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发动兵变后，建立了宋朝。但当时的局势并不稳定，新建的宋朝只得到了首都开封和部分地区的承认，大部分的节度使都持观望态度。北方的契丹和各割据势力更是虎视眈眈。为了稳定内外局势，赵匡胤不得不对功臣们大加封赏。

    对翊戴之勋的开国功臣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赵彦徽等六位开国大功臣，他尤其是大加封赏，纷纷委以要职。其中的石守信，是属于殿前司系统，又是太祖的十社兄弟，在兵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被列为宋朝开国的第一功臣，升任侍卫亲军司的副长官副指挥使，掌控了侍卫亲军司。紧接着，为了稳定军心，对领有重兵北巡的侍卫司次长官马步军都虞侯韩令坤，以及领兵先一日北上、已到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殿前司副长官副都点检慕容延钊，进行招抚。当他们表示归顺时，老赵立即毫不吝啬地对他们大加封赏，使他们成为了新王朝定位最高的使相，就是享受宰相级待遇的将领。在稳住了骄兵悍将，使他们各得其所之后，太祖开始对参加兵变的重要幕僚们进行封赏，如刘熙古、赵普、吕余庆、沈义伦等。

    然而，这几位在后周的地位相当之低，就是对他们进行了越级的封赏，地位还是相当低。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减少原后周留用官员的反感，更为以后新政权准备了人才。

    赵普、沈义伦后来成为了宋朝的宰相。为了稳定局势，留用旧政权的官员，更是太祖高明的一手。因为太祖赵匡胤深知，他自己是得到世宗柴荣的信任，在短短的六七年时间里就由列校迅速的提升为殿前司的最高长官，并因此而夺得了帝位，这为后周原有大多数资历比自己高的文武大臣所不服。为此，他不得不借重三朝元老，包括首相范质和其他后周宰相、枢密使的支持。

    新王朝建立一月之后，太祖就下诏：“质可依前首司徒，兼侍中；溥可首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仁甫可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首相范质的宰相职衔自同平章事身为侍中，次相王溥升加守司空衔，地位都得到了提升。但是，他们以前所兼的参加枢密院事则则被罢去，这样他们的职权就仅限于政权，而没有了军权。这一做法真可谓一举两得，不但稳定了朝局，而且使国家机器迅速、正常地运转起来。

    当宋王朝建立之后，太祖遣使告诸道：“东诸侯坐使者而问其故，宰相其谁乎？枢密副使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侍从官其谁乎？接不改旧，乃下拜归顺。”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对原有官员原职留用。对于原来臣属与后周的的割据政权，如荆南高保融等，也是给予加官进爵。这样就使内外的局势时渐趋稳定下来。

    紧接着，太祖对于不支持自己的节度使，给予了坚决的打击。尤其那些在旧王朝时地位高于太祖的节度使们，对太祖心怀不满，准备反抗。对于他们的反抗，太祖则予以坚决的平定。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在郭威时就是重要部将。李筠在镇擅权，世宗也只是下诏责问，并不治罪。他自认为与世宗义同昆弟，对于太祖灭周建宋十分不满。太祖在建宋后，即升其为中书令级使，对其大加笼络。他在左右的极力劝说下，勉强答应归顺，但随即就悬挂后周太祖的画像，对之哭泣并密谋反宋。

    北方十国之一的北汉得到消息，知道他有反宋的想法，就对其大加笼络，遣使与其密谋共同反宋。太祖也深知他有反心，但还是让他的儿子李守节规劝他不要起兵反抗。但是李筠自认为，他在当禁军统领时有很多的心腹，况且也真有一些人对太祖的夺位表示不满，只要他举起反宋的大旗，这些人必定会倒戈，站在自己的一边。

    960年四月末，李筠公开反宋，并勾结北汉为援。太祖对此非常重视，随即派大将石守信率兵进行征讨。五月又给与大将慕容彦钊便宜从事的大权，率所部禁军与石守信会攻李筠。委员月中旬又名握有重兵、正在北部巡边的韩令坤率所部防守河阳（今河南孟州），以防止李筠的部队东下。太祖随后又御驾亲征，前往督战，可谓是倾尽全力对付李筠。很快叛乱被镇压下去，李筠自杀。

    与李筠经历相似的大有人在，例如郭崇。这些都说明，新建的宋朝局势还未完全巩固。紧接着，就爆发了比李筠叛乱更为严重的反宋，960年9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造反。他是继太祖郭威之后继承皇位的另一有力人选，虽然在争夺帝位上落败于世宗柴荣，但其在后周时有相当实力。952年李重进就任殿前司正长官度指挥使时，赵匡胤还只不过是个低级军官。954年正月世宗柴荣即位，李重进即领武信（今四川遂宁）节度使。高平之战时，已升任侍卫亲军四次长官马步军都虞侯。同年，再升为正长官，加史相衔，名位远远在赵匡胤之上。

    在与世宗征讨南唐时，他屡败南唐军。因为他皮肤黑，所以南唐军惧称他为黑大王。世宗末年，他成为与张永德共窥帝位者之一，世宗对此做出了防范，将他调为淮南节度使，虽保有军职，但却远离京城。赵匡胤登基后不久就免了李重进的军职，改易韩令坤代替其职。李重进随即要求进京觐见，这本是地方节度使对新王朝表示归顺的表现。

    赵匡胤拒绝了李重进的请求，主要是考虑李重进当时还是有相当大实力的。太祖的猜忌，同时也引起了李重进的不安，这无疑加剧了他的谋反进程。在征讨李筠时，太祖给李重进送去铁券丹书，这意味着可以免死，可李重进更误认为这是太祖为了讨伐李筠而暂时的稳住他；只要李筠一败亡，下一个就会轮到他，这更加剧了李重进犯天子的决心。李重进谋反后，太祖派重兵进行征讨，同时御驾亲征，可见其对李重进的惧怕。十一月中旬，大军攻破扬州，李重进一家自杀。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李重进的谋反，是赵匡胤造成的。太祖在对待功臣上，和历史上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等有惊人的相似，运用文武两手，对内对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终于使新生的政权稳定了下来。

    但是，毕竟太祖是靠兵变起的家，在那纷乱的五代是个动荡时期，也是个英雄辈出时代。谁拥有强大的兵力，谁就可以实现他的野心。在大分裂的50多年里，军校拥立，弑君篡位，互相砍伐，展场厮杀的现象，从未间断过，一场场血腥沥沥在目，触目惊心，让太祖时不时地不寒而栗。太祖也是靠着手里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才登上帝位的。他当年作为一个军人，也参加过拥立周太祖郭威的行动。

    因此，他一上台，首先考虑如何控制握有重兵的将帅。整天看着他手下的权军宿将，太祖又怎能高枕无忧，又怎能稳坐龙椅呢？于是，为了防止兵变，加强皇权，永保帝业，则消除宿将的军权便不得不被提上了日程。但太祖在对功臣方面却做得相当的仁义，一直为后人所称道。我们还是来欣赏这场好戏吧。

    太祖决定解除重要将领的兵权后，就找他的重要谋臣赵普商议对策。是日，赵普来见太祖。太祖问他道：“自从唐朝灭亡以来，仅仅几十年的时间，而帝王却换了八姓，战争叠战不止，以致生灵涂炭，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使天下的战火永远地停息，兵不在战，为国家和人民做长久的打算，应该怎么办呢？”

    赵普深知赵匡胤所想之事，于是指出：“过去的动乱都是由于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若想改变这种状况，也并不太难，只要削夺他们的兵权，管制他们的钱谷，收了他们的精兵，天下自然就安静了。”赵普这番话，深触太祖之心，使太祖惊叹不已。太祖很快又说道：“卿言过重啦！这些兄弟跟我风里来雨里去，吃尽了苦；死里来活里去，受尽了苦难。如今天下大定，兄弟们应当和我共享富贵，他们是绝对不会背叛我的，你的话太多虑了。”

    赵普紧接着说：“我并不怀疑他们和你的感情，也并不忧虑他们本人会背叛你。但万一他们手下的人要拥立，恐怕到那时也由不得他们了。”太祖在听了赵普的话后，犹如一语点醒梦中人，更何况自己更有此心，再联想到自己亲身经历的那次兵将拥立的场面，犹如昨日之事，历历在目，顿觉不寒而栗。特别是他想到那些拥立自己的将帅和弟兄，有的已经是禁军的最高将领，掌握着全国最精锐的部队，如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等人；还有一些将领自恃拥立有功，已经出现了不服管制的迹象。再加上赵普的一席话，更坚定了太祖削夺他们兵权的决心。

    公元961年一个秋天的晚上，皓月当空，月光如水，清风习习，沁人心脾，真是一个宴请宾客的好日子。太祖准备了一席丰盛的晚宴，把石守信等几个掌握重兵的将领请到了一起，大家都满心欢喜的坐了下来，等太祖开口说话，给大家一个饮酒的理由，然后好开怀畅饮。

    太祖终于开口说话了：“各位将领，大家都是同生共死的兄弟，今天我们不论君臣，只论兄弟，让我们敞开胸怀，放开酒量，纵酒欢歌。”伴着太祖的好心情，将帅们的心情也异常地高兴起来，大杯小盏，推拳划令的畅饮起来。酒过三巡之后，太祖突然屏退了左右，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太祖是何意，心想：“喝得好好的，怎么将侍酒的人都撤掉了呢？”大家你看我、我瞧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太祖终于说话了：“诸位爱卿，我的今天都拜诸位所赐，没有你们，我哪能登上这皇帝的宝座？因此，我对你们是感激不尽。不过，这天子也并不是那么好做的，还不如节度使来得快乐些。从登基到现在，我还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那！”

    石守信等人不解地说：“如今大宝已定，天命已归，谁还敢有异心？皇上何出此言那？”赵匡胤说：“试问又有哪个人不想拥有荣华富贵那？一旦黄袍加在了你们的身上，就是你们自己不想做，可你们手下的人会答应吗？”听了太祖的话，诸位将帅一个个大惊失色，先前的酒劲，如今已是醒得差不多啦。于是纷纷跪倒，痛哭流涕，请求太祖指给一条生路。

    赵匡胤见自己的说辞已经奏效，于是就对这些开国元勋们说：“人生就好像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人们所追求的也不过就是多积金钱，多置办些良田美宅，替子孙留份基业，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自己呢，则与子孙们共享天年之乐，岂不美哉？你们何不放弃兵权，照我的话去做，过一辈子。我还同你们结为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忌，上下相安，以终天年，岂不快哉？”

