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富国强兵。同时，也只有在国富兵强的基础上，才能将谋略发挥的更彻底，也才能进一步在激烈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制服敌人、取得胜利。因此，一开始论述的不是具体的战略战术，而是谈论如何治理好国家以达到富国强兵的谋略思想。
吴起指出，要“治国”、“富民”，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对此，吴起提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施行仁政，要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主张礼义兴国、仁爱百姓，任用贤能。
吴起所提出的这些“治国”、“富民”谋略极有见地。作为统治者，最高境界是以道德治理国家。统治者如果有深厚的道德修养，那么委任官吏就不会与他的实际能力不相称，大小官员也都能胜任自己的职务。而君主拥有贤明的将相，对内对外都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例如：周初用所谓的“圣人之道”治国，后来行不通，便换用较为严厉的法令，继之用策谋、用权力，仍行不通，最后只好用威势。然而一旦到了以威势迫人的地步，就出现东周末年诸侯国互相争战、兼并的局面。
由此观之，相对于严刑峻法，道德治国方针是值得肯定的。人们向来畏惧政治上的玩弄权术、勾心斗角。在政治上如此，在商业活动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以公司的管理为例，虽然管理离不开奖惩，但不可过度依靠严厉的惩罚制度来规范员工。如果员工动辄得咎，将磨损其工作的意愿和主动性。而且管理过于严苛，甚至会侵犯到被管理者的自尊与信心，其结果正与管理过于松散一样，都不能激励起员工的敬业精神。
只有内部稳定，方能放手参与市场竞争。所以，在经营活动中尤其要避免“内耗”与“内讧”。经营者在人员的任用上要尽量做到“人尽其才”，并留心那些喜欢搬弄是非、道人长短的成员，不能让他们有机会煽风点火。
此外，“选贤任能”则是历代统治者都倡导的一种治国的基本策略。虽然各个时代的统治者大多任人唯亲，例如古代的分封制，就是典型的任人唯亲。但也不乏贤明君主在施展其雄才大略时，能够做到“任人唯贤”。
在军事上，由于要应付各种急剧变化的局势，而且战争中确实也需要各种能人，既需要能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的将帅，也需要能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臣，同时还需要善于筹备军需的后勤指挥；这三者无论缺乏哪一个，则不能有全胜的把握，有时哪怕是只能力战沙场的勇士，也能对战争的胜负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任能”显得益为重要。
“选贤任能”，其一在“选”，其二在“任”，而“选”要准、“任”要信。楚汉之争时，萧何月下追韩信，就在于萧何知道韩信确实是将才。韩信本在项羽营中，曾多次献计，却都未能引起项羽的重视。后投奔刘邦，刚开始也不得刘邦信任，于是决意离开刘邦。萧何追回韩信，向刘邦举荐韩信的能力，并感慨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后来在楚汉之争中，韩信所建的功勋是所有将领中最卓著的，以此证明萧何识英雄的能力确实非常人能及。
不过萧何之功还仅在于“选”，刘邦称得上是贤良君主，其用人的原则就是“信”。正因如此，才使韩信在历次的战争中能不受任何约束地将其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历史上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大多能做到选贤任能，上举刘邦是这样，后来的汉武帝，更是广求天下人才为己所用，所以汉王朝到武帝时国力达到了颠峰。又如唐太宗李世民，也能任用各种有才能的人，哪怕只有一技之长者。唐玄宗也是如此，自他得知李白是个才气横溢的诗人，就特召入京，拜为翰林，当李白发牢骚之时，要其亲信高力士进履，要其宠妃杨玉环调墨，玄宗也不曾治罪。
当然，“选贤任能”的最终目的，是让有才能的人能各尽其才。例如现代的体育比赛，在训练之前，教练总是费尽心机选出可能发挥特长的人才，而训练时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进行训练，使之在正式比赛中尽可能地发挥所长，以期夺得冠军，甚至打破世界纪录，为国争光。在体育比赛中，不独教练、队员要尽量设法取得最佳成绩，就是本国的人民也都万众一心地盼着队员有超水准的表现，并每每为一些队员失常的表现而称憾不已！
吴起主张任用贤才，自古以来人们都在为做到人尽其才而努力，而真正能做到人尽其才的统治者并不多。形势如此，但未能尽其才的人不能只是感叹生不逢时，应当自觉地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去创造条件，因为条件并不会凭空而降，而机会的得来看似亦属于偶然，然这偶然而来的机会其实往往是人们长期以来努力的结果。就当代的商业领域而言，须尽其才，才能如鱼得水般地顺利实现自己的目标。既然现实具备了能使人尽其才的众多有利条件，我们就应当好好把握住时机，因为感慨是无济于事的。
一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原文】
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
文侯曰：“寡人不好军旅之事。”
起曰：“臣以见占隐，以往察来，主君何言与心违。今君四时，使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烁以犀象。冬日衣之则不温，夏日衣之则不凉。为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车奄户，缦轮笼毂，观之于目则不丽，乘之以田则不轻，不识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
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立为大将，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注释】
儒服：穿戴儒家学者的衣帽。儒，指儒家学者，后来泛指古代知识分子。
魏文侯：战国时建立魏国的君主，姓姬，名斯，公元前446年~前397年在位。
军旅：周制以1.25万人为军，500人为旅。在此泛指治军打仗。
见：同现。
皮革：古代制造甲、胄、盾以及革车等战争器具的重要材料。
烁以犀象：在人的盔、甲、车身上画上犀牛、大象等图形，以壮军威。烁，光彩耀眼。
戟：古代一种长柄兵器，形状如戈与矛的结合体。长戟长二丈四尺，用于车战；短戟长一丈二尺，用于步战。
革车奄户：车，辎车，装运物资的兵车。战时可用作掩护物，宿营时可供卧息，又叫重车，也泛指战车。奄，通“掩”，覆盖；户，通“护”。革车奄户，即用皮革掩护覆盖重车之意。
缦轮笼毂：缦，没有花纹的丝织品；笼，笼罩。毂，车轮上装轴的孔。本句意谓将战车用铁皮和没有花纹的布幔等物覆盖遮掩。
田：同畋，打猎。
承桑氏：相传是神农氏时东夷族部落之一，又叫穷桑氏。
有扈氏：夏禹时的部落之一，禹传位于子夏启，有扈不服，兴兵讨伐，为启所灭。
社稷：社，土地神；稷，谷神。古代以社稷代指国家。
文德：指仁义礼乐等文教之功，常相对于武功而言。
醮：古代敬神或主人向客人敬酒的仪式。
西河：黄河西岸地区，今陕西东部。
钧解：钧，同均，指胜负不分，打了平局。解，和也，即打和局之意。
【译文】
吴起穿戴儒生的衣冠，带着治军打仗的谋略去谒见魏文侯。
魏文侯说：“我对治军打仗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
吴起说：“臣根据外显的来观察隐藏的，根据过去来推断未来，君王为什么言不由衷呢？现在君王一年四季派人杀兽剥皮以制革，并在革上涂红漆、画色彩，烙上犀牛和大象的图形，这些东西，冬天穿着不暖和，夏天穿着不凉快。君王又派人打造二丈四尺的长戟和一丈二尺的短戟；还用皮布覆盖战车，这样的车看起来并不华丽，用它去打猎也不轻便，不知君王要拿它们做什么？如果是用来准备作战，却又不寻求会使用它们的人，这就好比孵雏的母鸡去和狸猫搏斗，也好比哺乳的母狗去挑衅老虎一样，虽然有拼命的决心，却必然丧生。从前，承桑氏的国君因只讲文德、废弃武备而丧国。有扈氏的国君因仗恃兵多、凶狠好斗、不修文德，也亡了国。英明的君主有鉴于此，必然对内修明文治，对外加强武备。所以，当敌人来战而不敢进击，这说不上是义；看着死伤的将士才哀伤，这也算不上是仁。”
于是魏文侯亲自安排席位，夫人捧着酒杯，在祖庙宴请吴起，任命吴起为大将，防守西河。后来，吴起与各诸侯国大战76次，大获全胜64次，其余12次未分胜负。魏国因此向四面扩张领土达千里之广，这都是吴起的功绩！
【心得】
吴起在论述中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谋略思想。文与武，历来是治国安邦的两大支柱，二者互相依存，不可偏废。武功不离文治，如果不修礼乐法度，将无法维持社会秩序，造成国力贫乏；文治不离武功，如果没有足以维护统治的武力，国家的稳定和社稷安全也是不可能的。
早在吴起之前，孔子就曾提倡“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主张。孔子在鲁国主政时，鲁国正值多事之秋，孔子于是文武并举，一来重修礼制，使民讲礼义、知廉耻。同时，立纲陈纪、平定内乱，使鲁国一度出现了中兴迹象。
公元前500年，孔子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齐鲁界上的夹谷山前。当时，鲁定公没有考虑采取必要的武力防护措施，孔子遂向定公说明“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文武之事不可相离”的道理，并举出宋襄公不修武备而失霸权的例子，请定公命左右司马率兵随行。
到达会盟之地，孔子探知周围驻扎了众多齐国军队，则命左、右司马提高警觉，随时准备迎战，又命大夫率兵车300乘，离会盟地十里之外扎营。
不出孔子所料，齐国大夫犁弥果然对齐景公说：孔子知礼而无勇，不懂战事。明日会盟，可由300莱夷人假扮成乐工，趁其不备拿下鲁侯君臣、鲁国命运便操之在我了。
