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宗泽留守，赵构南渡

    当北宋王朝在皇帝被掳掠的一幕中退出了历史舞台后，赵宋王朝却依旧在新的统治者的治下苟延残喘。南渡的赵宋王朝，被人们称之为南宋，而南宋的开国君主就是因杀害岳飞而为后人唾骂的宋高宗。

    高宗爬上皇帝宝座后，一心考虑如何确保帝位。他深恐徽、钦二帝返回，自己的帝位得而复失，决意向金朝统治者妥协退让，以求苟安于东南。在高宗的支持下，黄潜善、汪怕彦加紧割地求和、避敌东南的妥协投降活动，不断派使者前往金国，以探望、迎请二帝为名，试探投降条件。甚至叫张邦昌致书金帅，表达“愿以黄河为界，割让两河之地”的意向。为了表示诚意，禁止把高宗即位的敕文下达两河各地。黄、汪深恐宗泽被任职朝廷，割地求和会毁于一旦，暗中唆使高宗将他调任襄阳知府。但为了对付混乱的局面，防备金兵再次南下，也不得不起用深军众望的主战派首领李纲为宰相，“以收人心”，稳定政局。

    建炎元年（1127）六月一日，宗泽晋见高宗。此前他曾在《贺康王即位表》中提出，希望高宗担负起“嘉靖中兴之事，戡除外侮之凶残”的重任。这次进京后，所见所闻与自己的意愿完全相反，割地求和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朝廷，自己竟被安置到后方的襄阳。于是，他接连给高宗上了《条画四事札子》、《乞毋割地与金人疏》。前者着重批评高宗用人不当，赏罚不公，这里显然是指责用黄潜善、汪伯彦主持朝政不当，也包括对自己的安排不妥；后者猛烈抨击割地求和的主张，指出“为是说者，不忠不孝之甚也”。高宗也感到将战功卓著的老将置于后方难以自圆其说，便改任宗泽为青州知府。李纲也是六月一日到达的，再接受任命后积极部署两河的抗金工作。宗泽感到青州并非抗金的要冲之地，难以实现自己抗金卫国的抱负，便上书表达自己抗金的决心，反映了河东各界盼望收复失地的强烈要求。李纲非常敬重这位老帅，视为是自己最可信赖的战友。当时开封尹、东京留守相继出缺，就极力推荐由宗泽出任。高宗接受李纲的建议，先任命宗泽为开封尹，不久又加职延康殿学士、迁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

    宗泽受任开封尹后，对前景充满信心，立即走马上任，正如他在途中所作《雨晴度关》诗中所写的：“燕北静胡尘，河南濯我兵。风云朝会合，天地昼清明。”认为只要训练好军队，会集各方面力量，必能打败金兵，恢复昔日开封的和平繁荣景象。面对残破不全的开封城和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他首先从安定民心、解决民生问题入手。下令逮捕了一批勾结金兵、为虎作伥者，就地正法，以清除金兵的内应；同时在全城张贴告示，严禁盗窃，犯者不论赃物多少，一律按军法处置。

    于是，“豪强退缩，盗贼屏窜”，迅速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鉴于物价飞涨，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他密令衙内厨子和监库使臣，买来米、面制成笼饼和酒，核计成本，发现笼饼只有市价的三分之一，酒只有市价的十分之一。他传唤一个作坊饼师审讯，并以“哄抬物价罪”斩首示众，杀一儆百，从而煞住了哄抬物价的歪风。他深知物价暴涨源于货物缺乏、要稳定物价必须开辟货源。于是发动群众疏通汴河、五丈河，“泛应纲运”，使各地货物源源不断运到开封。他还恢复了“税盐制”，允许百姓贩盐，盐价随之下降。由于宗泽理财有方，开封很快重现了货物充盈、物价平稳、人心安定的繁荣景象。在驻军中也积储有半年的粮草，为抗金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金兵占领期间，开封城的防御设施被破坏殆尽。金兵撤离开封后，仍屯留在黄河北岸，距开封不足200里，鼓角之声朝夕相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战事。整军布防是面临的最急切任务。宗泽大力修复楼橹，开浚壕河，修造守御之具，把分散在开封内外的宋军组织起来，按城的四壁分为四区，各置统领为守御使臣，选派四位“有谋略勇敢之士”分任四区提领，规定各区的防守范围和职责，把召募来的义兵，分隶各区统领管辖，与正规军协同作战。

    为了对付金国的骑兵，宗泽汲取他人的经验，制造了“决胜战车”1200辆。每辆战车就是一个独立的战斗单位。“每辆用55人，一卒使车，8人推车二人扶轮，6人执牌辅车，20人执长枪随牌辅车，十有八人执神臂弓弩，随枪射远。”每十辆战车为一队，共120队。宗泽派两位将领担任指挥和操练。每日操演“回旋曲折之阵”，协同步兵作战。宗泽在加强城防建设的同时，还极力扩大防守范围。在城郊选险要之处，建立了24座坚固的壁垒，派兵数万驻防；沿黄河修筑纵横相联的“连珠寨”，分兵把守；同时把开封府濒河72里，平摊给府属16县负责守卫，令挖掘深阔各丈余的壕沟，沟南密植鹿砦等，以防金国骑兵的冲击。这样，从开封城至黄河南岸建起了纵深的防御体系，这是开封有宋以来的最强固的防御设施。

    九月初，宗泽获悉金兵在真定一带调兵遣将，蠢蠢欲动。他渡过黄河，前往视察河北各地驻军，约集河西忠义统制共商对策；同时致函河北西路招抚使张所，邀他出兵配合。早在八月间，主和派为了打击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极力低毁招抚、经制两司的设立，猛烈攻击张所、傅亮。李纲上疏为张、傅辩解，高宗置之不理，李纲仅做了75天宰相就被迫辞职。

    朝廷接着下令免去张所的河北西路招抚使职务。正在部署战斗的张所，突然接到免职谕令，因而不能领兵出战。其部将都统制王彦决心按张所的部署，率军渡过黄河，袭取卫州新乡。金帅以为宋朝派大军进击，急忙调集数万金兵围攻王彦部。王彦战败后，退守共城西山，吸纳两河忠义民兵，组成名闻遐迩的“八字军”。宗泽感到王彦部孤处敌后，有被歼灭的危险，函约王彦到开封共商，建议他移师黄河南岸，以壮宋军声威。王彦接受宗泽的建议，移师黄河南岸，拱卫开封。

    宗泽历来关心民生疾苦，注意民心向背，他从广大群众风起云涌的抗金斗争中，看到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抗金力量。宗泽被派往磁州时，就是凭藉对广大人民的信赖，勇敢地奔赴抗金第一线，组织群众抗金，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宗泽出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尹后，目睹“河东、河西、河北、京东、京西之民，咸怀冤负痛，感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气，直欲吞此贼虏”，他们纷纷自动组织起来抗金。

    尽管这些群众武装的渊源和构成各不相同，有抗金自卫武装，有农民起义军，有散兵游勇，有“盗窃集团”，但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社会矛盾的情况下，他们都有抗金的要求。宗泽深信只要举起抗金大旗，晓之以理，待之以诚，齐之以法，一定可以把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抗金。开封保卫战胜利之后，宗泽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各地纷纷派人前来开封联系。宗泽在奏疏里说：“河东、河北山寨义民，数遣人至臣处，乞出给榜旗，引领举通，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协心，扫荡番寇。”宗泽越来越感到联络两河义兵的必要性及其深远意义。

    王善拥兵号称70万，战马万匹，是当时的一支最强大的义兵。他们活跃在濮州一带，并打算进占开封。宗泽获悉后，不顾部下的劝阻，单骑前往王善军营，一见王善就了着他的手，仰天号泣曰：“朝廷当危难时，无一人出为时用，使当时有如公辈，岂复有今日之患。”王善见鬓发皆白的老帅单骑前来相邀，言词恳切，感动万分，热泪盈眶，回答说：“敢不效力。”王善到开封晋见时，要求带一部分全副武装的义兵同来，宗泽毫不犹豫的批以“从便”两字。三天后，王善带领全部人马到开封投奔宗泽，其中披甲的仅五百骑。宗泽在留守司衙门宴请王善，并告诉他授以节使。席终，王善请宗泽去义兵营寨检阅，宗泽慨然接受，前往慰劳义兵将士，“第赏有差”。

    宗泽的爱国热情，宽广胸怀，真心诚意对待义兵，以及礼贤下士的态度，深深感动了王善及其将士，他们愿意听从宗泽的号令，积极投入抗金斗争，为保卫开封作出了巨大贡献。丁进过去是“巨寇”，应召率部来开封参见宗泽。宗泽的僚属怀疑他并非真心，打算暗中派甲士保护宗泽。宗泽不以为然，对僚属们说：“正当披心腹待之，虽木石可使感动，况人乎？”坦然接见了进，待之如老部下，亲切交谈，关怀备至。隔天，宗泽又应丁进之请，亲去丁进军营犒军。丁进见宗泽对自己如此信任，更坚定了追随宗泽抗金的决心。此后丁进部下有阴谋作乱者，丁进都亲自严加处理；坚决维护抗金的团结。在宗泽的感召下，王再兴率义兵五万，李贵率义兵两万，杨进率义兵30万，纷纷投奔宗泽，并把各自的队伍了到开封一带，协同守卫开封。

    宗泽治军严明，赏罚公正，对正规军和义兵一视同仁，绝不偏袒。英勇战斗的义兵将领得胜或负伤归来，宗泽同样亲自去祝贺和安抚。如马皋，是义兵首领丁进的副手，每次与金兵战斗，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有一次，马皋在战斗中负伤归来，宗泽得讯后，亲往慰问并嘉奖其战功。恰巧这时送来前线告急的报告，宗泽问马皋：“派谁去合适？”马皋慨然日：“非皋不可。”便裹伤出战，大败金兵，并擒获一个金兵将领。但对违犯军纪者，虽义兵首领他也决不宽容。如义兵首领赵海，原是“贼之雄者”，投奔宗泽后，本性不改，在板桥设卡勒索过往行人，并残杀太尉闾勍的8个侍从。宗泽接到报告后，立即召赵海去开封。赵海带领五百甲士同来，企图顽抗。宗泽问明情况后，认为赵海所部胡作非为，其责任在主将，下令将赵海系狱，第二天斩首示众；对赵海部众则不追究责任，令次将“领众还营”，并告诫他们要爱护士卒。由于宗泽处事公正严明，赵海的部众也心悦诚服地接受宗泽的处置。在宗泽的领导、教育和帮助下，各义兵很快克服了各自的弱点和不足，形成一支纪律严明，步调一致的大军。