    众将帅听罢，明白了太祖的意图，于是纷纷磕头谢恩，感谢太祖替他们着想。第二天，他们一个个以各种理由提请罢免兵权。太祖表面装得很惋惜，内心却十分地高兴，立即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作了一番安慰，送给了他们大量的钱财，打发他们以节度使的名义出外镇守去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

    不管怎么说，“杯酒释兵权”既没有西汉初年对功臣的屠戮，也没有后世大明王朝镇压文臣武将的血腥。但功臣们告老还乡了，赵宋的军事应该如何继续下去呢？军队应该如何指挥呢？于是，这位开国皇帝又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尽管这种改革造成了赵宋王朝对峙北方其他政权军事上的弱小，但毕竟，武将篡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节    文质彬彬的武将皇帝

    武将出身的宋太祖赵匡胤，在沙场上多立战功，血腥的场面见过无数。然而，在他的一生中，很多重大问题，却是在文治的状态下进行的。从陈桥兵变夺得政权开始，他几乎兵不血刃；再到杯酒释兵权，更是轻松化解；最后，他在国内军事政治上的施政方针，也显得柔和有加。

    石守信等一批掌握重兵的将领军职被解除之后，赵匡胤意识到，如果不对军事机构加以调整，还会有新的军事实力派产生。因此，他着手改组军事机构。北宋初年的禁兵，分隶殿前、侍卫两司，殿前都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是最高的军事将领。赵匡胤夺得帝位，就是利用了殿前都点检这一重要职位。所以，在众将领提出辞职之后，一些重要的军职也随之撤消了。到第二年石守信请解军职，赵匡胤又撤消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样，形成了禁军由官职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统领的“三衙”制度。“两司三衙，分天下兵而领之”，改变了过去一人统领三军的局面。三衙权柄虽重，但只有带兵权，而没有调兵权。调兵大权归枢密院，枢密院虽可以调兵，而却没有带兵权。只有皇帝才可命令两院，执掌全部兵权。遇有战事，或者临时命将，或太祖自任主帅。战事结束，兵归宿卫，将还本职。两院互相牵制，皇帝一人从中驾驭，从制度上防止了军事实力派的产生。

    虽然赵匡胤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央政权的武将篡权问题，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却造成了后来两宋王朝在军事上的羸弱。

    “强干弱枝”是宋太祖治军的另一个重要策略。“强干”是在兵力部署上，把重兵、精兵布防在京师；“弱枝”就是削弱地方兵力，使地方部队无法同京师兵力相抗衡。为了加强禁军的力量，宋太祖对禁军进行了必要的整顿。他亲自检阅军队，骁勇的挑选为“上军”，老弱的淘汰为“剩员”。“剩员”编制主要用来容纳那些已经失去战斗能力的老弱禁军，让他们去干看仓、守护、清洁等杂役。“去其冗弱”之后，禁军需要大量补充，宋太祖命各州长吏从当地挑选骁勇兵卒，送到京城来，补充缺额。挑选的标准是琵琶腿、车轴身，高度适中、体力强健者。为了做好这一工作，他挑选一些“样兵”分送各州，后来又改用木棒，拿长短来分别等次。这样一来，各地的强兵锐卒统统集中于了京师，组成了强大的禁军队伍。

    禁军除了在京师宿卫外，还要轮流外出戍守，即所谓“更戍法”。这样做一方面能避免禁兵日久骄惰，让他们“南北番戍，以劳苦其身，远离其子，使习南北风土之异，而不得坐食于本营”。另一方面，可以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局面。就是在一个城中驻扎的部队，宋太祖也十分注意“习其筋骨，以戒其骄惰”。驻扎在城东的部队，偏要让他们到城西仓库去取军粮；驻扎城西的部队，偏要让他们到城东仓库去领取军粮，城南、城北也是这样。兵士们挑负着军粮，来回往往要走几十里路。通过这样长期训练，禁军士兵个个身强体壮。

    在全国军队的布防上，宋太祖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当时全部兵士有22万，有10万驻扎京师，10多万分驻各道。这样，京师的兵力就可以控制外道，防止外道发生兵变。而各道的兵力总和，又同京师相等，这样就防止了京师驻军的骚乱。“内外相维”、互相牵制，在京师布兵也是这样：京城内有亲卫诸兵，城外是“诸营列峙相望”，城内的兵和城外的兵力又基本相等，也形成互相牵制之势。这就有力地防止了军事将领祸乱中央的现象产生。

    “荒年养饥兵”，是宋太祖在养兵方面的独创。宋初军队兵士是向民间招募的，尤为特殊的是宋太祖除了及时补充兵员外，遇有荒灾凶年，更是大量招募饥民当兵。宋太祖的这种做法，使社会上的动乱因素大大减少，防止了饥民的反抗，从而稳定了王朝的统治。这样的募兵制度，后来一直成为宋朝统治者的传统政策。

    可以说，这是赵匡胤不同于其他开国皇帝的地方，他很好地解决了帝王与开国重臣之间的矛盾。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赵匡胤聪明是聪明，但他却聪明过了头。他如果仅仅是削弱他猜忌的将领的兵权和他们所领导军队的军事势力，同时提拔新的年轻有为的将领，建立起自己的嫡系部队，那么也许宋帝国依旧能够像秦汉和隋唐帝国那样，傲视海内，但偏偏赵匡胤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赵匡胤在削弱了这些人的兵权后，连续颁布的一系列军事制度上的变革，却给大宋王朝留下了隐患。比如在中央将枢密院设置为最高军事机构，分割了宰相的军事权。此举本来是为了降低宰相的权利，消除对皇帝权威的一个潜在威胁。可是，自太祖设置了枢密院后，这一职位却一直被文官占据，其后虽有武官爬上这一位置，但在位时间都不长久，最后都被朝中的文官势力赶下了台。同时，除了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外，还设置副使，其后继续设签署枢密院事为次副长官，设同签署枢密院事为末副长官。这样的组织结构重叠不仅冗繁，而且大大降低了军事调动的效率。

    “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历来是赵匡胤的既定国策。本来一个锐意进取的大宋帝国，在连续遭到两次对辽国作战的惨败后，便龟缩不前。此时，国内连续发生全师雄兵变、王小波李顺起义、王均兵变，宋帝国的统治者便将目光集中到了国内。对内镇压，对外妥协。

    赵匡胤对禁军的驻扎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将各地地方部队的强壮士兵编入禁军，如同地方部队里就只剩下了老弱残兵。同时，他又把禁军一半屯驻边境，一半拱卫京师。这样的“守内虚外，强干弱枝”，早已埋下了宋帝国两次覆灭的种子。文与武皆为“国之大器”，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一个民族健全人格的全部，阉割掉任何一个方面都要出问题。赵家皇权开创这种贱视国之将士为“皇家警犬”的不良政治，使得赵宋亡于外敌，十万人崖山投海成为必然。不亡于金也亡于元，被强敌灭国的命运是终不可逃的。对于太祖的军事政策，后人不敢苟同；但以今人之观点去评说古人，也许又有过分之处。总之，是太祖心中总也抹不去兵变的阴影，所以他处处防着武将，所采取的措施也是针对于此。虽然他尽力向补这方面的缺陷，可还是“其不杀伯仁，伯仁却因其而死”罢了。

    我们还是来看看他的另一项政策吧。在中国古代所有封建朝代里，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以至高无上的开国皇帝之尊，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这样的誓约：“一、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誓约中，还严重地警告说：“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是为不祥，将遭天谴。”在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中，这是唯一一份出自皇帝之手、带有人性光辉的誓约。其意图，在于约束自己的子孙不要作恶。据说，这块刻着誓约的石碑，置于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封闭甚严。新天子继位时，朝拜完太庙，必须礼启后，跪着默诵誓词。届时，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内侍跟随，其他人只能远远恭候。因此，除了历任皇帝，没有人知道誓约的内容。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金国人为了搜罗战败赔款，将帝国皇宫之门全部打开，人们才一睹其神秘容颜。据说，该石碑高约七、八尺，乃是大宋国的祖宗家法世代传承。

    纵观宋朝的历史，第一条誓言，保全柴氏子孙，宋家天子的确做得很好，就是《水浒》里的柴大官人，也是他自愿走上梁山的，宋家王朝可没有逼他；况且小说里的事，不一定是历史的真实。对于第二条，大宋王朝可谓做得太出色了，知识分子在宋王朝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这和太祖的重文轻武国策不无关系。

    在文学上取得辉煌的成就，宋词、散文的发展与光大，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学财富；宋朝程朱理学的发展，更是儒学发展的巅峰。宋朝的文人们积极参政，他们享受着高官厚禄，过着风花雪月的生活，虽然出了像范仲淹、寇准、王安石这样几位少有的能臣外，大多数不过都是拿俸禄的机器罢了。试看宋朝文官数量之众，真让人触目惊心；花在他们身上的俸禄数量之多，也真让人捧心叫疼。宋朝的冗官现象，给大宋王朝亦留下了隐患。

    对于第三条，不加农田之赋，宋朝执行的可以说是没有遵守誓言。但这也是古代社会不可能避免的现象，任何一个古代王朝都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大宋王朝当然也不可能跳出这个圈子。宋初，就采取了“不杀士大夫，不抑兼并”的政策。“不抑兼并”，就是不抑制土地兼并，这一政策是为了争取地主阶级的支持。土地高度的集中，人们缺少土地，而赋税又要由他们出；农民土地相对减少，国家税收就减少，这样就不得不增加赋税，用以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试问“永不加赋”又怎么能做得到呢？

    宋朝这种为防止武将专权而造成的冗兵现象，重文轻武而造成的冗官现象，冗官、冗兵又造成了冗税，三者交织，给以后的大宋王朝留下了积弊。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尽沧桑，其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数十个或强盛或衰弱的王朝，以及数以百计或满腹韬略或平平庸庸甚至江山尽失的帝王。其中，作为中国历史上第四个在分裂的土地上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宋朝，以其瑰丽的文化、灿烂的艺术、繁荣的经济等方面，全面超越了前几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汉帝国以及隋唐帝国。

