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太宗即位之谜

    对于宋朝初年，留给我们的记忆，除了黄袍加身和杯酒释兵权之外，还有一幕斧声烛影的大戏，这出戏的主角是开国皇帝赵匡胤和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匡义。

    公元976年十月十九日夜，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突然驾崩，年仅50岁，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了皇位。然而，赵光义的即位确实是扑朔迷离，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赵光义本名匡义，后因避其兄宋太祖讳，改名光义，即位后又改名炅。在其兄弟中，除去早夭者，太宗排行居中，比太祖小12岁，比秦王、太宗相赵廷美大8岁。22岁时，他曾参与陈桥兵变，拥立其兄赵匡胤为帝，有力协助了太祖统一四方的大业。太祖驾崩，38岁的赵光义登极为帝，是为太宗，在位共22年，59岁去世，是宋朝的第二个君主。太祖曾经对人说过：“光义，我赵家良驹，将来一定是个守成之君。”

    太宗即位后，继续进行着统一事业，但是因为急功好利，几次北伐攻辽都受挫。太宗转而执行“守内虚外”的政策。晚年政治大计循规蹈矩，使宋朝渐渐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给宋代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要想全面了解太宗一朝的施政措施，还得从他的继位说起。按照封建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赵光义根本是与大宋皇位无缘的，但最后却是他继承了他哥哥的遗产。这一特殊的继承结果，对太宗朝的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此点甚至在太宗个人的性格、生活上都有所反映。

    976年十月十九日夜，大雪飞扬，太祖命人召时任开封府尹的晋王赵光义入宫。光义入宫后，太祖屏退左右，与光义酌酒对饮，商议国家大事。室外的宫女和宦官在烛影摇晃中，远远地看到光义时而离席，摆手后退，似在躲避和谢绝什么，又见太祖手持玉斧戳地，“嚓嚓”斧声清晰可闻。与此同时，这些宫女和宦官还听到太祖大声喊：“好为之，好为之。”两人饮酒至深夜，光义便告辞出来，太祖解衣就寝。

    而据另一位太监说：他站在远远的地方，看见太祖与晋王饮酒，时而太祖拿着手中的玉斧砍树，时而说好干好干，不用担心。当时的夜色很黑，烛影摆动随着微风摆动，与斧砍树的声音时时传来。这是另一版的斧声烛影。

    无论有没有此事，然而，到了凌晨，太祖就驾崩了。得知太祖去世，宋皇后立即命宦官王继恩去召皇子德芳入宫。然而，王继恩却去开封府请赵光义，而光义也早已安排精于医术的心腹程德玄在开封府门外等候。程德玄宣称前夜二鼓时分，有人唤他出来，说是晋王召见，然他出门一看并无人，因担心晋王有病，便前来探视。二人叩门入府去见光义，光义得知召见，却满脸讶异，犹豫不肯前往，还说他应当与家人商议一下。王继恩催促说：“时间久了，恐怕被别人抢先了。”三人便冒着风雪赶往宫中。到皇宫殿外时，王继恩请光义在外稍候，自己去通报，程德玄却主张直接进去，不用等候，便与光义闯入殿内。

    宋皇后得知王继恩回来，便问：“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却说：“晋王到了。”宋皇后一见赵光义，满脸愕然，但她位主中宫，亦晓政事，心知不妙，便哭喊道：“我们母子性命都托付于官家了。”“官家”是对皇帝的称呼，她这样喊光义，就是承认光义做皇帝了。赵光义也伤心流泪说：“共保富贵，不用担心。”于是，赵光义便登极为帝。

    公元976年，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一夜之间猝然离世。正史中没有他患病的记载，野史中的记载又说法不一。他的死因，成了历史上一宗离奇的悬案。

    《湘山野录》中则说，开宝九年十月，一个雪夜里，赵匡胤急召他的弟弟赵光义入宫，兄弟二人在寝宫对饮，喝完酒已经是深夜了，赵匡胤用玉斧在雪地上刺，同时说：“好做好做”，当夜赵留宿寝宫。第二天天刚刚亮，赵匡胤不明不白地就死了。赵光义受遗诏，于灵前继位。

    《烬余录》又说，赵光义对赵匡胤的妃子花蕊夫人垂涎之久，趁赵匡胤病中昏睡不醒时，半夜调戏花蕊夫人，惊醒了赵匡胤，并用玉斧砍他；但力不从心，砍到了地上。于是赵光义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赵匡胤，逃回府中。

    《涑水纪闻》里也说：太祖去世时已是四鼓。宋皇后叫内侍王继恩把皇子赵德芳叫来。王继恩考虑到太祖早就打算传位于晋王赵光义，却找来了光义。进宫后，宋皇后问：“是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回答：“晋王来了。”宋皇后惊诧莫名，后来突然醒悟，哭着对赵光义说：“官家，我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你了。”

    另外，据说赵光义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兄长的帝位，是他母亲杜太后的意见。说是杜太后临终时，曾对赵匡胤说：“如果后周是一个年长的皇帝继位，你怎么可能有今天呢？你和光义都是我儿子，你将来把帝位传与他，国有长君，才是社稷之纲啊！”赵匡胤表示同意，于是叫宰相赵普当面写成誓词，封存于金匮里，这就是所谓的“金匮之盟”。也就是赵光义“兄终弟及”的合法根据。

    太祖之死，蹊跷离奇，但太宗抢在德芳之前登极却是事实。太宗的继位，也就留下了许多令人不解的疑团。因此，历来便有太宗毒死太祖之说。太祖本人身体健康，从他生病到死亡，只有短短两三天，可知太祖是猝死的，而赵光义似乎知道太祖的死期，不然他不会让亲信程德玄在府外等候。

