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程朱理学与四大书院（上）

    的确，两宋国势孱弱，外患频仍，军事上不如汉、唐那样“威震四夷”之盛，政治上“冗官冗费”现象亦十分普遍，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北宋毕竟挡住了辽的进犯，自从“澶渊之盟”后，虽然北宋每年要向辽提供大量的岁币，但宋辽关系还是维持和平的。南宋只凭半壁江山与金、元周旋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两宋虽然在政治上也有很多缺点，但其“重文轻武”的政策，使中国士大夫的地位重新得到提升；其学术氛围异常活跃，出现了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我们为汉、唐、元、明、清这些中国古代强大的王朝的农民战争而震撼时，当我们为汉、唐、明这些辉煌王朝在宦官或外戚专权的统治阶级的内乱而扼腕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在我们印象里面“积贫积弱”的宋代竟鲜有此类事情发生。同时，我们还会在宋朝身上发掘了其它王朝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两宋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

    宋代文化的昌盛表现在各个领域，其中，最突出，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莫不过于思想领域里出现的“程朱理学”，它是两宋文化中的最大的一个亮点。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曾创造了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从夏王朝建立起一直延继至今，文化从未中断，精魂犹存，形成今天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中国人。而其它文辉煌一时的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等文明却早已面目全非，留给人们的也只剩下记忆和怀念。同样是文明的传承，结果却截然相反，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和精神所在的深厚的思想基础，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出形成了一套博大精深的儒学理论。而两宋的儒学学者，特别是南宋的儒家学者在继承原有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融合、整理，形成了一整套影响至的新儒学思想——程朱理学，将中国的儒家思想发展史推向一个高峰，标志着中华民族理论思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人类的认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要全面了解两宋“程朱理学”的形成和儒家思想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两宋时期出现的中国教育中的最具特色的组织形态——书院。两宋书院是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这里是新儒学思想的摇篮，是儒学思想发展和传播普及的场所，从而使儒学教育呈现出社会化的发展趋向。并且，以儒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书院，在传递与发展文化、培育人材与化育人生乃至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不仅体现了当时的教育特色，它还反映了古代思想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和高度统一的鲜明特征。因此，要全面、真实地了解和认识一部中国儒学发展历程，就必须谈到书院。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基本上是贯彻始终的，并处于主导地位，在这种环境下，书院其实就是一种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教育文化机构，作为一种成熟、完善的教育组织，是中国古代教育高度发展的结果，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优良的私人教育传统。在古代社会中，那些执著于传道的儒家士人常常表现出一种学术独立、自由讲学的精神。从孔子创立的私学到汉代的精舍，到魏晋时名士的清淡，都是如此。书院的出现就是儒家士人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书院的主持人往往是山林隐士或者地方饱学之士，而并非朝廷命官，学生也是则师而从、来去自由、，课堂讲授更主张师生讨论、问难论辩，这些均继承了我国传统私学学术独立、自由讲学的精神。

    书院讲学制度始于唐而盛于宋。唐安史之乱后，唐代的教育也开始走下衰落，经过五代十国战乱的破坏，中国的教育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北宋书院的创办应教育需要而产生了。

    宋代收院不同于私学，它是从私学脱胎而出的。书院教育是一个开放性的教育体系，它在形成和确立过程中广泛吸取了私学和官学的有益经验。书院教育最大的突破就是它向下层社会、普通民众开放，充分体现了儒家开创者孔子所倡导的“有教无类”的优良传统。书院并不把为统治阶级培养、输送官吏作为自己的唯一使命，从来不排除对平民子弟的教育。儒家教育文化的优良传统更多地体现在书院教育上。主持书院教育的真正儒家学者无不反对把书院变为“声利之场”，反对书院教育“以钓声名、取利祿而已”，主张士应与利禄分离，应该把培养以弘道济民或从事文化和教育为专业乃至毕生之志向的平民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前者的培养及其效果方面，正是通过书院儒学教育而建塑起比较理想的文化心态和健全的人格，，宋代的平民以一种新的文化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以身世界微而甘居下层，而是强烈的人文关怀的入世精神积极干预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力争权力的再分配。

    以著名的湖南长沙岳麓书院为例，即可看到书院教育对宋代平民学者阶层的兴起所起的巨大作用。据史载，岳麓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走的不是利禄之路。他们来自于民间、起于社会中下层，学成之后，秉承师训，创办或主持书院，热心教育，致力于文化普及，如钟震创办湘潭之一书院、钟如愚主持衡山南岳书院、吴雄创立平江阳坪书院、曹集主持白鹿洞书院、李埴讲学于夔州、周奭讲学于湘潭昆仑桥等等。他们在发展地方教育、传播文化知识、普及儒家思想并由此而开发民智、提高国民（尤其是普通劳动民众）素质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宋代所以会出现“虽牧儿盍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的现象，与书院教育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密切相关。如果说宋代出现了上层文化向下层文化的转移（而理学又正是在这转移过程中兴起的），那末，书院教育则是这种文化下移的关键环节。由此亦可见传承和发展文化学术确为书院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而这一重要职能的充分发挥，对于理学的兴起、传承、普及以至整个宋学的繁盛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宋代是书院获取显赫声名并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全国创建书院约720所。北宋时期时，书院初兴，很多学者择山林僻静处，创办书院或精舍进行讲学，出现了一些闻名全国的书院，如我们耳闻能详的宋代四大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鹿书院、河南的嵩阳书院、河南的应天府书院。但这些书院尚未与当时新兴的理学思潮结合起来，它们主要致力于补官学教育和传统私学教育的不足。正如著名理学家朱熹、吕祖谦所揭示的：“予惟前代庠歑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指石鼓书院）、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 “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晚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指白鹿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北宋中后期随着辽、西夏和金的先后兴起，北方基本上陷入战乱时期，自中原沦于金兵铁蹄之下，北方书院荡然无存。整个宋代的书院建置数目表明，长江流域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总数的74.43%，黄河流域仅占3.25%。宋氏南渡后，由于政治的腐败，地方州、县学日趋不振，代之而起的便是书院的兴盛，迎来了书院发展的高峰期。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在创办书院或主持书院的教学，许多理学学术活动都在书院进行，大多理学学派也是在书院形成。

    §§§第二节    程朱理学与四大书院（下）

    那么宋代的理学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在书院中传播和普及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宋代程朱理学形成的思想文化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思想从孔孟创立起直至宋朝经历了千年的历史冲刷。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如术”，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正统思想后，儒家思想基本上成了千年来统治的指导思想。虽然其中也有其它思想的被视为统治思想，如汉初的黄老无为思想，便儒家精髓思想如“忠孝之道”依然是整个社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对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儒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佛、道等教外在因素的冲击，儒学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逐渐地融合佛、道教中的合理因素。

    从西汉中期至北宋初期，学者治经，恪守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而不移，固守“师法”、“家法”，只能在前人规定的圈子中思考，不敢越雷池一步，正象韩愈所说：“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这种繁琐的章句训诂注疏之学使儒学在佛、道学说的挑战面前显得虚弱无力，并且严重地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和创造力。正是在这种具有强烈思想解放色彩的对儒家思想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使一批优国优时的士大夫在思想学术上提出了独立思考、不盲从的学风。很快这种学风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想取向，义理之学和性理之说脱颖而出，成为精神的代表，独领风骚数百年。

