瓜、炖肥肉、拌猪耳朵，七七八八，十几个菜旋了一桌。两瓶杜康酒立在桌子两边。

    队长三叔和爹说了几句，就出了我家。一转眼回来，身后就牵了六伯、七叔、八爷、老五哥等六七个。他们都是村里的人物，往年队里有了难事，队长就把他们拉去商量，有了上好主意，就给他们每人名下记上十分工。眼下，不时行工分了，有了难事依然还要找他们。这些叔们、伯们、哥们围桌坐下，队长让我开瓶给每人满满斟了一杯，放在各自面前。

    队长三叔首先端杯站起，环视了周围的人们说：“操他祖宗八辈，你们说吧，愿不愿咱们瑶沟村出个人物……眼下他妈的地分了，各家日子好过了，都想自己门户的日子，不管瑶沟村的日子啦！跟你们说吧，我当了三十年生产队长，明白了世上事情三年河东一朝河西，村里没人物，瑶沟村永远甭想有比别人好的日子过——今儿把大家伙请来，就是问大家伙一句话：你们想不想让咱瑶沟村出人物！如果要想，大家就端起这杯酒；不想，就随他娘的便！”

    队长好久没开过生产队的社员会了，好久没有这么激昂过了。他今儿说得很悲壮，一番话从嘴中抢出来，举杯的手在桌子中间微微地抖，酒一滴一滴洒落在热菜上，立刻又随蒸腾的热气挥发到半空中。

    满屋青椒色的白酒味。

    八爷首先站起来，端起酒杯碰在队长的杯子上，“我今年六十岁，六十年我看遍了大队几辈人的脸，经过了数不清的大小事情。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打下田湖镇，分地主的浮财咱瑶沟少分十八条被子，一头半牛；一九五零年土地调整，咱瑶沟的地被大队强行要走二亩七；一九五二年全县大旱，大队有一条水渠，别的村都用那渠浇了地，却他奶奶的硬是没让咱们使用那渠水；一九五二年天下太平，咱村没吃啥亏，也没沾啥光；一九五三年乡盖乡公所，每个村摊派房梁砖瓦，从咱村多砍了三棵大榆树；一九五四年整修伊河滩，别的村只出十个劳力，可是硬让咱村出十五个劳力，咱们白白在河滩干了一冬天……一九五八年，吃共产主义大食堂，我到今儿还闹不清，全大队十八个生产队饿死九口人，有五口竟是咱瑶沟人，是咱村人不经饿？还是那十七个队多分饭食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娘的，咱村连个富裕中农都没有，斗地主富农，却硬逼咱村出一个批斗对象！再后来……你们都见了……我八爷不多说，瑶沟需不需出个人物头儿是明摆着的。一队有支书；二队有副支书；三队有民兵营长；四队有大队会计，不当家却管着大队的钢印；五队没大队干部，却出了个县干部；六队有三个教师，一个校长；七队没人物，出了个工人，却在化肥厂管过磅，哪年都给他们七队买几吨半价化肥；八、九、十队不用说了，就连地区、省城都有他们的队里人……我们十八队……屁都没有！”

    八爷的这些话，如同背出来一般快溜，且似乎有了头，就没了尾。队长三叔举杯的手擎酸了，又换了一只手。六伯和七叔，似乎是被八爷的话说动了心，也似乎是觉得八爷话多了，他俩一块站起，“八爷，你别说啦！”这样截住八爷的话，就举杯撞在了队长和八爷的酒杯上。一时间，爹也随着站起，瑶沟村八个主事汉子都把杯子举在空中，相互环视对望。那一刻屋里奇静，洒落的酒滴啪啪作响，像冰雹粒摔在酒桌上。娘和姐是女人，我属晚辈，自然登不上酒桌，我们站在灶房门口，望着上房的景物，都仿佛被啥儿厉害吓着了，一声不作，木呆呆的，僵僵不动。

    队长说：“喝掉！”

    八个大酒杯同时擎得更高，又像水一样一饮而尽。

    队长叫：“连科——来倒酒。”

    我进去小心地从八爷开始，一杯杯倒上。

    队长擦了嘴，“都说吧，咋办——支书对红玲和连科的婚事不那么放在心上啦。”

    叔伯们彼此一言不发，脸都映着一层死色，木木地不拿筷子、不动酒杯，好像没有主意就决不吃喝似的。我想和红玲结婚，可看到大家为了我这样处于难境，心里不免就觉得，事情闹得过大了，看得过重了，似乎犯不上把叔们、伯们推到这种境地里。

    “三叔，其实我不一定非要娶红玲……”

    “你孩娃不懂厉害，”爹从我手中要过酒瓶，“出去吧，这有我，大人的事少参言。”

    让我出去，二十岁了，还把我当成孩娃看，说大人的事情少参言……

    突然，我冷丁儿开始瞧不起了爹，瞧不起队长三叔和八爷，瞧不起这一桌瑶沟主事的人。我莫名地觉摸到了他们的无能，觉摸到了爷辈、爹辈处世混人做事的拙笨；觉摸到了他们少分了二亩半地、一头半牛是活该，如果不少分了，那才是瑶沟的怪事。我觉摸到了，同在共产主义大食堂吃饭，人家十七个生产队只饿死了四口人，我们瑶沟一个队竟饿死了五口人……瑶沟人可怜！

    我可怜叔们、伯们！

    我可怜八爷和八爷上一辈的村人们！

    我可怜我爹！

    我仿佛看见，瑶沟人就如同又老又瘦的羊群，几条树枝编一个圈儿，就永远把他们关了进去。他们在那圈里跳。在那圈里叫，他们叫裂了嗓子，跳断了腿脚，却永远没能力走出那几枝编圈。