    太祖不明不白地死后，太宗为了显示其即位的合法性，便抛出了其母杜太后遗命的说法，即所谓的“金匮之盟”。杜太后临终之际，召赵普入宫记录遗命，据说当时太祖也在场。杜太后问太祖何以能得天下，太祖说是祖宗和太后的恩德与福荫，太后却说：“你想错了，若非周世宗传位幼子，使得主少国疑，你怎能取得天下？你当吸取教训，他日帝位先传光义，光义再传光美，光美传于德昭，如此，则国有长君，乃是社稷之幸。”太祖泣拜，接受教训。杜太后便让赵普将遗命写为誓书，藏于金匮之中。然而，由于年代久远，“金匮之盟”的重重迷雾也未能揭开，后人推测是太宗和赵普杜撰出来以掩人耳目的。

    那么，到底太祖是否有传位光义之意呢？据说太祖每次出征或外出，都让赵光义留守都城，而对于军国大事光义都参与预谋和决策。太祖曾一度想建都洛阳，群臣相谏，太祖不听，光义亲自陈说其中利害，才使得太祖改变主意。光义曾患病，太祖亲自去探望，还亲手为其烧艾草治病。光义若觉疼痛，太祖便在自己身上试验以观药效，手足情深，颇令人感动。太祖还对人说：“光义龙行虎步，出生时有异象，将来必定是太平天子，福德所至，就连我也比不上。”有人便以此推测，太祖是准备将皇位传给弟弟光义的。但是，这样的说法难以经得住推敲，无非是后人的臆测而已。

    杜太后去世时，赵匡胤只有34岁，正值壮年，他的儿子德昭14岁了。即使赵匡胤几年后去世，也不会出现后周柴世宗遗下7岁孤儿，群龙无首的局面。杜太后一生贤明，怎能出此下策？况且，“金匮之盟”是赵光义登基5年后才列举证人、公布出来的。为什么不在赵匡胤死时，堂堂正正的拿出来呢？

    §§§第二节    赵光义的烦恼

    太宗一即位，就改年号为“太平兴国”，表示要成就一番新的事业。对于此次皇位更替中涉及的关键人物，都做了一番安排。他任命其弟赵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德昭为节度使和郡王；德芳也封为节度使。太祖和廷美的子女均称为皇子皇女，太祖的三个女儿还封为国公主。太祖的旧部薛居正、沈伦、卢多逊、曹彬和楚昭辅等人，都加官晋爵，他们的儿孙也因此获得官位。而一些太祖在世时曾加以处罚或想要处罚的人，太宗都予以赦免。

    除此之外，太宗更注重培养和提拔自己的亲信。其实，太宗早在继位前，就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布局了。太宗任开封府尹长达15年之久，正是韬光养晦之时，他在此期间组织了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据统计，光晋王的幕府成员，便有60人之多。与此同时，赵光义还有意结交不少文官武将。即便是太祖的旧部，诸如楚昭辅和卢多逊等掌握实权的朝中要员，太宗都着意加以结纳。这两人都与太宗关系密切，在太宗继位后都升了官。太宗继位后，其幕府成员如程羽、贾琰、陈从信、张平等人都陆续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慢慢替换太祖朝的大臣。此外，太宗还罢黜了一批元老宿将如赵普、向拱、高怀德、冯继业和张美等，将他们调到京师附近做官，便于控制。

    不管太宗如何在文治武功上谋求超越太祖的地位，但终太宗一朝，却始终无法摆脱太祖的阴影。太宗继位之后，面对的一个头疼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此后的皇位继承。按照“金匮之盟”的约定，廷美是皇位第一继承人，并由廷美传回太祖之子德昭，这是太宗所不愿意看到的。自古帝王传承多为父死子继，太宗也不例外。为此，太宗绞尽脑汁，力图一一排除传子过程中的障碍，走过了一段充满风波曲折的历程。

    这也许更说明“金匮之盟”可能是太宗捏造出来的，虽然一时能掩人耳目，但最终限制了太宗传子的愿望。在此过程中，太宗逼死弟弟和侄儿，逼疯长子，其间的无奈、痛苦，也许他再也不愿重受一遍。

    赵普在太宗定储一事中扮演了极为特殊的角色。太宗曾以传国之事询问赵普的意见。赵普在太祖时代以佐命元臣之身份，在中枢机构执政达10年之久，与太祖私交甚好，被其视为左右手。太祖时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制定统一战略等）上，赵普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赵普的权势，甚至一度在晋王赵光义之上。他还反对过太祖传位晋王光义的意图。因此，他与太宗的关系极为微妙。太宗继位后，赵普的地位已远远不及太祖时代，颇受压抑和冷漠。太宗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对赵普这样的太祖旧臣自然心存猜忌，何况两人还曾是政敌呢。然而，赵普是开国元勋，太宗要安抚人心，自然需要利用这样的元老重臣装点门面，所以对赵普在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赵普沉浮宦海几十年，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在身家性命随时有危险的情况下，政治态度自然会发生一些变化。于是，当太宗向他询问传任廷美之事时，赵普心知太宗心意，便说：“自古帝王传位乃是父传子，当年太祖已误，陛下今日还要再错吗？”这句话大获太宗赏识，坚定了太宗传子的信心。此后，赵普在太宗传位的过程中的确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太祖去世后，还留有两个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太宗继位之初，德昭封为节度使和郡王。太宗征辽时，德昭从征幽州。高梁河之战，宋军惨败，太宗只身逃脱，不知所踪。这时有人商议立德昭为帝。后来，太宗生还，此事便作罢。班师回京后，太宗以此次北伐不利，便很久不行此前平定北汉之赏，将士们不免议论纷纷。德昭便为将士们请赏，认为即使与辽作战失败了，还是应该赏赐平北汉有功的将领。太宗听后很不高兴，就说：“待你做了皇帝再赏赐也不迟。”此言一出，德昭惶恐万分，低头垂泪，默然而出。

