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汜

    楚汜（1928—），辽宁营口人，曾任新华支社记者、《战士报》编辑组长、《解放军报》副总编。著有《一路绿色》《我从东方来》等。少将军衔。

    在日常生活中，赤橙黄绿青蓝紫，再加上黑白，这些颜色中，我最爱的是绿色。我爱绿色，并非由于听了绿色是生命之色宣传的缘故，也不是因为现在人们管无污染食品叫“绿色食品”，更不是看到洋人那里有多少“绿色和平组织”正在可敬地为理想而献身。我爱绿色从儿童时代便开始了，直到老年。我就是觉得它好看，眼前有了它心里舒服，愿意生活其间，与它为伴。

    大约在我出生不久，在辽东半岛沿海小城家中的院子里，老祖父开出了两块花圃，用尖角朝上的半截灰砖，镶成一圈花边，里面种满各样花草。房门两侧窗下还摆了一大排盆栽柳桃、石榴。这花圃与盆栽的花草虽都不是什么名贵品种，但冬去春来却使整个小院生意盎然。入夏，花香四溢，蜂蝶群舞，它更成为我终日流连的地方。母亲在几十年前曾跟我描述过，说我两三岁的时候，有两次看老祖父不在眼前，便蹲到花圃旁用小铁铲使劲扒西番莲（我们那时叫地瓜花）根部的土，想看看那土里到底埋的什么东西，怎么就会长出那么红的花，那么绿的叶？可是都未成功。好像每次总有人给老祖父通风报信似的，我刚扒了几下土，留着花白短须的老祖父便匆忙赶到，吆喝开了：“死了！再挖花就谢了，叶就黄了！”母亲说，她也不知道当时老祖父的眼睛怎么那样尖。而这时，我往往吓得赶快住手，逃离现场，远远站到一边望着，好像从我刚才刨过的土里突然冒出一条大虫子，要把花儿咬死。从此再不敢、也不愿去扒土，刨根问梢了。其后，故乡小城被日本强占了，我成了小小的亡国奴。而此前跑到关内读书的父亲、叔叔和姑姑，也就再无音讯。祖父终日不大说话，母亲陷入惶惑苦痛之中。但我却因这两块小小花圃，这满眼绿色的小院，依然有一点童年的欢乐。

    记得我上小学的学校房子破旧，操场很小，低矮的土墙内外只有稀疏的几株小柳树，此外整个校园便不见一点绿色。但那时日本人的控制力量还未深入到小城的小学。我们学校除校名从“二五”被勒令改为“同德”（另一小学改为“同心”），意即要同日本统治者“同心同德”；每天朝会唱伪满“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此外，学校里尚无更大动作。日本文化特务尚未到来，师生关系、教学秩序大体如旧。春天，柳絮满城飞扬的时候，老师便常带领大家去“围子”外（城郊）“踏青”，而这时便不再唱什么“新满洲遍是新天地”，老师边走边教学生们的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到了郊外，放眼望去，天阔地宽，虽有堆堆荒冢，却仍是一片春色。青青的草，蓝蓝的天，潺潺流水，杂树丛生，柳条摇曳，群鸟争鸣。在小溪旁，在茵茵草地上，黄色花朵的蒲公英散在其间。像羔羊一般的小学生群，撒开便叫不住，收不拢，常常要嬉戏到日西斜，尚不思归。一晃间，一个“花甲子”过去了，童年生活中许多细节都已模糊，但当年从小城那一排灰黄色平顶泥土房子走出来，见到天地间片片新绿的喜悦之情，却是怎么也忘不了的。

    到了小青年时期，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野战部队，在南满辽河两岸的山区和平原活动三年，又进关，下江南。这期间行军作战多半是转山沟，走荒野，宿农村，绿色就更是常相伴，不分离。而且我自己也通身变成了绿色。在春夏秋三季，长长的行军行列，远远望去与大自然呈现的绿色基调已浑然一体了。我没有体验过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大平原上游击健儿们青纱帐里逞英豪的情景，却感受过随军穿行密不透风的大片高粱、玉米地，出其不意攻入蒋军占据的村庄的惊喜。在辽东山区战斗中，匍匐山头上，身下隔潮湿气常常靠的是一层厚厚松叶，而有时用以遮风挡雨的又是团团杂树荆条。行军路上，骄阳似火，边走边把几片沾水的阔叶贴到脸上，短暂的丝丝凉意，使自己对这素昧平生的小小叶片，顿生友好之情；而路旁浓荫蔽日的老树下，又是唯一可以暂歇的去处，使你实在不愿听到那一声无情召唤：“出发！”敌人的飞机突然从远山顶端钻出，横着膀子，耀武扬威，斜飞过来；山野里，可以隐身之处便是山冈上、小道旁的树丛了。1946年10月辽东新开岭战役后，我们纵队两个便衣侦察员曾告诉我，大战前，他们夜间深入敌后，潜伏于赛马集附近的大路旁一条干水沟里，正是依靠两丛矮树，一堆蒿草，躲过了敌人大队人马，捕捉到一名独行的敌下级军官，得到最新情报。在南满运动歼敌的那几年，每当行军走得筋疲力尽，腹内空鸣，遥望轻烟迷蒙的远处出现团团绿树黑影，便知道那里必然隐有一座有人的村庄，说不定便是宿营地了，精神会立即为之一振。那时，大树成了希望之星，绿色则是希望之色。四年多的解放战争，从辽东到南海岸边，我可以说一路都与绿色为伴，始终是生活在绿色之中。