    面对金兵的大举入侵，宋王朝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宗泽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联合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共同抗金。他首先从策动金兵中原辽国降将入手。王策就是其中之一。金帅对王策很信任，经常派他带领千余骑兵往来黄河两岸，措置边事。宗泽密令统制王师正设法将他擒获，解送开封。王策自以为被俘后必死无疑，想不到宗泽亲释其缚，待以酒食，并耐心地开导说：“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国，今女真辱吾主，又灭尔国，义当协谋，以刷君父之耻，汝何不悟？”王策听了十分感动，哭泣道：“蒙再生之恩，且闻公之意，使策晓悟，敢不尽死节以报！”于是，把金兵在黄河一线的布防情况，—一向宗泽禀报，为宗泽制订北伐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策反王策成功，宗泽进一步看到了联合被奴役各族共同抗金的可能性和迫切性，并进行了全面部署。宗泽亲自撰写了《散示陷没州县榜文》、《散给被掳民人公据》、《散给契丹汉儿公据》，上奏朝廷，提出了开展这方面工作的建议。接着，宗泽将《散示陷没州县榜文》，在金兵占领的州县广为张贴，号召他们“回戈掩杀贼人，永为我宋太平赤子”；把《散给被掳民人公据》散发给被金兵所掳之人，认为他们“多是我国良民”，叫他们收存《公据》，待“大军到日执呈，免致误被杀戮”。同时加紧对金兵中原辽国降兵降将的策反工作。每当俘获金兵中原辽国降兵降将，宗泽常常亲自接见，向他们宣传共同抗金的道理，并由“契丹”、“汉儿”陪同，一道做他们的工作，然后发给资粮，予以释放，并令各持《散给契丹汉儿公据》数百份，回到原辽国地区散发。《公据》云：契丹、汉儿自与我宋盟约几百年，实兄弟之国。顷缘权臣奸议，遂结金人坏乱耶律天祚之后。今将欲发大兵过河尽行剿除，又恐仓卒之际，不暇辨理，枉有杀戮。已约大军期应契丹、汉儿，特给公据，仰各收执，以为信验。

    当时“契丹”、“汉儿”既不满金王朝的残暴统治，又害怕宋军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伐，处于苦恼彷徨之中。他们得到《公据》，解除了后顾之忧，就坚定地站到宋军一边，准备迎接宋军的北伐。原辽国地区有些人，还冒着风险，越过金兵的封锁线，前来领取《公据》，并说：“契丹、汉儿皆愿得公据，以俟王师”。宗泽认为国内各族建立的政权，都是“唇齿之邦，兄弟之国”，这是他联合被奴役各族共同抗金的思想基础，也是他追求的目的。当时辽王朝已被金王朝所取代，抗金斗争取得胜利后，对原来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这个政权如何处置？宗泽主张各复其国，“约为与国”。他以孔子的“兴灭继绝”之说为依据，向高宗一再建议，派使臣去原辽国地区，“声言立契丹天祥之后，讲寻旧好。且兴灭继绝，是王政之所先，以归天下心也”。但高宗置若罔闻，不予理会。

    在宗泽领导和主持下的开封，建成了纵深的防御体系，聚集了强大的抗金武装，并在战斗中选拔了一批智勇双全的将领，成为抗击金兵南侵的中流砥柱。

    §§§第二节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一个并不起眼的城市，在南宋王朝来临后，却一跃而成中国当时最繁华的都市，这个城市就是临安（现杭州）。

    当赵构登基大宝后，金兵并没有停止对他的追击和打压。以致于赵构的朝廷成了移动的朝廷，甚至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

    金兵凶猛南下，袭破扬州，穷追猛打，高宗犹如丧家之犬，不断转移，经镇江、建康逃往杭州，又从杭州经越州、明州，浮海窜奔温州。这时幸有抗金事业的继承者爱国将领岳飞、韩世忠等奋起抵抗，才迫使金兵北撤，保住了半壁江山。宋高宗在绍兴府居住了一年有余，又将“行在”迁往临安府，表面上谓之“行在”，其实将以为久居之地。经过金军的焚杀之后，北方的流民成为临安府居民的多数，他们往往盖茅草房来居住。

    宋高宗暂时不得不同金与伪齐处于战争状态，以战求和，窥望在半壁残山剩水中寻欢作乐。他骨子里并无恢复河山的打算而是将东京汴梁、西京洛阳等地视为异域。宋高宗和一些大臣甚至连“北伐”、“收复汴京”等类似政治口号也不敢使用，“约束诸路，不得擅自出兵”。有的官员接纳了越界归宋的北方军民，竟遭到朝廷的严惩。宋高宗为首的统治者们为了及时行乐，舒心享受，就必须重建这座城市。

    宋高宗因何要定都杭州呢？难道是因为杭州的财政收入可以供他享乐吗？其实他看重的是杭州的地理位置。杭州，在五代时曾为吴越国都城西府，又是未经唐末战乱破坏的少数城市之一。北宋时代，仁宗曾称赞为“地上有湖山之美，东南第一州也”。杭州城西的西湖经过唐朝白居易主持开修，五代时有多次疏浚，再现西湖的美景，促进了杭州的繁华。

    北宋的欧阳修在嘉祐四年（1059）时盛赞杭州“今其民幸福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沓霭之间，可谓盛矣”。表明当时的杭州乃是一座风景如画，居住有五、六十万人的极繁华的外贸城市。尤其是在元祐五年（1090）苏轼主持的大规模的疏浚西湖，是一次带有根本性的水利工程建设，它奠定了西湖的基本格局，增添了为后世称道的苏堤和六桥，使得西湖景色更加秀美。同时杭州背海而建，地处长江和钱塘江流域，土地肥沃，地势平坦，河湖港汊密布，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加上金军不善于水战，耐不住酷热。故而高宗相中此地。

    在南宋初年，将杭州升为临安府，绍兴二年，将行在驻跸于此。绍兴八年（1138）定都（称“行在所”，意思为行都）临安府，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此后修建了宫殿，建造城池，虽然远不能和旧都城汴京开封相比，但繁华兴盛程度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高宗称其为“行在所”，只是表示“首都”名义上仍是东京开封而已，用来彰显皇帝依然要收复故土。

    南宋的临安府城，是在五代吴越国的西府城基础上修建而成的，城的北部紧缩而东南部分扩大，并且将土城改造为砖城，东西窄而南北宽，呈一腰鼓形，故俗称是腰鼓城，城周长36里。高宗所居住的宫城坐落在临安城内东南的凤凰山脚下，是由原来的杭州知州的牙城所改建成的，前面为朝堂后面是寝宫，前朝主要宫殿为文德殿，是最主要的大殿，始建于“绍兴和议”签订之际，因用度不同而更易殿牌，文德、紫宸、大庆、集英四殿及明堂，实为一殿；也建有收藏先帝文集的阁，虽有龙图、显文等九阁名，却实为一阁，宫城是南宋最辉煌的建筑群。

    临安也有一条横贯南北的通衢大街——御街（天街），由于南宋宫城建在临安城的南部，因而这条大街从宫城的北门“和宁门”开始，首先是南宋朝廷的中枢机构都堂、枢密院、中书门下省、尚书省以及六部等。御道两侧也是商业中心区，酒楼茶肆更是遍布全城各个商业街区，每日清晨五更早市开始，一直经营到后半夜三四更才歇业，而且有些饮食店更是通宵营业，昼夜经营。同时也聚集了各种杂技、说唱艺术于一地的瓦子，主要是集中在御街两侧及附近地区，有大瓦子、中瓦子、下瓦子（又叫北瓦子）、南瓦子等等，尤以下瓦子最大，有勾栏13座，有说书的、讲史的演杂耍的、乐舞的、木偶戏的，以及早期杂剧、说唱等，瓦子中或者附近通常都有大小酒楼，著名的熙春楼就在南瓦子，三元楼在中瓦子，日新楼在下瓦子，城外郊区也都有不少瓦子。还有不少专业性的商业街道，供应这百万人大都市的各种货物。如北关外的米市桥、黑桥，新开外草桥下南街的米市，是供应全城食米的集散地。此处，如炭桥的药市、官巷的花市、融和坊南官巷的珠子市，以及肉市、菜市、布市等等。全盛时人口达到百万，取代北宋的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城内主要的商业街道在灌圃耐得翁于南宋端平二年（1235）所著的《都城纪胜》中有概括性的记载，描绘了临安府城的商业盛况。“自大内宫城和宁门（北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而“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尤盛，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 吴自牧的《梦梁录》也记载了临安城所需要的部分商品的产地以及经水运到达的情况。临安城所需米“仰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

    重建的结果，则是使千娇百媚的湖光山色成为屈辱与投降的象征。高宗整天享乐在杭州的美丽风光中。“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著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南宋诗人林升曾写诗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

    但赵宋王朝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抗金将士们依旧流淌着收复旧河山的血液，于是，我们看到了立志直捣黄龙府、大战黄天荡的壮丽诗篇。

    §§§第三节    贤相李纲的75天

    古人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南宋初年的情况，似乎与之相悖。从赵构于1127年五月一日在南京应天府称帝，直至1138年秦桧任宰相专权止，仅仅11年间，就换了13任宰相，平均每一任宰相在任不足一年，有的宰相任职甚至不足百天，就被罢免。如此频繁的更换宰相，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少见的。这不禁让我们深思，是什么原因导致南宋初年宰相频频更换，形成这样一个如同没有宰相的朝廷，是皇帝专权的个人意愿？是宰相个人行为的纰漏？还是兼而有之？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重新回顾南宋初那段让人辛酸、悲痛的历史。

    靖康二年（1127），在金人支持下，宋宰相张邦昌被迫建立的“大楚”傀儡政权，在金军北归后，张邦昌宣布退位，仍称太宰，并迎哲宗废后孟氏入宫，尊为元祐皇后，垂帘听政。同时，派人寻访康王赵构。靖康之难后，赵构成为徽钦诸子中唯一没有被俘虏北去的亲王。接到张邦昌的传国玉玺后，于五月一日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改为建炎元年，是为高宗，孟后专政。

    高宗继位后，为维持政局的稳定，避免落下乱杀士大夫的骂名，并没有追究张邦昌的僭越行为，仍任命他为宰相。但在高宗内心，对张邦昌极度不满。

    高宗继位初，面临着一副烂摊子。金人虽退，但随时都可能南下，山河破碎，乱世英雄四起，朝中既无谋臣，又无良将。加之继位时自己的声望并不高，继位得不到充分的承认。因此，迫于形势的需要，他急需一位“天人人望所归”的良臣入相。因此，继位不到一个月，他就命当时主战派声望颇高、深得民心的李纲为右相；并任命自己信任的左右手黄潜善兼御营使，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兼副御营使。

    李纲一上任，就不依不饶地弹劾了左相张邦昌“僭越行为为公议所不容”。早已对张邦昌心存不满的高宗，正好以此为由，将他踢出朝局，除去眼中钉。刚入相的李纲，极为配合皇帝的需求，成为其思想的代言人。他针对高宗继承的合理性问题，提出了用权势来借神灵行人事收买人心的方法，利用民间香火极盛的崔府神君的神力虚构了“泥马渡康王”的故事，来说明高宗的皇位是天命所归的。