    赵德昭所处地位本就微妙，而叔父那番话分明又是怀疑他有夺位之心，日后难全其身，又思及父母早亡，兄弟二人不得保，满腹心事竟无处诉说，顿生短念，回来后便自刎身亡。据记载，太宗得知此事后又惊又悔，赶过来抱尸痛哭：“痴儿何至此邪！”下令厚葬，追封魏王。德昭死时年仅29岁。两年以后，德芳又不明不白地死去，年仅23岁。于是，太宗皇位继承的两大“隐患”被消除了。德昭兄弟死后，对皇位能构成威胁的，就只剩下秦王赵廷美了。太宗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对廷美下手，但只有除掉其弟，才能保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孙。太宗此次又想到了赵普。赵普曾提醒太宗不可“一误再误”而深受太宗信任，自然知道在这种情形下该怎么做。

    这里需要提一下赵普的政敌卢多逊。卢多逊为人机警，知道太祖喜欢读书，经常到史馆来取书，就让小吏每次都查看太祖所取何书，于是通宵阅读此书。等到第二天召对时，太祖问起大臣们书中的事情，只有卢多逊一个人应答如流，以此获得太祖赏识，拜为宰相。他跟赵普一直不和，好几次在太祖面前说赵普坏话；而赵普本人也因专权、贪财，为很多大臣所忌，并被人抓住把柄，结果赵普被罢相。当时有人跟太祖反映赵普非议皇弟赵光义，估计这也是卢多逊干的。赵普上表自诉说：“皇弟忠孝，我怎么能够轻议。这是外人的离间之词。何况当初太后临终前的遗命我亲目所见，并作了记录呢。希望陛下明察。”太祖将赵普的上表一并藏在金匮里。太宗初年，赵普受到冷落，卢多逊怕他复起，就跟太宗说赵普当初反对太祖传位给他。

    过了几年，太宗为晋王时的旧僚揭发秦王赵廷美阴谋造反。太宗将信将疑，就问赵普的看法。这给了赵普表白的机会。关于秦王廷美，赵普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这次赵普趁机说自己为权奸（当然是指卢多逊了）所害，并详细说起杜太后的金匮之盟以及自己的上表等事。这下，太宗感觉到赵普原来是自己的大忠臣，于是对赵普加官晋爵。但不多久，太宗君臣都意识到了“金匮之盟”所存在的隐患。赵普提醒太宗不可一误再误的话一出口，就已经决定了廷美的结局。

    经过上述种种手段，太宗终于清除了将皇位传给儿子的障碍。于是立长子赵元佐为太子。太宗长子元佐自幼聪明机警，长得又像太宗，颇为太宗喜欢。元佐有武艺，善骑射，还曾经随太宗出征过太原、幽蓟。太宗迫害赵廷美时，元佐颇为不满，力加营救，请免其罪，但未能成功。后廷美死于房州，元佐得知此事，悲愤成疾，竟然发狂。左右仆从若有小错，元佐即以刀棒伤人。太宗命太医治理，才稍有好转。最后元佐却还是没有让太宗如愿以偿，他纵火焚宫，被贬为庶人。太宗去世后，其妻李皇后曾打算立元佐为帝，但元佐并不知情，所以未受牵连。元佐的同母弟真宗即位后，对元佐很好，努力帮他治病。只是元佐在其弟做了皇帝后，终身未见他。元佐死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享年62岁。在真宗即位后，元佐竟能安享富贵达30年之久，真是幸运。

    在雍熙北伐失利时，赵普曾上《谏雍熙北伐》奏疏，颇得太宗嘉赏。后来，赵元僖也上疏论及伐辽之事，为太宗采纳。太宗、元僖和赵普在处理对辽事宜方面，有了很多的共识。元僖见太宗优待赵普，便与赵普交好，更是上疏建议太宗重新任用赵普为相。端拱元年（988），赵普第三次为相，威权一时又振。竭力支持和拉拢赵普的陈王元僖也被晋封许王，更加巩固了皇储地位。赵普罢相后，元僖又与另一位宰相吕蒙正关系密切。

    然而，事不如人愿。淳化三年（992）十一月，赵元僖早朝回府，便觉得身体不适，不久便去世了。太宗极为悲伤，罢朝五日，赠皇太子，并写下《思亡子诗》。元僖之死，据传是其侍妾张氏下毒所致。元僖不喜正妻李氏，宠爱张氏。张氏欲下毒杀害李夫人，但误毒死元僖。张氏恃宠骄横，对奴婢稍不如意即予以重罚，甚至有捶死者，但元僖并不知情。张氏又逾越制度葬其父母。太宗后来探知其事，大怒，遣使按问。张氏自缢身亡，左右亲吏都被处罚，其父母坟墓亦被毁去。太宗又下诏停止元僖的追赠仪式，降低其葬礼的规格。元僖本得太宗喜爱，又与宰相交好，朝中还有不少大臣建议立他为太子，本是春风得意之时，却死于非命，而死后又被太宗所厌，实是可叹。

    赵元佐被废，赵元僖暴死，储位空缺，冯拯等人上疏请早立太子。这是个敏感问题，太宗正为此心烦，便将冯拯等人贬到岭南。自此以后，没有人再敢议论继承问题。不过，太宗本人被箭伤所扰，也知该早立储君，便就此私下询问寇准。在寇准的支持下，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恒。

