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马戈利斯[10]（Laura Margolis）

    以下是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至1943年2月25日这段时期上海的事态发展和见闻，此后我就身陷囹圄，我的同事曼奴埃尔·西格尔也先于我几日遭囚禁。这是我俩的共同经历，大部分凭记忆所及，难免有不精确之处，有待于西格尔的更正修改。

    一

    我们原与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11]商定12月8日到虹口去改组行政机构，上海的战事与珍珠港事变一起爆发，这个大都会随即被占领，打破了我们预订的计划。在头一周里，属于敌国侨民的人都奉命留在家中，等待向宪兵登记。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和我们一样属敌国侨民，主席是荷兰人，其余大多是英国人，能自由活动和行使职责的只有前船长赫尔茨伯格（专职执行委员），他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的无国籍侨民，父母是德国人。12月份的拨款尚未从美国方面到来，赫尔茨伯格立即把8000名受救济难民的伙食从每天两餐改为一餐，面包从12盎司减至6盎司。以每天餐费花5000元中央储备券[12]计算，他估计至少可维持到12月底。同时他通知500名雇员，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可能不得不在1月份关闭，不会再发给他们工资。这在难民、雇员中引起了对饥饿和生活无着落的恐慌。

    12月15日，我们被告知日本人“目前”暂不将敌国侨民禁闭，只要乖乖地遵守军事当局颁布的规章，就有在市内活动的自由。我们去见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主席斯皮尔曼和副主席海伊姆，建议他们通知日本当局，该组织至月底不再能得到资金，让日本人知道难民的困厄。斯皮尔曼、海伊姆等3人去向负责犹太人事务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犬冢大佐陈述情况，但犬冢根本不愿同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在珍珠港事变前从不把他和控制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放在眼里，犬冢大佐几乎是把他们赶出了办公室。

    二

    当时我们收到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电报，授权我们筹措相当于6个月拨款的借款，约18万美元。此前我们已向美国红十字会请求给予可能的帮助，它允诺，只要日本人放行，就提供5000袋面粉给我们。我们觉得最好与日本人联系一下。在提出面谈的要求后，我们受到犬冢大佐有礼貌的接待。我们用日本人爱听的口气陈述了如不能筹到款将发生的实际情况，并告诉他委员会的应急资金都冻结在银行里。犬冢要我们信赖他，答应调查冻结资金的事，说只要从中立国取得贷款就行，并同意放行红十字会的面粉，但附加条件是要我们负责解散援欧来沪犹难委员会。他对该组织极其反感，还提出要把赫尔茨伯格解职。犬冢对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这是维克托·沙逊爵士出资建立的组织）[13]也很反感。他同意继续让斯皮尔曼留任，他觉得这人不像其他人那样瞧不起他。

    12月余下的日子里我们始终与犬冢保持着联系，他的办事处就在华懋饭店里。我们也住那里，直至1942年1月15日。12月末，犬冢解冻了3万元储备券给我们，这笔钱够我们在1月份用6天。

    三

    与此同时，虹口难民的恐慌与日俱增。我们即到那里召集雇员开了一次会，如实说明情况，并在12月30日发放了当月的薪金，才暂时平息了风潮。

    一位雇员提议我们与一个名叫野上夫人的日本女子接触，她在宪兵队中替宪兵首脑当翻译，很有势力。这个女人以同情犹太人闻名，是德国犹太人布拉恩先生的朋友。我们回答说迄今一直与日海军打交道，不便找其他部门（日本陆军、海军、宪兵、领事馆之间存在激烈的争权夺利，利用一方招惹另一方极端危险）。