    但在与金是战是和的问题上，李纲与高宗产生了分岐。高宗害怕主战给自己带来麻烦。一个在思想和行为上不能与皇帝保持一致的宰相，注定要在这场权力场游戏中出局。入秋，金人以张邦昌被杀为由现次攻宋，主降派和主战派再次出现了分岐，主降派的黄、汪主张南逃，迁都扬州，而李纲主张坚守中原、稳定局势。高宗内心很矛盾，虽不甘心屈居东南，做个南朝霸主，又害怕重蹈徽钦被俘的覆辙。因此，圣旨朝令夕改，李纲就以高宗“独留中原”承诺极力反对高宗“巡幸东南”的手诏，招致了高宗的憎恶。八月，李纲升为左相，黄潜善替补右相，汪伯彦进知枢密院事，对李纲形成子钳制之势。由于黄、汪主降派的破坏，葬送了两河抗金的大好形式，加之一些小人乘机谗言，李纲被罢相贬往外地，从此再未入朝大用过。一代杰出的宰相，就这样牺牲在皇权和主降派的旋涡中。

    李纲任相仅有75天，他的罢相，激起了正义人士的愤慨。太学生陈东自备棺木，舍身成仁，要求请留李纲，并责问高宗“他日钦宗归来，不知何以自处”。另一布衣欧阳澈，也指责高宗沉溺女色。他们所言，句句不合高宗心意。对其继位合法性和纵情声色的揭露，正好触到了赵构的禁忌。高宗不惜时违背太祖誓言“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将二人斩杀于应天府东市。

    李纲被罢后，他所规划的军政措施全部作废，金军步步紧逼，中原大乱。高宗逃往烟花繁华的扬州作为“行在”。岁末，任黄、汪分别为左右宰相，说“潜善做左相，伯彦为右相，朕还怕国事办不好吗？”从此，自己流连中行宫中寻欢作乐。建炎三年三月，金军大举南侵，直攻入扬州，军民死伤无数，高宗也狼狈地逃窜到了杭州。朝野上下，对奸臣黄、潜十分不满。他们自担任宰相以来，把持朝政，残害忠良，正是他们一心求和而不修装备，才导致了金军的南下和宗室的四处逃亡。高宗对他们俩不能早日防范，让自己吃足了苦头所不满，迫于朝朝下下的压力，不得已罢免他们，任命朱胜非为右相。黄、汪本是庸才，但他们瑞磨高宗心理，想其所想，做其所做，思想和行为紧跟高宗的步伐，得到了他的充分信任。但皇帝必竟是一国之君，尽管黄、汪的行为也只不过是高示思想的执行者，但没有人敢指责君主的错误，黄、汪最后也不免沦为高宗的替罪羔羊。

    在逃往杭州途中和到杭州后，高宗手下的宦官康覆作威作福，肆无忌惮、横征暴敛、颐指气使，引起官民强烈不满。在罢免黄、汪后，昏庸的高宗反而升主张逃跑的王渊为枢密使，主持军事。王渊是个胆小贪鄙的庸才，靠巴结宦官康覆爬上来的。他一向庸碌无为，毫无威望，甚至逃跑时为逃避责任冤杀部下抵罪，使得大臣们对他愤恨不已，这次王渊无显功却骤迁要职，将领们十分不满。尤以苗傅和刘正彦为最，苗傅自负世代为将，不愿久居人下；刘正彦则是数次获得大功，却没有任何赏赐，因此，两人对王渊的升迁更是愤恨不平。他们听说王渊此次升迁与宦官相勾结的结果，便决定密谋政变，先斩王渊，再杀宦官。三月，苗、刘在杭州发动政变，诛杀王渊、康覆。交胁迫高宗禅位给三岁的皇子，由隆裕太后垂帘听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苗刘之变”。政变发生后，正在江宁的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頣浩和礼部侍郎张浚联络武将韩世宗、刘光世等起兵勤王。四月一日，苗、刘在韩世宗的军事压力下，被迫恢复高宗的帝位，率众出逃，一个月后，被韩世宗抓获，不久被处死。高宗恢复帝位后，将朱胜非罢相，任命吕颐浩为右相，张浚为知枢密院事。在“功刘之变”过程中，宰相朱胜在与叛将虚与委蛇，缓解事态，争取时间上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他即末能保驾，在与苗、刘对峙中也末能劝服敌人，避免高宗的退位，并见证了整个政变的过程，这对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来说是颜面无存的。在政变过程中，吕相考虑过与政变者打过交道，政变平定后是不适合在追随高宗左右的，自请罢相。

    七月，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打算将临安作为临时的安乐窝。这月，金军以兀术为统帅，分四路大举南侵，兀术亲率主力追击南宋小朝廷。高宗一方面遣使赴敌营乞和，国书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由“大宋皇帝构致书大金帐元帅前”降格改称为“宋康王赵构谨致书元帅阁下”，但兀术此次南侵，宋高宗势在必得，完全不理会高宗的摇尾乞怜，一举突破了结核长江防线，占领建康，直扑临安。十月，高宗逃往越州、明州。十二月，接受宰相吕颐浩的建议“即登海舟之后，敌骑必不能袭我”，入海避敌。兀术于正月十六日攻陷明州后，随即乘船入海准备追获高宗，途中因遇风暴，被宋军水师击退，退回明州。南下金军由于战线过长，后方空虚，因此，在完成“搜山检海”的预定目标后，开始北撤。一路上纵火焚城，掳掠奸淫，明州、临安、平江府数日烟焰不绝。三月，金军行至镇江焦山寺附近的满面时，遇到韩世宗所率水师的拦截，其妻梁氏亲自击鼓助战，将金军逼入黄天荡，以8千人托住金军10万大军40多天，取得了黄天荡大捷。同时，岳飞的率的岳家军打败了兀术的陆上部队，收复了建康。从此，金军不敢南渡。

    宋高宗一行在三月间得知金军北退的消息后，从温州北方，四月初到达了越州，结束了5个多月的海上逃亡生活。当韩世宗、岳飞阻击金军于镇江、建康屡屡获胜之际，宰相吕頣浩主张高宗应北上鼓舞宋民土气。高宗随后下诏亲征。但抗金并非高宗的本意，在全国抗金浪潮下不得不答应亲征，高宗只想以抗金所取的胜利做为谈判砝码。此时的吕宰相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与高宗越走越远。此时，赵鼎乘机攻击吕颐浩的亲征之策“敌骑起袭我之计，能保其必胜乎？”实际上是指亲征是轻举妄动，吕颐浩也因此举违于众论而被罢相。亲征之事也不了了知。五月，范宗尹被任命为右相，赵鼎也被升任为签书枢密院事成为执政官。从赵赵鼎的罢免我们可以看到，宰相是为皇帝服务的，一旦与皇帝的政见不合，即使像吕相这样在“苗刘政变”中拥护高宗的有功大臣，也避免不了下台的命运。

    §§§第四节    奸相秦桧的17年

    金军主将挞赖认为不能消灭南宋，就应使南宋臣服于金朝。于是，将奸细秦桧放回，让秦桧劝服高宗臣服于金。秦桧以投降议和的姿态登上了南宋的政治舞台。秦桧果然不负挞赖重望，初见高宗，就提出“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主张南北议和。高宗也正有此意，二人思想一拍即合。在宰相范宗尹的推荐下，归朝不到3月，就当上了参知政事。

    刚30岁出头就做上宰相的范宗尹，可谓少年得志。上台后，他建议高宗追夺徽宗以来的“滥赏”。对于这一点，高宗心里并不打算“归过君父，敛怨士夫”。范相的建议一提出，因涉及面太大而浮议蜂起，引起了多数人的反对。曾经“力赞”此议的秦桧发现势头不对，高宗对范相有所不满，便转向峰头，落井下石，弹劾范相。绍兴元年（1131）年七月，范宗尹罢相出朝。一位年青有为的宰相就这样被扼杀在权力争斗中，年轻是固然是优势，但对一位身居错综复杂官场中的宰相，年轻就是一剂毒药，政治上的不成熟早晚会导致自己出局。

    除掉自己独揽朝政的第一个障碍后，秦桧便向高宗推荐自己，表示“倘若为相，将有二策耸动天下”。高宗对秦桧与自己同样的主和立场很满意，也需要这样一位宰相为自己议和的先峰，便在八月，任命秦桧为右相。这标志着南宋初年以和为主基调时代的开始。次月，召回曾在苗刘之变中勤王有功的旧相吕颐浩，任命为左相。

    秦桧入相后，知道自己势单力薄，不足以与吕相抗衡，便大力扶植党羽，拉拢名士。吕相发现秦桧排挤的行为后，举荐前宰相朱胜非出任同都督。高宗对朱胜非的印象很好，因在苗刘之变中有一定的功劳。为收敛秦桧植党揽权的行为，就召回朱胜非回朝堂议事。高宗的决定令秦桧开始警惕，失去皇帝信任意味着权力的失落。为挽回这种败局，重拾高宗的信任，秦桧迫不及待地向高宗兜售自己的“耸动天下”的方策，核心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这是秦桧初见高宗时“南自南，北自北”方针的具体化，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但这次，高宗并末采用，而是勃然大怒：“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罢免了只做了一年宰相的秦桧。高宗此时的心里是矛盾的，他虽一直倡导议和，但又不甘心始终处于臣属的地位。而金朝欲消灭赵氏政权，另立傀儡政权的方针一直末变，所以，高宗不得不做两手准备，一面议和，一面抗金。秦桧并不了解高宗的思想，一味求和，与高宗的意图出现偏差，被罢宰相只是其作茧自缚的结果。

    秦桧罢相后，出现了吕颐浩与朱胜非并相的局面。由于吕相肚量稍狭，在对金朝与伪齐用兵时，不能用李纲，九月再次被罢相。绍兴四年九月，朱胜非罢相，由赵鼎代他独居相位。赵鼎是宋初少有的杰出宰相，号称中兴名相，《宋史》有段对他的评价“及赵鼎为相，则南北之势成矣。两敌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衅，则养吾力以俟时，否则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为国，专以固本为先。”绍兴五年，高宗命赵鼎为左相，张浚为右相。赵鼎与张浚搭配，本是极佳的组合。绍兴六年，张汉代决定出兵，收复失地。七、八月间，岳飞的军队直捣伊洛，逼近西京洛阳，朝野大为振奋。张浚要求高宗侈跸建康鼓舞士气，赵鼎力求稳健，主张进幸平江。二人在军事战略上出现了矛盾。张浚乘机逼迫赵鼎罢相出朝，同时，将秦桧引荐入朝为枢密使。