    他们太羊了……

    长大我不当工程师，不当科学家，也不当啥作家和诗人。我长大想当一名大队支部书记。当上支部书记就能让村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让村人干啥他们就得去干啥……

    我长大一定当支书！

    老师写的一句红字批语是：作文写得好。你一定会当上支书的！

    姐说：“你为啥要迷在红玲身上？”

    我说：“不知道。”

    姐说：“不一定非和红玲订婚才成。”

    我说：“没别的法儿。”

    姐说：“你不是从心里喜欢她。”

    我说：“我一辈子不会从心里喜欢她。”

    姐说：“你娶了她也是害了她。”

    我说：“社社、二林娶她也是害了她。”

    姐说：“你要多想想你自己。”

    我说：“这不是我的婚事，这是一个瑶沟村的婚事，这是十八小队二百多口人以后的日子！”

    姐说：“你有点疯啦……”

    我说：“没有。真疯了倒好……”

    姐说：“你现在真疯了。”

    我说：“真疯了我就不会这样啦。”

    姐说：“你变得越来越不是你了。”

    我说：“我二十周岁了姐。知道吧，我整整二十啦！”

    二十岁的我，是谙熟了许多世事的连科。

    从家里出来，上房的碰杯声叮叮当当，紧追我的脚跟。

    我瞧不起这声音，和姐争吵几句，就走了出来，踏进了烦乱焦躁里。我想从烦和躁中挣出去，就无聊地沿着村街，漫无目标地走。村街上各家门口都有蹲着吃饭的人们。他们跟我说话，我就回上一句；他们不跟我说话，我就如同没看见他们一般。还有鸡子和狗，从我脚下蹭来蹭去，我先还不搭理它们，后来到村口上，踏上打麦场，有只芦花公鸡啄食啄到了我面前，我就冷丁儿飞起一脚，踢在了鸡的肚子上，一下把它挑撂到半空和树一般高。

    鸡的肚子软热得如一个棉花包，脚踢上去，又柔软，又舒服，仿佛我整个人都躺到了热软的棉花堆儿上。看着我踢起的芦花公鸡像芦花一样在空中飘，翅膀乱七八糟地拍着，脱落的鸡毛一支支在空中旋着，随着落下的公鸡，船似的在日光中游动，映出紫色的亮光，直到鸡子落地跑走很远，毛还在飘游。我心里一时间就彻底轻松下来，如同烦乱踢了出去，被芦花公鸡带走了。

    我看着芦花公鸡往村子中央跑，直到它那又响、又硬的叫声消失在我面前。

    “是连科呀……”

    我回过身来，见疯七爷端着饭碗站在我的身后，我才想起来我信步到了黄土崖下，到了麦场上的疯七爷门口。疯七爷在这秋天还单穿夏天的衫衣，扣儿一粒不扣，露出瘦嶙嶙的红肉。他一边吃饭，一边透过饭碗瞅着我的额门。

    我叫了声：“七爷。”

    七爷说：“连科，你的额门不是太宽。”我问：“不宽怎样？”他说：“没大的事情。”到末了，他就那么端详我一阵，直到把碗里饭吃完，要转身回去舀饭时，才有意无意地说：“这几天我每天都见红玲去后岔沟摘山芋肉。”

    “红玲去后岔沟摘山芋肉。”七爷的这句话，像一根棒子，在我心里横着拌一下，后就突然翘起，一下打在了我心上。我的心一哆嗦，身子跟着一阵颤抖，接下慢慢平静，如同开了一道门。那门是我从一道关了我很久的黑屋中找到的，先缓缓地打开一条门缝，露出一道清亮清亮湖水一般的光，后来我突然哗一声把门敞开，太阳就又圆又大地挂在中天，到处铺着金银混合的光色，河流、房子、土道、山坡、沟壑、林地，七七八八的景和物，全都明亮地映在我眼前。

    我终于看到了另外一方天地。

    我感激七爷。我想给七爷一眼感激时，七爷已经走进了那将倒未倒的场房屋。

    半晌时分，家里的酒桌散了。

    娘和姐在收拾碗筷。

    爹坐在屋门口悠然地抽烟。

    我悠然地回到了家，立在爹面前。

    “咋说？”

    “倒是你八爷想了个法儿：让你七爷出山。”

    “七爷？”

    “你不知道吧？你七爷他爹原来是咱瑶沟村的老郎中。你七爷自小就跟着他爹学医。你七爷这辈子在外闯荡就靠是半个野医混饭吃。听说前几个月你七爷还在乡下治好了几个哑病娃。队长说支书家哑媳妇不是天生的，是害过一场病，病好了喉咙就哑了。只要你七爷把支书家哑媳妇的病治好，支书和他媳妇不会不感激，不会不把红玲嫁到瑶沟村。”

    我很想笑爹，很想笑队长三叔和八爷们。可他们是我的长辈，是瑶沟村的头头脑脑，瑶沟村的事情都靠着他们去主持，我不能让他们看出我的不敬。

    “哑媳妇的病……能治好？”

    “队长去问你七爷了。”

    “治好了要支书和他媳妇同意，红玲不同意咋办？”

    “哑媳妇是她嫂子，红玲总得有点良心吧。”

    我笑了，终于轻轻淡淡地笑了一下。那笑的模样我看不见，但我知道我的嘴角挂满了一串一串对爹和队长三叔们的瞧不起，挂满了一串一串对他们的嘲弄。

    一切都得靠我自己。我想。

    在来日罢了早饭时候，我说爹我下地了，就扛着铁锨上了耙耧山。我家在山上的地是在东梁。上山后我径直朝西梁走过去。

    过去西梁就是七爷说的后岔沟。后岔沟中有很多野生的山芋肉树，浅紫浅红的小果子，如野酸枣似的零零星星挂在枝条上，摘下来一晒一制作，就是上好的补养中药。

    红玲就是去那儿采药的，我也要到那儿去做我要做的情事。待我的情事一做完，娶红玲那些使村人想过朝朝暮暮的东西，就会如秋果一样挂在秋天的树上，伸手一摘就到手了，就成为实在了。