    作为一个新兴王朝，宋朝却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转变，表现得非常引人瞩目。纵观中国历史上，在宋王朝以前的三个大一统王朝，在秦始皇、汉武帝及唐太宗等千古一帝的文治武功下，无一不是疆域广阔、四海朝服；甚至连秦汉时北方的匈奴，唐朝时北方的突厥及回纥，都拜倒在中原文明的脚下。可是，宋朝空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其由禁兵、厢兵、乡兵、藩兵所组成的军队，总数最高时曾达到160万，其中正规军——禁军的总数还占了一半以上，但就算这样，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西夏、辽、金、蒙古（元）击败。这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军队水平的问题。要知道，宋帝国不论是绝对人数，还是从军事水平、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越了当时中华文明圈内的任何一个国家，更别说其西边正处于四分五裂的欧洲诸王国和苟延残喘的拜占廷帝国。可以说，宋帝国从理论上来说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力量最强悍的国家，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宋朝的版图日益缩小，统治者龟缩不前，甚至连西域也干脆让了出去，最后还被元朝蒙古人取而代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中，少有的主动出让西域统治权的王朝。甚至，在其后被人骂做“丧权辱国”、“腐败无能”的清王朝，也曾不遗余力地粉碎过准葛尔和大小和卓兄弟的叛乱，全力打败了西北的分裂势力！

    而宋朝的军事羸弱，版图的狭小，例为后世所诟病。然而，这一切似乎不应该归加在赵匡胤的后继者身上，因为，这位开国皇帝开始施行的国策中，就已经为后世埋下了伏笔。

    §§§第三节    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

    北宋初期，出了一个声名并非显赫的宰相。他并不是常出现在前台，而只是辅助君主在幕后出谋划策。然而，他所参与制订的重要方针政策，却一直影响着两宋王朝300年的统治状况，关系到国运民命的大问题。这位宰相就是赵普。在赵匡胤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那就是赵普。

    后世论及这位宰相，多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以冠之。然而，这位熟读儒家经典《论语》的宰相，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却暴露出了人格上的缺欠。无论是辅佐开国皇帝赵匡胤，还是化解宋太宗即位是否为正统的危机，他个性中的缺点暴露无疑。

    赵普，字则平，922年生于蓟州，后唐末年，相继迁居常州（今河北省正定县）、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普智谋多，读书少，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年轻时，与赵匡胤认同本家，侍赵匡胤的父如己父。此人善吏道，后周显德年间，先后为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节度使从事，滁州、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县南）节度使赵匡胤推官、掌书记。显德七年（960）正月，普与赵匡义发动陈桥兵变，以黄袍加于赵匡胤之身，推翻后周，建立宋朝（北宋），普受封为右谏议大夫，充职枢密直学士。是年四月，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反宋，普建议宋太祖亲征。宋得胜还师后，升普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

    宋太祖依普计，于建隆二年（961）“杯酒释兵权”，削夺朝中诸将兵权；建隆四年（963）加强中央集权；乾德三年（965）削弱地方财权；乾德五年（967）加强中央禁军建设；开宝二年（969）削夺节度使兵权，统一全国，先南后北。乾德二年（964），普任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负宰相责任。乾德五年（967）春，普加职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普入相后，坚于职守，对宋太祖忠贞不二。有当用者，普荐其为官，一奏不用则二奏、三奏，直至太祖准奏。有立功应升迁者，太祖不予升迁，普为其力请，直至宋太祖从其请。开宝六年（973），普接受吴越王钱镠所送的10瓶瓜子金，又违法从秦陇买来木材营建官邸，庇护部下贪赃枉法。宋太祖大怒，普被罢相，出为河阳三城（治今河南商孟县）节度、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普升任太子太保，继迁太子少保。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普升为司徒、梁国公，二次入相。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依普计，不再传位于皇弟赵廷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普再次免相职，出任武胜军（治今河南邓县）节度、检校太尉兼侍中。雍熙三年（986）春，宋太宗伐辽久未班师，普上疏力谏收兵息战。雍熙四年（987），普移山南东道（治今湖北襄樊）节度，改封许国公。端拱元年（988），普被册封为太保兼侍中，三次出任宰相。普整顿吏治，惩治不法官员，直至戳其身。宋太宗按普建议，对党项人采取糜政策。淳化元年（990），普因病，三次上表辞相职。宋太宗不准，任普为西京留守、河南尹、依前守太保兼中书令。淳化三年（992）春，普又三次上表，请求辞归故里。宋太宗不准，拜普为太师，封魏国公，给宰相俸禄。是年七月，普卒。太宗闻之震悼，废朝五日，赠普尚书令，追封真定王，赐谥“忠献”，亲撰并书写八分字神道碑赐之。咸平元年（998），追封普为韩王。次年，又诏普配飨太祖庙。

    赵普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出身寒微，但却善于把握时机。赵普年轻时就很熟悉官吏应处理的事务。他学问不多，等到做了宰相，宋太祖常拿要多读书这件事来劝他。他晚年便读书勤奋，每次退朝后回到自己的住宅，便关上门，打开书箱，拿出书，整天在读。到了第二天办理政务时，他便处理决断很快。他死后，家里人打开书箱一看，原来只是一部《论语》。

    赵普性格深沉而严肃刚正，虽然对人多忌妒刻薄，但能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宋代初年，在宰相职位上的人，许多都拘谨顾小节而遇事沉默不言。赵普却刚毅果断，没有谁能与他相提并论。他曾经上奏推荐某人担任某个官职，太祖不用这人。赵普第二天又上奏章举荐这人，太祖还是不用。第三天，赵普还是上报了这个人。太祖生气了，把赵普的奏章撕碎了扔在地上。赵普脸色不变，跪在地上把碎纸片拾起来带回家，过些日子把这些旧纸片补缀起来，重新像当初一样拿去上奏。太祖这才清醒过来，最终用了这人。

    赵普虽然读书不多，但自幼学习吏事。成年后，他被聘为永兴军节度使刘词幕僚，后举荐于朝廷，与赵匡胤同为后周世宗柴荣部下。赵匡胤部破滁州后，欲斩盗百余名，经赵普审讯，大部非盗贼而存活之。赵匡胤奇之，遂用之为同州节度使屑下的司法推官，旋用为宋州的书记官。

    显德六年（959），后周世宗去世，由遗孀佐幼主柴宗训即位。时赵匡胤执掌护卫皇帝之禁军，担任殿前都检点要职。建隆元年（960）春，传契丹勾结北汉入寇。宰相范质仓促之间派赵匡胤率军北征，而兵行至开封东北40里之要道陈桥驿时，将士托故不行，将赵匡胤灌醉，然后以杏黄龙袍加身。按律披龙袍即谋叛，赵匡胤在既成事实面前，假惺惺地从后周幼主恭帝手里接过所谓“禅位”书，而正式当了皇帝，建立了宋朝．

    据旧史记载，这段历史虽然也留有蛛丝马迹，但认为赵匡胤是被迫的。按他的仁爱本性，是决不会从寡妇孤儿手中夺取政权的。然而，是谁煽动部将为谋富贵而拥立新主？为什么留京守卫之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早已愿意拥立赵匡胤呢？为什么兵变前赵匡胤之弟赵匡义与掌书记赵普早巳知情而不发？兵变之际又由他们枕戈待旦守护黄袍加身之赵匡胤呢？这些情况都不言而宣地说明，赵普在其中起了智囊军师的特殊作用，而且他也做了新皇帝心中想做而又不便明言的事。这些事是弄刀舞枪、迷信武力的将领，包括赵匡义在内都计虑难周的。所以，按政变的实际作用来说，这位从滁州战役时就与赵匡胤联宗的赵普，是建立了特殊功勋应获头功的。

    然而，在论功行赏时，除了一批原来地位重要的拥戴赵匡胤的将领如石守信、高怀德等得到晋升要职以外，赵普仅得了个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的一般官职。为什么呢？工于心计的赵匡胤不能不继续重用后周宰执范质、王溥以及魏仁甫为相，以维系旧官员之心，而不致削弱刚刚接管的国家机器。这一点，赵普是有所认识的。因此，他照旧要为新皇朝的稳固出力。

    宋太祖赵匡胤代周以后所面临的国内形势，依然是五代十国以来的武臣弄权局面。后周时义成军节度使李筠，本来是个网罗亡命之徒的野心勃勃的将领。他不甘居下，拒绝新皇帝授予的兼中书令的高官，而于建隆元年（960年）四月勾结北汉刘钧起兵反宋。赵普看到形势可虑，力主太祖亲征并随同前往。六月，石守信、高怀德攻陷保泽州（今山西晋城），李筠自焚死。

    时后周太祖郭威之甥、驻扬州之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已成为宋廷心腹之患。李派翟守殉联结北汉，中途被俘为宋太祖所用以后，宋廷采取赐李铁券（免死牌）以稳其心，并令其移镇青州（今山东济南一带）以便就近约束。李重进扣押宋使，遂于七月起兵反宋。宋太祖派石守信、王审琦征讨，迁延未克。赵普因以原后周之将士攻后周之贵戚为虑，劝太祖自行。十一月从征扬州，—举攻克，李重进全家自焚死。

    二李叛乱的平定，从献策亲征之意义上来说，赵普之功显著，遂迁以兵部侍郎、枢密副使之职。

    新王朝之开国君主杀功臣、夺兵权之事，在历史上不乏其事。赵匡胤深知自己是部将拥立，他不能采取武力解决的办法，消灭二李事件已引起人心浮动。而赵普一再以石守信等执掌禁军为忧，并说细察石等皆非能统驭部下之将才，一旦部下也来个黄袍加身，情况就不妙了。宋太祖颇然其说，并询以和平解决和长治久安之策。于是，赵普提出了“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的方针。赵匡胤是个触类旁通的君主，听其言后，就化成一整套加强君权、牵掣和削弱各方权力的政策与策略。首要的任务当然是要解决拥兵以自重的将领问题。

