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起生平简介

    吴起（约公元前440~前381年）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军事理论家、军事改革家。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一说曹县东北）人。后世把他和孙子连称“孙吴”，著有《吴子》，《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书》，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

    吴起喜好用兵，一心想成就大名。曾经在孔子弟子曾参门下求学，在鲁国为臣。周威烈王十四年（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对他有所怀疑。吴起由于渴望当将领成就功名，就毅然杀了自己的妻子，表示不倾向齐国，史称杀妻求将。鲁君终于任命他为将军，率领军队与齐国作战。吴起治军严于己而宽于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因而军士皆能效死从命。吴起率鲁军到达前线，没有立即同齐军开仗，表示愿与齐军谈判，先向对方“示之以弱”，以老弱之卒驻守中军，给对方造成一种“弱”、“怯”的假象，用以麻痹齐军将士，骄其志，懈其备，然后出其不意地以精壮之军突然向齐军发起猛攻。齐军仓促应战，一触即溃，伤亡过半，鲁军大获全胜。

    吴起的得势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一时流言四起。鲁国有些人在鲁王面前中伤吴起说：“吴起是个残暴无情的人。他小时候，家资十全，他想当官，从事游说活动没有成功，以致家庭破产。乡邻都耻笑他，吴起就杀了30多个诽谤他的人。逃出卫国而东去。他和母亲告别时，咬着臂膀发誓说：‘不为卿相，不复入卫’。此后他就在曾参门下学习。过了不久，他母亲去世，他竟然没有回家。曾参为此很鄙视他的为人，和他断绝了关系。吴起这才跑到各国，学习兵法奉事鲁君。鲁君对他有怀疑，他就杀了自己的妻子以争取做将军。鲁国是个小国，一旦有了战胜的名声，就会引起各国都来图谋鲁国了。而且鲁国和卫是兄弟国家，鲁君用吴起，就是抛弃了卫国。”鲁君因而疑虑，就辞退了吴起。

    吴起离开鲁国后，听说魏文侯很贤明，想去奉事他。文侯问大臣李悝说：“吴起为人如何？”李克说：“吴起贪荣名而好色，但是，他用兵司马田穰苴也不能超过他。”这样魏文侯就任命他为将军，率军攻打秦国，攻克5座城邑。

    魏文侯因吴起善于用兵，廉洁而公平，能得到士卒的拥护，就任命他为西河（今陕西部阳一带）的守将，抗拒秦国和韩国。周威烈王十七年（公元前409年），攻取秦河西地区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元里（今澄城南），并增修此二城。次年，攻秦至郑（今华县），筑洛阴（今大荔南）、合阳（今合阳东南），尽占秦之河西地（今黄河与北洛河南段间地），置西河郡，任西河郡守。这一时期他“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特别是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5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已的秦军，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也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大的诸侯国。

    吴起镇守西河期间，强调兵不在多而在“治”，首创考选士卒之法：凡能身着全副甲胄，执12石之弩（12石指弩的拉力，一石约今30公斤），背负矢50个，荷戈带剑，携三日口粮，在半日内跑完百里者，即可入选为“武卒”，免除其全家的徭赋和田宅租税，并对“武卒”严格训练，使之成为魏国的精劲之师。吴起治军，主张严刑明赏、教戒为先，认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之军亦无益，曾斩一名未奉令即进击敌军的材士以明法。

    吴起做将军时，和最下层的士卒同衣同食。睡觉时不铺席子，行军时不骑马坐车，亲自背干粮，和士卒共担劳苦。士卒中有人生疮，吴起就用嘴为他吸脓。这个士卒的母亲知道这事后大哭起来。别人说：“你儿子是个士卒，而将军亲自为他吸取疮上的脓，你为什么还要哭呢，”母亲说：“不是这样。往年吴公为他父亲吸过疮上的脓，他父亲作战时就一往无前地拼命，所以就战死了。现在吴公又为我儿子吸疮上的脓，我不知他又将死到那里了，所以我哭。”

    魏文侯死后，吴起继续效力于他儿子魏武侯。武侯曾与吴起一起乘船顺西河而下，船到中流，武侯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他说：“国家最宝贵的是君主的德行，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从前三苗氏左边有洞庭湖（今湖南洞庭湖），右边有彭蠡湖（今江西鄱阳湖），但不讲求德义，大禹把它消灭了。夏桀所处的地方，左边有黄河和济水，右边有泰华山，伊阙（又名龙门山，在今河南洛阳南）在南，羊肠（在今山西晋阳西北）在北，施政不讲仁爱，商汤将他流放了。殷纣王的国家东面有孟门（古隘道名，在今河南辉县西），西面有太行山，常山（即恒山，在今山西洋源县东）在北面，黄河在南面流过，地势也无比险要，但施政不讲道德，周武王把他杀了。由此看来，治理国家在于君主的德行，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如果君主不讲德行，就是一条船中的人也都会成为敌国的人。”武侯说：“你说得很对。”吴起治军主张兵不在多而在“治”，曾严格考选步兵，创建有战斗力的常备军“武卒”。

    吴起任西河的守将，威信很高。魏国选相，很多人都看好吴起，可是最后却任命田文（魏贵戚重臣）为相。吴起很不高兴，他向田文说：“请你和我比一比功劳可以吗？”田文说：“可以。”吴起说：“统领三军，使士卒乐于为国牺牲，敌国不敢图谋进攻我们，你比我怎样？”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管理各级官员，亲附人民，使财力充裕，你比我怎样？”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镇守西河地区，使秦军不敢向东扩张，韩国和赵国都尊从我们，你比我怎样？”田文说：“我不如你。”吴起说：“这三方面，你都不如我，而你的职位都比我高，这是为什么？”田文说：“国君年少，全国忧虑，大臣没有亲附，百姓还不信赖，在这个时候，是由你来任相合适呢？还是由我来任相合适呢？”吴起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应该由你来任相。”田文说：“这就是我所以职位比你高的原因。”吴起才知道自己不如田文。