    1月5日，斯皮尔曼先生在其办公室里召集30位著名的犹太富豪开会，他们属于不同国籍，包括敌国侨民。我们也邀请了阿兹肯纳齐[14]社团和代表难民的中欧犹太协会[15]的代表到会。斯皮尔曼先生和我们恳求这些人帮助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筹集资金。唯一肯定的答复来自两位阿兹肯纳齐社团的代表，他们说在这方面必须做并且肯定能做一些事。一个捷克人E.坎先生以前在委员会中十分活跃，现在以“健康”为由提出了辞职。亚伯拉罕先生（英国籍）代表塞法迪犹太人社团和最虔诚的犹太教信徒说：“既然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他们也会为难民问题担心。”最后决定由一个5人小组探索筹措借款的可能性。

    两天后我们接到一个匿名电话，约我们到一个指定的地点有事相商。我们在那里见到一个名叫齐默曼的西伯利亚犹太人，他得知贷款的事，提出如能让10名左右上海最富有的犹太人担保，他愿意贷给我们一笔350万元中国货币的钱款。我们都为出现这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感到惊愕振奋，立即向斯皮尔曼先生转达。他开始找人作保，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成功，因此未能得到贷款。

    四

    1月初，一批日后在救助难民计划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的难民把我们找去会面，设法在一个“紧急行动”中就地筹措资金。为首的是普尔弗马赫先生、西尔伯斯坦先生和格拉泽先生，这些人在较富有的难民中组织了这次行动，在一周内筹募到3万元储备券，这样我们又度过了6天。

    同时，与日本人、各委员会和个人的谈判都在进行。我们派秘书格卢克曼先生长驻虹口，但关闭了斯皮尔曼先生在公共租界的办事处，解除了赫尔茨伯格船长的职务。

    l月10日，尽管我们费了很大力气，以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商借救济款，贷款仍遥遥无期。我们意识到，如我们不能筹到一定数额的钱款以维持数月，这个救济组织就不得不关门大吉，将整个难民事务移交给日本人。而日本人则清楚地表明，他们不能再对犹太人问题作出比其他事情更多的努力了，因为上海到处是饥饿穷困的俄国人和中国人。我们当即召集中欧犹太协会开会，告知现有的资金只够供8000人吃4天，或4000人吃8天了，唯一的办法是集中救济最困难的人以争取时间。在征得他们同意采取措施后，只剩下2500名贫病交加的人（我们去除了所有的单身汉）和老人孩子，都是最急需救济的人，仍住在我们的营地里。我们仍使两家医院和一个妇产院勉强维持下去。

    当我们明白从塞法迪犹太社团和形形色色的富人行列里再也得不到帮助时，就去向阿兹肯纳齐社团的头面人物比特克先生和拉宾诺维茨先生求助。两人答应想想办法。布拉恩先生也邀我们到他家去讨论此事，他说最怕的是虹口局势失去控制，日本宪兵借口平息骚动前来接管，那是很危险的。我们同意他把事情告诉野上夫人，如果她叫宪兵队的人来与我们接触，我们不反对。不久宪兵队把我们召去，听我们讲了难民的情况和筹款的打算。他们最关心的是在日军刚占领上海时避免发生混乱，急切要在虹口保持局势平静，希望本地犹太人能帮助募款。

    五

    1月15日，我们实际上已囊空如洗了。虽然日本海军答应解冻银行储蓄，放行面粉，但不可能关心难民问题；宪兵队竭力要强行执法；当地犹太社团还在研究和辩论如何筹集贷款。我们明白必须让人们从冷漠状态中惊醒过来。16日下午，《上海时报》记者采访我们。迄今为止我们一直避免向报界披露救济犹太难民的内情，因为日本人不赞成对此进行宣传。现在只有冒险一试了，将虹口难民快要饿死的情况公诸报端。1月18日，报上出现了大幅新闻标题。宪兵队对报道上海阴暗面大为震怒，海军方面的犬冢大佐也把我们叫了去，十分冒火，日本驻沪领事馆也要我们解释，从布拉恩先生处得知宪兵队下了逮捕令，后来还是靠野上夫人出面才撤销了命令。