    于是，在赵普的策划下，“杯酒释兵权”成功地上演了。赵普献策之功自然是不能抹杀的。建隆三年（962），赵普被晋为枢密使、检校太保。

    赵普深知巩固君权还刚刚开始，他为太祖建功立业、谋取富贵的前途也是无量的。“杯酒释兵权”只是解决兵权的第一步。中唐以来，方镇弄权的隐患和新执掌禁军的弄权问题，仍是赵匡胤面前的当务之急。关键是把赵普的十二字方针策略精神渗透到朝廷与地方的职官建置中去，改变权力结构中的独立性，使之必须依附君权而运转。在赵普的参赞下，这套相互制约的职权体制终于制订出来了。这就是中央设副相、枢密使副与三司计相以分宰相之权，收相互牵掣之效。枢密使直属皇帝掌指挥权，而禁军之侍卫马、步军都指挥和殿前都指挥负责训练与护卫。乾德元年（963），北宋罢免了王彦超等地方节度使和渐削数十异姓王的权力，安排他职，另以文臣取代武职，于是武臣方镇失去弄权的基础础，另一方面，收厢兵之骁勇和荒年募精壮之丁为禁军，于是天下精兵皆归枢密院指挥。地方虽无精兵，但地方厢兵合则仍可制约禁军。这就形成了强干弱枝而内外上下相互制约之制。地方则以文人任知州及副职通判为行政官员，重要文献需会签有效。通判为皇帝督察知州之耳目，宋初州设团练使副原为闲职，熙宁变法中有的成为负责义勇之主管。制其钱粮，是指限制节度使的财政粮饷权限的一种办法。规定地方钱粮大部输送中央，设转运使副主其事。熙宁变法中财税增多，地方之府库也很充盈，此时，节度使问题业已解决。

    总之，赵普提出的这套方针、方略，确实在宋初起到了加强中央君主集权制及其军、政、财、文权力分立，防止方镇跋扈与地方各自为政的重要作用。这就改变了五代十国时期武臣专权、政变频更的局面，使宋朝成为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但是这，套方针反过来又成了宋朝长期存在养无用之冗兵、冗官而冗费负担沉重，导致自我削弱各种权力结构之有效职能，而走向“积贫”、“积弱”之境的重要原因。因为赵普的方针只是从防兵之变、防方镇之跋扈、防官员之损害君权为出发点，而主要不是去提高国力、军力、政权与财政的效力。这就是为什么北宋空有军队120万，官员2万余，封椿库存之钱财成堆，而在北宋与南宋的300年统治时期，一直对外屈服于辽、夏、金等政权，对内又不能消弭官乱于上、民变于下，而处于深重的统治危机的一个真正原因。

    乾德二年（964），赵匡胤部署中枢与地方政权既定，时机成熟，就尽罢留用后周之范质，王溥、魏仁甫三相，任命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实际上是宰相职位。赵普于是更加用命。某晚，宋太祖与弟赵匡义雪夜访赵普，赵普燃炭烧肉置酒，君臣甚为相欢。谈话的中心是商量用兵北汉的问题。赵普认为：“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不如等待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宋太祖表示深合心意。这番谈话表明在确定所谓“先南后北”的方针上，赵普襄赞有功。

    关于“先南后北”决策的核心，是从契丹手中收回石敬瑭割让之幽云十六州的国土问题。至于北汉之统一，则是小事。事实上，在后周、宋初时江南之南唐、吴越两国，早已不断输送大宗财富给后周与北宋政权。所以，赵匡胤所说的为战备军需而消灭两国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而他建立封椿库的第一目的，是想赎买回十六州。然终北宋之世，实际上并未全力收回失地，熙宁时期的宋廷反而割让七百里地以和辽。可见，“先南后北”不过是赵匡胤欺软怕硬的遮羞布。因此，对赵普的先南后北的“襄赞定策”的作用，应当另作评价了。

    乾德五年（967）春，赵普又得到右仆射和昭文殿大学士的职位与荣誉。开宝三年（970）春，宋太祖亲自去看望病中的赵普，六年又至赵普家，突然发现廊下堆有海货10瓶。打开一看，全是小颗粒的瓜子黄金。赵普只好坦白说明，这是吴越王钱叔送来的。宋太祖说，钱叔大概认为国家大事全由你决断，所以送金子嘛。口中虽说，受之无妨，实际上触及了赵匡胤独揽大权和皇权尊严的要害问题。赵匡胤是决不允许臣下来愚弄他，或者暗中夺他的权的。随后，他又发现赵普违反禁令，私运木材扩展府第，又有官员冒充赵普名义经商等问题。

    后来，赵匡胤发现赵普之子赵承宗竟然违反宰辅大臣间不得通婚的禁令，娶枢密使李崇矩之女为妻，这有架空皇权的危险，立即命令分开。时翰林学士卢多逊及雷有邻揭发赵普受贿，包庇抗拒皇命外任之官员，简直更是欺君之罪了。宋太祖设副相与赵普分掌权力，并监督相权，不久贬赵普为河阳三城节度使。这些公忠其表、谋私其内的问题，使赵普逐渐失去宋太祖的宠信。

    开宝九年（976）十月，宋太祖崩，弟赵光义（避匡字讳）即位，是为宋太宗。关于这段兄终弟继的历史，流传有“烛影斧声”的疑案。太平兴国四年，御驾亲征北汉，高梁河之役，宋师败于契丹援军。宋太宗一度失踪，于是军中有谋立太祖于赵德昭之说，为太宗所忌。赵德昭又为北征将士请赏，益遭太宗怒斥而自杀。宋太祖父子之死，不能不引起宋太宗异母弟赵廷美之悲愤自危。太平兴国七年，朝中有人诬告赵廷美有不轨之谋而皆受封赏，赵廷美则被贬往洛阳。这种情况对于郁郁不得志的赵普是有所触动的。他向宋太宗密陈，昭宪皇太后遗书由自己书写，命太祖传位于太宗，尚有使太宗传位于廷美、廷美传位于太祖子德昭的意思。难道太祖传弟不传子的历史教训，你还不能吸取吗？他又乘机说，贬往洛阳之赵廷美毫无悔改之意，不能使之居于洛阳。于是，宋太宗又贬赵廷美至房州涪陵小县。赵普的这番密陈，第一，证明太宗承兄位之合乎祖宗遗旨；第二，拥护太宗传子不传弟；第三，为太宗清除赵廷美继位之威胁。这几点就使赵普与宋太宗结成了特殊的关系，而立即获得司徒兼侍中的职位，两度任相。带来的结果是，赵廷美以38岁盛年而夭折；宋太宗长子赵元则佐因为替赵廷美申不平，发狂成终身之疾。从这里，可以看到赵普失宠于宋太祖，而又得宠于宋太宗，在两度任相、东山再起的历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

    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赵普因故罢相，贬为武胜军节度使，具体原因不明。但从宋太宗作诗饯别，而赵普感激涕零，表示要勒诗金石的情形看，赵普一定有什么短处而不得不贬谪。至于赵普说来世效犬马之力，则完全是政治表态。雍熙三年（986），宋太宗为报高梁河之唇而亲征幽蓟，战事迁延，进退维艰。赵普看到又是表忠的好机会，提出“兵久生变”，要求班师。宋太宗为嘉奖他三进疏陈，于次年移赵普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改封梁国公为许国公。与此同时，宋太宗次子昭成太子、陈王元僖也表请再委政于元老赵普。当然，德昭之死、廷美之死，为元僖提供了继位的机会；而赵普劝宋太宗之传子不传弟，使赵普赢得了元僖的美言和授为太保兼侍中的相位。从赵普三次任相中，可以看到赵普善于夤缘附骥于有政治前途者，并不惜牺牲品格去趋奉。

    淳化三年（992），赵普三次上表以年老多病，请求告老。诏慰留，并加太师衔、封魏国公，享受宰相待遇。是年七月，赵普走完了生命的历程，终年71岁。宋太宗派员治丧，赠尚书令，追封真定王，谥号“忠献”。

    赵普有一子名承宗，羽林大将军，曾知潭、郓州，颇有政声。有女二人，皆已成年。赵普妻坚请准予出家为尼。诏授以智果、智园大师。

    以“一代名相”对赵普盖棺定论并不过分，正是他的远见，赵宋王朝才绕开了武将篡权的泥潭。但他的贡献似乎只在于对封建帝王的迎合，缺少了后世宰相惠及民生的功绩。这也许正是赵普被后世毁誉参半的原因所在，也许历史的意蕴正在于此。

    §§§第四节    东京繁华录

    大家一定知道《清明上河图》，它是北宋大画家张择端的不朽作品。张择端又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小时候到汴京读书，后来专门学习绘画，在宣和年间（1119－1125）时为翰林图画院待诏。《清明上河图》就是他的作品。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为了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作为中国历史上书画大家的宋徽宗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今佚）。

    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在问世以后的800多年里，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是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它曾辗转飘零，几经战火，历尽劫难……它曾经5次进入宫廷，4次被盗出宫，历经劫难，演绎出了许多传奇故事。

    《清明上河图》最先由宋徽宗收藏于北宋宫廷。公元1126年九月，金兵掳走了徽钦二帝，洗劫了宫中宝物。《清明上河图》却流传于民间。元灭金后，画第二次进入皇宫。元代至正年间，宫中有个装裱匠，用临摹本把真本换出，卖于某真定守，后又卖给武林（今浙江杭州）的陈彦廉。陈怕事败，又急于用钱，就卖给了博雅好古、寓居北京的杨准。据清代顾塑公的《消夏闻记》载：明朝时，太仓王家里收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世蕃知情后，强行索要，王不愿，就请一高手（即黄彪）复制一本送去。早先王巡抚两浙时，有一姓汤的裱画师，生活十分困难，王把他带回家中做事，后又推荐给严世蕃。当王的仿本《清明上河图》送到严家时，汤裱画师恰在旁边，就对严世蕃说：“这画是假的”。严世胤听后，十分恼火，恰值俺塔入寇大同；王当时为苏辽总督，御寇无术，严氏党羽借机弹劾王，因此被杀。

    据明人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载，明嘉靖年间（1522-1566），奸相严嵩柄国，权倾朝野，其子严世蕃仗势横行乡里，他们得知《清明上河图》是无上神品，便派人四处搜寻。此时，画存于陆完家，陆完死后，夫人十分珍爱地把画藏在绣花枕中，秘不示人。夫人有一外甥姓王，长于绘画，乖巧善谈，趁夫人高兴时，要求看画，夫人一时推辞不开，便允许他坐在小阁中，不带笔墨，限定时间观看。王生号振斋，聪颖过人，经十几次观赏，对画中房屋、街道、舟车、人物之构图布局，均默记在心，回去之后，就将全图临摹仿制，流传于世，但真品终归严嵩。

    据传，《清明上河图》入宫后，隆庆帝不喜欢字画，成国公朱希忠趁机奏请皇帝赐与他，皇帝却让估成高价，抵其俸禄。画将要给朱时，一个小太监得知此画价值连城，便将画盗走。正要出宫，管事人来了，小太监急将画藏到阴沟里，恰遇当天下雨，一连三天，画已腐烂，不堪收拾。