    田文死后，公叔任相，他妻子是魏国的公主，公叔对吴起非常畏忌，便想害吴起。他有个仆人对他说：“吴起很容易除掉。”公叔说：“怎么办？”仆人说：“吴起为人有节操，廉洁而重视声誉，你可以先向武侯说：‘吴起是个贤明的人，我们魏国属于侯一级的小国，又和强秦接壤，据我看，恐怕吴起不想长期留在魏国。’武侯必然要问：‘那怎么办呢？’你就伺机向武侯说：‘君侯可以把一位公主许配给吴起，他如果故意留在魏国就必定欣然接受，如果不愿留在魏国就必然辞谢。以此就可以探测他的想法了。’然后你再把吴起邀到你的府上，使公主故意发怒而轻慢你。吴起看见公主那样轻贱你，他想到自己也会被轻贱，就会辞而不受。”于是照计行事，吴起果然看见公主轻慢魏相就辞谢了武侯。武侯因而对吴起有所怀疑而不信任他了。吴起害怕武侯降罪，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

    楚悼王平素听说吴起很能干，吴起一到楚国就被任为相。他严明法令，撤去不急需的官吏，废除了较疏远的公族，把节省下的钱粮用以供养战士。主要目的是加强军队，破除纵横捭阖的游说。于是南面平定了百越；北面兼并了陈国和蔡国，并击退了韩、赵、魏的扩张；向西征伐了秦国。因此诸侯都害怕楚国的强大。原来楚国的贵族都想谋害吴起。到楚悼王死后，公族责成和大臣叛乱而攻击吴起，吴起跑到楚悼王的尸体旁伏在尸体上，意在以此或者可使作乱者有所顾忌，若作乱者无所顾忌，射我必中王，中王，自然就暴露他们是反叛的罪人。但追杀吴起的楚贵族还是射杀了吴起，箭也射到了悼王的身上。这一年是公元前381年。悼王葬后，太子（楚肃王戚）即位，就派令尹（楚国的最高军政官员）全部杀了因射刺吴起而同时射刺中了悼王尸体的人。由于射刺吴起被诛灭宗族的有七十多家。

    吴起在政治、指导战争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把这些经验深化为军事理论。《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48篇，已佚，今本《吴子》6篇（《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系后人所托。其主要谋略思想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他一方面强调，必须在国家和军队内部实现协调和统一，才能对外用兵，提出国家如有“四不和”，就不能出兵打仗；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

    吴起继承了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在《料敌》篇中强调了了解和分析敌情的重要意义，并且具体指出了处于6种情况的国家，不可轻易与其作战。他懂得战争是千变万化的，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采取应变的措施。在《应变》篇具体论述了在仓促间遭遇强敌、敌众我寡、敌拒险坚守、敌断我后路、四面受敌及敌突然进犯等情况下的应急战法和胜敌的策略。

    《治兵》《论将》和《励士》3篇主要阐述了他的治军思想。他认为，军队能否打胜仗，不完全取决于数量上的优势，重要的是依靠军队的质量。质量高的标准是：要有能干的将领，要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兵士；要有统一的号令；要有严明的赏罚。他重视将帅的作用，尤其是重视将帅的谋略，强调好的将帅应有优良的品质和作风。重视士卒的训练，提高实际作战能力。

    强调赏功以励士兵。

    二《吴子》的流传过程

    吴起的兵书《吴子》在起初叫《吴起兵书》，史书均有记载。如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五蠹》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西汉时，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评论道：“《吴起兵书》世多有”。直到南朝的范晔在《后汉书·冯衍列传》中还说：东汉大将军鲍永“现孙吴之策”。由此可见，从战国末到东汉时期都有《吴起兵书》流传。

    吴起的兵书原有多少篇？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吴起》四十八篇”，属“兵家权谋”类。这里所说的《吴起》就是指《吴起兵书》。

    关于《吴起兵书》的流传情况，因（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和（晋）陈寿《三国志》都缺艺文志，均无记载。而据北宋初年编定的《册府元龟》所引的“《魏（艺）文志》”：载：“吴起有兵法四十八篇”。由此看出，它在东汉末甚至三国魏时还流传于世。但魏晋南北朝时均无记载，大概已经散失。

    到隋、唐，吴起兵书虽有记载，但已不是原书的48篇了。如《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都记载《吴起兵书》一卷，是东汉贾诩作注。贾诩生于东汉，魏文侯时曾做过太尉，可见这一卷《吴起兵书》是吴起原48篇散失以后刚出现的。

    这种新出现的《吴起兵书》在唐宋以后大都把它称做《吴子》，肯定了作者是吴起，但卷数有各种说法，据《新唐书》、《宋史》中《艺文志》记载，有一、二、三、五卷不同的说法，此外，篇名据南宋晁公武和王应麟所见，都是6篇，但篇名和篇序及各则文字排列曾有差异或不完全相同的情况。由此可见，今本《吴子》来源于贾诩的注本，贾诩的注本来自先秦的《吴起兵书》。

    今本《吴子》的各种版本，基本上出自《武经七书》系统。《武经七书》是宋朝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诏命校定的，其中包括《吴子》、现存北宋上下二卷六篇白文本（在《武经七书》内，原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金朝施子美著有《吴子讲义》（在《武经七书讲义》内）。重要的版本还有明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明翁氏《武学经传三种》本、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明清以后，注家蜂起，比较有名的有明·刘寅《吴子直解》（在《武经七书直解》内）、李清《重镌吴子集注》（在《重镌武经七书直解》内）等约50多部，清陈裕《吴子全题汇解》（在《武经全题汇解》内）、朱墉《吴子汇解》（在《武经匕书汇解》内）等30余部。

    在宋代以前，没有人持异议，都认为《吴子》是吴起所作。到了清代，姚鼐认为是“六朝人所伪托”，现代有郭沫若提出“西汉中叶时人”所伪托的说法。他们的主要论据是“笳笛”作为军乐是魏晋以后才出现的，吴起那个时代还未使用，还认为“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词语是从《曲礼》、《淮南子》中抄来的，以“四兽之为物”也不是吴起那个时代的东西。以上论据不足为凭，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史书、典籍的源流考察