    爬上耙耧山，太阳很清丽地在远方悬着，光线柔韧地射过来，像一条条绷直的丝线。不消说，天气很好，天空上白云淡淡，仿佛如透明细纱张在高远的头顶，水蓝色的天底，把那纱似的白云浮起来，又像飘着丝丝连连的羊毛。我爬上山坡的时候，景景物物都在白云、柔日下显得十分雅静，十分幽妙，十分动人。出沟的老鸹一群一群从我的头顶飞过去，影子凉阴阴的井水般从我脸上滑动着，“呱呱”的叫声哗哗啦啦从半空中雨一样落在山坡上。眼下，收过的秋地都已耕犁锨翻过了，新土被湿夜潮了一遍，显得被洗过一般洁净，远远看着，一块一块，如同飘落在荒坡上的崭新的红布。

    我观赏着这些景物，心事歪歪地到了西山梁上，坐在了山脊的顶端，后岔沟就全裸进了我眼里。这天的后岔沟，在日光中是一种紫黄色。沟中的稀落树木和崖头的荆荆条条，在那紫黄中微微地摆动，晃得我眼睛发光。

    红玲还没有来。

    我把目光从后沟移开去，扭过头，就看见田湖镇五颜六色地坐落在山脚下，绿的树木，灰的房屋，红的学校和小工厂，青的河流，黑的沥青公路，把田湖镇错落涂抹成搅混了的色盘儿。就在这色盘儿中间，支书家的三层小楼直直地戳在中央，显得各家房屋、各条街道和街道上的大小摊点，都趴在地面被吓住了似的一动不动。在山顶，能看见大街上动着的人群，如雨前搬家的蚂蚁，一群一股地移动。在那移动的人群中，我依稀看清了支书缓缓地朝我走来，又缓缓地离我走去……

    十二年前我八岁，那当儿我是个贼，黄瓜、番茄、豆子、小麦、红薯、柿子，七七八八的熟了我就偷。一季不偷，一季的日日夜夜心里不牢稳，总悬着如学业一样神圣的那么一件事。夏天的时候，西瓜熟了。一个镇就那么一块瓜地，在伊河边的沙地上，像蓝天碎下一块落在了那里一模样。我脱光衣服，从上游伊河进水，游到瓜地边，盯着瓜棚望一阵，就爬进了瓜地里。那天的沙地烫得我肚子起泡，为了不把肚子贴在沙地上，我就把屁股举起来，像举着两个又白又虚的大蒸馍。太阳火一般在我的屁股上烧着，西瓜如太阳般在我眼前照着。我朝最大的西瓜爬过去，身子一动一动，像一条饿瘪的小虫在瓜秧中穿来穿去。

    我把最大的、边上插有记号做种子的西瓜摘掉了。我推着西瓜像推着一个车轮朝着伊河边上爬，可当我爬出瓜田的时候，我看见我面前站着一个人，他手里拿着一块还没吃完的西瓜，像拿着一牙红色的月亮。

    “哪个队的？”

    “十八队的。”

    “娘的，又是你们十八队！”那个人骂着，一脚踢在我的肚子上，我就像一片树叶一样，往沙滩上飘落，他就举着我摘的那个西瓜去瓜棚了。

    那人就是支书。

    支书那时候每天都到伊河中洗个澡，吃个瓜，坐到天黑凉快时，从各队田头视察着回到镇子上。支书走到瓜田埂儿上，肩膀像一块门板一开一合，闪闪烁烁。我望着支书的肩膀，就像望着一座快要倒压在我身上的绝崖石壁，于是，我忙不迭儿把目光朝下移了移，看见了支书的鞋。

    支书穿的是一双新做千层硬底儿布鞋，我就如记住了我的年龄样记住了那双鞋。

    到田头当中时，支书又回头盯着我，“你说你们瑶沟村为啥尽出贼，不会出一个让人瞧起的人物来？”

    我没有回支书啥话儿。支书也不等我回话就又朝瓜棚里走去了。我始终盯着支书的鞋。

    回到家，我的肚子上有一个千层底的鞋印儿，青青的，像一片大极的椿树叶。全村的人都围着我的鞋印儿看。娘和姐在看着我的鞋印儿哭，爹在一边抽闷烟。

    有人说：“奶奶的，找他去！”

    队长三叔说：“是支书踢的，你找谁去？”

    至今儿，支书踢的那一脚仍然有些疼。虽然过去了十二年。

    红玲终于被我等来了，好像来晚了羞愧似的慌匆匆的。

    她骑个自行车，车后夹个篮子，沿着沟底的土道，把车子骑到后岔沟口，一扎，拿着篮子朝后沟的土崖上爬过去。我在山梁上看着她，就像看着一只绵羊在崖壁上小心地一脚一脚移，到崖壁的半腰，那儿有了一片坦处，坦处上有几棵小树，她就在那树下不动了，把篮子挂在树枝上，双手在枝间抓来揪去。