第二天，齐鲁两国君相4人登坛会盟。齐景公派300莱夷人上前演奏本土之乐。鲁定公吓得变了脸色，而孔子却是面无惧色，请齐王先去夷狄之乐，齐王自知理亏，只好让莱夷人退下；之后孔子又要齐王惩处侮辱鲁侯的乐队领队，齐王不肯，孔子怒不可遏，更对齐王说：两国通好即兄弟，鲁国的执法官也等同于齐国的执法官，于是举袖大呼左、右司马，二将立即飞驰上坛，于男女乐队中各揪出一领队当即斩首，余下众人惊走，齐景公骇然，鲁定公起身下坛。
会盟不欢而散，齐景公谴责出馊主意的大夫犁弥。为挽回颓势，齐王接受晏婴的建议，退还了齐国先前所占的鲁国领土。
据《韩非子·内储说下》记载，孔子用文治武功之策使鲁国道不拾遗、国力日强，使齐景公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后来齐侯送鲁哀公15名美女，使之沉湎声色，不问国政。孔子屡次向哀公劝谏不听，就离开鲁国到楚国去了。
文治武功相得益彰，是历史上各个全盛时期的共同特征。现代社会中，吴起所倡之文武兼备的治国策略，已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同。“无文不足以治国，无武不足以安邦”不管世界局势如何趋于缓和，只要战争形成的因素仍然存在，就不能忽视此一策略。
同时，从整段论述看，吴起特别强调“内修文德”，他认为要使国家强盛，就必须以德为本。孔子曾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谓用道德来治理国政，自己便会像北极星一般，被其他星辰所环绕。的确，正如吴起所言，政治上要立于不败之地有诸多因素，而坚持“以德为本”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春秋时，韩起是晋国的正卿，叔向是晋国的大夫。一天，韩起对叔向抱怨说：“我空有正卿之名，却没有正卿的收入，穷得连和其他卿大夫交际往来的费用都没有。”他本想借此博得叔向的同情，想不到叔向却对他拱手道贺。韩起不解其意，便问叔向：“我如此窘迫，也常为此忧虑，你非但不同情，反而恭贺我，这是什么道理？”
叔向并没有直接回答韩起，而是先说两则晋国历史人物的故事：一个是贫而有德的栾书；一个是富而无道的郤至。
栾书曾是晋国的上卿，按规定应享有500顷田的俸禄，不过他却连100顷田都没有，穷得连宗庙中的祭器都购置不起。但他并不介意，反而更加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结果赢得了全国百姓的尊敬和爱戴。郤至则正好相反，他曾是晋国的正卿，家财万贯，相当国家财富的半数，而且晋国三军中的将佐，郤氏家族就占了一半。骄奢淫逸、贪得无厌的郤至，倚仗自己的权势胡作非为、鱼肉百姓，结果不但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还连累宗室亲族被满门抄斩。
讲完这两则故事，叔向接着对韩起说：“现在，您像栾书那样贫穷，相信您也一定能行栾书之德，所以我恭贺您。如果您不致力于品德的修养、而总为自己的财富不多忧虑，那么，我为您悲伤担忧尚犹恐不及，哪还有什么心思恭贺您呢？”
听了叔向的话，韩起恍然大悟，顿时明白德行比财富更加重要，自己不该为贫穷忧心，而应该像栾书那样，在贫穷的时候树立美好的德行，以免步上郤至的后尘。于是韩起跪地叩谢叔向，感激地说：“我只考虑财富的多寡，险些就招致亡身灭族之祸，是您的一席话救了我！现在不单我感谢您，韩氏先祖和后代子孙也感谢您啊！”
以德为本，是政治谋略中最有效的手段，高明的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对此莫不重视。正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其中“以正治国”，就是依靠正确的道德观念教育百姓、规范社会、治理国家。而没有正确道德观念为主导的社会和国家，必将混乱失序、恶善不分。因此，以德为本作为昔日社会治国之正道，在今天仍具有其实际的意义。
二教化百姓，亲和万民
【原文】
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必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注释】
百姓：本意为
百官族姓，先秦时百姓是贵族的通称。
万民：亦称黎民、庶民。从春秋后期起，百姓与万民为通用词。
陈：同阵。
大事：指战争。
龟：大龟，古人认为龟有神灵，可用来占卜吉凶。【译文】
吴起说：“从前想治理好国家的君主，首先必定教育贵族百官亲近民众，关心人民疾苦。有四种不和的因素需加以注意：国内人心不统一，不可以出兵；军队内部不团结，不可以上阵；临阵部伍不一致，不可以进攻；战斗动作不协调，不可能取胜。所以英明的君主，要征召百姓前，务求内部团结一致才兴师出兵。凡有所谋，还不敢偏信个人的谋划，一定要到祖庙祭告，用大龟占卜吉凶，并观测天时，是吉兆才敢行动。民众知道君主爱护他们的生命，不忍心看他们死亡，竟然周到至此，而且愿同他们共赴急难。所以，他们就会以拼死效命为荣，而以退却偷生为耻。”
【心得】
在这段论述中，吴起提出了两种权谋：一是教化说，二是重民说。在吴起看来，要统治人民，必须教之以礼义，才能维护国家安定。同时，统治者还应“亲民”、“以民为本”。
民唯邦本，唯有民众才是立国的根本。吴起之前，《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曾提出：“民唯邦本，本固邦宁。”吴起之后，历代对此一权谋思想发挥颇多。如：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为贵，社稷（国家）次之，君为轻；民，事之本也，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战由民行；王者以民为天，君非民不立。因此，统治者必须认识到，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老子、管子对此一观点的认识更为深刻。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管子也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朱元璋出身农民家庭，深知百姓疾苦，加上年少时有一段为丐乞食的经历，促使他对平民百姓的需要体会的更加深刻。因此登基之后，他便用朴实的言语阐述民唯邦本的思想，即为官须替民作主，要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先民后国。他曾说：“农夫勤四体，种五谷，身不离田间，手不释农用，终年勤劳，不得休息。他们住的是茅草屋，穿的是旧布衣，吃的是粗饭菜羹，却负担着国家的经济来源。我们不可忘记农民的劳苦，取用要有节制，不能让农夫遭受饥寒，更不能横征暴敛，让农民承受这种苦难”。他还阐述了爱惜民力的思想：“天下初定，百姓财力非常困难，就像刚刚会飞的鸟，不可以拔它的羽毛，也像刚种下去的树，不可以摇它的根一样。现在必须注重‘安养生息’，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而国独富安者。”据此，朱元璋采取了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登记土地和户口以及定税率、减轻刑罚、徭役和赋税等一系列措施，使明初人口增加，耕地扩大，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繁荣，而国力也随之强盛起来。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为政须以民为本，这是明智之执政者务须遵循的政治谋略之根本。历史上，凡顺应民心、为民谋福的执政者能得天下，反之则将为人民所唾弃。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流落四方的刘备势力十分弱小，曾先后依附于陶谦、曹操与袁绍。袁绍被灭后，又依附刘表。但他一向重视部属和关心百姓疾苦，所以甚得部属和百姓的拥戴。在驻守新野时，荆州的豪杰纷纷归附。公元208年，曹操率领大军攻打荆州，刘表的儿子刘琮率领军队不战而降，并引曹操前来攻打刘备。面对强敌，许多部将都劝刘备率军退避，但他力排众议，坚持与荆州百姓一同撤退，并亲自断后。由于行动缓慢，终于被曹军追上，经过长阪坡的一场激战，才冒死突围而出。然刘备爱民如子的佳话传遍大江南北，为他尔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终于成就一番霸业。
唐太宗李世民历经隋末农民起义的战争，亲眼看见起义军用铁拳砸烂了隋王朝的腐朽统治，这让他意识到民众的力量，而有“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刻体会，并指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胫以自啖，腹饱而身毙”。所以，李世民称帝后，十分注重人民的休养生息，坚持国以民为本，故轻徭薄赋，使饱受战乱之苦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民富终于国强，唐太宗时期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
法国波旁王朝在17世纪末曾经十分强大，但由于轻视人民，采取“朕即国家”的独裁统治，造成国力日渐衰落。1774年，路易十六继承王位，统治更加腐朽。为了显示武力，他对邻国发动战争，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还横征暴敛，榨取人民的钱财来维持宫廷的奢侈生活。1789年，路易十六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召开“三级会议”。会议上，他无视群众要求改革的强烈愿望，拒绝对内外政策作任何变动，只想增收新税和筹集款项供自己享乐。这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统治原则终于激怒了群众，“三级会议”演变成人民起义，路易十六也被人民送上了断头台。
吴起所提出的教化说，认为统治者应加强教化老百姓，该思想极具现实意义。《管子·权修》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就现代社会的商业活动而言，为提高职员、科技人员、经营者的素质，公司根据经营规划推行在职训练是增进其发展的重要谋略之一。公司竞争力的强弱，既取决于公司中的部分人才，又取决于公司的全体员工，因此公司必须落实工作团队及科技、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以体现“全员培训、终身育人”的思想，提高公司的整体素质。