    电台也转播了有关难民情况的报道，并呼吁犹太社团及社会各界捐款。我们预期的反应产生了，钱款开始涓涓不断地流入。然而，真正的突破发生在此之前的1月16日。上海大通银行董事舒马赫认识一个名叫考夫曼的主顾，是长期住沪的德国犹太人，最近赚了一大笔钱，舒马赫劝他把钱借给我们，这样可以避免被作为“移民的储蓄存款”冻结的命运。这个建议很合考夫曼的心意。在他来接洽时我们毫不犹豫地写了一张字据，说明这些钱不是移民的储蓄。我们知道这张字据会送到纽约去兑现，成为18万美元贷款中的一部分。当天我们从考夫曼先生那里得到相当于1万美元的钱。

    阿兹肯纳齐社团也任命了一个财金委员会，为我们筹措借款。在他们帮助下，我们认识了一个持挪威护照的俄国犹太人J.施里罗。此人是一个巨富，急于在财产被日本人没收前把它转移到美国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与他打交道更容易些，他是个极难对付的精明的生意人。由于我们急需资金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不得不在利率上作很多让步。除他之外上海没有第二个人会拿出这些钱来借给我们。在我们筹借到的第一笔18万美元的贷款中，从他一人处就借到了13.8万美元。另有几笔贷款数额仅15-20美元。

    阿兹肯纳齐社团的比特克先生（波兰籍），是少数对局势的严重性认识得十分清楚的人，他力主犹太人必须自觉地负起责任。他在所有的谈判中担任我们的财政顾问，对日本人把某一货币贬值的消息很灵通，使我们能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1942年6月，日本人把重庆方面发行的法币全部收回去，限期以2:1的比率兑换中央储备券。我们事先得到比特克先生的通知，早已用所有的法币买了食物储藏起来，因此未受损失。1942年4月末，我们的18万美元贷款已有了保证，我们制订计划使这笔钱足够维持8个月，而不是半年。5月21日接获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从南美洲发来的最后一封电报，通知我们停止一切联系，这对我们是一个沉重打击。此前我们虽然已不能从纽约总部直接得到钱，但总希望与总部保持联系，可能找到最终解决办法，现在这已不再可能了。

    六

    同时，我们也在改组援欧在沪难民委员会。我们早就注意到这个臃肿的管理机构多达500名雇员，长期以来效率不高。它的中式大厨房耗煤量奇大，但效率特别差。现决定除了主席斯皮尔曼先生外，所有的机构全部解散。我们召集所有3个难民营的代表和在营外接受救济者的代表开会，要他们自己承担起管理事务。波兰籍的犹太工程师列文斯皮尔早就主张改造厨房，他计算出难民每餐5角钱内4角是煤钱。我们采纳了他的建议：花10万法币把它改成一个简单有效的现代化蒸汽式厨房，可供1万人用餐。最需要的设备是蒸汽锅炉，但这一设备在中国买不到。列文斯皮尔想起华懋房地产公司有弃置不用的锅炉，我们就到那里向他们商借使用，但遭到英国雇员的拒绝。我们知道这锅炉迟早要被日本人没收，取来使用是合乎情理的，于是通过野上夫人从宪兵队取得许可证，把这些锅炉搬来了。监督华懋公司的日本人很乐意地把这些锅炉给了我们。我们立了一张借据，说明只是暂时借用，随即花10万法币为新厨房配置物品。

    我们觉得有责任把事务性工作向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或者不如说向残缺不全的委员会（一些人辞职了，海伊姆先生被捕了）汇报。我们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到会的只有斯皮尔曼、亚伯拉罕和霍瑞斯·嘉道理[16]3位。西格尔在汇报中直率地指责委员会组织极差，贪污盛行，对待难民像对待苦力。我们告诉他们必须解散这个委员会，另行组成一个新的、更有代表性的社团委员会。嘉道理先生和亚伯拉罕先生当即提出辞职，不愿在新委员会里任职，而斯皮尔曼先生很乐意地接受批评，同意帮助我们。

