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赖尼希（George Reinisch）

    一

    我们泊抵上海时，伯父早已等在码头边的计程车里，随即把我们带到虹口那间业已租下的小屋。他已经在上海待了一年，是当时专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建立“海姆”（heime，德语“家”，此处指难民居宿地）的共同创建人之一。由于长途跋涉造成的劳累和病痛，大家都为有此栖身之处而庆幸。母亲首先安排我睡下，然后才和父亲一起就寝，以期能睡个好觉。但事与愿违，我们在香港经历的那场台风，那晚又在上海以强劲的势头肆虐，一夜大雨滂沱，屋漏如注。开头几天，我们的膳食由一处“海姆”供给，饭菜虽不怎么可口，但我们仍为能受到如此接济而感激不尽。不过，大家对上海的最初印象也就可想而知了。

    台风过后，我们对全新的周围环境作了番了解。新居坐落在虹口公共租界中最贫穷最底层的地段。除了中国人外，还住有日本人、锡克族印度人及新近到来的德国、奥地利难民。当时后者差不多正以每月1000人的速度涌入上海。起初，新来的人离欧时还被允许随身带些钱，但自1939年起，犹太人到达上海时就全然身无分文了。

    时值1939年8月底，正是上海一年中的夏天。热浪和恶臭搅得人心烦意乱，上海的欧洲难民援助委员会[21]建立的“海姆”已不堪承受与满足难民们对哪怕是狭窄住房的需求，众生相在街头毕现，适者生存的原则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没有公共厕所，人们随地大小便。街上是各类营生，饮食、理发、牙医摊，还有代写书信的。无家可归、贫穷潦倒的难民也不知是病了还是死了，无声息地躺在街隅拐角。商店里传来收音机的喧嚣，整条街差不多都被人占满了。荷重的脚夫苦力们走过时哼着号子，女人们怀抱着婴孩，男人们嗑着瓜子并把瓜子壳吐得满地狼藉，更见成群的苍蝇和发着腐臭的成堆垃圾，其间穿梭着大汗淋漓衣衫湿透的黄包车夫。随处可见因轰炸和大火造成的残壁断垣，整个虹口仍遭受着自1937年抗战爆发以来的苦难。

    父母每次回家都神情沮丧，虽然我们享有对有孩子难民家庭的补助，但还不足以缴房租。在中国人干同样工作只能得到1/4报酬的情况下，欧洲人的就业境遇也就更希望渺茫了。虹口的大多数中国人的居住条件令人惊骇。我们居住的那幢房子里，住着一对年轻夫妇。作为该房屋的看管人，他们竟住在堆满扫帚和其他清洁用具的储藏室里！我们搬进去的第二天，那个女的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产下了一个女婴，孩子刚一落地，即被系上蜡烛形的襁褓，头上戴上一顶红色小帽（据说是祝愿幸运），母亲就撇下婴儿干活去了。当天我们回家时，正在擦楼梯的小男仆以洋泾浜英语告诉我母亲：“太太，小囡死了。”“哦！太遗憾了……”母亲刚要开口，怎料那个男的却边干活边说了句“不要紧的，明年再生一个。”

    母亲经常因我们生活艰难而流泪哭泣，父亲安慰她说：“应该为逃出纳粹地狱而感到庆幸，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度过这番新的痛苦劫难。”鉴于房租太贵，父母亲经常留意寻找一个较便宜的住宿，几经周折，最终我们在虹口偏僻地段一幢房子的二楼租到了一间房，房间拐角处带一个小厨房。底楼住着两个同样是外来移民的家庭。一家是夫妇俩和17岁的女儿；另一家则是一对中年夫妇及女儿女婿。他们都各自蛰居一室。但三家公用一间厕所和一间浴室。要用热水须到附近一家中国人开的老虎灶去买。最初几个晚上，父母整夜都忙着捕杀成群结队的臭虫，不然根本就无法入睡。

    作为热衷于慈善事业，又属当时上海最富有的塞法迪犹太人家族之一的亚伯拉罕的朋友，我伯父大概曾与他们谈起过我家的情形，我们应邀前往他家做客。他们住在一幢带有一个可爱花园的豪华住宅里，当时正举行露天交谊酒会。亚伯拉罕夫人用英语和我母亲交谈，随即叫仆人拿来一顶“供孩子使用”的蚊帐和一些食物，母亲对此千恩万谢。在我们住在上海的第一年里，她不断送来我们自己根本无力购置的食物。后来亚伯拉罕全家与其他英国公民一起遭日本人囚禁时，我们也知恩图报地给他们寄去了一些食品包裹，以期增加他们单靠米饭借以生存的营养。