    我盯着红玲不动，心里火急火燎，在等待着一个时刻的到来。只要那个时刻一来，我就可以朝我发现的大门走过去，把门闩打开，敞开门扇。那时候，我所看到的太阳、村落、河流、山坡、镇子、街道啥儿的，就会朝我走近。红玲会哭着嫁给我。踢过我一脚的支书会成为我岳父。大队改为村了，支书退下了，我会成为村里的一个人物。全村四千二百多口人，大事小事都将去找问我咋办，而不是去问今天的支书。而这些，还刚刚是我的开始，我才二十岁，我不可能在田湖大队——田湖村干一辈子，我不可能在瑶沟村日日夜夜过光景，直到了死！往年，有多少乡干部都是从各大队干部中选拔的。我会在田湖村干得不错，会成为全县极出色的最年轻的村干部。然后，我会被选拔到公社去，成了正式的国家干部，再也不是农业户口了。也许，我会首先当两年公社团委书记，或是公社抓某一项工作的党委委员，再或是一上来就被任命为公社副书记，分工我具体抓工业或农业；一半年后，公社书记或乡长突然因某次车祸或啥儿案子，死了或被免掉了，我就成了乡长或书记，那时候，我二十五岁，最大二十七岁，是全县最年轻的乡长或乡党委书记，被送到啥儿党校学习两年，回来就留在县委了，日后就从县政府或者县委一级一级干上去，干上去……我不知道我到底会干到哪个位置上。七年前听说一个工人初中文化，三年之内从车间主任干到了副省长的位置上。我知道我不会那样儿，我没有那样的命，但我准定会给瑶沟村争得荣耀，整个儿田湖镇祖辈世代没出个如我一般的人物。我在田湖镇、我在田湖公社、我在瑶沟村……独一无二。也许还会留下一块纪念碑……

    我的头有些儿晕。

    太阳温温暖暖抚摸着我，山梁上开始散发出被太阳照热的甜腻腻的土气。白云一片片在日光下游动。麻雀的叫声，在我身后啁啾成潺响不断的溪水。对面的沟崖上，红玲已从一棵树下移到了另一棵树下。

    我静静地等待着，像我在镇子车站上等着一辆客车的到来；像我儿时过了新年，过了正月十五等待着下一个新年和十五的到来。不消说，那时间流得如冬天凝着的河水。麻雀的叫声把我弄得心烦意乱，仿佛我在等着的不是客车或新年或十五，而是等着一口去运棺材的牛车。我坐过运棺材的牛车，那车走得和我眼下的时间一样的慢。我真想对着红玲叫两声：

    你快滚下土崖吧！

    你快些滚下土崖吧……

    红玲采山芋肉果的那面土崖真是很缠缓，是一道偏陡的坡地，只中间坡腰上有段险处，离沟底约有丈余深浅。再往上走，那陡坡就突然后退，留下一片很平的崖地来。这崖地上有七株山芋肉果树，像七株枣树错落在崖地上，组成一小片儿芋肉小果林。我很惊奇这儿有片小林我为啥从未发现过，几年前我每年夏天都在这儿割牛草。

    红玲是邻近午时骑车走了的。

    红玲走后，我就立时下了梁子，爬到后岔沟这面坡上，到红玲采过中药的地方看了一遍。她采过的树下留下了一片凌乱的洋布胶底鞋的鞋印儿，印儿上星星般布落着饱满的紫红色的小果子。我捡了颗小果在嘴中咬破了，极苦！我嚼着那苦味在坡地走了几遭，那七棵药树，红玲采了六棵，还有一棵未采。不消说，她准定还要来把这棵树给采掉。每一棵树上的山芋肉，在药店都可以卖上百十块。也许，她今儿后晌就来采。

    都是天造地设的事情。真幸运她还有一棵没采的树。

    我看了各处的地势，就慢慢沿着来路往回走，当下到那段陡坡时，我抓住一根荆枝吊着身子登在一个石头上，然后，用尽平生的力气往外拉。荆条的蔓根在板结的崖土上，嘶叫着被我拖出来，像拽一根被啥儿压着的绳子。那黄根从粗到细，越拽越长，当到了一拉即断时，我又把拽出的黄根塞回原处，用虚土掩了我拖根留下的土崖裂痕。接下，我把身子朝东靠了靠，抓一块石头猛砸我脚蹬过的那块凸石。“砰砰”的声响，在后岔沟里单调回响，崖壁上的斑鸠、麻雀和卧在崖壁窝中的黑老鸹，被这声音惊得一团一团飞向天空，为了望我似的盘旋一圈儿，才朝对面梁子飞过去。

    那灰色的凸石松动了，松动得一蹬即落。

    我从崖壁上爬下来，抬头望着那松动的石头和就要断了的荆根，像观赏我二十岁往后漫长的人生图景。我的一切辉煌的想法都要从这石头和荆条真正开始，从这儿仔仔细细地迈出第一步，走向那遥远、艰难的以后。

    我该走了。太阳已没了那温顺柔软的亮光，变得火毒起来，似乎是正夏一般。

    走了几步，我心里动一下，从地上捡起了一块有角有棱的尖石头看了看，犹豫着回来放到了那崖壁的下面。

    该做的我都做了。我走了。

    我操他祖宗八辈子，后晌，我在对面梁上等到天黑，红玲没来采果树……

    来日，我又在对面梁上等了一天，红玲依旧没有来采那棵树。

    太阳西沉时，山梁上下空无一人。天离我又高又远。土梁的红色如血般浸泡着我。我对着后岔沟那七棵山芋肉果树，撕着嗓子叫了一声：

    “红玲——该死的红玲——你赶快死掉吧红玲——”我走了。

    七爷说支书家哑媳妇的病不难治。三叔说你一定要把那哑媳妇医成能说话的人。七爷想了想，说瑶沟到了出人物的时候，别说是让我医个哑媳妇，让我死了我也不能不死。

    月亮升上来的时候，队长三叔让我和他去支书家。我去了。我要看看红玲为啥这两天没去后岔沟。那棵山芋肉果树还等着她去采。那松动的石头和将断的荆根也还在等着她。

    在支书家小楼的正间屋里，支书坐在一张椅子上抠着脚趾缝的泥，看着当天送来的两天前的《人民日报》。我和三叔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条凳上。

    三叔说：“都不在家？”

