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芝

    李素芝（1954—），山东临沂人，1970年入伍。曾任主任医师，西藏军区总医院副院长、院长。现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在西藏从事医疗工作至今已有32个年头，目睹了祖国改革开放3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了西藏军区总医院走过的一段卓越辉煌的奋斗历程。总医院人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扎根雪域，励精图治，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为保障西藏边防官兵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安康，谱写了一曲曲令人奋进的时代凯歌。

    心系战友情暖藏家

    西藏边防一线海拔平均50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摄氏零度以下，空气含氧量不足内地的40％，被生物学家称为“生命禁区”。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高寒缺氧，饮用的雪水矿物质少，再加上缺乏维生素，岗巴营80％的官兵有指甲凹陷、脱发掉发病症，近20％官兵有心脏、血管和消化系统疾病。查果拉哨长吴鹏的血色素竟高达23.7克，超出内地正常人近10克。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边防官兵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边防。医生的使命是什么？是维护生命。我们要履行好这个使命，有时就必须用生命去实践。

    1993年12月14日，岗巴营班长张明带着11名战士巡逻在雪线，当到达第四个山口时，一场雪崩突然袭来。3天后，严重冻伤使张明双臂失去全部功能，必须截肢才能保住生命。我当时任外科主任，含泪为张明做了手术。尽管手术很成功，但张明面对失去双臂的残酷现实，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于是，我住进了张明的病房，24小时守护在他身边，为他测血压、量体温、喂食。在我的照顾下，张明重新树立起了生活的信心。10年过去了，身残志坚的张明实现了完全自立，移交地方安置后，办起了养殖场，组建了温暖幸福的小家庭。

    由于高寒缺氧，西藏是先天性心脏病的高发区。但在高海拔地区做体外循环心脏手术，不仅国内没有先例，世界医学界也少有问津。许多患者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被病魔夺去了生命。30年前，我从上海来到西藏工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把手术治疗先天性心脏病、挽救藏族同胞生命，作为在西藏高原勇攀医学高峰的第一个目标。为此，我用了整整20年时间进行研究探索。

    2000年11月10日，西藏第一个接受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的藏族小男孩拉巴次仁，在我们医院获得了新生，从而打破了外国医学专家“在海拔3500米以上高原不能进行心脏手术”的断言，创造了世界医学的奇迹。那天，许许多多心脏病患者和他们的家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但我当时想的是，攻克这样的病魔，让西藏人民整整等了20年，作为医生，我心里有愧呀！

    在高原手术治疗先天性心脏病，不仅风险很大，而且医疗费用也很高。如果按标准收费，绝大部分群众承担不起昂贵的手术费用。我和医院党委一班人研究后，决定免费收治农牧民心脏病患者。2001年，我带领医疗队在离拉萨市800多公里的申扎县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普查时，发现牧民吉确一家5口有4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更让人揪心的是，吉确说什么也不相信孩子们得了那么重的病，更不愿意让医生用刀在家人的身上划口子。如果拖延了手术时间，吉确3个女儿的病情将因肺动脉高压，导致更加危险的结果。第二天，我与吉确谈了很长时间，把病情的后果向吉确讲清楚后一再表示，尽管手术有风险，但自己会尽全力去保住孩子们。经过几天几夜反反复复、苦口婆心的劝说，吉确才勉强答应了。很快，我为吉确的孩子们免费做了手术。当他们离开医院时，吉确把一条洁白的哈达高高地举过头顶，对我说：“你救了我的3个孩子，你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2000年以来，我主刀为650余名心脏病患者做了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成功率达98％以上，仅此一项，免费达3000多万元。