    这个故事，被明人詹景风收入他的《东图书览编》中，实为盗画人冯保所杜撰。冯保是隆庆帝万历年间的秉笔太监，东厂首领，有权有势，出入皇宫。冯保得知《清明上河图》以后写有题跋，如系皇帝赏赐，他在题跋中一定大书特书，但冯保只字末提，显系盗窃到手，为了掩入耳目，他编造了以上离奇的故事。

    《清明上河图》入清后，曾为陆费墀毕沅收藏。嘉庆二年（1797），毕沅死。四年毕家被抄，《清明上河图）第四次入宫，被收在紫禁城的迎春阁内。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珍藏。

    辛亥革命后，溥仪（宣统）逊位，仍居宫中。1925年，他离宫之前，将宫中珍玩字画盗往天津，《清明上河固》即在其中。后伪满成立，他将此画又带到长春“皇宫”。1945年，东北解放前夕，溥仪仓皇出逃，又将此画带至通化，不忍丢掉，被我军缴获，收藏于东北博物馆。1955年拨交故宫博物馆。这是《清明上河图》第五次入紫禁城，不过不是昔日的皇宫，而是人民的博物院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四大干将之一的李作鹏，曾利用权势将《清明上河图》强行从故宫博物院“借”出，据为己有。他还伙同邱会作、吴法宪等人一起，霸占了其他一大批珍贵文物。林彪倒台后，《清明上河图》才又重见天日，如今依然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中。

    关于《清明上河图》画卷内容：《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历代都有临摹本，且大小繁简不同。据统计，目前国内外公私所藏的《清明上河图》摹本，有30余幅。据图后明人李东阳的题跋考据，《清明上河图》前面应还有一段绘远郊山水，并有宋徽宗瘦金体字签题和他收藏用的双龙小印印记，现在这些画上都已不见。原因有两种，一种可能是因为此图流传年代太久，经无数人之手把玩欣赏，开头部分便坏掉了，于是后人装裱时便将其裁掉；一种可能是因宋徽宗题记及双龙小印值钱，后人将其故意裁去，作另一幅画卖掉了。还有许多专家猜想，《清明上河图》后半部佚失了一大部分，因为画不应该在刚进入开封城便戛然而止，而应画到金明池为止。《清明上河图》究竟有没有佚去后半部，它到底还有多少难解之谜，这一切，都吸引着中外学者、专家进行探索。

    《清明上河图》究竟画了些什么内容呢？为什么千百年来，它的魅力一直不衰？据齐藤谦所撰《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上共绘有各色人物1643 人，动物208头（只），比古典小说《三国演义》（1191人）、《红楼梦》（975人）、《水浒传》（787人）中任何一部描绘的人物都要多。《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为三个段落：一展开图，首先看到的是汴京郊外的景物；中段主要描绘的是上土桥及大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后段则描绘了汴京市区的街景。人物大不足3厘米，小者如豆粒，仔细品察，个个形神毕备，毫纤俱现，极富情趣。《清明上河图》大至原野、浩河、商廊，小至舟车人物、摊铺、摆设，皆统组一起，真实自然，令人有如临其境之感。整部作品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有如一气呵成，充分表现了画家张择端的过人笔力，不愧为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稀世珍宝。

    《清明上河图》可以说是中国绘画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它作于1100到1125年之间，描绘了清明节汴京城外沿河两岸的生活场面。画面全长528.7厘米，高24.8厘米，绢本淡色。画卷一展开，我们就像跟着摄像机的镜头，从城外的河边逐渐向市里走去，过了桥，再穿过城门，来到了热热闹闹的集市中心。作者在绘画时，运用移动透视的方法、近大远小法和淡淡的光影，因而使画面显得引人入胜。

    这便是《清明上河图》，一幅当事人所作的标徽当时北宋首都开封的繁荣景象的画卷。因为是时人所作，所以它的描绘是真实的。这幅作品真实、具体、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市生活的各个场面，他们当中已经有很多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史籍中得到了证实。

    北宋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但从这幅画卷中，我们不难看出，北宋的城市商业经济还是很发达的，因而，也可以知道北宋的社会经济并非真的是千疮百孔。当然，画家感兴趣的是集市中的各种买卖，以及各式各样的人，和城中各种建筑物：酒楼、药铺、香铺、茶铺、弓店、当铺，以及各种摊贩：做车轮的木匠、卖刀剪的铁匠、卖桃花的挑担……这幅画的中心是虹桥。桥上有不同的人，有骑马的、乘轿的，人山人海，十分热闹；桥下，船工们正驶着大船通过桥洞，船头有人在看船行驶的方向，而船两边的人则用力地划着船，气氛让人觉得紧张。桥上的人在大声叫喊着，而船上的人则绷紧了所有的神经，使出了全身的力，确保安全地通过桥洞——总之，《清明上河图》以它那高度的绘画技巧，使那些错综复杂的、引人入胜的画面，成为永久性的历史记忆。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就不难看出北宋经济繁荣的一面。

    历史上的东京，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开封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偏东，是黄河冲积扇平原的尖端。东临商丘，西连郑州，南接许昌、周口，北靠黄河。新中国建国初期，开封为河南省会；1954年省会迁郑州，开封为省辖市。1982年，开封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名为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开封历史悠久，名人众多，如蔡邕、蔡文姬、蔡漠、阮籍、崔颢、钟嗣成、王延相等。这里地势低洼，湖泊众多，号称“北方水城”，名胜古迹众多，以铁塔、龙亭、相国寺、繁塔、延庆观、禹王台、包公祠、朱仙镇岳飞庙等为最著名。

    开封地处豫东平原、黄河下游大冲积扇南翼，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年平均气温14.24°C-14.50°C之间，无霜期213-215天，年均降雨量670毫米，林木覆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游玩开封的最佳时节莫过于9、10月间，天气温和，降水量适中，还能观赏盛开的菊花。

    开封建城距今已近3000年。现在的开封城垣，是清代的开封府城，也是解放前的河南省城。这是河南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也是全国著名的中州古城，在高度、长度、气势上是我国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城垣建筑。相传在2000多年前，周文王之子毕公高曾经在此筑城。而“开封”之名始于春秋，是郑庄公取“开拓封疆”之意而得名的。战国时，魏惠王将国都迁到这里，定名“大梁”。五代梁太祖建都开封，改名“东都”。后汉、后周、北宋均沿称“东京开封府”。金灭北宋后，改东京为“汴京”。元明时代，开封又曾称为“汴梁”和“北京”。因此，开封素有“七朝古都”之美誉。

    远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封一带就有人类活动。夏朝（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夏第七世帝杼迁都于老丘（今开封市东约22公里），至12世纪，历经六帝约157年。春秋时期，公元前743年—前701年，郑庄公在开封城南朱仙镇古城村筑“启封”城。战国时期，公元前364年，魏惠王从山西安邑迁都今开封市所在地，时称大梁。公元前225年，秦灭魏，置砀郡，立浚仪（大梁）、启封两县。两汉景帝元年（前156），因避汉景帝刘启之讳，改启封县为开封县。东魏在开封设置梁州。北周灭北齐后，改梁州为汴州。公元712年，开封县治移置汴州城内，与浚仪县同廓。公元907年，后梁建都开封，升汴州为开封府，号称东都。后晋、后汉、后周相继建都开封。公元938年，开封被称为东京。公元960年，后周禁军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定都开封，建立北宋。北宋时，开封人口达到150万，不仅是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而且是“万国咸通”的国际大都市。公元1126年金攻陷开封，改开封为汴京。公元1214年，金朝迁都开封。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设河南江北行中书省于开封。明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封第五子朱棣为周王驻藩开封。明代，开封经济繁荣，号称“八省通衢”、“势若两京”。公元1642年，李自成攻打开封，明军扒开黄河，开封城遭破坏，城中37万人，仅剩3万余人。清代设开封府，清末开封辟为商埠，民族资本工业兴起，先后创办了机械、兵器、面粉、火柴、烟草等工厂。民国期间，开封为河南省会。尤其在宋代时，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尤快，达到鼎盛。

    根据《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东京在水运、商业等方面十分繁荣。宋太祖赵匡胤选择这里作为他的都城，显然有他的考虑。然而，开封地处平原地区，四周没有险要可守，以至于当金国对其攻击时，它很快就被攻破，而使北宋速速结束了他的统治。东京汴梁城的繁华，与这个朝代的羸弱形象并不相称。然而，北宋王朝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充满悖论的一页。

    §§§第五节    庆历新政

    中学时代，我们就知道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篇。而这个作者，正是北宋第一次改革的发起者——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长在一个官宦之家。大中祥符八年（1015），考中进士。52岁时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后改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

    所谓“庆历新政”，是指在宋仁宗庆历年间，由范仲淹领导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在仁宗亲政后，范仲淹因直言敢谏而被宰相吕夷简指责为朝廷中的朋党的核心人物，现今又位居参知政事，处理西夏问题时表现出远见卓识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国忧民的忠君精神，加上在台谏和馆阁中有一批追随者，都使他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改革领袖。

    庆历三年初，在与西夏的交战接连败北，使得西北局势严重。同时京畿腹地周边的统治区域时有农民起义。所以仁宗想要改革弊政，罢免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遂重新提拔余靖、欧阳修等人为谏官，开放言路，议论时政，为准备进行的改革制造声势。又先后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和富弼担任枢密院副使。九月，仁宗三番五次召见他们，还接二连三地亲笔写诏书命令范仲淹、韩琦等人陈述上奏当时可实行的“急务”。仁宗实在是等不及了，恨不能一下就国富民强，为此甚至命太监将皇宫内的天章阁打开，在其中放置好桌案，摆放好笔墨纸砚，让范仲淹等人在这里立刻把能使国家太平兴盛的措施写出来。

    仁宗是心急上火，而范仲淹却是胸有成竹。他在天圣年间上书朝廷的万言书中，就提出通过选择贤良之人担任州郡长官、举荐有政绩的人当县令，排除社会上的懒散堕落势力，裁汰冗员并取缔过多的费用，加强选举制度的严密，培育将帅来加强边防等一系列建议，现在重新梳理补充一下，把自己28年来酝酿的改革思路精练成10条内容，于是数日之后，呈报给了仁宗。这就是著名的奏疏：《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的这一行为标志着庆历新政了开了序幕。这篇奏疏被视为这场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所谓“十事”是指“明黜陟、抑侥幸、精贡菊、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可见这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被所仁宗采纳了。