    张浚独居相位后，揭开了削兵权的序幕。由于宋朝是通过“黄袍加身”而建立起来的王朝，所以对手握重兵的大将时刻保持着警惕，防止有朝一日，历史重演，推翻自己的江山。所以，宋代重文轻武艺、以文制武艺的现象十分突击。宋代这种安内重于攘外的政策在宋高宗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南宋初，由于金军一心要灭亡南宋，生擒赵构，高宗迫于形势，不得不让将帅居高位，掌重兵，但他对这些将帅一直抱着且信且疑的态度。苗刘之变后，加深了高宗对武人的防范心理，刻骨铭心地记得武将跋扈的严重后果。所以，张浚削兵权的行为正合高宗的心意，因此得到了他的默许。尽管他对张浚主战决无好感，但比起赵鼎来，张浚有长于军事的虚名，更有利于恢复“以文制武”的祖宗家法，因此，在出现二相相争时，高宗更偏向张浚。

    在张浚夺郦琼兵权时，走漏消息，郦琼抢先发动兵变，裹胁4万多淮西军投降伪齐刘豫。淮西之变，朝野震惊，纷纷指责张浚，主和派再次联合起来将矛头指向主站派张浚，高宗对其主战也耿耿于怀，将其罢相。张浚的主战思想并不能打动高宗，但其削兵权的作法恰好符合高宗的意愿，成为高宗手中的一枚棋子，一旦无利用价值，即被毫不客气地抛弃，张浚的结局正是最好的例证。

    张浚被罢后，高宗并没有启用秦桧，而是重新任用赵鼎为相。因为赵鼎并不反对议和，只是反对过分地向金屈膝让步。在议和方面，基本与高宗保持一致。秦桧对于自己末能入相不失所望，但不动声色，而是极力讨好高宗和赵鼎，等待机会东山再起，逐渐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在议和的过程中，高宗不能容忍赵鼎对议和问题的斤斤计较。秦桧看准时机，向赵鼎一党发动了最后的攻击。放出赵鼎“自国去就”的流言，使朝野确信赵鼎将会自动辞职。迫于方面压力，不久，赵鼎即被罢职。与时同时，秦桧对高宗开价说：“畏首畏尾，不足以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请独与臣议其事。并请求高宗考虑三天再做决定。3天后，高宗决议议和，决定独相秦桧。秦桧完全取得了高宗的信任，秦桧独相的局面形成。结束了自南宋初开始，宰相频繁变更、二相共理朝政的局面。自从绍兴八年（1138）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去世为止，秦桧独相长达17年之久，地位始终难为摇撼。

    南宋初，宰相频繁变动。几乎每一次宰相罢免都与皇帝有一定的关系。正是由于宋朝中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扩大，宰相成为皇帝统治的一个工具，一旦不为皇帝所用，或与皇帝意思相背离，马上就遭到罢免的命运。使南宋初年政局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宰相为数不多频繁，虽名有宰相，实无宰相，宰相不过是皇帝操纵在手中的一枚棋子，形成了“朝中无宰相”的奇怪局面。

    §§§第五节    和议，和议，还是和议

    纵观两宋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弱”字足以概括宋代在对外政策上的表现。自从宋高祖和宋太祖收复燕云十六州失败后，“守内虚外”便成为大宋王朝的基本国策。面对周边日益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一味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朝堂上投降派和主战派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双方势力也曾此消彼长，尽管主战派曾经占过上峰，取得了一定的反击胜利。但以皇帝为首的投降派也只不过将这些暂的胜利作为议和的法码，最终都是以宋吃亏，外敌胜利的和议的签定而暂时宣告终结，这些和议的内容，从始至终贯穿着妥协退让、甚至屈膝求和的特点。最终演变成为亡国之恨。

    景德元年（1004）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20万两、绢10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庆历二年（1042）辽兴宗索取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十县地，各增银、绢各10万。庆历四年（1044）北宋与西夏议和，北宋又每年大方地“赐予”银五万两、绢13万匹、茶叶2万斤，此外在节日赠夏银22000两、绢23000匹，茶一万斤；元佑元年（1084）司马光、文彦博割安疆等四寨与西夏。以换取西北边境的苟安。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乞求女真贵族退兵。

    宋室南渡后，统治者继续奉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南宋政权长期与金对峙，面对金人铁骑的威胁，以皇帝为首脑的投降派更是加紧了议和的步伐，先后有绍兴和议，规定每年向金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隆兴年间，北伐失败，主战派无奈下签定的“隆兴和议”。宁宗时，北伐的再次失败，签定了“嘉定和约”，不仅把与金作战失败的韩的首级函封送给金，还要增加岁币。这些屈辱求和的条约，也使南宋政权由与金最初的臣属关系发展为叔侄关系，直至最后的叔伯关系。这些屈膝投降的政策，曾经对辽、金有效过，换回过宋朝国内暂时的安定，但到南宋后期，这一政策对为一心想统一中国的元朝统治者来说，已经不灵光了。南宋统治者的投降政策不过是剜肉补疮，饮鸩止渴而已。

    历史的发展，总是带给我们更多的困惑：为何经济、文化空前发达的宋代，在对外交往上始终底气不足，和议颇多？为何南宋政府在主动北伐时，还是会以失败与和议的签定而告终？为了寻求历史的答案，解开迷团，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南宋和议的签定过程。

    南宋建立后，一些爱国人士为雪靖康之耻，纷纷要求收复失地，迎回被俘的徽宗和钦宗。宋高宗虽然口头答应要出兵，与金开战，收复失地，迎回二圣。但担心二圣的回归会打破他的皇帝美梦，又不敢得罪掌握兵权的主战派。因此，高宗采取了二手策略，对于岳飞、韩世宗等主战派表面上给予支持，暗地里对主战派的活动处处掣肘；同时，开始重用秦桧之流的主和派，并派人暗中与金进行和议。在皇位和统一大业之间，高宗选择了前者，为保住帝位，甘心偏安一隅。

    绍兴七年（1137），金朝内主和派占据朝廷主流，向宋廷暗示议和。金朝的议和正合高宗意下，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双方出使往来，穿梭媾和，煞是忙碌。高宗皇帝拒绝了宰相赵鼎提出的进兵中原收复失地的计划，并任命秦桧为右丞相专门负责议和之事。同时派王伦出使金朝，转达南宋皇帝的臣服之意，即顶替前伪齐政权充当金国的儿皇帝。

    面对政府的卖国求和的可耻行径，大臣们义愤填膺，纷纷上奏弹劾王伦、秦桧的卖国行为。抗意的奏章如雪片般呈送上去。殊不知他们的皇帝正是最大的卖国贼，没有他的授意，谁能如此胆大包天进行卖国。结果卖国者不但没有被处分，还被加官进爵，而弹劾者纷纷被罢免或贬谪。宰相赵鼎被罢相，秦桧独掌相权。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诽谤”朝廷命官秦桧，说他将会使高宗皇帝第二个石敬塘，谩骂王伦原本不过是“狎邪小人”、“市井无赖”，直斥高宗“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由此获罪被贬谪。十二月，金使张通古到临安，称南宋为“江南”，即视之为偏居江南一隅的藩属或地方政权，不称“国书”，而用“诏谕”，要求高宗赵构拜接金熙宗“诏谕”。高宗不顾文武大臣们的反对，冠冕堂皇地表示：“只要百姓安生，不惜屈已议和”。坚持奉行投降求和的政策，秦桧以高宗为徽宗居丧为借口，代替高宗接下金朝的诏书。根据诏谕，金将原伪齐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划给南宋，代价是南宋向金称臣，保证“许每岁银、绢五十万”两匹。

    绍兴九年（1139）三月，金右副元帅宗弼与宋东京留守王伦完成交割地界，宋朝明义上收回了东、西、南三京与河南、陕西地。但是，4个月后，金国朝廷的主和派失势，重要人物宗磐、宗隽被以谋反罪处死。于是，主战派宗幹、宗弼等掌握实权。绍兴十年（1240年）五月，金国分兵东、西两路重新攻占已划归南宋的河南、陕西地区，这标志着不到一年半以前达成的和议被金国撕毁。金军的全面进攻打破了高宗、秦桧屈膝求和的迷梦。

    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的进攻，高宗不得不再次利用主战派挡住金人的铁骑，但其内心深处，应不忘记议和。宋军在三个战场上进行了抵制和反击。其中，由岳飞、刘琦所率领的中部大军与宗弼率领的金军主力对阵。绍兴十年（1137），宗弼率领大军在进至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时，遭遇刘锜和知府陈规所领南宋军的顽强抗击，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往开封，南宋取得了“顺昌保卫战”的胜利。，在顺昌保卫战中南宋军以少胜多，遏制了金军打算渡过淮河进一步南下的矛头。

    南宋军队气势高涨，在河南地区占据主动，金军甚至开始准备北撤。但是，南宋的最高统治者再一次露出了软弱与伪诈的本来面目。高宗一方面担心，被虏往金国的北宋废帝钦宗赵桓尚在人世，一旦真的捣了“黄龙府”，迎回“二圣”，自己无立足之处；另一方面，他又对彻底打败金军心存疑虑，唯恐金国恼羞成怒，断绝与之和议的念头。既然金军的威胁已非迫在眉睫，南宋高宗皇帝便在秦桧等人的谋划下，下令各路宋军从河南、淮北等地撤回，以取悦金人。

    绍兴十一年（1138）初，金国都元帅宗弼又率金军渡淮南侵。岳飞提出的北进中原直击开封的计划，遭到高宗皇帝与秦桧的拒绝。不过，金军在巢湖一代遭遇刘锜、杨沂中、王德所率部队的顽强抗击，特别是柘皋之战，数万金军主力被南宋岳、韩、张三大主力之外的部队击败。

    金军南下的威胁解除之后，高宗一秦桧集团依然固持和议为“国是”，但与绍兴八年（1138）和议之争的情形不尽相同，经过金人的毁约渝盟、尤其是在宋军浴血奋战，取得辉煌战绩之后，再议屈膝讲和事宜，阻力无疑要大得多，也是主战士人所无法接受的，更是诸路将领所坚决反对的。初议讲和的阻力主要来自文臣，而今却面对既可保国又可覆国的手握兵权的将帅，这无疑是令和议者担忧的大事。高宗皇帝所担心的是抗战派军事将领手中握有重兵，难以节制，于是，采纳了给事中范同明升官爵、暗夺兵柄的建议，调虎离山，以论功行赏为名，将韩世宗、岳飞、张俊三大将召赴临安，分别任命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实则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秦桧进一步拉拢张俊，打击韩世宗和岳飞，甚至使用卑劣的手段，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岳飞冤狱。议和的障碍已被扫除，在秦桧等人的积极奔走下，金国与南宋在这一年即绍兴十一年的十一月又一次达成和议。这就是奠定整个南宋王朝对金关系的“绍兴和议”。内容包括：（1）南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主册封宋康王赵构为皇帝。（2）金与南宋之间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南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及商（今陕西省商州市）、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3）南宋自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

    绍兴和议是南宋王朝定都临安之后启动的第一件大事，尽管当时这个王朝拥有一大批积极抗金的爱国将领和一定规模的军队，但是他们不过是最高统治者根据形势所迫，暂时借以维护自己皇权地位的工具。统治者痴心于议和的初衷，无非是希望用臣服与岁贡换取一个苟安的局面。从当时的宋朝立场来看，割地、称臣、纳币，绍兴和议对一个曾经以礼治天下的泱泱大国来说无疑是屈辱的条约。但我们也应看到在战争中南宋虽然略占上风，在短时间内也不能真的直捣黄龙府。金朝也暂时也无力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绍兴和议是宋金两国地缘政治达到相对平衡状态的产物。