日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就十分强调人的作用，总经理提醒各级管理者：“事业的成败在于人，一个公司在制造产品之前必须先制造人才。”他要求所有高级职员必须将一半精力放在“做人”的工作上：一是培养员工的敬业精神，即实事求是、创新发展、友好合作、光明正大、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礼貌谦让、自觉守纪和服务奉献等十大精神。二是促进与员工的感情融洽，并透过制度加以实施。每逢员工生日、结婚、生子，总经理都会亲临现场赠礼致贺。同时公司也很重视对员工的行为规范教育，颁布了39条《员工行为准则》，而公司严格执行制度，以此作为评定员工业绩和升迁、奖励的要项；三是重视员工的在职教育，定期举行各项的在职训练，并安排技术人员进修。该公司的这些措施，果然激发了员工的敬业精神，使产量大幅提升，产品合格率达93%以上。
海尔集团在面对家电行业激烈的市场竞争时，便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将每个员工的力量凝聚起来，才能不断发展创新。海尔曾有3万名员工，这是一个值得挖掘的巨大资源，但凝聚他们也是一道难题。
SBU是海尔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SBU，即StrategyBusinessUnit，原意为策略事业单位。海尔借用它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竞争的主体。这是一种新型的组织管理模式，主张打破企业发展原有的平衡，形成有序的非平衡结构，形成人人经营自己公司的市场链的流程。
海尔将企业的一张财务报表转化为3万张财务报表，把分段报表变成每个员工每天的经营报表，员工的子卡与海尔整个企业的母卡从预算到结果保持一致。这样，每个员工都要为自己每天、每月、每年的业绩算一笔帐，每个员工的收入都直接与自己的业绩挂钩，员工在为企业创造市场、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内部员工相互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上下级的关系和同事的关系，更是市场关系。每个人都必须对他的市场目标负责，因为那里维系着他的生活质量。
运用这种方式，海尔有效地把每个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断创新。不论是科技人员、生产人员还是市场拓展人员，都是企业创新的元素，做到“人人都经营，事事都创新”。
1984年海尔只有一个型号的冰箱产品，目前已拥有包括白色家电、黑色家电、米色家电在内的86大门类1.3万个规格品种的产品群。海尔开展了CFC替代技术、节能技术、静音化技术、数字化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高分子材料为主的多方面超前研究，形成了较强的技术储备能力，在高效、变频、节能、环保技术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技术储备能力比1993年提高十几倍。创新也使得海尔迅速拓展了产品市场，目前，海尔冰箱、洗衣机分别位居全球品牌市场占有率第二、第三位。
海尔用人的宗旨是，给所有的人一个平等参赛的机会，“你有多大才干，企业就为你提供多大的舞台”。
海尔的所有员工都实行竞聘上岗，包括海尔高层管理人员在内。某岗位缺员，由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公布招聘条件、工作目标和招聘程序，申请人可根据自己的能力、条件选择岗位。同一职位的申请人之间展开公平竞争，依据申请人以往的日常考核、工作业绩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估，在比较的基础上优胜劣汰。
平等竞争的结果，促使优秀人才向专业技术岗位流动，而不适应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则被淘汰出局。这一机制保证了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并为优秀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了机会，实现了人尽其才。竞争落聘但有培养前途的人才，进入海尔后备人才库，纳入日常考核范围。
这样一套公正合理的竞争体制，使得海尔最优秀的员工成为企业的核心和栋梁。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曾经说过：“海尔是海。”作为国际化企业，海尔不仅致力于培育国际化人才，更以海一般的胸怀吸纳国内外优秀人才，注重整合全球人力资源为海尔所用。
三顺乎天理，合乎人情
【原文】
吴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
【注释】
道：一般指规律、法则、真理。《老子》用以指宇宙万物的本源。
反本复始：复归本始、本性，即道家所谓复归于自然。孟子则认为人性本善，恢复人的善良本性就是道。
要：纲要、信条，这里指政治上的主要课题。
礼：礼节、礼貌。指当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
仁：仁爱。
【译文】
吴起说：“‘道’是用来恢复人们自然本性的；‘义’是用来建立功业的。‘谋’是用来避害就利的；‘要’是用来巩固和保护成果的。如果行为不符于‘道’，举动不合乎‘义’，即使掌握大权，身居要职，祸患也必将临头。所以圣人用‘道’来安定天下，用‘义’来治理国家，用‘礼’来动员民众，用‘仁’来抚慰百姓。这四项美德，发扬它国家就兴旺，废弃它国家就衰败。所以商汤讨伐夏桀而夏民喜悦，周武王讨伐商纣而殷人不怪罪。这是由于他们的行动顺乎天理、合乎人情，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
【心得】
在这段论述中，吴起更进一步阐发前面提出的“文治武备”的权谋思想，具体指出“文德”的内容是“道”、“义”、“礼”、“仁”，并且强调，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举顺天人”，即顺乎天理、合乎人情。
这里所谓的“道”不同于道家之道，而是指道义，和“义”、“礼”、“仁”一样，都含有极为浓厚的道德意识。古有“从道不从君”之说，其中的“道”就包含道义的内容，指对君权应有所约束，要求君王实行开明政治，其主要内容是强调施仁政、讲博爱、重礼治，“以礼教民”，使人心归服，社会安定团结，进而巩固执政者的统治地位。
明朝刑部尚书杨靖“忠有智略”，治狱公正平允，不为自己谋私利。有一次审讯一名武弁，门卒从武弁身上搜出一枚大珠，僚属们惊奇不已，杨靖却故意把它说成假的并当场砸碎。明太祖得知此事。对杨靖的人品深为叹服，认为：“靖此举，有四善焉。不献朕求悦，一善也。不穷追投献，二善也。不奖门卒，杜小人侥幸，三善也。千金之珠卒然而至，略不动心，有过人之智，应变之才，四善也。”明太祖就是任用这些善于正确处理天理与人欲关系的人为官作吏，所以国家兴盛。
从现今的角度来看，人与人之间更应重礼义、讲道德。
就商业经营与管理而言，注重“道”、“义”、“礼”、“仁”等“四美德”，必然会增进公司形象，提高社会信誉和知名度，而为公司带来更大的收益。
取信于社会，创造正派、优良的公司形象，借以扩大公司影响力，是取得经营成功的有效谋略。从内部企业管理来看，良好的公司形象可以凝聚共识，使全体员工团结一致，共同为公司的利益奋斗；从外部市场竞争来看，良好的公司形象，可以对顾客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有助于市场营销。由此可知，公司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稳操胜券，就必须注重“道”、“义”、“礼”、“仁”，并以此来塑造形象。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从1983年起，停用原有的“达特桑”品牌，而将所有出厂车辆换用“日产”的新品牌。原来，改换汽车品牌只是日产企业统一公司形象计划中的措施之一，该公司还把所属的企业招牌以及信纸、名片乃至员工制服全部标准化。日产公司认为，统一企业形象能增强产品信誉度，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司在世界汽车市场占有率，还有助于提升公司在各方面的声誉。
日本伊藤洋货堂的主管则要求店员，无论在店内或店外都要注意形象。所以，员工在夏季休假时会接到“放假期间，可自由登山、游泳，但不可以过分晒太阳，更不可把脸晒黑或脱皮，这将使你的顾客感到不悦”的通知。由地铁车站到伊藤洋货堂总店，步行约需十分钟，但洋货堂总经理要求所有员工：“上下班途中，不许把外衣搭在肩膀上；如需脱下外衣，只准搭在胳膊上，不然，将有损洋货堂的形象。”此外，诸如“不准阅读低级刊物”之类的“清规戒律”，几乎是每天“朝礼”上的“必修课”。
在世界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在产品过剩的时代，一个企业想要获得长远的发展，员工的人心向背变得越来越重要，消费者的人心向背越来越重要。
中国有句古语：人心齐，泰山移。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团队的合作精神确实能够起到扭转局面的作用。一个让员工满意的企业，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形象，而且总是能够生产出让客户满意的产品或者服务。
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是一个让员工满意的企业，有以下几个标准：第一，是否能够给员工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能够让员工得到恰当的报酬；第二，能否向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建立起一定的企业形象和品牌知名度；第三，是否能够给员工提供一定的升迁机会；第四，是否能够给员工及家属提供一定的福利待遇。
