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

    黄新（1944—），江西南康人。曾任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国防大学进修系主任，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空军中将军衔。

    我的母亲周泽，已过百岁高龄，仍思维清晰，行走自如，每天坚持读书看报。我看着她弓背的身影，蹒跚的步履，就会想到她历经的战火考验，遭遇的情感创伤，受到的艰难磨炼。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妇女勤劳善良的美德，一位母亲可敬可赞的大爱，更看到新四军女战士闪光的本色。

    母亲的老家在江苏扬州、镇江之间的仪征县，早年是一个以务农为生、不得温饱的人家。外婆不识字，外公念过两年私塾，脑子也比较灵活，看到两腿泡在稻田里难以养家，而那时扬州、镇江等地已有相当规模的水陆码头，车来船往，人头攒动，一碗炒饭、半瓶香醋就可以赚好几斤稻谷钱，便和他的哥哥一起外出跑码头，卖力气当徒工，拜师傅学手艺，通过十几年的打拼，积累了几个小钱，哥俩就在乡下开始卖些竹子，后来有了点本钱也卖些木材，靠起早贪黑扎木排水运到南京贩卖，这样收入便多了些，在南京安了家。

    即使此时，家里生活也不富裕，加之子女众多，母亲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时代走出家门上了“洋学堂”，全靠着外公思想开明，省吃俭用，用母亲的话说，是全家人勒紧裤腰带供她上学的。

    1934年，母亲高中毕业时，考不考大学成了家里首要的“重大问题”。按外婆的想法，一个女孩子，高中都毕业了，家里又不富裕，上什么大学呢？外公却支持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金陵大学的英语专业。她告诉我，当初所以选英语做自己的专业，主要是因为受到工业救国思想的影响，觉得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唯有发展工业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而工业技术主要掌握在西方人手中，懂得英语去留洋才能学到技术。还有就是任课老师都是外籍人，不仅课堂上用英语讲课，课下交流也必须用英语，要求严，语言环境好。

    母亲一直记得教她英语的是一位40岁左右的美国白人女教师，个子高挑，双眼皮，大眼睛，人显得很精神、干练。母亲印象深的是女教师的穿着和教学。女老师的着装虽然时常变换，但时尚中不显华丽，多彩中不显轻浮，富贵中不乏庄重，是一个十分讲究品位风度和具有个性的女人。她的教学也很有特点，一是严格：发音不准、重音偏移的错误难逃过她的耳朵，书写也要求很规范。二是内容宽泛：讲授英语还时常穿插一些历史、文学与典故，使人们在学习语言中又增添了一份知识。三是方法灵活：她不仅教单词、语法，还教大家学习方法，不仅注意讲授还启发大家多提问、议论。布置作业也不仅是课堂上教的，例如阅读一些文学作品，绘画作品，第二天用英文来畅叙感想，逼着你多看、多学、多讲。

    时隔80多年，母亲虽是对英语老师的印象比较深，可怎么也想不起她的名字了。这也难怪，那时老师上课才来，课下是鲜有接触学生的，再就是这个女老师第二年就离开金陵大学了。后来我托人去南京大学查母亲的资料，不仅查到了当年母亲考入金陵大学的登记表，还查到了母亲每学期的学习成绩记录单，更没想到的是，母亲的英文女老师竟是后来以描写中国的小说《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

    1937年，母亲刚上大三，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12月初日寇占领南京的前夕，外公带着一家人几乎是最后一批乘船到了湖北应城。母亲听说武汉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便同一伙热血青年来到武汉。最初是被分配在汉口，具体工作是晚上刻蜡版、印传单，白天走上街头，除了刷标语、撒传单、作演讲、教唱革命歌曲、演活报剧，还到战地医院，帮助护士们洗床单、洗纱布，为伤员换药、读报，为医院装卸物资。工作琐碎、繁多、忙碌、紧张，但大家都不觉累不觉苦，情绪十分高涨。使母亲难忘的是她在这里看到了中共长江局创办的《新华日报》，还有《妇女生活》等进步的报刊，尤其是读到了邓颖超关于妇女运动的文章。文章中提出“中国妇女是抗日救国的重要力量”的论述，使她和她的同学们激动异常。他们在武汉还看过当时很有名气的“孩子剧团”和一些抗敌演出队的精彩演出。母亲和她的同学们也在武汉街头演出过著名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母亲说：“我们不会演戏，但看到别人演《放下你的鞭子》非常受欢迎，便日夜排练。没有剧本我们就在看别人演出时边看边记，没有导演，我们自己又导又演，演得虽然不能说好，但群众总是里三层外三层，观看的人数真不少。随着剧情的发展，演员的泪水和观众的哭泣声合在一起，震耳的口号声淹没了台上的对白，真是同仇敌忾、群情振奋啊！其实，这时演戏的不只是在演戏，看戏的也不只是在看戏。文艺演出只是一种形式，它表达了人民的心愿，代表了人民心声，才有了人们想象不到的生命和力量。”