    掌握多种外语的父亲曾想谋求一份当教师的工作，可后来发现那是无薪俸的，就辞职不干了。母亲曾在维也纳学过艺术和工艺学，她想依靠制作当时流行的手工制花来维持家庭生计。这样她既能在家工作又能同时照看刚刚会走路的我。父亲则走街串巷兜售“鲜”花。幸运的是，从欧洲出走时他们总算随身带着工具，唯一必须的是要购置一些合适的材料。可那需要钱，我们手头又很拮据。经过反复商量，出于无奈，父母被迫出售了一只祖传的水晶花瓶，才换回了少许中国货币。

    母亲准备了一些用麂皮制作的样花供父亲拿出去卖。按说他要搭乘电车进城，但在上海，登上一辆行驶中的电车几乎无异于自杀。电车一停，中国人即自车厢四处（包括车窗）奋力地蜂拥而上，在此过程中可怜的父亲几乎被挤得窒息而死。不管怎样，好歹终于在电车的上下踏脚上谋得了一足之地。到达位于公共租界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后，他就逐家拜访那些豪华典雅的商店。有一家店主，一位欧洲籍的太太订了一打紫罗兰花后，问我父亲“打哪儿来”，“已在上海待多久了”，了解了我家的境遇，一阵唏嘘，她深受感动地说，以后无论何时他需要什么，她都乐于帮助。

    二

    1939年9月4日，英国因其盟国波兰遭受入侵而对德宣战的消息传到了上海。上海震惊了，难民们惶惶不可终日，身家性命顷刻处在危急之中。

    宣战后，上海不再是个自由出入的城市了。要想进入上海，必须从日本当局获取准许。听到这一消息，母亲泪流满脸：“必须竭尽全力使我的父母早日逃出维也纳，否则他们将死在集中营里，一想到那悲惨的结局我就受不了。”随后母亲夜以继日拼命地干活，以尽速交货攒钱。当父亲把手工制花交给那位太太，并提起要将我外祖父母接来上海时，她说：“让我试试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我有很多关系。顺便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你能不能编制像这个样子的草包？”说着她拿出一只上面绣着花的白色手提草包，“我想帮助你们。我认为你们家不能单靠制作手工制花来维持生计。我在香港还有几家店铺，它们会需要很多很多这样的手提草包。”

    这时许多难民感染上了在欧洲几乎闻所未闻的热带病，作为罹病者之一的父亲，被迫与严重的痢疾做一番抗争。他腹泻不止，病得很重。由于该病属于高度接触性传染，他不得不上医院并被安置在隔离病房内。那些难民医生对这种热带传染病的治疗不太有经验。大多数难民本身就营养不良，加上虹口地区垃圾遍地，疾病得以流行和蔓延，再强健体魄的人也无法抵挡那么多健康敌人的同时侵袭。病前，父亲曾去一家专门制作手提包的工厂接洽，厂主是德国难民，答应先生产几只样品，但条件是原料须由父亲提供。经过一段时期的打针治疗，父亲的健康状况明显改善，但仍感到虚弱，迫于生计，他急于出院，经过在家短暂的康复静养，他迫不及待地带上样包去城里找那位太太。

    那位太太对样品欢喜不已，一下子订了3打。接着告诉父亲，有关他岳父母申请来沪的批准手续大体上已经办妥，但日本总领事馆还要了解一些详细情况，他得准备近期内被传唤。

    几周后，父亲果真被叫到了日本总领事馆，并经历了一场简短的诘询。1940年3月的一个雨天，在经过一阵望眼欲穿的焦虑和几乎放弃希望的等待后，一纸允准终于颁发了，不过有效期只有4个月。欣喜之余父母亲立即把好消息通知了维也纳。