    宋代理学的形成同其它的任何一种思潮的形成一样，是一簇而蹴的，也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北宋理学思潮的崛起，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存在着密切关系。从某种意议说，理学思潮是北政政治运动的产物，而范仲淹、欧阳修领导的“庆历新政”正是理学思潮得以    登上历史舞台的政治契机。由于宋初统治者对思想学说的态度上采取“儒、佛、道三教并行”的政策，因此宋初80年的思想学术是在一种沉闷、保守的氛围下进行的。直到庆历年间，学坛上才兴起批判的思潮，要求复兴中衰已久的儒学，并在范仲淹、欧阳修的领导下掀起了古文运动。他们中的许多人重言重行，以自身行动树立崇高的人格风范，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已任”的思潮。随着批判的深入和汉唐经学的瓦解，儒学理论进入了创新阶段。在这阶段，贡献最大的就是理学家“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和程颐兄弟，他们是理学的实际完成者。此外，还有著名的理学家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他们利用讲坛，传播自己的思想，影响了一代代的学子士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派别，濂学、象数学、关学、新学、洛学、蜀学等。早期的那种“先优后乐，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的儒家理想人格，也开始出现了转向。学者们更加注重自身的修身、正心和内在反省，并进一步走向“存天理，去人欲”的倾向，认为“去情却欲以尽天下之性，修明至神以超圣人之域”。中国的儒家思想文化出现转向内在的趋势。

    在北宋理学思潮的高潮中，虽然出现了很多学派，但处于中心位置的无非是“关学”、“新学”、“洛学”。对宋明理学产生深远影响的莫不过于“洛学”了。其代表人物就是“北宋五子”中的程颢和程颐兄弟，特别是程颐，地位突出，一直有“伊朱”之称，以之作为理学的正宗和代表。二程在吸收前人思想资料的基础上，体现出“天理”二字，他们认为：“万物皆只有一个天理”，天理是宇宙万物自然体的最高本体，它是一种超越物质、超乎形器的形而上学的存在，是派生天地万物的最终本原。在天理与宇宙的关系上，是先有理后有物，有理才是物：“实有是理，故实有是物”。二程不仅将天理作为宇宙本体，同时又将天理与人间的伦理道德原则直接等同“人伦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

    在二程看来，人伦道德、纲常秩序之礼就是天理。把人类特有的道德原则上升到世界的本体。从天理论出发，二程提出了人性理论，“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命之性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纯粹至善。在认识论方面，二程提出了与天理论相沟通的“格物致知”。“格物”解释为“穷理”，认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若曰穷其理云尔。将知识论与天理论联系起来，使致知主要成为掌握天下之理，以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二程长期居住洛阳讲学，培养了众多学生，在思想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洛学”在两宋之际始终处于受排挤和压制的地位。到了北宋后期才逐渐得到了改善。从理学创立起直到北宋末年，并不是以一个统一的学派的形式出现，对当时也没有多大影响，直至南宋朱熹将理学思想整合，理学理论最终完成。

    南宋初期对“洛学”的压制和排挤渐松，加速了“洛学”的传播，到了南宋中期，“洛学”已遍及当时南宋的境内，出现了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大儒。其中，朱熹集北宋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博大而严密的思想体系，权威地确定了理学的传授道统，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集合为四子书，并为之详细注释，取代了五经的地位，朱熹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

    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以后世影响最大的在理气、心性、修养功夫方面。朱熹认为理是“生物之本”，即是超越世间一切事物的绝对本体：气是“生物之俱”，即是形成万物的质料。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是，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形成了其理气论之总纲。在理气之间的关系上，朱熹认为“天下末有无理之气，亦末有无气之理”，理不仅是宇宙的本原，世界的主宰，也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源泉，一切封建道德的原则、规定及仪节，都是天理在人间社会的展现。在朱熹的理论体系中，“理”包括必然和当然两个方面，必然是指自然法则，当然是指道德法则，纲常伦理的当然与宇宙秩序的必然天然无间地圆融合一，此即是天一合一境界。

    理气论落到人生界便表现为心性论。朱熹认为理包含在人的形气之中，就是人之性。“性总是理，万物之总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理，禀得来便为我所有。”既然理之内在于人便为人之性，那么针对具体的心或性而言，则此性便是天地之性或本然之性，所以是纯善的。朱熹也主张“心统性情”，心包括性和情两个方面的内容，情是体，情是用；性是仁义理智，性是侧忍、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喜怒哀惧等“七情”，朱熹认为也是情，不过，四端发于性，七情发于气。

    在修养工夫上，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而加以改造，特别强调格物致知，就是要具体事物考察其理，使自己的知识能力充其极。在知识和行为二者的关系上，朱熹主张“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二者交养互发”。

    宋代理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在南宋时达到了高峰，进入其成熟期。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二程和张载的思想，尤其突出二程的“理”本论，并加以补充完善，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由於朱熹对理学发展有着最杰出的贡献，他身後自然也被列入理学的道统，按其门人所说：“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

    宋代的理学，自南宋后期开始受到了官方统治者的重视，逐步登上统治思想的宝座。支配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其影响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同时，它的辐射还远播海外，影响到整个东亚文化圈，如李朝朝代的朝鲜、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都已程朱理学作为统治的正统思想。

    以上就是程朱理学发展历程的鸟瞰。我们看到两宋时期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兴盛期，名儒辈出，群星灿烂。但在“三教并立”的大环境下，儒家思想是如何将自己的学说、观点普及和传播的呢？这就不得不再次提及两宋时繁荣的书院教育。

    宋代书院与宋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宋代书院是宋代思想的摇篮。一方面，宋代书院基本体现了掌教者主持人的学术和教育思想。思想家在书院聚徒讲学时，大都将自己的思想定了教育宗旨。另一方面，书院也是传播思想的场所，尤其是理学家通过掌教书院和私人讲学，推动理学的发展。北宋范仲淹曾经在当时四大书院之一的睢阳书院讲学，孙泰曾在泰山书院讲学，胡援在苏州、湖州讲学，胡瑗、孙复、石介被称为“宋初三先生”，周敦颐讲学景濂书院，还曾到苏门山讲学，和当地大儒切磋，这都对对当时的书院教育有重大影响。

    在四大书院中历史最悠久、最富盛名的，恐怕要算白鹿洞书院了。可能更多的是由于大思想家朱熹曾经在此讲学。其位于江西南康府庐山，白鹿洞并非有洞，其名称来源于人文传说和地理名称，唐代时李渤任江州刺史，就在其地建台榭，命名为白鹿洞，南唐时曾在此建立国学，后北宋在此基础上建立书院，成就非凡，受到朝廷的赏赐，四方有志之士前来求学，后毁于战火。在南宋时由理学大师朱熹主教，他在南康做官时，令人重建书院，经常到书院讲学，解答疑难，教诲不倦，净产和师生在林间山涧游息，制定了《白鹿洞书堂揭示》，以“四书”“五经”授课，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吕祖谦作《白鹿洞书院记》，陆九渊曾经到书院讲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留下了著名的《白鹿洞书堂讲义》，后来又建造了孔子雕塑，朝廷褒扬，自此开始名扬天下。书院对南宋理学思潮的推演亦有重大促进作用。举凡著名书院都是理学的重镇和基地：一方面，理学家们充分利用书院的特殊条件潜心研究学问，建构他们的理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理学家们又在书院培育传人、传播其学说思想，造就理学人材群体，形成发展诸理学流派，并借书院的特殊环境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使理学获得愈益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当时兴办书皖最盛的江西、湖南、福建皆为“理学名邦”、道学传扬基地，这也反映出书院对理学的发展确有重要影响。