    支书没抬头，“都串门去了。”

    三叔说：“来给你说个事……”

    支书没抬头，“孩娃们的婚事以后再说吧。”

    三叔说：“不是。是你家……儿媳妇的病……”

    支书没抬头，“咋？”

    三叔说：“能治。”

    支书突然坐直身子，手从脚趾缝里抽出来，硬硬地看着三叔，“谁能治？”

    三叔说：“我们村的七爷。”

    支书默了一阵，“笑话……她这病连省城大医院我都托人问了，说是死哑。”

    三叔说：“七爷在乡下治好了几个死哑，现在人家连歌都能唱。”

    支书又抠着脚缝，“真的？”

    三叔说：“真的，偏方治大病，又不花钱，不妨让七爷试试。”

    支书拿起了《人民日报》，“治好了当然好，花多少钱都可以。”

    三叔说：“明儿天我把七爷带来？”

    支书翻着报纸，好像寻一篇啥样的文章，眼却瞟着门外，“别急，红玲这两天去县里进货刚回来，她娘明天想走娘家……忙过去这几天，我去请七爷。”

    队长三叔不再说啥，拿眼瞟着我。我说我们走吧。三叔说走吧。支书说你们走？我送送你们。我们就一线儿出了支书的楼屋。院里月光如水，哑媳妇端个盛有猪食的盆子站在门口的黑影里，我们一出来，她就匆匆端着猪食往支书家后院猪圈去了。

    支书说送我们，却站在门口盯着匆匆走了的哑媳妇不动。

    回家路上，队长没说一句话。

    我也没说一句话。

    我们默默地走着，月光在路上被我们踩成了碎片儿，到村口分手时，队长三叔说，“我日他奶奶……你回家睡吧连科。”

    我又在山梁上静等了两天。

    爹说：“山地上那点活还没干完？”

    我说：“没完。”

    爹说：“别去了，先把下边地的小麦播上。”

    我说：“你别管我！”

    爹惊疑地盯着我。

    我在爹的惊疑中，早早就爬上了耙耧山，蹲在后岔沟对面的山梁上。我像一个守家狗样凝视着梁下那条土道。太阳在我的凝视中变动着各种颜色，静默悄息地朝着山顶爬。日光中的土沟里，盛满了躁人的暖气和浅红色的尘土及浅红色的尘土气息。在那暖气和气息中，土道舒展地从沟口进来，朝沟底伸去，如同一条没有拉紧的丈量沟长的皮尺。最后，红玲就是从这皮尺上骑车过来的。那时候，我在山梁上等得就要瞌睡，忽然看见有道光在眼前一闪，仿佛雨前的雷电在眼前划过了似的，浑身一震，就看见红玲来了。和几天前一样，她骑着一辆新自行车。自行车在太阳下闪着热辣辣的亮光，不慌不忙地从土道上朝后岔沟口靠近。我的心开始萎缩起来，激动和快乐如手锤般砸着我的心，仿佛是砸一个牛皮战鼓。她车后的篮子里，盛满了堆起来的阳光，在车上起落颠动。她不知道后岔沟等着她的是啥儿，车子骑得悠悠然然，在土道上起起落落，好像是站在一条船上在湖中随风飘荡。我死眼盯着她朝后岔沟靠近，每近我一车轮子，激动和快活的手锤就在我心上密集一阵，仿佛要把我的心敲碎，把我的胸膛敲炸开一般……

    终于，她到了沟口，扣下了车子。

    这样一个时候到底来了。眼看这个时候来到的，将是我二十岁后崭新光景的开始。我仿佛看见了那属于我的跟在她身后的太阳和月亮。那太阳的光芒一杆一杆，又粗壮，又强烈；那月亮的光芒一线一线，又明亮，又温柔。我目送着她往后岔沟里走去。她牵着我的目光，距那七棵树的土崖越来越近。

    这个时候无可阻挡地跳到了我眼前。

    到了土崖下。她朝那七棵山芋树望了望，就开始朝着崖上爬，她穿了件草青色的布衫儿，启明星般鲜艳夺目，照亮了我往后的岁月。她抬手落脚都如往日一样，胳膊上挎着篮子，一下一下让自己的身子离沟底地越来越高，如启明星初升一样。我至今都记住那个时刻最终来到时给我带来的快活和激动，像洪水一样在我脑壳中滚滚盘旋，如冲撞堤岩样冲撞着我的头皮，使我一下跃进了绛红色的漩流里，一下就不知了东西南北，一下就把一切忘记了。脑子里成了一片雪白……直到红玲那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才把我从懵懂中惊醒过来：

    事成了！

    我没有看见她如何踩掉了那块凸石，也没有看见她如何踩掉了石头又拉断了那根荆条。只听见一声“啊——”像倒了的大树样朝我砸过来，又尖厉，又粗哑。粗哑在尖厉的后边补衬着，使她的叫声真的如大树样朝我砸过来，我还感觉到那声音拖着一股急风，在我耳朵里大旋风样回旋着。我似乎是为了看看那声音到底是啥儿模样啥儿颜色然后再把那声音抓在手里似的，声音一到眼前，我就朝山下射出去。我看见红玲从崖上跌下来，像流星样在半空划落着。她的草青色的布衫各处都装满了风，鼓鼓胀胀，圆嘟嘟的，在日光中闪着冰色的明月般的亮泽。我看见她的头发，在风中张扬起来，黑松的扫帚似的在空中扫着；两只手在空中抓来抓去，如同落入水中似的，企图冷丁儿抓到啥儿。她是直落下来的，没有在空中划什么弧线，速度比流星还要快。流星陨落时流下一道火光，她落下时，拖着的尾巴是她松手的竹篮。那竹篮在空中比她落得慢许多。篮子里装满了黄色的秋风，轻盈盈地从她手中脱开，极自由地在空中缓缓转动着，像走在黄土道上的车轮子，转一圈，又转一圈，和她的距离越拉越远。我没有看见她是如何落地的，我只感觉到她那苍白刺目的“啊”声戛然而止，如鸭子刚仰起脖子，把叫声送出口就挨了一棍那样把叫声旋急地中断了，接着就不见了她那盛满风的圆嘟嘟如启明星一样的布衫，只见竹篮在她滑落过的路道上，不规则地转动着，落到沟底，又弹跳起来，朝一边滚过去，滚得歪歪扭扭，像不周正的大马车的笨轮子在吱哑吱哑地转。