    新委员会要能代表在沪的犹太教的所有派别。为此我们与代表巴格达和中东犹太人的塞法迪社团、主要是白俄的阿兹肯纳齐社团和代表德国犹太人的中欧犹太协会的领袖们接触。3月初，新的援欧在沪犹难委员会在斯皮尔曼先生的办公室里开会，近25名委员出席。斯皮尔曼先生作了开场白后，我们就在委员会下面建立了管理住房、伙食、财务、募款、预算、采购等机构，强调指出我们的工作是上海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是临时性的，一旦当地社团的首领来接管，我们就立即退出。委员会所做的第一个决定是批准建立新厨房。

    七

    1942年4月，重建复兴委员会开始与各营地里的难民一起把场地改造成菜园。兆丰路营地周围几英亩的土地变成了一片茂盛的菜园。在一个吃不饱的年代里，这些人显示的精神是惊人的。我们也请职业培训组织[17]到难民营开课，但这个组织坚持要年轻人到他们办的学校里去上课。

    1942年4-6月，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营地房舍严重破旧需要修缮，因资金缺少未能如愿。难民们住处充满污秽和虱子。春夏伤寒流行，医院人满为患。每天有几百人申请进难民营，有些在外的难民比营内的难民更需要帮助。我们必须对闲难情况重新调查，但手头资料数字都是过时和不准确的。幸而我们找到负责住房问题的委员、中欧犹太协会的卢茨·瓦赫纳先生，他在我们的指导下学得很快，最后把接纳入营者及有关调查的事务管了起来。我们解雇了原来管账的人员，雇用了难民中一个称职的会计师埃德尔，以杜绝账目上的纰漏。列文斯皮尔负责指导园艺计划。布拉恩利用他与日本宪兵的关系帮我们随时取得搬运东西的许可证。从公共租界过桥运送几乎任何物资到虹口都要有许可证，包括每天必需的面包。我们得到了在沪公谊会（贵格教派）的全面协作，他们在熙华德路容纳1000人的最大的难民营内工作，教导难民们自己进行民主管理，开办英语课和组织讨论会等。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忍饥挨饿的年代里，难民社团中有如此之多的活动和生活情趣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这一实践使人确信：要是钱款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要是经管资金的人对难民更关怀些，这个小群体在得到温饱后能干下多么了不起的事啊！

    八

    在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总部来电嘱咐我们停止一切联系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明白上海的犹太人只能依靠自己了。在沪的犹太富豪现在成了敌国侨民，不能指望总部了。小额的个人捐款已成为必要，每个人都应为之捐赠。瓦赫纳想出了一个称之为“监护职责”的主意。估计每月50元（中国货币）就够一个难民糊口，犹太社团中每一承担“监护职责”的人每月捐献50元以救助一个难民。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的佩雷茨先生很起劲地推行了这一做法。

    这里我要提一下佩雷茨。1942年2月，犬冢大佐勒令关闭了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把该委员会的资金交给佩雷茨先生。此人是个声名狼藉的德国难民，从1937年起就与日本人勾结，出售难民许可证给那些想让亲戚移民来上海的人。实际上当时上海对外门户敞开，根本不需要许可证。他是犬冢大佐的办事人员，犬冢总是邀他出席委员会会议，我们也不好不让他与会。不过佩雷茨在代表难民而做出的努力方面也起了相当有建设性的作用。他把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资金用于分发牛奶、煤，补充救济和资助幼儿园。

    九

    到了6月，经费困难又趋严重。美犹联合救济会的贷款最多只能维持到9月末。两家医院每月要耗费5万元中央储备券，内部问题重重。我们觉得，与当务之急相比，维持这两家医院是不必要的和耗资过于巨大了，我们与上海总医院联系，与医院院长、意大利人维奥商定，在该院同意接收我们的病人后就把两家医院的开支从预算中砍掉了。截至7月1日，所有未出院的病人都转移到了上海总医院。

