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殿仁（1945—），山东滨县人。曾任陆军参谋学院政委，国防大学副政委，中将军衔。著有《纸烁真情》《实践与思考》等。
我的老首长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将军，于1983年1月6日去世，迄今已10个年头。每到这一天，只要没有特殊任务或到外地出差，我都要去祭奠老首长。每次归来，那不尽的思念就格外强烈。
有的事刚刚过去，在记忆中就消失了，有的事过去了很久，在记忆中却清清楚楚。发生在徐立清将军身上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就属于后者。
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军衔。按他的德才和授衔标准，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给他授上将军衔。但是他坚决不要，并连续给中央、给军委、给毛主席、也给当时的“总政”主任罗荣桓元帅写信，请求不要上将，要中将。这件事在军内外已广为传诵。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心也是有口皆碑。
烧锅炉的李师傅家住北京市郊顺义县，是“总政”管理局雇请来的临时工，1975年春节，徐立清同志对我说：“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老百姓很重视，是不是安排李师傅回家同家人过个团圆年？”我说：“春节是最冷的时候，而且来人也多，最需要暖气，这时叫李师傅走了不合适。再说，李师傅是临时工，临时工是没有假期的，天暖和了他就走了。”徐立清说：“正因为他是临时工，老百姓出门在外过年才不习惯，还是让他回家过春节吧。”我看首长坚持，就说，“那就请管理局再请位同志来替班吧！”他说：“人人都要替班岂不就成了用两个锅炉工了嘛，我看这样吧，让我那几个孩子轮流值班，老大、老二、老三一人一天，一天一换，最多每人值两三班嘛！”我说：“那不好，他们还有他们的事情，况且他们也好不容易春节放这几天假啊！”“有什么事情非得那两天办啊！让他们体验一下有什么不好！不能光知道舒舒服服，不知道暖暖和和是从哪里来的。”我把首长的意思对李师傅讲了，李师傅高低不肯。徐副主任就亲自去劝说：“你辛苦一冬天，应该休息几日了。过节了，也该同家人一起团圆团圆。”李师傅还是执意不回去。他说：“你不回去，我就和你一起值班。”李师傅知道首长说得出做得到，只好答应了。李师傅走时，将军让我用他的工资给李师傅买了猪肉、白菜、白面等年货，用他的专车把李师傅送到长途车站。这位50多岁的老农感动得直流眼泪。此后，每年入冬，李师傅都要说：“就是一分钱不给，我也心甘情愿。”
每当警卫、公务人员的亲属来队，他都让我安排住在他住的楼里，抽空就去坐一坐。来时陪着吃顿“洗尘面”，走时又陪着吃顿“送行饺”。还风趣地说：“中国的古话，上车饺子下车面，图个吉利。”1976年夏天闹地震，炊事员王师傅一家人住在市区的平房里，徐副主任担心不安全，让我把王师傅全家接来安排在他院子里的防震棚里。他说“万一有了情况，我们大家可以互相照应一下，这叫同棚共济，风雨同室吧！”
作为秘书我常常加班工作到深夜。他总是叮嘱大师傅给我做点夜宵，虽然只是一碗面条、几块点心，却深深代表着首长对部属的关心。有时他还让他的夫人党秀玉同志，一位“三八式”的老干部亲自送碗热汤，好几次我这个山东汉子眼窝里都热乎乎的。
将军对身边的工作人员真诚关心，对反对过他的人而且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也十分体谅。
他恢复工作不久，党中央作出清查“三种人”的决定。一次有关部门向他汇报，清查工作中找到了那个打过他的战士。有关部门意见，这个战士虽已转业，但应把他的材料给其单位寄去，给他戴上“三种人”的帽子。
“不，不，”将军连连摆手，“不能这样做，这件事不能归罪于这个战士。这个战士当时是奉命负责看管我，他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只知道人家给我扣的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他怀着气愤打了我几下子是可以理解的。‘三种人’是指那些跟着林彪、‘四人帮’办坏事的人，那些人明知不对硬是颠倒是非，而这个战士是不知者不为罪，这种同志只是个接受教训的问题，不能把他们定为‘三种人’。要按毛主席说的，处理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
1977年春节，机关会餐，大家相互敬酒，一个又一个敬酒的热潮过去之后，一位机关干部端着酒杯怯生生地来到徐立清同志面前说：“徐副主任，我写过你的材料，贴过你的大字报，实践证明我做得不对，我向你道歉……”也不知是内疚还是因为喝了酒，这个同志的脸涨得通红。
“不，”徐立清同志笑了，拍了拍这位同志的肩膀说：“你还年轻，没有经验，知道错了就好。过去的事情过去了，不要背什么包袱了。”
“首长，我对不起你！”
“哎，别这么说，反对我不算错误，好好工作吧！来，干杯！”他拍着这位同志的膀子脆脆地碰了一下酒杯，一饮而尽。他看着这个同志把酒喝下去之后说：“你今天一定没喝好，来，我们再干一杯，我祝你和你的全家春节快乐！”
“谢谢首长！”泪水涌出了他的眼眶……
回忆往昔，心海潮涌。推窗远眺，夜空群星闪烁。敬爱的徐老将军，哪颗星是你不朽的生命在闪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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