    太宗册立太子，大赦天下，京师之人见到太子都欢呼道：“真社稷之主也！”太宗得知后很不高兴，马上召寇准说：“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也？”皇帝尚在世，太子如此深得人心，自然为皇帝所忌。有哪个皇帝不想权力为自己所操控呢？况且早在安史之乱中，太子李亨遥拜唐玄宗为太上皇而自立为帝。尤其是五代以来，子侄逼宫之事更是史不绝书。因此，太宗心中自然不痛快。幸得寇准说：“陛下择所以付神器者，顾得社稷之主，乃万世之福也。”太宗听后才消气，请寇准喝酒，大醉方罢。太宗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

    至道三年（997）三月，太宗驾崩，李皇后与宦官王继恩等人企图撇开太子赵恒，另立赵元佐为帝，幸得“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处置得当，才得以保证赵恒登基为帝，便是后来的宋真宗。太宗的去世，标志着宋朝开创局面的结束，守成时代的到来。

    976年，赵匡胤崩。关于太祖的死因，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是因饮酒过度而暴死，有的说是因腹下肿疮发作而病亡。更普遍的一种看法则认为，太祖之死与太宗有很大的关系。

    按常理推论，似乎自然死亡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在杜太后降下钧旨以后，赵匡胤已命赵普拟了传位诏书，并“藏之金匮”，赵光义是笃定要继兄位登大宝的，根本没有必要搞谋杀。究竟真相如何，由于史料阙如，至今还不很清楚，但有一点肯定，就是太宗在掩饰太祖死因上做了大量工作，太宗朝所修撰的《太祖实录》历经三次而无成，虽然已篡改和掩盖了大量的真象，太宗还是不满意。太宗对《太祖实录》异乎寻常的关注，也足以说明太宗非正常继位的奥妙，而“烛影斧声”也就成了千古之谜。然而太宗的一些做法，已的确让人值得怀疑。太宗赵光义不等到第二年，就改换年号——新君即位，常例是次年改用新年号纪年；可是赵光义把只剩下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兴国元年，这就是打破常规了。如此迫不及待，只有一个解释：抢先为自己“正名”。是不是他心里有鬼？

    逼杀赵匡胤的长子赵德昭（当时已30岁），赵匡胤幼子赵德芳（仅26岁）也神秘地暴病身亡。赵匡胤的遗孀死后，赵光义不按皇后礼仪发丧。这些都是偶然的？

    最最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赵光义的子孙后代却相信他的老祖宗“弑兄篡位”的说法，把皇位又传给了赵匡胤的后代。这里说的是宋高宗赵构传位的事。

    据说赵构没有儿子，谁来继承皇位呢？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赵匡胤是开国之君，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接班人。起初，赵构对这种议论严加贬责。忽然有一天，他又改变主意，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宋太祖赵匡胤带他到了“万岁殿”，看到了当日的“烛光剑影”的全部惊景，并说：“你只有把王位传给我的儿孙，国势才有可能有一线转机。”于是赵构终于找到了赵匡胤的七世孙赵慎，并且把皇位传给了他。这时，离那个血腥的恐怖之夜已经有187年了。这恰恰说明，太宗继位的确有许多疑点。姑且不论太宗是否毒杀太祖，是否编造“金匮之盟”，这种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方式，与传统的父子相传相比，可谓名不正，言不顺。

    然而，如果从赵宋王朝历代帝王的寿命来看，似乎都不长命。于是，当今的史家从家族病史的视角，诠释出了赵匡胤死因的真相：他是病死的，而他的弟弟并没有弑兄篡位。只是，在个人私欲膨胀后，忘记了兄弟相传的约定。于是，为后人留下了无数可作谈资的轶事。

    §§§第三节    三冗积贫（上）

    在人们眼中，北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军事上的弱小，是为积弱。北宋对辽、夏等北方和西北地区统治者，以每年支出数十万两白银、数十万绢帛以及大量其他物品的代价换取和平。所谓的“积贫”，是指宋仁宗庆历初年以后出现的财政危机。“三冗”，指的是冗官、冗兵、冗费。

    一个政权的政策，必然受其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诸方面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长久的国策，更是如此。据史料记载，宋代社会生产力较前已有显著提高。除了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区农耕技术还停顿在“刀耕火种”阶段，其它广大地区，由于各地农作物的交流推广和优良品种（占城稻、天竺绿豆等）的选用，以及农具和耕作技术的改善，农业生产都有了发展，亩产提高到2石左右。特别在长江、钱塘江、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地区。由于铁犁的改进，和五代遗留下的较完备的水利灌溉系统，农业生产能力突破了原先的发展水平，亩产达到3石。因而，“苏、湖、常、秀”也就取得了“国之仓庾”的称号。可是，很多民户只有一小块土地甚至没有土地，而大地主则大量兼并，隐瞒土地，造成登记在国家版籍中的垦田大量减少，加上每年对外的支出，这必然导致国家财政陷于极度困难的境地。

    首先来说“冗兵”。北宋建立之初，统治者就以“守内虚外”为立国的原则。宋初大约有22万禁军，仅驻在京师开封的就有10万之多，另外一半则分驻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内重外轻之势。太祖剥夺高级将领的军权，以“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一些开国元勋、高级将领的权力夺回，“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任命资历较浅的、容易驾驭之辈担任禁军将领。太祖对其还是存有戒心，下令“殿前，侍卫诸军及边防监护使臣，不得选中军骁勇者自为牙队”。乾德四年（966），曾拥戴过他夺权的殿前都指挥使韩重斌，因“私取亲兵为腹心”，犯了大忌，险些被处死；后由于赵普的谏阻，才允许其出任彰德军节度使。天下的士兵，收归枢密院掌管，有发兵之权。京畿重地的统兵之权，由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三帅掌管，而没有发兵之权。遇有战事，统兵的大将往往临时委派，以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和避免将兵之间结成“亲党胶固”的关系。对于地方军队，则采取“更戍法”。这样虽有效地防止了地方的叛乱和割据，却严重损伤了军队战斗力，将帅与士兵的频繁调动之中，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特别是西北边陲的将帅，一年间换三、五人，使军队“失于训练，今每指挥，艺精者不过百余人，其余皆疲弱不可用”。每当打仗时出师数万人，就将生杀存亡大权，在仓卒之间授予将领。作为统帅乃是临时受命，所统辖皆是非平常训练的士兵，使得三军将士不知究竟有谁，士兵不敢仰视将领。因此，在战场上首尾不能相顾，号令不能相通，所以多尝败绩。而想要让士兵与将帅共生死同进退，攻城掠地连战连捷，可是难于上青天呢！