    父母亲找了一套包括两个大房间及一个小厨房的新住处。那幢6层楼的房子被中国人叫作公馆或别墅，如今单单我们居住的二楼就住有20来人，且只有一个盥洗浴室兼厕所。房前有一个院子，种了几棵树。四周是高墙，上面垒砌了许多碎玻璃以防外人侵入。一天，那家手提包厂的一位工人郭先生找上门来，告诉我们他与德国老板闹翻离开了工厂，希望能与我们一起干。不久他又带来了他自己的全套工具，我们请木匠做了一张很大的工作台和一些架子，加上家里的那台脚踏缝纫机，我们自己的作坊就这样开张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接到了许多订单，我们的草包销往哈尔滨、天津、中国内地，甚至前法属印度支那。因生产的扩大我们还雇用了一些中国工人，至于包上的绣花则派给了乐于赚两个小钱的邻居们去完成。郭先生随之成了“拿摩温”[22]，他负责翻译、落实和安排工人们该做的一切。好在中国工人都很勤勉和聪明，他们凭借原始的工具创新地制作出了由我母亲设计的一只只漂亮而时髦的手提草包。有趣的是在劳动的交往中，中国工人很快就能讲上一两句英语和德语，改变了早先我们难民一味地学中文的情形。遇到特别忙的日子，工人们会唤来他们的妻子帮忙，午饭时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着大碗的米饭，为了显示他们的心满意足，竟还不加掩饰地大打饱嗝。起初父母亲都吓坏了，后来才被告知，那是对被诚意款待表示感谢的习惯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难民们虽被本地文化逐渐融合，但也竭力保留他们源自欧洲中部的生活方式。不久，在虹口开设了许许多多的咖啡馆和小饭店。人们在那里闲谈，议论时事，一桩无稽之谈的小事会不胫而走，传遍虹口的每一个角落。剧院也没有闲置，那里甚至还上演维也纳的轻歌剧和话剧。一位维也纳的艺术家还开办了教授绘画的专门学校。日子渐渐好过了，在我的怂恿下，我们全家在星期六的下午经常去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散步。首先得走过外白渡桥，那是连接虹口与上海闹市的必经之路。苏州河上杂乱地行驶和停泊着无数中国人借以世代休养生息的船屋和舢舨。外滩公园坐落在黄浦江边，空气新鲜，植有美丽的树木和各色姹紫嫣红的鲜花，从那里可以眺望到远处的吴淞。

    翘首鹄望的外祖父母回信终于来了。他们将乘火车离开维也纳经由柏林和布列斯特，再转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前来中国。这可是途经莫斯科，穿越乌拉尔并进入俄国的亚洲地区，再经满洲里直抵当时已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大连的陆路洲际大旅行。然后再搭船到上海，全程6000英里。同行的还有另外15名难民。信中说他们十分迫切地期待着与我们，特别是我（小乔治）的见面。

    我们全家终于在码头边迎来了外公外婆。后来知道，陆路行程还算舒适，列车员在过往车厢走道时不时随手拉上窗帘，大概是为了不让旅客看到窗外发生的一切。总体说来，俄国人还算友好，但不免带有些许怀疑。海上旅途则截然不同。旅客们像沙丁鱼般地挤在绝无新鲜空气的昏暗底舱里，外加糟糕恶劣的膳食，折腾得人够呛。

    这段日子我们家过得很安宁和谐，大家都恪守自己在家庭中的职能。父亲和外公专跑客户，并用人力车进料送货；母亲去市场采购，打扫屋子，而后与中国雇工一起编制草包；外婆则负责烧饭和照料我；日子过得还算顺利。后来我们甚至还雇了一个廉价的中国娘姨负责清洁打扫并帮助外婆干些日常杂活。

    三

    对在上海的难民来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和随着美国的宣战更使人忧心忡忡。形势的发展已进入多方位的全球性冲突，不知又有多少无辜的青年人要为此付出生命。我们这些流落在上海的难民都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作为德国盟友的日本人将作何举措。答案很快就见分晓：自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终止了移民进一步流入上海，上海已不再是自由港。犹太难民的地位岌岌可危，几乎被剥夺了自由，他们在虹口处于日本占领军的半囚禁管制之下。进城得凭通行证，有时为了得到通行证需排队站上好几个小时。接着又签发了每人必须时刻携带在身上以备识别的拘留营居民证。[23]食品供应、煤、电、煤油和煤气等日益匮乏，货币贬值而黑市猖獗。各种季节性热带病的勃发流行夺去了许多难民的生命。犹太难民当时还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他们只是每天维持着仅以果腹的日子，揣度日本人是否会效法德国人对自己下毒手。他们深感自己被抛弃在了这一世界的偏远角落。那些英国移民的境况也不妙，许多人被强制住进拥挤不堪的拘留营，仅靠米饭和自来水维持生命。不少人遭到囚禁和严刑拷打。日本领事馆和日军当局还发布了下述警告：“国际情势的主流已剥夺了你们自由生活的权利，为此你们必须本着和睦共存的精神勉力遵守各项法规条例。若有违抗者，将依照刑事条例予以严惩不贷。”