    1938年10月，武汉三镇先后被日寇占领。在这之前，母亲在党组织安排下随任大可到安徽歙县和江苏宜兴、溧阳、武进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于1940年8月由宜兴县委委员储以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冬，母亲到中共太滆特委的《太湖报》负责采编工作。《太湖报》是地下党主办的进步报纸，在华东地区很有些影响。初时，《太湖报》人手非常少，编辑只有一个叫谈平东的年轻人。母亲的工作除了收听新华社的广播，根据广播内容并结合当时的形势、当地的情况编写稿件，与谈平东编定后，还要动手刻写蜡版、裁纸油印，工作量非常大。油印小报改为石印后，由每周的八开两版扩为八开四版，发行量也由几百份增加到二千余份。内容也更为丰富，不仅有国际、国内新闻、党的抗日方针政策，还有短评、特写、通讯、诗歌、散文等，形式比较多样活泼。阅读的人群也由太滆地区的党政军，扩展到了抗日群众团体和民主人士，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42年，母亲到苏南党校学习。这时，父亲是党校的党委书记兼主任。父亲1938年离开延安后，曾先后在长江局任高干训练班主任、东南局高干训练班主任、新四军6师干部大队主任等职，办一所集训性质的党校并不十分困难。但战争年代学校不要说没有什么一般学校应有的教务、教保等必要部门，工作人员也很少。父亲是校领导也是主要教员，不仅要自己编写教材、授课，还得担当党务、行政、后勤保障等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任务重，事务多，十分繁忙。在这种情况下，诸如教材的抄写、校对、刻版、油印、装订等只得临时抽调学员来帮忙。母亲在《太湖报》做过编辑，字写得清秀工整，蜡版刻得横平竖直，油印得干干净净，很受父亲赏识，不久就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

    父亲参加红军前虽然读过几年书，算是小知识分子，但他爱学习肯钻研，又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特别有较长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的经历，多年耳濡目染，毛泽东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学习精神给了他很大影响和很深的熏陶。繁忙紧张的作战工作之余，父亲读了不少马恩列斯的经典作品，对毛泽东著作更是熟悉，理论功底比较厚实。年轻的学员们对父亲很敬重，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井冈山下来的”老资格，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老红军。其实，父亲那时才30岁出头，也是个年轻人。

    在苏南党校，父亲是单身。虽说他平易近人，和学员们亲如手足，关系都很好，但女学员中真正与他接触较多的还是母亲。因为她是父亲工作中的助手。父亲对母亲的好感始于母亲对工作仔细认真、努力肯干的态度和话语不多、文静平和的性格，没有大城市来的某些大学生的娇气和小姐脾气。相处时间长了，父亲了解到母亲不但字写得漂亮，还能写一手大气磅礴很少脂粉气的文章。火热的斗争生活、共同的革命理想点燃了爱的火种，两个人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1943年，母亲和父亲在战火中建立了新的家庭。

    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已从苏南党校调到淮南的甘泉县任县委书记兼甘泉支队政委和军政委员会书记。母亲已记不得我出生多久后父亲才赶到盱眙，只记得父亲带了些红糖和鸡蛋，还给母亲开玩笑说：“你生了孩子，算是打了一个胜仗，我带着慰问品来慰问你。”母亲曾想他能小住几天，但父亲只坐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我可是陪不了你呀！”便匆匆走了。母亲说：“这就很不错了。那时候很多女同志生了孩子，孩子都满地跑了还没见过父亲一面。有的孩子出生了，父亲却在前线牺牲了……”

    我出生时，已是抗日战争的后期，总体局势虽然大有好转，但是作战仍很频繁，生活仍很动荡。不管行军打仗多么激烈，都没有把我放在老乡那里抚养，一直跟着部队行动。直到1950年3月，父亲调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我们全家才在泉城济南稳定下来。