    §§§第三节    婉约李清照，豪迈辛弃疾（上）

    提及宋代文学，人们头脑中马上会出现“唐诗宋词”四个字。的确，宋代文学继唐代之后，有了进一步发展，各种文学形式广泛兴起、革新、发展，散文、诗、词、书法、绘画等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整个文学艺术呈现的是一幅繁荣、瑰丽的景象。但宋代文学成就是高的当属宋词，它以其高度的繁荣与唐诗并称为我国文学双绝，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皇冠上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宋代近300多年的历史中，词人灿如群星，作品郑帙浩繁，灿如星斗。据唐圭璋所编《全宋词》，共收录词人1330多家，词作19900多首，出现了柳永、苏轼、王安石、欧阳修、黄庭坚、陆游、李清照、辛弃疾、姜夔、柳永真等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的词人，创作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等千古绝唱。两宋时期，许多著名的诗人都是词的创作者，如欧阳修、苏轼等，都是词作大家；还有一些是著名的政治家，如范仲淹；还有更多的以词名世的，如柳永、李清照、辛弃疾等。参与词之创作的人如此广泛，也说明了两宋时期词之盛况。

    唐代文学诗歌达到了鼎峰，两宋时为什么没有延续诗歌的辉煌，而独辟溪径，反而将唐末出现的词推向了发展的巅峰呢？这不得不让我们再次对宋代的文化进行了思索和剖析，解读宋词兴盛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诗受到特殊的重视。在《诗·大序》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尤其到了唐朝，将诗的发展推向了顶峰。从形式到音律、风格都达到了美伦美奂的程度。正如王国维所云：“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它体，以自解脱。”词本身就兼有文学和音乐两方面的特点，今天宋词唱法虽已失传，但我们读其依谱所填的词时，仍然可以从其字里行间中感受到音乐节奏之美，或闲雅幽远，或缠绵宛转，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令人荡气回肠，别有一种感染能力。如此巨大的感染力，引起文人骚客的共鸣，吸引他们投身其中，不断地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佳作。宋时，士大夫和文人闲暇和宴会应酬日益增多，他们需要一种更会自由的文风来表达他们心中的渴望和诉求。而词自由奔放、能歌能唱、易于传播，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崭新的天地，自由发挥的空间。于是，大批文人才子投入到词的创作之中。

    宋词的繁荣本身也适应了社会娱乐消费的需要。正如我们所知，宋代城市规模庞大，由于手工业、商业的迅速发展，市民文化呈现了繁荣的景象。出现了瓦舍勾栏等娱乐场所，词由于通俗易懂、抒发感情，易于传唱等特点，作为佐欢侑酒的娱乐手段，得到了市民阶层的欢迎，便适应城市的娱乐需要发展起来了。宋人云：“凡有井水饮处，皆歌柳咏词”，可见宋词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传播。

    在君主集权的环境下，皇帝的好恶也影响着文学的发展进程。如唐代因唐玄宗宠爱杨贵妃，一时整个国家以女子丰满为美。宋代君主虽缺乏鸿图大志，治国才略，但在艺术方面却取得了很深的造诣，经常以词的好坏，作为提拔官员的标准。如苏轼就曾经以《水调歌头》一词获得爱君之叹。这种名利的诱惑下，自然上下成风，词作者日众，造成宋词普遍发展的盛况。

    词大多是作者抒发情感之作，由市民文化发展而来的宋词市民气息浓厚，被视为消遣娱乐、佐欢侑酒的工具。随着宋词的发展，风格了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苏轼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婉约清丽为特色的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靖康之变对词的影响十分明显。在题材上表现为爱国词大量涌现，豪放派成为重要旋律，出现了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的爱国主义词人，陆游曾赞誉他“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

    李清照（1084～1155？）？，宋代著名婉约派女词人。自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李格非之女，丈夫赵明诚，是著名的金石考据学家。夫妻二人共同致力地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考证鉴别。后金人占领中原后，被迫流于江南。丈夫赵明诚死后，颠沛流离，飘泊于金华，履遭打击，最后投靠其弟，晚年凄凉。李清照才华横溢，文笔秀婉，才艺出众，工诗文，善丹青，犹以词的创作最高。李清照的词作造语新奇，自辟蹊径，以寻常语句入词，婉约多情，在词的表现上有独到之处。其作品风格和内容也随着北宋的灭亡，赵氏王朝的南迁分成明显两个界限。前期的词，主要描写少女、少妇的生活，多写闺情，流露了她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和别离相思的痛苦。她的词虽多是描写寂寞的生活，抒发忧郁的感情，但从中往往可以看到她对大自然的热爱，也坦率地表露出她对美好爱情生活的追求。她后期的词，多悲叹身世，有时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以表达她的爱国思想。李清照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居婉约派之首，对后世影响较大，在词坛中独树一帜，称为易安体。

    李清照之所以在诗词方面有极高的造诣，与其不寻常的家事背景不关系。李清照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京东路提点刑了狱，也是北宋著名的文人，精通经史，长于散文，家中藏书极多，母亲王氏也知书能文。在家庭的熏陶下，她小小年纪便文采出众。加之父母常于文人交结，她自幼随父母周旋这些叔伯之间，终日耳濡目染，加之天资聪颖，促成了他文学上的非凡成就。

    1101年，李清照与长她3岁的赵明诚结婚。作为金石家的赵明诚酷爱其术，在他的影响下，李清照也对金石学产生了兴趣，夫妻两人学术上互相切磋，艺术上共同砥砺，相同的爱好和兴趣，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神仙倦侣，过着恬静的富于诗意的幸福生活。自幼生活在幸福殷实的官宦之家，过着不知人间愁知味的李清照，早期的作品主要描述少女情怀。李清照爱酒之深可以与李白、苏轼等同列，酒与她的诗词一样，随着她的人生经历的跌宕起伏而变化，让人浮想联翩。正如那首活泼清新，语意隽秀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正是她早年的无忧生活才能写出这么清新的作品。

    李清照婚后，常与丈夫报以诗词。一年重阳，李清照作了那首著名的《醉花阴》，寄给在外作官的丈夫。“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秋闺的寂寞与闺人的惆怅，跃然纸上。据《嫏环记》载，赵明诚接到后，叹赏不已，又不甘下风，就闭门谢客，废寝忘食三日三夜，写出50阙词。他把李清照的这首词也杂入其间，请友人陆德夫品评。陆德夫把玩再三，说只三句绝佳。赵明诚问是哪三句，陆德夫答：“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与赵明诚屏居乡里的时间，在10年以上。他们“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更加努力地访求古碑、文物。大约在宣和三年（1121），赵明诚又重新出仕。这一时期，他们开始编写《金石录》，并继续搜集古物、碑铭，一同鉴赏、考订，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靖康元年，金人围攻汴京。次年，赵明诚母死于金陵，明诚携书15车南下奔丧。随之，北宋亡。高宗即位后，明诚起知建康府。这时北方大乱，赵家青州故第十余屋的书册什物被焚。建炎三年，明城被罢，二人决定去洪州暂住，一路上，二人谈论的都是国家兴亡，赵明诚说：“古代蜀国望帝禅位出奔，还日夜思念故国，化为啼血的子规。如今，二帝蒙尘，神州板荡，又有谁思念我们这风雨飘摇的故国呢？”船队进入和州境内，李清照指着北岸的一道水流对赵明城说：“那就是霸王自刎的乌江啊！你刚才说的好，望帝怀念故国，化作子规，啼血哀呜，那就是漫山遍野的杜娟，也变作了他们满腔碧血！楚霸王逐鹿败北，无颜见江东父老，宁肯一死以谢天下。这比起那弃天下百姓于不顾，敬且偷生，偏安一隅的人，要有气节的多！”言罢，禁不住放声吟道：“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借项羽的宁死不屈反刺徽宗高宗父子的丧权辱国，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夫妻二人一路南下，从山东流亡到南京，沿途风霜劳顿，不久赵明城病死于南京。丈夫的死无疑给李清照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她怀着极大的悲痛敛葬了丈夫。李清照连遭国破、家亡、夫死之痛，所作词章更为深沉感人。比如那首著名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掺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两盏三杯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者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南渡后的词作，其前期与后期在风格上相差极大。国破家亡的不安定感和个人生活的不幸遭遇，使她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创伤。因此，她的词一改往日的清丽、明快，而是充满了凄凉、悲苦之音，主要是抒发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亦有怀念故国之思。如《菩萨蛮》、《蝶恋花》以及慢词《永遇乐》等，寄托了强烈的故国之思。她在词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如《武陵春》、《声声慢》、《清平乐》等，将亡国之痛与个人孤苦凄惨的生活晚景融为一体，悲伤愁绪渲染极致，可以说这是时代的苦难与个人不幸命运的艺术概括。

