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聚生

    王聚生（1941—），河南偃师人，1961年入伍。曾任师教导队副队长，科长，团参谋长，军教导队副队长，团长、师长、副军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少将军衔。

    我认识到“蓝军”的重要性还是缘于一次激烈的争吵。那是1972年9月在信阳境内的一次营进攻演习，我作为“蓝军”的指挥员带领一个连据守阵地，信号弹发射升空后，“红军”一拥而上就向阵地冲了过来，冲到我们面前就让我们拔旗子，连最起码的战术动作都没有。我想，这分明没有把“蓝军”放到眼里，真正战场上的敌人哪有这么好欺负！心想这哪里是在对抗演习，就连演戏也不像呀！我十分生气，坚决不拔旗子。军务科长跑过来要求我拔旗，他说按照演习计划几时几分“蓝军”的旗子必须要倒下。我据理力争，我们俩为此争吵起来。我们的争吵引起了各级首长的重视，并开始重新审视“蓝军”的作用，使“蓝军”有更多的自由发挥空间。这件事使我对“蓝军”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作为“蓝军”指挥员能够发挥出很大的能动性，也给对手制造了许多的麻烦，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锻炼“红军”的目的。最典型的对抗战例当数1976年南京军区组织的东海一号演习，课题是研究敌军的防御作战特点，阵地都是围绕敌军阵地特点进行构造，驻地战地化，阵地堡垒化，工事地下化，障碍也全都是按照实战设置。我带领一个营的官兵用了6个月的时间才完成阵地设置。这次对抗的效果不错，为“红军”制造了不少麻烦，这也成了我的“代表作”。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蓝军”必败、“红军”必胜的根本做法，“蓝军”在对抗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局限性的。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随着全党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涤荡着“左”的思想束缚，“红军”必胜、“蓝军”必败的训练模式被打破，我这个“蓝军司令”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思想得到了解放，劲头就更足了。为了能打胜仗，我积极做着准备，研究对手的战术，想方设法让“蓝军”变得强大。我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锻炼“红军”的目的，才能真正成为“红军”的“磨刀石”。为了当好“蓝军”指挥员，我先从研究军事理论做起，主要研究对象是设想敌方的战术特点、武器装备现状和战斗原则。对他们的长处和弱点也要了如指掌，否则就扮不像、演不活。我把收集来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写出心得。在当“蓝军”指挥官的10年里，我积累的学习资料装满了6大箱。我把这些资料分门别类地装订成册子，为便于查阅还备上了索引。几十年过去了，搬家就有十几次，但这些资料我一直当作“宝贝”，至今一页也不少。

    “蓝军”的存在虽然在训练中有一定的意义，但再逼真的演练和实战也有一定的差距，作为“蓝军”指挥员要想方设法按实战要求去对抗，这样才能缩短与实战的距离。所以我不仅研究战术，也研究对手的性格特点和生活爱好，这样有利于抓住对方性格上的弱点，抓住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节寻找战机，克敌制胜，这就逼着对手不仅要提高战术水平，还要克服自身的弱点。军教导队一名战术教员是协助我组织演习的，在他当连长时，曾多次与我交锋过，我们两人对对方十分了解。有一次对抗演习，他根据战术原则和以往演习的通常做法，制订几种方案，并推敲再三。他说：你王聚生纵有千条妙计，反正我都能对付。他踌躇满志地上了演习场，命令一排主攻、二排助攻、三排作预备队随一排跟进。战斗发起，一排攻上了我前沿，却钻进了我设下的“口袋”，两边的装甲车、正面的坦克一齐开火，一排当了“饺子馅”。这时，二排又进攻受挫。他沉不住气了，命令三排在一排后加入战斗，结果重蹈一排覆辙，不得不败下阵来。这次我胜利的原因正是利用了他性子急的特点。

    当“蓝军”指挥员是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吃苦受累不必说，得罪人也是常有的事，有时甚至要和与自己成长进步攸关的上级搞对抗，其压力也是很大的。有时候真想转行当“红军”算了，几次向领导汇报自己的想法，都被挡了回来，说我生来就是当“蓝军”的料，其他人不合适。后来想想也有道理，都是为了部队建设，哪一行都得有人干。没有了私心杂念，在对抗中不管对手是谁，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总是拼得死去活来。但演习对抗后，我们又是亲密的战友，像兄弟一样相处。不少人在“战场”上恨我，下了“战场”又和好如初。要做到这些，必须抱定一切为了军队、一切为了国家的信念，这样当起“蓝军”指挥员来才不会畏首畏尾。在我手下吃过几次败仗的“红军”指挥员，走上不同的领导岗位后还念念不忘在对抗中得到的锻炼。