    同时我们又向瑞典、土耳其、葡萄牙和瑞士等中立国发电报，要求汇款。1943年，分别收到斯德哥尔摩救济欧洲犹太人组织、里斯本犹太社团委员会汇来的总数相当于977716元中央储备券的瑞士法郎，稍微缓解了面临的急难。

    我们觉得阿兹肯纳齐社团没有理由把他们的救济仅限于帮助波兰难民，就要求他们参加资助德国难民的“监护职责”计划，但社团主席托帕斯先生拒绝考虑。这在该社团中引起了争议，一度严重到分裂的地步，甚至闹到一家中兄弟反目互不理睬。与托帕斯先生意见相左的一批人自己组织了中欧难民委员会，负责募款救济500名德国儿童。我们觉得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表明了俄国犹太人社团对他们的德国兄弟承担了部分责任。

    十

    7月，我们正式提出辞职，把事务交给瓦赫纳先生等人，他们已能自己处理行政工作了。我们允诺只要能自由活动就一定给予帮助。这时日本占领当局反西方情绪明显高涨，从东京新来的宪兵军官每天光顾虹口地区。犬冢大佐已离开上海，取代他的实吉大佐对犹太人问题不像他那样感兴趣。某天，佩雷茨告诉我们日本人正在对犹太难民策划一场灾难性的事件，将把难民装在船上驶到海上去沉掉，要我们想对策。我们从其他可靠来源也听到了同样消息。

    接着好一阵子未听到佩雷茨的音讯，直至有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说斯皮尔曼、海伊姆（曾被捕获释）、比特克与佩雷茨及其日本朋友都被宪兵抓了起来。听说佩雷茨和他的日本伙伴在斯皮尔曼那里召集被捕的那些人集会，告诉他们日本人要除掉犹太难民的计划[18]。他的目的何在至今仍不清楚，后来的事态发展证实，日本陆、海军与宪兵确实开会讨论了关于遣返犹太难民的计划。布拉恩莽撞地向宪兵首脑询问此事，结果把他们私下开会的事泄露了出来。宪兵首脑对尚未确定的计划过早曝光勃然大怒，下令把这些人抓了起来。

    斯皮尔曼等人未几就获释了，他辞去了委员会中的职务，以免与难民问题沾上边。这时我们感到有必要组织一个当地的委员会来处理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事务。由于布拉恩与日本人的关系，让他出任主席最适宜，瓦赫纳等几个我们信得过的诚实可靠的人都进入了委员会。此前不久，普尔弗马赫先生、西尔伯斯坦博士集中了一些境况稍好的犹太难民组成一个叫作“厨房基金会”的委员会，两人都是小有资产的来沪难民，已在商业上取得了立足之地。基金会由从维也纳来沪的波兰籍人贝尔格拉泽担任名义上的主席，他们俩是实际决策人。两人都是精明的生意人，处理所有的问题带有“普鲁士作风”，除了他们自己和亲信外从不肯让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厨房基金会计划发起一个“监护职责”运动来筹款，中欧难民委员会接管了供养500名德国犹太儿童的工作。我们已唤醒了所有的人，正在发掘所有救济难民的潜在资财。

    十一

    风声越来越紧急，我们面临着马上要被遣返回国的前景，在临行前我们必须为救济工作做好安排。我们赶紧召集厨房基金会、中欧犹太协会举行紧急会议，提议它们分别接管膳食和住房工作，美犹联合救济会则以其名义借款，按照需要支付基金。会议持续了4小时，中欧犹太协会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厨房基金会在退席商议后接受了膳食和住房两项工作，实际执行上海救济难民计划。

    遣返令在临动身的那天撤销了，但我们在一周内就与厨房基金会发生了摩擦。在所有的银行存款转给他们后，他们表示不需要瓦赫纳了，并把我们打算留任的百来名雇员全部解职。我们指出原来说定移交后须在美犹联合救济会同意的基础上展开工作，但对方一意孤行。鉴于没有别的组织会出来接管，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必须承认，他们有志于救济事业，工作非常努力，确实在当地募捐到比以前募集的更多的钱。不管怎么说，救济计划仍然在执行。