    失去了丈夫的李清照，意味着失去了未来的依靠，在兵荒马乱中只好前往台州投靠其弟弟，自此姐弟二人相依为命。由于亲人相继离世，收集的金石字画在战乱中遗失，加之亡国之耻，使之充满悲愤之情，51岁的李清照写了《金石录后序》，记录了早年的幸福生活和乱离中的颠沛之苦。她晚年流浪江南，死时年岁已无从考。

    李清照晚年的生活，留给我们一个不可轻易而解的迷。据李清照的一封信《上内翰綦（崇礼）启》，有人推断，李清照在赵明诚去世三年后曾改嫁给张汝舟，后因二人“视听才分，实难共处”，“遂肆侵凌，日加殴击”而解除婚约。而一些学者也提出质疑，认为李清照改嫁之事不可信。出生于官宦之家的李清照，及与赵明诚深厚的感情，不可能会背叛其死去的丈夫。历史的真实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还无法弄清楚，还有待于我们持之以恒的探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李清照晚年如何生活，经历什么，她留给我们的是永远是文学上的光芒和精神上的震憾，永远被世人所称颂和纪念。

    李清照词的艺术成就很高，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她的《词论》极重视词的特殊格调和协律性，所以能够独辟门径，在丰富词的表现手法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李清照是抒情的能手，她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抒情词，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的闺中生活和流落异乡的思想情感。她巧于构思，常常选取一些生活片段写入词中，极具体、细致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武陵春》通过“也拟泛轻舟”和“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矛盾，来表现自己的痛苦处境。她又善于运用白描手法，通过写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将抽象的内心活动形象化，如《永遇乐》中以“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写自己情怀之恶；《一翦梅》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情状来写相思之深。她的抒情既委婉、含蓄，又极其自然，毫无矫揉造作的毛病。她的词的风格以婉约为主，但也偶有豪放之作，像《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即被称赞为“浑成大雅，无一毫钗粉气”，很值得重视。

    李清照词的语言更是独具特色，优美、精巧，却不雕琢求工。她在遣词造句上很有创造性，像她笔下的花树是“宠柳娇花”，“绿肥红瘦”；天气是“浓烟暗雨”，“风柔日薄”；又以“黄花瘦”比人，都十分新颖、清丽。她还常常以“明白如家常”的方言口语入词，如“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信手拈来，便增添了许多新鲜生动的情味，正像彭孙□所说：“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这种语言对于北宋末期华贵典雅的词风，无异是一种冲击。李清照的词富有音乐美，被称为“易安体”，从南宋起就不断有人学习和效仿。李清照的文集《漱玉集》在当时就曾刻印行世，后经考证，其中有60首为李清照所作。

    李清照是宋代之际非常有代表性的著名词人，其代表的婉约派在其手中走向了顶峰。除了婉约派外，南宋时宋词发展最具代表性首推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靖康耻之后，宋氏南迁建立了南宋政权，这时的士子文人心中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怀，并将这种思潮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词上，使苏轼的豪放风格的更上一层楼，其中，稼轩比苏轼走得更远，把民间口语浑然天成地写进词里。他的词风雄深雅健，后人评论说是：“横绝六合，扫空万古”，“激昂排宕，不可一世”。

    §§§第四节 婉约李清照，豪迈辛弃疾（下）

    辛弃疾被后人称颂，除了文学上的深厚造诣外，他还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抗金将领。尽管他在抗金斗争中并末实现他的宿愿，但他为抗金而一生戎马的事迹与他豪迈奔放、抒发壮志豪情的词一样豪不逊色，堪称其文武双全并不过分。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大片地区已成为金朝的统治区。辛弃疾自幼丧父，他是由祖父辛赞抚养长大的。宋朝廷南渡时，辛赞因受家口拖累，只能留在北方，并且担任了金朝的开封府知府等职。但辛赞“身在曹营心在汉”，念念不忘的是大宋政权。他常带领子孙们登高望远，放眼山河，希图恢复中原。辛弃疾15岁时便显示出文学上的很高造诣，他才华横溢，金朝进方官推荐他到燕京参加进士考试。祖父告诉辛弃疾利用去金都燕京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乘机侦察、了解金人的形势。

    在祖父的培养教育下，辛弃疾不仅诗文写得好，剑术高超，而且从小就立下了抗金爱国的大志。他曾豪迈地说：“我要用词骂尽天下的贼，用剑杀尽天下的贼！”

    辛弃疾除了在词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外，其作为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在于金的对峙中，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元1161年，金国的海陵王完颜亮率兵大举南下，想灭亡南宋，统一江南。当时22岁的辛弃疾，毅然组织了有两千多人的队伍抵抗金军。后来他又带领这支队伍，投奔了抗金的农民起义军耿京，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抗金朝统治的大潮中。耿京派辛弃疾为代表与政府联系，共同打击金军。不久义军首领耿京被叛徒张安国谋害后，辛弃疾既愤怒又悲伤，他立即约海州统制王世隆，带了50名精锐人马，捉拿张安国。到达济州的那天晚上，张安国正和金朝的将领在中军帐中喝酒。辛弃疾率众出其不意地闯进有五万金兵的大营，活捉了张安国。他还向金兵宣称：宋军十万人马即将开到，劝他们赶快投降。军中不少将士都是耿京的旧部下，听辛弃疾这么一说，当场就有上万人投到了辛弃疾一边，跟着他南下。张安国后来在临安被斩首示众。

    辛弃疾的壮举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震动，不仅军民们非常敬佩，连宋高宗也连声赞叹。这一年，辛弃疾年仅23岁。晚年，忆及少年壮举，他仍眉飞色舞，写道：“壮年旌旗拥万夫，锦檐突骑渡江初。燕兵夜捉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

    此后，辛弃疾便留在了南方。但在主和派的势力下，辛弃疾的抱负和才能根本无法施展。尽管如此，辛弃疾仍向宋孝宗上奏了他的著名的《美芹十论》（又称《御戎十论》）。在文中，他分析了当时宋金双方的形势，从而提出了恢复中原的大计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但他的主张、建议都没引起朝廷的重视，这使他感到了极大的悲愤和苦闷。这时期他写了不少词，大都是抒发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不平和悲愤的。

    从1168年起，辛弃疾先后到建康府、滁州等地任职，后来又当过江西、湖南的安抚使，成了职位颇高的“封疆大吏”。可是主和派当道，他职位再高也实现不了杀敌报国的志向。他只能花力气整顿地方政府，并创办准备北伐的“飞虎军”。这却又给主和派们抓到了把柄，公元1181年，他被主和派排挤，罢官回江西上饶的带湖闲住。