    山东虽然是老解放区，但是很多地方解放不久，局势不是很稳定。中央为了加强南方新解放地区的建设，调走了山东许多干部，山东留下的干部非常少。当时，山东军区在位的只有两名主要领导干部，司令员是许世友（政委康生长期在北京，参谋长贾若瑜在外学习），政治部主任空缺，实际主持政治工作的只有父亲一人。母亲这时也调到政治部任秘书，主要负责父亲的文秘工作。

    1951年3月13日，月色下的泉城济南，市府小礼堂座无虚席。父亲在军区文化座谈会闭幕会上讲完话后，一场专门慰问部队的文艺演出开始了。

    忽然，昏暗的观众席里，站起一个行色诡异、面露凶相的身影。他身体前倾，伸出黑手，指向在前两排就座的部队领导。人们还未反应过来的当口，他连开了几枪。礼堂哗然一片，节目戛然而止，血案就此发生。有一位领导被击中倒在血泊里，那正是我的父亲黄祖炎。

    凶手是惠民军分区的干部王聚民。3月6日，军分区收到他家乡群众写来的一封联名信，揭发王聚民的父亲系恶霸地主，曾逼死两条人命等罪行，同时还揭发王本人在1938年曾告密我两名地下党员的问题，要求给予严肃处理。由于机要员泄密，消息传到了王聚民耳中，他情绪突变，态度敌对，经常无故擦拭手枪，并在日记中写到要行凶报复。当听说有去济南开会的机会他便积极争取，想趁机行凶，目标是许世友。因王原在胶东军区工作，曾被看不惯其阿谀奉承的许司令员批评、训斥过，所以对许司令员一直怀恨在心。许司令因事未来看演出，他的子弹就射向了父亲和其他人。

    我父亲1926年参加革命，经历过土地革命、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在武装夺取政权，创建新中国的斗争中，他出生入死，历尽无数次重大战役和战斗的考验。应当说，枪林弹雨、九死一生的日子都闯了过来，可胜利了、和平了，却没能躲过敌人打来的黑枪……

    父亲遇刺牺牲的第二天，一纸急电报到了中央。正在外地的毛泽东，看过电报，眉宇紧锁，沉默了良久。他为党和军队失去一位与自己又有着患难之交的高级将领而惋惜、哀伤、悲痛不已，也为反革命分子如此疯狂的阶级报复而震惊、痛恨、怒不可遏。盛怒之下，他立即做出决策，指出：这是“过去所少有的”大案，必须采取手段，“坚决迅速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3月18日，毛泽东亲笔代党中央起草了通报全国的文电，在送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阅发的同时，专门指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亲自查办此案。4月19日，毛泽东又第三次作了亲笔批示。由于父亲遇害这件事，发生在建国不久的1951年，事件“通天”，“过去少有”，所以人们把它称之为“开国大案”。

    1952年10月26日，毛泽东离京赴外地考察，说是“看看黄河去”，第一站选定济南，离济南市很近便是黄河下游的泺口，这里有当时黄河上最大的“泺口大桥”。毛泽东一到济南，就对陪同他的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1938年，中央决定祖炎同志到长江局，后来到新四军陈毅那里去工作。祖炎同志离开延安的时候，我到他的窑洞为他送行，交谈的时间不短，就像是昨天的事。”毛泽东伸出大手屈指算着，“到如今已经14年了。没想到，那一别竟成了永诀！我要去墓地看望一下祖炎同志。这是在北京就想好的，还没有对叶子龙他们讲。”

    第二天，10月27日，深秋的泉城，天高气爽，风轻云淡，稍有凉意。一辆雪佛莱轿车开到四里山下，毛泽东和许世友从车上下来，朝山上走去。接近父亲墓地时，许世友向前指了指，说：“主席，前面就是祖炎同志的墓。”毛泽东停住脚步，表情凝重起来，他看着高大的墓碑，动情地对许世友和身旁的同志说：“祖炎同志在我身边工作多年，给我很深、很好的印象。他是我们党的好干部，理应为他办理较为隆重的丧事，慰藉英灵，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