    从史书、典籍的源流考察说《吴子》是“西汉中叶时人”或“六朝人”所伪托，找不出充分的根据，相反，记载吴起撰写过兵书而且广为流传的史料却俯拾皆是。如《韩非子·五蠹》、《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直到《后汉书·冯衍列传》中均有记载。由此看出。从战国末到东汉都有《吴起兵书》在流传，根本不存在“西汉时人”所伪托的问题。

    从三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无经籍志记载《吴起兵书》的流传情况，然而却记录了众多军事家学习、运用“孙吴兵法”的大量事实。如《三国志》注引《魏书》说：曹操行军用师，依“孙吴兵法”。又《晋书·李玄盛传》说；李玄盛“诵孙吴兵法”等。以上事实说明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吴起兵书》仍在流传。诚然，此时《吴起兵书》可能有部分散失，到隋唐时，只有一卷传世，是三国时贾诩作注的版本，所以不存在“六朝人伪托”的问题。

    第二、从出土的文物考察

    考证《吴子》从一书中出现的“器物”是否战国时代就有，除了根据史料以外，还有新出土的文物是有力的佐证。如《吴子》中的“笳”，杜佑（公元前735年~812年）的《通典》在记叙“前代杂乐时”说：“应劭汉卤薄图，唯有骑执箛，即笳也”。战国末或秦汉间成书的《六韬》也有“夜则火云万炬，击雷鼓，振鼙锋，吹鸣笳”的说法。由此可见，在汉代或汉代以前，“笳”已在军中出现，并非如姚鼐所说到魏晋以后才以笳笛为乐。至于《吴子》中提到的关于青龙，白虎等“四兽”之说，不仅见于《曲礼》、《淮南子》等，而且也见于出土文物。1978年夏，在湖北随县出土的一件战国漆器上，就有二十八宿的名称，并绘制了跟它相对应的青龙、白虎等图象、这件文物的出土，确凿地证明了“四兽之为物”的起源、配以方色，不仅是战国初，甚至是更早的事了。因此，以“四兽之为物”来否定《吴子》的成书年代，把它说成是“西汉中叶时人”所伪作就站不住脚了。

    第三、从流传过程考察

    从《吴子》的流传过程中得知，它的前身是《吴起兵书》，因《吴起兵书》流传久远，经过南北朝时的战乱，部分内容已散失，唐宋间流传的本子大多称为《吴子》，那么《吴子》和原来的吴起兵书《吴起兵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如上所述，《吴子》既然不是伪作，那么另一个可能就是辑佚。

    首先，从今本《吴子》的内容看，大部分比较简短，各则文字的内容和形式都独立而且较完整，即使同一篇中的两则文字也不连贯，因此可以说《吴子》大部分是吴起的军事语录。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这是因为，吴起原来的48篇兵书散失以后，有人把散见各处的吴起军事语录收集起来，并按其内容排列成篇，但因某些内容已缺，所以造成有些内容不系统，不连贯。

    其次，《吴子》曾有过篇名、卷数、和篇序及各则文字的编排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情况，这种现象说明了吴起兵书的辑佚者可能不只一人，辑成之书也可能不只一本，自然就会出现上述不一致的现象，否则，就不能理解《吴子》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情况。

    三吴起变法

    春秋中期以后，晋国在以“尽灭群公子”、“灭公族”等手段打击国君近亲势力、加强国君权力时，楚国才开始任用公子执政。公子执政的初期，确实起到了强化王权的作用。但这实际是一种落后的任人唯亲的制度，其结果形成了王权旁落、大臣太重、封君太重的弊病。

    战国初期，楚国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楚声王竟至为“盗”所杀。而此时北方三晋正在兴起，国力强大，对楚步步进逼，楚国处于一种十分困窘的境地。

    在楚国内忧外困之时，中原的政治家吴起从魏国来到楚国。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能，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吴起变法，从打击大贵族入手。变法的内容散见于典籍中，归纳如下：

    第一、均爵平禄。楚国爵禄是世袭的，即先辈如有功受爵禄，后代子孙虽无功，亦可承袭享有爵禄；而后来一些在战争中立大功者却无爵禄，极大地伤害了将士的积极性。吴起乃“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余天下。”

    另外，“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吴起要取消世袭的封君、世袭的爵禄，用从封君那里得到的爵禄去奉养经过挑选的有功将士。

    第二、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剥夺王室贵族的威权，使他们不能徇私情，因私废公。“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削减无用的开支，以奖励真正为国出力报效的战斗之士。

    第三、春秋至战国时期，楚国用武力灭掉许多国家，开濮地、伐杨粤等，得到了广大领土，但都未及开发。吴起责令楚国一些与王室关系疏远的贵族到僻远的地方去开发。吴起对楚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这是一种新的拓土殖民形式。

    楚悼王付吴起以国政，言听计从。“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吴起可算是一个无畏的改革家。

    吴起变法，旨在富国强兵。变法的内容是消灭世卿世禄制，任用贤能，因此这又是一次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吴起变法打击了楚国大贵族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到大贵族的激烈反对。吴起“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楚之贵族皆欲害吴起。楚国官员皆楚王室宗支，决不许异姓插足。吴起作为一个外诸侯国的异姓人，跻身于楚上层贵族之间，依靠楚悼王的信任，打击大贵族特权和利益，所遇到的阻力之大，反对之烈，是可以想见的。

    新法行之期年，楚悼王死去。在楚悼王的灵堂上，楚国贵戚大臣作乱而共攻吴起。吴起跑到楚悼王的尸体下躲藏，贵族射杀了吴起，也射中了王尸。楚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群臣射王尸者，尽当其罪，因而被夷宗者70余家。但变法也因楚悼王和吴起的死而受到挫折。