    在绍兴期间，他特地去拜会了年近80岁的陆游。这对文坛骁将、抗敌志士喝酒做诗，相见甚欢。这年底，宋宁宗召辛弃疾去临安，征求军国大计。临行前，辛弃疾又去向陆游告别。陆游特地写了一首七言长诗《送辛幼安殿撰造朝》，为他壮行。诗中有“稼轩落笔凌鲍谢”，“青史英豪可雄跨”的句子，这是陆游称赞辛弃疾的词作超过南北朝的著名诗人鲍照、谢灵运，并且具有非凡的才能，可以超过历史上的英雄们。陆游对这位文坛后起之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年末，辛弃疾奉诏入朝，陆游赋诗送别，以相勉励，有句云：“但令小试出绪余，青史英豪可雄跨，”对他期许甚高。次年三月，辛弃疾出任镇江知府，登北固亭，赋《永遇乐》以抒怀，有句云：“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表达了老当益壮的战斗意志。然而次年他又被免职，返回铅山，不久病死。

    作为一位杰出的词人，辛弃疾在长沙也写下了不少词章。一次，他在“长沙道中”，见“壁上有妇人题字，若有恨者”，乃“用其意为赋”，写下了《减字木兰花》一词： “盈盈泪眼，往日青楼天样远。秋月春花，输与寻常娣妹家。 水村山释，日暮行云无力气。锦字偷裁，立尽西风雁不来。” 这首词借一个被遗弃的妇女的话，委婉地道出自己远离前线，郁郁不得志的愤懑，

    辛弃疾去世后，留有词集《稼轩长短句》，后人辑录的有《辛稼轩诗人钞存》，存词六百多首，数量为宋代词人之冠。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有写自己的报国心声的，有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的，也有揭露主和派投降丑行的，也有吟咏大好河山的。但作品的中心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抗金御敌，恢复中原。宋词是我国词史上的顶峰，其影响笼罩以后的整个词坛。宋词实际上是宋代成就最高的抒情诗，使它取得了与“唐诗”、“元曲”等并称的光荣。

    §§§第五节 两宋书画极盛

    书画是中国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宋朝统治延续300多年，其绘画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彼此间又互相影响、吸收、渗透，构成宋代绘画丰富多彩的面貌。宋代绘画集中国绘画之大成，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通过绘画突出表现广泛的现实生活。运用多采的优美的艺术形式，创造了很多的艺术表现手法。以至我们一谈及绘画，首先想到的就是宋代绘画的成就，这点上既无愧于唐，更可傲视明清。元明清绘画中的风格样式及理论大多可以在宋代绘画中找到根据，宋代绘画体现了中国绘画的成熟与高度繁荣。宋代也是书法艺术变革创新的时代。在继承唐代收风的基础上，创造了尚意书风，另创别具一格的“瘦金体”，出现了著名的宋四家书法家。形成了自己雍容端丽的风格。

    宋代的帝王总体上都有很浓的艺术气息，文化素质相对比较高，虽在治理国家方面不敢令人恭维，但在绘画书法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特别是两朝的宋徽宗和宋高宗，以其显赫的地位和书画方面精湛的造诣，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宋朝统一之后，便在五代南唐、西蜀建立画院的基础上，继续设立翰林图画院，以培养宫廷需要的绘画人才。宫廷画院先后集中了来自西蜀的黄居□、黄惟亮、夏侯延□、赵元长、高文进等，南唐的董羽、厉昭庆、蔡润、徐崇嗣等及中原一带的王霭、赵光辅、高益等优秀画家。真宗以后，按画艺高下，翰林图画院设待诏、祗候、艺学、学生、工匠若干人。北宋徽宗时还曾一度设立画学，将绘画分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6科。宋代多数帝王如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光宗、宁宗等人都对绘画有不同程度的兴趣，出于装点宫廷、图绘寺观等需要，都很重视画院建设。特别是徽宗赵佶，本人在绘画上具有较高修养和技巧，由注意网罗画家，扩充和完善宫廷画院，并不断搜访名画充实内府收藏，导致了宫廷绘画的兴盛。

    宋代的翰林图画院归内侍省管理，专门为宫庭和皇室、贵族服务。画家进入画院要经过荐举或考试，一旦成为画院画师，享受很高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这些措施也有利于画师专心绘画，因此，很多工程浩大，内容丰富的作品都是在画院中完成的。画院中为提高学生的绘画水平，还规定一系列考核升迁的制度。把宋代的翰林图画院看做是世界上最早的“美术学院”也当之无愧。

    画院与画学经常举行等级考试。经常“诗眼”或“摘悉句”作为试题。主张绘画要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作能力，不能简单地翻译诗句，要求创作者要有含蓄的诗意，耐人寻味的意境。有一试题是“踏花归去马蹄香”，有人就在归马后画上翩翩追逐的一群蝴蝶，表示马蹄透香，遂以构思巧妙而夺得头魁。

    宋代绘画集古之大成，出现繁荣兴盛的景象，除了统治者因个人喜好兴趣而重视绘画的发展外，还有更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北宋统一消除了封建割据造成的分裂和隔阂，在一段时期内社会保持着相对安定局面，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城市经济出现空前未有的繁荣。南宋虽然偏安江南，由于经济重心的转移，经济、文化都得到继续发展并超过北方。北宋的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南宋的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等城市商业繁盛，城市文化生活活跃，绘画的需求量明显增长，绘画的服务对象也有所扩大，为绘画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宋代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行列，与更多的群众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一批技艺精湛的职业画家，将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汴京及临安都有纸画行业。社会对绘画的需求和民间职业画家创作的活跃，是推动宋代绘画发展的重要因素。

    宋代绘画题材广泛，主要分为山水画、花鸟画和人物画3大门类。绘画风格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除了界画、院体画外，还兴起了文人画。宋代绘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立国以后的百余年间，大体遵循五代绘画传统；汴京一带成为绘画艺术中心，宫廷画院先后集中了来自西蜀及中原一带的优秀画家。院体花鸟画以后蜀黄筌所创的黄家富贵体为规范，黄派画风富丽浓艳，最适合宫廷点缀升平，成为百来年画院取舍作品的程式。宋初山水画形成南北两派，其中，北派以李成、范宽为代表，李成善画齐鲁大地的平野寒林，风格潇洒清旷，笔锋颖脱，好用淡墨， 素有“惜墨如金”之称。范宽善画崇山峻岭，自成雄峻苍老的风格，用墨深沉密集，其绘画风格中的雄强浑厚与李成的清刚秀润的山水美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文一武”在山水画中各领风骚。他们二人皆先后在不同方面，发展和丰富了荆浩、关仝的北方画派。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画派在此时期则影响不大。山水画在这些巨匠推波助澜达到高峰后，出现了“李成谢世范宽死，唯有长安许道宁”后继乏人的窘境，山水画的发展也陷入了停滞的境况。当时画院内外以山水画知名的还有燕文贵、翟院深、高克明、李宗成、屈鼎等，擅长宗教壁画的有王□、高文进、武宗元等，花鸟画则有赵昌、易元吉、王友等。这些画家的创作实践，酝酿着北宋绘画风貌的新变化。