    在军事上所推行的这一整套措施，虽达到了防范武人跋扈擅权的预期目的，但却造就了一支冗弱的军队。另外，统治者继续采取文臣治军的措施。在北宋掌兵的最高机构枢密院中，担任长官的，大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太宗一朝共有35员，真宗朝有44员，仁宗甚至朝达到77员之多，基本上占到担任长官人数的六成以上。狄青是北宋著名的武将，在升任枢密使后，尽管忠心耿耿，但仍遭到猛烈的排挤。这是因为不遵守祖宗之成规，武将不能任职枢密院。最后，狄青被逐出朝廷，忧愤而死。宦官作为监军却始终不断。北宋初年名将郭进，个性刚烈、战功卓著，而监军田钦祚却对其横加指责，最后郭进不能忍受，遂自缢而死。名将杨业同样是由于监军刘文裕所迫，铤而走险，以身殉国。每当有战事发生，统治者总要多方限制武将的权利，打仗前要亲授阵图，令将帅按图行事，结果以深宫之内事先画好的阵图，去指挥千里之外瞬息万变的战场，则损兵折将、屡屡败北必成定局。

    宋太祖采取了饥年募兵之策。他认为，灾荒之年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流离失所的灾民招募为士兵，从而防止他们发动暴乱，四处盗窃，危害国家统治。这种做法使军队成了难民收容所，不仅兵额扩大，且战斗力极弱。这样的兵源使军队整体战斗力削弱，范镇曾指出：“现在河北、河东养兵有30余万之多，就这30余万中，有一半皆是老弱怯懦。老弱怯懦之人，遇到敌人则立刻溃散败亡。”宋太宗时期，张洎就针对当时“分师而驻守，列壁相望”的状况，提出“聚集河朔之兵，缘边建立三大镇，各统辖十万之众，鼎据而守”的建议，但这一主张没有被接受。尽管后来西北边防形势吃紧，统治者们也不允许配备更多的军队。真宗曾告诫辅臣，“天下的州郡士兵不可太多太强大，必须防患于未然。”仁宗时，兵源素质日益下降，御史唐介奏道：“比起往年所招募的禁军，多是幼小瘦弱，竟不能穿上铠甲。”据记载，到宋仁宗时期，京师的兵力始终处于绝对的优势。开封府地界驻有禁军34万人，而同时期的河北有12万人，河东有8万人，陕西有16万人。而且，西北边境的军队，又是分散在5路、24州军和几百个堡塞之中，结果是每当与辽或西夏的军队交锋时，北宋便常常处于绝对的劣势。

    如前所述，北宋的灾荒年募兵是以防盗为主，一遇灾年便无休止的招募士兵，根本没有数额上的限量，所以北宋军队数量不断膨胀。据统计，在开宝年间（968—976），全国拥有兵籍的总人数有37万8千人，而禁军中的马、步两军有19万3千人；至道年间（995—997）时，有军队66万6千人，天禧年间（1017—1021）时为91万2千人；而到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全国兵籍则达到125万9千人，其中禁军的马、步两军有82万6千人之多。我们不难看出：从公元968年到1041年短短的73年中，北宋军队增长了3.3倍，其中归北宋中央直接掌握的禁军增长4.2倍。如果从宋太宗统一之后算起，则短短46年间，北宋军队增长了2倍，禁军增长了2.2倍，可见军费开支十分惊人。神宗时期的枢密院副使富弼根据建国80年间的军费开支状况，曾指出：“自建国以来每年的财政收入，有十分之八九都被用来赡养军队。”三司使蔡襄依据仁宗末年状况，也曾指出“臣已一岁来计算计，天下收入不过缗钱6000万，而养兵之费约有5000万。是天下财帛的六分之五多，五分用来养兵，一分用给郊庙之祭祀、国家之费，国家凭什么不穷呢？百姓怎么会不穷困呢？”北宋用倾国之力供养这庞大的军队，积贫之势不可扭转。

    §§§第四节 三冗积贫（下）

    北宋建立后，针对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宋太祖极力加强中央集权封建统治。为分割宰相之权，北宋中枢实行文武分治，号称“二府”，文职事务归中书省由宰相办理，军事政令则由枢密使执掌。宰相与枢密使分别奏疏，互不相知，以便皇帝直接控制政权与军权。同时，为防止宰相擅权，还设置了副相，名为参知政事，以图牵制。

    随着北宋统一战争的推进，五代十国各政权的许多官职原封不动地被继承下来，大批旧官吏被留用，同时又增设了大批的新官职。所以形成了北宋官、职、差遣三种官员并存的独特的官僚体制。

    官是指沿袭下来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仆射、尚书、侍郎、郎中、员外等官员，他们除非有官家的特别旨意，是不管本司事务的。职指殿阁职称，如集贤殿学士、龙图阁学士，他们一般只享有一些荣誉头衔或封号，并凭此领取俸禄与津贴，没有实权。