    吴起变法虽然失败，但变法却在楚国贵族政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吴起变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在楚国的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如《韩非子·喻老》云：“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淮南子·人间训》云：“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绝禄。”这些现象与吴起变法中的“封君三世收其爵禄”的条文相合，应该说是吴起变法以后出现的。吴起变法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

    四吴起的军事思想

    第一、进步的战争观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阶级地位不同，对待战争的看法也就不同。吴起的战争观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是进步的。

    在战争的起源问题上，吴起力图从社会方面去寻找原因。他说，凡兵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吴子·图国》）

    吴起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现象，对战争的根源作了论述。这在世界军事史上对战争根源的探索是最早的。当然，吴起这种看法还停留在表面上。

    他对“争名”、“争利”、“积恶”、“内乱”，是何原因引起，“因饥”的根源何在？并没有深入分析。列宁说：“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360页）又说：“当阶级统治还存在的时候，战争是不会消除的。”（《列宁全集》第八卷第35页）吴起由于他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认识到战争的真正根源，也找不到消灭战争的途径。但是，他从社会方面去寻找战争产生的原因，在当时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上，强调把政治放在首位。他说：“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吴子·图国》）

    意即一个国君若是只讲求文德而废弃武备，或者依仗兵多能战，都会亡国。要使国家治理得好，必须既要重视政治，也要重视军事。从这个思想出发，吴起在西河一方面注重军事改革，一方面从事政治、经济的改革，为魏国的富强奠定了基础。吴起从战争实践中认识到，只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还不够，还必须有安定的后方，因此，他说：“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只有国内人民和前方军队团结一致，才能打胜仗。

    他主张：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吴子·图国》）

    他又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就是说，国内各种意见不统一，不可以出兵打仗；军队内部不团结，不可以出阵作战；出阵以后，军队不互相配合，不可以进行战斗；进行战斗以后，各部分战斗动作不协调，不能夺取胜利。他还进一步说：“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吴起阐明了国家、军队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并认为人心向背是军事上取得胜败的关键。总而言之，就是政治决定军事。

    在如何统一中国的问题上，吴起主张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吴起的这种思想，对稍后的孙膑“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孙膑兵书·见威王》）这一主张有直接的影响。

    吴起一方面看到了战争的重大作用，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因此他认为对待战争要持慎重态度，反对轻率发动战争。他总结历史上战争的经验，说：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而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吴子·图国》）

    经常轻率发动战争，就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而使人民疲弊不堪，国家贫弱，而且会招来祸患。因此，多次发动战争而取得天下的少，亡国的多。比吴起稍早的军事家孙武也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书·计篇》）可见吴起继承了孙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这对比他稍晚的军事家孙膑也有所影响。孙膑看到了战争的胜负决定国家存亡的一面，同时又指出：乐兵（好战）者亡，而利胜（贪图胜利）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孙膑兵书·见威王》）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之间思想的继承关系。

    第二、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战略战术思想

    吴起从战国时代频繁的战争形势出发，认识到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因此，他在战略上很重视战争的准备。他说：“夫安国之道，先戒为宝。”（《吴子·料敌》）要使国家安全，先要在平时做好战争的准备。他说：“简募良材，以备不虞。昔齐桓募士5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4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陈3万，以服邻国。”（《吴子·图国》）

    对于军队，吴起主张“教戒为先”（《吴子·治兵》），注意平时训练。

    他指出：“备者，出门如见敌。”（《吴子·论将》）这些战备思想，反映了他为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的积极进取精神。

    吴起在指挥作战时屏弃唯心主义的主观臆断，从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十分重视了解敌方的情况。他指出“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吴子·料敌》）。就是说，只有清楚敌人的力量部署情况，才能选择其薄弱环节狠狠打击。为了了解对方情况，吴起非常重视使用间谍，深入敌后搜集敌方各种情报，“急行间谍，以观其虑”（《吴子·料敌》）。同时，在战场上还注意采用武力侦察的办法，《吴子·论将》记载：

    武侯问曰：“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之，其术如何？”起对曰：“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其众讙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即派出一支小分队去佯攻敌人，而又假装败退，引诱敌人来追击，从敌人追击的情况来观察其虚实，然后决定对策。

    吴起说：“臣请论六国之俗，夫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不走，三晋阵治而不用。”（《吴子·料敌》）

    从吴起对六国军队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对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情风俗的了解都是相当清楚的。吴起重视调查研究，显然是继承了前辈军事家孙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吴起注意使自己对战争的主观指导，力图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卓越见解，对引导战争取得胜利，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吴起由于经常带兵打仗，很懂得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在战争中，人必须努力掌握从事战争的各种技能和适应各种复杂环境的本领。他说：“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吴子·治兵》）即人在战争中，往往因为缺少某种本领而送了性命，因为不习惯于某种情况而打败仗。这种主张是对生死胜败由天定的宿命论的否定。

    吴起还看到了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军队装备精良等因素对战争的重大作用。（《吴子·料敌》）。对进行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的战马，吴起也很重视，他说：夫马，必定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刻剔毛鬣，谨落四下。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吴子·治兵》）

    又说：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常令有余，备敌覆我。（《吴子·治兵》）

    这就是说，对战马要善于饲养、训练和爱护，以达到“人马相亲，然后可使”。

    （同上）他注意到人、马、车、地形等在战争中的相互关系，提出：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明知险易，则地轻马；刍秣以时，则马轻车；膏锏有余，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同上）

    即明白知道地形的险易，并善于利用，就能使地形便于跑马；及时喂马，使之膘肥体壮，马就便于驾战车；准备好足够的润滑油和车轴上用的铁，注意及时修理，就使车便于载战士；兵器锋锐，铠甲坚固，就使战士便于作战。只有这样，打起仗来才得心应手。

    在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要根据变化的客观实际而定。吴起在频繁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熟练地掌握了指挥战争的艺术。他提出了“急击勿疑”的13种情况：

    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旌旗乱动，可击；阵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凡若此者，选锐冲之，分兵继之，急击勿疑。（《吴子·料敌》）