比如，蒙牛集团所从事的不仅是企业经营，更从事的是人心经营。
在蒙牛，经营人心的含义是向下经营，而不是向上经营。
在蒙牛，最基本的规矩就是上礼下。挣钱多的请挣钱少的吃饭，职位高的送职位低的礼物，当官的向当兵的拜年……虽然是暂时的散财，却感动了员工，从此领导具有了吸引力、号召力、影响力，具有了人格魅力。在以后的工作中，员工更有激情与干劲。难道这是管理者吃亏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牛根生说得好：“我为什么要散财？难道我不知道享福？”“财散人聚，财聚人散。聚的时候，先聚心，后聚人。你把人心搞散了，企业垮了，到时你还有啥？你的利益还能‘可持续’？”
2001年，刚到蒙牛工作几个月的李生茂，被确诊为心脏病，做手术需要费用4.6万元。在牛根生的带头作用下，蒙牛员工一共捐了3万元。一年后，参加上海大型设备培训班的李生茂面对其他公司的高薪邀请，他说：你准备给我高薪，而蒙牛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04年，公司举行“慰问特困员工活动启动仪式”，2005年1月，再次慰问员工家属……
除了赢得员工的心，蒙牛还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如何赢得消费者的心上，赞助奥运会，支援抗非典，向教师赠奶，等等，使得蒙牛的品牌脱离了单纯的商业品牌形象，蒙牛人塑造了自己强大的社会道德形象。
可以说，蒙牛不仅赢得了员工的真心，更赢得了消费者的好感，建立起了蒙牛的良好形象。这是一项永不亏损的投资。
企业道德是指在企业这一特定的社会经济组织中，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持的，以善恶评价为标推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活动的综合。按照道德活动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企业的组织道德和员工个人的职业道德。企业道德既是社会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道德原则在企业中的具体体现。它是人格化了的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在自然求索，社会交往中，所应遵循的旨在调节企业与国家，企业与他企业，企业与他单位，企业与竞争对象，企业与服务对象以及企业内部各方面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道德”这两个字，“道”原是指人行走的道路，引申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人们行为必须遵循的道理、规范。“道”与“德”的意思相近，是人们实行“道”的原则，内得于己、外绝于人，便称为“道”。我们现在所用的“道德”这个概念，主要是指一定社会或阶段用以调整人和人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的总和。它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特别是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而起作用的。
企业道德是指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渐积淀升华形成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持的，以善恶评价为标推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活动的总和。按照道德活动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企业的组织道德和员工个人的职业道德。
企业道德既是社会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道德原则在企业中的具体体现。它是人格化了的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在自然求索，社会交往中，所应遵循的旨在调节企业与国家、企业与他企业、企业与他单位、企业与竞争对象、企业与服务对象以及企业内部各方面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
企业道德是企业及员工对共同道德标准统一的认可，它有功利性、群体性、实践性、继承性和时代性五个方面的特征。企业道德具有功利性是由企业作为以盈利基本为目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在企业与市场以及社会的各方面关系中道德因素之所以成为必要和被看重就是因为企业道德的完善能够直接或间接的给企业带来利益和发展，企业道德不仅是企业的责任更是企业增强竞争力的武器之一。企业道德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群体性。企业道德属于一种群体道德，群体的自我约束越健全，其道德形象就越完美。从职业道德方面来看，企业道德约束的对象是企业的全体员工，是一个群体，只有这个群体的总体道德水平提高了，我们才能说企业道德水平在改善。道德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本质地讲，是一种实践精神。道德的实践精神本性决定企业道德也必然具有实践性的特点。企业道德蕴藏在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之中，而企业的任何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具体的行为，具有讲求实践的特性。此外，企业道德也不是无本之木，它是在继承历史上有关经济活动方面的道德因素的基础上产生的，当然，企业道德产生之后也不是一成不变，是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即企业道德所具有的时代性的特征。企业道德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在历史的发展和演变之下，当前的企业道德要求已经不完全同于最初的标准。
企业作为市场的细胞，其直接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企业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又必须使自身的获利过程同时也成为有益于社会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即必须注重企业道德。
四教之从礼，励之以义
【原文】
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然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注释】
使有耻也：使人知道羞耻之意。古人认为“知耻近乎勇”，亦即知道羞耻，就能鼓起勇气。
王：动词，读作“旺”，是称王、成就王业的意思。
【译文】
吴起说：“凡治理国家和管理军队，必须用礼来教育，用义来鼓励，使他们有羞耻之心。人们有了羞耻之心，力量强大者可以出战，力量较小者可以防守。然而战胜敌人容易，但要守住胜利的成果却很困难。所以说，从来进行战争的国家，得胜5次会招致祸患，得胜4次会导致疲惫，得胜3次可以称霸，得胜两次可以称王，而得胜1次能成就帝业。所以靠频频打胜仗而取得天下的少，但由此而亡国的却很多。”
【心得】
本段论述如何制国治军。人们一般认为，治国以文，治军以武，而吴起则认为这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而忽略问题的本质。吴起指出，从根本上看问题，治军也需要“文”，他说：“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意即管理国家和管理军队都必须把思想、道德和文化的教育摆在首位，让人民和士卒都懂得什么叫礼义廉耻。懂得礼义廉耻之后，战可以胜，守可以成，国家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了。
中国古称“礼义之邦”。所谓“礼义之邦”，意谓要在礼义的基础上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言行、为人处事都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古人所说的基础，一是物质、经济的基础；一是精神、道德的，即礼义的基础。社会和国家当然需有经济为基础，但只是单有这个基础，社会虽可以存在，却无法确保国家的稳固。因为经济基础不是一种自然生存的东西，需靠人来巩固和发展。在过去汉、唐、清等朝代，经济都曾一度繁荣，但是当以人为核心的社会腐败了，繁荣的经济便随之崩溃，强大的王朝也随之易主。《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白玉为堂金作马”、“珍珠如土金如铁”，可谓豪富之至，然而曾几何时，一切都如水流花谢，烟消云散，只“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意谓人在各方面都和动物差不多，不同点在于人有礼义廉耻的良知良能。可见，人作为社会和国家“最终可恃”的基础之基础，支柱之支柱，就在于人的道德感、礼义性，所以说“人无义不立”。
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个人，都要靠礼义而立，没有礼义，即使凭借武力一时战胜对手，也很难保住胜利的成果，此即吴起所说的“战胜易，守胜难”。没有礼义，即使并无敌人来攻掠，也会从内部腐败，将不攻自破。所以，无论个人、军队或国家，若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得以礼义道德为其支柱。从长远来看，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夫谋事不并（傍）仁义者后必败！”