    到了神、哲两朝，绘画发展进入第二阶段，有宋代特色的绘画风格在这时期基本形成。熙宁和元丰之际，出现了以李公麟为代表的鞍马人物画，以郭熙为代表的山水画，以崔白为代表的花鸟画。他们在内容及艺术上都展示出崭新的风貌，都具有精湛的技巧和深厚的修养。被后人评为“宋画第一”的李公麟以单纯朴素的白描形式，逼真表现出人物各异的形神情态，极富质感、层次感、立体感，笔法如行云流水，精确地表现了不同阶层、民族、地域人物的特征，特别是在刻画士大夫生活形象和情趣上，获得极大成功。李公麟的《免胄图》描写了唐代郭子仪在阵上单骑免胄劝令回纥军退兵的故事，塑造了大敌当年郭子仪不顾安危镇定雍容的大将风度，寄托了画家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崔白和郭熙都可以不经起稿而放手作画。崔白打破了宋以来黄派画风独霸天下的局面，代之以清新俊秀的风格，他描绘季节气候变化中禽鸟的情态，善于表现败荷凫雁的荒情野趣，设色淡雅，用笔有细密，花鸟形象野趣生动，突破了宋初以来画院内黄氏体制的规范，取得了更为自然生动的效果。郭熙则扭转了宋初山水画自李成范宽后的颓势。通过景色季节及气候的描绘，表现了山水林泉的幽情美趣，在取景上创造了“平远、深远、高远”的三远法，把李成以来的北方山水画派推向更高水平，郭熙成为把山水画从五代余波转向宋代画风的津梁。他的《早春》、《关山春雪》、《幽谷》是他的代表作品。发展山水画画法取得成就最大的就是米芾和米友仁父子。他们通过信笔挥就的点滴云烟来表现江南山水云雾迷濛的意境，别有一种平淡天真的情趣，形成了“米派”和“米氏云山”，存世给画有《溪山雨雾》、《潇湘奇观图》。以苏轼、文同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绘画潮流，也于此时形成。文人画强调神似，注重写意，不拘泥于形式，讲究自然天成，诗画相通。文同以其善画墨竹首开其风。形成了湖州竹派。而苏轼善画墨竹与枯木怪石，并提出了“士夫画”的概念，成为文人画的倡导者。从此，文人师便成为与院体画相对的一个独立的画派，他的兴起是士大夫独立意识在绘画领域的一种反映，他们为表达自身在的高雅脱俗和傲古节操，常将传统的梅兰竹菊作为绘画的题材。这一阶段，书法绘画等艺术活动频繁、活跃。收藏名画之风盛行，文人士子经常聚集谈论书画。驸马都尉王诜筑宝绘堂收藏法书名画，并于府第西园中聚集诗人画家赋诗作画，皇族赵令穰善作清丽富有诗意的小景山水，以及米芾这一时期也经常开展书画活动。

    徽宗赵佶、高宗赵构统治时期，是宋代宫廷画院最为繁荣的时期。徽宗时画院制度已相当完备。社会上民间画家艺术水平的总体提高，为画院输送了不少优秀画家。此时画院高手云集，善画百马、百雁的马贲；开南宋山水画新风的李唐，笔阔皴长，墨润势畅，他“大斧劈皴”，画风苍润劲拔，他的《万壑松风图》，画高岭飞泉，万松深壑，墨色浓重，气势雄浑；善画风俗界画的张择端，他的《清明上河图》以写实的手法、高超的技巧，集中概括、生动有趣地再现了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令人百看不厌，不仅是一幅杰出的绘画作品，而且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富有才华的青年山水画家王希孟，他的《千山江里图》，融合了南北山水派的特长，既有写实又富于想象，将壮美雄浑，大气磅礴的壮丽山河描绘的栩栩如生，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堪称宋代院体画的双璧；以画婴儿货郎著称的苏汉臣，他的婴儿图用笔简洁细劲，构图工整明丽，极具生活气息；为徽宗代笔供御画的刘益、富燮等人，亦都以画艺精湛、笔墨不凡而著称。徽宗时期，院体画中的花鸟画盛行，画风工丽、强调形式，开成“宣和体”。宋徽宗本人也是花鸟画的第一高手，他的画生动逼真，以生漆点飞禽之睛，栩栩如生，“几欲活动”。这种画风一直延续到南宋前期。徽宗时内府书画收藏极富，公卿士大夫收藏家也甚多，《宣和画谱》反映了当时宫廷收藏的盛况。靖康之变，汴京被金兵洗劫，一部分画家被掳北去，宫廷藏画流散北方甚多，给金朝统治区绘画发展以相当影响。另外，大批画家纷纷逃到江南，又成为南宋高宗画院中的骨干力量，促进了江南地区绘画的发展。

    孝宗以后的南宋时期为宋代绘画发展的第四阶段。爱国主义影响，恢复河山的情结给绘画打上了深刻的印痕。到了光宗、宁宗时期，山水画继李唐之后，出现了明显的画风变化，代表画家为刘松年、马远、夏圭等人。他们与李唐被称为“南宋四家“。他们重视章法的剪裁，巧妙地利用画面大片空白突出鲜明的形象，画面效果含蓄凝练，简洁而富有诗意，具有优美的意境，简率而富有表现力的大斧劈皴则显示了笔墨技巧的提高。马远偏好“一角”之景，人称“马一角”。主要作品有《踏歌图》和《梅石溪凫图》。而夏圭绘画时常取“半边”之景，被称为“夏半边”，主要作品有《江山佳胜图》、《溪山清远图》，从马远和夏圭的构图，我们可以看到宋室偏安局面对绘画的潜左影响。历史故事画及风俗画在整个南宋时期都比较发展，其原因自然与宋金的对峙政治背景息息相关。李画山水画见长的李唐和刘松年，也都有历史画的佳作传世。刘松年的《中兴四将》，画的就是宋初岳飞、刘光世、韩世宗、张浚四位著名的抗金英雄，揭出人们对“中兴”的企盼。李唐在《采微图》中更是通过画来歌颂伯夷、叔齐的气节，并在《晋文公复国图》中表彰晋文公立志复国的精神，寓意十分明显。这一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描绘因战乱和复杂的民族关系而造成的不幸悲戚遭遇的绘画非常流行，如《文姬归汉图》、《明妃出塞图》，像当时民间的讲史一样，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忧患意识。除此题材外，此时出现的李嵩是尤其值得注意的画家，他曾作《宋江三十六人像》、《服田图》、《四迷图》、《观潮图》等，作品大都含有深刻的意义。而他的《货郎图》更是以百姓的日常生活为背景，传神地写照出深重的生活情趣，反映出人物画的新走向。

    宋代绘画艺术在技巧上有许多重要创造。着重挖掘人物的精神状貌及动人的情节，注重塑造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花鸟画、山水画追求优美动人的意境情趣，注意真实而巧妙的艺术表现，并努力进行形象提炼，有着高度的写实能力。文人士大夫绘画对于绘画艺术的繁荣提高也有促进作用，他们在主观的表达和笔墨效果的探索上尤有贡献。宫廷绘画在整个社会绘画的繁荣基础上得到高度发展，其艺术成就也不容忽视。

    在绘画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宋代的书法艺术也大放异彩。宋初，就设立了翰林书艺局，并在淳化三年，太宗命将内府所藏历代法书墨迹编为《淳化阁帖》，并进行推广，形成了贴学的昌盛。对行书的发展和尚意书风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快步发展到宋代，一反唐代的平整森严，讲究书家的散怀舒意，标准优美抒情的书风，强调书法的风神天姿。书法成为人们寄情达意的形态艺术，书家的精神风韵与文化情趣在其中得到绝好的抒发。一提及宋代书法，素有宋四家“苏、黄、米、蔡”的说法，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发展水平的典型代表。苏轼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奇才确立了宋代的尚意书风。提出了“我书意造”的口号，指出人品生于书品，书法体现了书写者的学识并传达出个人的情趣。在书法中要达到创新必须做到“无法、无意”，即“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无意于佳，妙手天成。苏轼的书法风格，用笔丰腴跌宕，常能自创新意，得天真烂漫之趣，时凝练端庄，或豪放不羁，或风神蕭散。他的行楷书内紧外疏，险劲多变。黄庭坚的书法风格，用笔纵横拗崛，自成一家，尽厅藏郁拔之能，时气势磅礴，或意趣自然，也姿态多变。擅长行、草，他的作品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逸峻美。米芾的书法风格，用笔俊迈豪放，提倡天真率意，直沉着痛快之路，时癫狂不俗，或风流倜傥，也清旷恬淡。他的篆、楷、行、草各体俱工，行书为世人所推重。 他的书风是跌宕多姿，隽逸疏放。他们三位书风各成一格，被后人推崇备至，列于宋四家之中，向无异议。关于“蔡”是指蔡京还是蔡襄，历来就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四家中的蔡应指的是蔡襄。《宋史.蔡襄传》曰：“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可见书法得到社会的重视及文豪们的赞赏，甚至“为当时第一”，那么将蔡京列为“宋四家”之中是当之无愧的。