    美犹联合救济会仍然在筹款。1942年秋，阿兹肯纳齐社团的J.施里罗先生来找我们谈借款的事，我们从他那里以大大低于官方汇率、仅3元储备券兑1瑞士法郎的代价借到了相当10万瑞士法郎的储备券，因为除他之外无人可借这么大的数额给我们，而救济资金已日趋枯竭。

    12月5日，英美侨民一清早醒来吃惊地发现日本人已开始拘捕敌国侨民。我们估计在一两天内也会遭拘捕，就委托比特克先生代替我们，继续与施里罗先生谈判再借贷40.5万瑞士法郎。我们把上海美犹联合救济会的借款限额定为21万美元。使我们极其惊愕的是：当天傍晚得知施里罗也被拘捕起来了，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再能向他借钱了。

    当月，美犹联合救济会出资建立的新厨房正式开张，由厨房基金会出面举行开张仪式，许多日本官员出席了仪式。面对日本人反英美情绪的激化，我们被劝说不要出席，当时我们作为敌国侨民臂上戴着红袖章。

    西格尔于1943年1月3日被捕，幸而我尚是自由之身，可以处理完借款事宜。我以6元储备券比1瑞士法郎的比价借到了相当于40.5万瑞士法郎的储备券，并与当事人商定不让社团和委员会知道此事，由比特克先生拿去投资，用投资收入作为无名氏的捐款送给美犹联救会，让难民得到每一分的利益。因为当地社团已受到鼓励就地募款，为了免得助长他们的依赖心理，还是不告诉他们为好。

    十二

    1943年初，我们通过机密的消息来源获知有一个把犹太难民隔离的计划，这是日本在沪各派势力达成妥协的结果。2月6日，《上海时报》上登载了一篇极丑恶的典型反犹文章，点了亚伯拉罕家族、海伊姆家族、维克托·沙逊爵士和许多上海著名的犹太富豪的名字，提到他们如何靠贩卖鸦片和其他不光彩的手段致富，把这些人作为国际犹太人的典型例子。2月18日，报纸和电台都宣布了设立隔离区的通告，从1937年起来沪的所有无国籍者必须限期迁入指定地区[19]。通告在猝不及防的上海犹太人中无疑是扔了一颗炸弹，这意味着那些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商业上已立足的人必须清偿产业，搬至不到l/2至3/4平方英里的隔离区去，我们的难民营和厨房正在这一地区的中心。对于经过了如此之多的苦难的难民来说，这似乎是最后一个难关，有趣的是难民团体对通告泰然处之，远较俄国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镇定，这两种人首次面临威胁。有些难民变得很歇斯底里，但大部分难民只把它看成是经受重重打击后的另一次打击，他们总的态度是，盟国已快赢得战争胜利了，只要勒紧裤带挨过这段时间，就能盼到胜利之日。我必须对大多数难民所持的态度表示赞扬。

    23日晚，主管搬迁事务的日本官员久保田在犹太俱乐部召集阿兹肯纳齐犹太人社团开会，告诉几百名与会者，发布这一通告并不反映日本人民的反犹情绪，而是因为上海的住房与食品供应问题严重，必须对几千名无国籍者进行某种形式的控制。他呼吁俄国犹太人与他合作，实际上他的讲话是一份最后通牒，要么与日本人合作，要么由日本人用他们的方式来处理。我接到的报告是日本人将把这个计划推行到底。

    久保田同意厨房基金会继续活动，允许上海美犹联合救济会如同以前一样，以总部的名义贷款。然而，日本人不想与除了俄国犹太人社团外的任何其他组织打交道。为此组成了一个上海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20]。日本人只跟这个救济会打交道，该救济会转而与厨房基金会和上海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打交道。