仁义道德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后汉荀巨伯远道前去探视重病的朋友，正值胡兵攻打到朋友的家乡。朋友躺在床上，对巨伯说：“我是将死之人，你莫管我，赶快逃离吧！”巨伯说：“我远道来看你，你叫我逃走，这不是要我放弃道义苟且偷生吗？这难道是我应有的德行吗？”不一会儿，胡兵闯进朋友的家，见了荀巨伯，气势汹汹地问道：“大军杀来，全城都逃光了，你是什么人，居然敢独自留在这里？”巨伯从容答道：“朋友病重，不忍拋下他而去，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代替友人。”胡兵听后深受感动，相互说道：“我辈无义之人，而犯有义之国，不祥啊！”于是胡兵班师而还，全城百姓的生命财产也因此获得保全。道德礼义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军队战败可以东山再起，国家灭亡也可以重新建立，但道德礼义如果丧失，文化便会沦亡，而文化沦亡了，就好像人死不能再复生了。因此，文化的沦亡，就意味着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生存立足之地。为此，人们把道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宁愿“舍生取义”。
五义以礼服，强以谦服
【原文】
吴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
【注释】
积恶：两国交恶的意思。
数：方法、办法。
【译文】
吴起说：“战争有五种起因：一是争名位，二是争利益，三是积怨仇，四是起内乱，五是遭饥荒。因用兵的性质不同，军队的名称又有五种：一是义兵，二是强兵，三是刚兵，四是暴兵，五是逆兵。消除暴政平定叛乱的叫义兵，仗恃兵多讨伐别国的叫强兵，因愤怒起兵的叫刚兵，背弃礼义、贪图利益的叫暴兵；不顾国乱民疲，仍兴师动众的叫逆兵。对这五种不同性质的军队，各有其应付之道：对义兵要以礼法折服它，对强兵以谦让折服它，对刚兵用婉言折服它，对暴兵用计谋折服它，对逆兵则用权势来折服它。”
【心得】
在这段论述中，吴起不但分析了战争的起因和性质，同时还指出：应针对不同的战争采用不同的战略。
的确，战争的起因是多方面的，性质也各有不同。就起因而言，有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和饥荒等5种；由此，因用兵的性质不同，军队又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和逆兵等5种。而从今日来看，实际上可以将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两类。
古希腊波斯萨拉米大海战就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之战。两千多年前，强大的波斯帝国为征服希腊诸城邦，连年出兵讨伐，历时近半个世纪，历史上称这场战争为波希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双方多次在海上交锋。萨拉米海战就是其中的一次决定性的大海战，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著名海战之一。
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率领30万大军、1000多艘战舰，再次展开对希腊的远征。当时希腊联军只有300多艘战舰，处于明显的劣势。再加上希腊联军初战失利，许多人对战胜波斯大军缺乏信心，非常害怕与之决战，所以主张投降或撤退。在此情况下，希腊海军司令官特米斯托克列斯的表现沉着镇静，他力排众议，提出在萨拉米海峡与波斯军决战的作战方案。他认为，弱小的希腊舰队与强大的敌人在宽阔的海面上作战是极为不利的，只有在狭窄的海域中作战，使对方无法发挥数量上的优势，才可能取得胜利。而萨拉米海峡水面狭窄，浪高潮急，正好不利于敌人发挥优势，而有利于希腊海军隐蔽行动，埋兵设伏，出其不意，围歼敌人。
能不能把敌人诱进萨拉米海峡，是赢得这场海战的关键。特米斯托克列斯作了周密的部署。他把自己的舰队全部集中在海峡内，海峡的两个入口处也不设防。许多人担心这样做反而会被敌人封锁在海湾里，遭到歼灭，但摸透敌人心理的特米斯托克列斯却认为，敌人骄傲轻敌，求战心切，一定会被“请”进来。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使其就范，特米斯托克列斯还故意透露一份假情报给波斯国王薛西斯，上面写着：“等到夜幕将垂之际，希腊人便会沉不住气，他们要趁天色昏黑而溜之大吉”。由于从其他渠道也都传来了希腊人发生内讧，许多战船正准备撤走的消息，因此薛西斯国王相信了这份情报，决心趁机将希腊舰队一网打尽，聚而歼之。于是他命令自己的舰队改变进攻目标，秘密驶向萨拉米海峡。
这天拂晓，黑色的夜幕还没有散去，800艘波斯战舰逼近了萨拉米海峡。认为胜券在握的薛西斯国王命令侍从把自己的黄金宝座搬到了可以俯瞰海湾的高坡上，他要亲睹气势宏大的波斯舰队一举歼灭希腊海军的壮观场面。然而，海峡的入口处横着一个名叫达普西塔利亚的小岛，这使得波斯大舰队不得不分成两队绕过小岛，排列整齐的队形一下子被打乱了，两段海峡中全部挤满了军舰，而由于每艘战舰的体积都很庞大，还秘密地安装了很长的木桨，使得船舰更加拥挤。这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巨浪涌来，战舰上下颠簸，难以控制。趁此机会，隐蔽在夜色中的希腊战舰全速冲杀出来，惊心动魄的海战于是展开了。
希腊战舰的体积小、行动灵活、进退自如，让庞大的波斯战舰束手无策，只有勉强招架的份。在特米斯托克列斯的指挥下，希腊战舰紧挨着波斯战舰的一侧驶去，将波斯战舰的一面船桨全部砍断。当失去一面船桨的波斯船舰在海上团团乱转之际，希腊战舰猛扑过来，用包裹着利铜的船头将它们一艘艘撞翻。特米斯托克列斯还利用接舷战来对付大型战舰，勇敢的希腊士兵飞身跳上敌舰，在甲板上与敌人白刃格斗，奋力厮杀。一时之间，狭窄的海峡中激荡着惊天动地的喊杀声。激战中，波斯舰队的前锋抵挡不住希腊士兵的猛攻，纷纷掉转船头，打算撤出海峡。就在此时，薛西斯国王急令调集来的后援军正顺着风势，鼓着圆圆的满帆冲入了海峡，与正欲撤退的舰队猛然相撞。不一会儿，希腊舰队团团围住波斯舰队的主力舰。残存的波斯军舰东躲西闪，完全失去了战斗力。8小时后，恶战结束了，希腊联军大获全胜，他们击沉约200艘的波斯军舰，而自己仅损失了40艘。此时，坐在高坡上观战的薛西斯国王被大海战的结果惊得目瞪口呆，原来的踌躇满志变成了沮丧绝望，因为这次远征希腊的雄心壮志已随着今天的失败付诸大海了，于是他命人抬着他的黄金宝座在残阳中匆匆撤走了。
希腊名将特米斯托克列斯所率领的希腊军能够取得萨拉米大海战的胜利，充分说明了战争指导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优劣势和主被动权的转换。特米斯托克列斯将自己正确的指挥艺术，建立在“暴必以诈服”的基础上，认清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找到了以弱胜强的正确方法，就是设计诱敌，将敌引入对己有利的形势中，使敌人的长处和优势无法施展，而希腊军因此化劣势为优势，以弱胜强，获得大胜。
论述中，吴起还提出以柔克刚的谋略思想。以柔克刚，就是“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即用弱者的面貌示人，以理服人；用柔和的方式处理问题、因势利导，以战胜刚强的对手；或者寓刚于柔，以含蓄而微妙的语言拒绝强敌的无理要求。采用这一谋略往往能收到使用武力不能获得的效果。
安史之乱时，郭子仪之子郭晞屯兵邠州，其军纪松驰，而部下横行不法，民众敢怒而不敢言。段秀实知情后，主动要求出任该地军队的执法官。不久，郭军又有17人到市集烧杀掠抢，段氏立即将其逮捕并斩首示众。郭军为之骚动，纷纷披甲执械，要找段秀实报仇。段秀实却解下佩刀，选一年衰力竭者为其牵马，迳至郭晞营门口，披甲者呼之而出，秀实笑着边走边说：“只一老兵，还需如此披坚执锐，兴师动众？我已顶着头颅来了。”士兵们见状，十分惊愕。不久郭晞出来，秀实对之晓以利害，郭也深以为然，对秀实说：“多亏您指导了我。”言毕，呵斥其部卒退下，款宴秀实。
元朝的统治者为有效治理强悍的藏人，在加强军事控制的同时，也采取了“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策。当时，藏人普遍信奉喇嘛教，教派中的萨迦派势力较盛并最早归顺蒙古，元朝统治者遂大力倡导尊崇萨迦教王。忽必烈即位后，加封萨迦法王八思巴为“帝师”，又设总制院以“管领释教侩徒及吐番之境”，而命八思巴领院事。后改总制院为宣政院，为一品衙门，总管全国佛教事务，由帝师总领宣政院事，吐番的各级官员由宣政院或帝师推荐，一般任用藏人。藏人因自己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受到尊重，又可以参与政权，遂逐渐消除对元朝统治者的敌意。
1928年7月，张学良在其父被炸死之后，继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主持东北大政。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会见张学良，要求张承认其父与满铁总裁山本太郎商订的《满蒙新五路协定》并付诸实施。张学良婉言谢绝，称皇姑屯的炸弹已将其父专车里的所有文件毁灭，一切都已无根据，对方无言以对。
以柔克刚，有时又表现为暗中策划、准备，以麻痹对方。三国时，吕蒙得知关羽进攻魏地樊城，想乘机夺回荆州，便假称病重，返回建业，推荐当时还不出名的陆逊为右都督，代他镇守陆口。陆逊为进一步麻痹关羽，便施用假和好、真备战的策略。他上任后，立即修书给关羽，夸耀关羽德高望重，可与晋文公、韩信齐名；而将自己说成是个无能的书生，并千方百计地将关羽的注意力引向曹操一方。与此同时，东吴又暗中和曹操拉拢关系。正当关羽无视东吴而集中力量攻打樊城时，吕蒙把战船装扮成商船，悄悄地沿江而上，以突袭的方式夺取了荆州。