    1149年，金朝右丞相海陵王完颜亮杀了金熙宗，自立为帝。1153年，以燕京为都，改名为中都大兴府。为了南下掠夺，完颜亮着手经营开封府，并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夏，迁都南京开封府。同年九月，便以号称的百万兵马，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企图一统江南。在此危难之际，南宋朝野的抗金斗志空前空涨。在虞允文的指挥下，取得了采石江大战的胜利。金军在采石渡江失败后，完颜亮被部将杀死，金兵北归。十二月，金世宗完颜雍当立，向南宋提出议和。

    §§§第六节 复国成了永远的泡影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赵昚因宋高宗的禅让继位。孝宗是南宋最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也是南宋唯一志在恢复的君主。孝宗一继位，就采取多种措施整顿南宋政治的积弊。希望能够力挽狂澜。即位第二个月，就正式为岳飞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受秦桧迫害的赵鼎、李光等去世的受害者的名誉，抚恤子孙；重用张俊、胡铨、辛次膺等健在者，朝野人心为之一振。怎奈北宋以来的早已根深蒂固的种种社会矛盾是无法挽救的了。使这位南宋最有魄力和潜力的皇帝对如此局也是无力回天的了。他的恢复中华的北伐计划受挫，无奈中与金朝达成了“隆兴和议”。但宋孝宗不愧是太祖的后人，一反高宗时卑躬屈膝的投降路线，一心想收复中原，他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孝宗继位后，一心想完成祖宗基业，主张北伐。他起用主战派的张浚为枢密使。张浚接到北伐诏令后，星夜赶回建康，调兵8年，号称20万，一路由李显忠率领直取灵璧，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虹县。大战在即，张浚命令邵宏渊听从李显忠的节制，引起邵宏渊的不快，军事领导层的决策为宋军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宿州一战中，由于宋军将领不合，加之李显忠占领宿州时对军士赏罚不公，致使军心浮动，不久，在金军的猛烈攻击下，宋军便弃城南逃，在宿州城北的符离集被金军赶上，大溃。符离之败使宋朝积蓄的军资损失怠尽。

    符离失败，对孝宗北伐雄心的打击是沉重的，他也发现恢复大业不可能短期内实现，开始在和战之间 摇摆不定。北代的失败，主和派又占据了上风。张浚也对北伐失去了信心。无奈，“张浚乞致仕，且请通好与金”，此时，金世宗也表示如果宋朝归还占领的疆土，纳币如故，就可以休战。隆兴二年（1164），宋金双发签订了“隆兴和议”。其主要内容如下：一、南宋不再向金称臣，世为叔侄关系；二、原来的岁贡改为岁币，每年减少银绢各10万匹，仍支银20万两，绢20万匹；三、疆界与绍兴，和议时相同（宋放弃新收复的海、唐、泗、邓、商、秦六州。

    与绍兴和议相比，南宋在隆兴和议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双方为达成和议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让步，这种让步还是基于一种新的政治地缘的实力平衡。隆兴和议之后，金宋四十多年之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有利于双方的社会的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隆兴和议后，宋金休战了40多年。期间，南宋朝廷很少有人再提起北伐，恢复中原。君臣躲在风景如画的临安，歌舞生平。很多人早已忘记了当年的“靖康之耻”、亡国之痛。直到绍熙五年（1194），宁宗赵扩登基后，韩侂冑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格局。韩侂胄，外戚出身，因拥立宁宗继位有功而得到重用。权势日益长，为了左右朝廷，韩侂胄大力排队异已，掀起了“庆元党禁”，打击自己的政敌，并将赵汝愚及支持他的道学集团进行株连，将他们贬官降职，流放异地。朝廷内部斗争一时硝烟弥漫，使本已衰弱的南宋朝廷更加混乱。开禧北伐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也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韩侂胄是个不甘平庸、雄心勃勃的人，他时刻都想恢复祖宗的基业。由于庆元党禁给南宋社会带来了混乱，人民怨声载道，要求停止这种无谓的内耗，转百振兴国家。面对这种压力，他听从了手下的劝告，决定北伐，建立不世功业，以缓解人民的不满情绪，保住自己的权利和地位。他首先起用一批像爱国诗人辛弃疾一样的主战派人士为官；又在镇江修建韩世忠庙，追封岳飞为鄂王，表彰两位抗金名将。追夺秦桧的爵位，全面否定对金乞和的国策，以激励南宋军士气。

    韩侂胄的北伐计划一提出，立刻在朝野中引起巨大的反响。赞同者称为“千秋功业，在此一举”，反对者抨击他开罪邻邦，将祸国殃民。韩侂冑极力鼓动宁宗，向他分析金朝的形势，认为金朝在蒙古的进攻下，处于内外交困状态，正是北伐收复中原的有利时机。在韩侂胄的劝说下，宁宗激情高涨，拿出皇家储备资金一万两犒军。韩侂胄也拿出家财20万两白银以作军资，积极备战。

    开禧二年（1206）四月，北伐正式开始。南宋军队从东西中三路进军，初战得胜，刺激了韩侂胄的野心以及南宋伐金的意志。但不久，南宋军队便遭到金军的反击，全线溃退。四川的吴曦投降了金朝，打乱了他的整个战略计划，宋军节节败退。此次北伐，韩侂胄思想上作了充分准备，但在军事上准备不足，过高地估计了南宋军队的战斗力。

    由于北伐军事上的失利，南宋朝廷中的投降派又开始蠢蠢欲动。在杨皇后的支持下，史弥远开始策划除掉韩侂胄。同时，金军也开始大规模报复性反击。宋军根本无力抵抗。宁宗慌了手脚，派人主动与金议和。金人要严惩此次北伐的祸首，正好为史弥远杀害韩侂胄找到了借口，函其首送给金人。此后，军政大权全归杨后，史弥远所操纵。主战派遭到清洗，投降派又一次得势，这场轰轰烈烈的北伐就这样草草地收场了。

    嘉定元年（1208），双方重新定立嘉定和约。其主要内容如下：一、依靖康故事，世为伯侄之国；二、增岁币为银30万两，绢30万匹；三、疆界与绍兴时相同；四、南宋给金犒军银300两。

    开禧北伐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发动的，又在投降派的媾和的阴谋下草草结束，南宋军民的收复中原的愿望再次受到打击。从此，南宋王朝再也无人重提北伐，偏安一隅成为理所当然之事，南宋的败亡已是指日可待了。

    有人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但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却无恢复之臣。而宁宗朝既无恢复之君，又无恢复之臣。历史总是这样不尽人意，作弄着世人。如果具备了种种条件，历史是否会被改写呢？它留给我们的又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第七节    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上）

    南宋是一个叫人又爱又恨的王朝。在向外族屈辱议和的同时，又创造了繁荣的城市经济，发达的海外贸易，形成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展的高峰；在造就了大批遗臭万年的奸臣，如秦桧、贾似道等，又塑造了一批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如岳飞、包拯、陆秀夫等。他们或是以功业彪炳史册，被后人缅怀；或以人格的魅力，道德的光彩令后人高山仰止，

    而文天祥正是这些民族伟人的典型代表。他的《正气歌》中的名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象一盏明灯指导着无数的爱国人士英勇战斗。当蒙古铁骑踏遍大江南北，国家危难的时候，文天祥凭着“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豪情壮志挺身而出；当抗元被俘时，凭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思想精神，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慷慨就义。文天祥是中国士大夫的杰出代表，为中国历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他的民族气节、英雄气概一样成为留给后世不朽的精神遗产。

    文天祥是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原名云孙，字天祥，出生端平三年五月二日（公元1236年6月6日）。父亲文仪，是当地有名的读书人。他主张“化学来新 ”，也就是推陈出新，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去补世、报国，对社会做出贡献。文仪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据说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文家屋顶上云霞笼罩，于是文仪的儿子就叫做云孙，字天祥。待到以字入贡后，以天祥为名，字宋瑞。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有用之才，因此从小就为他聘请名师，在家授客。文天祥从小才智过人，善于思考，肯于钻研，在“革”字治学思想指导下，文天祥从小明确的读书目的，那就是为了补世和报国。

    一日，文仪面对窗外的绿竹，突然问文天祥和他的弟弟文天壁：“竹之功用可谓大矣，而它的品性，又可谓高尚。你们能说说它的品格吗 ？” “竹子经风雪而不凋，”弟弟文璧说，“别的花草一遇霜打风吹都枯死了，而竹子却依然挺立，依然翠绿。古人称松、竹、梅为岁寒三友，说的就是这种不畏严寒冰雪的性格 。”“竹子无论在山地，还是在平原都能生长，它不要求很好的种植条件，” 文天祥一面望着院子里的翠竹， 一面从容地说着，“然而竹子质地却很坚硬，不管风吹， 还是雨淋， 它都保持正直，从不肯低头弯腰！”父亲越听越高兴，指着竿竿修竹说 ：“我生来最喜爱竹子，原因就在这里。竹子有那么多的用途，而又不需要人们给予什么，它质坚、干直，身可焚而不可毁其节，干可断而不可改其直。我认为做人也需要这样 。”“您放心吧，我和弟弟一定像竹子那样去做人，要为人们办更多的好事、实事，而且遇到逆境和恶势力，绝不低头弯腰，绝不变节 。”文天祥坚定地对父亲说。正是这种家庭教育，文天祥从小就被培养具有坚韧的品质、高尚的情操。

    文天祥在少年时代，就崇拜本地的名人欧阳修、杨邦乂和胡铨。后两人都是抗金的忠节之士。他曾向父亲说：“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要为国家干出一番事业来，如果我死后不能同他们那样受人祭祀，那就不是大丈夫 ！”父亲又问：“如何才能成为这样的人呢？”文天祥答道：“好好读书，长学问；练武艺，强身体。等我长大了，天下太平，我便辅佐君王治理国家，使百姓安居乐业；如果遇上战乱，我就要领兵杀敌，保家卫国，绝不失大节 。”那一年，文天祥只有8岁。但在一个8岁的孩童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到正所凛然、豪情万丈、坚贞不屈的一位民族英雄的影子。

    宝祐元年（1253），文天祥参加庐陵邑校“帘试”，名列榜首。两年后入学吉州白鹭书院。同年，选为吉州贡士，并于岁末年初赴临安应试。《御试策》的题目主要是让考生就当前的社会形势发表议论，