    这就是说，敌人远道而来，刚刚到达，队伍还没有整顿好；部队已吃饭，但还没有设戒备；慌忙逃走；过于疲劳；没有占据有利的地形，失掉战机，陷于被动；长途跋涉而后继部队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涉水渡河只渡一半；在险要的狭窄道路上行军；旗帜乱动，部队混乱；部队的阵势频繁变动；将领脱离了士卒；军心恐怖，凡是碰到以上情况，应选择精锐的部队作前锋，同时配备力量进行包围，毫不犹豫地迅速发动进攻。

    吴起反对在战争中莽撞蛮干，主张“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分析了碰到有利时机“击之勿疑”的8种情况：

    一曰疾风大寒，早兴寤迁，剖冰济水，不惮艰难；二曰盛夏炎热，晏兴于间，行驱饥渴，务于取远；三曰师既淹久，粮食无有，百姓怨怒，祅祥数起，上不能止；四曰军资既竭，薪刍既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五曰徒众不多，水地不利，人马疾疫，四邻不至；六曰道远日暮，士从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八曰陈而未定，舍而未毕，行阪涉险，半隐半出。（《吴子·料敌》）

    即一是大风严寒，军队半夜出发，昼夜行军，破冰渡河，不顾士卒艰难；二是在炎热的夏天，队伍出发得迟，正好烈日当头，行军又急，不管士卒饥渴，只是拼命赶路；三是队伍在外时间很久，粮食吃完，民众埋怨甚至愤怒，淫言怪事屡次出现，而将领无法禁止；四是部队的物资耗尽，连柴草也很少，却遇上阴雨天气，想掠抢又没有地方；五是战士不多，水土不服，兵马生病，四邻的援兵未到；六是长途跋涉，已近黄昏，士卒疲劳恐惧又不得食，都脱下铠甲随地休息；七是将领和官吏都没有威信，士卒心神不定，全军多次发生惊乱，而部队孤立无援；八是兵力部署未定，宿营地也未安排好，爬山过险，只有一半人通过。凡是遇到以上情况，不用占卜就应立即派兵出击。

    吴起还分析了遇到形势不利时“避之勿疑”的6种情况：

    一曰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二曰上爱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赏信刑察，发必得时；四曰陈功居列，任贤使能；五曰师徒之众，甲兵之精；六曰四邻之助，大国之援。

    这就是说，在作战时要避敌之所长，击敌之所短。

    另外，吴起从实战出发，对行军和扎营提出了一些必须注意的事项：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可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吴子·治兵》）

    这是说，行军中对行程、人马的负荷要安排得当，饮食供应要搞好，这样才能保证军队听从上级的指挥，从而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吴起十分重视对地形的了解，认为：凡行师越境，必审地形，审知主客之向背。地形若不悉知，往必败矣。

    他指出，军队到一个地方，必须先了解周围“五十里内的山川形势”从而“知其险易”，“使军士伺其伏兵，将必自行，视地之势因而图之”。即使军士注意是否有敌人的埋伏，而将领则要利用地形以对付敌人。吴起还提出，军队驻扎“无当天灶，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吴子·治兵》）即扎营不要在大山谷的口上和高山的顶端。

    以上这些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战争规律，它反映了吴起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在吴起的战略战术思想中，许多地方闪烁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吴起说：“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吴子·论将》

    他认为带兵作战必须首先分析研究敌人的将领，根据不同情况，决定不同的对策，这样就能不费多大力气而获得成功。这是对孙武用“水无常形”来比喻“兵无常形”，依据敌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夺取胜利。

    在如何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吴起非常鄙视在战场上贪生怕死、当逃兵的可耻行为。

    他主张在战场上“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吴子·治兵》），阐明了战场上生与死的辩证关系，只有不怕牺牲，勇敢战斗，夺取胜利才能保存自己，而贪生怕死，不敢杀敌，结果必然失败，招致灭亡。因此，吴起在他的军队里提倡不怕死的精神。他说：“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吴子·论将》）即从出兵打仗的第一天起，就要使战士抱定决心战死的光荣信念，而不要怀有苟且偷生的耻辱思想。在战斗过程中，要使战士“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吴子·图国》）即以前进杀敌、英勇牺牲为荣誉，以后退活命为羞耻。《战国策·齐策》谈到齐国军队在燕破齐连取70余城，虽然“食人炊骨”处境十分困难，但“士无反北之心”，坚持战斗到底。认为这样的军队就是“孙膑、吴起之兵也”。可见吴起的军队顽强战斗的精神，在当时是很有名的。

    在多与少的问题上，吴起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以少可以胜多，《吴子·料敌》说：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

    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令。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阵之士，可与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

    只要军队治理得好，善于选拔贤能，赏罚分明，优待家属，这样，部队就可以打败数倍于我的敌人。吴起分析说：

    诸侯未会集，君臣未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三军囟囟，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击倍，百战不殆。

    敌人如果没有同盟军会合，君臣之间意见不一致，深沟堡垒没有修筑好，号令没有下达，军队人心惶惶，想进不敢进，想退不敢退，这样的军队只要用相当于它的一半的兵力就能打败它，而且能百战百胜。他又说：

    敌人之来，荡荡无虑，旌旗烦乱，人马数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

    倘若敌人前来，散散漫漫，毫无纪律，队伍混乱，人马不安，东张西望，这样的军队便可以一击十，使之不知所措。吴起认为，“愚将，虽众可获”（《吴子·论将》）。

    即如果将领不善于指挥，虽然带兵多，也容易被俘虏。吴起说：“用少者务隘。”他重视利用有利的地形，从而造成以少胜多的条件。他说，只要“避之于易，邀之于厄”，即避开平坦开阔之地，而利用险要的地形，就可以“以一击十”、“以十击百”、“以千击万”（《吴子·应变》）。由此可见，吴起从他丰富的作战经验中，看到了多和少的辩证关系。他把这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运用到军事实践中，创造了5万人“兼（加）车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吴子·励士》）的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所以人们称颂“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吕氏春秋·用民》）。尉缭子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尉缭子·制谈第三》）据杨宽统计：“战国时代，各大国的兵额就有30万~100万之多。”（《战国史》1980年7月第一版第285~286页）吴起的5万、7万之数，可以说得上是精兵，而用之可以抵御强秦。可见其军事艺术在当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总之，吴起进步的战争观，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我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五《吴子》的主要思想内容