    差遣则是政府派遣的手握实权的新贵，即实际管事的官。而且，官员不问有无才能，都是按年资升迁。这种推行官职分离的政策，无论是北宋的中央官制，还是地方的官制，都是如此。地方官中，由中央政府派遣的知州、通判等官握有一方大权，原来有的大量旧官职，如节度使、防御使、转运使、常平使等等，依然存在。与此同时，朝廷还广开仕途，采取科举、荫补等措施，尽量将更多的士人吸收到各级政权中来，试图扩大统治基础，将种种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后世统治者承袭了太祖采取一切办法来扩大统治基础的做法，北宋科举取士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唐代科举进士一科每年不过取仕30余人，而太宗时期曾一次取数百人；仁宗一朝，共取进士4千余人，诸科5千多人。北宋恩荫之广，也是其它朝代无法比拟的。一般朝代只荫及子孙，北宋荫官不仅荫子、荫孙，而且还荫及前代、荫及故臣，有的一家荫官多至一、二十人。其它各种入仕之途，北宋也都“大开绿灯”。清代史学家赵翼曾分析道：“宋开国之初，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官僚队伍空前庞大。据记载，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已有1万余员，仁宗皇年间（1049—1054）多达2万余员。

    这些官员享受着优厚的待遇，耗费了巨额经费。有人曾总结：“仁宗时每年收入3900万，官俸支出占三分之一；英宗时，每年收入4400万，官俸支出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时，每年收入5060万，全部作为官俸尚不能维持。”官俸开支已是开国时的80倍。另外，许多官员还代表大商人的利益，要求朝廷放宽对茶、盐、矾等的专卖。自仁宗天圣八年起，解盐实行通商，当年朝廷收入就减少了9万贯，以后每年损耗200多万贯。可见，北宋冗官的泛滥，不仅使养官冗费不断增加，而且还使国家财源日益困顿，直接导致了积贫局面。

    北宋是建立在政权频繁更替的五代之际，因而其着眼点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收回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将领的兵权时，就鼓励他们“选择好大量土地房屋，为子孙存续永远不可动之业”。对整个地主阶级，朝廷也都默许其买卖土地。宋太祖曾自嘲道：“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家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朝廷采取不抑制兼并政策，田赋、商税不断减少，官员是享有免税特权的，其大肆兼并势必直接影响国家的税收。因此，真宗时恢复了职田制度，各级官员的职田都免交赋税。当时全国18路，共有职田234万多亩。到乾兴年间，官吏职田竟然达“天下土地的一半”。同时，他们还依靠“择便好田宅市之”的特权，大肆兼并土地，而且很少交税。大官僚种放，将其家终南山周围200余里的土地全部圈为己有，还在长安“大肆置办良田，每年获利甚厚”。这样就使得“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不得不窘乏”。宋真宗亦曾说：“人言天下税不均，豪强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者）地薄而税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

    财政管理混乱，又加剧了国家的“积贫”。财政主管官员——三司使的权力被夺，人为地制造了财政管理的混乱。“准备边防的经费，乃是三司使得职责，近来委托给转运使，使得出入盈虚之数，三司使不能知道详情。”不仅如此，这些财政官员中，很大一部分还都是庸碌之人，他们根本不考虑如何为国家济世理财，只知道消磨时光、享乐岁月。真宗初年“取天下户籍，户部不知其数，乃考其盈虚，又称之失簿书”。这样的管家，在历史上甚为罕见。

    对此，真宗不得不下令以后由三司掌管簿书，不得遗失，每年还要奏报前一年的钱谷之数。但腐败的政局、多年的陋习，并非是一纸诏书所能扭转得了的。第二年又有“议者言辇下库务，其数逾百三十，出纳或至因循，三司簿领繁多，不能案视”。为此，真宗又特设宫苑使刘承、龙图阁待制戚纶为都大提举诸司库务，让他二人监督京城的储蓄受给状况、访案官员是否贪污受贿以及复验三司出纳之事等。

    尽管如此，北宋的财政管理并未有根本的转变，景佑年间曾想查阅咸平、景德年间的簿书，却无从查找。入不敷出的英宗年代，京师的富国粮仓竟只有18万石大米毁坏。可见，这些财政官员们根本不晓得“出入多少和所蓄之数”。上行下效，“州县之吏，多非其人。土地之利不尽出”，“赋税不均，上下相蒙，积习成弊”。据记载，至道末年，赋税收入总额大约是7090万；但到了土地人口均增加的30年后的天禧五年（公元1027年），全国赋税收入总额却降到了640余万。皇祐年间（1049-1053年），垦田数量也比景德年间（1004-1007年）增加了40余万余亩，岁入谷物反而减少了70多万石。各级官吏不仅不能忠于职守，改变税收日减的严重状况，而且还层层盘剥，使“朝廷得其一分，奸吏取其十倍”。由此看来，北宋在财政管理上并没有一套较为健全的制度与相应的制约措施，再加之“用非其人，坐致匮乏”，加剧了北宋积贫之势。

    还有一点就是皇帝的性格，也使得北宋出现“积贫积弱”。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说：“造就政治家的，决不是超凡出众的洞察力，而是他们的性格。”这就是说，在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的性格与社会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真宗可说是昏庸懦弱，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庸将奸臣，尤其是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被时人称之为“五鬼”；而功盖群臣的寇准、良将石普等人，却遭到排挤。这些奸臣怂恿真宗毫无限制地挥霍民脂民膏。仁宗贪图享乐，迷恋声乐美女，奢侈腐化达到惊人的程度，一次祭享就用一万两千万贯。在这种情况下又雪上加霜。北宋自澶渊之盟后，每年要向辽输银10万两、绢25万匹。后来又增加银10万两、绢15万匹。还向西夏输银7万两，绢15万匹，茶3万斤。