    毛泽东来到墓前，轻轻抚摸着墓碑上“黄祖炎”三个大字，深情地说：“祖炎，我来看你了。”人们看到，毛泽东的泪水顺着脸颊慢慢滑下，他慢慢地拍打着“黄祖炎”三个字，过了一会儿，才缓缓地说：“祖炎是个好同志，能文能武，人才难得，他对党忠诚，办事认真，为革命他家牺牲了4位亲人，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随后，毛泽东缓慢地绕着墓地走了一周，仿佛在端详久别的朋友。他对许世友等人说：“墓地修得很好，山东军区烈士抚恤工作做得不错。”又环视四周静立在苍松翠柏之中的碑群，感慨地说：“青山有幸埋忠骨啊！有这么多人民英雄长眠在这里，乃此山之幸也！”

    毛泽东在济南只逗留了一天。因为去父亲墓上凭吊，没有来得及去看离他的住地不远的黄河。我后来想，毛泽东很可能是专门到济南看望我父亲的墓的。

    离开济南的时候，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帮我办一件事，代我去看看祖炎同志的爱人和孩子们，说我问候他们，也惦记他们，只是这次不能去看望了。要他们节哀珍重，保重身体。”

    又过了几天，许世友亲自到家里来了。他把毛泽东看望父亲墓的过程，特别是毛泽东对父亲的赞扬、怀念详细讲了一遍，深情地说：“周泽同志，我从在延安认识毛主席，这样的事情不但没有经历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是祖炎同志的光荣，也是你们全家的光荣。我也为有祖炎同志这样的战友感到骄傲。毛主席让我告诉你，要你化悲痛为力量，保重身体，努力工作，把孩子们带大、带好！”

    母亲擦了擦泪水，郑重地说：“许司令，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对您说些什么！如果祖炎在天有灵，我想他也会和我一样地激动和感激。司令员，我只求您一件事，您一定要办到，如果哪天您见到毛主席，一定要告诉他老人家，说祖炎同志和我们全家感谢他、感激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关怀！希望毛主席一定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我还年轻，会好好工作，把孩子带大、带好！”

    父亲牺牲那年母亲才35岁，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她一直像她说的那样，在坚持努力工作的同时，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兄弟姐妹带大，培育我们成人。我回顾自己走过的成长之路，总是难以忘怀母亲对我的教育和影响。父亲去世时我还是个不懂得事理的孩子，是母亲的言传身教，为我的一生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0世纪50年代中期，祖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年代。部队正规化建设的步伐加快，授军衔前夕大规模裁军，女同志几乎“一刀切”，都要转业到地方工作。组织上考虑到母亲与家庭的实际情况，决定她继续留在部队工作。我们几个孩子更是盼望与身着威武军装带着漂亮军衔肩章的妈妈合个影，希望军人家庭的荣誉能延续下去，但是这一美好愿望最终没能实现。母亲看到除了医院、文工团外，机关的女同志都转业了，自己留在部队显然是组织的特殊照顾。母亲不愿意接受特殊照顾，自己写报告要求转业，在那种形势下，自然很快被批准了。

    母亲转业后被分配到省委组织部高教处工作，按规定她保留部队原工资待遇，每月工资约160元左右。上了几个月的班后，听说自己的工资比他们部长还高，心里有些不安。其实当时这种现象很普遍很正常。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刚刚结束，国家根据国防建设需要，明文规定军人工资比地方同等级别要高20％，转业后保留原工资待遇。母亲考虑再三做出了一个让别人难以理解的决定，她向上级申请降低薪金，理由是她已不再是军人，应该与地方同级别的干部一样。但这次组织上没有同意，理由也很充分：这是国家规定她应享受的转业干部待遇。母亲是个执着的人，她认准了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做下去，于是又递交了第二次、第三次要求降薪的申请。组织上看母亲这样坚决、真诚，最终批准了母亲的降薪申请，每月薪金由160元降到80多元，一下子就砍掉了一半。区区八十几元钱，对于一个单位、一个国家当然算不了什么，但对于一个人、对一个家庭的影响，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体会到。自动降薪一半在当时，或放在当今，都如同天方夜谭一般令人不可思议，尤其是烈士遗属，独自抚养五个儿女。在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家的生活一下子跌到了低谷，有时甚至温饱都难以为继。