    与“心脏工程”一起启动的，还有白内障“复明工程”。西藏地区紫外线强、降雪量大，不少群众缺乏必要的防护知识和措施，患上了雪盲、白内障等眼部疾病。为治疗群众眼疾，我和医疗队深入偏远农牧区，免费为群众实施手术，使许许多多白内障患者重见了光明。受地理、历史因素影响，在西藏，至今仍有一些偏远地区群众生病后用土办法治疗，不愿到医院看病，不少人因延误病情而留下终身遗憾。远处的群众不愿到医院来，我就带领医疗队把医和药送到他们的家门口去。为此，我们制定了“农牧区义务巡诊制度”，每年都要深入偏远地区，免费为群众送医送药。1997年冬天，那曲地区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6万多藏族同胞被积雪所困。灾情发生后，我立即组织医疗队赶赴灾区一线。在藏北的8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们踏着1米多深的积雪，救治了无数灾病交加的群众。一天，我们正帮雪原深处的牧民穷达一家往统一的救灾基地撤离，突然，穷达怀孕7个月的妻子贡桑出现了早产症状。穷达一下子慌了手脚，两个孩子见阿妈的样子，吓得哭了起来。见状，我脱下身上的大衣往雪地里一铺，让贡桑在大衣上躺下。其他几名医生也脱下大衣，把贡桑围了个严严实实。半小时后，随着“哇”的一声啼哭，一个小男孩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雪地里安全降生了。后来，这个由我在雪地里接生的孩子，被父母取名为“玛米”，意思是让孩子永远记住，是金珠玛米解放军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

    我们不仅坚持免费医疗，为群众防病治病、送医送药，而且发挥自身优势，免费为地方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医护人员、技术骨干。坚持每年组织两批、每批不少于6人的医疗技术骨干进驻对口支援的当雄县人民医院，从教学查房、病历讨论、护理示范、学术研究等方面入手，面对面地进行业务传帮带。同时，利用到农牧区巡诊的机会，对医疗落后的山区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面对面的培训，选送有发展潜力的医生到医院进修，提高业务能力，成为医疗技术骨干，使他们像种子一样，遍布雪域高原，成为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带动和促进了西藏医疗事业的发展。1996年以来，我们先后为各地免费培训不同层次的医疗骨干3000余名。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国家确定了全国支援西藏的工作方针，从此西藏的经济社会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2001年6月，被西藏人民称为“幸福天路”的青藏铁路全线开工。为了给数万名建设者提供可靠的医疗保障，我和院、部领导多次沿线考察，确定了科学的医疗保障方案。青藏铁路建设的4年间，我们抢救治愈病员3000余人次，战斗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铁路建设者，无一人因高原病死亡，被国外专家称为奇迹。

    历经西藏军区总医院三代人不懈探索，历时30年长期苦战，西藏医疗保健事业有了突破性进展，高原病这一世界性医学难题被攻克了，高原肺水肿、高原脑水肿等急性高山病发病机理及其防治研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急性高原病救治成功率达99％以上，进藏军民高原病的发病率控制在2％以下。如今，驻藏部队急性高原病发病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50％—60％已经下降到现在的2％—3％，连续12年没有一名官兵因急性高山病死亡。2003年以来，我先后主刀做了肾移植8例，手术成功率达100％。我们还进行了高原首例背驼式全肝移植手术、高原首例冠状动脉内支架植入术、高原首例腔静脉滤网植入术，带动了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国务院2003年《西藏人权状况》白皮书向世界发布了一段文字：“西藏人民的寿命和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平均寿命已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6岁提高到目前的65岁。2002年与1965年相比，拉萨地区藏族青少年平均身高增加8.9厘米，平均体重增加5.5公斤。”我们为此做出了微薄的贡献，内心既感到欣慰，同时也受到了激励。