    新政从十月起陆续实行。首先实行的是“择官长”，针对当时地方上州县两级官吏大多是无能、老弱、贪污的，十之八九是不称职的，依照资格来选任的状况。范仲淹建议由朝廷派遣得力的人员前往各路检查地方政绩，奖励有能之士，罢免庸才；选派地方官员时要认真筛选审查，以防止冗滥。仁宗命令中书、枢密院两府选任各路转运使，由转运使选任各州知州，再由知州选任各地府县知县、县令，对不称职者随时随地撤换或者降职，政绩卓越者予以提拔重用。同月末又颁布了改革考绩的诏令（“明黜陟”），即是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官员升迁是以资历为标准，不管任职好坏，故而他们不求有功于朝廷，但求没有过失，循循苟且，无所作为。

    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改变文官3年、武官5年一律按官资升迁，即使刚上任不久的并无政绩的官员，遇到例行考核也照样升迁的磨勘法。规定不仅要实际任职期满，对曾经犯法及贪赃的官员，则视情节轻重及现任政绩优劣等奏报决定是否升迁。中级官员则还要不犯“私罪”才能进行考核，还限制了比较高级官员的随意升迁官资。对于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者可以破格提拔任用。

    十一月又先后颁布诏令“抑侥幸”，即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高级官员每年都要自行推荐其子弟充当京官，如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做官有二十载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20人。这样一个个都进入朝廷为官，不仅增加了朝廷的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不精世事，只会结党营私，上下欺瞒。为了国家的政治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首先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高等第的进士也必须担当一任官职后，经过考试成绩合格者方才能担任。进而对“恩荫”制度进行了改革，分别限制及降低以恩荫取得官资的人数、等级，并规定了担任实际职务的最低年龄等。同月末下诏“限职田”（均公田），公田即职分田。为使地方官员在俸禄之外增加收入。

    真宗在咸平二年（999）复行唐代地方官的职田制度，重新规定数额、等级。但是40多年后产生了田地多少不均、生活苦乐悬殊的情况。这次将各级地方官吏的职田标准降低，又要限时补足数额，使他们都能够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从而使得有才干的仕生愿意到地方上任职。庆历四年三月，实行对科举制（精贡举）的改革，改变以往专以诗词歌赋、墨义开科取士的旧制，重视德行和策论，以求录取到德才兼备的人士，进而改善吏治。关于“减徭役”，是以合并县份及机构，以兵士代替役户。五月开始撤销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五县，降格为镇而并于邻县，每减少一个县就可以减少役户数200有余，减少乡村的一个耆保可使役户数减少十余户，以便使更多的人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

    “厚农桑”，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兴修农田水利建设，大兴耕种，并指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修武备”是指整治军备。范仲淹提议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强壮南丁，充当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其他时间进行操练，寓兵于农，这样即可以节省供给费用，又能够加强京师保卫。如果在京师实行成功，就推广到全国。“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民政策和信义。朝廷发布的赦令，各地必须执行，否则要依法严惩。“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的号令。各地号令应由朝廷统一之后才能颁布，且必须遵守。

    见到官家如此向往改革图强，枢密院副使富弼也急忙把自己的建议呈上，大体意思不出求贤明、退不肖、去宿弊等等方面。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都认为改善吏治是其根本。澄清吏治，剪除贪官污吏，对大宋王朝当然是件好事，对百姓来说也可以少受欺压，对国家对百姓都是有利的。尽管这些措施都尽可能地照顾官吏们的既得利益，只作了不太大的改革，却还是遭到权贵们的攻击。他们拿出“朋党”这一最招统治者忌讳的武器，攻击指责范仲淹等人了帮结伙结成朋党。仁宗听到朋党一词，虽然不相信，但是还是采取了旁敲侧击的办法，很随便地向问起范仲淹：“从来都是只有小人才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了帮结派吗？”范仲淹早就预料到改革会受到政客们的攻击，一听皇帝如此问了，就知道谣传起了作用。他即没有回避，也没有否认，而是坦率地回答道：“人是以群分的，物是以类聚的，身摸样的人就会找身摸样的人。”他举例向仁宗说明：“我曾在西北疆域的时候，就发现勇敢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怯弱的人也结成一伙，这是天性使然。超堂之上也免不了会有人结成团伙，君子和小人都会有朋党，不过要是抱成团地为国家做好事，这又有身摸可怕的呢？请官家一定要明察秋毫。”

    权贵们一招不灵，又伪造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诏书，说要废掉仁宗而另立新皇帝，而且四处散布谣言。虽然仁宗一再表示不相信谣言，但是却进一步加深了对范仲淹等人互相标榜为君子的反感，对他们也冷落下来。范仲淹、富弼等人自知已经不能自安于朝堂之上了，便萌生了全身而退的念头。庆历四年五月初，辽朝决定讨伐西夏，派遣使臣前来告知，并且还派人前往大宋和东境内的宁化军（今山西宁武）、岢岚军（今山西岚县）探测进攻西夏的进军道路。范仲淹指出辽、夏双方聚兵在河东路境外，万一双方举兵南下，河东路将被攻占，而且故意夸大对西北边防的危害，坚决要求亲自前往处理。富弼则强调辽军如果攻打大宋，必定重点进攻河北路，自愿前往训练士卒以备来犯。

    六月下旬，范仲淹以参知政事头衔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八月初富弼以枢密院副使之衔出任河北宣抚使。其实他们都是为了逃避造谣毁谙可能带来的灾祸，选择远离政治中心以求得自保的做法，虽然二人保留了参知政事、枢密院副使的官职，但都已不再参与朝政了。领导人一走，新政没了主心骨，等于说“庆历新政”已经夭折。十月初，宋夏议和。十一月初，王拱辰、宋祁、张方平等人借一些鸡毛蒜皮之事攻击宰相杜衍的女婿苏舜钦以及其他改革派官员，江休复、宋敏求等11人因此被降职或是罢职，以致王拱辰宣称以范仲淹为首的朋党被他一网打尽，改革最终走向末路。

    庆历五年正月辽使臣到汴梁告知辽夏之间的战事结束，这是对宋友好的表示。辽、夏对大宋国土的威胁解除，仁宗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无需要再做身摸伤神费力的改革，觉得“朋党”比积弊更为可怕，立即下诏书严禁大小官员结为朋党，遂将范仲淹和富弼的官衔罢去，让二人直接出京担任地方官员。守旧派代表贾昌朝、陈执中接替杜衍、章得象二人而任职宰相，完全掌握了朝政。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初，仁宗下诏罢废关于磨勘和恩荫的新法。这表明因在庆历年间进行的而被称为“庆历新政”的改革最终失败了。

    范仲淹曾在湖北岳阳写下流传古今的《岳阳楼记》，其中有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正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范仲淹所主持的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是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为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可以参照的经验。

    §§§第六节    包龙图坐镇开封府

    北宋以后，人们称清官为“包青天”再世，包青天是百姓中口口流传的清官的代表。有关包拯的小说戏剧大多是根据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在史书上皆无所考。但是这却为包拯赢得很高的声誉，将其说成能夜审阴间冤魂、日审阳间冤狱，乃是天庭的魁星转世。当然，这跟历史的真实不尽相符，但我们从史籍中依旧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包拯的形象。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包拯年幼即勤于学习，成年后，以孝道闻名于乡里。天圣四年（1026），赶赴汴京应试，次年高中甲科进士，出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因父母年事已高，他请求在故乡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但是又由于父母不愿随行而立即辞官，隐居乡里，奉养双亲。

    父母故去后，包拯在景祐四年（1037）赴京听选。当时他写有一首诗咏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幹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表明了自己从政、为人的志向与原则。不久，包拯任职天长县知县，就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案子。有一农民来到县衙，状告自家的耕牛不知被谁割掉了舌头，请求官府捉拿罪犯。他深知耕牛对百姓的重要，割去牛的舌头并无财利可图，便到下面查访而得知这乃是一桩邻里间的陷害案。因为被割去了舌头的耕牛是难以活命的，同时依据宋代法条：百姓私自宰杀耕牛是违法的，于是有意判定状告之人回家之后将耕牛宰杀后卖掉，只有这种处置办法才能引出幕后真正的凶犯。果然像包拯所料定的一样，不久那个割去牛舌头之人前来状告牛主私自宰杀耕牛，欲加其罪。所以包拯严厉地责问道：“你为什么要将人家的耕牛割去舌头后，还要诬告人家呢？”那罪犯一听，头脑顿时陷入慌乱，以为事情败露，只得服法认罪，疑案就此侦破。这说明包拯断案执法明敏正直。

    大概是巧断牛舌一案，使得包拯断案如神的名声不胫而走，并为以后的小说戏剧所附会夸大。其后包拯被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这里乃是天下名砚——端砚的出产地。端砚作为朝廷的贡品，又是文人士大夫寻觅的珍品，其采石制作是极其艰苦的事情。但是当地地方官员却为升官发财，总以进贡为名，有恃无恐地大肆向百姓搜刮端砚，好带回京城贿赂权贵。他在任职期间，时刻将为官为人的准则铭记：“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幹终成栋，精钢不作钩。”并且下令端砚只制作进贡的数量，不得多作一方，违法者要严惩。他离任之时也未带走一方端砚，其清正廉洁为朝野传为美谈。

    庆历三年（1043），入京城担任殿中丞，又迁任监察御史。庆历六年，他奉命出使契丹，圆满地完成了使命。归来后，迁三司户部判官，先后出为京东、山西、河北转运使。庆历八年，入为三司户部副使，上《天章阁对策》等奏疏。皇祐二年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包拯在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执法严峻，不畏权贵，为整肃纲纪，惩处贪官污吏。他弹劾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力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1600余匹的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悻及监守自盗的仁宗亲信太监阎士良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弹劾王逵。

    王逵本是一个地方小官吏，因结交了上层官员而曾数任转运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钱财。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捕捉，私自滥用酷刑，惨遭其杀害的百姓不计其数，因此民愤极大。但王逵和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又得到仁宗的青睐，故而有恃无恐。为此。包拯连续七次上章弹劾，甚至不惜与皇帝当堂争辩，谴责王逵：“累任皆惨虐不法，降黜差遣，纵该赫宥，不可复任原职，乞追还敕命”。最后一次更直接指责皇帝，“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其言激切刚直，朝野震动，舆论汹汹，朝廷最终罢免了王逵。