    我跑到七棵树的崖下时，红玲在地上抽动得很厉害。她的头撞在了那个有棱有角的石头上，血像泉一样朝外喷。她双手捂住头上的血口，想慢慢爬起来，可右腿却无论如何使不上劲儿，于是她就只能趴在血地上，脸如蜡纸样地痉挛着。拉断的树枝和蹬掉的石头一东一西静静地看着她。滚走的竹篮在她头顶倒扣在一蓬干草中。我惊叫着跑过去，到她面前吓得痴了半晌，问她一声：“咋啦？”她痛苦地扭头瞟一望崖壁。我也扭头看一眼崖壁，不由分说，就扯着她的胳膊，扶她起来，背上肩头往沟外跑，往镇上的医院跑……

    我背着红玲整整跑了四里路，到镇上的卫生院时，她的血像水样浇了我一身。汗和血在我身上如糨糊样粘胶着，怪异的腥味一阵一阵地扑进我的鼻子。

    “咋啦咋啦咋啦？”

    “从崖上掉下来啦。”

    “谁谁？”

    “支书家的红玲。”

    一路上都是这样的问，一路上都是这样的答。因为从崖上掉下来的是红玲，所以我在前面跑着，后边就紧跟了一大群大队的社员们。

    一切都安排得很顺利。

    “你去给支书说一声！”

    “你快跑到医院让医生们准备着！”

    “来来，让我背！”

    “别换人了，别折腾啦！”

    镇上的卫生院在镇街南头，我到卫生院门口，那儿的医生护士们已在等着，未及稳脚跟，他们就把红玲从我背上接了过去。

    红玲昏了，她的脸像一张白纸。

    卫生院急救室的门时开时关，医生们进进出出。走廊上堆满了各队的社员们。

    我像一个倒空的麻袋瘫在走廊尽头的砖地上。社员们都忘了是我把红玲背回的。

    支书和支书媳妇一来就挤进了急救室。

    过了半晌，出来一个医生说，右腿关节错位了，头上大血管破了一根，再晚背来一会儿，就会流血活活流死。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消息像风一样立马就刮遍了瑶沟村。

    是连科救了红玲！

    村人们像唱歌谣般在嘴中念道：

    不是连科，支书家一辈子就没有闺女啦！

    从医院回家，我人刚到村口，就有人在胡同口扯着红嗓子唤：“他回来啦——连科叔从医院回来啦——！”不消说，唤的人是孩娃，可出来迎接我的是村中的大人们：爹、娘、队长三叔、八爷、六伯和各家的婶们、娘们、嫂子们。这是将吃午饭时候，有的人已经端起了饭碗，人们簇拥着问我，我是如何救了红玲。我说：“我听到了一声唤，跑下山一看是红玲摔下山崖，血哗哗啦啦流，我背起来就往医院跑，就这么救了红玲。”于是，村人们就感叹，这是老天要成全我和红玲；感叹支书若不把红玲嫁到瑶沟那就真是丧尽天良了……

    队长三叔听了这话，立在我家门槛上，“都先别他妈吵吵，连科救红玲也不是为了娶红玲！”

    村人们立时就不再言语，只跟着我和队长到我们院里站着、坐着。

    在我家里，村人们堆积着，有聪明的嫂子或婶进灶房帮我娘去做饭了，还有的插不上手，就在院里抱着娃儿转悠。男人们都被爹迎进上房，抽着姐特意去买的两盒纸烟。他们和女人们一样，也并不谈我救了红玲的事。他们就那么随意坐着，海深山高地说天气、说庄稼、说人缘，说那些没啥意思的话题。他们这样被我救了红玲激动着，其实在焦躁地等待着一件事。

    后来那件事果真发生了。

    吃饭的时候，支书媳妇提着一兜苹果来了我家。村人们立马就雅静下来。支书媳妇到瑶沟哪家串门，这是几十年的第一次，自然人们慌不迭儿闪开了一条路，静得连喘息也差点儿屏息住，仿佛来的不是支书媳妇，而是县长啥儿的。

    支书媳妇在夹道中走得很慢。她被瑶沟的这种仪式似乎弄呆了，来回扭头张望着，手里的一网兜苹果极重地在她的裤上晃动。照理，这当儿娘该出来接着她手里的东西，像迎接亲戚般迎接着，可娘却站在灶房门口的人群里，满脸浮着红色，木呆呆的不动。

    倒是队长三叔先灵醒过来，他从上房出来，笑着迎过去。

    “哟，嫂子，你来啦？”

    三叔接过了支书媳妇的兜。

    我从屋里出来，在门口轻轻慢慢地叫了一声：“婶，你屋里坐。”

    支书媳妇一见我，怔一下，突然就抓住我的手，忍不住地哭起来，眼泪烫热烫热地滚到我手上，左左右右就说那么一句话：

    “多亏了侄儿你……”

    “多亏了侄儿你……”

    “多亏了侄儿你……”

    村人们的脸上都放着暗红的光亮，似乎他们到我家等的就是支书家来个人看我；等的就是让来人说句多亏了侄儿你！

    我想骂一句没出息的村人们！

    “婚事别愁了。”