    当时在上海的犹太人还不知道，负责日本、中国和满洲国事务的纳粹盖世太保头目，曾屠杀成千上万波兰犹太人而素有“华沙屠夫”之称的约瑟夫·梅辛格，已奉命离开他在东京的总部前往上海，协助解决所谓“犹太人问题”。他一到上海就向犹太事务署的代表，特别是难民事务所主任久保田勤交底：“现在在上海的犹太人共有17000人。作为盟友，我们感到你们自己也必须祛除整个犹太瘟疫。”然后他又概述了处理犹太人问题的一整套计划：“我的第一个建议是：9月犹太人新年到来时，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将聚集在各处犹太教堂内，届时一锅端把他们包围起来，剥光衣服，赶上船只任其漂流，那些船只慢慢会自行沉没，这样也就不用操心尸体了。第二个建议：江河湖海边废弃着众多盐场盐矿，可驱使犹太人前往挖盐，仅供应最低限度的食物，这样他们也就活不了多久了。第三个建议是：在长江口的崇明岛上建立集中营，以犹太人作为对象，进行包括对神经系统研究的各项医学实验。”梅辛格的建议连日本人也吓了一跳，他们表面上谦恭地微笑表示同意，事实上并未打算执行。作为折中办法，他们在亚洲建立起第一个犹太人隔离区“隔都”（ghetto）。1942年11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接到来自东京的训示：“拟在虹口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区。一应看守、管制、领导等职能将基于军事上的目的。”这一指定区域方圆尚不足3平方公里，除了15000名犹太难民外，还住有几千日本人，大约10万中国人和几千印度锡克人。战后，久保因没有采取行动杀戮犹太人而未被作为战犯审判。

    在犹太人隔离区内，生活变得越来越艰辛，煤气和电力的供应受到严格的限制，连煤也很难搞到。心灵手巧的中国人用垃圾和褐土掺水糅合，在太阳下晒干制成土煤，再伴以废纸和木柴来助燃烧，可缺点是烟雾弥漫呛人不息，还得用扇子搧个不停。尽管困难重重，我那仁慈而善良的外婆仍不顾自身的心脏病，几乎每天都要邀请那些缺衣少食、饥饿难忍的难民上我们家吃晚饭。通货膨胀使上海孕育着骚动，许多移民再也忍受不了他们所承受的一切，一些妇女甚至沦为靠卖淫为生的娼妓。持续的动荡变幻使一部分人产生了宿命的情绪。许多难民晚间麇集在各处咖啡馆内收听有关战事进展的越洋广播。当时最新的消息是：德国人继撕毁布列斯特和约，开始其“巴巴露莎”行动计划后已通近列宁格勒。一时上海纷纷传说欧洲的犹太人正在集中营内被纳粹用毒气成批处死，日本人也将驱逐犹太人并采取类似的措施。更有消息说日本人正在吴淞营建集中营，以期大规模灭绝犹太人。

    日本人在虹口“隔都”组织推行起所谓的保甲制度。那是一种缘自中国古代居民的自我救助形式。所有年龄在20岁至45岁的强壮犹太人都被强制编入名册。大家十分憎恶，各项差役都被众人看作是一种无奈的罪孽。作为进一步措施，当局还宣布了宵禁。鉴于当时上海霍乱、疟疾、伤寒、阿米巴痢疾和各种流行性疾病肆虐流行，“上海阿兹肯纳齐社团救济会”（SACRA）[24]属下的医学委员会为难民们接种防疫，帮助他们度过那漫无止境的种种危机和厄运。该组织还建立过一所医院，然而规模太小，难民不能隔离住院。加上盟军的封锁，致使救援物资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当地百姓的少量捐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远远满足不了难民社区的需求。

    自1942年初到战争结束的这段时间里，食物匮乏，黑市价格扶摇直上。印度锡克人贩卖一种山羊奶，泛青的色泽与牛奶绝无相同之处，它们肯定被加水稀释，又未经过消毒，饮用这种代用奶无疑是对霍乱的公然邀请。食用黄油简直是种奢侈享受，五口之家享用一盎司的黄油就如同参加了一次盛宴。餐桌上的鸡也因瘦弱不堪而显得先天营养不足。菜市里的鱼为表明其新鲜而在鳃上涂上了红颜色。最好最便宜的肉食是肝脏和畜脑。罕见的水果价格贵得让人咂舌。为了吃得经济实惠，主妇挖空心思地想办法。超乎想象的困难处境驱使许多人走上了歪道。难民中男人超过了女人，一些妇女为了生存便丢弃尊严和廉耻当上了妓女。她们的理由是：“我们要活下去！礼义道德于我们于事无补，我们或许活不到明天，但我们有资格今天活着！”

    苦难的历程随着1942年冬天的到来愈加难挨。那年天气格外寒冷。许多没有遮蔽无家可归的中国人晚上就冻死在街上。我们在家里也冷得几乎无法忍受。那个日当作坊夜当卧室的大房间，尽管坐满了操作的中国工人也绝无热气可言。大家都一个劲地呵气取暖。母亲除了照料病中的外婆和我外，还得忙里忙外照应一切，每当夜晚降临时，总是累得筋疲力尽地瘫倒在床上。外公建议父母傍晚带我去附近新开的咖啡馆坐坐，顺便会会朋友放松一下。可在咖啡馆内，战争的发展却是朋友们见面时谈论的焦点。除了伊比利亚半岛、瑞士和瑞典外，差不多整个欧洲大陆都已陷入了纳粹的魔爪。俄国正与德寇激战，双方死伤已逾数百万人。日本人也不甘落在德国征服者之后，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乃至新几内亚北部的岛屿均被其鲸吞，香港和新加坡也相继沦陷。