    由于弟弟妹妹年龄小，不到上小学的岁数，我们家原来请了一位阿姨帮忙。这位阿姨姓孟，是章丘县人，来时已有50多岁，比母亲还要大些，我们都叫她孟大娘。孟大娘家里很穷，又早年丧夫，儿子、女儿在济南打零工，他们没有济南户口，因此也没有口粮。她刚来时弟弟妹妹都小，后来，弟妹已入济南军区驻军无影山小学读书，周末才回来一次。姐姐、大妹和我同在实验中学读书，生活都能自理了，家里事情并不多，母亲念旧，还是把她留下来管吃管住，工资月月照发。但是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母亲确实为难了，一头是自己正在成长发育期的孩子，本来口粮定量就低，再从他们口里硬挤出粮食供给孟大娘就更紧张，如同心头挖肉一般不好受；一头是孤儿寡母的孟大娘，如果辞了，她无依无靠，衣食无着落，很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在两难抉择的情况下，母亲并没有像当时许多人家那样把保姆辞退，而是咬咬牙把孟大娘留了下来。孟大娘心里很是感激，说这等于救了她娘仨。

    长期的饥饿和营养不良，我们几个孩子，包括在保育院的弟弟妹妹都先后出现过轻度浮肿，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自己悄悄节食省给我们。她当时工作的山东医学院离家很远，为了节省体力，多节余点粮食，不再每天回家。每逢周末，母亲都会从布书包里取出用手绢包好的一小袋食品，有馒头、烤饼，有时还有面包，甚至还有几块兔肉。这也是一周全家最热闹、最欢快的时光。渐渐地我们才察觉到，这是母亲忍饥挨饿，把每月不多的细粮一口一口省下来的。她一天天消瘦下去，不但眼睛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连脸庞都有些变形了，步履也缓慢了许多，腿上一按一个深深的坑，母亲的浮肿比我们都严重……

    母亲不仅对我们疼爱有加，关键时刻还挺身而出，舍己救人。一天，孟大娘老家来了几个人，衣着褴褛，满脸污垢，步履沉重，手里还拄着棍，看样子经过长途跋涉已经筋疲力尽了。不一会儿有一个人晕倒了，他们说是饿的，已经有几天没有吃过一粒粮食了。母亲赶忙让孟大娘熬了一大锅地瓜稀饭，蒸了二屉玉米饼子，但是每人只让吃一个，怕他们空腹多日，一下吃多了会出毛病，剩下的让他们带走。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问起了乡下的情况，这几个人含着泪水说，今年灾情重，才开春，许多家里不但没有粮食，连刚冒头的野菜、树叶，干的可以当柴烧的地瓜蔓都吃光了，年轻力壮点的出来逃荒，也不知道走到哪里是个头。母亲听着眼圈都红了，沉默了一会，到里屋拿出10斤粮票20元钱，说：“不多，拿着救急吧。”他们一见呼呼啦啦都跪下了，一个个痛哭失声，感激不尽。这点东西在今天不值一提，那种环境下却能救人的命。

    有些事自己扛一扛也就罢了，遇到一般人眼中的大事，甚至是世俗上认为绝不能办的事，母亲的决定也往往令人意外。1960年初的一天，有关部门前来征求意见，想把父亲的墓向下迁一迁。理由是要把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中共山东省委早期牺牲的领导鲁伯俊等同志的骨灰也安放到英雄山。母亲觉得这是件好事，这么多先烈集中在一起，也便于瞻仰，教育后人；父亲的墓就不要迁动了，他们的墓可以向上建。得到的答复是，现在经费困难，把父亲的墓迁下来与王尽美等同志的墓列为一排开支小一些。母亲服从了组织决定。

    几十年来，母亲就是用她看似柔弱的肩膀，扛住了各种重压，用母爱护育我们幸福温馨地成长。母亲百岁时，心还十分年轻，总想着为党再干点什么。她从积蓄中取出6000元，交了一次特殊党费，并写了一首《百岁心愿》的诗一起交给了党组织。诗中写道：

    耄耋忆岁月，醒来更恋晨。

    昔日战凶顽，只唯主义真。

    今圆中国梦，更靠党指引。

    任重征程远，老妪已黄昏。

    捧上薪一把，略表寸草心。

    这就是我们儿女心中的新四军女战士，可爱可敬的伟大母亲！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像她一样胸怀大爱的母亲，才撑起了一个个幸福的家庭；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像她一样勇于牺牲的母亲，才撑起了一个强盛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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