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华(1953—),湖南醴陵人,曾任原总参谋部参谋、副主任,代理副师长,原南京军区参谋长,联勤部部长。少将军衔。
今年中秋节与国庆节连在一起,使我在思念亲人时也十分怀念为共和国献出生命的革命前辈。虽然我没能见过这些先烈,但他们是中华民族杰出的代表,一直激励和鞭策我的成长。这次专门去大渡河安顺场,现场缅怀1935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和他们的战友。同行的还有当年红一方面军一师一团三营营长尹国赤的孙子尹光星。为什么约他一起去?这里先讲一段感人的故事。
1934年10月16日,我的父亲杨得志率“红一团”踏上长征之路,担负红一方面军中央纵队的先遣任务。“红一团”一路上打了无数恶仗,也取得了无数战斗的胜利,却被300多米宽又水流湍急的大渡河挡住了去路。据说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和他所率七千兵士就是被清军消灭在这里,蒋介石也想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红军长征连弹药、粮食都十分匮乏,根本没有架桥工具,而渡场上几只破烂渡船也被国民党军队拖去对岸,防止被红军利用。由于敌军麻痹大意,没想到红军会到的这么快,一名敌军连长偷偷来安顺赌博,带来的一只木船被红军先头侦察班缴获,这便成为后面十七勇士强渡的唯一过河工具。小船上除船夫只能乘9人,所以第一船便由二连连长熊尚林率领8名突击队员进行抢滩,等小船返回我岸接第二批突击队员时,时间已过去1个多小时,英勇的9名红军战士利用岸边礁石硬是抗住了敌军多次反击。一营营长孙继先率领8名战士第二船过河,我父亲第三船过河。英勇的红军战士奇迹般地成功强渡了大渡河,很快击溃了担任河防的敌军一个营,尔后乘势夹击泸定县城,配合四团夺下了泸定桥,保障中央红军机关顺利过河。
新中国成立后,我曾多次听父亲讲强渡大渡河的故事。当年一营营长孙继先后来担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二营营长陈正湘后来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首批授衔时他们都被授予共和国中将,唯独三营营长尹国赤不知下落。找到三营营长及他的家人,成为父亲挥之不去的心病,1980年父亲担任总参谋长后,千方百计通过国家民政部和他所知道的是“江西吉安人”这唯一线索,大海捞针般地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得知:尹国赤在红军到达陕北的直罗镇战斗中身负重伤,后转到地方部队任师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七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深入到晋中、晋察冀边区负责整训部队,1940年5月,在返回延安路上因伤病复发不幸牺牲。由于他参加革命后,一直转战各地,加之老家地处偏远乡村,交通信息闭塞,直到牺牲,尹国赤也没能回老家看一眼妻儿老小,家人对他的情况也知之甚少,至今仍在永新农村过着普通的生活。
父亲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亲笔写信证明尹国赤的红军身份和英勇表现,有关部门也对其家人进行了登门慰问,1983年6月15日,国家民政部向其家人落实政策补发了烈士证书。尹国赤的孙子尹光星,现在江西省国税局工作,他看了《杨得志回忆录》了解到爷爷在红军时期的可歌可泣事迹,并迅速与我取得了联系。至此,我亦可以告慰父辈们的英灵,作为后代的我们手拿接力棒又走到了一起,同心同德、勇往直前,共同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1988年1月12日,父亲赴他投身革命的湖南郴州,参加“湘南起义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回想起当年一起报名参军的25名农友,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人,父亲感慨万分,写下了这样的诗篇:“六十沧桑从何说?感慨郴州举标梭。纤尘幸留小痕印,滴水远去大江河。踏碎关山烽火路,吟成横刀马上歌。若问来路英雄者,无名更比有名多。”每每读起,我便热血沸腾、豪气万丈,同时不免更加思念英雄的父辈们,追忆他们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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