    “得找个时候正式提一次婚。”

    “世上事都是天撮地合的。”

    “谁和谁成婚上辈子就有缘。”

    七爷极慢极慢地从我家门口晃过去，我忽然发现几天不见他似乎老了许多，背驼了许多。我想唤七爷来家里坐坐，可一出门，却看见七爷头上顶着几枝草棒，在和村人说他昨儿夜里做的梦，说他梦见他和乾隆皇帝下象棋。

    我立下没动。也许七爷是真的疯了，我想。

    姐说：“连科，不如你自己给红玲讲。”

    我说：“讲啥？”

    姐说：“婚事。闺女们是经不起直言去讲的，你只要大胆，她就心软，何况你又救了她。”

    我说：“我就是这样想的姐。”

    红玲在卫生院吊着右腿住了一个月的院。爹娘去看过她。队长三叔去看过她。姐去看过她。不消说，这个月我不断地去医院看她。我第一次去病房看她，她一见我就哭了，眼泪汪汪说：“不是你我就完啦。”我说：“那么高的崖，你也不小心点。”她说：“上个月半夜你去医疗所给你娘拿药时我那个样子。”我笑笑，“那事儿我都忘过了。”

    后来的日子里，我去看她，她总给我削别人送的苹果。我吃她削的苹果时，嘴上无话可说，心里总想吃了她。我想吃了她一定很痛快！

    这天，姐说：“我找过红玲，她好像有意，你该和她摊牌啦。”我想我是该摊牌了。就专门去医院看望她。

    在医院门口，我碰见了二林和社社，他俩去看红玲刚出来。

    我们在那儿冷冷对望了好一会儿，目光在我们的对望中间僵成一种冰白色。

    末了，社社说：“连科，你运气比我俩好。”

    我没有说话。

    二林道：“我和社社谁也娶不走红玲……归你了。只一句话：别忘了我们同学过一场。”

    我依旧没有说话，但目光开始温起来。自然是他们在红玲面前说了啥话儿，红玲绝了他们的念头他们才这样恶模狠样儿。他们这样儿正是他们向我认输了！我忽然开始可怜起他们来，就像可怜两个被我打哭的孩娃儿。

    他俩并肩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很和善地瞟了瞟他们的肩。他们的肩都是塌吊着。

    红玲的病房在后院靠东端，一个病房三张床，只住了她一人。穿过后院的砖铺小路时，我觉得浑身突然胀着一股劲，如同我早就渴望要拿到的东西冷丁儿出现在了我面前，摆在桌子上，只看我有没有胆量去拿了。我心里明白：

    时候到啦，该向她白话了！

    一切都是天造地就。我推门进去，病房里没有往日不断线儿来看她的人。她极孤单地倚墙坐着，拿着那本《中草药制作》。从窗中挤进来的阳光生硬地贴在她脸上，像在她脸上糊了一张薄薄的金纸。看见我，她放下书，扭动了一下身子，把一杆杆很粗重的目光搁到我脸上，破例没有削苹果，也没让我自己削苹果，就那么痴痴盯着我。

    我坐下来对自己说：“连科，斗起胆来，时候到啦！”于是，我极野地抬起头，把目光同样搁到她脸上。

    病房里静极。我听到了我们目光相撞的“砰”“啪”声，又清脆又尖厉像两柄剑，击在半空中。

    “二林和社社来过了。”她突然对我说。

    “见了，”我说，“他们好像不是来看你。”

    “他们来对我说读书时你就想将来回村当干部，就想做大队的支书副支书，说你是你们同学中最有野心的人。”

    我想笑，“还说啥？”

    “还说你连科心地不善良，谁嫁给你保准一辈子少不了要挨打。”

    我咬了咬牙，“你咋说？”

    “我说善不善是你连科救了我，我一辈子忘不了你的恩。”

    咬着的牙松开了。

    猛地，我从红玲的脸上看到了很祥和的光，想起来她已十九岁。十九岁的女娃儿是懂了很多世事的女娃儿；是心里明亮着一轮太阳又一轮月亮的女娃儿。我想我没必要再和她费周转，拐弯抹角也许会误了大事儿，把话讲出来，就是她不甚同意也要碍着救过她的面子答应我。

    这个时候就是节骨眼，我想。

    “红玲，有没有人和你说过我俩的事？”

    她望着我，突然把嗓门抬高些，调却很平静。

    “有人。你姐说你从心里喜爱我。”

    有一只苍蝇，在日光中飞舞着，像一粒金色的小球在日光中跳动，嗡嗡的声响如同戏台上的弦子，听起来柔和极了。后来，那苍蝇落在了她的头发上，我就把目光移到她的头上去。她头上统共缝了十三针，眼下线拆了，黑发严严地盖了伤口。

    “你嫁到瑶沟我们全村人都会敬重你！”

    她把头上的苍蝇赶飞了，手在头顶划动时，我的眼花了一下，一瞬间啥儿也看不清楚，面前一片金黄雪白，病床、吊杆、墙壁、窗子、她的头发和脸，都化成了半黄半白的一张纸。

    “我想了两天连科，”她说，“我得跟你说实话：我订婚了，我不能再退婚。”

    我猛地一震，用我的目光抽打着她的脸。她的脸浅黄浅黄又浅白浅白，和病房中旧了的石灰水墙壁一样儿，平静得如一盆放在屋中成年累月不见风的水。我料想她不是在骗我，身上立时就僵冷起来。

    “订婚了？”

    “订婚了。”

    “啥时？”

    “上个月。”

    “二林还是社社？”

    “都不是。他是县城的，上个月我说去县城进货其实是去相亲。”