    文天祥感慨万分，讨饭饥民的破竹篮、被掠女子的哭脸一古脑浮现在文天祥眼前，他想起临安城内易子而食，想起官府滥印的“ 交子”（纸币）和害人不浅的高利贷等等社会弊病，不打草稿，一挥而就，洋洋洒洒，进言万余。这篇切中时弊、锋芒十足的殿试对策，得到了宋理宗的欣赏，并亲自将他由第七名调至第一名，高中状元。当时的主考官王应麟对其也赞叹不已， 对理宗皇帝说：“这篇策论文格调高古醇厚，犹如历史的明镜，作者的忠肝义胆犹如坚硬的钢铁磐石，我为皇上获得这样的奇才而恭贺 。”当时文天祥只有20岁，却开始以横溢的才华、铁石般的忠诚征服士大夫。但这位拥有“天之祥，宋之瑞”寓意的状元郎，也不能挽回大宋颓势的国运。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他准备为国施展才华的时候，父亲因急病于临安逝世，文天祥带着父亲的灵柩回家乡守孝三年。开庆元年（1259），文天祥再次回到临安，任命为承事郎，开始了艰难坎坷的仕宦生涯。

    此后15年中，文天祥出任过各种官职。历任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刑部郎官、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官、湖南提刑、知赣州等职。但因忠正刚直、正气在胸、多次指责弊政，坚决主张改革，得罪了权贵，不容于朝廷，屡屡被罢官。从开庆元年（1259）到咸淳九年（1273）间，竟然被四次被贬，三次布衣还乡！在他被贬居的时候，就曾写下“青春岂不惜，行乐非所欲”，“故人书向至，为言北风急。山深人不知，塞马谁得失？挑灯看古史，感泪纵横发”。在十几年的官场蹭蹬，岁月蹉跎之中，文天祥也不仅感慨“少年成老大，吾道付逶迟。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驰”，“修复尽还今宇宙，感伤犹记旧江山。近来又报秋风紧，颇觉忧时鬓欲斑”。这是他的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怀，一种安邦济世的壮心的真实写照。

    在文天祥多次被贬期间，蒙古铁骑加紧了践踏南宋大地的步伐。咸淳十年（1274），20万蒙古大军兵分两路，来势汹猛，大举进攻南宋，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举朝震惊，南宋朝廷告急。当时皇帝年幼，主持朝政的太皇太后只好发布了《衷痛诏》，让各地组织兵马勤王。

    接到诏书和专旨后，文天祥心情十分沉痛。他泪流满面地思索着：多少年来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临了。从小就立志报效国家的文天祥，在国家有难之日，又怎会袖手旁观呢？于是文天祥立即应诏勤王，挽救国家。他就向江西各地发出檄文，要求各地聚兵集粮，准备入卫京师。同时他还广泛求贤纳士，征集起兵方略。由于抗击元军是正义的事业，是广大人民的共同要求，同时文天祥又在江西人民中间深孚众望，所以他登高一呼，便有成千上万的人响应。在极短时间内，一支以人民为主体的、强大的爱国新军组成了，人数多达5万人。这里有文天祥的亲戚、同乡、老朋友，也有原来不认识的军事将领、地方官吏、文人书生等等，他们随文天祥起兵抗元，生死与共，成了文天祥抗元大业中的中坚力量。5万人的新军组成了。为解决新军的粮食问题，文天祥毅然决定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作为军费，以打动“士民助义之心 ”，解决义军经费不足的问题。文天祥献出全部家产，他的举动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各地人士纷纷捐钱捐粮，很快凑足了义军急需的粮饷。

    在组织勤王义军期间，有的朋友劝告他：“如今元军如狼似虎，正分三路向南挺进，势不可挡，你率领几万乌合之众前去迎战，这跟驱使一群人与猛虎搏斗有什么两样呢 ，无异于以卵击石？”文天祥坚定地说：“ 我也知道你说的很有道理。但国家养育臣民300多年，现在遇到危难，要征召天下兵马，居然没有一兵一马捍卫响应的，对此我实在是深恶痛绝。所以才自不量力，以身许国，以此来希望天下的忠臣义士闻风响应，保卫朝廷。正义在手才能确定谋略，人多力众才可以获得成功，只有这样国家社稷才有可能保全啊 ！”文天祥仅一介书生 ，在国家危亡之际竟能说出“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如此豪言壮语，一种钦佩之情不仅让人油然而生。文天祥比起“直搗黄龙，与君痛饮尔”的英雄岳飞毫不逊色。

    泱泱大宋，危难之际，勤王之兵却仅有文天祥和张世杰两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然而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才是具有铮铮铁骨的热血男儿，言词掷地有声的民族英雄。这就是文天祥，一个独撑大局的宋代儒生。德祐元年，宋朝廷委任文天祥知平江府，命令他发兵援救常州，旋即又命令他驰援独松关。由于元军攻势猛烈，江西义军虽英勇作战，但最终也未能挡住元军兵锋。德祜二年（1276年）正月，元朝兵临城下，南宋的官员纷纷逃遁，文天祥临危受命，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

    但听政的谢太后却根本没有抗击的盘算，只是命令文天祥率领若干要员，到蒙古军中进行谈判。文天祥悲愤异常，写下了“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壮甚睢阳守，冤哉马邑屠！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将怒火转化为诗句来表达心中的苦闷。但文天祥考虑到“战、守、迁皆不及施”，“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并希望借此观察敌军虚实，以谋“救国之策”。文天祥到敌军中，进行不屈不挠的抗辩，并且痛斥降元的官员。作了“单骑堂堂入虏营，古今祸福了如陈。北方相顾称男子”。“自分身为齑粉碎，虏中方作丈夫看”等诗句，。元朝统帅伯颜很快发现，唯有文天祥是个伟丈夫，就乘机将他扣留。临安的南宋小朝廷没有了主心骨，只能成为一条无脊梁的狗。“太后传宣许降国”，“臣妾佥名谢道清”，“满朝朱紫尽降臣”。文天祥事后也“深悔一出之误”。 元军虽占领了临安，但两淮、江南、闽广等地还未被元军完全控制和占领。于是，元宰相伯颜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他的声望来尽快收拾残局。文天祥宁死不屈，伯颜只好将他押解北方。行至镇江，文天祥冒险出逃，历尽艰险，终于摆脱了蒙古人的追捕。尽管临安失守，文天祥仍怀着救亡图存，再造乾坤的宏愿，来到作为年幼的宋端宗的行都福州。

    原来，小皇帝被俘虏到大都后，他的哥哥赵昰逃到了福州，在南宋皇族和大臣陆秀夫的拥立下，继承帝位，是为端宗。文天祥被召至福州后，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院事，后命为同都督。文天祥主张出兵温州，但由于行朝的掌政者陈宜中、张世傑等认为此项行动太冒险，他们担心本是状元出身的文天祥，已官居宰相，如果再建立军功，他的声望可能超过北宋的寇准、范仲淹，甚至独操朝廷威柄。因此出于私心百般阻挠文天祥的策略。这是多么令人可悲的朝廷啊，国家处于哪些危难时刻，大臣不但不能同心同德对付敌人，还相互倾压，这就注定即使有文天祥这样的忠诚之士，也无法改变大厦将倾的命运，灭亡的结局不可扭转，而文天祥也只能成为这种趋势的牺牲品，注定悲愤一生。

    出于无奈，文天祥只好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开设都督府，打起帅旗，招募人马，号召天下英雄豪杰、忠义之士起兵收复失地。不久，文天祥又先后转移到汀州（治今福建长汀）、漳州龙岩、梅州等地，联络各地的抗元义军，坚持斗争。景炎二年（1277）夏，文天祥率军由梅州出兵，进攻江西，在雩都（今江西于都）获得大捷后，又以重兵进攻赣州，以偏师进攻吉州（治今江西吉安），陆续收复了数十州县，湖南、湖北起而响应，胜利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遍了全国，极大地鼓舞了各地人民的斗志，他们纷纷起兵响应，其势锐不可挡。斗争烽火燃遍各地，出现了自抗元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好形势。元世祖忽必列大为恐慌，一方面对文天祥在江西的重大胜利感到震惊不已，一方面又暗自庆幸南宋只有一个文天祥，而整个宋军又没有全盘的计划和统一的指挥。他急调40万大军解赣州之围，另派兵5万追击文天祥。

    当时文天祥所部不过五千余人，和元军经过空坑之役，文天祥部队的所部几乎全军覆没，许多杰出将领以及亲密战友都牺牲或被俘了，他的大妹夫、二妹夫相继遇害，他的家人除12岁的长子侥幸脱身外，夫人、次子、女儿都被元军俘获。通判赵时赏被俘后假扮文天祥，吸引了元军的注意，文天祥才得以逃脱。空坑之役后文天祥很悲痛，但并不气馁，率领残兵驻南岭继续抗元。由于军中发生瘟役，文天祥的母亲的唯一的儿子也都不幸死去。宋家11口，有的被元军捉去，有的死去，到现在只剩下他孤身一人，文天祥心中万分悲伤。同年十二月，元将张弘范率兵在五坡岭空袭宋军，文天祥带领部下左杀右挡，但寡不敌众，终不能突围。这时，他举起宝剑正想自刎，部下忙将剑夺了过去。他又从怀中掏出藏在身边的二两脑子（冰片，一种毒药）吞下去，想以身殉国，谁知药力失效，只是头昏目眩，腹泻不止。就这样，文天祥和他的一些部下被元军俘虏了。

    §§§第八节 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下）

    文天祥被俘后，移至崖山，眼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想起了祖国山河的支离破碎，自己的孤单无奈，思潮澎湃，百感交集，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于是提途中写了著名的《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达了这位爱国者的悲愤和无奈之情。

    文天祥被押往崖山时，张弘范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背国就如同背叛父母，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不听，一再强迫文天祥写信。文天祥于是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很受感动，不再提劝降之事。南宋在崖山灭亡后，张弘范向元世祖请示如何处理文天祥，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说：“谁家无忠臣”命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将文天祥押解至京城。

    得知要北上的消息，文天祥下定决心，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志向。临行前他写了一首长诗， 题为《言志》，诗中反复表达了以死殉国的志向，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一死鸿毛或泰山，之轻之重安所处。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平生读书为谁事？临难何忧复何惧！”文天祥那种乐观、无畏的精神跃然诗中，他在北上途中，在大都监狱的表现，都反映了这种精神。

    在被押解至燕京的途中，得知张世杰、陆秀夫、小皇帝的死讯后，悲痛欲绝，只求一死而不苟活，几次杀身不成，便开始绝食。8天后，改变想法，恢复绝食，坦然面对逆境，与元统治者继续斗争。

    元世祖忽必烈很钦佩和欣赏文天祥的忠义气节，曾在朝堂上问群臣：“南、北宰相孰贤？”群臣都说：“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 元世祖一心想劝降他，收为已用，把文天祥变成自己的耶律楚材。

    文天祥被押往元朝的大都（今北京）。当年十一月，见到元朝大臣，坚决不行跪礼，与他们反复辩论，说：“国亡，我本当死，所以不死者”，“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元朝君臣大多不忍杀他，只将他囚禁狱中，不断派遣各种人前来劝降，其中有被俘的南宋小皇帝，也有文天祥的亲弟文璧。文璧“将惠州城子归附”，元世祖说：“是孝顺我底。”但文天祥写诗说：“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表示了决绝的态度