    造就英才建功雪域

    在雪域高原艰苦奋斗，就是要造就一支勇于牺牲、勇于奉献、勇于奋斗的高素质的医疗人才队伍，高标准地干好党的事业，保证医疗保健任务的完成，保证医院的不断发展。

    1996年，我和院党委“一班人”结合医院实际制定了《人才建设长远规划》，用无私奉献精神塑造人，用好政策好环境吸引人，用大课题大舞台锻造人。在全院医护人员大会上，我和政委谭家钊拿出画册《雪域天使》，向大家讲述第一代总医院创业者艰苦奋斗的历史。50年代，总医院200名官兵靠人背马驮将近百吨医疗物资从千里之外运上高原，在乱石滩上搭建起“帐篷医院”。一段段用青春和生命写就的文字，将一代代“雪域天使”半个世纪的业绩浓缩为“无私奉献”4个金字，镌刻在地球之巅。我们的意图很清楚：高原医学人才队伍建设，需要硕士、博士的高学历，更需要军人无私奉献的高品质。从此，无私奉献作为总医院人才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基本教育，常抓不懈。

    1998年9月，我与第三军医大学签订了一份协议：在西藏建立1个博士研究生培养点、4个硕士研究生培养点，三医大聘请我为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这份突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的人才培养协议，拉开了总医院培养高学历、高素质人才的新序幕。我们每年还选派优秀的医疗技术干部到全军人才基金班、解放军301医院、四所军医大学和成都军区总医院等内地有关院校进修、考察、换岗，并积极鼓励技术干部到四所军医大学学习深造。医院定期或不定期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正国、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张等知名人士来院指导、讲学，进行手术示范，不断拓宽专业技术干部的视野和思维，拉动了全院的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年轻医师易映红有幸成为首批培养对象。易映红报考研究生，郑重填写了志愿：“我报考李素芝院长的心外科硕士研究生，就是报考无私奉献这个高原医学的特殊专业，愿意像他一样为此奋斗终生。”3年高原心外医学专业知识求索，千日导师无私奉献精神的培育，易映红成为高原首个自培硕士研究生。2001年6月，来自国家和军队的心外科专家走上高原，参加我在高原培养的第一个医学硕士研究生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专家的评审意见和媒体的报道主题，都聚焦在高原人才的“第一素质”上：自愿献身高原医学事业。

    2002年8月，一位患尿毒症的藏北牧民到总医院就诊。由于总医院肾移植手术人才和设备条件限制，这位患者带着遗憾离开了医院，离开了人世。“一定要在高原开展肾移植手术，为高原人民减轻病痛。”这是我多年的愿望，于是我派出年轻医师李少勇到内地医院学习深造。2003年3月28日，由我主刀、李少勇助刀的世界首例高原肾移植手术获得成功。如今，李少勇已经成为总医院该专业学科带头人。我们先后选送的41名年轻医师到内地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已毕业的高学历人才，一个不少全部回到高原。

    从1998年开始，总医院设立了“高原医学课题研究基金”。明确规定：“本院在职、在读医护人员提出的医疗科研课题，经院科委会论证确定后，由医院提供科研经费开展基础性研究，待课题基本定型后申报西藏、军队直到国家课题研究立项。”对课题提出者的要求就一条：西藏临床需要，高原战场需要。

    干部病房主任张明森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前，已是某部中心医院小有名气的结核病专家，读研时又参与了国家“九五”课题“生物性人工肝”的研究工作，还未毕业就有多家医院许以重金聘用。我亲自出面邀请张明森上高原创业。我对他说：“高原医学事业，讲条件有限，讲发展无限。你提出的条件，只要医院能办到，我们都会满足你。”“发展是我最需要的条件。我的唯一的条件就是有一个细胞培养研究实验室。”张明森答得很直率。

    我与张明森一谈即合。一个迫切希望得到难得的发展人才，一个热切盼望具有潜力的发展舞台。张明森向医院提出建立高原细胞培养研究实验室，预算经费为30万元。细胞培养研究确为高原急需，30万元也确使医院为难。为了留住这个专业人才，为了总医院的发展，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建一流的实验室。30万元当月挤出，高原首家细胞培养研究实验室当年建成。1999年1月我院成功进行了国内高原第一例肝细胞体外培养实验，并发现了在高原环境条件下进行体外细胞培养的气象条件差异，完成了《高原体外生物人工肝构建的研究》等开创性科研成果。