    但一些学者认为“蔡”指的是蔡京，因蔡京名声太坏，而用蔡襄来充数。因为按照“苏、黄、米、蔡”的方式排序，蔡京比前三人晚，排在最后顺理成章，而蔡襄在英宗朝已经去世，米芾则活动在徽宗朝，蔡襄排在最后显然不合排序的规则。另外，从书风来看，蔡襄的书风与前四位生活费甚远，而蔡京的书风是“字势豪健，。痛快沉着”，显然与前三家是一脉相承的。看来，“蔡襄说”颇有道理，“蔡京说”也非无稽之谈。而从蔡京是个大奸臣，做了如此多的祸国殃民之事，人们的情感自然要倾向于蔡襄。不过，无论“蔡”指的是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宋代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

    宋代两院书画的繁荣创造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巅峰，对随后元、明、清书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六节    “中国的福尔摩斯”宋慈

    提及宋慈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感到陌生；但提及电视连续剧《大宋提刑官》里面那位铁面无私、断案如神的宋提刑，你一定会印象深刻。随着《大宋提刑官》的热播，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位历史上著名的法医鼻祖。剧中的宋慈俨然是“中国的福尔摩斯”，任何蛛丝马迹都难逃这位神探的法眼。宋慈在历史上的真面目到底如何呢？与电视剧中塑造的形式是否一致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回南宋，去重新了解这位神秘的“福尔摩斯”。

    宋慈（1186-1249）？字惠父，南宋建阳县童游里（今童游南山下）人。北宋时，他的高祖世卿从浙江建德县来任建阳丞而家居建阳。父宋巩是宋朝著名刑狱推官，家境小康。宋慈从小就聪明过人，自幼受到其父的熏陶，善于观察和推理。10岁时从学建阳县学者、朱熹的高弟吴稚，并得到吴稚的同窗黄干、李方子等名人指教。宋慈少年时接受的是程朱理学的教育，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秩序和法则的代表；“理”是整个世界的依据，末有天地之前就已经存在；天塌地陷后它仍然存在，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观点。便宋慈从小就重视实践，力求真知。在他的著作《洗冤集录》的开篇就写到“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意思就是说：刑罚中最重的莫过于斩首，叛处罪犯斩首的依据就是案情，而判断案情轻重则主要依赖的就是检验。通过检验，可以看到犯人是否有冤屈，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

    宋慈这些基本思想内涵，却与他所受的理学教育背道而驰，它们属于唯物主义思想。从小就接受理学的系统教育和长期熏陶的宋慈，按照常情，这样的人一定具有浓厚的理学唯心主义。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工作中他一点也没有非礼勿视的儒家礼法，一反当时的伦理观念和具体做法，彻底打破尸体检验的禁区。他告诫当检官员：切不可令人遮蔽隐秘处，所有孔窍，都必须“细验”，看其中是否插入针、刀等致命的异物。并特意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应抬到“光明平稳处”。如果死者是富家使女，还要把尸体抬到大路上进行检验，“令众人见，一避嫌疑”。 如此检验尸体，在当时的理学家即道学家看来，未免太“邪”了。但这对查清案情，防止相关人员利用这种伦理观念掩盖案件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宋氏毅然服从实际，而将道学之气一扫而光。宋慈还制定了一整套验尸条文，例如规定检官要亲临现场，及时检验，分析死因，不得因尸体腐烂而避而远之。朱程理学熏陶下的儒家弟子，却不蹈传统的中庸之道，展现了令人诧异的辩证思维。 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人身上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呢，在宋慈身上又留给我们一个难解历史之谜。

    南宋开禧元年（1205），他进京入太学，深受太学博士真德秀的赏识，遂拜其为师。期间，真德秀传授给了宋慈很多知识。嘉定十年（1217）宋慈中乙科进士，授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市）县尉，遇父病未赴任。宝庆二年（1226年）任江西省信丰县主簿。当时宋慈已经迈入40岁门槛，才开始真正步入仕途。

    南宋政府从建立之日起，就一直面对着对富庶江南虎视眈眈的金朝和蒙古的威胁。随着宰相韩侂胄组织的北伐的失败和“嘉定和议”的签定，南宋政府增加了向金贡奉的银绢，对南宋政府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国和益加衰弱。而宋慈所任职的赣州却是贫瘠地区，加之朝廷的层层盘剥，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逼无奈的农民发动了多次起义。因宋慈在平定“三峒贼”饥民暴动中有功，被朝廷授予“舍人”称号。安抚使郑性之慕其有拨乱反治才，延入幕府参预军事，多所赞助。任期届满，江西提出点刑狱使叶宰聘宋慈为慕僚。绍定四年（1231），得福建路招捕使陈韡推荐，宋慈得任长汀县令。

    宋慈居官清廉刚正，体恤民情，不畏权豪，决事果断。他在长汀县莅任之初，了解到当地的食盐由福州经闽江运来，历时一年，中间环节盘剥严重，盐价过高，百姓不胜负担。于是经过考察多方咨询后，改从潮洲沿韩江、汀江而至长汀，往返仅用3个月，大大节省运费，官府将盐廉价出售，百姓无不讴歌载道。

    端平三年（1236），同知枢密使魏了翁聘宋慈为幕僚。理宗嘉熙元年（1237），他任职邵武军（今属福建），仅及周年，民有余念。次年，浙西饥荒，宋慈奉诏入境，叹曰：“强宗巨室，始去籍以避赋，终闭粜以邀利，吾当其谋尔。”于是实行“济粜法”，他建议把地方居民按贫富分为五等户。这五等户中最富有者出存粮的一半用来捐献，另一半按官定价格出售；较富有者的存粮只卖不捐；中等不卖也不捐；次贫者按其所需数量，官府救济一半，自己购买一半；赤贫者全量救济，并减免租税。朝廷采纳了宋慈的建议，颁布了法令，富户不敢违命，从而使百姓、贫者得以度过荒年。这得到了理宗的高度评价，“分忧中外之臣”，并赠“朝议大夫”的称号。宋慈死后，皇帝理宗为表彰他的功绩，曾为宋慈御书墓门 “慈字惠父，宋公之墓”， 凭吊宋慈功绩卓著的一生。

    在他为官的20余年间，本着理学家审慎治学的精神，戮力以赴，颇有治绩，很受民众的爱戴。他抱着“事莫重于人命”的信念，凡决狱理刑，始终“以民命为重”， “于狱案”采取“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之心”的严肃态度。发现吏仵奸巧欺侮，则亟予驳正；若疑信未决，必反复深思，决不率然而行。深入查访，听讼清明，决事刚果，雪冤禁暴，不畏权势，积累了丰富的检验经验。尽管宋慈任上都做过哪些事，在皇家典册、秘府要籍里可考资料不多，但其躬身从事仵作检验的事迹仍有零星见于记载。