    我死眼盯着她，一动不动。骤然间，我僵冷的身子如开冻了一样，血朝着头上涌，似乎要从两只眼中喷出来。我的眼有点疼起来。那只蝇子又飞回来落在了她吊着的石膏腿上。我把目光移到她腿上的石膏上。那石膏像两片又白又亮的厚瓦。我想我只要上前一步，举起一拳就能让那石膏哗哗粉碎，就能让她的腿一辈子拐瘸着。我想起了她的傻哥、哑嫂。我想如果让她一辈子成个瘸腿，那支书家就人丁兴旺了，日子就他妈顺溜好过了。

    可我没有那样儿。

    我静静地问：“那男的比我好？”

    “不比，”她说，“他腿有些瘸。”

    我浑身抖一下，瞟她一眼，看她一脸淡然，又把目光硬硬地拿下砸到她的石膏腿上。

    “他是干部？”

    “不是，他爸是。”

    “啥干部？”

    “在县委坐办公室，这些日子，大队改为村，公社改为乡，他爸就到咱公社当乡长。”

    “你是为他爸要当乡长才和他孩娃订婚的？”

    “我不瞒你连科，还为大队改为村后我爹还能当村长。”

    我哑然！立马觉得身上没有丝毫的气力了。太阳光在窗外是昏色，过了窗子就成了金色。那只蝇子不知飞到了哪里，屋子里似乎没了动的东西。窗外的泡桐树上，一片叶子接着一片叶子旋着落下，徐徐缓缓的，落不动似的。我瞟着窗外，还瞟着红玲的脸。那张脸长得平淡，表情也平淡。那平淡的力量把我压住了。我想我看错了她。我想我先前准定看错了她！

    “你爹不会当一辈子村长，”我说，“可你一嫁就是一辈子。”

    她默默看了我好一会儿。

    “我不会在医疗所干一辈子，钱挣得差不多就算了。他家是乡下——山沟，我要趁我爹是村长，他爸是乡长，把他的户口弄到镇上来，接着让他承包医疗所。我呢……没有人看透我：我想当村干部，当乡干部。我可能第一步先当妇联主任，说不了过两年当村长——女村长——我给我爹说了，他器重你，他说大队改为村后让你当民兵营长，想让你将来辅助我……不过，我爹说你到村委会以前，你们瑶沟得把那疯七爷赶出村。”

    那蝇子又飞了回来，在红玲面前起起落落，舞得很厉害。

    “妈的！七爷惹了你们家？”

    “我那哑嫂已经知道七爷能治她的哑病，有七爷在瑶沟，我们家的日子就过不牢稳。”

    忽然，那只苍蝇不知又从哪儿引来了十几只，一块儿在床前的日光中飞，它们飞成一团，扭成了很大一个金球，在屋里来来去去，闪出很亮的光泽。我盯着那团金球似的苍蝇，想只要那团苍蝇中的任何一个再落到她腿上的石膏上，我就上前一步一脚飞出去……让她哭着说：连科哥，我嫁你，我在家侍候你一辈子，你在外想如何就如何，能如何就如何……

    我盯着那团苍蝇。苍蝇那嗡嗡嗡的灰白色叫声胀满了屋。

    三个月后，大队就改成了村。

    支书当了村长。

    宣布大队改为村的前一天，红玲出嫁了。红玲出嫁的场面很大，用了三辆大轿车，两辆小轿车。轿车上坐的全是接客、送客，陪嫁是另外两辆东风牌汽车装着。从镇街上走过时，就像一个车队，小车在前，大轿车在中，卡车在后。这是田湖镇自盘古以来，最隆重的婚礼，几乎大队十八个小队的社员们全都出来看排场了，人们把镇街挤得就要炸开。瑶沟村的人挤不上前，就远远地一片一片立在卖瓜果的石台子上，把脖子拉得黄瓜样细长。

    队长三叔去看了，回来说他娘的……不得了！不得了！简直不得了！

    我没去看，疯七爷没去看，村里还有懒得走动的老人也没去看。街上鞭炮响起时，村人们说就像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解放田湖镇的枪炮声，把瑶沟村家家的房屋都震哆嗦了。

    鞭炮声把我从家里炸了出来。

    我站在门口，看见村头上围了一群老人小孩，他们在阳光中，围着疯七爷，一边听着从镇上传来的炸响，另一边听着疯七爷在说他昨儿夜里做的梦。

    我缓缓朝村头走过去。

    疯七爷说：“有那么一天，日子是古历黄道初九，清高宗乾隆皇帝一道诏书把我叫去了。在金碧辉煌的金銮殿上，皇上和我说了很多话。”说到最后，依然是那句话：“谢谢你让了我一步棋，日后保你们瑶沟村出一个大人物。”

    我长大不当工程师，不当科学家，也不当啥作家和诗人。我长大只想当一名大队支部书记。当上支部书记便能让村人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让别人干啥别人就得去干啥……

    我一定要当大队支部书记！

    老师的红字批语是：作文写得好。你一定能当上支书的！

    宣布大队改为村这天，有人发现村里的场房屋门是敞着，叫七爷不见回应，进去一看，七爷不在了，他的铺盖也不在了。场房屋里空空荡荡，只剩村里的几根搡叉、木锨。

    七爷走了。

    谁也不知道七爷去了哪里。

    七爷就这么离开了瑶沟，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全村人到处找七爷。“七爷——”“七爷——”的叫声响满了世界。

    我上耙耧山找七爷时，看见那条跛腿小花狗，沿着拧在荒草中的小路，一瘸一瘸地朝着山顶爬，脏污的小身子如一个草团，在草坡上隐隐现现朝上爬动着，默默的，无声无息。

    我盯着跛腿小狗爬上山，没找到七爷，看着小狗朝天的远处走过去，一直走进脏污的天边去。我想小狗再也不会回来了，七爷再也不会回来了。

    七爷和狗就果真再也没回瑶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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