    1998年7月，殷作明获三医大医学硕士学位回到高原。读研期间，殷作明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高原战创伤这个研究课题，在医院还是空白。医院党委决定，这个大课题就交给殷作明。殷作明不负重托，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高质量完成了高原战创伤基础研究，并参与完成了全军“十五”规划确定的一项指令性课题和军区的一项基金课题，先后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西藏自治区科技进步奖3项，参加编写出《高原战创伤基础与临床》等4部专著，并成功举办了高原创伤骨科研讨会。年仅33岁的殷作明，很快成为高原骨科专家。

    早在我军和平进军西藏当年，时任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就说过一句话：“进军西藏，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我们今天在困难多、条件差的西藏建设高原医学人才队伍，就是要按照小平同志的话去做，靠政策留住人才，靠政策培养人才。

    1999年8月，我在军校大学生毕业分配前，赶到第三军医大学“招兵买马”。我对获得医学硕士学位的黄承良说：“高原急需你所学专业的研究人才，你到高原创业，大有发展前途。”我的真诚，让黄承良心动：“听说你们医院住房紧张？”我听出了黄硕士的话外之音：“住房是紧张，但是，再紧也不会紧你们，有我院长住的，就有你住的，待遇同等。”一天也没有在高原干过的黄承良，进院当天就分配到一套新住房。培养高学历、高素质人才，靠政策培养是最根本的培养。我们靠政策成功留用黄承良，又陆续将5个硕士研究生引上高原，引进医院。近10年来，在上有高原工资大政策、院有高原发展小政策的激励下，自愿上高原到总医院工作的高学历干部越来越多。这些干部很年轻，长期夫妻两地分居，留得住身，也难留得住心。院党委特事特办，创造条件使干部夫妻在高原安家团聚，先后解决了50多对夫妻高原安家、就业难题。

    2000年，高山病科博士医师李先茂回内地休假时，一家私立医院看中了他。院方许以34万元年薪、一套高级住宅、一部专车的条件聘用他。这对夫妻两地分居、家庭经济困难的李先茂来说，的确是极大的诱惑。他先后3次向组织递交了转业报告。

    “学历再高的人才也是人，先茂有先茂的难处。我们拴得住他的身，强留不住他的心。再说，他也符合转业的条件。”我同意了他的请求。

    2000年12月8日早晨，我军容严整地等候在医院高职楼的入口处，为李先茂送行。寒风凛冽，李先茂步履如铅，走出房门，走出楼道。当他看到伫立寒风中的我时，再也抑制不住泪水，扔掉手中的行李，坚定地吐出6个字：“院长，我不走了！”李先茂为什么不走了？他说，是我宽阔的胸怀留住了他。

    人才旺、医院兴。经过10多年的努力，医院现有5名博士后、14名博士和48名硕士研究生，临床一线医生100％达到本科学历，一大批医疗骨干成为学科带头人，为医院全面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础。医院先后成为“第三军医大学拉萨临床学院”“西藏大学临床学院”，与西藏自治区联合建立了“西藏自治区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成立了“西藏自治区医学重点实验室”，为医院人才建设提供了更好的医疗、科研平台。