    这时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就读的那所学校是由一位富裕的塞法迪犹太人霍瑞斯·嘉道理先生创办的[25]。作为慈善家，他为贫苦的难民做了很多好事。学校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少量费用，对那些实在负担不起学费的也绝不逐出门外。当时约有学生550名，记得校长是露西·哈特维格小姐，一位精明能干的女士。除了每天早上供应早餐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位学生都发一张身份证，借以免除日本人的盘查。像大多数同龄的孩子一样，我凡事都好刨根问底，有时给父母增添了不少麻烦。我对地理深感兴趣，父亲常对我讲授一些世界各大城市的知识。记得那是一个周六下雨天，当我问起我的出生地时，父亲摊开地图指着维也纳告诉我：“维也纳是个非常大的城市，位于欧洲正中央，历史悠久，世代受哈布斯堡家族君临统治。1918年经过一场大战后，奥地利变成共和国，也就是说从此再没有皇帝了。维也纳十分美丽，它的郊区就是我们经常在著名的作曲家约翰·斯特劳斯众多乐曲中所听到的维也纳森林所在。”“既然它是那么美丽，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离开呢？”我忍不住问道。父亲沉思良久，尽其所能向我解释：“有一个不喜欢我们种族和宗教的坏人现在正统治着奥地利，他使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我们不得不离开那里。”“可是爸爸，我们拥有一个很好的宗教，我们刚在学校里学到它那十大戒律呀！”“亲爱的孩子，你是对的，”父亲回答说，“但是那个坏人根本不相信十戒中的一条：‘你们不得杀戮！’像众多神话故事里所说的那样，这个恶贯满盈的家伙终将不会有好下场。”

    俄国战场戏剧性的帷幕终于揭开，出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结局。业已推进到通往亚洲大门的德国军队，遭到了俄国人的当头棒喝：“到此为止！不准再肆无忌惮了！”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激烈的巷战，随着弗雷德里克·冯·保罗斯将军率领的不下22个纳粹步兵师的投降，使整个战争扭转了局面。我们在上海听到这一好消息都禁不住欢呼雀跃。虽然我们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善，但战争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多少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憧憬。为了表示庆祝。父母还特地去虹口唯一的一家电影院看了场电影。接着，日本当局依照德国领事馆的提议，允许嫁给犹太难民的亚利安种族妇女[26]搬出虹口犹太人隔离区，住到较为舒适的城里以俾受到保护。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了绝大多数当事者充满蔑视的拒绝，只有极个别的人因不堪忍受隔离区的清贫而选择了前者。那年年底，德国人还间或在城里散发反犹的传单，但老百姓们普遍都对之置若罔闻无动于衷。

    社区的“难民之家”当时每天要准备供应多达5000份饭菜。由于财政拮据，每份饭菜都要斤斤计较地予以过磅。每天1350卡路里的食物热量根本不足以使人抵御饥饿的威胁，更不要说疾病的侵扰了。尽管有一笔数目不小的社会捐助的支持，毕竟供不应求。就美国方面来说，它似乎有着某种顾虑，不太愿意把钱投往上海：该城市仍处于作为交战国的日本占领之下，后者可以轻易地将钱没收充公。于是向上海借贷巨款的提议被搁置起来。通货膨胀已猛涨至100元（当时的中国货币）兑换1美元。如果在银行里存款的话，一不在意就会暴跌至几乎一文不值。这时差不多有7000名犹太难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死亡边缘，指望着各救援组织的各种援助。此外，随着美军轰炸的逐渐频繁，以及美军接连攻占吉尔伯特、马绍尔、马里亚纳等濒近日本的那些太平洋岛屿，难民们生怕横遭日本人最终灭绝种族行动的恐惧重新又抬了头。