    正是由于从宋太祖赵匡胤到宋仁宗赵祯的近百年间，北宋政权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始终不能安定，围绕着统治权力的斗争错综复杂。在此背景下，历代皇帝都尤为清楚“为天子亦大艰难”的道理，防范“内患”的意识不可能被淡化，只会增强。因此，便对官僚、军队，乃至皇亲国戚，一律采取限制和缩小权力的措施。反映在政权上，具体体现在分割各级官吏权力，收缴地方政、财、兵权，内外相制、上下相维，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等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从而导致北宋社会出现严重的“三冗”问题，最终形成“积贫积弱”的现象。

    而当一个朝代的痼疾无法让忠臣们忍受的时候，革新这面大旗就会被人高高举起。于是，才有后来范仲淹、王安石的变法出现。

    §§§第五节    花石纲与李师师

    “纲”的起源相当早，唐玄宗时，江淮转运使刘宴首创漕运的“纲运之法”，以十船为“一纲”。到宋徽宗赵佶时，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纲的各种不同说法就多起来了，如运税粮的叫“粮饷纲”，从各地直运宫城的叫“直达纲”，专门供奉皇帝挥霍的叫“御前纲”。而花石纲就是宋徽宗最大的一种“御前纲”。

    宋徽宗是个出名的浪荡子，不懂得管理国家大事，专门寻欢作乐。他身边有个心腹宦官童贯，迎合他的心意，替他搜罗书画珍宝供他赏玩。有一次童贯到苏州一带去搜集书画珍宝，有个不得志的官员蔡京想投靠童贯，每天陪着童贯鬼混，还把他自己书写的屏风扇面等送给童贯。童贯得到蔡京的好处，把这些书画马上送到东京，并且捎话给宋徽宗，说他物色到一个少有的人才。？

    蔡京到了东京，又拉了一帮子人替他活动。有个官员对宋徽宗说：“推行新法是件大事，朝臣中是没有人能帮助办好这件事的。如果陛下要继承神宗的遗志，非用蔡京不可。”那个官员还画了一幅图献给宋徽宗，图表上列了大批朝臣名字，把保守派写在右面，把变法派写在左边。右边的名字都是当朝大臣，但左边的名单只有两个名字其中一个就是蔡京。宋徽宗看了，满心欢喜，马上决定让蔡京当宰相。蔡京一上台，就打起变法的旗帜，把一些正直的官员，不论是保守的或是赞成变法的，一律称作奸党。他还操纵宋徽宗在端礼门前立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120人称做元祐奸党，已经死了的削去官衔，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这样一来，一些正直的官员就全部被排挤出朝，而蔡京的同伙却步步高升了。至于王安石制定的新法，到蔡京手里就完全变了样。像免役法本来可以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蔡京一伙却不断增加雇役的税收，变成敲榨人民的手段。

    宋徽宗和蔡京又迷信道士，大造道观。有个道士叫林灵素，在宋徽宗面前胡吹说：天上有九霄，最高一层叫神霄，神霄宫有个玉清王，是上帝长子。宋徽宗就是上帝长子下凡。神霄官还有仙官八百，蔡京、童贯就是仙官再世。这一番胡言乱语，居然把宋徽宗哄得心花怒放，天天请大批道士在宫中讲道。道士们还给宋徽宗献了个称号，叫“教主道君皇帝”。这一来，皇帝就成为道士头子了。

    宋徽宗尽情追求享乐腐朽的生活。童贯替他在苏州、杭州两地征用几千名匠，每天制作象牙、牛角、金银、竹藤的雕刻或织绣品，供他玩赏。所有制作材料，一律向百姓搜刮。日子一久，宋徽宗对那些玩艺儿腻了，想找一些奇草、怪石来换换口味。蔡京、童贯为了讨好宋徽宗，派了一个二流子朱勔，在苏州办了一个“应奉局”，搜罗花石。朱勔手下养了一批差官，专门管这件事。听说哪个老百姓家有块石块或者花木比较精巧别致，差官就带了兵士闯进那家，用黄封条一贴，算是进贡皇帝的东西，要百姓认真保管。如果有半点损坏，就要被派个“大不敬”的罪名，轻的罚款，重的抓进监牢。有的人家被征的花木高大，搬运起来不方便，兵士们就把那家的房子拆掉，墙壁毁了。那些差官、兵士乘机敲榨勒索，被征花石的人家，往往被闹得倾家荡产，有的人家卖儿卖女，到处逃难。

    朱勔把搜刮来的花石，用大批船只运送到东京。运送的船只不够，就截劫运粮的船和商船，把船上货物倒掉，装运花石。这大批船只自然还要征用大量民伕。于是船只在江河里穿梭似地来往，民伕们为运送花石日夜奔忙。这种运送的队伍叫做“花石纲”。

    花石纲一到东京，宋徽宗见了，果然高兴，给朱勔加官升职。花石纲越来越多，朱勔的官也越做越大。一些达官贵人，纷纷向朱勔示好。人们把朱勔主持的苏杭应奉局称作“东南小朝廷”，可见朱勔权力之大了。

    花石纲的耗费“类以亿巨万计”，它迫使广大农民丧家失业，鬻卖子女，阶级矛盾空前激化起来。正如方腊说：“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不堪。”农民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了东南6州52县。花石纲才被迫暂告中断。以欺骗农民阶级和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关系的政治需要为出发点，刽子手童贯代替宋徽宗下了一道假的“罪已诏”，撤罢了朱勔的官职和苏杭应奉局。但是方腊农民起义军刚一失败，朱勔就复了官，“苏杭应奉局”立即重新开张。更加疯狂的掠夺，变本加厉的剥削，一直延续到赵佶当皇帝终了。