    心怀忠诚团结奉献

    在数十年卫勤保障和边防义诊中，我们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宿营不住民房、寺庙，对沿途的经幡、玛尼堆等宗教设施妥为保护。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叫响了“宁愿饿断肠，不杀群众一只羊；宁愿炊烟断，不烧群众帐篷杆”的口号，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民族宗教政策，并向西藏各族群众介绍祖国内地建设成就，大力宣传搞好藏汉民族团结，讲建设西藏、巩固国防的重要意义，并用实际行动把党的政策送给西藏各族人民群众，博得了西藏各族人民的赞誉。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西藏不仅仍属于欠发达地区，而且长期面临着尖锐复杂的反分裂斗争，处于反分裂斗争的前沿。1996年以来，我们着眼西藏社会长治久安，构建小康西藏、和谐西藏、平安西藏，积极开展免费民族医疗，并把它作为西藏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大事来抓，作为为党中央、国务院分忧解难的大事来抓。为方便群众就医，我们建立了“便民门诊所”“爱民病房”，开展免费民族医疗，经常深入街道、农村、牧区巡回医疗，并采取办训练班等形式，为驻地培训基层医务人员，建立医疗机构，改变“无医无药”的状况。我院为群众防病治病的医疗时间和卫生药品，占部队医疗时间和卫生药品的30％，平均每年提供民族免费医疗费用3000多万元。特别是近年来，为了方便常来医院就诊的藏族群众，我们在普查高原疾病的基础上，给驻地群众、寺庙僧尼发了1万多个免费医疗证，同时建立了1万多个健康档案。

    我们通过开展民族医疗科研、义务巡诊，研究探索了一整套治疗各种高原疾病的方法和措施，从进藏初期只能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进行诊治，到心脏手术、肾移植、角膜移植、活体肾移植、肝移植等器官移植，新业务新技术填补了500余项高原医学空白，高原诊断治疗取得了1000多个第一，有62项新技术、新业务填补了世界高原医学空白，实现了西藏医疗事业萌芽、探索、起步、发展、成熟的5次变革。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们投入1000多万元科研经费，发挥“全军高山病研究防治中心”和“全军高原野战创伤中心”的龙头作用，坚持以临床促科研，以科研带临床，加快科研攻关步伐，极大地推动了高原医疗技术的发展。医院先后攻关并开展了首例射频消融、先天性心脏病封堵治疗术、背驮式全肝移植手术等新技术新业务432项，均填补了西藏医学空白，提高了医院的医学技术水平，造福了西藏各族人民，带动了西藏医疗事业发展。

    近20年来，我们圆满完成了1989年拉萨戒严、1995年兰—西—拉光缆施工、1998年那曲抗雪救灾、易贡抗洪抢险、“雪域2000”军事演习、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大庆等重大活动的卫勤保障任务，圆满完成了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藏视察期间的保卫任务。

    我院先后4次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单位，1次被授予全国各族青年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奖、被表彰为“全军为部队服务先进医院”“全军先进医院”和“军队医院支援西部地区医院工作先进单位”，2次被评为成都军区科技工作先进单位，4次被表彰为人才建设标兵单位，7次被评为成都军区园林式营院、全军环境保护和绿化工作先进单位，13次被西藏自治区、西藏军区、拉萨市评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双拥”工作先进单位。

    经过总医院人数十年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医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从临时组建、性质单一的小型医院发展成为集医疗、预防、科研、教学、保健及平战时卫勤保障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医院。1995年，我院顺利通过“三级甲等”医院的达标验收，成为西藏自治区第一家“三甲”医院。2000年，医院计算机网络管理中心成立，实现了医疗质量监测、控制和政工、后勤建设的现代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军卫一号”和“军卫二号”工程实行了全军联网，实现了远程会诊和远程医学教育，大大提高了医院的科技创新能力。目前，总医院拥有核磁共振、数字减影、多排CT、X光机、大型高压氧舱群、中心监护系统等各类医疗设备上千台，总价值达1亿多元。“九五”期间，全院共获科技进步奖112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8项，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33项，军队科技进步四等奖62项。研制开发出高原康胶囊、花虫胶囊、接骨灵胶囊、景天止泻胶囊等高原环境下特需药品15种。先后编写出版了《高原病学》《高原适应不全症防治手册》《高原红细胞增多症》《高原病学》《高原创伤影像诊断学》等专著16部。2001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在亲身感悟、耳濡目染医院搞好建设和发展、维护民族团结的事迹后，为我们欣然挥毫题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置身雪域、团结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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