    元世祖首先派降元的原南宋左丞相留梦炎对文天祥进行劝降。文天祥一见留梦炎便怒不可遏，骂道：“好个老贼，当初你不顾国家利益，弃官潜逃，今又认贼作父，甘心投降。你不知耻辱，还厚着脸皮来劝降，我问你，你有什么脸面再见父老兄弟啊 ！”留梦炎被斥骂得抱头鼠窜，只好悻悻而去。元世祖又让降元的宋恭帝来劝降。文天祥让小皇帝坐北向南，自己面北而跪，一面叩头，一面痛哭流涕地连声说：“圣驾请回， 圣驾请回 。”

    宋君、宋臣劝降都没效果，只好由元朝大臣出马。元朝重臣增章政事阿合亲自出马，他一见文天祥就让他下跪，想先给他一个下马威，在气势上压倒他。但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岂能下跪！”阿合马有意奚落道：“何以至此？”天祥说：“南宋若早日用我为丞相，你们蒙古人根本就不会灭了南宋，我也不会来你们这儿”。阿合马威胁要杀他，而文天祥大义凛然说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阿合马无趣而退。一个月后，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开堂审问文天祥。文天祥被押到枢密院大堂，昂然而立，只是对孛罗行了一个拱手礼。孛罗喝令左右强制文天祥下跪。文天祥竭力挣扎，坐在地上，始终不肯屈服。孛罗问文天祥：“你现在还有甚么话可说？”文天祥回答：“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孛罗大发雷霆，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我要关押你！”文天祥毫不畏惧，说：“我愿为正义而死，关押我也不怕！”

    从此，文天祥在在阴森的暗狱中度过了3年。“阴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二年二大雨，地汙实成池”，“臭秽恨莫追，掩鼻不可近”，“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这些诗句就是他牢狱生活的写照。土牢阴暗潮湿，只有一扇矮门和小窗户，终年不透阳光。夏天闷得透不过气来，下雨时，雨水往屋里灌，床和小桌都泡在水中。粪便、死老鼠，各种脏物堆在屋里，臭气熏天。在这样的监狱里，文天祥经受着折磨，仍然坚持斗争。对他来说，生命不终止，斗争就不会停息。文天祥始终也没有屈服。还写出了不少诗篇。《指南后录》第三卷、《正气歌》等气壮山河的不朽名作都是在狱中写出的。他的诗歌在中国诗坛上一朵奇葩，光彩耀目，以诗言志，情文并茂。

    在狱中，他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悲惨生活。文天祥深知元廷的暗示：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文天祥尽管心如刀割，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多次劝降无效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忽必烈在大殿上召见文天祥作最后劝降：“你能以对宋朝的忠心效力元宰相，我就让你做元朝的宰相。”文天祥坚决回答：“我是大宋的宰相，宋亡，只能死，不当活！” 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忽必烈见没有办法劝降，只好叹息道：“好男儿，不为我用，杀之太可惜！” 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十二月九日是，就义那天，行刑前忽必烈还想尽最后努力劝降他，文天祥说：“自己不会尽弃生平而遗臭万年”。面对万名前来送别的百姓，文天祥从容地走向刑场，向故国所在的南方拜了两拜，慷慨就义。死后在他的带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死时年仅47岁。

    从出生就被家人寓意宋朝祥瑞的文天祥，并没有完成扭转国家命运的重任。尽管敌弱我弱，困难重重，便文天祥还是知其可为而为之，。置个人、家庭的安危于不顾，临危受命，独撑大局。但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文天祥的努力注定会成为历史中的影子。经历了国破、家亡、兵败、妻离、子丧等难以想象的打击和灾难后，文天祥意志坚强，百折不回。面对敌人劝降的种种诱惑，不为所动，真正做到“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他留给世人的千古佳句，“臣心一片磁针石， 不指南方不肯休”、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等诗句更是成了无数士大夫的座右铭。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中的这一美德——气节，因文天祥那浩然正气而益加光辉，哺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第九节    贾似道误国，孩皇帝投降（上）

    “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这是南宋末年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首儿歌中的词句。“平章”本是宋代授予年高望重的元老大臣的官职，位于宰相之上。而此时担任这一官职的，却是祸国殃民的贾似道。每当读南宋末年这段历史时，总是要掩卷沉思，南宋为什么会灭亡？除了强大的蒙古铁骑入主中原，统治阶级腐败引发的国力衰弱外，而那位位高权重、胡作非为、飞扬跋扈、欺上瞞下的蟋蟀宰相------贾似道也要负上全责。称之为南宋灭亡的第一罪人，实在也不为过。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浙江台州人。自幼丧父，母嫁他人，他则厮混于赌场妓院，无恶不作，成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无赖流氓。不久，依靠父亲的“恩荫”，做了一个嘉兴司仓的小官。贾似道本人虽无才无能，但却有一位风姿妖娆、同父异母的姐姐。因得到理宗的宠爱，不久就被封为贵妃，成为理宗枕边的宠妃。

    贾氏欲提拔弟弟，常向皇帝吹枕边风。一日，理宗与贵妃游玩，高兴之余，就问：“朕听闻贵妃有一弟弟，现居于何职呀？”贵妃答道：“臣妾之弟名似道，现为嘉兴仓司”。理宗便让贾似道参加廷对，准备加以重用。廷对主考官心知肚明，考试也只不过是走个形式，因此顺水推舟，上奏理宗：“当今国舅，才智过人，可堪大任。”理宗任命贾似道为太常丞，军器监。从此，贾似道攀龙附凤，飞黄腾达，步入朝臣之列，并且仕途畅达，官运亨通，迅速累官至参知政事、枢密院使，直至位居宰相。贾似道仗着理宗对贵妃的宠爱，行为更加放荡，有恃无恐。一天夜里，理宗站在宫廷的高楼之上，遥望西湖夜景，却见西湖上灯火通明，就对左右的侍从说：“燕游者必似道也”。次日一问，果然是他。理宗很不高兴，认为国舅爷挟妓浪游，有损皇室声誉，便命临安知府史岩之对它提出警告。

    史岩之生性圆滑，为讨好贵妃，乘机对理宗回奏说：“似道虽有少年之气，然其才可大用也”。理宗听后很高兴，不但未处罚贾似道，反而升他做澶州知府，成为独挡一面的地方大员。贾似道品行不端，淫邪放荡，但丝毫没有影响的亨通官运。从此，贾似道平步青云，扶摇直上。淳祐元年（1241），便改为湖广总领。三年，加户部侍郎。五年，再迁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九年，加宝文阁学士，兼湖安抚制置大使。十年，又以端明殿学士移镇两淮。这时，贾似道刚满37岁。宝祐二年（1254），贾似道加枢密院事，掌管南宋的军机大事，成为权倾一方的重臣。

    蒙古和南宋联合灭金后，南宋就成了蒙古统一大业中的一块绊脚石。蒙古撕毁与南宋的协议，多次进攻南宋。在南宋朝廷腐朽、贾似道青云直上之际，蒙古大军也加紧了侵略的步伐。宝祐六年，蒙哥大汗亲率大军，兵分三路，进攻南宋，企图一举灭亡南宋，完成统一大业。蒙古大军来势汹汹，势如破竹，一路打到鄂州。理宗吓慌了手脚，忙罢免了因隐匿军情不报的丞相丁大全，委派他信任的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前去鄂州督军。竟将南宋朝廷的命运，交给这样一位既无军事才能、又胆怯如鼠的人手中。面对忽必烈猛烈的攻城，贾似道在惊恐之下，就瞒着朝廷，偷偷地派了个亲信到蒙古营去求和，表示只要蒙古退兵，宋朝就愿意称臣，进贡银绢各20万。忽必烈拒绝了贾似道的求和，继续攻城。也许是上天对这位官运亨通的奸相的庇佑，贾似道正在不知所措之际，由于蒙古汗蒙哥的去世而引发的蒙古汗位的争夺，使忽必烈暂时放弃了进攻南宋的计划，打道回了蒙古大漠。于时，忽必烈顺水推舟，答应了贾似道的请求，订下了秘密协定。贾似道答应把江北土地割给蒙古，并且每年向蒙古进贡银、绢各20万。忽必烈得了贾似道的许愿，就急忙撤兵回北方去了。

    面对忽必烈的撤军，贾似道心喜若狂。但自己初当丞相，上阵督战，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战绩，还订下如此协定，不但自己脸面无光，也不利于日后的朝中发展。因此，他听取了部将、外号“铁猢狲”刘整的建议：“丞相可掩杀其后军，向朝廷邀功！”于是，贾似道就出动大军，拦杀了100多名殿后的蒙古兵，制造了“英勇抗战”的假象；并以此为资本，向理宗上报：“臣似道启奏陛下，自从和蒙古开战以来，蒙古军队占我大宋山河、辱我大宋子民，气势嚣张。托陛下洪福，我宋兵英勇杀敌，取得了鄂州大捷，杀蒙古官兵不计其数。今鄂州之围已解，江汉为之肃清，宗庙社稷危而复安，实乃万世所无之事。”

    贾似道回到临安，把私自订立和约的事瞒得严严实实，却抓一些蒙古兵，吹嘘自己的战功。 昏庸的宋理宗听信了贾似道的弥天大谎，十分感激他为南宋转危而安而立下的“大功”，专门下一道诏书，赞赏他奋不顾身，指挥有方，命令满朝文武去京效迎并慰问贾似道。同年，晋升为少师，加封卫国公。贾似道凭借自己杜撰的鄂州“战功”，获得了理宗更大的信任。

    贾似道在其沽名钓誉、巩固地位之后，以“再造宋氏江山”为政治资本，开始着力残害抗战将领，排除异已。首先，利用左丞相吴潜反对理宗立太子一事纠集党羽弹劾他和追随者，将他们驱逐出朝。为独揽朝政，又将理宗宠信的宦官董宋臣、卢允升等贬黜出朝。在理宗在位的最后5年，贾似道主持朝政，排除异已，打击宦官，抑制外戚，控制台谏，攫取财富与权力，完全把持了朝政和舆论，为所欲为，成为宋朝实际的当家者。他一方面在政治上独揽大权，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又巧立名目，搜括民财，以供奢侈享乐。通过“买公田”、“经界推排法”等手段，从民间极力搜括民脂民膏。而且滥发纸币，甚至每天增印15万贯，造成了纸币的贬值和通货膨胀，使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原本就薄弱的南宋经济日益衰微、民穷、兵困、财匮成为政府身上的顽疾，不可治愈，且越发严重。