    第一、《吴子》的战略思想

    《吴子》一共6篇，第一篇是《吴子》的总纲，概括了它的战略思想。其内容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也就是说对内要搞好政治，对外要抓好战备。这种思想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如果只重视一方面就要丢掉政权。因此，政治和军事都要抓好，不可偏废。只有搞好国内政治，才能用兵打仗，夺取战争的胜利，要夺取战争胜利，要想称霸诸侯，首先必须搞好国内政治。这种思想反映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对政治和军事的统一认识，也反映出吴起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要搞好国内政治，首先要抓好思想教育工作，即《吴子》中的“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吴子》认为，要用“德、义、礼、仁”的四德去教育官吏和民众，使全国、全军做到“四和”，也就是说通过教育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国内上下和睦，团结一致，做到拥护国君，坚决服从命令，踊跃参战，奋勇杀敌，不怕牺牲，为国捐躯。其次，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即任人唯贤，整顿吏治，把德才兼备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撤换缺才少德的贪官污吏，才能更好的治国安民。第三，使“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即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并热爱管理他们的官吏，使官民关系融洽。第四，要重赏严罚，取信于民，要奖励和激励将士，鼓励他们杀敌立功，并抚恤那些阵亡将士的家属，对不服从命令者要严惩，这样才能受到民众拥护。第五，国君的行动要“举顺天人”，即顺应时代潮流，人心所向’才能打胜仗，才能称霸于诸侯。

    吴起提出的内修文德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民众，发展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从而达到成就霸业的目的。因此、对社会的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吴起，他已认识到民众的力量，人心的向背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如何加强战备问题，《吴子》提出“安国之道，先戒为宝”的总方针，认为只有首先做好戒备、才能保证魏国的安全。只有常备不懈，加强国防建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其次，《吴子》主张慎战，力图通过较少战役，速战速决，彻底打垮敌人，这样才能保存国力，才能称霸，否则将导致国疲民困，以至于灭亡。

    第二、《吴子》的建军思想

    《吴子》的建军思想的要点是：“不在众寡”、“以治为胜”，也就是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在于训练的水平。他曾说：“虽有百万，何益于用！”由此可见，从军队的实战出发，他重视一个“用”字，重视军队的作战能力。他还认为，如果是精兵，只要有“3000人”，就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这一思想得到后代许多军事家的赞赏。

    如何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吴子》提出了以下措施：

    1、《吴子》提出治军要“教成为先”，即是首先要对部队进行严格的教育、训练和管理，从而提高军队的素质，加强战斗力、在对部队教育训练中首先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即“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以封建地主阶级的行为规范和道理去教育士卒，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光荣和耻辱，从而在战斗中拼死战斗，英勇杀敌。然后，再对士卒进行作战技能的训练，比如单兵训练、阵法训练，编队训练以及如何识别联络信号等，最后才授予武器。

    2、《吴子》提出治军要严罚重赏。强调部队要绝对服从命令，做到令行禁止，违令或临阵退缩者斩，作战英勇，建立战功者给予重赏。因此，使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

    3、《吴子》提出“简募良才”、“聚卒练锐”的建军主张。也就是说要招募、挑选优秀人才，建立一支精锐部队。具体说来，他要求在常备军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突击部队，并要做好组织编队工作，充分发挥各人的长处。他提出，把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编为5支队伍，每支600人，总共3000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把“王臣失位见功于上者”和“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各编为一队。吴起认为不但要利用他们。而且还要成为军中的“练锐”，他这种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的思想是值得赞赏的。直到今天仍有其借鉴意义。

    4、要带好部队，将领是至关重要的，《吴子》在《论将》篇中对将领提出极高要求，他认为只有文武全才，有勇有谋的人才能担任将领，作战时要做到“五慎”，掌握“四机”。《吴子》还认为将领要具备将德、将威和将才，也就是说在接受命令时决不推辞，打了胜仗才谈凯归问题，在战场视死如归，决不退缩偷生，并能和士卒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受到士卒拥戴。另外《吴子》还特别重视选拔良将。所谓“良将”，除具备一般将领的“威、德、仁、勇”外，还能做到“率下安众，怖敌决疑”、发号施令，“下不敢犯”，指挥作战“寇不敢敌”的卓越领导才能。

    第三、《吴子》的作战思想

    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吴子》强调必须“审敌虚实”、重视“应变”、“因形用权”，就是说，要考察敌情的虚实情况，根据敌情的变化采取相应的计谋和对策，才能重创敌军，夺取战争胜利。《吴子》提出在平时要考察敌国的国情和敌军的阵势特点。在临战前，要查清敌军将领的指挥才能，是“智将”还是“愚将”，做到了如指掌，心中有数，采取不同的对策，制服敌人。

    在作战指挥上，《吴子》认为在充分掌握敌情基础上，要“趋其危”，就是说要攻击敌军的弱点，击中要害，并且指挥做到勇敢、果断。在长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吴子》总结出“急击勿疑”的13种情况，都是敌军弱点，是好打之敌。要抓住战机，当机立断。另外还总结出“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和“避之勿疑”的6种情况。从中看出，他强调对我军有利时就打。对我军不利时就避开，不硬拼，以便保存实力。他这种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因素。战争是千变万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吴子》强调将领要根据敌方、天时、地利的不断变化情况，审时度势，以变对敌，采取不同战法，才能百战不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根据当时军事发展情况，《吴子》强调车、步、骑的协同作战以及充分发挥步、骑的机动作战能力。这些都反映出《吴子》在军事战术上有了重大发展。