    此外，包拯还弹劾过宰相宋庠、舒王元偁称的女婿郭承祐等人。任御史中丞时，包拯又先后弹劾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的张方平以及“在蜀燕饮过度”的宋祁，使得朝廷罢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职。由于包拯敢于弹劾权弁，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世人凡见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

    最能说明包拯做事“立朝刚毅”的事件就是弹劾张尧佐。皇祐二年（1050）包拯入知谏院，当时张尧佐依靠是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担任着三司使。这是掌管全国财政的要职，其地位仅次于东西二府的宰执们，往往作为执政的后备人选。张尧佐没有做好事的才能，包拯因此弹劾他“是非颠倒，职责都忘，却洋洋自得，不知羞耻”。

    仁宗看到包拯和其他台谏官员纷纷上疏，指责张尧佐，只好打消让张尧佐升任二府的念头，并且罢免了他三司使的职务。但为了安慰爱妃及其伯父张尧佐，仁宗任命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置使。包拯闻知立即上奏张尧佐乃是“清朝之污秽，白昼之鬼魅”，抨击仁宗“失道败德”，要求收回任命，但是仁宗就是置之不理。当朝会之日，御史中丞王举正和包拯、唐介等台谏官留下，直言面谏仁宗。这是动用了宋代台谏向君主集体谏诤的特殊手段。但仁宗大怒，下令今后台谏上殿须先报中书取旨，这是他自废黜郭皇后以来再次动用君权与台谏对着干。

    后来仁宗迫于舆论压力，只得向台谏做出让步，免去张尧佐的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而保留其它两使。过了一段时间，张贵妃又吹起枕头风，仁宗见到舆论已平息，便重新任命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包拯得知此事，不顾仁宗先前警告，不依不饶，领头与其他谏官上奏再论。为了说服仁宗，包拯几乎天天上殿争辩。有一天张贵妃还想为大伯说情，仁宗呵斥道：“今日包拯上殿争辩，唾沫星子都飞溅到朕的脸上了。你只顾要宣徽南院使、宣徽南院使，就不知道包拯他是谏官吗？”由于包拯的有力抗争，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并且保证今后张尧佐再有升迁，必须听取台谏的奏疏。

    对于有才干有政绩者，包拯则能大加褒扬，秉公推荐，如杨纮、王鼎、王绰三人皆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别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后来受守旧权臣的忌恶，被降为知州，不得再任转运使等监司官。包拯虽然是守旧派人物王拱辰推荐为御史的，却不为政派所囿，极力主张复用三人，终于使杨纮、王鼎、王绰三人先后又被启用为荆湖南路转运使、河北路提点刑狱、江西路提点刑狱。

    包拯在经过庆历新政之后，也提过一些改革建议。如主张严格选拔官吏，裁汰冗员，对凡是年满70周岁的官员应强令致仕，以解决冗官问题。他还主张停止灾荒年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问题，同时应该选练精兵强将，训练义勇，以充实边备，防御契丹、西夏。他向仁宗建议：“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当考以应敌制胜之略，询以安边御众之宜”，然后擢而用之。他向仁宗条陈七事，建言应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又奏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因其所说恳切，且合情合理，切中时弊，故多为朝廷所采纳。包拯还特意上奏《进魏郑公三疏札子》，希望仁宗能以唐太宗善纳魏徵之谏的故事为龟鉴。任地方官时，包拯也善于体察民情，兴利除弊，因此颇有政绩。任京东转运使时，他曾巡查各地访问贫困冶铁户，并且依据实情申报转运司，豁免了这些户所欠的官铁，同时又鼓励有能力者开炉冶铁，发展生产。

    皇祐四年，包拯除龙图阁直学士（后世因此称其为包龙图）、河北都转运使，后徙瀛、扬、庐等州府。他执法严明、刚正不阿，在其出知故里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乃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自己的亲朋故旧以为可以得到他的庇护，因此经常干一些仗势欺人，欺行霸市，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下定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告。正逢有一自己的娘舅犯法，包拯却不以近亲为忌，照样在公堂之上依照法典处以笞刑。从此以后，那些仗势扰民的亲戚故旧皆是肃然守法，再不敢胡作非为。而且包拯还为子孙后代立下家训：“后世子孙担任朝廷命官，如有贪赃枉法的，不得放录到家谱之中，死后不得葬入家族墓地之中。凡是不遵从我的训诫，都不是我的子孙后代”。他将家训镌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堂屋东壁，用以昭示后人。

    嘉祐元年（1056），包拯以龙图阁侍制权知开封府。在任职的一年半时间里，把一个号称难治理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首先他惩治不法的权贵。包拯“立朝刚毅”， 凡是请托，不论是亲戚朋友，还是高官权贵，都一概拒绝。因此将开封府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是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使得在京城闻听包拯之名，达官显贵们个个胆战心惊，颇为忌惮，都开始收敛些。其次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历来诉讼者不能直接到开封府大堂上投递诉状，须经过府吏之手上下周转，推脱扣压。由于诉讼之人不能面见长官，府吏们往往借此敲诈勒索，徇私舞弊，而有冤屈的人常因为送不起钱财而状告无们。包拯却改革此种制度，下令大开府衙正门，让状告之人可以径直到大堂之上，向他陈述是非曲直，自此“小吏们不敢欺瞒”，审理案件也更加公正合理。

    再有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原自东京汴梁到通许，直达淮河。后来为了漕运方便，又自新郑引来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每年夏秋时节惠民河常常涨水，大水时城门折断，损坏官府和百姓的居所房屋数万间，大片土地被水淹没，城中只有依靠小船往来联系，这危及到城中百姓的正常生活。包拯调查得知河水泛滥的原因是达官显贵们构筑亭台楼榭，侵占惠民河，使得河道淤塞不通，于是毅然下令，将所有修建的亭台、楼阁、花园、水榭一一拆毁，使河水得以通畅。有些权贵不满，手拿伪造的增加步数的土地文书与包拯争论，包拯通过实地测量、验证，揭露其是假的，并上奏朝廷，要求给予严惩。最后严办京城的无赖刁民。有一次，弄巷起火，几个无赖之徒却借机起哄闹事，聚众责问包拯，说：“救火是取甜水巷水，还是苦水巷水”。包拯当即把他们斩首，从此无赖刁民个个帖然畏服。开封府肃然而治，城中不论老叟、妇孺，还是满街跑的童稚，都亲切地称他为“包待制”。

    包拯天性严峭，不苟言笑，人们就说若让包公笑犹如黄河变清那样难。京畿腹地更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宁遇阎罗，莫遇老包”的谚语，以阎罗王来比附包拯，形容其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嘉祐三年包拯升任权御史中丞，兼令京畿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在朝廷中被称为“真中丞”。次年又以枢密直学士权知三司使。嘉祐六年，升迁给事中，为三司使，随即又升任枢密副使。

    嘉祐七年（公元1062）五月，包拯在枢密院办公时，突然得病，数日之后，逝世在开封的府邸，终年64岁。包拯以其政绩和品行深受世人爱戴，因此闻听到他的去世噩耗，朝廷上下震惊不已，开封全城百姓为其哀悼。据说当时汴京一带无论官吏百姓，无不悲痛万分，叹息之声，闻传数里。天下仕子莫不以包拯为楷模，当官就要头顶青天。朝廷为表彰包拯的贡献，特赐其谥号为孝肃。现在藏于河南开封博物馆的《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碑，上面刻有183位开封府知府的姓名及上任年月，而包拯的名字却已经磨去。据说这是因为人们在观看碑记时，由于对包拯的敬仰而经常用手抚摸指点其名，竟将碑字磨去。

    封建王朝中，一个清官确实可以惠及一方百姓，使得百姓的沉冤得以洗雪。而人们普遍希望能够在重压之下，得到清官的眷顾，于是，在南宋时期，就有大量的包公的齐东野语问世，在元代，当元曲盛行的时候，包公的形象更是被搬上了舞台，当小说《包公案》流行后，一个清官的形象渐渐地清晰，一个伟岸的身影屹立在历史的深处，虽然，后世多用夸张的手法来述说这位包青天的种种故事，但这些故事多少表达了人们追求平等，渴望公平的心愿。

    §§§第七节    “金融沙皇”王安石变法始末

    一个11世纪的改革家，一个几乎用当代才被接受的经济思想变革社会的宰相，他虽然在当代被广为颂扬，但从他变法失败，直到20世纪初年，一直被指为北宋亡国的罪魁。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他才得以被正名。他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

    宋朝发展到宋神宗时期，封建王朝的弊端已经显露无遗。中期的冗官、冗兵、冗费非常严重；统治者实行“不抑兼并”政策，使得土地集中加剧，贫富分化严重，农民起义不断；辽和西夏不断地骚扰宋的边境。特别是庆历改革的失败更是加速了矛盾的激化。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宋神宗决心励精图治，并且启用了新派人物王安石，开始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改革——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今江西清江），号半山。在宋真宗天福五年（1021）出生在官宦之家。他19岁时遭遇父亲病故，在家守孝三年期满，正逢科考之期。于是他赶赴开封应试，在进士榜上名列第四名，从此年纪轻轻的他开始了宦海生涯。早期的王安石主要是在地方上任职，因此十分地熟悉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并且在为官一方开始了他的变革试验。庆历七年（1047）初，他被调往鄞县（今浙江宁波）任知县。当时豪强地主放高利贷，无力偿还的百姓被迫拿自家的土地来抵债。因此在鄞县任职期间，实行了借贷谷物给穷人，抑制土地兼并。这使得官府粮仓中的粮食得以更新，民众也得到方便，有利的打击了高利贷的剥削活动。正是这些经历为其日后的变法奠定了基础。

    嘉祐三年（1058）十月，王安石被调职任度支判官，成为京官。这使他得以进一步了解当时国家财政的实际情况，于是针对当时的弊端，向宋仁宗上了著名的万言《言事书》，极力陈述当世之务。他全面阐述改革的思想，要求尽早进行改革。但是上书既没有被仁宗采纳，也没有引起执政大臣的重视。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去世，太子赵顼（史称宋神宗）即位。神宗还是太子时，太子府的记室参军韩维是王安石的好友，每当他在神宗面前讲解自己的意见而得到称赞时，就说：“这其实都是我的好朋友王安石的所说的”，后来韩维又推荐王安石代替自己任太子庶子，因此赵顼就对王安石留下深刻的印象，对《言事书》也十分赞赏。即位后，就立即命令王安石就近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赴京城任翰林学士兼侍讲，担负起草重大诏令（内制）。在听取了王安石的变法建议后，宋神宗很赞赏王安石的魄力，下决心排除各种干扰，启用王安石变法。