    嘉熙三年（1239），宋慈53岁，任广东提点刑狱（掌管刑法狱讼的官吏）。在这以前，那里的官吏多不作为，积留大量狱案。他一到任，便着手处理大批悬案、积案，调查现场，验证材料。史称他“下条约，立期程，阅八月，决辟二百余”。宋慈办案严肃认真，执法如山，而且不畏权贵，决事果断，经8个月的检查，处决了一批犯人，昭雪了一批屈打成招的冤命案，解决了一大批疑案、积案，铁面无情地惩处了一些贪赃枉法的基层执法狱吏。他这种“雪冤禁暴”的事迹，在百姓中赢得了好名声，群众颂之为“清官”。从此，声名大震，时人称他“以民命为重”、“听讼清明，决事刚果”，“声望与辛（弃疾）、王二公相颉颃焉”。

    嘉熙四年（1240）移任江西堤点刑狱，为赣民作主，严办违法的盐贩，使道路畅通，秩序安定，民心大服。淳佑元年（1241），宋慈知常州军事。淳佑五年（1245），转任常州知州，议重修《毗陵志》，开始编辑洗冤录资料。任满，转任广西提点刑狱，巡行各部，雪冤禁暴，虽偏僻恶溺处所，亦必亲往视察。淳佑七年（1247），任直秘阁、湖南提点刑狱使。淳佑九年，拔知广州、广东经略安抚使。

    宋慈为官清廉，生活朴实，一生无其他嗜好，唯爱收藏异书名帖，喜金石刻。晚年更加谦虚谨慎，爱惜人才，虽是后生晚辈，凡有一技之长，皆提拔引荐。他年老有病在身，一切公务，犹亲自审察，一丝不苟，慎之又慎。宋慈虽然40岁时才踏上仕途，但在20多年的官宦生涯中，却曾4次担任南宋省一级的司法官——提刑。长期的专业工作，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认真审慎的实践，使他认识到“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于历试之浅”，于是博采近世所传诸书如《内恕录》、《折狱龟鉴》等数家，荟萃厘正，参以自己的实际经验，于1247年任湖南提点刑狱时，完成了《洗冤集录》的编篡工作，并刊于湖南宪治，供省内检验官吏参考，以指导狱事的检验，达到“洗冤泽物”的目的。此书一经问世就成为当时和后世刑狱官员的必备之书，几乎被“奉为金科玉律”，其权威性甚至超过封建朝廷颁布的有关法律。

    淳佑八年（1248），宋慈任宝谟阁直学士，奉命巡回四路，掌管刑狱。听讼清明，决事果断。翌年，升任焕章阁直学士、广州知州与广东经略安抚使。一日，他忽患头晕病，仍然参加祭孔典礼。从此委顿不起。同年三月初七逝世于广州官寓，享年64岁。于次年七月十五日，归葬建阳县崇雒里（今崇雒乡）建阳宋氏祖居地昌茂村。

    宋慈的生平在《宋史》中并无记载，而是从南宋诗人刘克庄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得来的。宋慈因守父孝闲居建阳老家时，刘克庄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30年后，刘克庄惊闻宋慈逝世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为其写下《宋经略.墓志铭》。在墓志铭中赞他“奉使四路，皆司臬事，听讼清明，决事刚果，抚善良甚恩，临豪滑甚威，属部官吏以至穷闾委巷，深山幽谷之民，咸若有一宋提刑之临其前。”

    宋慈是我国法医学先驱，他抽丝剥茧，断案释疑，对当时传世的尸伤检验著作加以综合、核定和提炼，并结合自己的经验篡写的《洗冤集录》。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宋慈也因此被界内公认为法医鼻祖。

    《洗冤集录》是集宋慈以前外表尸体检验经验之大成的著作。他认为“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因此对尸体现象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归纳。其中有不少结论是符合近代法医学原理的。作者提出不能轻信口供，认为“告状切不可信，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对疑难案件尤要“须是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便以为信”。他还提出检验官必须亲临现场，亲自填写的尸体检验原则。

    《洗冤集录》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元刻本《宋提刑洗冤集录》。内容自“条令”起，至“验状说”终，全书分为5卷，13条，7万字，主要包括检官的工作规范；尸伤的症状和检验；应急抢救措施；各种机械性窒息死；各种钝器损伤；各种锐器损伤；交通事故损伤；高温致死；中暑；病死、疾死等等，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众多领域，与现代法医学的范畴大致相同。

    在《洗冤集录》中，宋慈向我们展现了我国古人的聪明才智和奇妙的法医知识。

    在周星驰那部经典的《九品芝麻官》中，就呈出现了一段滴血认亲的场景。而在《洗冤集录》中，就记载了用滴血法作为直系亲属亲权的鉴定方法。即是将父母与子女的血液和在一起，视能否融合来鉴定有否亲属关系。或将子女的血液滴在骸骨上，如果是亲生的，则血入骨，非则否。这种方法实际效果并不确实，因为子女的血型虽受父母的影响，然并不都是相同的。但此法包含有血清检验法的萌芽。

    精炼平实的《洗冤集录》，化腐朽为神奇，演化出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古代刑侦手段。在某种特定的状况下，一个男人是失足落水还是死后抛尸，取来他的头骨就能得到答案。将头骨弄干净，放在盆中，用热水从头顶浇灌，如果盆中有泥沙，证明落水时曾挣扎呼吸，泥沙进入五官内，又在热水的冲洗下进入盆底。如果盆中没有泥沙，往往是死后抛尸，因为被害人呼吸已停，气息已止，所以泥沙不入。一个人死于意外还是他杀，在检官的抽丝剥茧中会冲破重重迷雾，而《洗冤集录》就是检官手中的武器。

    《洗冤集录》中记录了一些刑事案例和检验手段，虽然有的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当时的确是非常有效的检验手段，令人拍案叫绝。在书中记载了一个晒镰刀的故事，一位男子被人杀死，浑身有伤十余处，都是镰刀斫伤。检官发现财物无损、衣物俱在，断定这是一桩仇杀案。经过调查探访，检官锁定了嫌疑犯。他让附近居民交出家中所有的镰刀，分别排列地上，总共有七八十把镰刀。当时正值盛夏，苍蝇聚集在其中一把镰刀上，停留不去，检官揪出了这把镰刀的主人。检官说，苍蝇嗜血，这把镰刀杀人后血腥气仍在，导致苍蝇聚集，而其他镰刀则无此状况，可以推断这把镰刀的主人曾经杀人的事实。在证据面前，杀人者低头认罪。

    《洗冤集录》还记录了蒸骨验伤的方法，把一具尸骨洗净，用细麻绳串好，按次序摆放到竹席之上。挖出一个长5尺、宽3尺、深2尺的地窖，里面堆放柴炭，将地窖四壁烧红，除去炭火，泼入好酒二升、酸醋五升，乘着地窖里升起的热气，把尸骨抬放到地窖中，盖上草垫，大约一个时辰以后，取出尸骨，放在明亮处，迎着太阳撑开一把红油伞，进行尸骨的检验，“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微荫，骨断处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则是生前被打分明。骨上若无血荫，踪有损折乃死后痕”，死者生前的死因就在红油伞下展现。现代科学证明了，红油伞吸收了阳光的部分射线，使当时的检官看到了他想看的事实。

    《洗冤集录》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法医学史上最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1247年，当西方社会还处在中世纪茫茫黑暗时，中国就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洗冤集录》比意大利人图纳图？菲德利写出的《医生的报告》早了整整350年，相继被翻译成朝鲜、日本、英、法、德、俄等多国文字，至今仍然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和实用价值，直到目前，许多国家仍在研究它。其影响非常深远，在中、外医药学史、法医学史、科技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其中贯穿着“不听陈言只听天”的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至今仍然熠熠闪光，值得发扬光大。

    南宋末战乱频仍、兵祸连接，宋慈的事迹和身世逐渐模糊，但《洗冤集录》却时时提醒人们，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兢兢业业的大宋提刑官，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重证据实的理性年代，人文大宋得到了世界的推崇。 宋慈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福尔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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