    六《吴子》的历史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

    《吴子》作为战国时代的兵书，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都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由于铁兵器的使用，弓弩的出现，骑兵的产生，步兵在战争中占了主导地位，因而引起作战方式的变化。《吴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军事思想，对当时的实战经验进行了总结，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战争规律和特点，从而具有重要的军事史料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

    《吴子》和《孙子》齐名，受到历代军事家和政治家的重视，把二者并称“孙吴”兵法，奉为兵学的经典著作。

    《吴子》问世以后，曾广泛流传。从战国至秦汉，“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书》，世多有。”在宋代以前，历代军事家、政治家、将领、学者等都很重视学习、研究、运用它。比如《三国志》注引王沈《魏书》说：“曹操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兵法。”其后，隋末大将韩擒虎、唐朝李世民、李靖等都研讨过孙吴兵法，到了宋朝元丰年间，（1080年），《吴子》被朝廷定为《武经七书》之一，成为武学经典和选拔武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从此，它普及得更加广泛。总之，《吴子》和《孙子》一样，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对战争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吴子》不仅在国内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名闻遐迩，受到各国军事学术界的重视。在唐代，吉备真备把《吴子》传到日本，从而在日本广为传播，仅研究《吴子》的较著名的著作就有60多部。1772年，又被法国神父阿米奥译成法文，传到欧洲。现在已有日、英、法、俄等多种版本流传。

    七《吴子》的实际应用

    《吴子》是《孙子》之后，继承了《孙子》的精华，并根据当时的实战经验加以总结，发展了《孙子》的军事思想。其中某些观点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和《孙子》一样，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治国、企业管理、市场竞争、体育竞技、领导艺术、内政外交等都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藏。

    第一、《吴子》与治国之道

    1、强兵必须富国，富国必须改革，改革才有出路。《吴子》在《图国》中，明确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治国方略，并阐述了二者的辩证关系，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要亡国。内修文德的意思包括：其一，要改革弊政，才能使国家富强，国家富强了，才能有更多的财力、物力发展军事。据《史记·孙子吴起传》中记载：吴起到楚国以后，被楚悼王任命为宰相。他大刀阔斧地对楚国的弊政实行改革，使贤者居上，不贤者居下，并裁掉政府中的冗员，削减了王公贵族的俸禄，节约了政府大量开支，从而拿出更多的钱来发展军队。使楚国武力很快发展壮大，于是取得了“南平百越；北并陈蔡，郤三晋，西伐秦。”的辉煌战果。其二，要使国家富强，“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并指出对百姓要“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也就是说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民明大义，辨是非，达到思想一致，上下和谐。这样的军队和人民就能为国“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我国近百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国家不富，军事力量就不强，就要受人欺侮。战争，不单是军事实力的竞争，而且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没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就没有强大的军事势力，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发展军事不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要发展高科技，改进装备，没有财力是不行的。目前，由于我国的经济不发达，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用于发展军事力量，我们的军事装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因此，我们要抓住目前和平的机遇，大力抓好改革开放，振兴我国的经济。国家财力雄厚了，就可以拿出更多的钱来搞军事建设，把我们军队建设得更加强大，从而保证我国的长治久安。同时，我们还要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他们的国防意识，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履行公民保卫祖国的义务。

    2、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反击来犯之敌。

    《吴子》说：“安国之道，先戒为宝。”意思是：安定国家的办法，事先戒备是最重要的法宝。古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没有战略眼光就要亡国，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不能放松警惕，松懈麻痹，丧失斗志；要时刻作好准备，抓好军队训练。准备迎击侵犯之敌。常言说：“有备无患。”有准备，就能从容对敌，无准备就要被动，就会措手不及，敌人乘虚而入，搞不好，就要亡国。

    第二、《吴子》与军事训练

    《吴子》对于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也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兵不在众多，“以治为胜”。还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他非常重视军队的训练和管理，着眼于一个“用”字。也就是在实战中的作用。要把士兵训练成过得硬的队伍，这样的队伍就是纪律严明，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进可攻，退可守，打不垮，拖不烂的“父子之兵。”要训练这样一支过得硬的队伍，他认为要法令严明，赏罚有信。从军队管理上要严格，要求绝对服从命令，对不服命令的要严惩不贷；奖罚分明，说赏一定要赏，说罚一定要罚，说话算数，对“有功者还要进而飨之，无功而励之。”此外他还主张“教戒为先”。要对士兵加紧训练，使他们学习到各种作战技能，并能熟练地运用，从而在战场上发挥战斗作用。另外，他特别指出，为了发挥每个人的战斗作用，要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授以不同兵器，或担任不同的工作。并且主张估量人才，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把同一类型的人组成小分队，成为部队的精兵和中坚力量。有了这样一支队伍，那么“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

    以上这些观点对我们的军队建设来说，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军队是人民子弟兵，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保卫国家的钢铁长城，这样的军队必须纪律严明，对人民群众要秋毫无犯，同时绝对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全军上厂，意志统一，才能成为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队伍。其次，由于现代化战争的需要，我们要精减兵员，加强训练，使之成为一支“精兵”，而且还要组织各种专业兵种，如为应付紧急情况的特种兵、掌握高技术的导弹兵等，把我们的部队建设成为一支既精而又质量高的多兵种合成的队伍，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吴子》与企业管理

    搞好企业管理，说到底，就是要搞好人的管理。只有搞好人的管理，才能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发挥每个职工的作用，使上下同心同德，充分发挥集体的才能和智慧，把企业搞好，使企业兴旺发达起来。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1、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人才是具有特别的才干、技能和专长的人，每个企事业组织的职能发挥都要依靠人才。特别是当今世界，已经进人高科技时代，技术是生产力，高科技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众多的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稳操胜券。

    《吴子》说：“以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阵已定矣。”贤，是贤能，即才德兼备的人，这样的人应居于领导岗位，这就是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而对于那些没有才德的人，不管是什么人都应居于下位，不得重用。实行这一条路线，就能把企业搞好，反之，任人唯亲，拉山头，搞宗派，走后门，拉关系，安插自己的亲信，让那些无能的人掌握实权，企业肯定是搞不好的。