    忽必烈回到北方，得到了大多数蒙古贵族的支持，即了大汗位。同时就派使者郝经到南宋去，要求履行与贾似道和约议定的条件。贾似道一听郝经要到临安来，怕他阴谋败露，就命令淮东制置司在真州把郝经扣押了起来。忽必烈听到这个消息，气得要命。那时候，蒙古内部发生了内讧，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跟忽必烈争夺权力，发生了战争。忽必烈为全力对付阿里不哥，只好暂时把南宋一头搁起来。这位使者一扣就是15年，这件事成为宋蒙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贾似道为一已之私，扣留蒙古使者，做法极其卑劣，又极其愚蠢，为数年后蒙古大规模南侵提供了最好的借口。

    贾似道靠欺上瞒下，居然做了10几年宰相。景定五年（1264）十月，理宗驾崩。在贾似道一手扶持下，太子赵禥继位，就是宋度宗。宋度宗是一位发育不良、具有先天缺陷的太子，虽授受了10余年的东宫教育，但资质平庸。继位后，又纵情声色，热衷享乐。宋代制度规定，被皇帝临幸的嫔妃宫女，次日要到閤门谢恩，记录在案。一天之内前去谢恩者，竟多达30余人。可见皇帝是多么沉溺于纵欲享乐中。除此之外，度宗还是个球迷，哪怕是战争危局，也影响不了他踢球的热情。孱弱无能的度宗无心朝政，将其一古脑儿委托给了贾似道。朝中大小事一概看贾似道的脸色，其地位宛如太上皇，这就为贾似道专政打开了方便之门。

    咸淳元年（1265）四月，度宗加封贾似道为“太师”兼“魏国公”。这时的贾似道权势煊赫，如日中天，对度宗的态度越发专横。每逢上朝时度宗都要起身答谢，退朝时还要起席目送出殿。度宗不称其名而呼为“师臣”，群臣则称其为“周公”。但贾似道还不满足，为显示自己的重要性，迫使度宗授予自己更大的权力，常以“不干”来威吓度宗。他假意离开京城，背地里指使吕文德谎报蒙古兵犯境。对蒙古兵恐惧的度宗及文武大臣慌作一团，忙不迭地请贾似道出山，以挽救臣民社稷。尝到了假辞官威胁皇帝换取更大好处、甜头的贾似道，将皇帝和群臣玩弄于股掌之间，乐此不疲。而度宗更是流泪恳求其留任，官员也对他俯首贴耳。直到执政江万里认为其行为有悖君臣之礼，说：“陛下不可拜，太师不可再言去”，贾似道才收起了这场戏。度宗对贾似道愈来愈倚重，不敢得罪其半分。

    咸淳八年九月，朝廷举行典礼。礼毕，突下大雨，贾似道希望度宗等雨停后再坐车回宫。当时，度宗最宠爱的胡贵妃劝他坐乘辇回宫。度宗因贾似道有言在前，犹豫再三，不敢擅自作主。胡父假托这是贾似道的意思，度宗这才敢乘辇回宫。事后，贾似道大发雷霆，以辞职还乡为要胁，度宗苦劝皆不奏效，只好忍痛含泪将心爱的胡贵妃发配为尼，贾似道方始还朝。贾似道的行为让人发指，其嚣张、跋扈由此可略窥一斑。

    贾似道骄横跋扈、独断专权，对皇帝度宗的态度尚且如此，对待朝中大臣便愈发飞扬恣肆。咸淳二年，在一次百官议事时，贾似道趾高气扬地训斥官员，说：“你们这些人，若非我提拔你们，你们怎么会有今天？”在其淫威之下，百官不敢吭一声。当时在场有一个官员叫李伯玉的，很不服气，说：“不用你提拔我，我依靠自己参加殿试获得第二名的成绩，一样坐到现在这个职位。”没几天，李伯玉就被贾似道贬出了京城。贾似道权势焰熏，皇帝对他都要敬畏三分，更何况是一般官员呢？

    咸淳十年（1274）三月，贾似道80岁的母亲去世。为炫耀自己的权位，借丧事之机，他大摆捧场，动用皇帝的仪仗送葬，就连墓葬的规模都超过了度宗的寿坟。度宗亲自前往祭奠。太后以下之皇亲国戚以及朝中大臣，一起陪同前往。下葬当天，大雨滂沱，积水及膝，送葬的百官站在水中，恭恭敬敬，动也不敢动。

    咸淳三年（1267）春，度宗批准贾似道可以三日一朝，又发展到五日一朝，甚至十日一朝。其实上朝只不过是个形式，他处理日常公务，是命人将公案、文书送到葛岭的私宅中，由其幕僚廖莹与翁应龙处理。他每天所做的，就是在纸尾处画一个押。因此便有了“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这一嘲讽其腐朽政治的歌谣。贾似道视南宋政事于不顾，昏庸腐朽、骄奢淫逸、刚愎自用、怠忽朝政、纵情享乐，在导致南宋土崩瓦解的同时，也使自己身败名裂。这样的政治、这样的当家人，为南宋的灭亡设下了伏笔，他们的行为无疑是在自掘坟墓。

    §§§第十节    贾似道误国，孩皇帝投降（下）

    正当贾似道忙于排除异已、扩充权势，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时，忽必烈已巩固其汗位，开始了统一大业。他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宋。

    元世祖借口南宋不执行和约，派大将刘整、阿术出兵进攻襄阳，宋军连战连败，襄阳城被围了5年。贾似道继续采用其惯用的老把戏，欺上瞒下，把前线的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宋度宗知道。有个官员上奏章向宋度宗告急，奏章落在贾似道手里，那个官员马上被革职了。有一天，贾似道上朝的时候，宋度宗问他：“听说襄阳城已经被蒙古兵围了几年，怎么办？”贾似道故意装出惊讶的样子，说：“蒙古兵早就给我们打退了，陛下从哪儿听来这种消息？”度宗说：“刚才听到一个宫女说起。”散朝以后，贾似道查明了那个透露消息的宫女，找个借口把她杀死了。打那以后，宋度宗再也听不到蒙军进攻的消息了。度宗和满朝文武大臣以为宋朝还是“太平盛世”，继续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贾似道曾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也不多时，人生有酒须当醉，青冢儿孙几个悲。”这就是他生活的真实追求和写照。哪怕就是在蒙古铁骑围困襄阳之际，贾似道仍然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继续过着极度荒淫的生活。他在住处建立“养乐圃”和“半闲堂”，在堂中供奉自己的塑像，每天请道士为其歌功颂德。他迎娶宫女叶氏和张淑芳等许多美貌的妓女、尼姑为妾，日夜寻欢作乐。他自己为所欲为，对身边的人却是残酷异常。一天，他与众姬游西湖，一姬见到两个少年男子，赞叹了一声：“多美的少年呀！”贾似道对她说：“你愿嫁她，我就让她来聘你。”贾似道醋兴大发，叫人砍下她的头。为杀鸡儆猴，他将砍下的头装在盒子里，召集众姬妾，说是少年送来了聘礼。大家打开一看，竟是那姬的头颅，大惊失色。还有一次，有一个侍妾的哥哥来贾府探望妹妹，被他撞见，立即将他捆起来投入火中。贾似道不顾国家安危和人民疾苦，贪图享乐，苟且偷生。当时就有诗嘲讽他：“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

    贾似道对襄阳告急的军事情报视而不见，并且欺上瞒下，每天继续沉醉于声色歌舞中。咸淳七年（1271），襄阳失守。满朝震惊。贾似道见再也瞞不住了，就把责任推给襄阳守将，把守将革职了事。在这种形式下，贾似道明明胆小如鼠，还打肿脸充胖子，对度宗说：“如果早让我上前线，局面肯定不会这个样子。”为表示自己的“爱国热忱”，他假意要亲临前线。胆小无能的度宗也慌了手脚，死死脱住贾似道，不允许他亲临前线，要他坐镇朝廷，居中指挥。这正中贪生怕死的贾似道的下怀。

    元世祖忽必烈看到南宋政府如此腐败，决心一举攻下南宋，派20万大军，兵分两路，真逼临安。咸淳十年（1274），纵欲过度的度宗去世，年仅4岁的赵显继位，这就是宋恭帝。面对蒙古大军沿长江步步逼近临安，迫于朝野的一致压力，被逼无奈，贾似道只好带领宋朝全部主力13万部队，亲自出兵抗元。但贾似道根本就不想抗元，出兵避敌不战，又采取老套伎俩，先派使者至元营请降。“狼来了”的游戏不是每一次都好用，由于贾似道曾经的背信弃义，这一次的议和马上就遭到了拒绝。贾似道只好硬着头皮，被迫下令出战。贾似道既无军事才能，又胆小如鼠，面对蒙古的进攻，惊惶失措，节节败退，13万宋朝精锐几乎全军覆没，军事物资和武器也全被元军所抢去。贾似道自己则乘小船逃到了扬州。

    贾似道鲁港兵败的消息传来后，朝野震惊，群情激愤。人们对贾似道弄权擅政义愤填膺，怒不可抑，欲诛之而后快。谢太后却竭力庇护贾似道，说：“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而贾似道也将鲁港失败的责任推给孙虎臣和夏贵。南宋政府迫于舆论，只好将其降职三级，令其回绍兴为母守丧。但绍兴地方官关起城门，不让他进。朝廷又让他去婺州居住，但婺州的百姓又将他赶走。最后朝廷只好将其罢官，没收其全部财产，贬往循州。在前往循州的途中，贾似道一命呜呼。关于贾似道如何死亡一事，至今还是不解之迷，有许多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被押送官郑虎臣所杀。当时，绍兴府有个县尉郑虎臣，因父亲受贾似道迫害，主动要求担任押送官。在押送过程中，贾似道仍不忘享乐，因此，郑虎臣除去他的众多侍妾，没收他的珍宝，撤去所乘轿子顶盖，令其在烈日下烤晒；又命轿夫用杭州方言唱歌嘲骂贾似道，希望他忍受不住而自行了断。但贾似道还寄希望于谢太后，希望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一直苟延残喘。郑虎臣了解这一切后，虽知杀朝廷命官自己也难逃一死，但他说：“为天下人除贾似道，虽死何撼！”于是，扭住贾似道前胸，提起他的身体，狠狠地向地上猛摔了几下，一代奸臣贾似道就这样一命呜呼。

    贾似道死后不久，蒙古大军即兵临临安城下。在这种情况下，将士离心，不战而降，官员多弃官逃跑。一片混乱之下，朝中大臣只剩下几个走不动的老翁。南宋大势已去。谢太后已无回天之力来挽救宋朝。无奈之下，她只好派使臣前往蒙古大军中请求讲和，但遭到拒绝。宋朝君臣没有办法，只好打开城门投降。宋恭帝脱去龙袍，正式宣布退位。这个曾在金、蒙古夹缝中存在了150多年的南宋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像他的前辈一样，以阶下之囚的姿态退出了历史舞台。

    贾似道这个曾经放荡不羁的市井无赖，凭借其裙带关系却成了南宋末年朝廷上呼风唤雨的人物。由于他的独擅专权、欺上瞒下、弄权误国，使本已腐朽的南宋王朝走到了无尽的深渊中，再无翻身之机会，加速了南宋王朝的灭亡，而本人也落得个惨淡的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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