明嘉靖年间，严嵩掌理国政，以子严世蕃为爪牙操纵国事。父子俩飞扬跋扈，骄横无礼，打击异己，结党营私，大学士徐阶急欲除之，但自觉力量单薄，而且时机未到，于是便假意和严嵩父子亲近，以麻痹他们。不久，都御史邹应龙上书弹劾严嵩父子，引起轩然大波，严嵩因此而辞职。然而徐阶认为时机仍未到，便主动去安慰严嵩，严嵩非常感动。直至御史林润上书弹劾严世蕃，皇上大怒，要拘禁严世蕃时，徐阶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便上奏严世蕃外通倭寇，阴谋作乱。皇上见奏，下令将严世蕃处死、严嵩革职，并没收家产。严嵩被革职后，不久便病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决意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麻痹对方，日本政府主动和美国进行频繁的外交谈判，千方百计让美方相信日本是诚心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谈判进行了半年之久，直到1941年11月初，日本政府还派遣一位娶了美国太太，名叫来棲的人到华盛顿协助日本驻美大使野村进行谈判。结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日本舰队便偷袭了珍珠港，造成美军的重大损失。
六简募良才，以备不虞
【原文】
武侯问曰：“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
起对曰：“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才，以备不虞。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阵三万，以服邻国。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踰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
【注释】
武侯：魏文侯之子，姓姬，名击。文侯死，其子击继位，公元前397年~前381年在位。
料人：即料民，指登记户籍、调查人口。
齐桓：齐桓公，齐国的国君，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霸主，姓姜，名小白，公元前685年~643年在位。
晋文：晋文公，晋国的君主，春秋五霸之一。姓姬名重耳，公元前636年~前628年在位。
秦缪：缪通穆，即秦穆公，春秋时秦国的国君，姓嬴，名任好，公元前659年~前621年，使秦成为西方的强国。
卒，古代军队编制的单位。周制百人为卒。在此泛指部队。
【译文】
武侯对吴起说：“请您谈谈治理军队、统计人口，以及巩固国家的方法。”吴起说：“古代贤明的君主，总是谨守君臣之礼，讲究上下等级的法度，并安抚聚集百官和民众。同时按习俗进行教育，精选有才能的人，以防不测。从前齐桓公招募5万壮士，赖以称霸诸侯。晋文公招集4万勇士作为前锋，因而实现了自己的志愿。秦穆公征集3万勇士作为冲锋陷阵的部队，借以制服邻国。所以欲谋求富国强兵的君王，一定要能正确地认识其民众，将群众中有胆识而强健的人，集中编为一队；把乐于进攻效命、显示忠勇的人，集中编为一队；把能攀高跳远、敏捷善跑的人，集中编为一队；把因罪罢官，想重建功勋的人，集中编为一队；把曾经弃城逃跑，想洗刷耻辱的人，集中编为一队。这5种编队，就是军中拣选的精锐部队。有了这3000精锐的部队，从内部出击能够突破敌人的包围，从外部进攻则可以摧毁敌人的城邑。”
【心得】
在这段论述中，吴起除进一步指出要富国强兵，统治者必须以礼义治理国家和军队，施行仁政，以仁信布天下，争取民心外，同时还强调：作为一个贤明的统治者，必须善于识别人才、选拔人才和重用人才，要以人为本。
国家的“废兴之道”，并不在于“兵强地广，人殷国富”，关键在于“简募良才”、“得贤之用”。在中国的历史上，凡是力行“简募良才”、“得贤之用”的统治者，都能取得成功。例如舜用禹而治洪水、汤用伊尹而放桀、周得太公而杀纣、阖闾用伍员而“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勾践得范蠡而雪恨、齐桓公得管仲而九合诸侯、刘邦得韩信而败项羽。这些事实无不证明如能“简募良才”、“得贤之用”，即可扶危救亡，兴国雪耻。
“简募良才”、“得贤之用”，其一在“得”，其二在“用”。“得”的关键在于“识辨”贤才，发现贤才的特长，唯有如此才能做到“知人”；“用”的要枢在于“量才而用”，并把握住用人之道的根本原则——信，舍此而言“善任”，未免有“空谈”之嫌。
世间贤才何其多！在人类历史上不知有多少贤才因生不逢时，终身埋没于乡野，躬耕于陇亩之间，老死于穷乡僻壤之地。只有那些遇明主而逢时的人得以充分发挥济世经邦的才能，使天下莫不知其名，慕其容，乐道其事，效法其所为。姜太公虽生于商朝，为商赤子，然而商纣王昏庸无能，不识其贤，以致太公50而为棘津小贩，70而在朝歌鼓刀徒中，80而垂钓蹯溪，几致老死而无所作为，直到90才遇文王而受重用。太公之才并不是到90才具备，而在于不为时用。传说太公为小贩之时，每次做生意都亏本，垂钓却用直钓，当时一般人都认为他无用到了极点，但文王、武王却是得姜太公之助，才完成了兴周灭纣的大业。
战国时期蔺相如本为赵国宦官缪贤的门人，后得缪贤的推荐出使秦国。蔺相如不辱使命，做到了“城入赵则璧入秦”，“城不入”则“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也全赖蔺相如才没有使赵王受辱于秦王。当初要是没有缪贤的举荐，蔺相如恐难“脱颖而出”。
再说韩信，当其居于淮阴乡里之时，遭无赖之徒逼迫，曾忍受“胯下之辱”，而被一般人视为“怯夫”。后得萧何举荐，刘邦拜他为大将，在东征西战的实践中才显现其“大将本色”；试想要是没有萧何的举荐，韩信或许将无闻于策。韩愈感慨“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深刻说明如果没有了“伯乐”，世间纵有“千里马”也只会埋没其能的道理。
“识辨”贤才，不仅要“识”，还需要“辨”：一则辨忠奸，一则辨所长。有才而用于“正”者则为忠，用于“邪”者则为奸。历史上一些大奸大恶之徒，其实也算得上是“有才”之人，只不过其才表现在争逐个人利益上，而置国家、人民于不顾。例如秦桧，要是他没有“才”，恐怕不但不能置岳飞于死地、引金兵于宋室，就是要想接近皇帝都是不可能的事。而宋高宗正是因为不辨忠奸，才会对秦桧言听计从，以致举南宋之地、百万之师向金北面称臣。唐玄宗也因不辨忠奸，任用李林甫、杨国忠而招致“安史之乱”，唐王朝因此在藩镇割据的影响下日渐失势。再拿楚怀王来说，起初因能重用屈原而被推为诸侯盟主，后疏远屈原，宠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而“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采取了一连串错误的外交政策，不但使楚国实力在与秦的较量中被削弱，就连自己也客死于秦国。由此可见，辨忠奸在用人时有多么重要！除此，辨贤才之所长也是极重要的。因为能识世间贤才的特长，才会在任用时扬长避短。刘邦算是善识英雄的人了，张良擅长兵法，刘邦就言听计从；韩信善长作战，刘邦就拜为大将；萧何是后援能手，刘邦也任用不疑；郦食其长于辩，刘邦派他为代表游说于齐，不费一兵一卒就使齐国臣服了。
“得贤”不但要有眼光，还要有恰当的方法。换言之，欲“得贤”既要有求贤若渴的精神，又要有礼贤下士的态度。周文王正是凭着求贤若渴的精神才得姜太公为辅佐；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得诸葛亮为军师。
“得贤”固然重要，但对国家兴废来说，根本之道还在于“用贤”。有贤而不用犹如衣锦夜行，无法显出贤的作用。项羽手下有谋臣范增，虽然项羽尊之为亚父，但在关键时刻却没有采纳他的谋略。当项羽与秦王朝大将章邯在巨鹿大战40余日之后，旋率40万大军去攻秦都城咸阳，但刘邦已先行入关，项羽一怒之下，决定与刘邦决战，以取得号令天下的地位，此时范增也极力怂恿项羽攻打刘邦，直到项羽听信项伯之言决定善待刘邦的时候，范增仍派刀斧手四面埋伏，要在鸿门宴上置刘邦于死地。然而项羽并没有依范增的谋略处置刘邦，反而让刘邦逃走了。范增的本事并不亚于张良，但项羽不知道重用他，结果被刘邦所击败。宋、金对抗时期，岳飞原可打败金兵收复失地。然宋高宗只图偏安江南，不思复国，任用奸臣秦桧，使岳飞屈死风波亭。而南宋的辛弃疾，也有领兵北伐的本事，但宋王朝仅用他来镇压农民起义，使得整个南宋王朝一直处于屈膝求和的被动地位。
中国人向来以地大物博、人杰众多为傲，然而在清朝末年，由于任用奸人而致政治腐败、军备松驰，让外国列强用枪炮打破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之后，清政府仍不用林则徐等一批主张抵御外侮的大臣，而重奕善等坚持“求和”的卖国贼，结果下场如何呢？中国的领土任由列强军队践踏，人民任由列强屠杀。
吴起这种以人为本、养贤纳士、唯才是举的谋略，在当今社会也极为重要。在商战中以人为本，就是把加强对员工的培育训练作为振兴公司的根本措施。在企业的发展规划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人才能力的高低优劣对于公司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尽可能有系统地对员工进行培育训练，已成为完善经营公司的关键所在。
美国麦当劳的连锁商店遍及全世界。麦当劳的成功秘诀是QSC三个英文字母，即品质、服务和清洁。麦当劳公司为了使一切产品与经营模式都能合乎标准，特别开办一所“汉堡大学”，要求每一个持有麦当劳公司牌照的业者和餐厅经理，都要到伊利诺州的“汉堡大学”，参加为期10天的培训。修读完课程的人，可以获得汉堡学士的名衔。虽然这所“大学”的授课时间很短，但进修的内容却相当多，所学的东西包括如何擦洗炉架、填写帐本等。有些学员因课业繁重，还得在半夜复习功课。
在这段论述中，吴起还特别指出“强国之君，必料其民”，即在使用人才时，还必须善于发现各人的长处，进而“用其所长”，使之“各尽其能”。
的确，就当代商业活动而言，只有招纳和依靠人才才能使公司在竞争中赢得优势。公司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即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发展公司的要件，所以如果拥有众多人才，相当于取得在竞争中获胜的法宝。
百事公司创业数十年，事业不断发展，生意越做越大，可谓百事亨通，财源滚滚。一些人纷纷登门求教，询问百事公司在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大显身手的秘诀。百事公司总经理卡洛威向慕名而来的求教者伸出三根指头。众人不解其意，卡洛威便解释说，百事公司是靠3P起家的。这3P即英文“people，people，people”（人，人，人）。卡洛威说，除此之外，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东西了。