    2、不具一格选拔人才。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谓人才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如果把“人才”理解得十分狭隘，那就会失去人才。《吴子》在主张建立一支精锐部队中说：“王臣失位见功于上者”和“弃城去守欲除其丑”应各编为一队。这二种人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人，《吴子》主张重用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希望立功赎罪，有一定的特长，他们也是一种人才，这样做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事业是有利的。

    3、选拔战略人才的标准。一个企业管理的好坏，关键是在领导干部的水平，没有好的领导干部，是不能使企业振兴的。这样的高级管理人才必须要有以下条件：

    《吴子》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军之事也。”它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高级管理人才，要有勇有谋，智、勇双全，而且刚柔相济，既坚强又有灵活性。那种光凭个人血气之勇，遇事优柔寡断，或处事认死理，缺乏灵活性的人是当不得重任的。作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他能够制定企业比较周全的发展方案或筹划整个企业的市场战略和多角化战略；还能够掌握企业内外各种信息情报，多谋善断，不失时机地作出决策。

    具有掌握全局的指挥能力。《吴子》说，只有懂得四机，方可为将。所谓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将帅，要善于掌握士气，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善于运用谋略，善于提高战斗力。那么，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应对全局了如指掌，成竹在胸，有那些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有那些问题需要解决，如何解决？如何鼓舞员工士气，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把工作干好，这一切都要有自己的见解，方能指挥自如，调动千军万马去夺取胜利。

    个人品德方面的修养。《吴子》说：“然其威、德、仁、勇，足以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寇不敢敌。”意思是说将帅在威严、品德、仁爱、勇敢方面还要成为下级的表率，使广大士兵感到佩服；使敌人闻风丧胆，并能解决疑难问题，发布命令下级不敢违抗，他所在的地方敌人不敢进犯。作为企业的高级领导人，要有这方面的个人修养，也就是说在员工当中具有很高的威信，人人佩服，说话有人听，令行禁止。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从自我做起，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言必行，行必果，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处处给下级做表率，那么，你的威信就自然树立起来了。每个员工就会佩服、满意，听从你的调动指挥了。

    处理好企业人际关系，使上下和谐，是企业成功的关键之一。《吴子》提出了四不和的情况：“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他还说“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所谓“和”就是和谐，团结一致，只有团结，才有战斗力，只有万众一心，才能完成艰巨的任务，取得胜利。在这里，吴起强调了“人和”的作用，是决定胜利的因素。以往，人们干事情，常提到“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因素，而吴起没有提前两个因素，都强调了后一个因素，可见他已认识到“人和”是一个关键因素。无论干什么事情，如果人心涣散，一盘散沙，离心离德，是什么事情也干不好的。如果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正像俗语说的“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因此，一个企业要处理好上下级关系，职工之间的关系，使企业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大家都为了企业的共同目标而奋发工作、那么这个企业就有希望。为了和谐，为了团结，企业领导要关心、体贴员工的疾苦，发扬爱兵如爱子的精神。同时，调动职工关心企业的发展，提倡职工提合理化的建议，择其善者而从之，使每个员工都关心企业，与之同呼吸，共命运，这样才能把企业搞好。比如日本企业的管理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号召员工为企业出谋划策，合理化的建议一经采纳，就给以重奖；对员工照顾、关怀非常周到，甚至员工过生日，公司的领导也都关心到了，亲自登门表示祝贺，并送上一份生日礼物。因此，就使上下级关系非常和谐、一致，职工也就无后顾之忧，以企业为家，和企业生死与共，同舟共济。

    第四、《吴子》与市场竞争

    商场如同战场，同样具有激烈性和残酷性。因此，同样需灵活机动的战略和策略，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1、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吴子》说：“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吴子》的思想和《孙子》是一致的，同样强调首先搞清敌方情况，然后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对策。在市场竞争中，同样应该先考察了解对手的情况，掌握对方的虚实而后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不然，就是无的放矢，劳而无功。

    2、打击对方的要害之处。《吴子》说：“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就是通过了解对方情况后，对虚实了如指掌，抓住对方的空虚要害之处，狠命一击，致敌于死地。具体地说，在企业经营决策上，要避开市场饱和情况，如企业某一种产品曾独占某一市场，但到了滞销时期，应迅速调整产品。同时，还要避开对方的长处，善于钻市场的空子，填补市场的空缺，利用对手之虚。就是说，要善于去填那些大厂不愿生产的，小厂又做不出来的产品“空档”，那么你的商品就有销路，就能占领广大的市场。

    3、速战速决。《吴子》说：“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意思是战争不能拖得太久，太久就会被拖垮，应速战速决。在企业竞争中，时间就是生命，必须“快”字当头，抓住一切对己有利的时机，坚决、果断，该变就变，该转产就转产。采用这种策略的多为中小型企业，利用自己的优势，企业小，转产快，更新换代快的特点，迅速将产品投入市场，提高自己的竞争地位。

    第五、《吴子》与体育竞技

    体育比赛是两军对垒，互争胜负，其激烈程度很像一场战斗，因此，《吴子》的某些战略策略思想都可直接应用。比如：从战略思想上来说，“先戒为宝”的战略思想，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做好应战的准备，不仅要做好物质上、人力上准备，还要做好精神准备，有了准备，胜利才有把握。其次，在队员训练上，要“教戒为先，”不但教给技术，还要进行思想教育，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为国争光的集体荣誉感。同时，要从严要求，加强组织纪律性，训练要严格，培养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要赏罚严明，对表现突出者给予表扬和奖励，加强队员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其三，在比赛中要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摸透对方的情况，灵活地采取不同策略，从而战胜对方。其四，一支队伍的好坏，关键在教练的水平。因此，应该慎重选拔教练，把那些有事业心、德才兼备的人提拔到教练岗位，信任他们，使他们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就会培养出一支能征惯战、胜不骄，败不馁的队伍。没有好的教练是绝对不行的。我国女排的节节胜利，震惊了世界，就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男足的屡战屡败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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