    这时外祖母的病情已日渐严重，人也消瘦得变了形。医生诊断说是癌症，恐怕拖不到几个月了。这一消息犹如当头一棒，母亲悲痛得心急如焚。尽管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设法搞来了通行证，且每周两次用人力车送她去城里医院接受放射治疗，期间还施用了吗啡以减缓她日益加剧的痛苦，最终她还是长逝于亲属膝绕的床榻之上。大家都为失去了这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慈爱长者哀恸不已。当时根本没有木材，她老人家的遗体被放置在竹制棺材里，葬于市郊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的犹太公墓内，愿她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1944年来到了，战局有了根本性的转变。盟军无论是在太平洋地区还是欧洲前线都节节胜利。当英美登陆莱特岛时，麦克阿瑟将军许诺的“我会回来的”预言得到了实现。纵使双方均蒙受很大损失，但日军伤亡尤甚。与此同时，德军已被迫自俄罗斯后撤，狼狈逃回本土。希特勒本人也劫数难逃，于该年底蜷缩到他构筑在柏林的地下碉堡里去了。美国飞机已开始直接飞临上海市区上空，不时传来空袭警报的阵阵呼啸长鸣。日本军队忙于廓清道路并强迫大家隐蔽疏散，若有违抗不从者则当场枪毙示众。11日的某时，第一轮炸弹落在了法租界外围的一个临时机场上，致使一座油库当即焚毁。接着苏州河北岸的日军防地也遭到了袭击，日军的抵抗十分有限，只有不多几架日机起飞迎战。难民们尽管对美国飞机的出现欣喜若狂，但迫于没有防空掩体，没有红十字会或类似组织机构的救援，大家只得听天由命，各自逃生。

    这段时期母亲常抱怨背部疼痛并伴有持续不退的高烧，时值冬天，起初她一直以为是风湿病。后来她晚上时常疼得尖声叫唤并噩梦频繁，医生诊断患的是肋膜炎。积水已经浸润了她的两肺，医生建议施行钙针注射以代替手术，并应注意卧床休息，辅以营养滋补。我们的邻居担负起为我们一家以及中国雇工们烧饭的任务。经过几周的治疗，上帝大概也感应到了大家特别是我母亲的祈祷，尽管十分虚弱，她终于能够起床了。母亲勉力求生和帮助全家渡过难关的强烈信念支撑了她在康复的崎岖小道上奋力拼搏。

    美军的轰炸越来越加剧。通常空袭差不多在中午时分进行。届时饭刚煮到一半，确保炉火不致熄灭成了伤脑筋的大问题。日军规定，一旦警报声起，必须熄灭所有的火种。空袭过后重新引燃炉子实在不是一桩容易的事。

    我们家对面有幢日本人占作市政管理之用的大楼。空袭时，人们都逃往那里躲避轰炸，楼内拥挤不堪，许多中国人还要抽烟，尽管墙上贴着偌大“禁止吸烟”的告示。我们决定跑到底楼，全家蜷缩在楼梯斜坡下堆满扫帚、刷子等清洁用具的储藏室里“双重避难”。一次空袭后，父亲跑出去察看，周围幸未受到多大破坏。令他吃惊的是损失惨重的中国百姓依然若无其事地从事着各自的营生，似乎什么也未发生过。有一次空袭，美国人轰炸的目标是日本人的无线电台，炸弹却落到了与其毗邻的一座房子，一下子炸死了50多名犹太难民[27]。

    这时各种疾病也与日俱增。日本人害怕大规模的流行性传染病泛滥蔓延，规定所有居民都必须打预防针。尽管应难民的要求，日本人还破天荒地提供了免疫血清，可中国老百姓却普遍不予合作。这在他们来说恐怕孕育着不可估量的潜在反抗意义。

    俄国人已越过了战前的波兰边界稳步向德国境内挺进。但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仍以双方巨大的伤亡而犬牙相持着。日本人的“自杀飞机”虽然给美军造成了相当的损失，但败势已定，垂死挣扎也难以挽回军国主义覆灭的命运，即使他们自己也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难民们重新产生了担心遭到大规模报复性杀戮的恐慌。除了承受这血与火的苦难之外，通货膨胀已狂升至100元中储券兑1美元。为此，一位客户兼朋友来虹口拜访我家时，劝诫我父母，与其藏钱不如抓紧时机买进黄金以备不测。他哪里知道我们所赚的钱差不多早已在食物购置、医疗费用和支付房租等支出中消耗殆尽了。唯一引以宽慰的是我们总算还不至于依靠救济。

    四

    1945年初有消息传来，说美英俄三大国代表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克里米亚半岛举行了雅尔塔会议。三方确认东欧将成为苏俄的势力范围，其中也包括布拉格和维也纳。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行将结束，而帷幕应在太平洋地区落下。4月28日墨索里尼被意大利游击队活捉并吊死在米兰，两天后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工事里自杀身亡，他那新婚的妻子爱娃·勃劳恩也服毒自杀。德国投降的消息传到上海，对难民们来说这场战争还未结束。日本人在加紧治安和宵禁的同时，开始将其家眷和辎重物品装船运回日本。上海四周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越发频繁活跃，并着手包围该城。美军的轰炸继续进行，日美双方仍还处于交战状态。