    上海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感到必须单独从该社团里募款，用以建造营房和修葺房舍，为搬迁到隔离区的人员提供额外的住房设施。至1943年8月，该会已募捐到一笔150万元储备券的钱款。救济会营建的房屋净赚到一笔极可观的收入，因为迁入隔离区的人员至少90％都付得起房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房产的收益减少了，难民穷困，难以付租。9月，久保田下令所有供难民用的经费都要转交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这就是说，厨房基金会在当地募到的所有经费必须转交给该救济会。这时厨房基金会已成功地争取到900宗“监护职责”，每宗“监护职责”的捐助款从每月50元储备券增加到100元，的确干得相当好，显示了当地社团在救济工作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同时，上海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募集的经费也必须交给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阿兹肯纳齐社团又向其成员推行了一种税收制度，规定每人要向社团救济会交纳税收，为维持难民的生活做出贡献。

    据统计，在8月1日时有16000人住在隔离区，其中至少有1万人需要全面救济或补助，但当时的经费只够供给3600人每天一餐，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计划在短时间内增加到5000人。此外，还有2870人住在我们5个营地内。有4669人每天领取6盎司面包的救济（包括一些每天可供给一餐的人和住在我们营地中的人）。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估计，若要继续维持上述开支每月将需要100万储备券。他们预计每月能筹集40万元储备券，希望上海美犹联合救济会能提供余下的预算。

    从1942年8月8日厨房基金会开始运作至1943年6月30日止，基金来源情况如下：

    厨房基金会本身（监护职责和一次性捐款）17％

    来自难民的收入（某些难民交付最低限度的面包费和食品券费）14.75％

    上海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59.5％

    中欧难民委员会8.75％

    让所有无国籍侨民在5月8日前迁入隔离区是不可能的，日本人把截止日期延长到1943年8月8日。在此日期之后，有特殊情况还可有例外，最多再延长3个月。1943年8月中，仅有170个家庭、60名医生、30名病人和老人以及80名其他身份的人得到例外对待，可暂时住在隔离区外。难民如能向无国籍侨民办事处证明有特殊需要且不违背“大东亚利益”，可取得通行证在白天离开隔离区去办事。8月份有7000人申请通行证出入隔离区，只发放了3000张有效期为3个月的通行证，700张有效期为3星期的通行证，上面注明可往何地、何时必须返回。发放通行证成了“勒索”，通行证可以用钱买到，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最后不发任何通行证。

    1943年2月25日以后的事态发展是我间接获悉的，这时我已在拘留中。在我被遣返离沪之前，比特克先生终于同意正式成为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委员，希夫林先生也进了委员会。至此，上海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共有6名成员：主席布拉恩，秘书格卢克曼，财务主管比特克，委员兰格、希夫林、瓦赫纳。但实际工作都是比特克、格卢克曼、兰格做的。他们往往冒着自身的危险，忠于职守，不倦地工作。

    战争终于结束了，这些历尽劫难的人们冲破长夜迎来了曙光。战后，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和红十字会是最早进入远东地区展开救济工作的，但我坚贞不渝地相信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将在救济上海的难民中发挥主要的作用。这一委员会已成为上海21000名难民生活中的一支有生力量，所以我们被再次召回上海，继续向他们伸出援手，积极帮助那些准备离开上海的难民。

    十三

    希望这份报告提供的情况能对当时愁云密布、十分复杂的局势有所澄清。我真诚地觉得，为拯救尽可能多的难民我们做了一切能做的事。不利条件太多了，除了日本占领者，上海的一些犹太人社会觉悟不高，对社团无责任感。加之还有一批吃不饱、营养不良、意志特别消沉的难民。如果战争再持续两年，我想其中的半数将再也不能恢复过来。不过，谁知道日本人在不断打败仗后会怎么对待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呢。出于对日本人的了解，我敢斗胆说“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人们的唯一希望，诚如各国人民的希望一样，都寄托在盟军的胜利上。

    邓新裕节译自劳拉·马戈利斯所写《在中国上海活动情况报告1941.12.8-1943.9》（Laura Margolis：Report of Activities in Shang hai，China，from December8，1941 to September 1943）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