    徽宗皇帝另一件为世人所熟知的事情，莫过于他与一代名妓李师师的风流韵事了。宋徽宗17岁成婚，发妻为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册封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俭约，不会梳妆打扮，更不会取悦宋徽宗，因此名义上是正宫皇后，其实并不得宠。此时，宋徽宗宠幸的是郑、王二贵妃。二女本是向太后宫中的押班（内侍官），都生得眉清目秀，善于言辞。宋徽宗为藩王时，每到慈德宫请安，向太后总是命郑、王二女陪侍。二女小心谨慎，又善于奉承，颇得宋徽宗好感，时间一长，向太后有所觉察，等到宋徽宗即位，便乐得做个人情，将郑、王二女赐给他。宋徽宗如愿以偿，甚为欢喜。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徽宗处理奏章，史载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因而，宋徽宗更偏爱郑氏，还多次写情词艳曲赐给郑氏。这些词曲后来传出宫禁，广为流传。王皇后去世后，宋徽宗便册封郑氏为皇后。

    宋徽宗好女色，后宫嫔妃如云，当时受宠爱的除了郑、王二女之外，还有刘贵妃、乔贵妃、韦贵妃等人，也都因为貌美而为宋徽宗所喜爱。其中尤以刘贵妃颇多韵事。她出身寒微，因容貌出色，入宫即得到宠幸，由才人连升七级而至贵妃，可谓是一步登天。然而，好景不长，刘贵妃得到贵妃名号后不久便病死。她曾经在庭院中种植了几株芭蕉，颇为喜爱。有一天，刘贵妃突然抚摸着芭蕉，很伤感地说：“等这些芭蕉长大了，恐怕我也看不到了。”一旁的内侍听到后觉得此话不祥，便告知了宋徽宗，宋徽宗并没有当回事。不料过了两天，刘贵妃便病重卧床，宋徽宗闻讯前去探视时，刘贵妃已经撒手而去。宋徽宗悲痛不已，特为刘贵妃加四字谥号“明达懿文”，并将其生平事迹编成诗文，命乐府谱曲奏唱，以此来寄托哀思。

    内侍杨戬见宋徽宗经常因思念刘贵妃而伤感，便夸耀另一名女子刘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不亚于当年的王昭君。宋徽宗十分好奇，立即将其召入宫中。刘氏出身卑贱，本为酒家女，但长得艳丽动人。宋徽宗一见之下，立即大加宠爱，将丧妃之痛全然忘到了脑后。刘氏不但善于逢迎，还极善装饰打扮，拿现在的话说，就是相当新潮时尚。刘氏自己设计衣服，每件衣服款式新颖别致，装扮起来格外出众。不但宋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的女子也竞相仿效。宋徽宗宠幸的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为其画像，供奉在神霄帝君左侧。

    尽管后宫佳丽如云，但日子久了，宋徽宗就觉得后宫之中尽是刻意造作之态，索然无味，便想到宫外寻找刺激。当时京师有名妓李师师，艳冠汴京。

    李师师本是汴京城内染房人家的女儿，母亲早逝，由父亲煮浆代乳，抚养成人。据说她生下来不曾哭过，一直到3岁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父亲把她寄名到佛寺，佛寺老僧为她摩顶时，才突然放声大哭，声音高亢嘹亮，声震屋瓦。那老僧合十赞道：“这小女孩真是个佛门弟子！”当时一般人都把佛门弟子叫做“师”，“师师”的名字就由此而来。李师师4岁时，父亲因罪入狱，病死狱中，她无依无靠，只好进入娼籍李家。长成后，因色艺双全，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且慷慨有侠名，有“飞将军”和“红妆季布”的称号。天下人上至朝廷命官、王孙公子之流，下到文人雅士、三山五岳之辈，无不以一登其门为荣耀。

    宋徽宗听说李师师的大名后，十分仰慕，便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为了方便寻欢作乐，宋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负责皇帝出行事宜。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行幸局的官员还负责帮宋徽宗圆谎：如果宋徽宗因淫乐当日不能上朝，就说宋徽宗有排档（宫中宴饮）；次日仍未回宫，就传旨称有疮痍（染病）。

    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楼妓馆，并非什么光彩之事，所以宋徽宗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发现。但皇帝与李师师的风流韵事还是很快传开了，不过无人敢过问而已。宋徽宗自以为做得机密，更加频繁地外出私会。只有秘书省正字曹辅实在看不过眼，挺身而出，上疏规谏宋徽宗应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宋徽宗看后勃然大怒，但又不好意思亲自处置曹辅，于是命王黼等人处理此事。王黼为宋徽宗心腹，还亲自引领宋徽宗去过李师师家，自然领会宋徽宗的意思，贬斥曹辅出朝，从此，徽宗与李师师的风流韵事就成了一个禁忌，再无人敢问津了。

    宋徽宗赵佶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有名的昏君。他的品行，正如《水浒传》里所描述的那样：“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在治国上，他昏庸腐朽，重用奸邪，实属庸碌之才；在外交上，他软弱无能，屈辱忍让，最后当了俘虏；在生活上，他挥霍无度，穷奢极欲，这些在《水浒传》里都是有所表述的。

    其实，宋徽宗赵佶倒也不完全像《水浒传》里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他是个颇为有名的画家、书法家。在发展美术事业方面，他是有成就和贡献的。他创造的“瘦金书”，颇得书法家重视，用这种字体书写的崇宁大观等钱币是收藏家至爱的珍品。

    中国人有句俗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宋徽宗"生性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是宰相章淳曾告诫向太后所说的。果然，在宋徽宗统治时代，轻佻治国，大兴土木，以满足他的享受，倦于政事，加上官僚集团趁机大发横财，把北宋江山断送给北方的大金。其实，如果宋徽宗不作皇帝，他会是一个很成功的艺术家。可惜，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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