    这时日本人已被赶出了缅甸。其本土的大城市几乎每天都遭到轰炸，东京更是被严重摧毁。距本州岛仅350英里的冲绳岛3-4月间已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尽管石油供应告罄，加上损失惨重，日本人仍继续顽抗。8月初，传来日本发生了一场令人战栗惊骇的灾难性消息，后来才知道美国的原子弹投在了广岛，炸死致残了数十万人。接着第二枚原子弹又落在了长崎……由于害怕美国人会使用更多的原子弹，日本人被迫向盟军投降，并于8月14日午夜由天皇颁诏下令停战。战争结束的喜讯一旦传开，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高兴得在街头跳起舞来。当英美军舰排着队沿着黄浦江抛锚停泊时，万头攒动的人群更是近乎疯狂地欢迎盟军水兵。

    和平最终到来时，我们正在学校上课。一位教师气喘吁吁闯进教室，宣布了这则喜讯，我们随即全体集合在大草坪上，包括老师们在内大家洋溢着远不止是吃惊的欣喜。校长来到师生中间致辞：“我想对大家宣布，战争已经结束！我谨此还衷心祝愿你们和你们的家庭在未来的努力中交上好运。今后随便你们去哪里，都要做一个诚挚而优秀的公民，为接纳你们的国家竭诚效力。上帝保佑你们！”嗣后，我们回到教室，大家一遍遍地高呼：“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这时宗教督导走进了教室，他耐心地等在一边直到大家的激奋情绪平息后才缓缓开口：“不错，亲爱的孩子们，战争是结束了，但我们并没有赢得它。有600万我们的兄弟姐妹在这场战争中死于最恐怖最惨无人道的屠杀。纳粹屠杀了男人、女人和孩子，而侥幸活着的人正忍受着饥饿和无家可归的煎熬，他们是最残酷最不人道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对我们来说，这个世界毫无救星可言，甚至还无容身之地。人们惧怕世界将充斥太多的犹太难民。我也说不准，如果世界各国群起而与法西斯抗争并保护他们的话，本该有多少罹难的犹太人可以得到拯救并生活得较好。我们犹太民族不善憎恨，犹太人并非天生的仇恨者，但这一切必须永远不再发生。我们现在应该拥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国家，不能再听任所有狂妄之徒的欺凌和摆布。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必须起来战斗，并不惜为自己生存的土地而献身。”他那席庄严的简短讲话使大家足足沉默了两分多钟，接着我们又为在历次战争中悲惨而又最不公正地死难的犹太人举行了简短的祈祷。宗教督导的那次谈话我毕生都铭记在心，因为它是那么地感人肺腑和令人难以忘怀。

    一阵短暂的繁荣生机使上海增色不少。先前曾驻扎在中缅边境的美国大兵开始经由上海回国。他们的到来恍若天堂派来了使者，一个个慷慨大度而又兴高采烈，整个虹口的氛围风貌骤然大变。他们是妇女老少最虔诚的崇拜者，孩子们乐于与他们嬉笑玩耍。美国人向孩子们赠送口香糖、巧克力、糖果和铅笔——多年来人们不敢企求的奢侈物品，成年人则津津乐道于受赠的香烟和羊毛毯。那阵子父母除了编制草包外，还忙于生产一种皮制的妇女专用小粉盒，上面绘有体现中国古代传说的精美图案。许多美国兵专程找上门来，为他们的妻子和母亲买去这种可爱的礼物。

    一天，家里来了一位长得高大而英俊的美国中尉，还送了一听咖啡。原来，他原先驻扎在靠近缅甸边境的昆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威尔医生一家。起初他对自己在中国偏远的腹地邂逅一个欧洲人家庭感到惊奇，听了他们的境况遭遇后他被深深感动了。很快他们就成了好朋友，他向医生夫妇保证，一俟战争结束回到美国后，他一定设法帮助他们搞到移居美国的准许证。而威尔医生的妻子，正是母亲失散了多年的胞妹，我的劳拉姨妈！中尉还告诉我们，他原先是纽约的一位建筑师，这次回国就要结婚了。我们与美国客人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令人愉快的下午，临走我们诚挚地感谢他的光临及带来的好消息，并祝愿他回国一路顺风。

    当美军撤离上海时，通货膨胀已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程度，商业也因美国廉价制品的大量倾销而日趋衰退凋敝。不过，美国人却通过向难民发放军队的食物配给接济了他们。其中包括一种装满了各色食品的“十合一”饭匣，既应急帮助了处于半饥饿状态的难民，又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健康，因而受到普遍欢迎。此外，从充斥于市的美国杂志上我们可以了解许多久违了的新鲜事物，诸如艺术、音乐，甚至最新的服装时尚。丽泰·海沃斯这位好莱坞影后的华丽服饰和倩影顿时引来众多女士们的啧啧羡慕。