日本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在《日本造》一书中指出：“日本公司的成功之道并无任何秘诀和不可与外人言传的公式。不是理论，不是计划，也不是政府政策，而是人，只有人才能使公司获得成功。”
七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
【原文】
武侯问曰：“愿闻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
起对曰：“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译文】
武侯说：“我想知道如何才能使阵势必定安稳、防守必定牢固，作战必定取胜的方法。”
吴起说：“马上就可以让您看到，岂只知道而已！如果您能对贤才加以重用，对没有才德的人不予重视，那么阵势就已经稳定了。能使民众安居乐业，亲近官吏，那么防守就已经牢固了。能使百姓都拥护自己的国君而不满敌国，那么战争就已经胜利了。”
【心得】
在这段论述中，针对魏武侯所提出如何使“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的重大谋略问题，吴起简要地指出，作为统治者必须做到三点，即使“贤者居上、不肖居下”、“民安其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而其中最重要的乃是第一点。
韩愈在《马说》中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本来“千里马”与“伯乐”的关系是先有千里马，然后才会有识别千里马的伯乐。但韩愈有感于世间真正能识贤辨才的人实在太少，从而导致许多人才埋没乡野、终其生而无用武之地，所以发出这番慨叹。
“使贤者居上”之关键在于辨识贤才的能力，若就其能力而任用得体必可发挥人才的所长，进而使之成就一番大事业，因此作为国家领袖或权力机关，更应当具备考察贤才的能力。贤才分偏才与通才两类。偏才，是指就某一方面而言可称之为贤者；通才，是指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强。偏才可作为辅佐者，而通才可委之以重任。
比如战国时的赵括，就擅长从理论上论证战略的得失，若作为将帅的参谋，不失为股肱。在其父赵奢为将领时，赵括的特长便得到了充分发挥。赵奢在率军作战之前时常与赵括讨论作战策略，而赵括的许多建议在实践中也确实发挥了极佳的成效。正因赵括乃为偏才，所以赵奢在临死时嘱咐赵括只可作参谋而不能独立担当重任。但赵王并未采行赵奢的建言，反而直接任用赵括作为统帅，率兵与秦军作战，结果招致“长平之战”的惨败。
再如三国时期出任诸葛亮之幕府参军的马谡，曾多次向诸葛亮提出许多作战策略，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让拥有天才般军事才能的诸葛亮也不得不佩服马谡的高明。然而马谡的才能也仅在为主帅划谋献策而已，后来独当一面防守街亭，却只会照本宣科、不知变通，并且不听实战经验丰富的王平的建议，而导致街亭失守的结果，诸葛亮为此痛悔自己用人不当！
其实，汉高祖刘邦拥有的杰出人才并不多，他之所以能击败项羽而夺得天下，就在于他善察其下属的才能，并让他们尽量发挥所长。
能兼收偏才，使之各展所长的莫过于战国时以“养士”闻名于世的四公子。例如孟尝君，门下食客3000人，每个食客都是各有所长，有些甚至是所谓的鸡鸣狗盗之徒，然而就是这些人为孟尝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孟尝君曾经出使秦国，秦王恐放他归国将不利于己，于是决定扣留孟尝君。在万般无奈之际，孟尝君只好设法讨好秦王的宠妃，让她在秦王面前为自己说好话。秦王宠妃贪利，孟尝君门下就从秦宫中偷得貂皮大衣及夜光璧献给秦王宠妃。秦王在听信宠妃为孟尝君说的好话之后，放走了孟尝君。孟尝君虽拼命奔逃，怎奈函谷关守将不等鸡鸣声起是不开城门的，于是门下一名食客便学鸡鸣而骗得城开，孟尝君因此才没有被秦王后来派出的追兵赶上而得以逃脱。
又如信陵君对待守城门的侯嬴有如上宾，刚开始侯嬴并没有显出特别的才能，后在“窃符救赵”的事件中，才因仰赖侯嬴的计谋而取得成功。后来信陵君遭魏王忌，不得已避居赵国十年，而当魏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信陵君为了赌气不愿回国解围，也是其门下一名卖浆者对他晓之以理，才让信陵君幡然醒悟。
孟尝君、信陵君所任用的皆是偏才，有些具有的才能甚至是一般人所不屑的。但关键时刻，却由这些偏才发挥了常人所不能替代而且极其重要的作用。
文能治国、武能经邦的通才，自古以来极其少有。诸葛亮可算是通才，他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又能治国经邦；唯其如此，才会让刘备“三顾茅庐”请他作为军师，后拜为丞相，自刘备亡故之后，也全凭着诸葛亮之能才保刘禅偏安巴蜀数十年。
唐太宗李世民也算是个通才，他既能率千军万马驰骋疆场，也能在得天下之后，将大唐王朝治理得井井有条，而成就后世人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盛世。
当然，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观点去苛求古人，更何况现代人中，亦罕见能真正称为通才者。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分工细致，而这种细致的分工，其发展势将越趋精细。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若每个领域都要涉及，恐怕毕其一生心力都无法完成。如此一来，不要说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就是要保持现状也难以办到。因此，现代社会考察人才的标准主要在于“专”，虽然仍提倡“博”，但若能专精于某一领域或技能，才称得上“才”吧。
中国有一句谚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意指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同具能力。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为“固步自封”找借口而不愿不断改变观念、更新知识，那么不求为通才，也不为此而抱憾，确实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当然，人们也不应当借口“专”而否定“博”，否则只会导致停滞不前。今日虽然难以致“博”，但人们也应当在“专”的基础上尽一己所能去多掌握一些知识，多培养一些能力。当代一些青年，总是抱怨“生不逢时”，似乎自己是“无用武之地”的天才，而认为那些在各行各业卓然有成的人只不过是巧遇机会而已。其实，机会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均等的，有些人之所以能做出傲人的成绩，在于他们能正确地评估自己，并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由此我们可以说世间是先有千里马，然后才有伯乐。而且我们还可以说：即使世间没有“伯乐”，只要是“千里马”就会自然发挥其日行千里的超凡能力。
八世不绝圣，国不乏贤
【原文】
武侯尝谋事，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喜色。起进曰：“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君有忧色，何也？’曰：‘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于是武侯有惭色。
【注释】
楚庄王：
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613年~前591年在位。曾整顿内政，兴修水利。公元前611年攻灭庸国（今湖北竹山西南），自此国势大盛。继又进攻陆浑之戎，陈兵周郊，派人询问象征天子权威的九鼎的轻重。后在邲（今河南荥阳北）大败晋军，陆续使鲁、宋、郑、陈等国归服，成为霸主。
申公：即申叔时，楚国的大夫。
【译文】
武侯有一次与大臣商议国事，群臣的见解都不如他，退朝之后他颇有自得之色。吴起见了就规谏他，说：“从前楚庄王曾经与群臣商议国事，群臣都不及他高明，他退朝以后面露忧色。申公见状，问他：‘君王面带忧色，是为了什么？’庄王说：‘我听说世上不会没有圣人，国家不会缺少贤才，能够得到他们做老师的就有资格称王，能得到他们做朋友的就能称霸。现在我没有才能，而群臣还不如我，楚国真是危险了。’楚庄王所担忧的事，您却感到高兴，我私下真为此而忧惧。”于是武侯的脸上露出了惭愧之色。
【心得】
吴起在这段论述中，更加深入地讲述如何养贤纳士，以及选贤任能的问题，他指出要做到以人为本、人尽其才，使贤能者居上。而作为国君，必须要有好的品德修养，要不骄不躁、谦虚谨慎，能容纳贤才，不能自以为是。这样，才能让那些阿谀奉承之徒远离自己，使贤良之士亲近自己，否则国家就很危险了。
吴起所主张的亲贤能、远佞人确为至理名言。作为统治者，的确必须容纳贤才、知人善任。《草庐经略·任贤》说：“天生贤才，自促进一代之用。不患世无人，而患不知人；不患不知人，而患知之不用。知而不善用之，与无人等。”能识别人才并且加以妥善的任用是治理好国家的重要谋略。知人善任，是古今中外所有功成名就的政治家的经验总结，也是政治家在用人之际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楚汉相争四年，刘邦终得天下，主要原因便在于能够容纳贤才、知人善任，把不同长处的人安排在相应的位置上。刘邦曾在洛阳南宫举行的宴会上问大家：“各位诸侯、各位将军，希望你们不要隐瞒我，请明白告诉我为什么我能得天下，而项羽却失去天下？”
高起和王陵回答说：“项羽表面待人很好，但实际上却妒忌有德有才的人，对功臣加以迫害，对有能之人不信任，所以失去了天下。而陛下派人去攻城占地，往往将打下的地方封给有功之人，和大家一起分享利益，所以能得天下。”
刘邦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说在营帐内分析形势，制定战略方针，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所以我任命他为军师；坐镇后方，安抚百姓，筹集粮饷，保证粮草源源不断地供给前方，我不如萧何，所以我任命他为后方留守；亲自带领千军万马，攻必克，守必固，我不如韩信，所以我给予他封王赏地；樊哙出身低微，但勇敢过人，我任命他为步将。是因为我任用这些杰出的人才，所以才能取得了天下。”