    熙宁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设置了整顿财政商议变法的专门机构——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主持，知枢密院事陈升之辅助，开始实行变法。熙宁三年十二月，神宗裁撤了三司条例司，将其职权收归中书（宰相府），又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赋予他更大的权利以推动变法。在任宰相执政期间，他辅佐神宗实行变法，掀起了持续十六年之久的熙丰改革运动。这场改革发起于熙宁二年（1069），至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而结束。它可分为熙宁新法与元丰改制两个阶段，宋神宗自始自终是变法的领导者，他对王安石非常信任，甚至王安石顶撞了他也不计较.王安石更是感激皇上的恩遇，以天下事为己任，倾全力实行变法。王安石变法直奔主题——利。他所追求的绝对不是个人的私利，他的雄心壮志是谋求国家之利，即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目标，也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经济建设来富国强兵。

    均输法发布于熙宁二年七月，采取节省运输费用、降低购价、有计划地调运的原则，既保证官府的支出，又节省了开支。朝廷征调财物时，考虑到富商垄断物资，抬高物价，从而使百姓困苦不堪，于是均输法规定征调权统归发运使，由发运使掌管六路、京师生产和府库的储备等状况，然后跟据实际需要和各地产品情况征收，由国家调剂有无、权衡贵贱，统一运输，所谓“徒贵就贱，用近易远”，从而打击商人牟取暴力的行为，给农民减轻了一些负担。

    熙宁二年（1069）九月颁布青苗法。在青黄不接时，由农户主动向官府借贷，政府主动向农民发放贷款救急，一年按春、 秋两季发放两次，要他们二分或者三分利息，春天分发出去的秋天必须收回。农户在粮食收获后交纳完赋税后归还，以免向地主或者是商人借取高利贷，降低土地被他们兼并的程度。

    农田水利法（或称农田利害条约）也于熙宁二年十一月颁布，规定各地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工料由当地居民照户分派。朝廷会下拨钱款奖励农户开荒种地。

    募役法是熙丰变法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改革。王安石在制定过程中慎之又慎，与神宗商议两年才颁行，从熙宁二年（1069）到熙宁四年（1071）才付诸实行。这是王安石最得意的一项新法。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北宋中期，差役的危害极大，但官户、将吏、僧道户、女户、单丁户、城市居民户和商贾均可享受免役权，繁重的兵役就落到农村中的小地主和自耕农身上，对农村生产力摧残极大。王安石改革时制定，按百姓家庭财产多少，分别让他们出钱雇人充役，使本来不服役的家庭也都一律出钱。向原先服差役的农村上三等户征收助役钱，免去原先按户等轮流到官府中服差役，改由官府出钱（以所征的免疫钱支付）招募人员服役，使得农户不为差役所困苦。这样，自耕农免除了差役，而朝廷增加了收入。后来也推行到全国。

    保甲法，王安石在上《言事书》中就已经提出过。此次颁布的是《畿县保甲条例》，在都城开封府的属县试行保甲法。它实行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镇压农民各种形式的反抗。以10户为一保，50户为一大保，10大保为一都保，分别设保长、大保长、都副保正，把乡村人口编入籍薄，主、客每户两名男丁以上抽取一人任保丁，每保丁都发给弓弩，一大保每夜轮差五人巡视，保内实行连坐法，维护地方秩序；保丁在农闲时要进行操练，官府要教给他们战斗的方法，部分地代替军队职能，以此达到减少军队数量，节省军费。保甲法作为改革冗兵弊端的措施，为国家节省了巨额经费。作为封建政治家，王安石的远见卓识，以能从此窥见一斑了。

    熙宁四年（1071）二月，王安石提出进行科举改革，不再考诗词歌赋、墨义、帖经等传统内容，而是专以考论《五经》、《论语》和《孟子》，以及论、时务策，从而求得有用的人才；并且废除明经等诸科，改设明法科，考法典律令、《刑统》大义及判案。熙宁六年（1073）三月，首次按照新规定进行科举考试时，报考明法科的人不多，为了改变士大夫大多不学习法律的状况，又规定除进士前三名外，都要加试法律。熙宁七年三月，又进一步规定自第一名以下，都要加试明法科考试的内容后，才能出任官职。同时还在国子监设立律学。王安石执政期间，自己仍坚持依法判案，此次科举及教育改革，即是要求官员先知法，后才能判案、行事。

    熙宁四年十月，本着王安石在二月初进行的科举改革时所说的“从古至今开科取士，皆是原出在学校”，扩建了太学的校舍，并且进行了教育改革。在培养人才上，王安石对学校进行整顿，改组太学，实行“三舍法”，扩大太学的学生名额，增至一千人，从他们中的优秀生中直接选拔官员。为统一上下思想，以推动变法的开展，王安石亲自编订各学校统一教材。他注解了《诗经》、《尚书》、《周礼》三部书，凡科举考试，都奉为教材。

    王安石对《五经》的解释为，前代儒者所作的传注，一切都是错误的，他重新进行了解释，所以当时号称“新义”，合称为《三经新义》。它的撰成，标志着王安石所创立的新儒学学派的完成，相对旧儒学“汉学”而言，被称为“新学”，新儒学史称为“宋学”，是思想意识改革的产物，而“新学派”又是宋学的第一个形成的学派，王安石后来被封为荆国公，因而又称“荆公新学”。

    熙宁五年三月，王安石又在东京开封实行市易法，后来推行到杭州、广州、扬州等主要城市。由官府收购滞销的货物，商贩以财产抵押向官府赊购货物来贩卖，用来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防止物价暴涨。同年五月，又在开封府的属县推行保甲养马法：熙宁六年推行到北方诸路，由民户自愿养马，每户可养一或二匹，由官府供应马匹或者给予买马的钱，每匹免除部分折变缘纳钱14贯加400文的优惠，以解决军马匮乏问题。

    同年八月，实行了方田军税法，重新丈量土地，以肥贫分为五等纳税，以农户实际拥有的木梳负担赋税，以解决农户卖田后仍要负担田税以及富户隐瞒所拥有的田产偷税问题。为了改革以往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形成军队战斗力低下的情况，在熙宁元年曾把京东武卫六十二指挥，分别差派兵官负责训练。熙宁七年九月，在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期间，颁布了“将兵法”。熙宁六年八月，首都开封府实行了免行法。即为各工商行户在缴纳免行役钱后，就不需要再向官府无偿提供物品或者服劳役。

    熙宁变法使“ 富国强兵”收到了一定效果，尤以“ 富国”成效最大。公元1078—1085年间，“中外府库无不充盈”，“可以支二十年”。边防方面也取得成效，熙宁五年（公元1072），在变法高潮中，经略安抚使王韶曾取得了打败西夏、收复熙河等五州二千里土地的胜利，使唐中叶以后失陷200年的旧疆回归故土。由此可见，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势。

    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所进行的急风暴雨般地不断改革的变法从一开始就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反对派以司马光为首，在太皇太后和歧王赵颢的支持下，对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攻击。顽固派不放过任何的机会来反对变法，并且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太皇太后则是不断地给宋神宗压力。宋神宗在反对派的强大攻势面前还是开始动摇了。熙宁七年（1074）四月，天下遭逢大旱已经8个月了，反对派声言这是上天不满的表现。

    王安石的一个学生郑侠在反对派的支持下，上书神宗，献上《流民图》，并说：“旱灾主要是新法招来的，罢了王安石的官，天就会下雨”。太皇太后曹氏和皇太后高氏，依据她们亲属反映实行免行法的不实情况，见到该图后，痛哭流涕地向神宗说到，这都是新法所造成的，王安石会使得天下大乱的。宋神宗反复观看郑侠进献的图，对变法有些怀疑。王安石一看朝廷之中已经不能立足，不得不自请辞退，于是神宗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后来虽然又重新启用王安石，但是由于在变法改革中，一些激进的改革派官员将新法中百姓自愿的原则弃置不顾，一味地强行推行新法，大都虚报政绩，相互之间争权夺利，使得贪污腐化的事件时有发生，给了反对派攻击王安石的种种借口；同时宋神宗也对改革有了自己的想法，对于王安石的意见也不像变法之初那样言听计从了。

    因此，王安石在得知儿子不幸去世后，悲伤过度，精神上受到巨大打击，极力请求辞职。熙宁九年（1076）十月，神宗同意他辞职，以领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使相衔出任判江宁府，让王安石回到金陵。王安石回到江宁后，并没有前去赴任，而是多次上奏请求辞去使相衔以及判江宁府的差事，想领一宫观的闲职来静心养病。熙宁十年六月，王安石被免去判江宁府职衔，但仍以使相衔，充任集禧观使，在江宁府养病。元丰元年，神宗又给王安石加上观文殿大学士衔。后又加封舒国公，元丰三年改封王安石为荆国公。这就是王安石第二次罢相。

    王安石罢相后，多从事学术研究，除撰写了《字说》，还对颁行的《三经新义》进行了校阅。而宋神宗在王安石离开后，仍然坚持进行了一些变法，选用的执政大臣，都是和王安石共事多年或制定新法的人，基本上遵循王安石的改革方向。神宗于元丰八年（1085）三月病逝，年仅38岁，其子即位，史称宋哲宗。哲宗即位后，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对派司马光为相，保守派掌权并开始废除新法，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的变法初衷是为了富民强国、强兵。然而有其本身就是为了维护大地主的阶级的封建统治，再加上变法过程中的一些失误之举，使得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归于破产，这不能不说是王安石的悲哀。

    王安石的变法，在理论上有其独创性，操作方法也比较系统，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大变革，王安石也因此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而随着变法失败，王安石所倡导的新儒学也失去了传播后世的机遇，于是，宋明理学得以流传。对于当时的北宋王朝来说，失去了一次锐意革新的机遇；对于后世的人们来说，失去了一个全新的儒学注释。也许，当今天的人们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最多只是扼腕叹息，为改革者的悲惨下场慨叹。但仔细品位这次变法失败的结果，特别是王学不能流传后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提问，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了，后世的中国不会再为宋明理学束缚，后世的中国是否科技会继续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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