    改革开放前也有人称我“蓝军司令”“蓝军教头”的，但我不愿意接受，毕竟在“左”的思想还盛行的年代，我知道这些冠名意味着什么。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解放军报社江永红、钱钢等新闻界的同志连续报道了我的事迹，“蓝军司令”这个名号一下子在全军叫响了。我的事迹在全军宣传开后，也迅速掀起了一股“蓝军司令”热，给当时的军事训练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后来的“蓝军”模拟部队建设、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建设等训练改革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虽然成了典型人物，我知道这是我军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带来的结果，是军事变革的需要，我只有加倍努力才能无愧于这一称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解放思想也渗透到各项工作中。我作为“蓝军”指挥员，也要把解放思想体现在对抗中，以此来提醒对手，抱守陈旧是注定要失败的。比如有一次和一个营搞“加强步兵营对坚固阵地防御之敌进攻”的演习。战争年代，进攻是这个营的拿手戏，夜间战斗有一套。这次，营长决定来个夜间奇袭，以长击短。当时我扮演“蓝军”连长，为了迷惑“红军”，我认真研究了对手的作战原则和特点，并按照这些原则和特点，在主阵地前设置了警戒阵地、假阵地，派了设伏坦克。结果，“红军”营长把警戒阵地误认为主阵地，使用主力发起攻击。我又实施照明，显示纵深炮火袭击，使“红军”撒开了拨拉不了。为什么这个营擅长的夜战碰了钉子呢？这是因为对手变了。这时候我指挥的“蓝军”装备了夜视器材，而当时我们大多数部队还没有装备，在装备上“红军”与“蓝军”相比，是“夜盲眼”对“夜视眼”。如果不加强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夜间训练，夜战就不是这个部队的长处而是短处。过去一些擅长的东西，现在需要很好研究；过去一些拿手的硬功夫，也需要发展、完善。说到底就一句话：思想要解放，观念要转变。

    “蓝军司令”作为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也引起不少人的好奇。自从我在全军出名后，有找我探讨“蓝军”指挥员经验的，有找我询问“蓝军司令”在训练中的意义的。当时的南京军区向守志司令员和军区机关的同志来部队调查研究时，专门与我进行了座谈。向司令询问我为何能把“蓝军司令”演得如此逼真？我说：“扮演‘蓝军’不能当熊猫，要当老虎。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胜利寄托在敌人的软弱和愚蠢上。无论是装备的机动性，还是官兵训练和战术手段，敌军还是有许多招数的，我们要把敌军的招数想全、想细，这样才能把部队训得更强。”向司令员也十分欣赏我扮演“蓝军司令”的做法。

    “蓝军司令”的出现在训练中是思想解放的标志，在训练中的意义有目共睹。首先是对部队训练作风带来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把对手模拟得像、模拟得强，红蓝双方对抗逼真，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训为战而不是训为看，克服了训练演习中的形式主义和走过场、摆花架子的现象，使部队训练更加逼真，更加符合实战。再就是提高了部队训练质量和实战能力，通过“蓝军”与“红军”唱“对手戏”，改变了以往演习中“蓝军”作陪衬、当木偶的情况，充分调动和激发了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逼着红蓝双方比高低、比真本领，促使部队充分发挥诸军兵种的整体威力，形成强有力的打击“拳头”，去赢得战斗的胜利，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练兵的动力，提高了训练质量。再者就是锻炼和提高最大的是各级指挥员。各级“蓝军”成为锻炼“红军”的“磨刀石”，引导指挥员更加自觉地把眼光盯着实践、盯着对手去练兵，逼着指挥员针对战场复杂多变的情况，探索把握战争客观规律，争取战场主动权；逼着指挥员深入研究敌军，努力知己知彼，与狡诈多变的“蓝军司令”斗智斗勇，在应对多种难局、危局和败局中，提高灵活处置复杂多变的战场情况的能力。

    转眼改革开放已有30周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防实力的不断增强，以机械化、信息化为主的新军事变革深入发展，新装备、新战法层出不穷，部队的训练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红蓝军”对抗的胜负已成为一种常态。相信经过多年的人才培养和储备，新一代高素质指挥员一定能够打赢未来的现代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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