彼得大帝执政时，相较于同时代的西欧各国，俄国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奴制国家。为摆脱落后，彼得大帝决心全面改革，颁布打破门第资历限制的《官职等级表》，论功赐予职位、俸禄。他知人善任，不拘一格任用人才。连卖过馅饼、当过马夫的缅希科夫，也被提拔为陆军元帅。彼得大帝的一系列改革，使俄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获得了较快速的发展。
“国不乏贤”，作为统治者必须“诚必用贤”，意即应真心诚意地重用人才。在用人方面，为政者不能只是空谈重视人才，而应该在行动上诚心诚意重用之。因为只有开诚布公、拋开个人私利偏见，才能使真正的贤才为己所用。
战国时期，齐国发生内乱，公子纠和小白两兄弟为争夺王位而互相残杀。管仲是公子纠的亲信，曾射伤过公子小白。后来小白夺得王位，为齐桓公。管仲在齐无法立足，只得逃到鲁国。慑于齐的强大，鲁君用囚车将管仲遣送回齐，管仲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但桓公认为管仲有辅佐之才，不仅不计前仇，反而予以重用。于是管仲锐意革新、奋发有为，使齐国成为称霸一时的强国。
燕国在与齐国的战事失败后，国内一片凋零。燕昭王即位后，为重振国威，报仇雪恨，于是先放下身段，用厚礼招聘贤才。昭王去见郭隗，隗说：“君王如真要招贤纳才，就从我郭隗开始。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被你重用，更何况超过我的人呢？”昭王听后，赠予郭隗一座宫室，并拜郭隗为师。昭王诚心诚意纳才，使大批怀才抱德之人争先恐后投奔燕国。乐毅、邹衍、剧辛等能人，均聚于昭王帐下，燕国因此强盛起来。28年后，燕联合秦、楚攻齐，称霸一时的齐国大败，连齐都临淄也被攻破了。
魏征原为李建成的亲信。建成是皇太子，按理应继承皇位，但李世民在建唐战争中功勋卓著、才智过人，也觊觎皇位。在双方的明争暗斗中，魏征多次劝谏李建成杀掉李世民，以除后患。后来李世民发动兵变，杀李建成、逼父退位后登上皇位。在清算李建成余党时，魏征对当年力劝李建成杀掉李世民一事供认不讳，且对李世民出言不逊。但李世民心胸坦荡，认为魏征敢于直言，是难得的经国之才，不仅不追究昔日怨仇，并对魏征委以重任，宠信有加。魏征不负所望，犯颜直言，多次纠正李世民为政的缺失，对唐朝政治起了积极作用。
“国不乏贤”，但是在选贤任能的过程中，还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例如，有人认为选拔人才应该“举贤不避亲，荐能不避仇”，这种用人方法或许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时期会有一定的效果，但其是否适用于每一个时期呢？汉朝的用人制度就明显排斥这种做法。《后汉书·蔡邕传》中说：“初，朝议以州郡想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家之家机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不补。”
这话的意思就是：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者婚姻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者地区为官。
对于举贤不避亲的危害，古人有很深刻的论述：举才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是以才不及务，奸无所惩。若此道不改，求以治乱，难矣。
如果大家都有襟带关系，就可能出现作奸犯科却不能进行惩罚的情况，自然没有办法进行管理，更谈不上什么稳定繁荣了。
很多人可能有疑问，你要的不是“贤”吗？只要是“贤”，你管他是不是“亲”，何必分他是不是“亲”。特别是现在，人才难得，为了表明自己对人才的渴求和不拘一格，只要是人才，都接纳，都欢迎。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暂时的人才，却可能会破坏整个企业的管理制度，扰乱企业的管理环境，最终使得非亲非故的人才不愿意进来，导致企业破败了局。
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实行“举贤避亲”，能够避免企业“家族化”，因为企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家族化”存在很多弊端。
如果企业举贤而不避亲，往往使得相互之间的角色模糊。家族成员是企业的员工、总经理等，同时，又是董事长的侄子、总经理的侄女等，公司内部关系非常混乱。
另外，其他员工在与“这些员工”共事时，往往会有很多的“顾虑”，既担心自己的贡献得不到认可，同时害怕得罪“这些员工”而导致上司的批评等，这会严重打击其他员工的积极性。这给企业带来的后果，在短期内或许不是很明显，但是从长期来看是不利于企业发展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是“亲”，当违反了企业的规章制度的时候，往往有情面的存在，甚至还有说情的存在，惩罚起来变得非常的艰难，并可能导致制度的失效和管理的混乱，公司的管理掺进了很多非经济的因素，企业最终不能正常运转。
民营企业研究专家、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俞飞说：“家族化经营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家族观念根深蒂固，使得引入优秀人才比较困难。而企业又要发展壮大，急需人才加盟，此时只有从家族内部挖掘，结果家族中一些资质平平、能力一般的人进入高层。尽管这些人不比其他员工的贡献大，甚至还要小，他也会因自己的特殊关系而争权夺利、不干实事、颐指气使、自封‘元老’、养尊处优并要获得超额利益，这对执行企业的管理与激励机制打击很大，会严重影响到非家族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因此，必须坚定“举贤避亲”的选才原则，必须坚决杜绝“举贤不避亲”甚至“惟亲是举”、“任人唯亲”的情况，如果等到企业发现问题的严重性，这时再来制止就晚了。因为，你的核心员工或者说那些关键员工早就被“这些员工”“吓”跑了。
当然，从举贤不避亲到任人唯亲，再到举贤避亲，直至任人唯贤，这些观念的转变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蒙牛公司创始人牛根生说：“在用人上，我们的观念是——有德有才，破格录用；有才无德，限制录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至于德重要还是才重要，我认为，如果才气很大、德性不好，对企业的破坏性可能就非常大。一个人智力有问题，是次品；一个人的灵魂有问题，就是危险品。”
基于上面的用人标准，蒙牛在用人上始终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只要是伊利过来的技术骨干就一定重用。一位在伊利每月只拿1500元左右的普通的科长，到了蒙牛现在已是拿年薪10万的中层领导。在伊利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到蒙牛可能就会是生产线上的班长。正是蒙牛这种任人唯贤的用人之道，使其在创业的关键时期用伊利的人才挺过了难关。
蒙牛始终贯彻执行的另一个用人标准即举贤避亲。2004年，与牛根生有亲戚关系的小李，凭借自己的实力，被主管奶源的老总推荐作为液态奶事业部的接班人。
可是，看到推荐报告，牛根生未加任何考虑就驳回了，理由只有一个：小李与自己有亲戚关系。牛根生在这件事上坚持了原则，为其他的部下做出了榜样。
“举贤避亲”，也是中国地产业的龙头企业万科的招牌。
在万科的人力资源制度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举贤避亲”：新职员在入职时，如果有亲友在万科工作需要申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在万科没有亲属关系的求职者；亲戚之间不能在同一个公司任职。
这条制度来源于一个故事。万科初创时，就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亲属不共事。作为万科的创始人，王石首先不用自己的亲戚、朋友、同学。在1989年那个特殊时期，王石离开公司去外地学习一年。回来后发现，他的一位表妹在公司上班。虽说这位表妹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是公司需要的人才，但王石硬是以铁石心肠劝说表妹离开了万科。王石说服她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有本事，去哪里都能施展；如果你没本事，凭什么在我这儿混？表妹走了，后来在其他公司取得了很好的发展。王石的率先垂范和严格的规范制度，保证了万科人际关系的简单澄明。
万科人力资源总监说：“我们的下属公司曾经有一个职员申报时说在万科没有亲朋好友，但后来我们发现，他的哥哥是我们一家分公司的部门经理，这样的情况发现以后立即辞退。在西方公司，夫妻、父子在一家公司都没有问题，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你是你我是我，分得非常清楚。但是东方公司更重视情感，我们不希望一个人在公司办事快是因为他有关系。到了今天，万科的文化已经决定了大家都喜欢简单。在万科内部，大家是工作伙伴，不是大家庭，我们更强调职业纪律感。”
在贯彻“举贤避亲”原则的同时，万科同时贯彻“任人唯贤”的原则。你的经验、学历、资历在万科只不过作为定级的一个参考方面，而作为职员定级的主要标准还是要看个人能力、为公司所做的贡献以及日常表现。在这种原则下，即使那些并没有什么资历的年轻人，但只要你的实际工作能力强，万科就会提供更广泛的机会。
万科的用人原则，使得员工才能得到极大的发挥，调动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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