    我们现在终于自由了，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再也不用任何通行证。我在学校成绩优良，母亲答应带我进城玩玩并看上一场电影。可怜的我长这么大竟连电影都未看过。一天，得知正上映《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我们就欣然进城了。本来计划搭乘电车的，可车子太挤只得步行，幸好正赶上开映没有迟到。回家时，母亲还带我逛了几家位于静安寺路上的豪华商店和跑马厅（今人民公园）。不过最使我感到新鲜有趣的还是擦肩走过、长着瓷娃娃般面容的中国少女穿的美丽旗袍，和在马路上蹒跚而行的中国老太太裹着的“三寸金莲”。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就读的嘉道理学校的一位老师对我父亲说，我是一名聪明上进的学生，建议父母把我送进城里西摩路（今映西北路）中学[28]接受更高程度的文化教育。该校无论师资还是生源的要求都很严格，经过举家研究商量，父母决定送我去那里继续学业。在上海，学校普遍早上8点钟上课。鉴于新学校位于很远的城里，我每天得很早起床，步行很长一段路程，再搭乘公共汽车到校。我得学习诸如中文、拉丁文、数学以及其他很多科目，整个课程设置都排得满满的，据说那是为了保证一个像这样高标准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尽管学习紧张，但我还是很喜欢这所学校，我在该校一直待到我们离开上海。

    随着战争的结束，越来越多的难民前所未有地清醒认识到，上海只是他们栖息寄居之地而远非自己真正的家。正巧，父亲获悉了一位居住在澳洲墨尔本老朋友的地址，于是写信请他帮忙获得我们举家迁居的允准。

    1946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在上海正式开始办公。有几万名被迫逃离家园的难民要求重新进行全球性安置。尽管该机构总是不紧不慢地办事，但终究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第一个我们熟识的离境者是个大学毕业生，他就住在我们家附近，他有个兄弟在墨尔本。在他启程离开上海前，我们恳请那位年轻人抵达目的地后能给父亲的那位朋友打个电话，为我们多说些好话，央求其尽速办妥移民准许。所幸这一请求被后者欣然接受了。

    经过相当时间的辗转周折，终于传来了喜讯——移民准许证件寄到了，我们顿时成了朋友和邻居们羡慕的对象。但经过对澳洲地图的仔细研究并找到墨尔本的位置后，大家又变得沮丧起来。“这可是地球上最偏远的一个大城市啊，离开所有地方都是那么遥远。”母亲首先叹道：“哦！妈妈，澳大利亚是个人烟稀少的民主国家。澳大利亚人民是个十分容易相处而又可爱的民族。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绵羊，此外还有袋鼠在街上到处跳跃。那里几乎总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一定是个有趣的大陆。”我搜肠刮肚一股脑儿地把所有在学校里学到的有关澳洲的知识告诉了母亲。可这些信息都是笼统概括的，除此之外谁也不知道有关这个国家更详细的情况了。不久，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位代表抵达上海。已经收到移居澳洲允准证件的难民们都被通知到一个会堂集合。作为被邀者，我们怀着焦虑忐忑地等待着。未几一位颇为年轻而又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站到了我们面前，稍作自我介绍后他开始讲话：“我衷心欢迎你们成为澳大利亚的未来公民。鉴于你们大概都有兴趣知道澳大利亚是如何在各方面运作和行使职能的，大家可以向我提出任何你们感兴趣的问题。”简短发言的话音刚落，立时他就被淹没在一片刨根问底的问题海洋之中。提问结束后，大家带着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回了家。

    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前往澳洲的交通问题了。这时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JDC）的一位代理人已经赶来，负责安排难民们离开上海的交通事宜。他设法包租到了一艘名为“华联”（译音，HwaLien）号，排水为3000吨的海岸蒸汽轮船承担这次驶往澳大利亚的航行。

    说实在的，我们在上海的居留并不令人感到愉快。然而，我们毕竟在那里生活了7年半，且已似乎有点习惯适应了那个我们曾经住过的“家”。父母对我们现将分别的其余亲属、朋友乃至熟悉的人们已经深有感情，我们都害怕再进入一个人生地疏的陌生环境。但我们却不得不再次收拾行装踏上新的人生旅程。我们憧憬着此番前往的是一个遍处都是牛奶和蜂蜜的国土，那里街道上说不准随时都会发现黄金。

    开航的那天来到了。在上海期间我们结识的所有人几乎都到码头为我们送行，那是个依依惜别令人伤心流泪的时刻。挤上“华联”号的除了难民外，还有俄国人和中国人。更有甚者，在停泊当时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安汶时，竟还加入了一批澳大利亚士兵。1947年2月初，经过一路颠簸，父母、外公和我终于抵达了悉尼。

    再见了，上海！

    陈无忌节译自乔治·赖尼希所著《上海避难地》（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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