    绿色，使我回忆起纯真、欢乐、生机勃勃的童年；绿色，使我回忆起辉煌壮丽的伟大革命年代和灿烂美好的青春年华；绿色也曾使我于困难中看到希望。啊，我又想起来了，绿色，早年在我心目中也曾同富庶联系在一起。1948年夏天，我们部队从辽东出发，经由沈阳南部，穿过中长路（沈大线），挺进辽西。那时映入眼帘的强烈贫富之差，也正是反映在土黄与青绿两种色调上，令人刻骨铭心。中长路两侧的辽宁腹地，绿色包围中的大村庄一个接着一个。人烟稠密，房舍整齐，烧锅林立。而一深入辽河泛滥成灾的辽西，却是满目凄凉，光秃秃的远山，孤零零的老树，不毛的田野，枯井破房。丘陵土冈是黄的，大地是黄的，饮用的塘水是浑黄的，蓬头垢面的人也是土黄的……那时我方才走进成人行列，刚刚开始革命人生，对大社会知之甚少，我从直感中得出的结论便是：绿色就是富庶，而贫穷、困苦则与绿色无缘。

    即将进入不惑之年，我正与“文化大革命”的疯劲相遇。那是骂得狗血喷头，打得天昏地暗的年代。到处是“红海洋”，北京城里似乎已看不到别的颜色。人们除了直着脖子高唱那有点发紫变黑的红色外，谁也无心无胆去观察大千世界，朗朗乾坤，还有什么别的颜色存在，然而一次机遇却也使我因祸得福，就是由于林彪的“一号命令”，把我所在单位的10个人押送河南一个原劳改农场的猪圈监督劳动，我也在其中。在那里，虽然住土坯小屋，睡谷草地铺，转猪圈，下麦田，与在机关宿舍反差很大。但有一条是当时乌烟瘴气的北京城绝对无法比拟的，那就是蓝天白云，小河流水，广袤田野，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在这里，我们即便不是恢复了自己的主人地位，至少睡梦中不必心惊肉跳，不必担心哪路“豪杰”突然又呼啸而至，污言秽语，拳脚相加。在那个年代，晴空下，绿苗间，与猪为伍，比在京城一片“打倒”声中与人结伴，似乎心中要更踏实些。绿色，对于我这时又是与自由、半自由联系在一起的了。这也许是换一个时代的人怎样也体验不到的吧。

    不觉到了老年，我更珍惜眼前一片绿。我的居室内无花却有绿，这固然与我不擅养花有关，但确也有自己的偏爱。花死了，我不再买，绿叶植物，绝对不能少。榕树、山影、吊兰、龟背竹，等等，我总是尽量让它们繁殖，不怕重样单调，也不怕人说档次不高。我们住的大院正中是一个树多花少，枝叶繁茂的不大也不小的“公园”，那里是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头儿老太太们每天早晨健身“话疗”的所在。三三两两徜徉其间，妄谈天下兴衰，议论人间冷暖，评说世态炎凉，倾泻胸中郁闷，褒贬儿女短长，以至相互转告书摊上有哪一本新书可读，街头又新出现什么骗人花招，需要当心，等等。设想，我们的大院倘没有这块青竹绿树环绕的小园子，人们该是什么感觉，还会有多少人天天不请自来？倘没有了这天天不可缺少的“话疗”，这该是老年生活中多大的空缺！干休所每年春秋两季都组织到远近郊区旅游，我是都尽力参加，尤其是去离城较远的地方。尽管那些被宣传得天花乱坠的所谓“新景点”多么名不符实，我依然甘愿去上当。我的方针是只要看天然的青山绿水，而不是一心想发财者装神弄鬼，花里胡哨的去处，我便去无妨。即使什么景点也没有，坐着大汽车出城转悠一趟便回来，我也去。看麦苗长多高了，看玉米棒子长多大了，看风吹柳条摆动，看绿茸茸山坡上羊群片片；听小溪流水淙淙，听风吹杨叶沙沙作响，也听南来北往如潮车马匆匆赶路的喧闹嘈杂声……这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脉搏在跳动，大自然与社会在滚滚向前，而自己似乎也正与之交融一起，同歌共舞，刹那间忘了老之已至。

    绿色伴我走过了大半生，我尽情享受了它带给我的欢悦与力量，过去却未深想过何以会如此。其实也用不着去细思默想了，生活本身已经把一切都回答了人虽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毕竟也是大自然之子。绿色，既然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大自然基本色调，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热爱生活，渴望幸福，企盼生生不息，连绵不断，兴旺发达，怎能不热爱这绿色呢！

    （199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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